排雷、反盗猎，王珂：我要做一个在国际上声名赫赫的中国NGO
撰文 ▏浮琪琪
编辑 ▏肖泊
创办平澜基金会，是王珂对理想主义的致敬。
他具有英雄主义的一面，计划把基金会做得蜚声国际。他想为基金会买一条医疗船、一条科考船，再发射一颗科研卫星。
“我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梦想家，”王珂提醒我，“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狂热的人。我可能是个狂热的人，但做公益给我压住了。”他顿了下，“有成就的人，往往就是很狂热。”
在王珂与枪支的诸多合照中，枪是永远的构图重心
“你是军人吗？”47岁的王珂身形健硕，眼神刚毅，时常被人误认作军人。这是他未实现的梦想。他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是经营通讯生意的商人和极限运动爱好者。如今转型做公益，出任平澜基金会理事长。
与很多人一样，王珂投身公益事业，也是受汶川地震影响。震后，他联合几十个极限运动同好，组建“V救援”志愿队。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壹基金救援联盟"正式成立，王珂率队加入，参与“7·21北京特大暴雨”等国内救灾。
新冠疫情爆发，平澜基金会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武汉方舱医院做防疫消杀
2012年11月，王珂第一次出国救灾。目的地是缅甸曼德勒省，6.8级地震震垮了建设中的大桥。王珂持旅游签证，与七个伙伴空降曼德勒。落地后，华人朋友接上王珂直奔中国驻曼德勒领事馆。按响门铃，王珂见到了时任总领事郁伯仁。
“你好，我们是中国民间救援队的，我们想来救灾。”王珂如此介绍。郁伯仁看着风尘仆仆的王珂，十分诧异，“你们想法特别好，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等一会儿。”
半小时后，郁伯仁下楼，代表领事馆支持王珂，主动提出帮忙协调缅甸政府。三天后，王珂拿着领事出具的证明信进入受灾区域。
在现场，王珂看到倒塌的建筑物多是竹木结构，灾情远没有想象中严重。他召集队员，帮忙清理震后废墟。
看到有中国面孔在废墟上干活，许多人围了过来。缅甸人觉得新鲜，华人感到“有面儿”，为救援队送吃送喝。听说救援队背靠壹基金，有缅甸人现场比划起武术，问王珂：“李连杰能不能来？奥巴马要来，要是李连杰来，我们就不看奥巴马了。”
没想到中国武术在缅甸如此受欢迎，救灾结束后，王珂发起一个武术交流项目，派遣中国教官免费进缅甸校园教练武术。
2020年1月，王珂与队员在泰国参加联合救援训练
第一次走出国门，王珂在缅甸灾区与当地NGO并肩工作。他没想到的是，一起救灾的小NGO居然长期在海地做救援，参与过海地大地震。
在缅甸一个深山沟，王珂遇见一个日本医疗队，已经在这里服务了几十年。他看到一个德国人，带了一帮缅甸人共同研究金丝猴。而在缅北地区，西方NGO在救助当地难民。唯独没有中国NGO的影子。这令王珂感到惭愧。回国后，王珂带“V救援”离开以国内为工作重心的壹基金，与蓝天救援队一同工作。“在南苏丹，中国政府出资建最大的难民营，建好之后西方NGO运营。人家说你中国什么都没做。国内NGO在国际上长期缺位，这片空白需要补起来。”王珂说。
2015年，王珂发掘一个新项目——非洲反盗猎。这是不同于随机性自然灾害的常态化项目，如此便不用“等灾害发生”。同时，也是对国际诟病中国人动物保护意识落后的一种回应。王珂很快选定了非洲，这是动物保护的主战场。他给众多在非洲开展项目的国际NGO发邮件，请求加入他们一起保护动物。
邮件石沉大海，零星回复的机构，大多介意王珂中国人的身份。唯一发出邀请的是全球著名环保组织。对方希望王珂扮演黑市商人，充当卧底与中国人做交易，借此找出中国盗猎猖獗的证据。眼看合作无门，王珂派遣同事飞往津巴布韦，仿照缅甸曼德勒“故技重施”。
王珂
依托中国大使馆信用背书，王珂团队得以进入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南部的国家，地处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被称作“野生动物天堂”。抱着学习的心态，王珂加入当地反盗猎NGO。等待他的，却是一通舆论攻击。
动物天堂里忽然出现中国人，津巴布韦人表现紧张，怀疑王珂以反盗猎之名行盗猎之实。一家西方NGO在口头抗议之外，工作人员跑到机场拍了一张飞机照片，拿着照片举报王珂往中国空运大象。
“可那架飞机根本装不下一头大象！”王珂笑着说，语气无奈。
误解根深蒂固，与其他NGO的合作继续，王珂索性联合华人宋黎女士和津巴布韦公园管理局，共同成立中津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借由基金会，王珂得以进入赞比西河流域的马纳普斯公园（Mana Pools）开展反盗猎。
马纳普斯公园位于赞比西河流域，栖息着几千头面临生存危机的非洲象。公园护林员每月收入几百美元，巡逻装备极为朴素。在社会捐助下，团队带来当地人没见过的装备：三角翼、橡皮艇、直升机、夜视仪等，增强空中水域的侦察能力。受限于经费，王珂带队每年雨季旱季前往非洲，一次5个志愿者，值守3-6个月。
盗猎分子破坏营地设备，向动物投毒……但他们隐于暗处，从不与王珂团队正面交锋。唯一一次狭路相逢是在2017年。
夏夜，营地对岸忽然闪现一束信号灯，队员立即以信号回应，随后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马上要对上头时，对方忽然止步，反向逃跑。队员们追了上去，夜色漆黑，人跟丢了，等队员折返营地戴上夜视仪继续搜寻，已全无踪迹。
大象走来走去
为获取完整象牙，盗猎者会挖掉大象的半颗头
几年里，王珂团队没有真正亲手抓到一个盗猎分子，他们的存在更像是一种震慑。2018年后，马纳普斯公园盗猎现象几乎不再发生。
反盗猎的日子里，西方NGO、津巴布韦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逐渐改变。队员们与本土护林员、巡逻员、警察成为了好兄弟。遇到传统节日，大家一起包饺子、蒸馒头，馒头上盖上红色的福字印章。
草原上的反盗猎，更多的危险不是来自盗猎分子，而是草原上的野生猛兽。王珂团队与野生动物混居，大象、狮子、老虎随意在帐篷周围游走，每天晚上驻地被动物叫声包围。“大象就是咱俩这个距离。忽然靠近，我一抬头，他在看着我。”王珂必须克服本能的畏惧，控制逃跑的冲动。
危险之外，余下的除了枯燥，还是枯燥。外人想象的波澜壮阔，王珂习以为常。有记者告诉王珂，“你让人没法儿采访，太淡定了！”王珂笑了笑，“《侏罗纪公园》看过没？把恐龙换成大象，荒凉又原始的感觉。早上大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晚上大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每天一模一样。”
遇到下雨天，队员们闭蓬不出，发呆、看书、听音乐，动手做簸箕和铲子，“像原始人一样。”王珂丝毫不想念现代社会，他在空中巡逻，像鸟儿一样俯瞰非洲大地，“这才是地球，这才是生命，在北京的一切不值一提。”
失眠时，王珂会恍惚觉得自己仍躺在帐篷里，耳边传来斑鬣狗和狮子的低吼
王珂天性爱冒险，是一名登山运动员、滑翔运动员和潜水员，几次在运动中逼近死亡。身份转换后，王珂的冒险欲望并未衰减，而是移情至公益救灾。
死亡，是冒险者绕不开的终极命题。王珂想过，如果因极限运动而死，他不后悔，这是选择生活方式的代价。假如，因公益而死呢？
组建敢死队时，王珂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家有孩子的，死了不至于没后代的，都出来！”7个人出列，包括王珂，他们朝着摇摇欲坠的危楼发起冲锋。
造成危楼的是2015年4月的尼泊尔地震。8.1级地震释放能量1.4倍于汶川地震，造成八千多人死亡。王珂带队进入灾区。他的工作是趴在废墟上挖尸体。王珂找来一个勺子当工具，插进去一点点将砂石与身体剥离。力度和角度必须精确控制，否则高度腐烂的身体组织会成片脱落。
一栋建筑废墟外，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大放悲声。破碎的石块压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几家国际救援队来了又走，建筑被判定危楼，随时可能在余震中倒塌。被埋的妈妈与孩子，部分身体露在外面，肉眼可见已无生命迹象。男人叫来中国救援队，哭着请求救援。
现场拉起一圈警戒线，荷枪实弹的军人和受灾群众远远围观。许多双眼睛盯着王珂和几十个中国队员。
气氛令人无法忍受，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声“拉敢死队”。举手的王珂与6名队员组成敢死队，朝危楼冲了几次。他们始终无法打穿承重墙，最终未能冲进去，不得不动用机器。
2015年，王珂在蓝天救援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
讲完这个故事，被问及当时在想什么，王珂愣了一下：“我啥也没想啊。”顿了两秒，他接着说，“问题就在于我啥也没想。冲进去那一刻，我真是准备死在里面的。”
同样的生死抉择，三年后再次摆在王珂面前。
2018年6月，泰国清莱少年足球队洞穴走失引发国际关注。国际多家救援组织赶往现场，包括平澜基金会。因为连续强降雨，洞道被淹，意味着潜水员必须全程水下作业。
王珂团队报名进洞，教官不同意，因为这是用生命冒险。王珂急了。“孩子就在那儿，不能眼睁睁看着。”王珂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面前有一个大出血的孕妇，还有一辆大卡车。你手里只有小汽车的C本，是看着她在我面前死去，还是我冒险开车救人？教练反驳，“那你们两个可能都死在路上。”
最终，王珂坚持队员入洞，与其他二十多国的救援团队并肩合作，孩子们在被困第18天获救。
深入救灾第一线，随时可能遭遇危险。按照训练要求，王珂需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但现实场景中，“自身安全与救人之间的界限和平衡点非常模糊。”事后王珂反思过，要对自己、队员负责，“有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如果你是军人，死了还有个烈士称号，而我们不会有，连保险都没有。如果做公益死了，值得吗？”
这个问题，王珂还没有答案，不知道下次会如何抉择。
“你确定想好了吗？”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邱莉莉问。
王珂陷入一个困局。他找来邱莉莉，“天使妈妈”基金会创始人，计划与她合作发起一个基金会。名字已经想好，“PeaceLand Foundation”，中文译为“平澜基金会”，既取谐音，又寓意公益既要“平地起波澜”又要“平定波澜”。问题是，谁来担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邱莉莉告诉他两个坏消息：自己已有法定代表人身份，无法出任；依照法律法规，企业法定代表人无法同时担任基金会法定代表人。这意味着，王珂要么放弃成立基金会，要么关掉商业公司出任法定代表人。没有回旋余地，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左边是一年几百万收入的公司，右边是从2008年坚持了十年的公益事业。
“我们得成为一家国际NGO，该长大了。”王珂最终选了公益，平澜基金会注册成立。
邱莉莉送来巨幅山水画扇面，上书“平定波澜天下安”，末尾三字原是王珂想的“安天下”，临了他担心显得有些政治家口吻，遂改为“天下安”。看得出王珂的“野心”更大了，所做项目从国内外常规性救灾、非洲反盗猎，扩展至柬埔寨排雷和叙利亚难民救助。
他拉来歌手老狼、媒体人陈彤、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李连生等跨界人物担任基金会理事，确定基金会的使命——以行动应对人道危机和环境危机。2019年，基金会成立第一年，筹款1500万，远高于业内基金会平均筹资额。其中，挂靠公募基金会的网络筹资占比超过50%。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国内救灾，而基金会的国外项目，筹款艰难。
“公众的思维是，人的事儿还没管，管什么动物的事儿。中国人的事儿那么多，管什么外国人的事儿。这种心态与我们喊‘厉害了我的国’，挺矛盾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世界发挥作用、承担责任，这才叫大国。”王珂只得转向周边的朋友、商业伙伴筹措资金。
王珂不得不求人帮忙，平均5位朋友里有一位会提供资助，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推崇力量和男子汉气概的王珂不喜欢这种“求人”的弱势感，对开口要钱存有心理障碍。甚至，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不情愿定义自己是一名公益人。“显得惨兮兮，很弱的样子。”
王珂更愿意对外呈现一个有力量的强大形象。他期待基金会有一天足以支撑他变得更强势。“我可以告诉别人，我在做对的事情，给你一个机会，快来！”
平澜柬埔寨公益排雷项目不仅排雷，还为当地居民提供生计培训和设施建设
作为基金会理事长，他对社会监督心存敬畏，连带对自我的约束骤然拔高。王珂从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喝酒、说粗话，出行有意避开头等舱，住宿选择稍微差一些的酒店。“以前我是个商人，我坐头等舱住五星级，无所谓，只要不违法就行。现在，社会对我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王珂甚至不敢有自己的情绪。他不敢说丧气话，担心影响团队士气。“其实很难，国际项目从零做起，找人找钱，每一步都是困难。”国际项目缺钱时，王珂自掏腰包，个人已经投入上千万。“有时候我会想‘凭啥，我干嘛呢，何必呢？’但我不能发牢骚，因为我要给其他人信心。”
经年累月的冒险生活，王珂早已习惯自我消化情绪压力。“我不需要说出口，我能冒生命危险实现自我放飞，说明我内心很强大”。他的微信昵称是“一支冰镐”，似乎是一个自我隐喻。这不是一个典型公益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推崇英雄主义的商人，从拿部分钱做善事转向全职做公益的故事。
“既然如此，我干脆野心更大，干脆做得更好。我要我的船，我要我的飞机，我要我的科研卫星，我要做一个国际上声名赫赫的中国NGO，像无国界医生和绿色和平组织那样。”王珂在铺满整墙的世界地图面前如此说。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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