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黑板都看不清楚，教育还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撰文/浮琪琪
眼前的男人一副农民装束，裤腿裹着泥巴，一高一低卷到膝盖，刚从地头赶来学校。杨锦通知他：“你家孩子弱视，得带他做矫治。”
杨锦是昆明市官渡区点亮眼睛教育公益支持中心（以下简称“点亮眼睛”）的理事长兼秘书长。“点亮眼睛”是一家注册于2018年的民办非企业机构，长期为云南乡村学生提供视力健康教育、视力筛查及免费配镜服务。
杨锦
她口中的“孩子”是云南陵县腊勐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明。在“点亮眼睛”组织的入校视力筛查中，即使戴上试戴镜，他仍看不清视力表第一排的字母E。杨锦心里咯噔了下，“问题有点严重。”听到这句，一旁陪同检查的班主任感叹，她终于明白为何王明每天上课不看黑板，只管埋头睡觉。
据老师介绍，从四年级开始，王明的课业成绩骤然滑坡，他变得沉默寡言，即使被老师斥责也不在意。王明的父亲站在院子里，安静地听着，脸上一直挂着笑。
杨锦时常回忆起这种笑，那是中年人面对陌生事物时常有的表情，努力维持平静，又窝着迷茫和无助，“老师、医生，谢谢你们！请你们帮帮忙！”
在“点亮眼睛”干预下，王明戴上了人生中第一副近视眼镜。像他这样近视却得不到视力矫正的孩子，在云南乡村十分常见。倘若不身处其中，人们很难相信，配眼镜在这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对当地人而言，云南群山似海的美景却是限制他们自由流动的阻碍。
云南大山
杨锦从小在云南龙陵县长大。那是一个与缅甸接壤、资源匮乏的小城，直到2020年才摘掉贫困帽子。小学四年级时，杨锦被发现视力不良，父亲带她从龙陵县城出发，路上花了三天两晚才抵达昆明就医配镜。
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交通有所改善，但并非所有乡村都畅通无阻。村里人骑摩托、开拖拉机前往固定地点，搭乘班次稀少的公交车前往县城。这导致外出配镜成为一项操作不便的麻烦活动。
况且，大部分云南乡村学生是留守儿童，监护他们的爷爷奶奶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独自带孩子走出深山。即使他们大费周折走出村子，许多县城也没有专业的视光医疗资源。
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五街村
在杨锦老家，距离她童年配镜已过去二十多年，县城仍无独立的眼科，更没有提供专业验光服务的科室和验光师。少有的几家眼镜店垄断市场，存在不散瞳、验光不准确度等不规范操作，动辄几百上千块的价格更是让留守家庭望而却步。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关宏宇曾参与一项针对乡村孩子的视力健康调查项目。据统计，每6个近视的乡村小学生只有1人配戴眼镜。
以此推算，中国乡村大约有3000万名近视学生无法得到视力矫正。关宏宇解释了3000万是什么概念：假如以4人一组一天检查配制50副眼镜的超饱和工作量来估算，团队需要工作1634年才能解决3000万学生的近视问题。
沟心小学的孩子们
那些近视却得不到矫正的孩子，他们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学业成绩急转直下，坠落至教育体系的边缘位置。这不仅是视力矫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
杨锦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副眼镜，又重又丑，玻璃片如同啤酒瓶底，但戴上眼镜的那一刻，她终于又能看清楚黑板了。“都说教育改变命运，但前提是能看清楚。某种程度上，一副眼镜可能改变一个乡村孩子的命运。”
“点亮眼睛”提供的免费眼镜
一副普通的眼镜，参与了杨锦个人命运的改变。
与许多乡村学生一样，杨锦凭借念书走出了云南大山。她研习法学，定居北京，在商业公司出任管理职位。2011年，随着女儿出生，杨锦愈发关注教育公平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锦参与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落地工作。这次公益初体验扭转了她的人生规划。2012年，杨锦离开商业，跨界公益，担任“美丽中国”云南保山区项目总监。她奔波在云南各地，女儿寄养在父母老家，直到两年后孩子上学，杨锦不得不返回北京。
2014年9月，在北京朝阳门一家咖啡厅，杨锦见到了美国人Sam。
Sam与另一名美国人Andrew曾在“美丽中国”担任乡村支教老师。在乡村学校，他们发现许多学生近视却没有佩戴眼镜，看不清楚黑板导致成绩一落千丈。为解决这个问题，两人于2012年联合发起“点亮眼睛”公益项目。
杨锦早就听闻这个公益项目，“第一次听到这个项目，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们居然在解决这个被所有人视而不见的问题。”与Sam聊完，她以项目总监的身份加入，随即着手做项目优化。
在成立前两年，“点亮眼睛”遵循一个简单的运作模式。两位创始人从国内外筹集资金，采购眼镜店配镜服务，通过支教老师牵线搭桥触达学校。杨锦评估此种模式既潜藏风险又不可持续。
“验光配镜是高度专业化的医疗行为，眼镜店水平参差不齐。况且，只采购眼镜店服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地配镜难的问题。”杨锦重新设计了两种项目模式：视光中心模式与义诊模式。
经过调研，视力矫正之所以在云南乡村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归咎于交通、经济、医疗资源与家庭等多种因素。在医疗资源方面，一个普遍存在的痛点是，云南县级医疗体系大多缺少专业的视光人才与基础设施储备。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五楼明德小学的孩子们在看视力表
“点亮眼睛”与当地医院共建视光中心，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在合作共建中，医院提供人力与场地，“点亮眼睛”负责将人才送往天津培训，资助电脑验光仪等基础验光及加工设备。视光中心模式是一个深度合作的重型模式，目前在云南全省已共建8个视光中心。
在那些无法合作共建的地区，轻量的义诊模式起到一个补充作用。“点亮眼睛”自带验光师入校检查验光，随后在昆明市委托专业机构加工眼镜。
商业出身的杨锦推崇模式与标准。确定两种项目模式后，她重新梳理制定了标准化的项目实施流程。
按照项目流程，“点亮眼睛”首先选拔学校老师担任爱眼大使，经过培训的老师对本校学校开展爱眼科普，组织学生查看视力表做初筛，向视力不良的学生家长发放告知函。
征得家长同意后，“点亮眼睛”拟定复查名单，将医生与设备一同送往学校，现场集中验光、配镜。
项目开展至今，“点亮眼睛”为超过40万名学生提供了视力筛查，为5.5万名学生提供了免费眼镜。
云南省龙陵县河头中学学生试戴眼镜
而今，“点亮眼睛”项目已铺进云南省保山市、丽江市、大理市、迪庆州、楚雄州、德宏州与四川省大凉山的学校。项目拓展的所有环节中，最难的是争取与政府、医院的合作。
每到一个新片区，杨锦发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寻求与地方教育局、卫生局深入沟通的机会。赢得政府部门的支持，与有关部门签订协议，联合在全县学校推广，这是一个有效率的运行闭环。
然而，谈判成功率并不高。杨锦每接洽10个县，至多有2个县达成合作。合作失败的原因并没有摆在桌面上，但似乎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有些政府部门不觉得近视有多重要，况且免费配眼镜，也触碰一些人的利益。”杨锦对《社会创新家》说。
“点亮眼睛”云南项目总监晏和淘在滇深耕多年，他十分了解那些无声的思虑。“不做，没有任何影响，做，多一摊子事，还存在风险：校园安全、NGO…… 县级以下的体制内单位，除非上级部门发红头文件，不然……”
除了政府部门，医院的态度也并不总是积极。对医院而言，与其同公益机构合作公益性项目，不如与第三方承包商共建，共享利润分成。“我们倡导的是能力建设和发展，需要合作方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毕竟从我们公益机构身上赚不到太多钱。”杨锦说。
为拓展项目，杨锦吃过数不清的“闭门羹”。晏和淘感叹她“坚韧”“不懈”，明明总被拒绝，却从不轻易打退堂鼓。
“有时候谈合作，被人家看不起也好，被人家撂挑子不干也好，有时候我都失望了，她就说再找人打听，再谈谈，再争取一下。”晏和淘回忆。
杨锦在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油松岭乡中心小学
千磨万难地达成合作，另一个难题接踵而来——从哪里找钱？这个问题，从“点亮眼睛”成立那天就一直存在。
早期，创始人Andrew经历过不愉快的企业诈捐。为自我造血，合伙人Sam成立一家生产墨镜的社会企业，参照国际流行的“buy one donate one”模式，企业每卖出一副墨镜为“点亮眼睛”捐出一副近视镜。
2018年，随着杨锦全面接手机构业务，“点亮眼睛”面向企业、基金会和公众多方筹款。其中，企业多面向眼镜类企业，他们以实物形式直捐镜架镜片。大额资金主要来自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等基金会项目。
近几年来，“点亮眼睛”每年平均筹款100万，勉强兜底项目执行，十分捉襟见肘。这也导致机构人员流动性大，6名全职人员每年运营四五个县城的项目，每人身兼数职。
杨锦为筹款发愁。她积极向多个基金会申请资助，却很少中标。杨锦向基金会打电话追问，她听到最多的是“申请太多”“择优录取”“不匹配”。事实上，背后症结在于“点亮眼睛”项目的小众、边缘与需要多部门协作的高执行难度。
“大家关心乡村孩子在哪儿睡觉，在哪儿上课，吃什么，阅读什么，很少有人会想——他们到底能不能看清黑板？”杨锦相信，填补那些被普遍忽视的需求，才是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尽管这也意味着生存不会容易。
杨锦与云南省南华县雨露中心小学的和孩子们在一起
晏和淘分析，“点亮眼睛”早期外国创始人的背景及经验制约了机构发展。事实上，自2018年“点亮眼睛”注册法律实体之后，外国创始人逐渐退出机构业务。他们认为中国的公益机构由一个中国人领导，更容易把业务做好。
2020年上半年，为“点亮眼睛”注血的社会企业关张，加之疫情影响，机构资金相当紧张，甚至需要杨锦个人掏腰包垫付办公室租金等行政费用。
重重压力下，杨锦开始反思：作为一个机构领导者，自己是否合格？
与其说是一个管理者，杨锦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业务能手，做项目有条不紊，谈项目滔滔不绝。但在人际交往上，她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性格内向，不擅长认识人，也没资源，没人脉。”意识到这个短板，杨锦参加了止于至善文化院举办的“社会创新家（公益领导者）”项目。
她正努力跳出舒适区，从边缘走近中心，“作为一名领导者，比资源和人脉更重要的，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担当，坚定走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点亮眼睛”创立至今，尽管各方资源从未充沛过，但机构上下仍被要求保持一贯的出发点与高水准的专业性。
晏和淘记得，曾经有捐方向他提议：项目设计要向满足捐方需求的方向倾斜。他友好而坚定地回复：“从存在那天开始，我们的基因就是以学生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和考虑方向。”
近日，在与合作伙伴开会时，杨锦一再提醒对方提高专业性。“合作这么多年了，她还一直重申要专业，不要只当作企业的团建或志愿活动。”晏和淘说。
在保持专业度上，杨锦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执行项目时，杨锦坚持要求给每个参加视力筛查的孩子出具检查结果报告单，无论是否被确诊为近视。如此操作很不“省事”，但在她看来，每个家庭都值得被给予一个明确的交代。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验光师在给孩子做检查
当与合作伙伴分割资源时，她又显得不争不抢。“把我们的资源给别人用，只要项目做到实处，我们品牌露不露出都没关系。”高级项目经理王小勃时常被杨锦打动，“又务实又不功利，很大气。”
疫情前，杨锦每年有一半时间奔波在云南。她要求自己去到项目现场，她喜欢与学生、家长聊天。每次入校日，常有家长抱着学龄前儿童前来咨询。怀中的孩子表情呆滞，被父母怀疑存在智力问题。然而经过检查，这些反应缓慢的孩子，大多数存在视力问题。
杨锦多次为孩子家长对接医院，劝说他们带孩子就诊，但配合治疗的还是少数。
她听过许多令人叹息的理由：等再严重一点；戴眼镜太丑；忙着收谷子；吃药治疗……杨锦感到无奈又痛惜，“不是他们内心真正的选择，而是迫于经济压力、知识匮乏、对问题的恐惧和逃避心理……”
杨锦决定今年在项目里增加一个新版块，为筛查出来的弱视、斜视、白内障等特殊眼病儿童提供救助服务。
做公益越久，杨锦越觉得，自己俨然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时刻刻穿梭在社会的裂痕中。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石门坎小学
女儿二年级时，杨锦收到学校通知女儿近视的家长函。她立刻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给孩子佩戴角膜塑形镜，定期复查控制近视发展。在她的朋友圈，家长们积极防控孩子近视，为矫正视力不嫌麻烦，不惜花费高昂。
而另一边，在云南大山里，她又看到，乡村有那么多孩子被忽视，他们过于懂事，在模糊的世界中默默忍耐，不发出一点声息。
“看不清楚的时候，整个世界对他们是关闭着的。”据“点亮眼睛”测算，为他们打开通往世界的门，将眼镜送到他们手里，平均一个孩子只需70元人民币。看似微不足道，但对每个孩子而言，“可能改变他的人生。”
杨锦还记得，云南省施甸县三中学生赵阳戴上眼镜的瞬间。他的眼睛有了光，不再一副眉头紧锁的沉闷模样。当天傍晚，杨锦路过学校操场，她看到赵阳和一群同学正在围观一场热烈的球赛。
他跟着拍手，大笑，显出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文中学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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