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出柜率为什么只有5%？同志阿强：帮助他们被亲人接纳
采访 ▏浮琪琪
编辑 ▏肖泊
早上遛完两只狗，回家叫伴侣起床吃早餐，接着一起出门去上班，阿强的典型一天看起来与广州白领没有什么不同。
出永泰地铁站，步行几分钟走进创意园，终点是一间贴有彩虹条纸的办公室。纸上写着几个字——同性恋亲友会（以下简称“亲友会”），一家为同性恋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
阿强的“特殊”凸显出来，他是这家公益组织的创始人，也是一名同性恋者。他本名胡志军，但圈里人喜欢直呼他小名“阿强”。
阿强所创办的亲友会，依靠同性恋者的家长们担当志愿者，以分享会的形式，用家庭影响家庭，从而帮助已出柜的性少数人群与家庭和解，同时提升同性恋人群的社会接纳度。
自2008年发起亲友会，阿强深刻体会了同性恋人群在社会、家庭压力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时代给这一人群身心打下的烙印。
回顾过去二十年，阿强感到“有进步，但仍是夹缝中生存”。他最近刚统计了国内服务同性人群的NGO（非政府组织），刨除近200家防艾机构，只剩下十几家公益机构，成型的只有4-5家，总计有60名全职人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同性恋人群的数量据研究估算占到人口总数的5%。
阿强团队目前有全职人员12人，占总从业人员20%。尽管分量显著，但亲友会目前仍无从注册，只能下设于灵山慈善基金会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存在。
无力感虽从未消失，委屈、误解相伴前行，阿强做出了选择：不仅自己跳出柜子，更跻进广大同性人群挤出来的社会夹缝中，并撑住、撑大它。
2019年6月18日，开往越南岘港的游轮上，男女老少四散在甲板上透气。有人彼此打招呼：“你孩子什么时候出柜的？”话匣子被打开，有的三五成群聊天，有的表情震惊，哭哭啼啼。哭泣的家长才明白，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跟团游，而是1000多位同性恋亲友的大聚会。
游轮活动已举办两届，阿强在现场见过许多同性恋向家长出柜。情绪崩溃的家长被孩子带到咨询区，已接纳孩子出柜的家长志愿者在这里答疑解惑，提供情感支持。船尚未靠岸，在群体认同的热烈气氛中，遭遇出柜的家庭恢复平静。
每每此时，阿强感到欣慰又怅然。回看自己，作为同性恋群体中的一员，向家庭出柜这件事，他准备了20多年，却仍留下难以填补的遗憾。
阿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男孩不同，是四五岁的年纪。他发现，相比女生，他对男生有更多好奇。课堂上，他频频回看后排的一个小男生，接着必定听到老师熟悉的训斥：“黑板在前头，你扭头看别人干什么！”当时港片明星十分流行，阿强追的不是女明星，而是酷帅的男明星。
随着年岁增长，阿强愈发感到与家乡格格不入。这个保守闭塞的安徽农村令他感到压抑又紧张，不得不每天告诫自己注意隐蔽。从学校毕业后，他逃往广州，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
1998年底，借助互联网，阿强撕开同性恋群体隐秘世界的一角。他至今还记得凌晨上网拨号的“嘟嘟声”，一个月700块的上网费，还有陌生同性恋网友的来电问候。“原来除了我自己，还有5000万人是同性恋，我一下子有种解放的感觉。”
阿强的不安与孤独得到缓解，逐渐从内心接纳自己。他发展了恋爱对象，向催婚的父母保证：“等30岁，我给你们一个答案。”2006年春节，距离揭晓答案还有一年，阿强接到母亲查出癌症的消息。那是大年初三，为躲避过年，他正一个人留守广州。
在老家医院，医生推开小窗，通知阿强癌细胞已扩散。一家人围着病床，他听到母亲说“最放心不下你”。阿强硬着嘴回话：“我一个人不是挺好的么？”
胃癌后期，母亲瘦得不成人形。她打开柜子，将一把红丝带交给儿子。按照当地风俗，这是婆婆为未来儿媳准备的东西。阿强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干嘛拿给我啊？”
要不要出柜，这个问题阿强想过无数次。内心百转千回，直到母亲病逝，他仍保持了沉默。
回到广州后，阿强照常工作，工作之余继续参与同性恋公益。早从2000年开始，他在网上撰写同性恋题材的文章，担任一名同性恋热线接线员，服务防艾工作，编写同性恋公益读物。公益给人安慰，然而在内心深处，阿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我在最亲的人面前一直都是伪装，母亲一辈子不知道他的儿子是什么样。”这一想法磨损着阿强的自我评价，他深刻意识到，同性恋的自我接纳度与价值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家人的关系。
有朋友告诉他，每年6月国际上开展的“Pride Parade”（同志骄傲大游行），“同性恋的亲朋好友都走在队伍最前列。”如果在国内，家人们也能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同性恋亲人呢？阿强如此设想。这个想法取代了此前的愿望：他期待某个知名人物能公开出柜，以此来促进家庭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接纳。
2008年6月28日，阿强放弃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他发起成立“同性恋亲友会”。
2008年对阿强意义重大，他终于出柜。
在广州的书房里，阿强给父亲播放自己接受采访的视频，坦白了内心的隐秘。
“这就是我为什么定居广州不回老家的原因。你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父亲看起来格外平静，“你老了怎么办？”
“老了住养老院。”阿强看到父亲默不作声地去了洗手间，出来带着笑，“就问我晚上想吃啥，他去做。”
获得家人的接纳，阿强很大精力投在同性恋亲友会的运营上。他为社群举办讲座、春游等团体活动。2010年，一个本土捐助者找到阿强，提出资助他全职做公益。
想到公益人，阿强第一印象是“一脸菜色，很可怜的样子”。他并不向往从事如此“悲惨”的公益，为寻求国际经验，阿强自学英语，一年后申请前往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
彼岸的一切令他大开眼界：气派的办公大楼，300多名高学历员工，甚至包括普利策获奖者……“天堂不就是这样子的么？”阿强的公益图景被刷新。2011年7月，从美国归来后，他转让了生意，全职运营亲友会。
亲友会在阿强主导下逐渐升级：理事会成立，以举办家长分享会为核心业务，重点是赋能培训各地志愿者小组。亲友会随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15年，这一组织在同性恋群体中颇有名气。
亲友会家长参与艺术团活动
一天，一个陌生网友向阿强求救，“他说他的男朋友被家人关进了精神病院。”在网友提交的通话录音里，阿强听到一名男子求助：“把我救出去，我不能在这里。”听完录音，阿强马上买了张火车票，一个人从广州跑到驻马店。
摸到精神病院，阿强与主治医师和院长交涉，对方坚称同性恋是精神疾病。阿强现场与律师连线，拿出《精神卫生法》对质，甚至叫来了警察与家属。
阿强看到了被关的同性恋男子，“他被关了19天，吃了19天的药，大哭着说要走。”家属破口大骂，“冲着我喊——你是谁？管什么别人家的闲事？”从上午对峙到下午四五点，男子最终被家人接离医院。
不久，阿强听说，这对同性恋情侣离开家乡，逃往外地打工。后来，无故被关的男子起诉了精神病院，并获得胜诉。
2019年，亲友会在全国各地举办了1000多场分享会。阿强见过家长们各式各样的崩溃。他们说着相似的话：“五雷轰顶”“天打雷劈”“不想活了”“孩子不正常”“全家都完了”……亲友会为这些濒临绝望的家庭提供一个安全友好的社群。阿强看到太多家长“哭哭啼啼来，平静静静走”。
他记得一位南京妈妈，儿子出柜后，她每天茶饭不思、以泪洗面，十几天没下过楼。在儿子要求下，这位妈妈参加了一次分享会，与家长们一起吃了夜宵。告别时，阿强被她拉住，“她说这么多天第一次吃饱饭，今晚肯定会睡着了。”
一位妈妈接纳孩子后，在亲友会担任志愿者
2015年，80后东北男孩刘洋鸣向母亲出柜。母亲大受打击，“骂我变态，找心理咨询，道德绑架我，甚至她觉得如果被车撞了就解脱了。”在家庭压力下，刘洋鸣甚至加入形婚群，开始考虑假结婚。结识阿强后，他陪母亲参加几次分享会，“慢慢她接纳了我，还拿着小册子帮我与亲朋好友出柜。”
如今，母亲成为亲友会骨干志愿者，而刘洋鸣也加入亲友会成为一名全职人员。
阿强见证了许多家长与同性恋孩子达成和解，“爱克服了一切。”
2015年，阿强一边从家庭案例中汲取满足感，一边不由得感到“特别消耗”。特别是随着亲友会在全国各地扩张，人员管理、业务模式等问题接踵而来。
环顾四周，移动互联网正发展火热，同性恋社群被风投青睐。阿强萌生创业的心思，一位朋友提出给他当天使投资人。踌躇之际，他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横穿大西北。
那是4月中旬，一路茫茫戈壁，绵延起伏中竟露出成片绿色，那是小草初发的嫩芽。阿强感到震动，倏忽想起一位做公益的朋友。
“她在荒漠上种了十五年的草，从毫无绿色到一片茂密。”那片绿草绿树曾让他感动得落了泪。遥看窗外，阿强内心汹涌：“人家种草连片花了15年，我为什么不多坚持下？”
从西北回来，阿强打电话给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的一位负责人朋友。电话那头劝慰他，“你不是也在种草吗？问题是如何种成大片？”心头的迷雾被驱散，阿强继续留守公益，“我和投资人一说，他说早知道我会回头的。”
刘洋鸣记得第一次听阿强演讲，“特别自信，像个大佛，给人特别稳的感觉。”他听过阿强谈论梦想——打造一个全国同志亲友网络。刘洋鸣感到这个目标“有远见有理想”，但又觉得“很难”。目标实现得比他预想快得多，2017年，全国亲友会网络已打通。迄今，亲友会已覆盖全国77个城市，注册志愿者8000多人，同性恋家长志愿者超过1000人。
与阿强一起工作四年，刘洋鸣形容他总是激情洋溢，像一个“不竭的永动机”，“一直在学习和成长。”
2017年，阿强申请前往哈佛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学习归来后，他再次升级亲友会，志愿者以实名制的方式重新注册，全职员工专注赋能培训志愿者。
阿强擅长表达，在伴侣眼里，他是“能够打开话匣子的人”。他在国内外多个场合登台演说，现场气氛热烈，台下观众被他的感染力打动。如今，亲友会每年筹款400多万，同性恋及亲友群体贡献了近90%的筹款额。
阿强时常感恩自己选择了公益，不仅因为帮助许多同性恋家庭和解，更因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永远在成长的人生。他曾联系旧日的朋友，同龄人守旧的姿态让他感到后怕。
“正因为我做公益，迫使我不停成长，得以从平庸的停滞中逃脱出来。”阿强如今坚持学习英语，还在公益学院读书，“所以看似我帮助别人，其实是他们帮助了我。”
“把我们小孩变成同性恋，你们一个人可以拿多少提成？”阿强记得有家长曾这么质问他。
从事亲友会十三年，污蔑与怀疑从未停止过，甚至有人打热线骂几十分钟，“贪污”“不务正业”“变态”……
早些年，阿强时常感到委屈。而今，他变得弹性，抗得住压力，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在办公室，同事们很少见到他有负面情绪。
“他的工作会遇到很多难题，但他总可以解决。”阿强的伴侣如此形容胡志军。
事实上，在乐观背面，阿强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从亲友会成立至今，他一直在谋求将亲友会以一个合法合规的形式注册下来。
他尝试过很多次。
2011年，阿强为亲友会申请注册民办非企业。经过漫长的沟通与等待，他得到“暂缓”的答复。缓了四年，他再次申请注册，仍然未果。亲友会不得不以一种非正式的状态继续开展活动。“我特别想要合法合规。”
2018年，在一位朋友建议下，阿强转而寻求基金会开展专项基金合作。遵循这个新思路，亲友会与一家全国公募基金会达成合作。
三年来，亲友会的合作方换了三个，“受到一些压力。”与注册艰难相伴的是，亲友会在全国各地举办的线下活动，偶尔也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开展。
“这种委屈，不好说，挺不容易的。”阿强今年44岁，比起十多年前，他更成熟，更懂得审时度势，讲究策略。
虽然服务同性恋社群，多年来，他的叙事中心是促进同性恋的家庭和谐，避而不谈其他涉及权利争取等话题。
“几千万同性恋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帮他们与家长达成和解，是有利于家庭和谐，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的。”阿强重视与政府府管理部门沟通，强调亲友会不是“敏感因素”，然而沟通成本并不小，有时活动仍无法举行。
一些时候，阿强感到困惑与沮丧，“社会监管部门如何才能认可和接纳我们这样的公益组织？”为尽快顺利注册，“无论是工商还是民非”，同性恋亲友会如今改名为“出色伙伴”。大多时候，阿强制止自己想太多，将目光转向机构影响的社群及背后的家庭。
他至今记得一位重庆妈妈，为了改变女儿性取向求医占卜，强迫女儿当空姐，并以自杀相威胁。母女关系降至冰点，冷战了八年，直到参加亲友会后，母亲给女儿打电话道歉和解。
阿强脑子里有太多类似的眼泪交加的场景，“真正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最让他感动的是，不少同性恋亲友持续为社群发声，从不拒绝媒体采访，“全是真人出镜讲述自己的故事。”
20年来，阿强及伙伴们见证了社会环境的向好改变。随着社会对同性恋接纳度的提高，一些同性恋选择出柜，“但出柜率只有5%”，大部分同性恋仍在压力与偏见下选择活在柜子里。
特别是西北等偏远地区，刘洋鸣听到当地同性恋还在考虑真假结婚与传宗接代。“同性恋人群在权益上还是很弱的。”阿强说。
尽管形容自己一直活在“夹缝”中，但阿强感到乐观，他选择继续奔跑向前。他坚信，终有一天，所有同性恋都可以走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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