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共六大召开前，项英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党的错误与目前任务等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并对六大筹备做了许多工作。在中共六大上，项英主要参与政治、组织、职工运动问题讨论，就国内阶级形势、党群关系、党在组织上的缺点、目前党的中心工作、设立工厂委员会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项英不仅参与起草六大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和《政治议决案》，还领衔提案，为六大路线在国内得以迅速宣传与贯彻作出了重要贡献。六大结束后，项英进入党内领导层，在回国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积极宣传六大精神，推动了中国工运发展。
关键词：项英；中共六大；贡献；工人运动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2.03.004
作者简介：张维达，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1928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项英到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党的全代会。目前学界对中共六大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白云涛：《关于中共六大的几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李佳：《对中共六大的再思考——基于理论视角和档案文献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许鹏：《指导与影响：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关系探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4期；孙伟：《参加中共六大的江西代表及其活动研究》，《苏区研究》2021年第1期。】，但尚无专文论及项英在中共六大期间的与会表现，仅有几篇文章述及六大结束后项英回国对六大路线的贯彻【李良明：《项英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的历史功绩》，《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6期；马军：《项英与上海工人运动》，《史林》1994年第3期；魏慧勤、汤志华：《中共六大后对江苏省委改造引发的“江苏问题”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项英传记与年谱虽对其参加中共六大一事设有专节，但囿于材料和篇幅的限制，亦仅限于简单介绍项英在六大前后的情况。【李良明：《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8页；李良明：《项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5页；王辅一：《项英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65页；曹荣：《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项英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6—91页；蔡长雁：《项英年谱》，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2017年版，第103—113页。】本文主要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等相关史料，对项英参加中共六大一事试作探讨，以完善和深化对项英生平与中共六大的研究。
一、参加六大筹备工作和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反思
早在中共六大召开前，时任中共五届中委、江苏省委常委、全国总工会执委的项英即高度关注此事。1928年1月12日，项英与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许白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覆他联名致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出：“此次大会关系于党及革命前途，万分重大。关于此次扩大会议所拟各种重要问题草案及党的许多建设问题，当然不能在短期大会中能完满解决而普及全党，尤其在目前严重时局之下，比较人数多而时间久之大会，不能如愿。”三人建议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开始讨论大会中之问题及发表各种意见，以供大会参考”，并“在目前至大会期间将出一种刊物，专登载及发表各党部及各同志对于大会之意见”。【《项英等提议中央六大前征求各地意见的信》（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月24日，中央将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调往广东，以项英代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均在上海，省委许多工作均在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2月2日，中央决定项英参加中央常委会议，2月13日任命他为政治局常委。【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48页。】不久，项英又被正式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负责江苏省委工作和列席中央常委会议，直接参与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1928年2月12日，项英参加中央谈话会，与会者就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高涨还是低落产生激烈争辩。项英观点介于二者之间：“广州暴动是在此转变中敌人必然的反攻的结果，不能说他就是革命潮低落……在战略上只向前进是不对的……我认为现在是转变中的低落……简单地说革命潮流高涨，我是不同意的。”【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9页。】从项英此时的判断看，他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与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中间时期”【《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4月2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六大相关问题，项英被指定为江苏省六大代表。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江苏省代表名额为10人，项英鉴于江苏地位重要且上海亦应派代表参加六大（当时上海区委归江苏省委管辖），要求中央增派代表，得到批准。【《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记录》（1928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69页。】随后项英主持召开江苏省委会议，研究确定本省六大代表共12人：徐锡根、郭纯志、王若飞、项英、姜永和、陈治平、朱松寿、温裕成、蒋云、温少泉、蔡畅、严朴。【李蓉：《中共六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月25日第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瞿秋白、周恩来、项英、邓中夏、李维汉列席。与会者基本同意共产国际议决案的看法，认识到中国现时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承认此前中共中央注重农村暴动忽视城市工作，但对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求农村配合城市斗争和革命形势并非高涨，部分领导人仍有不同意见。【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31页。】据李维汉回忆：“在会上，大家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83页。】会后，项英参与制定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09页。】该通告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2月议决案，指出中国现时革命性质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中央政治局工作存在盲动主义倾向，号召全党争取群众，领导工人、农民、兵士运动。【《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28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177页。】
5月7日，项英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共产国际2月议决案和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的精神，通过《江苏省委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江苏省委在自己过去的工作上，也同样的犯了过分估量现时形势盲动主义的错误。”决议认为目前革命形势既非高涨亦非绝对低落，而是处于“高潮前的低落”：“现时革命是转变到一新的阶段，我们若错认革命是无间的高涨而采取过于激进的盲动政策自然是错误的，若认为是简单的低落而主张保守策略，也同样是消灭党的办法。”决议表示此时党最重要的工作是：“正确了解现时争斗的形势，群众的情绪，努力找到许多新的工作方法与组织形式去恢复聚集群众力量”。【《江苏省委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1928年5月7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月—1928年8月）》，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339—340、343页。】
项英还认为中央应迅速制订“一个明确的党纲”以解决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等问题，并在决议中批评中央推诿错误责任的问题：“中央只拢统的说自己过去的指导都与国际意见相同，仿佛一切摇动错误都是下级干的……从中央至各地负责同志谁也不能说没有错误，我们不怕有错误，只怕执着错误不改便不可救药。”【《江苏省委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1928年5月7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月—1928年8月）》，第343—344页。】据王若飞回忆，自项英接替邓中夏主持江苏工作起，他便建议改组江苏党的工作。【《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65页。】在决议中，项英也提出全党应警惕“形式的机械的改造党的危险”，主张寻找正确方法改组党，恢复党与群众关系，巩固党对革命的指导。【《江苏省委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1928年5月7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月—1928年8月）》，第342页。】通过学习贯彻共产国际议决案和中央通告，使项英提高了对中国革命性质、盲动主义的危害及纠正必要性、党的重要任务是争取群众等问题的认识。
1928年5月上旬，项英与大部分江苏代表从上海启程先到哈尔滨，稍事休息后前往满洲里，之后坐共产国际安排的马车越过中俄边境到贝加尔斯克，乘火车到达莫斯科。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省军事部长）代理江苏书记。6月14日、15日，项英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召集的部分六大代表政治谈话会，并在15日两次发言。
在第一次发言中，项英首先表示自己不了解“政治局的实际情况”，将从“对时局的估计”开始讲起。他认为八七会议通过的暴动策略是正确的，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未考虑或高估了大革命失败后工人与农民的“主观力量”，片面要求各地举行暴动，以至犯了军事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对革命发展形势问题，项英明确指出中央认为革命形势仍在高涨有误：“中央的策略和对时局的估计是错误的……由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党忘记了在工农当中的群众工作……工人阶级脱离了党，在农村中不断地出现盲动主义。”在党的组织问题上，项英认为中央虽提出吸纳工农分子到党的领导机构并反对机会主义的口号，但实际贯彻是“很简单的和很机械的”，党的改组依然脱离群众流于形式。他建议：“不只是简单地把工人分子提拔到老的党组织里，而且应该改变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67—68页。】
同时，鉴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用改良主义措施欺骗工人，项英呼吁：“党应该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加强在城市中的工作，以争取举行大规模的必胜的起义。我们应该从反动派的旗帜下夺回群众，掌握领导权，而不应总叫喊暴动。”他还批评济南惨案后中央在反帝运动上的滞后性：“虽然在许多会议上也提出了反帝运动问题，但从来没有具体的措施，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观点……我们党是站在政治舞台之外的。”最后，因布哈林在谈话会开始前表示允许批评共产国际，项英直率地提出：“我们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健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的代表没有注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可是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不给钱。这种状况希望能结束，并请共产国际给予注意。”【《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7、68页。】
项英发言后，广东代表黄平发言反驳，认为目前“发起反帝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连本阶级利益问题都解决不了”。他还批评恢复群众运动不像项英“讲的那么容易”，声称：“恢复群众运动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若问你怎么办，那所有人都会说这办不到。”【《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72页。】此外，因同为江苏代表的王若飞在6月14日谈话会中为陈独秀辩护【《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8—50页。】，加上项英批评瞿秋白中央盲动主义错误，黄平认为二人“偏袒”陈独秀：“不批评前中央的错误，而仅仅指责八七会议之后的错误，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陈独秀也患上了国民党病吧……王若飞还想在这里替他说话。项英同志完全回避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只说新中央的错误。这是不对的。”【《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72页。】
针对黄平的指责，项英再次发言，他首先对黄平批评自己不提陈独秀中央的错误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表示：“我几乎不了解它过去的工作情况。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工人纠察队队长。”其次，就黄平发言中流露出对唤起工人的悲观态度，项英反驳道：“我们应该知道，上海工人最明白什么是反帝斗争，因为上海的大多数工厂是外国人开的。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有人说，开展反日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去做这项工作。”【《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72页。】
在项英第二次发言后，顺直代表张昆弟表示赞成济南惨案后中央争取反日运动领导权滞后，但反对项英改组党的观点：“江苏省委的意见是不对的，虽然我们党内确实有一些堕落分子，我们还是应该吸收工人参加党的工作，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哪怕是机械地去做也无妨。”瞿秋白发言表示项英指责中央犯盲动主义错误“是不对的”。李立三表示中央未犯盲动错误，只是各地区“犯了这种错误”，邓中夏亦批评项英不应把所有错误“都归咎于中央”。【《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73、76、79、82页。】
项英在布哈林谈话会上坦诚的发言，和他在六大召开后发言主要内容精神一致，他在六大代表对党的政策及党务意见调查表上写道：“已见谈话会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88页。】6月17日，项英参加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决定项英负责将前述三项名单提交大会预备会议审议。【《各地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记录》（1928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6页。】当晚，六大预备会议通过项英代表各省代表团书记提交的三项名单，主席团由原19人增至21人。【《中共六大第一次全体预备大会决议》（1928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7页。】项英入选六大主席团。【《中共六大主席团名单》（1928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29页。】
二、在六大发言中对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意见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开幕。在大会成立的14个委员会中，项英参加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财政审查、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问题、广州暴动问题11个委员会，并任财政审查委员会召集人。【赵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23—24、26—27页。】出于安全考虑，六大代表在会场活动采用编号形式，项英为31号。梳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可知项英在六大期间发言12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45—551页）收录一份6月24日项英讨论政治报告的发言，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81页《大会材料目录》，可知当日发言代表为余茂怀、何资琛、夏曦、王藻文、王懋廷5人，无项英。经比对这份发言记录与6月23日项英的发言记录，发现二者内容大体一致，故笔者认为项英在中共六大期间发言12次。】，主要就政治报告、组织报告、职工运动问题发表见解。
表1项英在六大的发言情况
发言日期 | 内容简介 |
6月23日 | 继李立三之后就政治报告发言 |
6月26日 | 就广东代表阮啸仙发言发表声明 |
6月28日 | 在瞿秋白作政治报告讨论结论时插话 |
6月30日 | 在周恩来作组织报告结束后率先发言 |
6月30日 | 在四川代表刘坚予发言后第二次发言 |
7月4日 | 在大会主席团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言 |
7月5日 | 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率先发言 |
7月6日 | 在大会主席团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言 |
7月7日 | 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继湖北代表任旭后发言 |
7月8日 | 在大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 |
7月9日 |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提出结束小委员会工作后发言 |
7月9日 | 在大会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后发言 |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53、176、178—179、358页；《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17—524、607、667—668、669、713—715、766—767、792—793页。
（一）对国内阶级形势、党群关系、革命形势等问题的认识
听取6月19日、20日布哈林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和瞿秋白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两份政治报告后，项英在6月23日、6月26日讨论中两次发言，就国内阶级形势、党群关系、革命形势、目前任务、机会主义错误产生等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
关于国内阶级形势。李立三在23日发言中认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目前虽联合打击中国革命，但二者联合内部经济、政治上存在很多“无法消灭的矛盾”，因此南京政府“倒台必不远了”。他还认为英日等列强对中国压迫加强，正是力量下降“将就灭亡的表现”，世界大战或将“在中国爆发”，促进革命。【《第二十三号李立三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14页。】项英在同日发言中反对李立三的乐观论断，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受到巨大打击，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力量“非常弱小”，目前工人阶级“情绪是悲观的”。对此，项英认为，各统治阶级虽存在矛盾，但面对无产阶级时仍优先联合镇压工农运动：“对手的阶级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要高。”【《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17—518页。】广东代表阮啸仙在26日发言中批评项英强调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看轻无产阶级，援引马克思的话表示反对。【《第九十九号阮啸仙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05页。】项英随即声明，自己本意是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因斗争激烈，致使统治阶级“团结和觉悟”，并再次指出：“在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比无产阶级强大。”【《第三十一号项英的声明》（1928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07页。】
关于党群关系。项英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党和群众间关系，特别是和工人阶级关系“非常不密切”，用政治口号鼓动和少数人英雄式号召已无法发动群众。【《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47页。】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虽蓬勃发展，但当时党只通过工会传达指示，而与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大革命后大量吸纳农民入党，在项英看来“重量不重质”会削弱党的力量。对此他提出：“我们现在应该使群众了解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党，必须从群众中培养党的干部。”【《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19、523页。】他还分享了自己改组上海区委的经验：“打破机关式的工作，一切工作要建立在群众中；改变过去组织形式，建立在群众实际利害关系上面；按照每支部实际环境与同志工作能力建立支部日常工作；每一支部应发动与组织群众。”【《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51页。】
关于革命形势。项英认为目前工人阶级虽主观上“处于消极状态”，但客观上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等压迫，必将以自发性斗争表现战斗情绪，因此革命既非高涨亦非低落，而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积蓄力量的间隔时期。【《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20—521页。】蔡和森在22日发言中认为革命高潮到来有四个条件：（1）全国普遍性；（2）相当持久性；（3）运动发生于主要大城市；（4）革命力量对敌维持优势。【《第二十九号蔡和森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493页。】项英对此大体赞成，并进而指出：“革命潮流高潮，必须斗争的发展（不论失败或胜利），在革命的组织力量上有相当发展，有相当的不断斗争，如五卅前之上海、青岛纱厂大罢工及五月罢工和当时反帝运动（取消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47页。】
关于目前任务。项英认为武装暴动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和方法，“不要希望合法运动”。但目前暴动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十一月会议后中央对举行组织暴动的条件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要求各地举行暴动，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21页。】项英指出目前党的总任务为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实现武装暴动，并进而提出党的中心工作为：（1）建立党群亲密关系；（2）巩固党在群众中影响；（3）建立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力量；（4）开展城市反帝运动；（5）领导小资产阶级运动；（6）正确领导和组织农民进行游击斗争。【《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49页。】他还主张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走正确革命路线。【《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24页。】
关于机会主义错误产生。项英认为“家长式组织”和曲解马列理论是导致党内产生机会主义错误的两个重要原因：“过去吾党是家长式的，绝无党内民主精神，下级不能批评上级……一切问题由少数人来包办解决……号称理论家的同志，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而是曲解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而贯彻自己的主张或掩蔽他的错误观念和主张与实际情形隔离，脑子里装满咬文嚼字的半马克思半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时又脱离群众，从来没看见群众，一味关在房子里主观来推测群众情形。当然要违反群众的意志而走向机会主义道路上去。”【《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51页。】项英的这两点认识得到了瞿秋白的肯定。瞿秋白在6月28日作政治报告讨论结论时承认机会主义错误产生，在组织问题上是党“大部分是家长式的脱离群众”，在理论上是认识缺乏，还表示项英说的“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太客气了”。【《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1928年6月28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二）指出党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建议
6月30日，项英在听取周恩来作的组织报告后率先发言。他首先援引工人党员对党失望的话，阐明党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在斗争罢工时，我如何积极的努力，等到我被资本家开除失业你们都不管了。”项英指出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理应成为工人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领导群众斗争，可现状却是“我们同志在工厂里的怕与非党群众接近，党的组织不是建立于群众和群众的关系上”。【《第三十一号项英在组织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67—668页。】
项英认为组织缺点源自：（1）党初建之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领导层，对工人运动采委派式制度；（2）党内部分领导人实行“东方式的家长专制”，动辄以“马列理论”和“政治纪律”打击异己，“维持个人地位”压制党内民主；（3）中国人历史上“缺乏组织性”易产生英雄崇拜，习惯以“英雄的思想和行动代替群众的组织”。他进而提出根本改变党的组织路线，使党成为群众核心的四项建议：（1）剔除“封建式士大夫式”做派；（2）党员深入群众，将党组织基础建立在群众之上；（3）克服无组织“英雄崇拜”的弱点，打倒党内“官僚式衙门式的机关”；（4）打倒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第三十一号项英在组织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67—668页。】
（三）对中国工运发展、委派制的看法和对设立工厂委员会的异议
7月4日，项英先后听取了向忠发作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和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部长格勒尔（又译名为格列尔，俄国人）作的《中国职工运动之最近的任务》两个报告。7月5日职工运动问题讨论开始后，项英率先发言，对两个报告中一些论断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关于中国工运迅速发展的原因。格勒尔认为中国工运相比日本、印度发展迅速，原因在于：中国很早就有共产党的成立；帝国主义列强互相斗争，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职工运动提供便利的条件。【格勒尔：《中国职工运动之最近的任务》（1928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54页。】项英认为这两点“还不够”，中国铁路工人数量众多并能与军阀、列强直接联系，是中国工运迅速发展的又一主要原因。【《第三十一号项英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声明》（1928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3页。】
关于中国工运委派制。向忠发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犯机会主义错误的时期，整个工会上层都是由我们党委派的。”【向忠发：《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1928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50页。】项英认为向忠发的表述过于绝对，认为五卅运动前中国工运并非委派和命令，而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工作的方式就是用秘书甚至技术书记用感情和工作地位去影响他们，职务是真正由工人选出来的工人，那时的斗争没有强迫的，真正是群众的发动……由工人的意志和呼声中产生出来的。”他还指出五卅运动时期上海与汉口的工运采委派制有工会群众分子复杂等原因，虽有错但不能“一概抹杀”其发挥的作用。【《第三十一号项英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声明》（1928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4页。】向忠发在7月6日作职工运动问题讨论结论时，反驳项英的观点，认为委派制总的来看对中国工运弊大于利：“如仍旧照以前的办法做去，将要一个工人群众都找不到；反动派比我们是聪明些，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向忠发：《职工运动讨论之结束》（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79页。】
反对设立工厂委员会。格勒尔在报告中提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领导工运“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模仿欧洲国家建立工厂委员会，即在每一工厂内除建立工会外，还要建立一个吸收工厂全体或大多数工人，并保护其利益的工人组织。格勒尔指出工厂委员会优点为“离工人群众最近”，可“直接反映群众心理”，还以俄国二月革命与德国十一月革命为例，说明工厂委员会使工人摆脱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影响。他呼吁中共尽快在工厂内成立群众选举、公开活动的工厂委员会，并逐渐将党领导的工会公开。【格勒尔：《中国职工运动之最近的任务》（1928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60—461、463页。】项英认为中国工运发展历史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工人不像欧洲工人带有“不同政治派别”，因此中国由中共领导的工会，本身包含有欧洲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无须另设组织争取工人；且工厂委员会公开活动，易受反动派打击；若有必要时可临时成立工人代表会，争取公开或半公开。【《第三十一号项英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声明》（1928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4—715页。】
项英发言后，在7月5日、6日发言的29名代表中，李立三、余茂怀（湖北代表）、王若飞、王仲一（顺直代表）、罗章龙（湖南代表）、邓中夏、周秀珠（广东代表）7人发言时提到项英的观点。李立三、王若飞同意项英对工运委派式历史的分析。王仲一、罗章龙赞同项英消除工人封建思想、党员到工厂中做群众工作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7、732、728—729页。】周秀珠认为，项英提到五卅运动时期工运产生强迫罢工行为，系群众自发行为与党无关不够准确，是将群众行动与党的行动“混合在一起”。她指出群众分觉悟的和不觉悟的，当时党只支持觉悟群众罢工，故对不觉悟的群众产生了强迫罢工行为。【《第四十四号周秀珠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45页。】李立三、余茂怀、徐锡根、黄平反对工厂委员会，认为其不仅不符中国国情，且公开后有暴露风险。【《第二十三号李立三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5日）、《第九十七号余茂怀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5日）、《第二十六号黄平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7、723、747、749页。】邓中夏认为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并不冲突，山东代表丁君羊认为工厂委员会作用不会像俄国那样大，苏兆征赞成格勒尔工厂委员会“最适当、最迫切”适合中国工运的观点，王若飞则认为工厂委员会、工会二者可选其一。【《第一号邓中夏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6日）、《第十号王若飞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6日）、《第一百三十四号丁君羊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6日）、《第二十五号苏兆征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31、733—734、738页。】
此外，在7月1日李立三作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后，项英、蔡和森、张昆弟等29人拟定一项临时提案，由张昆弟提交大会。项英等人提议以大会名义致电国内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政治路线，电文要求如下：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决定一切工作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积极领导群众自发或乡村游击式的暴动；目前党的工作重心是“挽救党与群众脱离的现状”，应在反帝运动、城市与乡村日常斗争中动员组织群众；将此电交全国各支部讨论。这个提案有助于国内党员尽快了解六大路线和对革命的指示，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却以大会政治委员会“尚未工作”和“秘密工作无保证”为由，主张“不必讨论、不必做决定”。【《关于“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政治路线”的讨论（中文稿）》（192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80页。】在王若飞等代表力争下，此案以多数通过。【《关于“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政治路线”的讨论（俄文翻译稿）》（192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86—787页。】
三、参与六大工运、政治决议起草和进入政治局
从1928年6月14日米夫致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信中，可知中共六大各项决议草案基本由共产国际人员起草，仅苏兆征、向忠发、王明代表中共参与。【《米夫给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的信》（1928年6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96—497页。】但在六大开始后，共产国际也注意吸收中国代表在讨论决议草案时提出的意见。如据罗章龙回忆，六大《政治议决案》在“总结大革命经验与教训”方面收集各代表意见极多。【罗章龙著，罗平海、罗星原、无文整理：《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中，九歌书坊、浏水工作室2015年版，第544页。】根据现存的六大档案，项英至少参加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和《政治议决案》两个决议的起草。
7月4日至6日，职工运动委员会讨论决议草案。项英与草案主要执笔者格勒尔就设立工厂委员会和如何对待黄色工会两个问题激烈争论。项英始终认为工厂委员会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生搬硬套移植欧洲工运的经验，与格勒尔围绕此问题“争了很多”。【《第三十一号项英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声明》（1928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4页。】尽管项英、李立三等多位工运干部均反对设立工厂委员会，但格勒尔坚称工厂委员会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人，有黄色分子，有行会分子，有完全冷漠的分子，所以在一个大的企业里，你们发现完全不是一个派别，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形形色色的人。要找到一个组织形式把这些不同派别联合起来，在现在的条件下，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工厂委员会就可以是这种形式。”格勒尔还认为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并存时，能促进工会发展。【《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党团代表发言》（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474—475页。】瞿秋白、向忠发亦赞成设立工厂委员会。【瞿秋白：《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结束时的讲话》（1928年7月6日）、向忠发：《职工运动讨论之结束》（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469、479页。】
关于如何对待黄色工会，早在6月15日布哈林谈话会上，项英即主张与上海“八大工会”（反动工会）实行工人统一战线，争取群众。【《中共六大前夕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部分代表座谈会记录》（1928年6月14日、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72页。】7月4日职工运动委员会会议上，项英再次提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并表示此举并非向反动工会与黄色工会妥协，而是争取群众的一种策略：“我们应在每次斗争中有个统一的口号去行动，我们夺得广大的群众，打击黄色工会，领导群众向我们方面来，我们的工作人应在打工厂中去干。”【《第三十一号项英在职工运动问题讨论时的声明》（1928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15页。】但格勒尔宣称项英的主张会“增强敌人的力量”，坚决反对：“同黄色工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自然会提高黄色工会，特别是其领导的威信。……在中国的条件下，共同的统一战线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它与我们的路线是背离的，当然我们应该加以拒绝。”【《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党团代表发言》（192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473页。】向忠发亦认为在中国建立工人统一战线“不符合实际情况”。【向忠发：《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1928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452页。】
7月7日，项英在政治委员会上发言，主张政治决议应“将过去的教训明白的具体的写出来”，以使将来党“不致再犯这种错误”。决议草案虽写入党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对八七会议后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很轻描淡写的模糊过去”。项英认为“不能这样的模糊过去就算了”，主张在决议中表明肃清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得一个很正确的路线”。他还表示赞同共产国际对盲动主义的解释：“应在过去的教训中很清楚的写出来，为将来的指南针，否则就更糊涂了。”最后，项英建议决议应正视“反动力量”，突出党对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领导，以及对农民阶级的领导。【《第三十一号项英在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1928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66—767页。】7月8日，因决议草案“不大完全”，政委会决定推举项英、张国焘等10人成立修改草案委员会，在原草案基础上修改增补。【《政治委员会临时决议案》（1928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770页。】
7月9日，大会相继通过《政治议决案》和《职工运动决议案》。《政治议决案》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革命形势已不再高涨；帝国主义现在“比中国革命的力量大”，与国内地主豪绅、资产阶级间及内部虽有矛盾，但面对群众革命斗争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鉴于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目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同时，议决案检讨机会主义错误和盲动主义错误：“机会主义的政策……无独立性无批评性只知让步政策，阻碍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竟是自愿的断送革命中之领导权。”“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暴动政策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的根据。”“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关于党目前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应“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提出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取消“惩办制度”；反对命令、强迫罢工，加紧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引导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等要求。【《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8、305、307、310—311、314—315、319—321、323页。】这些内容与项英在大会期间的主张基本一致。
《职工运动决议案》首先注意纠正以往中国工运策略的错误，认为委派制使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的组织”，指出目前工运任务是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基本策略为：“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议决案要求党与工会组织分明，工运口号“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力争工会公开存在，并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最主要的实际任务”。关于反动工会（黄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决议案主张党员到反动工会中争取群众，但不宜提出“工人统一战线”口号；认为在中国工厂委员会相比工会容易组织，党员应通过工厂委员会树立在工人中的影响，从而与反动工会竞争。【《职工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67—370、376—378、383页。】在大会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后，有代表建议取消各省省委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省工委），项英发言反对：“我们可以说省委关于工委过去没有运用得好，我觉得取消的理由不充足。”大会经过表决，赞成不取消的占多数，遂保留省工委建制。【《大会议程》（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53页。】
此外，大会9日还根据项英等29人提案发出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报，指出新的革命浪潮尚未到来，党的总路线是“夺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要求各地党员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强调党群关系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必须扩大苏维埃根据地与组织红军，最大限度使群众投身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89页。】此电指出革命高潮 尚未到来的同时，明确指出六大后中共的工作方针。
7月10日，大会进行第六届中委选举。项英与瞿秋白等6人一起负责提出候选人名单。【《大会主席团第十一次会议记录》（1928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77页。】7月8日大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上，项英主张取消夏曦、李维汉中委候选人资格，并建议候选人增加陆沉，得到通过。【《大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记录》（1928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79页。】在10日的中委选举上，项英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李蓉：《中共六大轶事》，第241页。】
7月11日六大闭幕后，项英留在莫斯科参加了7月19日的六届一中会议，在会上两次发言（目前未见发言记录），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会》（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42页。】据张国焘回忆，项英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按米夫的说法系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米夫在选举结束后还表示共产国际建议由项英负责党的工运工作，“得到一致通过”。【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7—388页。】次日，项英出席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会上被指定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主席团成员，与周恩来负责六大各省代表团书记制定各省工作大纲和六大代表回国事宜。【《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44—845页。】
7月17日至9月1日，项英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并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会后，项英按党中央的布置，为1928年5月牺牲的许白昊与郑覆他撰写传记，缅怀烈士业绩。【《项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1928年10月初，项英从莫斯科回国，11月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据罗章龙回忆，他和项英1928年8月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参见《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中，第556页。】
结语
从1922年入党，到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从一名基层工运干部成长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其原因有三：一是他长期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运，与群众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党内和工人中有较高威望；二是项英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形势发展有较为冷静的判断，在六大上又多次发言，提倡党内肃清错误，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是共产国际对项英的赏识，一方面是共产国际高层主张中共指导机关工人化，在36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向忠发、李立三、项英等工人干部均任要职，而瞿秋白等知识分子干部留在苏联，另一方面项英在六大主席团分组时同斯大林、布哈林一组【《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记录》（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66页。】，在大会讨论中与格勒尔多次争论，对盲动主义错误的激烈批评，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印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需要指出的是，项英对共产国际并非完全盲从，回国领导工运后，在1929—1930年与远东局争论多次。【《项英年谱》，第145、147—151、176—181页。】周恩来1944年回顾六大时亦认为《职工运动决议案》要求中共把工运重心放在组织赤色工会上，在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下“是错误的”：“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应该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182页。】
同时，项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局限性，如他虽主张建立工人统一战线，但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积极拥护六大《政治议决案》提出的反对的第三党和《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的反对阶级合作思想、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等决议。在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项英发言指出济南惨案后第三党的反国民党口号对民众全系“欺骗”，永远“不能实现”，中共应与之对应提出口号打破民众“幻想”。【《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46—847页。】这种错误认识既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调整，也和项英自身马列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环境实际状况缺乏深入了解有关。
1928年11月回到上海后，项英等中央领导在极为艰苦残酷的环境下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央政治局六届一次会议虽选举苏兆征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44页。】，但苏氏因身体原因留苏养病，直到1929年1月才回国，故这一时期党的工运主要由项英代为负责。1928年11月12日和28日，项英主持制发两个贯彻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的中央通告。12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指出：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是党目前职工运动的新路线，明确规定目前基本任务和群众组织的主要路线为民主集中制与工厂委员会运动；发动工人日常生活经济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办法；运用正确罢工策略是保障斗争胜利与扩大斗争发展的主要战术；“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三大任务，在宣传时应予以突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1928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3—724、728页。】28日《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对职工运动的意义，职工运动委员会性质、基本任务及与各级党团关系等原则作了具体规定，强调指出：“职工运动是党的最主要的群众运动，是党的基本的群众工作，党必须以全力来发展这种工作……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要认清的一点。”【《中央通告第十九号——职工运动问题》（192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11页。】这两个通告是在项英对当时中国职工运动实际、个人实践经验与参与六大讨论的体会上制定的，基本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1929年2月17日至20日，项英在上海参加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过去一年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报告，会后因苏兆征病逝，中央政治局决定项英任全总党团书记。11月7日至11日，项英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15日举行的全总执委会会议上当选为全总委员长。从此直到1930年8月，除1930年初由他人短暂代理外，项英一直任全总委员长，同时兼任全总党团书记到1930年5月。【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在项英1928—1929年主持全国红色工运，贯彻六大决议期间，中国白区工运取得许多成绩。据统计，到1929年上半年，天津、北平、青岛、上海、无锡、苏州、厦门等地均有持续不断的工人斗争发生。仅以上海为例，工人在1928年共罢工140次，参加人数约23.5万人；1929年7月至10月，共进行斗争76次，参加人数约10.8万人。【赵金鹏：《评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黄色工会问题的策略》，《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40页。】项英指挥下的全总除领导各地工人开展斗争，还出版《中国工人》等刊物宣传鼓动工人，给各地赤色工会发布指示，就重大事件和罢工斗争发出宣言和通告，派人到各地巡视，使白区工运相比大革命失败初期有了恢复和发展。此外，全总在1929年12月发布《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大纲》，这是中国工运史上首个全面论述苏区工运的纲领性文件，对苏区工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8册，第371、373页。】据李立三回忆，项英在1929年还参与处理江苏省委“独立”事件，维护党内团结，“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并和自己、周恩来一起要求向忠发注意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保障中央安全。】《李立三自述》（1940年），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0、596页。】
由于项英始终对黄色工会采取不妥协立场，使全总工作自五次劳大后产生“左”倾错误，到1930年6月使白区工运受到严重打击。但总的来看，项英在六大后领导红色工运，积极宣传六大精神，贯彻落实六大决议，瑕不掩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在1948年给六次劳大的祝词中称赞项英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他无愧为中国工运史上一位“深受工人群众信赖和拥戴的工运领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矢志革命奋斗一生——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人民日报》2018年5月14日，第6版。】项英在六大前后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思考和对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今日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对广大党员学习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为2021年7月29日由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等联合举办的“纪念项英同志牺牲8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承评审专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略作修改，特致谢忱，但本文文责自负。）
Xiang Ying and the 6th Nation Congress of the CPC
Zhang Weida
Abstract：Before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ang Ying ha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situa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 mistakes of the CPC and the current tasks, and did a lot of work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t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ang Ying mainly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politics, organization and workers' movement, and expressed his unique views on the domestic class situ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ma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PC in organization, the current central work of the CP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ctory committees. Xiang Ying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of the resolution on the Staff Movement Res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but also led the proposals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apid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s major lines in China. After the end of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ang Ying enter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actively publicized the spirit of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home to lead the workers' movement,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bor movement.
Key words：Xiang Ying；the 6th Nation Congress of the CPC；contribution；workers'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