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古镇里，有三个「没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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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郊区，有这样的三个小镇，它们算不上热门旅游目的地，知名度也不高，很少有人会专程前往游玩。但它们它们却是成都这些星罗棋布的古镇里，最有文化底蕴的三个。
它们就是新都区新繁镇、郫都区唐昌镇、青白江区城厢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曾经当过很长时间的县城，有着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却又都在最近几十年里失去了县城的地位，沦为普通一镇。就像几个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虽然乍看和普通人已无分别，但只要你和他攀谈片刻，便总能感觉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度。
这样曾经煊赫一时的小镇，不管它现在如何落寞，总是有能让人前往探访的理由。
新繁：川西碧玉
新繁本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繁县，西魏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将在蒙阳地区的繁县南迁，改为新繁县，建县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新繁”之名也使用了1500多年了，直到1965年才被撤销并入新都县。
历史上，新繁一直文化昌盛，名人辈出，汉代教育家任末、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费密、近代思想家吴虞、著名作家艾芜、神话研究学者袁珂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现在的新繁虽然只有一镇之地，却是成都著名的家具产业基地，工业经济发达，堪称经济强镇。去新繁的路上可以见到，各种厂房鳞次栉比，运货的大货车穿梭往来，展示着这个小镇非凡的经济活力。
然而经济发达也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如今的新繁已经难以被称为“古镇”了，虽然它有上千年的历史，但镇上的老建筑、老街道基本上已荡然无存。宽敞的街道、林立的高楼让它和其它城镇别无二致，唯有镇中心的东湖公园，还能展示一个历史名镇的底蕴。
东湖公园
新繁东湖是是我国有遗迹可考的两处唐代古典园林之一，它的建设者正是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李德裕是晚唐杰出的政治家，他于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十月出任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新繁县令，在任期间，李德裕命人开凿湖泊，引清白江水入园，因园林位于县署东面，故称东湖。东湖经历朝历代增修改建，虽已不复唐代原貌，但历经上千年而能保留下来，已算难能可贵。
如今的东湖已扩建为公园，并对外开放，是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绝佳去处。园内花草繁盛，古木参天，碧波荡漾，怪石嶙峋，确是园林佳境。更有众多白鹭栖息于园内，以致地面随处可见白色的鸟屎，人行其中亦须提防“空袭”，可见东湖已经成了鸟类能放心栖息的一方城市绿洲。公园里还有四费祠、怀李堂、瑞莲阁、光霁堂、望雪楼、冰玉轩、见山亭等诸多古式建筑，错落有致地点缀于湖光树影之中，更增加了几分古典韵味。
东湖公园风光
东湖不仅风光秀丽，人文底蕴亦值得称道。供奉三位先贤的“三贤堂”可谓集中体现了东湖的文化之魂。三贤堂立有李德裕、王益、梅挚三人的塑像，王益是王安石之父，曾任新繁县令。梅挚则是宋代新繁人，曾任龙图阁学士、谏议大夫。三人均为官清正、施政有方，千年之下，犹能令邑人追慕。
李德裕塑像
新繁另一处古建筑遗存，是2019年刚刚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龙藏寺。龙藏寺始建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明洪武四年（1371年）重建，现仅存一座三进四合院。龙藏寺是成都现存屈指可数的明代建筑之一，据说寺内的明代壁画和碑刻十分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然而如今的龙藏寺藏身于四川革命伤残军人医院（荣军院）内，大殿门口铁栅森严，并未对外开放，游客也无缘一睹真容。
未开放的新繁龙藏寺
唐昌：膏腴之地
唐昌镇曾是1958年被撤销的崇宁县县城，但“唐昌”之名比崇宁历史更为悠久：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置唐昌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方才依徽宗新建年号更名为崇宁县。
以前成都曾有“上五县”即“温、郫、崇、新、灌”之说，它们位于成都的上风上水地带，曾是成都平原最为发达富裕的地区。如今可能有人会误以为上五县中的“崇”指崇州市，“新”指新都区，其实此处的“崇”是指崇宁县，“新”则是指同样被撤销的新繁县。
即使只开车在唐昌镇一带逛一圈，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土地肥沃。可以想见，在农耕时代，这一带必定人烟稠密，生活富足。
在唐昌镇上几条老街走走，更能感受到这里曾经的富裕，一个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小县，县城里竟然有如此之多气派的公馆和大院，包括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梁家大院、清代翰林院编修罗锦文的“翰林宅”等数十处。其中公馆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崇槐里与大椿巷。崇槐里位于梁家大院旁，尚未开发维护，显得较为破败寥落，而大椿巷已被政府修缮一新，成为唐昌的一大景观。大椿巷因历史上有一颗古椿树而得名，清末民初，当地士绅相继在此修建了一批中西合璧风格的公馆。这条狭窄的小巷上，十几座民国风格的青砖公馆依次排开，展示着这里曾经繁盛的记忆。
唐昌镇梁家大院
大椿巷
离大椿巷不远处是保存完好的崇宁文庙，文庙是每个县城必有的建筑，这也是唐昌镇曾经历史地位的最好见证。崇宁文庙和其它文庙格局略同，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殿、钟楼一应俱全，大成殿里供奉着孔子和“四配”“十二哲”的塑像。东庑、西庑里则开辟了唐昌历史文化陈列，展示唐昌的历史沿革、历代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还特别介绍了最让邑人自豪的“一镇六翰林”的传奇事迹。
崇宁文庙
唐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蜀王朱椿第三子朱悦燇曾在此就封崇宁王，朱悦燇在此地按王府规制，对城墙城门进行了大扩建，奠定了今日唐昌镇的街巷格局。而今天唐昌本地居民的活动中心——崇宁公园，相传原为崇宁王府御花园。崇宁公园位于唐昌镇北街，虽然面积不大，但环境幽雅，绿树成荫，很适合来此休闲娱乐。
崇宁公园
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1946年2月的“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当时崇宁县人民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捐躯的川军将士而筹资修建的，刻有“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我武维扬、邦家之光”的碑文，碑文字体遒劲，是四川人民抗日救国的重要见证。
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城厢：风云汇聚
和新繁、唐昌略有不同，青白江区城厢镇不是因为撤县失去县城地位，而是因为县城迁址而沦落为普通一镇的。自北宋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约1400年间，城厢镇一直是金堂县县城，1950年10月，金堂县县治迁址赵镇，从此失去了县治地位，1981年1月，城厢镇又从金堂县划归青白江区。
金堂县县政府旧址
来城厢镇，不得不去西街走一趟。这条街是原城厢镇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之一，是唯一一条还保存着历史风貌的街道，两侧仍保留着老式的穿斗式结构房屋，地面铺设着青石板，店铺也是传统的长条木板门，显得古风犹存。街上还有一座原金堂县县衙大门，算是城厢镇历史地位的象征。可惜城厢镇的老街也只剩下了西街这一条，其余街道也早就在城市建设中被改成了千篇一律的沥青路面和瓷砖小楼。
古风犹存的西街
不过，城厢镇的老建筑仍然保留下来了不少，陈氏宗祠、绣川书院、文庙、武庙、明教寺觉皇殿、三清观、寿佛寺、彭大将军专祠、邓公楼等老建筑星罗棋布地分散在镇上，展示着这里厚重的历史底蕴，论文物古迹保留之多，城厢镇在成都郊区这些古镇里，算得上是佼佼者。
寿佛寺
三清观
城厢镇作为千年县治，自然也有不少历史名人诞生或寓居于此。但城厢现属青白江区，很多曾经在此生活过的名人籍贯却写的是金堂县，对外宣传时不免有些尴尬。在城厢镇留下最深刻印记的名人，当属辛亥革命义士彭家珍。镇中心以他命名的家珍公园，由明正统年间僧人文雄开凿的“金刚池”改建而来，是当地最为热闹的所在，公园里还建有彭大将军专祠和纪念碑。
彭家珍纪念碑
在辛亥革命风潮里，彭家珍其实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却以一人之力，推动了历史的进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革命军与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仍处于对峙之中，其实双方都有意让满清政府下台。满清政府虽不甘心就此倒台，但满清皇族多是颟顸庸碌之辈，此时既无可用之兵，也无可用之人，已处于山穷水尽之地。唯一一个算是堪用之才的，就是曾任禁卫军统领的良弼。正是在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负隅顽抗之下，满清皇室才迟迟下不了退位的决心。
为扫除革命阻碍，彭家珍舍身暗杀良弼，于1912年1月26日深夜暗藏炸弹将良弼炸成重伤，两天后伤重不治，而彭家珍也当场殉难。彭家珍之义举，使局面顿然改观，从此清皇族再无人敢公开反对共和，仅仅十余天后，清皇朝便颁布退位诏书。虽说就算没有彭家珍刺杀一事，在历史大势下，满清皇室也迟早会倒台，但彭家珍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孙中山高度评价彭家珍：“诛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之功”，还并批准为其修建专祠——也就是现在家珍公园里的彭大将军专祠，祠外还建有彭家珍纪念碑。
彭家珍曾在《绝命书》中写道：“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彭家珍的人生虽然定格在24岁那年，但在百余年后，仍然能被家乡人民所纪念所尊敬，他的这句绝命之词，总算是实现了。
彭家珍纪念堂，其中“收功弹丸”为孙中山先生手书
城厢镇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世人只知他是金堂人，却少有人知流沙河出生、成长于城厢镇余家大院，被划为“右派”后还在城厢镇北街木器社当了十余年工人。无论是他的《故园别》《故园九咏》，还是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就是那一只蟋蟀》，都与城厢镇这个“故园”，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彭家珍与流沙河，这一文一武两位历史名人，正是城厢镇两颗最璀璨的星。
古朴的城厢中学校门，校名为流沙河题写
当下，城厢镇正在打造“天府文化古镇”，武庙、明教寺、绣川书院等古建筑都在修缮中，不知现在略显落寞的城厢镇，能否在几年后涅槃重生，重新吸引游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