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塑造了我们的当下生活？
撰文/张文龄
似乎是一个悖论：在人类物质与技术成就鼎盛的时代，社会却日益下沉与断裂。个体在过量的选择中漂泊，焦虑情绪与孤立状态愈发普遍。
当我们被驱使着消费，当我们与点击量作战，当我们在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迷失方向，所谓“物质成功，社会失败”，我们是谁，我们去向何方，成为不断被提出的问题。
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何道峰试图通过对思想史的梳理，回溯人类在平衡精神追求与物质追逐时所作的努力，从而以史为镜。
在《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定义为“人的能够”与“人的应当”的相互矛盾与彼此推动——回望人类发展史，物质的发达、技术的进步往往带来精神危机，并在深重时呼唤智者的深思与信仰。这不啻为一种俯瞰人类文明发展脉络的全新视角。
依据这一视角，他将人类思想史划分为三次大反思：从古希腊到春秋战国，从基督到佛陀的第一次大反思；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制度构建到法治建设的第二次大反思；以及面对当下困境，人类面临第三次大反思的历史叩问。
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古希腊城邦迎来群星闪烁的时代，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室衰微，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一时百家争鸣、人才辈出，自此加入人类第一次大反思，在东方树立起另一座哲学思辨高峰。
两座高峰，虽走势相近，然离聚合甚远。
古希腊在地中海建立城邦文明，独特的海陆地理优势与社群间的互动，为个体与公共问题的思考赋予了商业基因——商业文明尊重人的个性与独立。
中国在长江与黄河流域建立起分封制国家，农业灌溉条件与社群间的相对封闭，为个体与公共问题的思考赋予了农业基因，社群间的关系则为征服与臣服。
尽管面对共同的问题，如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他者的关系、生与死的处置等，但古希腊哲学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二元论倾向，即认为在人所能感知的世界之外，存在一个超验的世界。生命之上的至高存在为绝对真理、神圣美德与不死灵魂。
而中国哲学家则显得更为实用主义，其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形而下的，譬如建立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尽管道家提出“道生万物”，墨家提出“天志”，但究其本质为自然主义观念。春秋战国哲学总体呈现一元论特点。
古希腊二元论世界观为西方人的信仰埋下了基石。伴随罗马帝国取代古希腊成为地中海及近东的征服者，公元70年，罗马人带着满手血污侵入耶路撒冷。末日预言与弥赛亚（救世主）期盼在蒙受深重苦难的犹太民众间流传开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耶稣诞生了。基督教成为受压迫的犹太民族的精神信仰，并在耶稣赴死后迅速发展。
佛教在古印度诞生后，中国俨然成为新崛起的佛教中心。自东汉起，佛教力量在中国不断壮大，并渐次传入朝鲜与日本。然而，中国式佛教深深扎根于中国哲学一元论的世界观中，因而与佛教原教旨相去甚远。
佛教在中国是世俗化、商业化、迷信化的。人们为躲避税赋、徭役、兵役，提高社会地位而成为僧侣；人们从现实需求（婚、丧、嫁、娶、祛病、去灾等）而不是精神需求出发敬拜佛祖；各种江湖骗术更是加剧了下层社会的迷信。
与此同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学、法学沦为统治工具，窒息了民众自由思考的能力。春秋以降，哲学从缺，此段历史大家都熟悉，不必多言。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而无功利可言。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神。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现，无不立足于好奇、生命冲动与对真理的热爱。科学方法也来自自然哲学。我们可说，西方科学源于哲学。
科学与神学也并非对立。上帝造物极大激发了哥白尼、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的想象力与探究兴趣，他们为信仰服务：上帝将何种秘密藏于物质之中？我们能否发现它？牛顿曾在炼金术里耗费多年，并潜心研究《圣经》编年。学术界发现，如果牛顿没有研究炼金术，就不可能取得那些改变世界的成就。
中国人则始终注重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这为中国带来了世界领先的技术，但也导致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在何道峰所讲人类第二次大反思中，西方的思想启蒙、宗教改革、现代化制度建设轰轰烈烈，而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为代表的东方已然缺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差异几乎在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处就已显露。一个关于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选择，竟带来东西方完全迥异的发展过程。
诚然，信仰并非等同于相信某些教义，而关乎同情、无限与崇高，人应实践一种道德的生活、沉思的生活，继而拥有深沉的精神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当思考如何从精神文化上厚植成长的动力。
面对当前赤裸的、失序的、极为易逝的人类生活困境，何道峰在书中呼唤人类第三次大反思，如若果真到来，我们希望中华文明更加灿烂。END
（本文转载自《北京晚报》，原标题为《人类面临第三次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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