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地理志》中的“四十六囤”都是以当时僚、彝本地少数民族语音而命名，经过走访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现将四十六囤各囤今分为在今高县范围、在今筠连县范围以及无法考证三个部分，分述如下：

叶圣陶先生伏案工作的照片抗战期间，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四川生活了八年之久，足迹遍布重庆、成都、乐山、宜宾等地。八年的巴蜀旅居生活，给叶圣陶先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直到198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叶老回忆往事时，还将四川称为“第二我家乡”（见《望江南·成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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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县之彭女山（彭亡山，今仙女山）为名；山因西周彭祖于此而亡得名仁寿县：隋开皇十三年（593）普宁县改现名，因梁为怀仁郡地，取仁义长寿之意命名；另据《蜀中广记》：县从隋文帝年号；或说以仁寿宫为名，

府，是我国古代一个历史悠久的行政区划单位，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地区、自治州这一级，从唐代至清代都有府的存在。府作为行政区划单位诞生于唐代，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升国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府”。后来，府逐渐增多，成为唐朝行政区划中一个重要单位。宋代一级行政区划叫“路”，路下设府、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略高于州。当时设府的地方，除了国都、陪都以外，一般都是皇帝诞生、居住、巡游过的地方，或者地位重要的州。元、明、清三代也都延续了“府”的设置，隶属于省，下设州、县。在“地级政区”里，府的地位要高于直隶州和厅，比如在清代，知府是从四品官，而直隶州知州是正五品官。辛亥革命后后，当时的北洋政府通过“废除存县”，正式废除了府，从此府这一级区划成为了历史。府治所在的县，称为“首县”。首县的城廓，既是县城，又被称为府城，城内设置府衙，掌官一府事务，同时设有县衙，掌管首县事务。一般的府只有一个“首县”，成都府是四川省唯一一个有两个“首县”的府。在清代，四川省有“老八府”的说法，这八个府分别是成都府（府治成都县和华阳县）、重庆府（府治巴县）、夔州府（府治奉节县）、保宁府（府治阆中县）、顺庆府（府治南充县）、叙州府（府治宜宾县）、马湖府（府治屏山县）、龙安府（府治平武县）。明代四川分府图，图片源自网络，有改动为啥这八个府被称为“老八府”呢？因为这八个府是明代或者明代之前设立的，在清朝开国之初就存在。清朝建立后，四川省一直在设立新的府：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原来“遵义军民府”的基础上设立了遵义府（府治遵义县）；雍正六年（1728年），在建昌监理厅基础上设立了宁远府（府治西昌县）；雍正七年（1729年），在雅州直隶州基础上设立了雅州府（府治雅安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嘉定直隶州基础上设立了嘉定府（府治乐山县），在潼川直隶州基础上设立了潼川府（府治三台县）；嘉庆六年（1801年），在达州直隶州基础上设立了绥定府（府治达县）。直到清末1911年，清政府还在四川藏区设立了康定府、巴安府、登科府三个府，使当时全省府的总数达到了15个（此时遵义府已经划归贵州省，马湖府已被撤销）。这些后来设立的府自然没有前面八个资格老，为区别于清代以后新设立的府，所以叫它们“老八府”。其实，“老八府”也并非建立时间最早的八个府。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四川地区最早设立的两个府分别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设立的成都府，唐兴元元年（784年）设立的兴元府，这两个府分别是唐代的“剑南道”和“山南西道”的驻地。进入宋代后，四川地区又设立了4个府，分别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设立的潼川府（府治郪县）、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设立的重庆府、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设立的隆庆府（府治剑阁县）、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设立的顺庆府（府治南充县）。也就是说，四川地区最早的六个府分别是成都府、兴元府、潼川府、重庆府、隆庆府、顺庆府。眼尖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了，为啥兴元府、潼川府和隆庆府并不在“老八府”之列？这个解释起来倒也不难。首先兴元府就是汉中，对四川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汉中本来是“四川路”之一，但在元代初期被划给了陕西省。其次，老资格的潼川府和隆庆府都在明代以前失去了府的地位，其中隆庆府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为剑州，潼川府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为潼川州，既然失去了府的身份，当然也就不在老八府之列了。在清朝初年，其实四川省还下辖有两个“军民府”，即遵义军民府、乌撒军民府，三个“土府”，即乌蒙土府、东川土府、镇雄土府。但“军民府”和“土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府”，而是当时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划，所以也没有将他们划入“老八府”之列，更何况这五个非典型的“府”后来都划给贵州和云南省了，脱离了四川的管辖。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老八府”的情况。一、成都府成都府作为四川地区资格最老的府，从唐代设立到1913年撤销历时近1200年，历代辖区变化极大。其中以明代的辖区最大，下辖一州、二十五县，其范围北至今天的茂县、绵阳一线，东达今天的内江市区，南达今天的乐山市井研县，堪称一个“巨无霸”的府。成都府最大的时候清代辖16州县时期的成都府清代，绵州、资州、茂州等先后被分割出去，成都府还剩13县、3散州，共16州县。成都府也是四川唯一一个有两个“首县”的府，即成都、华阳二县同为首县。老一辈成都人基本都很熟悉这样一首顺口溜：成华简崇汉，温郫崇新灌。新新彭双什，金堂十六县。这首顺口溜说的就是清代及民国初年“成都府”的行政区划：成华简崇汉：是指成都、华阳两个附廓县，简州（简阳）、崇庆州（崇州）、汉州（广汉）三个散州，散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县级市。温郫崇新灌：是传统上的成都府“上五县”，即温江、郫县（今郫都区）、崇宁（已撤销，县治今郫县唐昌镇）、新繁（已撤销，县治今新都区新繁镇）、灌县（今都江堰市），这五个县是农业时代地理条件最好、经济最发达的郊县，所以被称为“上五县”。最后两句是指新都、新津、彭县、双流、什邡、金堂这六个县。为啥没有邛崃、蒲江、大邑这三个县？因为在当时这三个属于邛州直隶州，不归成都府管。所以，如今的成都市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就沿袭自清代的成都府，只是拿广汉、什邡换了邛崃、蒲江、大邑。二、重庆府重庆府历代辖区变化也很大，其中辖区最大的时期，是在明洪武九年，当时夔州府降为散州，下辖的巫山县、大宁县（现巫溪县）、云阳县、万县、开县、建始县、梁山县（现梁平县）、达县八县全部划给了重庆府，也就是说当时的重庆府不仅涵盖了今天重庆直辖市的大部分区县，还包括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的部分区县以及湖北恩施州的建始县，论面积比今天的重庆直辖市还大！重庆府最大的时候（图片来源：华龙网）当然这个巨无霸的重庆府存在的时间不长，夔州府很快就“复辟”了。后来重庆府几经调整，辖区到清代已经比较稳定了，下辖十一县二州一厅，即：巴县、江津县、长寿县、永川县、荣昌县、綦江县、南川县、铜梁县、大足县、璧山县、定远县（今武胜县）、合州（今合川区）、涪州（今涪陵区）、江北厅（今江北区、渝北区）。清代末期的重庆府可以说，清代重庆府的地盘，基本上和今天的“重庆主城都市区”相差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武胜、多了潼南。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示意图（图片来源：重庆晨报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编者按：《古诗里的成都史》原名《怀古成都诗话》，是九旬诗翁李之正老先生当年受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老年大学客座教授时的讲课稿。李之正先生别出蹊径，诗史结合，以经典诗词解说成都悠久的历史、展现成都厚重的文化底蕴，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经李之正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按朝代顺序连载《古诗里的成都史》，供大家深度了解成都历史文化，同时欣赏历代诗词作品。李老先生，市中大隐。八旬诗丈，学问渊深。随手一拈，诗话新颖。以诗为纬，以史为经。纵横交错，款款而行。浪漫潇洒，引人入胜。江山指点，古今闲评。历史千载，入睹眼睛。河山胜迹，时时可闻。后学拜读，大可长进。——刘时和《读〈怀古成都诗话〉有感》第十七章赵匡胤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登上宋朝宝座，史称北宋。致力于收拾十囯分裂局面，完成统一大业，直到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囯四年（公元979年），才最後将北汉收入版图。鉴于唐、五代藩镇之弊，採取削除藩将兵权，分散宰相权力，加强皇帝专制集权的统治。重文轻武，廣开科考。对外退让求和，偏重对内的安定。也注意兴修水利，鼓励生产，活跃商业贸易，扩大交通转运，増加财政收入。对文化和经济的向前發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也养成了因循苟安的毛病，形成了有宋一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北方的辽（契丹）、西北的西夏（党项）以及辽後的金（女真）的侵略，都是抗战不力，纳幣求和，甚致称侄称臣。为填满外邦不断的需索，加重百姓负担，日甚一日。在成都，王、孟两朝，因少战乱，是富庶之区。北宋初年，成都知府刘熙緝采取一些富国利民的措施，加固了九里堤，百姓称为刘公堤。知府吕端，也是一位良吏，注重生产民生。成都的安闲富庶，甚是有名。果实无端恣篡夺，朱门高臥美田多。一朝怒吼“均贫富”，起义青城王小波。（张秀熟《王小波起义》）成都也成了一块肥肉，皇帝和各级官吏，都要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把手伸向成都，又要满足外邦索求，除加重赋税外，又增加许多摊派。粮、茶、锦缎、财物贡品，都向成都百姓榨取。成都的贡赋，占了朝廷收入的大头，但百姓却日益陷入贫困境地，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味江人王小博以“均贫富”为口号，率领佃户、茶农起义，聚众万人。占领了青城、彭山，在江源（崇州）一战中，王小博被官军巡检使张玘射成重伤，仍负伤奋战，杀了张玘，自己才血尽而死。义军公推李顺继领其众，李顺首先令各家大户，交出全部钱粮，按其人口，留足生活需用之外，悉数分给贫民。又存抚良善，录用人材，军纪整肃，不犯秋毫。公元994年，攻克成都，号称大蜀王，分兵收取各州县，都愿开门納降，很快占领了两川之地，对关中造成威胁之势。公元995年，李顺领兵出剑门，与宋军王继恩的优势兵力作战，因众寡异势，损折三万精兵。一路败退下来，不及补充，失了成都。李顺削去头髪，混在僧人中间，由群众掩护，逃往廣州。王继恩随便捉杀一人，向皇帝谎报杀了李顺以冒功。李顺馀部，在张馀的率领下，在沿江的嘉、戎、泸、渝各州继续抗争了一年多，才被打散。由此，成都府辖地範围大大缩小，降级为益州。宋朝得到教训，知道过度盘剝成都百姓，造成战乱，无可索取，如同杀鸡取卵。在後来派任的官吏中，都注意选用贤良的才士。张公世外人，与蜀偶有缘。天将靖蜀乱，生公在人间。厥初大盜兴，乐祸迭相挻。天子辍玉食，贵臣拥戎旃。生杀出喜怒，死者常差肩。公曰此何哉，从之吾欺天。河流触地轴，砥柱屹不迁。胁从尽纵舍，飞章交帝前。上意竟开悟，至仁胜凶残。贵臣不极赏，追还黜其权。安危关社稷，岂惟蜀民全。後来有阿童，握兵事开边。晚策睦州功，上公珥金蝉。势张不可御，北向挑幽燕。神京遂丘墟，迄今天步艰。时无忠定公，孰能折其奸。我来拜遗祠，乔木含苍烟。死者不可作，愀然衰涕潸。愤切感虏祸，慷慨思公贤。春秋送迎神，谁为歌此篇。（陆游《张忠定公祠》）蜀守之良，前张後王。惠我赤子，而无流亡。何以报之，俾寿而昌。（益州人谣《颂张咏、王曙》）首选来任益州知州的是张咏，他首先惩办王继恩部下扰民的骄兵悍将，再用变叛民为顺民的政策，安抚张馀部众，整顿治安，减赋免捐。又整治城内外河道，改善水环境，甚得民心。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知州牛免，带来的领军指挥使符昭寿，十分贪鄙，暴虐士卒。引起军吏王均率众哗变，占了成都，号称大蜀王，同官军在城裏拉锯厮杀，滥杀了许多无辜，烧毁了大片民房，百姓不堪其祸。宋真宗只得重派张咏再任益州知州，成都又才安定。接着有张逸、王曙相继作知州，也办了些善政，使成都的治安，已经很好，商业、转运更加繁茂起来。……货出军储推赈济，转行交子颂轻便。……（薛田《成都书事百咏》录一咏）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薛田任益州转运使，此时商贸交易频繁，携带铜、铁钱币太不方便，民间已出现了一种可以兑换交流的纸币（“交子”，以後又改称“钱引”）。但归行业分散办理，存在很大风险，薛田力主集中官营。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张若谷任转运使，终于开办了官营的交子务（後世叫为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素笺明润温如玉，新样翻传号冷金。远寄南都岂无意，缘公挥翰似山阴。（文彦博《蜀笺》）手种楩楠二千树，时当庆历五年春。还期莫遣空归去，留得清阴与後人。（蒋堂《淸阴馆种楠》）春风寒食节、夜雨昼晴天。日气薰花色，韶光遍锦川。临流飞凿落，倚榭立秋千。槛外游人满，林间饮帐鲜。众音方杂沓，馀景更流连。座客毋辞醉，芳菲又一年。（田况《寒食开西园》）春山缥翠一溪清，满路游人语笑声。自愧非才无异绩，止随风俗顺民情。（田况《二十一日游海雲寺》）浣花溪上春风後，节物正宜行乐时。十里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画船迭鼓临芳溆，彩阁凌波泛羽卮。霞锦渐曛归棹促，满城欢醉待旌旗。（田况《四月十九日浣花渓泛舟》）风物繁雄古奥区，十年伧父巧论都。雲藏海客星间石，花识文君酒处垆。两剑作关屏对绕，二江联脉練平鋪。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雲作颂无。（宋祁《成都》）故台千古恨，犹对旧家山。半夜鸾凰舞，他年驷马还。生忧封禅晚，坐爱茂陵闲。惟有飘飘气，仍存天地间。（宋祁《司马琴台》）英精井络钟不尽，蔚为伟大柄朝政。行路惊传相司马，儿童走卒知名姓。而翁一尉尉西蜀，放衙春坐沱江曲。产得佳儿冠六贤，手植松楠傍华屋。松楠附公犹以传，如公再生知何年。岷山之大亦何有，今日与公同不朽。（孙錤《岷尉产》—司马池尉郫得佳儿）蜀山痩碧玉，蜀土膏黄金。寒溪漱其间，演漾清且深。工人剪稚麻，捣之白石砧。就溪沤为纸，莹若裁璆琳。风日常清和，小无尘渣浸。时逐贾舟来，万里巴江浔。王城压汴流，英俊萃如林。雄文溢箱箧，争买倾奇琛。（司马光《冷金笺与兴宗》）天圣至庆历年间，成都著名的州府官员，先後是文彦博、蒋堂、田况、宋祁等人，都是以政治家或文学家留名後世的大儒。其如程戡、张方平，也是与民虑始的良吏。司马光虽未曾坐过成都官署，但他父亲司马池作郫县尉时，出生在成都郫县的。砸缸救友的故事，可见其从小不凡。政治上他守旧，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却是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以他为主与范祖禹、刘攽、刘恕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从战国至五代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被誉为与《史记》并列的史家绝笔。湔水西头望大江，江流清白透船窗。当时琴鹤焚香吏，太息千年未得双。（郑方城《繁城杂咏》录一首）井络天开，剑岭雲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梦应三刀，桥名万里，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台鼎须贤久，方镇靜、又思命驾。空遗爱、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柳永《一寸金·送赵抃同榜》）别派从江垠，邀流入农畎。淙淙来源深，虢虢度沟浅。疏功浃旬流，溉利千步远。田观疑泽潴，坎听类瓴建。流行拂落葉，浸长浮生藓。孤鹤眼怪窥，纤鱼鬛跳展。映苇色莫分，喧琴韵难辨。增霖晨闹蛙，涵月夜惊犬。怜黄浇菊篱，惜紫沃兰畹。吏治窑甓甃，童戏芒车卷。灌携合手劳，漱掬致腰俛。庭秋林加凉，轩夏向消晅。我矜竟济能，僮贺遥汲免。贮戺理巨甔，归厨架修笕。供淘饭盎粮，给澳羹鼎脔。调药修旧饵，煎泉试新荈。坐客频泛觞，蹲儿屡涤砚。聆寒心脱烦，挹冷酒除面。闲眺筇步随，静看髭吟撚。高怀造文攄，清兴团诗遣。题为引流篇，记耳非目衒。（赵抃《引流与弟抗、扬联句》）锦川风俗喜时平，上巳家家出郡城。射圃人稠喧画鼓，龙湫波靜照红旌。迎真昔诧登天虎，命侣今闻出谷莺。勉为远民同乐事，使台仍是得贤明。（赵抃《登学射山》）古胜芳菲地，标名罨画池。水光菱在槛，岸色锦舒帷、风碎花千动，烟团柳四垂。巧才吟不尽，精笔写徒为。照影摇歌榭，分香上酒卮。主人邀客赏，和气与春期。（赵抃《蜀倅杨瑜邀游罨画池》）卜肆垂帘地，依然门径开。沉冥时已往，思慕客犹来。鸟啄虚檐坏，狐穿古井摧。空馀旧矶石，岁岁长春苔。（吕公弼《严真观》）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铁面御史”赵抃被任为成都知府，并无车舆仆马，随身只带一琴一鹤而来。过渡时，他指江水说，我的所作所为，要如江水一样清白，此处後来就叫做青白江。老百姓在街头巷尾，田间小道，随时可以见到他，能直接同他交谈。弊政寃案，都能及时解决。那些贪污、渎职的官吏，谁也不敢胆大妄为。其後继任知府吕公弼、韩绛，都照赵抃的榜样，发扬深入而宽厚的作风。从前张咏施行的向低保户贫民發放米盐票，购买平价米盐的惠民善政，更得到继续落实。这时，有些已经脱贫，又新出现一些新陷入困境的贫民。韩绛重新清理调整，并定期三年调整一次。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但王安石没有培训出一批变法的幹部，各地各级官吏、军使不解变法精神，反而扰民。成都驻军的扰民事件，曾引起混乱。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赵抃再一次来任成都知府，将校立马得到约束，军卒不敢忘为，风纪肃然，社会恢复安靖。但变法也在守旧派掌权时，遭到否定而失败。宋哲宗起用章惇，重新一度实行新法。命令健全都江堰岁修制度，每年对河道、水文、雨量以及航行、灌溉效益，都要记录详细数据，上报备查。沿河州县，设立河工水官专门机构，专司其事。还要评优劣、定奖黜。当时成都粮田单产量，居全国之冠，粮食堆积如山。北宋重文，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北宋就占有六大家。词到了北宋，大得其道，在文学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词人不可胜数。华岳峰高不可梯，西来游屐几经携。忽看九朵浮空翠，陡觉千峰伏道低。紫雾半埋神转秀，翠微欲上眼先迷。何年羽化留仙躅，拟向胡麻溯曲溪。（王梦庚《莲花接翠•张商英故里》）半刺为官美，临邛自古名。何言缇轼宠，更待板舆行。仙籍新年贵，宾僚旧日荣。壶浆故父老，应在半途迎。（范镇《送文与可通判邛州》）高隐郫城下，平时仍往还。门开值冠盖，帘卷为江山。沛雨人间待，浮雲天外闲。泥封诏不起，朝夕奉慈颜。（范镇《留题张俞屋壁》）雾山环合自雲川，户有清溪种玉田。万树桃花不知处，几人曾得问秦年。（张俞《雾中山》）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高视往古，哲士实殷。施及秦汉，馀烈氛氲。挺生英杰，卓尔逸群。孰谓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隐居。尝曰丈夫，趋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营营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实多艰。穷亦自固，困亦不颠。不贵人爵，知命乐天。脱簮散髮，眠雲听泉。有峰千仞，有溪数曲。廣成遗趾，吴兴高躅。疏石通径，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昼夜游息。岭月破雲，秋霖洒竹。淸意何穷，真心自得。放言遗虑，何荣何辱。（蒲芝《诔张俞》）安居六诏聘书催，高隐郫城浊酒杯。不就郎官除秘省，许留诗句在蓬莱。人间沛雨犹延望，天外浮雲任去来。为访从前携鹤路，一庭秋色满莓苔。（徐發祥《访宋张少愚故宅》）文史学家张唐英，新津人，宋神宗时官侍御史，著有《蜀梼杌》、《宋名臣传》等史学著作。他曾选拔推荐王安石到朝廷任职，後王安石官至宰相，推动变法。张唐英之弟张商英，也是一代名臣，忠直多才，官监察御史，徽宗时，一度为宰相。他赞成王安石变法，但不趋奉王安石，与蔡京友善，但不党附蔡京。力劝徽宗戒奢节用，薄税宽民，未被采纳，反被蔡京贬黜外州。范镇，华阳人，通察世事，才气俱高，晓音律，善诗文。为成都知府薛奎赏识，推荐至汴京，官知谏院，与文章之士宋祁、宋庠等交往。诗文远传契丹、高丽，文章清丽简远，学者以为法式。范祖禹，范镇族孙，学行磊落，有良史之才，被苏轼誉为“讲官第一”。他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得力助手之一。官秘书正字、谏议大夫。有多种文史著作，《唐鉴》一书，很享盛名。脍炙人口的《蚕妇》诗的作者张俞，作过秘书校书郎，後归隐。益州知州文彦博，让他居住青城山杜光庭的故居。常与其妻蒲芝远游，湘沅、浙江、罗浮、九嶷都有其行迹。死後，蒲芝在诔文中说他“仕非其志，禄不可苟”，“穷亦自固，困亦不颠”。治学谨严，学风端正的华阳人吴縝，曾自荐参加欧阳修编修《新唐书》的工作，但欧阳公以他无名声、无资历，没有收录。待欧阳修把《新唐书》和《五代史》修成後，吴缜认真阅读，發现欧阳公“意主文章，疏于考证”，书事失实，自相违舛。于是撰成《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二书，论据确凿明晰，很可以挽救欧阳修之失。但吴縝被名人光环掩盖，其著作生前不得刊行。治学谨严的还有华阳人彭乘，曾校勘《南史》、《北史》、《隋书》等史籍。对所藏万册图书，亦认真加以点校，以为用于传世，应避免以谬传谬。文同，苏轼的表兄，著名画家，最善画竹，成语“胸有成竹”，就是由他作画而来。苏东坡爱竹，多是受其影响。与文同齐名的画家，还有华阳人李时雍，他的书法艺术，名气盛于米芾。喻汝砺，仁寿人，官居礼部侍郎。靖康之变，金国立叛贼张邦昌为楚帝，众官都去朝拜。惟喻汝砺扪其膝，言道：此膝不能为贼臣屈。于是掛冠而去，世称“扪膝先生”。回成都後，作了不少游览诗，有诗曰：濯锦江边莎草浓，散花楼畔木芙蓉。蜀山叠叠修门远，谁把丹心向李庸。（喻汝砺《散花楼》）远屿曲洲纵复横，沙边繁鸟弄箫笙。一轩檐冷檀阴合，十里林香药草生。路转断楂逢石坐，风移深竹见僧行。晚来冲抱更清旷，时有幽人带月耕。（喻汝砺《草堂》）坤维东南倾，大江日夜注。前驱下洛洙，馀涛略吴楚。任势不期劳，得意缘所遇。水也初无营，神哉亮谁主。芳兰沉清华，碧藻舒翠。晨鹄戏野岸，春凫集深渚。均是得所安，而神岂私汝。古来几精魄，拾此迷所处。淫游不知还，沙村迷烟树。而我後千载，悠然在江浒。抱啬贵无竞，矜名忌多取。冥冥罨岸风，淫淫打船雨。舞雪窥洪涛，开苹度前浦。再拜谢神贶，聊复随所住。（喻汝砺《谒江渎庙》）第十八章遙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作这首诗的宇文虚中，成都华阳人，宋徽宗时作中书舍人，编修国史。这时北方金国强盛，已成宋朝的威胁，他多次献策，反对联金攻辽，昏顽的朝廷，拒不采纳。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已经灭了辽囯的金兵来攻宋朝，眼看汴京危急，徽宗忙将儿子赵构作为人质议和，并把太原、中山、河东三路割与金邦。然後又派宇文虚中出使金邦，解救赵构归国。主和的奸臣，又把议和罪责，归罪于并不参与其事的宇文虚中，而遭贬斥。可惜，公元1127年，靖康之変，女真族金兵攻破汴梁，宋徽宗和刚即位的宋钦宗，成了金兵的俘虏，关押于五国城。宋朝丟了北方国土，赵构渡江，建都临安，偏安江南，史称南宋。为了抵御金兵的追迫，投降派宋高宗赵构，利用岳飞，韩世忠等抗战将领领兵抗战。但当威胁缓解，抗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又怕岳飞迎还徽、钦二帝，紧急召回岳飞，并加以杀害，并向金国称臣纳币，屈辱求和。南宋高宗，为了造成人们认为他在怀念徽、钦二帝，也派使节前去探视、祈请，祈请使便是宇文虚中。宋朝又通过另外渠道，要金邦不允祈请，若祈请不回二帝，使臣也不能回朝。宇文虚中被软留金国，常以汉朝的苏武自比，以作文赋诗遣散时日，诗名远扬，传到高丽、扶桑。更受到金人的崇敬，送给一顶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的头衔。南宋与金人黙契，也把他的家口送往金邦。但他仍心怀故国，常以腊丸向南宋传递情报，南宋君臣不予理会。金熙宗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他联合羁留金国的宋朝官员七十馀人，密谋刼杀金主完颜亶，夺还二帝。事前曾将计划密报南宋，但被奸臣秦桧阻断，失去应援，以致事败。他慷慨就义，家口百馀，也惨遭焚死。如此英烈，实应与同岳飞一样，值得景仰。江头作雪雪未成，北风吹雲如有营。驱车出门何所诣，一放吾目登高城。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囯家自从失河北，烟尘漠漠暗两京。胡行如鬼南至海，寸地尺天皆苦兵。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欃枪。名都壮邑数千里，至今不闻戎马声。安危自古有倚伏，相持默默非敌情。棘门灞上勿儿戏，犬羊岂惮渝齐盟。（陆游《晚登子城》）金兵在中原遭到岳飞等人和中原人民坚决抵抗，不能南下，也曾意图从两川突破。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进犯利州，也遭到吴玠、吴璘的坚决抵抗，他们众志成城，攻防得当，在“杀金坪”击破十万金兵，得了常胜军的称号。从此金兵不敢犯川，保了成都七、八十年“繁雄户十万，甲第起峥嵘”的安宁。衣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剑门道中遇雨》）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裏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陆游《关山月》）政为梅花忆两京，海棠又满锦官城。鸦藏高柳阴初密，马涉春江水未生。风掠春衫惊小冷，酒潮玉颊见微赪。残年飘泊无时了，肠断楼头画角声。（陆游《自合江亭涉江至赵园》）大邑知名杜叟诗，山中仍值菊花时。节旄落尽羁臣老，髀肉生来壮士悲。豪举每嫌杯绿浅，痴顽颇怪鬓丝迟。廣文別乘官俱冷，相伴宽为五日期。（陆游《九月三日同吕周辅游大邑诸山》）度笮临千仭，梯山蹑半空。湿雲朝暮雨，阴壑古今风。亭观参差见，阑杆诘屈通。柳空丛筱出，松偃翠萝蒙。负笼银钗女，锄畲鹤髪翁。何由有馀俸，小筑此山中。（陆游《过大篷岭度绳桥至杜秀才山庄》）锦城城北，有平湖、仿佛西湖西畔。载酒郊坰修禊事，雅称兰舟同泛。麦陇黄轻，桤林绿重，莫厌春光晚。棹歌声發，飞来鸥鹭惊散。好是水涨弥漫，山围周匝，不尽青青岸。除却钱塘门外见，只说此间奇观。勾引游人，追陪佳客，三载成留恋。古今陈迹，从教分付弦管。（京镗《念奴娇·上巳日游北湖》）玉局祠前，銅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萸缀席，黄菊浮卮。巷陌连镳并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自怜行客，犹对佳宾，留连岂是贪痴。谁会得、心驰北阙，兴寄东篱。惜別未催鹢首，追欢且醉蛾眉。明年此会，他乡今日，总是相思。（京镗《雨中花·重阳》）雪洗虏尘静，风约楚雲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生平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剰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张孝祥《水调歌头·闻虞允文采石战胜》）万里筹边处，形胜圧坤维。恍然旧观重见，鸳瓦拂参旗。夜夜东山含月，日日西山横雪，白羽弄空晖。人语半霄碧，惊倒路旁儿。分弓了，看剑罢，倚栏时。苍茫平楚无际，千古锁徊烟霏。野旷岷嶓江动，天阔崤函雲拥，太白暝中低。老矣汉都护，却望玉关归。（范成大《水调歌头》）走遍人间行路难，异乡风物杂悲欢。三年北户梅边暖，万里西楼雪外寒。已辨鬓霜供岁籥，仍拼髀肉了征鞍。故园人物知何似，试上东楼直北看。（范成大《冬至日铜壶阁落成》）南宋时，益州、利州、梓州、夔州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囯家财政、军费，大部份靠此四路提供。如何让四路人民拚命作出奉献，而又安抚民怨，于是设置四川安抚制置使。统管四路，辖地约相当于今日的川、渝境域。席益、張焘、李璆、王刚中、陆游、京镗、虞允文、范成大等，先後任过四川安抚使以及州县官吏，他们除了能诗能词，而且都是闻名天下或留名後世的忠正循良。如席益治水，张焘办学，李璆缮城，王刚中浚湖，京镗惠政，虞允文、范成大、陆游坚决抗敌，力图收复故土，各自不同程度创下了利囯利民的业绩。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兵由完颜亮率领第三次侵宋，宋军在两淮全面溃败，退至采石屯兵，朝廷换将。此时仁寿人虞允文，正前往劳军，见在采石矶的宋军三五星散，而江北岸金兵已鼓帆待發。情势危急之下，虞允文便自任统帅，整顿人马，鼓舞士气，亲临战阵。由于虞允文的正确指挥，取得重大胜利。使南宋转危为安。任川陕宣谕使时，又会同利州守将吴璘、王彦等主动出击，收复陕西数州囯土。任宰相时，任用胡铨、王十朋等主战派。第二次宣抚四川时，死于囯事。范成大，著名词家，任四川制置使，招致陆游等一批抗战人士入幕。他就是南宋著名词人石湖居士爱囯诗人陆游任蜀州、荣州通判，积极参加王炎、范成大军幕，参谋军旅之事，还直接到前线参战。张焘，任成都知府，尽心于教育，培植人才，还在绍兴八年，尽将杜甫诗刻石，置于草堂中。计有功，邛州人，曾任简州、眉州知州，入张浚军幕，参赞抗战军事。又廣为收集，详加考证，编纂成《唐诗纪事》一书，使许多唐人诗保存下来，不致散失湮没。有人赞他是“奧学沧溟深，高倓风雨驶。胸中富经纶，忧囯心屡痞。”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充当卖囯贼，暗通金人，金邦封他为蜀王。这事引起青城道士安世道的义愤，力劝制置史杨辅趁早诛此叛贼。但杨辅怯懦，迟疑不决。而小吏杨巨源与吴曦部将张林联合李好义、杨君玉等人，以假传“圣旨”为名，直闯吴曦“王宫”，出其不意，将其诛杀，四川才免除了一场祸乱，没有沦入金囯的版图。白鹤山人，被推作、诸军都督。对朔雪边雲上马，龙光醲郁。戊己营西连太白，甲丁旗尾扪箕宿。倚梅花、听得凯歌声，横吹曲。船易漏，袽难沃。柯易烂，棋难复。阅勋名好样，只推吾蜀。风撼藕塘猩鬼泣，月呑采石鲸鲵戮。管明年、缚取敌人回，持钧轴。（吴泳《满江红·送魏鹤山都督》）春风挽征衣，淑景荐笾实。山中之奇观，变态纷襞积。或剨然以舒，或蒙然以宻。或妩如修眉，或突如巨跡。或鸷鸟将抟，或游龙偕出。一目百奇怪，随景發诗癖。江山岂昔无，万古阅闲寂。而独陈于今，涸我风月笔。便如遗俗士，高臥天一壁。人知匪自献，不知亦奚恤。（魏了翁《和李致政花石山诗》）山川无恙路榛芜，古寺寻碑访大儒。八种遗书新理学，二旬开府旧签枢。雲吟西蜀夹江窄，鹤去南塘一水枯。故囯迢遥归未得，天涯何地是幽凥。（宁緗《幽居寺访鹤山书台拜魏文靖公遗像》）宋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和书法家，蒲江魏了翁，尊奉理学，正直坚毅，宋宁宗时，官居吏部尚书、资政殿学士。时宰相韩侂胄专权，政治黒暗，囯势贫弱。韩侂胄为自固权位，不顾強弱悬殊，贸然兴兵伐金。魏了翁直言抗辩，主张先修国力，再议伐金，遭到韩侂胄贬斥出朝。战事果然大败，金兵索要韩侂胄的人头，史弥远只得杀韩求和。史弥远也是专权误囯之辈，不堪共事。魏了翁便弃官回家，在蒲江筑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培养了一批饱学人才。以後，魏了翁在各地任州、府官员，任上戢奸兴利，清亷爱民。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再次入朝为秘书监，仍常痛斥时政弊端，史弥远又将其一贬再贬至靖州。他又在当地办学，继续开门授徒，并潜心著述，订定精宻，为先儒所少有。史弥远死後，复入朝为华文阁学士，其言当紧囯事，抨击弊政之习不改，受史弥远馀党排挤，贬为洞霄宫祠官，夺去了问政言事的职权。晚年才任福建安抚使，未能施展大才。幸有天遮蔽，为西南、空虚一面，挺生男子。塞下将军支颐臥，夜半揽衣推起。扫十万、胡人如洗。见说巴山矟马退，也都因、粮运如流水。剑以北，一人耳。十年梦断斜阳外，恰归来、菖蒲蘸酒，祝兄千岁。入从出藩谁不是，谁是难兄难弟。正乐意、融融未已。莫趣东方千骑去，愿时平、华皓长相对。闲富贵，只如此。（魏了翁《贺新郎·荣州高稼表兄生日》）秋风九月边尘高，千艘夜下宫锦袍。文章不特动蛮貊，要识金版开六韬。孙曹已矣等陈迹，唤起坡仙同赤壁。喧阗笳鼓动地归，重把功名光采石。（岳珂《饯高紫薇定子视师黄冈》）身名须待文章显，气质顺从道义涵。海内如今人物渺，掀天事业要奇男。（高斯得《述志》）从来直气劲摩空，又吐忠嘉忤九重。指斥分明人所忌，去留谆复上能容。清风慨慕桐江钓，异渥新疏竹使筒。熊轼一行聊复尓，羽仪禁路要夔龙。（李昴英《送高礼部斯得知严州》）南宋後期，皇帝昏庸，中兴乏人，史弥远、贾似道当权，又是奸慝之辈。虽然北方強敌金朝，已于1234年被蒙古灭亡，但比金人更为骠悍的蒙古（元兵）崛起，对南宋的威胁更加严重。幸有高氏兄弟父子撑持一隅，值得称道。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蒲江人高稼，任沔州通判。沔州是川陕战略要冲，高稼练兵筑垒，军民联防，敌兵不敢轻犯，创造了抗元战略战术的经验。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窝阔台汗领数十万人马南侵，其次子阔端兵到沔州，已任四川安抚使的高稼又亲临前线，与阔端交锋。一场恶战，迟滞了元兵攻势，但宋军伤亡惨重，高稼誓与沔州共存亡，十二月城破，高稼壮烈殉国，四川也失去了屏障。次年，阔端长驱入川，进攻成都，闻蒙古太子死讯，退兵回去争位，撤走时，大肆烧杀，把大半个锦绣成都夷为平地，造成极大的破坏。高稼之弟高定子，是一代名臣，为官清正恤民，重视教育，任夹江知县时，创办同人书院，在长宁建六先生祠，提高文化风气。在绵阳，镇守青塘关，智擒叛军首领张钺，粉碎了张钺通敌卖国的阴谋。1231年，入朝进直宝章阁，参知政事。他向朝廷指出“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证”，非痛改不能挽救危亡。但皇帝昏庸，史弥远党羽掣肘，无济于事，只得退而著述。高斯得，高稼之子，也是南宋一位名臣，他继承父志，忧囯恤民，行善政，举贤良。前後贬官复官四十馀次，进入朝廷八起八落。但不怕贬黜，竭力反对贾似道专权误囯。宋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第八次入朝签枢宻院，才想聚集才俊，以济国事，又被宰相留梦炎排斥罢免，国事已无可挽回了。独游雲顶寺，高臥石城巅。夜月依然近，清光分外圆。片雲随倦鹤，孤树恋愁鹃。畅好登临兴，襟怀亦爽然。（陈钧《再宿雲顶寺》）松柏参天黒，谯楼架石支。旧闻驻军府，犹见洗兵池。刼任沧桑变，禅唯水月知。入门瞻宝相，题识已纷披。（张怀泗《与家弟焯及周左二生游雲顶山》）南宋朝廷不可有为，四川的官吏亦多是贪鄙之才。独有以恢复国家为己任的余玠，于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来任四川安抚使，他整顿吏治，减轻赋税，招纳人才，以图鞏固四川，拱卫朝廷。面对元兵威胁，他仿照高稼的办法，在合州筑钓魚城，在金堂筑雲顶山石城，长期坚守。于嘉定一战，打退元兵；在钓魚城射死元兵统帅蒙哥。元军不得前进寸步，为南宋延长了十多年的统治。因其久握重兵，遭到猜忌，于淳祐十二年（公元1253年）被迫辞官。钓鱼城、雲顶山军民，虽然奋勇死战，但失去了正确有力的指挥，终于陷落。宋理宗宝祐六年即蒙古蒙哥八年（公元1258年），蒙古纽璘率元兵再次攻入成都，又加以疯狂蹂躏，成为一片废墟，昔年繁华的成都城，成了元兵的养马场。花底传筹煞五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写罢降元表，臣妾簽名谢道清。（汪元量《醉歌之五·谢太后降元》）蜀乡人是大医王，一道长街尽药香。天下苍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肓。（汪元量《成都药市》）锦城滿目是烟花，处处红楼卖酒家。坐看浮雲横玉垒，行观流水荡金沙。巴童栈道骑高马，蜀卒城门射老鸦。见说近来多盗跖。夜深战鼓不停挝。（汪元量《成都》）元朝灭了南宋，汪元量作为南宋的内廷琴师，同後宫男女一并被掳至元都，他多次探望被囚禁的正气不屈的、民族英雄南宋丞相文天祥，作诗记述亡囯之事，人称诗史。後度为道士，允其南归，并到成都降香。作诗写成都表面繁华，暗寓民不堪命之意，不知所终。相关阅读古诗里的成都史（古蜀篇）古诗里的成都史（秦汉篇）古诗里的成都史（三国两晋南北朝篇）古诗里的成都史（隋唐篇）古诗里的成都史（晚唐五代篇）投稿邮箱：bashufengwuzhi@126.com喜欢本文，请点个「赞」「在看」或者「分享」给朋友

编者按：《古诗里的成都史》原名《怀古成都诗话》，是九旬诗翁李之正老先生当年受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老年大学客座教授时的讲课稿。李之正先生别出蹊径，诗史结合，以经典诗词解说成都悠久的历史、展现成都厚重的文化底蕴，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经李之正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按朝代顺序连载《古诗里的成都史》，供大家深度了解成都历史文化，同时欣赏历代诗词作品。李老先生，市中大隐。八旬诗丈，学问渊深。随手一拈，诗话新颖。以诗为纬，以史为经。纵横交错，款款而行。浪漫潇洒，引人入胜。江山指点，古今闲评。历史千载，入睹眼睛。河山胜迹，时时可闻。后学拜读，大可长进。——刘时和《读〈怀古成都诗话〉有感》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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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古诗里的成都史》原名《怀古成都诗话》，是九旬诗翁李之正老先生当年受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老年大学客座教授时的讲课稿。李之正先生别出蹊径，诗史结合，以经典诗词解说成都悠久的历史、展现成都厚重的文化底蕴，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经李之正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按朝代顺序连载《古诗里的成都史》，供大家深度了解成都历史文化，同时欣赏历代诗词作品。李老先生，市中大隐。八旬诗丈，学问渊深。随手一拈，诗话新颖。以诗为纬，以史为经。纵横交错，款款而行。浪漫潇洒，引人入胜。江山指点，古今闲评。历史千载，入睹眼睛。河山胜迹，时时可闻。后学拜读，大可长进。——刘时和《读〈怀古成都诗话〉有感》第九章

编者按：《古诗里的成都史》原名《怀古成都诗话》，是九旬诗翁李之正老先生当年受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老年大学客座教授时的讲课稿。李之正先生别出蹊径，诗史结合，以经典诗词解说成都悠久的历史、展现成都厚重的文化底蕴，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经李之正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按朝代顺序连载《古诗里的成都史》，供大家深度了解成都历史文化，同时欣赏历代诗词作品。李老先生，市中大隐。八旬诗丈，学问渊深。随手一拈，诗话新颖。以诗为纬，以史为经。纵横交错，款款而行。浪漫潇洒，引人入胜。江山指点，古今闲评。历史千载，入睹眼睛。河山胜迹，时时可闻。后学拜读，大可长进。——刘时和《读〈怀古成都诗话〉有感》第四章道人惠我《灌江志》，江枯作堰法详记。水从岷腹向东来，总归岷口辨经纬。开凿离堆继禹功，一支北注分为二。宝瓶入口浸成都，百万民田资水利。入细忧涸泛忧涝，消纳堤尖作人字。淘滩须深俾水盈，作堰务低防水恣。穷冬作堤浚江心，六十日程堰工备。放闸必待立春馀，时早秧针愁水匮。堰成巨石安竹笼，水激岁修当易治。李王父子廣济心，良法昭垂忧旷废。立石重刊六字碑，嵬罗眉列勤编次。前人既苦构堂基，务饬垣墉涂茨既。老去更为来者忧，舌敝唇焦属三四。何由具此悲悯怀，是佛是仙同一意。我治儒书无寸功，饱饭安眠忘所自。读罢斯篇三叹嗟，满腔生意纵横肆。愿分道者心，遍赠西川吏。民饥即我饥，民事吾家事。君不见香火道人且有情，何况官厨日日民膏饫。（王梦蛟《读“灌江考”

编者按：《古诗里的成都史》原名《怀古成都诗话》，是九旬诗翁李之正老先生当年受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老年大学客座教授时的讲课稿。李之正先生别出蹊径，诗史结合，以经典诗词解说成都悠久的历史、展现成都厚重的文化底蕴，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经李之正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按朝代顺序连载《古诗里的成都史》，供大家深度了解成都历史文化，同时欣赏历代诗词作品。李老先生，市中大隐。八旬诗丈，学问渊深。随手一拈，诗话新颖。以诗为纬，以史为经。纵横交错，款款而行。浪漫潇洒，引人入胜。江山指点，古今闲评。历史千载，入睹眼睛。河山胜迹，时时可闻。后学拜读，大可长进。——刘时和《读〈怀古成都诗话〉有感》第一章诗说成都成说诗，典文寄咏寄当宜。知惟信史信今古，时变多端多变时。

阅读提示本文篇幅较长（约两万字），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论述部分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看最后结论部分。一、引言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与灿烂的城市文化。例如，早在汉朝时，成都即与洛阳等四地并列为五大都会之一；到唐朝时，益州成都由于商业贸易活动十分繁荣，与东南地区的财富中心扬州齐名，时人有“扬一益二”之说。“成都”的得名时间也相当之早，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属于战国晚期（前238年）的吕不韦戈铭文中就已有“成都”一名出现。然而，对于“成都”名称的含义，自宋以来，学者们尽管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却一直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参见后）。这不能不说是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巨大遗憾，也不能不说是历史学界、地名学界、历史地理学界学者们的巨大遗憾。众所周知，地名是人们给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等地名学问题，往往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国历史悠久，很多重要地名也像成都一样，虽然有着十分古老的源头，但同样不甚清楚其准确含义。于是，研究古老地名的准确含义，常常成为地方历史研究中的不解难题。那么，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古老地名的准确含义？笔者以为，要科学考察一个古老汉字地名的含义，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可能需要特别重视。一是要确定该地名的语言系属。这是因为，历史上我国境内很多族群或民族没有本族文字，这些族群或民族活动地区的地名往往需要借助汉字进行记录。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地名的语言系属，自然也就失去了获得该地名正确含义的语言学基础。二是要构拟该地名的古代读音。这是因为，古今汉字的读音往往会有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同一汉字的读音不同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含义差异（如多音字），而读音近同的不同汉字却可以具有相同的含义（如通假字）。于是，正确构拟一个地名的早期读音，对于探讨该地名的准确含义意义重大。三是要分析该地名的文字构成。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历史早期记录自然、人文地理事物命名的文字一般情况下往往与字形相联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分析一些地名的用字，就有可能大致判断出该地名的类型与性质。例如，属于水体性质的地名，用字可能含有“水”的偏旁、部首；属于聚落性质的地名，用字可能含有“邑”的偏旁、部首。四是要复原该地名得名时的环境背景。地名是在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比较晚的阶段上由普通名词形成的。地名的命名往往与命名时的自然环境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早期本来属于泛称性质的一些普通名词，如山、水、树等自然地理事物名词，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部分，像大山、大江、大湖、大树之类，到语言较为成熟的阶段往往会以某种形式固定为专有性地名。因此，了解地名得名时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背景，对于早期地名含义的解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获得了地名的准确含义，对于复原地名所在地的历史环境也常常会有很大帮助。在探讨中国历史地名含义的过程中，如果研究者能够从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多角度进行认真、严肃的考察，而不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那么，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应该就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合理性、可靠性。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尝试在简单回顾、评述以往学者关于“成都”名称的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确定成都名称的语言系属和早期文字读音，最后解决成都名称的含义。文中观点或有偏颇，谨请有识者不吝教正！二、“成都”之旧释自古迄今，关于“成都”名称由来、含义的说法，归结起来大约有十种。试略作述评。一是乐史说。该说见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出现的时间最早，也流传最广。《太平寰宇记》卷72有云：“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也就是说，乐史以“成”为建成，以“都”为都城，于是，二字合起来的意思大致就是“建成都城”。虽然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也影响最大，但却是完全不成立的。今人任乃强曾经评论说：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从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岐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国的都城，得名于周族迁岐的成就。（2）周太王去豳迁岐，是举国迁徙，所至即成都邑……哪能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旧说可据。（3）“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史记·五帝本纪》称道舜由匹夫崛起，群众向往，积年发展过程的话，也是“成都”二字最早的出典，不当误加到周太王的身上来。就引据典实来说，也根本错误了。袁庭栋也认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内容是硬套《史记·五帝本纪》中帝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传说，与四川之事无关。因此，尽管近些年仍然有不少人用“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来解释成都的含义，但从学术角度来说，该观点不应该再坚持下去。二是李金彝、王家祐说。该说基于《山海经》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认为该山就是“成山”、“成侯之山”，得名自古蜀国的“成侯”，而成都就是古蜀国的成侯对自己居处的称呼；由于蜀人由青藏高原逐渐东迁至成都平原，故成侯仍名其居处曰“成都”。应该指出，作为该说关键论据的所谓古蜀国“成侯”与“成都载天”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牵强的推测，因为，“成侯之山”见于《山海经·中山经》，“成山”分别见于《山海经·南山经》、《山海经·大荒南经》，“成都载天”山则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而众所周知《山海经·山经》、《山海经·大荒经》的成书年代不同（前者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后者约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初），且诸山所在方位不一，似不应该被混同为一处。以此，该说也就难以成立。三是温少峰说。温氏认为，“成都”二字是用汉字对音记录的古代蜀族人的语言，属于氐羌系，其义为“成族人居住的地方”或“蜀族人居住的地方”。该说相比前说甚有新意，也得到任乃强、袁庭栋等先生的认同。不过，所论由于多是使用现代地名材料和零星的民族语言材料辗转推测，缺乏强有力的直接历史文献依据支撑，仍然难以自圆其说。比如，既然蜀语是氐羌系语言，作为氐羌系语言对音的“成都”二字，为什么其含义接近现代汉语的意思？又如，单凭成、蜀二字古音双声而不管韵部分别为阳声、阴声的巨大差距，如何能用“成”字的读音来对译“蜀”字的读音？四是刘冠群说。该说先指“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然后，认为古蜀人“成都”这两个音节的实际语音相当于或接近于现代汉语的“ｄｕｄｕ”，而蜀语“ｄｕｄｕ”就是蜀都的意思；由于译名时蜀国已经灭亡，故不译为“蜀都”而译为“成都”；成都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的意思。应该说，该说成立的关键前提是“成都”二字为非汉语系统的古蜀语记音，可是，作者文中并没有提供可以证明成都二字为非汉语系统古蜀语的有力依据；当然，即使当时存在不同于古汉语的古蜀语，所谓不译为“蜀都”而译为“成都”的说法也完全是无依据的推测。这样，自然也就很难让人认同作者的观点。五是徐中舒说。徐氏从《国语·晋语一》有“狄之广漠，于晋为都”一句出发，认为“都”就是古代边境上没有城防建设的自由都市。于是，联系到四川荥经出土的早期漆器上有“成亭”的疑似字样、江陵凤凰山与长沙马王堆两地漆器上有“成市草”字样，认为“这一批漆器分属成亭、成市所造，后来成都这个自由都市就是从成亭、成市逐渐成长起来的”。该说把新的考古发现材料与有关文献联系起来，观点独到。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但无法确定带“成市草”之类字样的漆器是否真的产自成都，而且，对“狄之广漠，于晋为都”一句的准确含义学术界甚至都没有达成共识。因此，不能不说成都为边境自由都市之说疑问颇大。六是沈仲常、黄家祥说。该说与徐中舒说一样，也认为出土的带有“成市”、“成亭”的戳印铭文，应当是成都未得名以前的“成都”名，即春秋至战国中晚期“成都”一名的前身，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有“成市”字样的戳记和印有“成市草”和“成市饱”戳记的漆器当为成都所生产；成都在汉初时尽管已经有“成都”一名，但当时的社会一般阶层可能还是较为流行“成市”和“成亭”之名。由于该说同样没有证据证明带“成市草”之类字样的漆器必定产自成都，因而，作者据之推测的“成亭”、“成市”与成都名称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得到认可。七是谭继和说。该说从南方古多巢居、干栏式居住建筑出发，认为成都古居住形式即是名为“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为“巴蜀图语”文字，是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象形；都字的最初含义是水泽会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先有“水都”，后有“人都”。应该说，谭说以“成”字为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巴蜀图语象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但关于“都”字含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文作者的观点接近，尽管其中存在误引、误解。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提供古代成都平原环境的直接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依据，也就无法对成都平原的历史环境作进一步的解读。八是孙华说。该说从古蜀国王族为开明氏出发，认为开明氏丛帝鳖灵就是崇帝鳖灵的异写，也就是崇伯鲧，而崇伯鲧善筑城，所筑的城称为“崇墉”，即《诗经·大雅·皇矣》之谓；新莽时益州名庸部，又古有能筑城的庸成氏，因而，成都之“成”就是“庸成”之“成”，成都二字的含义就是成人聚居的地方，或者说是庸成氏或开明氏聚居的地方。该说的理据无疑十分曲折，但作者显然回避了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鳖灵传说为“荆人”，蜀王开明氏在古蜀国的统治大约开始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前期，崇伯鲧传说是夏朝开国者大禹的父亲，《诗经·皇矣》的“崇墉”明确在今陕西关中平原中部。要把这些在时间、空间上相距悬远的物事合理联系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九是徐学书说。该说通过对《山海经》等古代文献的研究，认为岷山即古史传说中上帝及众神所居的“圣山”昆仑山（海内昆仑山）；昆仑山分三成（层、级），又名“成山”；成都的得名源于“成山之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庭、天堂；开明氏五世蜀王迁都，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新都城之名。我们知道，《山海经》的内容多怪异、神话，史料价值十分有限，没有其他可靠史料佐证，很难把书中的内容视为信史，当然，据之进行的复杂推演、联系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徐说虽然别出心裁，但缺乏说服力。十是李殿元说。该说认为，“成都”的得名时间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包含的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征服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是大有关系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因此生发出这样的疑问：秦先后灭亡的国家、部族甚多，能够体现“征服者的心理满足”的类似命名方式何以找不到其他明确例子？显然，李说是难以作出适当回答的。可见，古今学者们关于成都的含义解释虽然各不相同，迭有新说，且常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无论古说还是今识，在史料依据、解释方法、时空逻辑上都存在不少缺陷、缺环，故皆难于成立。三、“成都”之新解１．“成都”的语言系属要讨论“成都”二字的语言系属，必须要确定古蜀语的属性。以往有学者认为，“巴蜀与中原应该是同一种语言，只是有部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新字，在当时有些突出”；“巴蜀地区的语言和秦、晋、齐、楚一样，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仅方言有所不同”；“古蜀地的居民应该是一种在语言上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而近年，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古蜀语言非华夏语言系统，觉得“蜀与华夏不同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蜀语早在秦灭蜀后不久即基本消失”。笔者以为，要确定一个古远族群的语言系属，最为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弄清楚该族群主体的来源，了解语言系属的可能方向；二是要分析该族群语言的词汇和结构，找到语言系属的实际依据。通过这两方面的讨论，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古蜀语是不是古夏（汉）语。首先看看古蜀人族群主体的来源。要弄清楚该族群的主要来源，必须要了解成都平原地区的古文化背景。按《华阳国志·蜀志》开篇所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虽然关于颛顼的传说争议颇多，但近于史实的颛顼高阳氏是上古时期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主要活动在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豫、鲁、冀三省交界一带。于是，这里所谓“封其支庶于蜀”，意思自然就是指古蜀人从中原地区西迁于古蜀国所在的成都平原一带。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古蜀地区的早期文化与中原夏、商王朝确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有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相似的陶杯、高柄豆等器物，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３件近似长方形的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基本相同。以此，严肃的考古学者都认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早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应来自于中原地区。如杜金鹏根据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指出，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它所包含的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能就是由夏遗民带来的夏文化分子，而四川地区的“禹迹”，并非指夏禹本人的遗迹，其实是夏遗民迁入四川地区的一种历史反映而已。孙华等同样认为，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包括中原以东的古文化）在宗教观念、服饰标识、礼仪用器等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像是通常文化交流的遗留，更像是两地人群间具有亲缘关系的印迹；加上三星堆文化分布区有一系列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相同和相似的古代地名、古史传说和宗教崇奉等现象，完全有理由相信，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三星堆王国的上层社会有来自中原及其以东的人群。不妨以作为民族文化“化石”的古地名作为例子。据统计，商代甲骨文中有含“蜀”字地名的记载六十多条，且殷王多次“至蜀”、“在蜀”，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蜀就是指当时的成都平原地区，有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例如，胡厚宣认为，西南地区有“群山之高、三峡之险”等自然条件的阻碍，“殷人入川，大非易事，卜辞中的蜀，绝不能如此之遥”，指出卜辞中的蜀当为春秋时期的鲁地之蜀，在今山东汶上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卜辞之蜀或是春秋时期的中原之蜀，在今河南长葛一带。这样的说法是符合空间逻辑的。不过，笔者觉得，殷代以降的山东、中原之蜀，与四川之蜀当是有联系的，即四川之蜀可能源自于山东、中原之蜀（即文献所谓“蜀山氏”遗民），为山东、中原之蜀的西迁。因为，除了古代山东、四川皆有蜀之名号外，比较古代山东、成都附近的某些其他地名，确实也可以看出其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例如，古代山东中部的主要河流为汶水（古济水支流，今黄河支流），主要山体为蒙山（今沂蒙山），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而古代西蜀的主要山体称岷山、蒙山或汶山（今岷山山脉），主要河流称江或汶江（今岷江），这从《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中可以发现。汶、蒙、岷三字，其实上古读音近同：汶，明纽文韵；蒙，明纽东韵；岷，明纽真韵。这种相距遥远的两个区域的地名出现类同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以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商代蜀地文化确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既然商代蜀地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那么，商代及其以后古蜀国人民尤其是上层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就是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夏语，也就是上古汉语。对此，后来文献中其实有明确而直接的记载。晋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志》说：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语言颇与华同，故言开国于中古也。《地理志》的作者已不清楚，东汉或晋时人的可能性当较大。所谓“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语言颇与华同”一句，意思显然是说：前316年秦灭亡蜀国之后，李冰于秦孝文王时（前250－前249年）被任命为蜀郡太守，这时蜀人与关中、中原地区人民的交往才真正开始；蜀国人民和关中、中原地区人民一样，也是使用华夏（汉）语言。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似乎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刘琳认为这证明蜀亡之后，其遗民大部分逐渐为华夏族所同化；赵振铎等则认为，这是说“蜀地受秦的影响在语言上的变化，变得同中土的语言一致了”。笔者以为，这样的认识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其一，语言是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标志性文化特征。在一个民族遭受异族入侵和统治的时期，如果被入侵和被统治民族不讲本族语言而讲入侵者、统治者的语言，往往就会遭到本族人的鄙视和唾弃。这样，从理论上讲，要使代表民族或族群特征的语言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趋于消失，可能性并不大。其二，古蜀国以成都平原地区为中心，到战国后期时，其人口数量决不会很少。如果古蜀人真的都是操一种与华夏语言系统完全不同的所谓“蜀语”，那么，作为入侵者和统治者的秦人要在数十年的短时期内使蜀语消失而让古蜀人改用秦人的语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试想，在既没有行政命令强制（即使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也只是要求“书同文”），也不可能有足够教学力量参与的古远时代，一个庞大的地域群体要进行语言的整体性转换，不要说在数十年的短时期内绝不可能实现，就是在数百年的长时期内也未必能够完成。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其三，古蜀国人与秦人、楚人之间似乎是可以进行直接交流的。例如，《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指今汉中盆地一带），因猎谷中，与秦惠（文）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由此则故事可见，蜀人、秦人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虽有少量用字差异，如当时蜀人似是把壮士称作“丁”，把牛称作“犊”，把儿童称作“儿”的，并不符合其时秦地、中原的习称，但由于语言结构基本相同（如“东方牧犊儿”的语序为：修饰名词“东方”＋中心名词“牧犊儿”，属于典型的汉语偏正结构词组），似不存在严重的语言交流障碍，而秦人无疑是使用古夏语的。再看《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段文字：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笔者曾论证楚将庄蹻所到达的这个以“滇池”为中心、“平地肥饶数千里”的地方即是古蜀国所在的成都平原地区，应无疑（参见后）。由此时庄蹻统治蜀地只需“变服，从其俗”而不需通其言的情况似可推测，楚人、蜀人之间好像同样不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因为楚人也是讲古夏语的。其次，看看古蜀人族群语言的词汇、结构。在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还有两处可以窥知古蜀国人语言情况的很有价值的记载：（1）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开明氏九世大约即当楚威王时楚将庄蹻到来的战国晚期。所谓“以酒曰醴，乐曰荆”，是说古蜀国人的语言把酒水叫作“醴”、把乐器叫作“荆”的。有意思的是，作为上古汉语代表作的《诗经》，其中也是把酒水称为“醴”的，像“酒醴维醹”（《诗·大雅·行苇》）、“且以酌醴”（《诗·小雅·吉日》）、“为酒为醴”（《诗·周颂·丰年》）之类。这里之所以把“乐”理解为乐器，是因为“乐”的本义就是指乐器。《说文·木部》云：乐，“象鼓鞞，木其虡也。”而蜀人把乐器叫作“荆”，则可能是因楚人记录者不知道古夏（汉）语乐器别称“金”而使用的借字。荆，见纽耕韵；金，见纽侵韵，二字声同韵近，读音几乎一样，完全可以通假。记录下这样的古蜀语用词，大约是初来蜀地的楚人记录者对蜀人部分用词的好奇所致，因为从《楚辞》的用语来看，当时的楚人是把酒称为“酒”、乐器称为“乐”的。所谓“帝称王”，是说古蜀国国君开明氏九世当时改称为“王”，而不是像之前一样称“帝”。与之相关，《华阳国志·蜀志》在此段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周失纲纪，蜀侯称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过去，学者往往依据这条材料，而认为“蜀人语言与华夏族异，所谓‘帝’‘王’皆中夏译语，非其本称”。笔者以为，从这两处相关记载看，古蜀国统治者显然认识到“帝”、“王”、“侯”三者是有含义差异的，即帝的地位要高于王、王的地位要高于侯的。顺便说，古蜀国最高统治者开明氏九世之所以此间突然不称帝而改称王，自然不会是主动的，而当是前述楚将庄蹻率军来到蜀地“以长之”的结果———其时楚国等东方七大国国君尚是称王，偏居一隅的古蜀国怎能称帝？我们知道，古代中原帝、王、侯皆可为一国之君的称呼，如果古蜀人不是使用古汉语而是作为翻译用词，显然不应该有帝、王、侯之别，也无所谓改称与否。可见，古蜀人语言中这样的代表性字词，与上古中原汉语基本一致。（2）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所谓“东平之歌”、“臾邪歌”、“陇归之曲”这样的歌曲名，似乎就是蜀王所作歌曲的原名，而不是翻译过来的。因为，如果是翻译，应该不会用“东平”、“臾邪”、“陇归”这样带有古汉语方言意味、含义却不很清楚的词语，也不会有这么明确的“歌”、“曲”之别。在古代中原，“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显然，“歌”、“曲”有别，是古代中原文明的产物。像夏朝王族早就有哀而作歌的习惯，太康失国之后其昆弟五人所作的《五子之歌》即其例。蜀王因悲恸而作的《臾邪歌》、《陇归之曲》何其相似乃尔！这几首歌曲名称与前面所列的“东方牧犊儿”一样，显然也是属于典型的汉语偏正结构词组，如“东平之歌”、“陇归之曲”、“五子之歌”三者的语序皆为：修饰词＋结构助词“之”＋中心名词。由这样几无差别的歌曲名称可见，古蜀语的语言结构与上古汉语的语言结构基本一致。综合上述的分析可知，在秦灭蜀之前，古蜀地区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应该是使用古夏（汉）语的。然而，在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中却又有这样一段相关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鳬、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该如何解释？我们知道，扬雄是西汉末年蜀郡人，其生活时代去古蜀国灭亡的战国后期尚不甚远，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扬雄这里所谓“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一句，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古蜀国开明时期社会的文明程度相比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还有很大的差距。以此，如果“椎髻左言，不晓文字”不存在文字错误，它反映的语言文字状况是：古蜀人在与中原华夏族群交流时不但存在某些语言障碍，且存在严重的文字隔阂，即古蜀人不识中原华夏族文字。对此，通过分析扬雄《方言》的有关内容和成都平原的相关考古发现，能够对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先看《方言》。《方言》记录了大致属于古蜀国范围的以“梁益之间”、“蜀汉”、“雍梁”、“西南”等词为标志的方言词２０余条。扬雄关于家乡蜀地方言的这些典型性记录应该最具有地方性特征，因而，这些方言词很可能是古蜀语的残留。从目前学者们对这些方言词本身的既有研究结果看，有人已认识到“汉代的梁益方言是一种非常孤立的方言”。这样的结论是有相当道理的。在四川盆地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尽管相当部分的语音在缺乏文字的约束下可能会变化很大，但同样还有相当部分的语音仍然可能保持较为古老的面貌。前引《华阳国志》谓古蜀人“以酒曰醴，乐曰荆”，实际上已一定程度反映出蜀地方言的古老性，而通过分析《方言》中的某些例子，同样能够发现汉代蜀地某些方言词汇所具有的古老特征。特征之一，是汉代蜀地方言似与遥远的中原及其以北、以东一带的方言有渊源关系。例如《方言》第二云：“鎃，槻，裁也。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鎃，裂帛为衣曰槻。鎃又斫也，晋赵之间谓之鎃鎃。”这似可以反映梁益、晋赵二地域的方言“鎃”是同源的，而所谓晋赵之间，约当今山西河北一带；又如，《方言》第十一云“蚍蜉，齐鲁之间谓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间谓之玄蚼”，则可反映齐鲁、西南梁益二地域对“蚍蜉”的称呼接近。齐鲁之间，约当今山东一带。这似乎也暗示着古代西南蜀地与山东、中原之蜀存在某种联系。特征之二，是汉代蜀地方言的一部分似有十分古老的历史。例如，《方言》第十三谓“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鼻”的本字是“自”，上古音属于从纽脂韵，而初、祖二字的上古读音分别属于初纽鱼韵、精纽鱼韵。显然，不但初、祖二字读音甚近，就是自、祖二字，其声纽同为齿头音，韵部皆阴声韵，读音亦很接近。可见，梁益之间“鼻”的读音来源确实可能十分古远。除了某些读音的古老性，古蜀语显然也存在内部语音上的不统一。例如，前录《华阳国志·蜀志》有谓“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是说“杜宇”或读作“杜主”，而扬雄《蜀都赋》中则作“杜虖阝”；又如，《蜀王本纪》中的蜀王“鳖灵”，在蜀汉来敏《本蜀论》等书中又作“鳖令”；《蜀王本纪》中的“子䳏”鸟，在《说文》中作“子巂”，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作“子鹃”。由于古蜀语相比同时代的中原汉语确实存在相当多的语词读音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扬雄因此说古蜀人“左言”是大体成立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汉代的梁益方言与前代的古蜀语可能已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前３１６年古蜀国灭亡后，有大批古蜀国人陆续离开了古蜀国的中心地带成都平原一带，而自此时以迄汉初，则有大批关中等地的移民相继来到成都平原一带。史籍中如是记载：（１）《华阳国志·蜀志》：周赧王元年（前３１４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２）《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我们知道，文化传播的媒介主要是人的迁移和流动，而在古代社会，移民、战争、入侵和占领等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由于成都平原的主体族群在秦汉时期发生了转换，因而，当代方言学者们倾向于把秦汉时代西南梁益方言视作秦晋方言区的次方言，大体是合理的。再看考古发现。近几十年来，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出的古蜀国时期器物不少，但器物上往往只有一些无法识别的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文字，但专业考古学者不认为是文字，因为这些图像、符号虽然可能包涵、表达某种意义，但不可能组成词句或文章），并没有发现甲骨文、金文之类的古华夏成熟文字，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就证实了古蜀人“不晓文字”的情形。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古蜀先人离开中原的夏末或商初，华夏文字尚属于草创阶段（这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没有后来才趋于成熟的甲骨文，而四川盆地僻处西南，地形条件的封闭性很强，商周时代与中原的交往十分有限，绝大部分蜀人也不可能在与中原人的有限交往中学会中原文字。《华阳国志·蜀志》有曰：“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即大致反映了此点。所谓“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说古蜀国国王之所以不参与春秋盟会，主要原因是由于古蜀国国王所使用的文书、车轨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莫同书”，换言之，也就是“不晓文字”。其实，众所周知，能够讲汉语而不能识用汉字的情况一直到今天在部分汉族人群和少数民族人群中还较广泛存在。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语言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而文字学习是需要进行专门性教育的。随着楚将庄蹻领兵在楚威王时期（前３３９－前３２９年，当蜀开明氏九世时期）来到蜀地成都平原，古蜀人“不晓文字”的局面可能才从此结束。基于上论，我们可以认定，古蜀人应该是使用上古汉语蜀方言的族群。因此，“成都”应该是古汉语地名。２．“成都”的上古读音“成都”二字既然属于古汉语地名，那么，在该地名得名的时代，该如何读音？笔者以为，要构拟成都二字的古代读音，首先自然要确定成都的得名时代。关于成都名称的最早文献材料有如下二处：（1）《华阳国志·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于成都。（2）《太平寰宇记》卷７２引《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古蜀国自蚕丛开国至开明氏九世国亡，约历１３代国王，延续时间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即约当前５世纪初期至前３世纪末期（前３１６年）。由此可知，成都古聚落的得名时间大约是在古蜀国开明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九世开明尚在位时期。众所周知，周代及其以前时代的汉语属于上古汉语，处于这个时期的汉语语音也就是上古音。这样，从时间上看，古蜀国人民所使用的汉语自然属于上古夏（汉）语，其语音应该就属于上古汉语的蜀地方言音。从夏商之交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延续时间超过一千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成都平原古蜀人使用的古夏语言脱离中原古夏语独立发展，不可能不出现语言的演变和地方性特点，而且，在没有文字约束的情况下，一些语音的演变往往会相当之大。前引《蜀王本纪》所谓“左言”，前述《华阳国志》、《方言》中蜀地使用的某些独特性语词，当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战国时的古蜀国方言，一方面某些语词保留了上古汉语早期的读音，另一方面某些语词又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样，“成都”二字的蜀地读音，很可能与同时代甚至于秦汉时代的关中、中原一带读音有相当的差别。由于古蜀国使用成熟文字记录语言的开始时间很可能是在战国晚期楚将庄蹻大军在成都平原建立统治之后，而如前所述，庄蹻统治蜀人的办法是“从其俗，以长之”，自然，楚人记录古蜀国地名的方式也当是“从其俗”，即用楚国方言字词按古蜀人的语言习惯进行记录。于是，作为蜀地语词的“成都”二字，其读音理应与战国晚期的楚地方言读音一致或接近。按照有关古汉语语音学工具书的看法，上古“成”字属禅纽耕韵，可拟音为；“都”字在端纽鱼韵，可拟音为。这当然是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古夏（汉）语雅言的读音。那么，在战国晚期的楚地夏（汉）语方言中，“成都”二字的读音是不是会和中原雅言一致？尽管我们今天已无法完全还原战国晚期的楚人方言，但是，对于“成都”二字，从楚人留下的诗歌《楚辞》的用韵中，还是能够有所了解的。先看“成”字。在屈原等人所作的《楚辞》中，有三处使用“成”字作为韵脚。试摘录如次。其一，出自《少司命》的篇章：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其二，出自《天问》的篇章：鯀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其三，出自《远游》的篇章：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由上可见，“成”字及其与之叶韵的青、茎、营、倾、征、零、情、程诸字，在当时的楚方言中皆应在耕部韵（平声），即与中原雅言一致。由于屈原（约前３３９－前２７８年）生活的时代与楚威王时（前３３９－前３２９年）楚将庄蹻领兵进入蜀地的时代十分接近，楚人用来记录蜀人语言的“成”字，亦当是在耕部（平声）。然而，“成”字的声部如何？据《说文》：“成，就也。从戊，丁声。”丁，上古端纽耕韵，可拟音。也就是说，成字如果从丁声，则声部为舌头音端纽，与周秦汉时代中原雅言声部为舌上音禅纽不同。由于“古无舌上音”，作为舌头音的端纽，应该是成字最古老的声部。事实上，成字的这个声部，现在从越南语中仍可以得到支持。在今越南语中，“成”字是写读作Ｔｈàｎｈ的。这个读音与成字可能的早期读音相比较，其声部皆为舌头音，韵部皆为阳声韵，二者相当接近，但是，却与古汉语雅言以及今汉语所有方言的声部发音皆不相同。之所以今天的越南语中还能保留有接近于早期汉语借词的读音，很可能与公元前２５６年蜀王子（安阳王）将兵三万人进入今越南北部建立统治有关：越南语中最早的一批汉语借词可能就是伴随着安阳王的势力进入的。其实，类似成字的读音变化及通假，古汉语中可以举出不少，如田→陈、奠→郑即是例子。田、陈二字，上古通用，皆定纽真韵；而至中古，陈已变为澄纽真韵。奠、郑二字，上古亦通用，皆定纽耕韵；而至中古，郑已变为澄纽劲韵。端、定二纽皆舌头音，而禅、澄二纽皆舌上音。可见，成、田、奠诸字上古读音变化的共同特点是声纽有从舌头音转变为舌上音的趋势。这也都符合清人钱大昕“古无舌上音”的著名观点。再看“都”字。都，《说文》释云：“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那么，“者”在先秦时代的中原读什么音？由于先汉古籍中有者字与著、诸等字通假的例子，如《商君书·来民》“者于律也”、《诅楚文》“卫者侯之兵以临加我”中之“者”即分别与著、诸通假，因而，者字在先秦时代的读音当属于端纽鱼韵或章纽鱼韵。同样考虑到“古无舌上音”，者字的早期读音应为端纽鱼韵。这样，“都”字读音也就可能同样属于端纽鱼韵，可拟音为ｔａ１或ｔǐａ１。这个读音，在《楚辞》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楚辞》中，有四处使用“都”字作为韵脚，出处如次。之一，出自《离骚》的尾章：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之二，出自《远游》的篇章：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之三，出自《招魂》的篇章：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伂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之四，出自《大招》的篇章：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来！安以舒只。由上可知，“都”字及其与之叶韵的居、如、觺、駓、牛、灾、姱、娱、舒诸字，在当时的楚语中皆应为鱼部韵（平声）。也就是说，楚语的“都”字读音与中原雅言近同。可见，在战国晚期的蜀地汉语方言音中，“成”字当属于端纽耕韵，“都”字当属于端纽鱼韵，即“成都”二字的读音很可能是接近的。３．“成都”的文字含义要了解成都的正确含义，应该从“都”字含义的解释开始。都在上古时虽是一个多义字，但这些含义多是从聚落城邑的含义引申出去的，与今天对都字的理解基本一致。由于都字右部从邑，所以，学者多以为聚落城邑是其本义。上引《说文》、三国张揖《广雅·释诂三》中“都，聚也”的解释，即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学者们一直不大注意到的是，古代“都”也有湖泊水体的意思。例如，《水经·涑水注》解释临湖的“潴城”一名时明确说，“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盖即水以名城也”，而《水经·漾水注》中也保存了一个释“都”字为湖泊水体的西南地区地名命名实例：“（武都），天池大泽在西，故以‘都’为目矣。”这是说，武都之所以以“都”为名，就是因为在该聚落的西面有一个天池大泽。可见，古代“都”有湖泊水体的含义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武都之“都”是湖泊水体的意思可以无疑，但是，古代西南地区含“都”的其他类似地名是否也是如此？不妨先把汉代西南地区所见的除“成都”之外的四个含“都”的聚落地名附近的地理环境状况一一考释如下。（１）邛都。西汉时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越雟郡”条，其下云“有邛池泽”，地当今四川省西昌市。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雟水伐之，以为越雟郡。这里提及的邛都立县不久地陷而为邛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今天在邛海（即古邛池）边发现的一批新石器遗址及出土的陶器、网坠等人类活动的情况就很好地证明，至迟在史前时代邛海已经形成。所谓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的故事，可能指的是原建立于邛池边的邛都县城，由于邛池某年水位上涨、湖面扩大，而部分沦陷于邛池之中。显然，邛都之得名，就是因为附近有邛池之故。（２）广都。西汉时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蜀郡”条。《华阳国志·蜀志》云：“广都：（蜀）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渔池、盐井。”由于汉广都县治的位置历来无法确定，以致有学者怀疑《华阳国志》说广都在“（蜀）郡西三十里”可能记载错误。其实，只要对照《续汉书·郡国志》广都县下注引任豫《益州记》所云“县有望川原，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的记载，就知道《华阳国志》的记载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广都在成都之西，才可以“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汉扬雄《蜀王本纪》有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也就是说，广都曾经是古蜀国国王移居成都前的旧治所在。广都的位置其实应就在古滇池（《水经注·江水》称为“万顷池”，估计晋时古滇池已经淤浅分割为一些水道和小水体，故有“渔田之饶”）边，因为晋永宁元年赵廞逃离成都时曾“乘小船顺水至广都”。隋仁寿二年（602年），因避炀帝（杨广）讳，广都改称双流。汉及其以前广都的具体位置即约在今双流县城之北（参见图１）。（3）新都。西汉时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华阳国志·蜀志》云，该县“有金堂山，水通于巴”。据嘉庆《新都县志》载，新都旧县治在清代新都县（今新都区）治东二十里，约当青白江区城厢镇（旧金堂县城）东一带。这与《水经·江水注》“雒水（今沱江）又南径新都县……与绵水合”的情形相合。城厢镇以东的今金堂县城一带，地处都江（郫江、沱水，今毗河）、雒水下流交汇处，地势较低，因雒水受古金堂山（今龙泉山脉）的阻挡，汉晋时代经常行水不畅，以致在河道及附近低洼处容易滞水、积水而形成湖泊性水体。西晋左思《蜀都赋》有所谓“浸以绵、雒”者，晋刘逵注曰：“言益州之有绵、雒，犹扬州之有五湖。”可证。后该地湖泊水体当因淤浅、通峡而消亡。汉新都之得名疑即与绵、雒积水区有关（参见图１）。（4）莋都。西汉时县名，初为沉黎郡治地。《史记·西南夷传》云：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雟郡，莋都为沉黎郡”。后改名为定莋县，并入越雟郡。《汉书·地理志》“越雟郡”条定莋县下载：“有盐。步北泽在南。都尉治。”唐颜师古注曰：“本莋都也。”可知汉莋都县即当今四川省盐源县一带。步北泽当在今盐源县城南的低洼积水地带，当时的面积应该不小，由于历史时期的淤浅，现存水体面积已不是很大。笮都的得名应与这个步北泽有关。由诸例可见，像武都一样，邛都、广都、新都、莋都诸城邑附近也都是有湖泊水体存在的，汉代西南的“×都”名称，确实是地名得名时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定，成都的得名，也当是由于当时聚落附近存在的湖泊水体。《华阳国志·蜀志》所谓“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可能是后人不解三个名称含义后的附会之说。位于西南夷地区的邛都、莋都二地已远离古蜀国，之所以也用古蜀国命名习惯命名湖边聚落，自当是因为秦灭蜀后蜀人南迁过程中沿途滞留所致。我们知道，成都附近今天是不存在大型天然湖泊水体的。但是，在唐及其以前，成都附近是有大型湖泊水体存在的，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就是“滇池”。对此，前述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一文已有详细论述。可以补充其发现的尚有两处材料：一是西汉扬雄《蜀都赋》中有关于“滇池”的内容，亦即“（成都）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盧池，澹漫波沦；其旁则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一句。这里的所谓“盧池”当为滇池的误写。二是东汉刘熙《释名·释兵》中所云：“盾……隆者曰滇盾，本出于蜀，蜀滇所持也。”刘熙之所以强调蜀地所制“滇盾”是“蜀滇所持”，当是为了区别汉代成都平原上的蜀郡之“滇”与云贵高原上的益州郡之“滇”。近年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的孢粉分析所获得的结论———遗址区古植被以草本植物占优势，局部地区为低洼的湿地，生长着大量喜湿的蔗类植物，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成都附近历史上可能存在着大片低洼积水的地带。需要指出的是，滇字在汉代读“真”声（《说文·水部》：“滇，益州池名，从水，真声。”），章纽真韵，可拟音；但在汉以前的上古汉语早中期，由于无舌上音的情况存在，滇字应当属于端纽真韵，读如，即如前述上古时代“陈”读如“田”一样。而“都”的湖泊水体含义，有可能是从都的聚落含义引申来的，甚至，“都”字很有可能是对池、泽二字的同音异写。于是，通过分析池、泽二字的音义，应该有利于我们对都字含义的正确理解。“池”在今天就是积水洼地（坑）的意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时代，池却常常指人工的沟渠、水道。如《左传·僖公四年》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说文·阜部》：“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周礼·秋官·雍氏》郑玄注：“池谓陂障之水道也。”《礼记·月令》郑玄注：“穿地通水曰池。”在先秦秦汉时代，池与沱二字经常混用（《说文》中有“沱”字而无“池”字，原因或在此）。这大约是因为部首“也”与“它”常常混用的缘故。对此，有学者论证说：由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看，春秋到秦汉之际，“也”与“它”之字形分别明显，各成发展系列。……“也”与“它”是两个字形来源完全不同，各有其发展线索的字，二者既非同源又非同字。考察以“也”或“它”为偏旁的字例，可以看出，二者相混大都是隶变之后才发生的，如“蛇”，马王堆帛书等资料中均从“它”，在武威医简及其后的汉隶中才出现从“也”的写法；金文“匜”均从“它”，信阳楚简从“金”从“它”……武威汉简从“也”，写作“釶”……这表明上述从“也”的字，大多是隶变及其定型阶段才出现的。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也”、“它”二字（字符）在隶变过程中形体越来越相近，遂致混同。尽管“也”与“它”混用，但池字的上古读音并不从“也”，而是从“它”。也就是说，池字最初的读音与沱字近同，即为定纽歌韵，可拟音为或。这从《楚辞》中“池”字的叶韵情形也可以得到证实。屈原《楚辞·少司命》有云：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又《楚辞·招魂》亦云：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文异豹饰，侍陂陁些。轩辌既低，步骑罗些。兰薄户树，琼木篱些。魂兮归来！何远为些。显然，池是与阿、歌、蛇、荷、波、陁、罗、篱、为九字叶韵的，诸字皆当属歌部韵。池之所以会与沱的读音近同，可能不但是因为二字字形相近，而且也是因为二字含义相近。《说文·水部》：“沱，江别流也，出岷山东，别为沱。从水，它声。”这就是说，沱的意思是指成都平原上由古长江（今岷江）别出的水道或支汊。显然，这与前述池的人工沟渠、水道含义很是相近。这似乎也可以证明陈梦家“金文沱、池一字”说的正确性。随着汉代沱、池二字的分开，进入中古时代，池的读音才渐渐演变为澄纽支韵，可拟音。也就是说，滇池二字，在汉及先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本应读如或。“泽”本也是指水聚集的地方。《释名·释地》：“下而有水曰泽。”泽字最初的读音为定纽铎韵，可拟为。这就是说，上古时代，泽字的读音不但与沱、池二字甚为接近，含义也很是接近。不过，在西南地区，从《汉书·地理志》中有“天池大泽”、“邛池泽”、“临池泽”这样带两个通名的名称来看，当是先汉时代本已有“天池”、“邛池”的方言名称，后来，随着汉代中原人民的大量进入，为便于理解、交往，地方政府开始在古蜀地区对水体地名进行某种形式的规范或统一，才又加入当时流行的湖泊水体名后缀“泽”字。这与今“青海湖”的名称来历颇为类似。由于在汉或先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滇池二字可能读如或，而前述成都二字很可能读如或，这样，滇池、成都二名声纽皆舌头音、韵部皆阴声韵，读音自然也就近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史籍中，古代成都平原地区“沱（池）”字与“都”字的通假是有实例可寻的，这就是“沱江”也可以写作“都江”。沱水（江）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即所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这说的是岷江出山口进入成都平原后，东向分汊出一条“沱”水。这条沱水其实是古蜀国开明氏时期开凿的分流岷江江水的一条人工河（参见图１）。《水经注·江水》即曰：“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如前所述，沱（池）的本义也就是指的人工沟渠、水道。沱水（江）的分汊位置，自然就是后来李冰“作大堰”的地方，亦即蜀晋时的都安（今都江堰市）。扬雄《蜀都赋》中所称的“都江”当指该河。蜀晋时期都江也被称为“郫江”（今柏条河、毗河），而北面分出的新河被称为“捡江”（“湔江”异写，今青白江），这也就是《益州记》所云：“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由于郫江流经成都附近，唐宋时代又名“成都江”。《太平寰宇记》卷72就说：“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可见，沱水（江）得名最早，都江实际上是沱江的异写。考虑到滇池、成都二名读音近同，而前述又有邛池边的主要聚落就称为邛都的例子，于是，我们似有理由说，成都作为滇池边的主要聚落，其名称应是由滇池水体名称转化而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化，当是因为古蜀国绝大部分时期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所致。由于战国秦汉时代古蜀地区开始用汉文字记录地名，作为水体名称的滇池，记录者必须要把水体名称与水体边的聚落名称相区别。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春秋早期的楚国就已经存在。如清华简《楚居》有云：“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楚武王时因新都免可供人民居住生活的陆地有限，于是把附近的积水泽地“浧”排干而让人民居住，自此之后，楚人也就把这样的地方叫作“郢”。显然，带“郢”字地名的得名与“浧”字有密切关系。另外，楚地的地名“五渚”，也确实是可以写作“五都”的。“渚”的上古读音自然也从“者”，端纽鱼韵，与“都”字的读音相同。那么，“滇池”是什么含义？前引刘宋范晔《后汉书》所谓“末更浅狭，有似倒流”的解释，自不可信，因为这是把“滇”视为“颠”的通假字而引申出倒流的含义。滇、颠确实可以通假。三国文颖注司马相如《上林赋》“文成颠歌”句有曰：“颠与滇同也。”而颠与天亦是音同义通的。《说文·一部》即曰：“天，颠也。”于是，笔者以为，“滇池”当就是天池的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池的异写，为的是区别于当时同在古蜀国境内武都附近的“天池”（也就是前引《汉书·地理志》所称的“天池大泽”）。在古代西南地区，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滇池”又名“天池”的实例。古代西南地区的“滇池”地名并不止一处，除了本文论及的成都附近的滇池、昆明附近的滇池，迟到明代，四川叙州府（治今宜宾市）、会川卫（治今会理县）尚保留有“滇池”地名，而叙州府的滇池也是叫“天池”的。试看清初顾祖禹的记载：（1）《读史方舆纪要》卷70《四川五》：天池（叙州）府西二十里。一名滇池。又名波凌池。《志》云：池长五十里，阔七里，风起则波浪凌山。（2）《读史方舆纪要》卷74《四川九》：《志》云：（会川）卫南六十里有迷郎关，一名迷水镇，旧有滇池，今堙。所谓叙州“天池”，即当今宜宾市区西宜宾县城所在的金沙江谷地一带，应为历史时期因金沙江河道水流不畅而形成的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堰塞湖；该堰塞湖大约因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溃坝而致消失，现这里仍残留有数处叫天池的地名。天，上古为透纽真韵，可拟音，与滇的拟音显然十分接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两个“滇池”的所在地正好分别位于古代蜀人南上云贵高原的熊耳道、灵关道这两条主要道路（也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谓“熊耳、灵关为后户”者）边，故其命名者很有可能就是战国晚期秦灭蜀后那些滞留于南迁途中的蜀人。最近，在距宜宾天池不远的金沙江边石柱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确实发现了古蜀人的踪迹。笔者在研究古云梦问题时曾经指出，春秋时期的楚地人之所以要使用云、郧、䢵、涢等一些同音、近音字表示江汉平原区的同类地理事物，应是在地理专名尚未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为书面上区别该区域各地的同类地理事物而采取的办法。现在看来，古蜀人之所以使用天池、滇池、成都这样读音近同的名称来称呼水体及其相关的聚落，除了与楚地类似的原因，还有可能与古蜀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有密切关系。考虑到前述楚人有“五渚”异作“五都”的例子，又有楚将庄蹻领军在楚威王时期（前339－前329年，当蜀王开明氏九世时）“王滇”（统治古蜀国）的历史，而“滇池”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就出现在庄蹻王滇时期，楚人对水体、聚落名称也确有同音异写的习惯，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滇池”、“成都”名称最早的文字书写者或记录者，应当不是来自“不晓文字”的古蜀人，而是来自楚威王时期初来乍到古蜀国的楚人对古蜀人语言的书面记录。四、结论与启示综上所论，笔者以为主要可以获得如下几点重要认识。其一，古蜀语“成都”二字属于古夏（汉）语。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商代蜀地文化应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分析《华阳国志·蜀志》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古蜀人虽然“不晓文字”，但语言确实“颇与华同”，古蜀人与秦人、楚人之间的交流不存在十分严重的语言障碍。其二，“成都”得名约在古蜀国开明氏晚期，即战国晚期，属于汉语语音发展史的上古时期。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自然就是上古音，而古蜀地区由于其地理封闭性，一部分汉语语音可能保持着较古老的面貌，一部分汉语语音可能发生了改变。由于古蜀国使用文字记录语言的时间很可能开始于战国晚期楚威王时楚将庄蹻“王滇”，而楚人记录古蜀国地名自然是用楚国方言字词记录。这样，作为蜀地语词的“成都”二字，其读音理应与战国晚期记录古蜀国地名的楚人所使用的楚地方言音一致或接近。在当时的楚地方言音中，“成”字属于端纽耕韵，“都”字属于端纽鱼韵，即“成都”二字很可能是接近读音的。其三，“成都”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附近的湖泊水体“滇池”（读如）。汉代西南地区的“×都”的地名，如武都、邛都、广都、新都、莋都等，城邑附近都有湖泊水体存在，可以说“都”是“×都”地名得名时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即是作为湖泊名称的滇池的转化。滇池也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者，不是“不晓文字”的古蜀人，而应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来到古蜀国的楚人。通过对“成都”地名的考释，我们可以发现，要科学、合理地解释我国历史早期出现的地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多方面问题。一些古老地名的含义之所以不得其解、颇多争议，往往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完全弄清楚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诸问题。相反，一些古老地名的含义得到破解、确认，则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问题。比如，上述成都得名于滇池结论的获得，可以使我们对于成都平原地区古代的自然环境、西南地区古代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等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又如，汉代莋都的位置学界一直有争议，有说在四川汉源的，有说在四川盐源的。知道了“×都”地名的含义，那么，莋都的位置在今盐源就是无可怀疑的。再如，今天四川盆地区域的特有地名“×沱”，如仁沱、陈家沱、金刚沱等，一般字典都把其中的“沱”解释为河流中可以停船的水湾，而并不清楚其含义来源。其实，这个沱字，当就是古代西南地区“×池”地名的现代残留，因为，沱字不但基本保留了“池”字在西南地区的远古读音，而且，河流中可以停船的水湾一般属于水流流速较慢、水面较宽的滞水河段，这显然也与“池”的停水含义类同。“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不但可以为近年研究者关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且可以为中国传统地名学命名理论增添新的内涵———像“×都”之类暗藏湖泊名称的聚落地名应是我国古代“因水命名”地名中十分特殊的一类。当然，本文提供的“成都”名称含义解释模式应该具有相当的样本意义，或许能够为很多不得其解的中国古老地名的含义探索提供帮助。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周宏伟（1965－），男，湖南宁乡人，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相关阅读重庆得名真是源于「双重喜庆」吗？绵阳得名真是源于「绵山之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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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成书于同时代的《舆地纪胜》中也有如此记载“以光宗皇帝潜藩升为重庆府”只不过误把时间写成了“绍熙元年”（1190年）（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的记载）🔻2“二庆之间”：以讹传讹400年

什么是政区改名？政区改名，顾名思议就是政区名称发生了变化。这里需要科普一下，我国现行的政区名称，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就是地名中用来区别政区个体的名称，因为一般是特定的、专有的，所以叫“专名”（目前我国的县没有重名的，区和县之间、区和区之间有少量重名）。通名，则是地名中用来表示政区类别的名称。目前，我国的县级政区通名有县、区、市（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等类别，其中前三种最为常见，还有一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通名，比如“工农区”。政区改名，也包括更改专名和更改通名两种。更改专名很好理解，比如渡口市改名攀枝花市就是典型例子。而更改通名容易被人误解，我们常说的“撤县设市”“撤县改区”实质上都是改名，因为这些政区的级别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政区类别变了而已。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县级政区改名。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看看1949年以后，川渝地区到底有多少县级政区改过名字？第一类：只更改专名（一）县、县级市改名（15个）理化县——理塘县（1951年）巴安县——巴塘县（1951年）定乡县——乡城县（1951年）梁山县——梁平县（1952年）瞻化县——新龙县（1952年）懋功县——小金县（1953年）芦花县——黑水县（1954年）酆都县——丰都县（1958年）越嶲县——越西县（1959年）石砫县——石柱县（1959年）呷洛县——甘洛县（1959年）江彰县——江油县（1959年）大金县——金川县（1960年）达县市——达川市（1993年）南坪县——九寨沟县（1997年）

四川、重庆“组合地名”分布图（制图@古彧，底图来源：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GS(2016)1609号）组合地名，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地名各取一字，组合而成的新地名，比如湖北武汉，就是个组合地名，由武昌和汉口、汉阳各取一字而来。

作者：oA墨仓三峡百万大移民从1992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涉及重庆、湖北两地20多个区县139万人，其中光万州区就完成26.3万人的工作总量，成为三峡库区移民第一大城市，重庆第二大城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各级政区发生过不少变化，县级政区虽然变动不算太大，但也有局部调整，下面就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内消失了的县，按撤销的时间顺序排列。

古籍记载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古蜀国有许多“国都”。古蜀国的“国都”有哪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国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古蜀国的“国都”何其多秦灭古蜀后，古蜀的文字、文化都已经消失，关于古蜀国的历史都是后人追记的。现在研究古蜀历史，最权威的著作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关于古蜀国的“国都”，见于这两书的记载有：《蜀王本纪》说：“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1]《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在开明时代“徙治成都”。[2]即是说，古籍提到的古蜀国的“国都”有：郫（郫邑）、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关于这几处地方的所在地，除成都没有争论外，其他几处地方的所在地都存在争论。郫邑在哪里？有人认为在今郫县城北二里的杜鹃城遗址。经考古调查与试掘，证明该城的始建时代不早于西汉，可能为西汉郫县治所。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的考证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今彭州市——引者）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又后调整县境，沱江以北入繁县。《隋书·地理志·蜀郡》：旧曰晋寿，梁置东益州。后周州废，置九陇郡，并改曰九陇。唐宋乃因九陇、濛阳立彭州（明为彭县），故九陇、小郫今属彭县也。”[3]郫都区古城遗址广都樊乡在哪里？据考证，就是今天的成都东南清代华阳县的中兴场，那里自古遗有古城址，俗称古城坝。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广都县，属蜀郡。《太平寰宇记》记载：“广都，至隋，避炀帝讳，改为双流，在二江之间。”明天启《成都府志》亦说：双流，本汉蜀郡广都地，隋改广都为双流，取《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为名。民国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考证说：“广都……治今华阳县东南四十里中兴场古城坝。”[4]瞿上在哪里？南宋罗苹注《路史前纪》卷四说：“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瞿上）按其方位，在今双流县南黄甲公社境牧马山上。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老先生实地考查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5]

校稿：猫斯图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这个公众号“温郫崇新灌”“金温江，银郫县”这类词汇，老成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都知道，“温郫崇新灌”又被称为成都的“上五县”，这五个县因为充分享受都江堰的“水旱从人”而“不知饥馑”、“时无荒年”，从而成为成都平原上最富裕的地区。“温郫崇新灌”也就成为“富裕”的代名词。它们一直都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一、金温江“温郫崇新灌”的“温”指的是温江。温江之所以被称为“金温江”，不用说，就是因为它的富裕。作为行政区划的温江，在“温郫崇新灌”中只能算是小弟弟。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分郫县南境和江原县东境，始置温江县，属益州蜀郡。但是，就其区域历史而言，它其实很古老。在温江，自古就有一个地名叫做“鱼凫城”，它就在今天的万春镇报恩村。温江鱼凫城及其传说不仅屡见于文献记载，如《读史方舆纪要》就有“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而且在所谓的“鱼凫城”下，还残存有数千米城墙埂遗迹。鱼凫，古蜀国的“五帝”之一。《华阳国志》记载说：“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禅位于开明。”[1]也就是说，鱼凫是古蜀国的第三位帝王。鱼凫城是不是传说中的鱼凫之都呢？1996年10月至12月，考古人员对传说中的鱼凫城进行了首度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的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不计其数的石制劳动工具，再现了古蜀人创业的艰辛；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诉说着古蜀族家人安适恬淡的生活；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闪现着古蜀人智慧的光芒。[2]试掘证实：该城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时间上看，鱼凫城遗址早于之前发现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之后发现的金沙遗址，与后两者是直接的、传承的关系。而作为古蜀国图腾的“鱼凫”，在后来三星堆的金杖、金沙的祭祀器皿上，都可以见到其图案。事实上，不仅鱼凫古国在温江，另一位蜀王柏灌的墓也在温江。柏灌和鱼凫的王墓均在温江境内的寿安镇，和鱼凫城遗址的万春镇紧邻。在这片区域内，柏灌王墓、鱼凫古城、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鱼凫桥、鱼凫村等等古蜀历史文化遗迹，千百年来深深地镶嵌在温江这片土地上。鱼凫王墓（图片来自网络）据文字记载及口头传闻，“温江”之名的由来有四种说法：一是以“地濒温江而名”。著名工具书《辞源》就是按此解释的。[3]二是以城南“温泉”名县。此说虽然很不科学，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温江城南的所谓“温泉”，实际上是因云溪水温高，凤溪水温低，二溪合流后两水的温差明显存在而“出名”的。由于地处温江城之边，为了增添胜景，而称温潭，久之又衍化为“温泉”。三是以岷江曾名汶江，因“汶”“温”音讹得名。此说出自任乃强先生的《四川地名考释》。四是以“江水至此始温”故名。明代《郡县释名》记述：成都府温江县“总志云以江水温润也。予过温江，询之父老，云温江发源于岷山，至灌口，水在山谷中，其气寒，至温江而气暖，故云温江，其说近是。”其实，“温江”之名，来源于它境内的杨柳河，也就是古籍里所称的“大江”“温江”“汶江”。杨柳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四川卷》说：“古名大江，又名温江。”这种说法在许多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唐《元和郡县志》记有：“大江，俗谓之温江，南流经县一里。”宋《太平寰宇记》写有：“大江，在县西二百步，自青城界入，俗谓之温江。”清《嘉庆一统志》载：“杨柳河在温江县西南，即元和之温江也。”根据历史资料可知，杨柳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岷江（汶江）的正流，金马河反而是岷江（汶江）的支干或叉河。古杨柳河系自然河流，河水来自金马河玉石堤杨武堰，河宽，水深，流量大，是排灌、航运兼用河道，所以“古名大江，又名温江”。它的正流地位是后来才被支干金马河取代。这种现象在河流水文史上并不少见。为了防洪的需要，1957年杨柳河改为由江安河引水，随后又对古杨柳河进行了数次整治，使它彻底成为人工河道，变成了今天的杨柳河。但它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今杨柳河与古杨柳河仍是同一条河流。温江地处成都平原腹心，地势平坦，阡陌纵横，水网密布，灌溉的河渠比较多；特别是有金马河、杨柳河、凤溪河、江安河四条河流穿流过境，加上与郫县交界的清水河，使温江又有“川西水乡”之称。川西民居代表——温江陈家桅杆大院在历史上，温江的河流都通航，这些河流又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途径。既然有这么多河流，自然就应该有桥，以便于通行。温江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桥呢？据清乾隆版《温江县志》载，有38座；清嘉庆版《温江县志》载，有79座；民国版《温江县志》載，一共有216座桥；而这些桥都是叫得出名的，所以史书上有记载。至于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桥，则不知道有多少。二、银郫县“温郫崇新灌”的“郫”指的是郫县，这应该是“温郫崇新灌”最后的一个“县”了。不过，这最后的一个“县”在2016年的年底也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为成都市郫都区了。在中国汉字中，“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影响很大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对“郫”字都只有一种解释：“郫县，地名，在四川省。”难道“郫”字就只有这一种用途？是唯一用作四川地名的汉字？其实，即便在古代，作为名称，也不仅仅只有郫县在使用“郫”字，还有：郫江，《史记·河渠书》“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其中之一即是郫江。杜预《益州记》说：“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郫江属岷江支流，从都江堰分支东流，经过郫县，到成都市南，与锦江合流。郫筒，本为酒名，相传晋代山涛为郫令，用竹筒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俗称“郫筒酒”。因郫筒酒而有郫筒镇，它是郫县县治所在地。当然，无论是郫筒酒还是郫筒镇，其名称的得来，都是因为“郫县”的缘故，是先有了郫县，尔后才有了郫筒酒、郫筒镇这样的名称。不过“郫江”得名是在“郫县”得名之前还是之后就很难说了，宋人赵忭《成都古今记》就说：“郫县因郫江得名。”从历史上看，使用“郫”字作地名的还有春秋时的晋国。《左传·文公六年》：“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伐晋，戍郫邵。”“文公六年”是公元前621年，“襄公二十三年”是公元前550年。这里的“郫”“郫邵”是春秋时的晋邑，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考证，其“在今河南济源县西一百二十里”，所以，《辞海》正确地指出：“郫邵，古邑名。又名郫，邵亭。在今河南济源西，春秋时属晋。”[4]“郫”字还是姓氏。据明代陈士元编的收入单姓、复姓3625个的《姓镌》说：黄帝之子任姓之裔封郫，以国为姓。清代陈梦雷、明伦汇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诸姓部（三十一）”收有“郫鄈彝差峗绥追娸吹毒魁”等姓氏。看来，确有人曾经姓“郫”。望丛祠郫县有望丛祠，祭祀的是蜀王望帝杜宇和他的继任人丛帝开明。杜宇和开明都是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华阳国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杜宇称帝。号曰望帝，……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5]杜宇的最大贡献是“教民务农”，首创了按农事季节耕种的制度，被后代奉为农神。他发展生产，带领蜀地人民走出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让蜀地绽开文明之花，因此得到人民的爱戴。杜宇虽擅长于农耕，但对于治理洪水并无办法，所以当水灾发生时，他只得命当时的宰相鳖灵去治理岷江的洪水。鳖灵察地形，测水势，疏导宣泄，水患遂平，蜀民安处。杜宇感其治水之功，让帝位于鳖灵，号为开明，尊为丛帝。杜宇退而隐居西山，传说死后化作鹃鸟。每年春耕时节，子鹃鸟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因呼鹃鸟为杜鹃。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因人得名；二是因水得名；三是因地理方位得名；四是因地势得名；五是因族称得名。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的诸种说法，笔者联想起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的一句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济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6]“郫县”得名大约也可作如此解。应该说，“郫县”的正式得名必然是在建城立县之后，而这，是在秦征服古蜀国之后与成都、临邛一并完成的。东汉的《说文解字》载：“郫，蜀县也。从邑，卑声。”《汉书·扬雄传》有“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之句，这可证“郫”不仅从“卑”也从“阳”，“卑”是地势低洼的地方，“阳”是岷山之阳，那么，“郫”的本意就是岷山以南的广大地势低洼的地方。众所周知，秦统一巴蜀后采取了若干统一思想的措施。古蜀文字、古蜀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湮灭。既然“郫县”的建城立县乃至得名都是在秦灭蜀之后，那么，“郫县”这个名称只可能是由征服者所取。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既然灭亡了蜀文化甚至可能存在的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若干古蜀文化因素的“郫”字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所以，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所取的“郫”这个名称，在他们看来，就一定只有秦文化的因素了。例如，秦征服者所设立的“蜀郡”，在秦人那里，就不是因为这里是古蜀国的故土，而是“因蜀山以为郡名也”[7]。“郫”字由“卑”和“邑”两个字构成，这显然不是古蜀文字而是秦文字即中原文字。它的本义是表示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郫城”与成都、临邛一并兴建，它小于作为秦征服者在“蜀郡”的统治中心成都。很明显，它就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它就是一座从属性的城邑。所以，作为成都副邑，原设立在九陇的郫县，在汉时已有更多“县”的情况下，必须更靠近成都，才是名副其实的成都副邑。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郫县的位置。三、贵崇宁“温郫崇新灌”的“崇”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崇庆”，而是今天的郫县唐昌镇，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县——崇宁县。关于它的历史，值得一说。唐昌是一个有“贵气”的地方。民间曾有谚语：“讨口三天后，官都不想做。”又说：“宁可在唐昌讨口子，也不愿回宫做王。”这样的谚语是有依据的，说的是明朝小王爷朱悦燇因被唐昌风土人情所迷，自愿留在此地。朱棣只能将他封为崇宁王，封地唐昌。中国乡镇的场镇，很少有在中心城区修建正十字形路口的，但唐昌就有这样的正十字形路口。由此可见当年唐昌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崇宁王带来的。朱悦燇对唐昌贡献良多，此地很多遗迹也与他相关，例如许多地名就还依稀折射着曾经的恢宏：留驾街、翰林巷、文庙等。崇宁文庙成都周围有古城墙的场镇多了，但是仅有唐昌因有崇宁王，城墙得以加冠戴帽，显得高大无比，显示的是王权的象征。整个古镇中，资格最老的要数梅花井，又叫梅花御井，井口用石板合砌成梅花，明月當空之时，井底有梅花形影出现。据说这里是崇宁王府喝水和酿酒的取水处，现在是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水源。历史上的崇宁县与郫县、彭县（今彭州市）、灌县（今都江堰市）接壤，肥沃的土地、优良的自然环境，使古蜀人得以从渔猎生活向农耕生活过渡，逐步发展。崇宁县建立于唐朝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不过，初期建时县名并不是“崇宁”而是“唐昌”，取大唐昌盛之意。《元和郡县志》说：“（唐昌）本郫、导江、九陇三县地。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于此分置唐昌县。”《太平寰宇记》也说：“唐仪凤二年，割导江、九陇，于益州郫地置唐昌县，属益州。垂拱二年，属彭州。”唐朝咸通年间（公元860—873年），唐昌县城有了集镇的雏形，生产发展，出现了繁荣景象。唐代的唐昌县确实可以证明“大唐昌盛”。在范文澜、蔡美彪等著十卷本的大型史书《中国通史》的第三卷的《唐朝经济（下）》中就有对唐昌“草市”[8]的描述。所谓“草市”，即是在州县城以外的水陆交通要道，或关津驿站所在之地形成的集市，主要是方便民间对所产、所需物品的交易。因“草”字有粗野朴陋之义，犹如“草民”的自称一般，这种民间的集市被称为“草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水产品、盐、酒以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草市在东晋就有，当时建康（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六朝时开始设立“草市尉”对草市进行管理。唐朝中期以后，农村商业发展，草市更盛。到唐末五代，战乱频繁，江淮富户和城市居民，到草市建草屋居住避难的不少，使有些草市更渐繁盛，有的竟发展成为新兴城镇。唐昌的“草市”，当时就有“商旅辇货至者数万”[9]的记载，可知其时唐昌是相当繁盛的。因为成都平原物产丰富，所以“草市”的风俗延续至今，即俗稱的“赶场”。此后，唐昌县几经更名和并置，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依徽宗新建年号更名为崇宁县。“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取继承宋神宗熙宁之意。将繁荣的“唐昌”改为宋徽宗心目中的尊贵的“崇宁”，足证该县当时的社会影响。唐昌梅花御井崇宁县的存在与繁荣一直延续到1958年。当新建的成灌公路从崇宁南部7公里处的安德穿过时，就注定了崇宁的衰落，往日喧嚣的繁华沉寂了。昔日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崇宁撤县建镇，县城改为唐昌镇，所辖地区域分别划归郫县、彭县、灌县。“崇宁”渐渐隐没在历史的深处。虽然崇宁县没有了，但是，“崇宁”不会被遗忘；因为自古以来，这里就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崇宁”历史的厚重体现在它建县的悠久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两千年前，汉代隐士、著名哲学家严君平读书著述于此。横山的严君平墓迄今尚存。小南街有君平的卖卜巷。一千年前，宋代高僧圆悟克勤出生于此。他将禅宗演绎为文字禅，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重要的影响，迄今日本的二十四派禅系有二十派属于圆悟禅系。所以，日本学者把唐昌和西安一并作为唐朝文化的遗存来研究。一百多年前，在戊戌变法的潮流中，崇宁举人吴琳在京参加公车上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光绪年间崇宁人朱二九领导农民起义，动摇了清朝统治者在川西地区的统治。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时期，同盟会、哥老会等组织的重要人物常聚会于此。以同盟会川西区领导人杨靖中、刘永杰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结束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26年，共产党人旷继勋进驻崇宁县，崇宁时被人呼为“小瑞金”。崇宁县地下党蓬勃发展，革命浪潮迅速掀起。1949年的五九起义，1950年的二五平叛，在建立巩固新生政权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其他同志一道浴血奋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唐昌镇崇宁公园内湖畔桥头，现在仍然矗立着“崇宁县抗日胜利纪念碑”，它是1946年2月，崇宁县人民为纪念抗日战争中浴血牺牲的崇宁籍将士们所修。崇宁县抗日胜利纪念碑四、古新繁“温郫崇新灌”的“新”不是指历史上非常活跃的新都县、现在的成都市新都区，而是属于新都区管辖的新繁镇。在历史上，原新繁县也和新都县一样，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说，新繁县的历史或许更久远。新繁县，古名“繁”。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有人认为，《汉书·地理志》记述秦置蜀郡，将“繁”列为蜀郡所辖15个县的第三，排列在首成都，次郫县之后，[10]说明秦代“繁”已成为一县。《旧唐书·地理志》则说繁县是“汉繁县，属蜀郡”[11]。应该说《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是正确的，繁县实为汉代所置。《汉书·地理志》并没有说秦置蜀郡，是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才说“蜀郡”乃“秦置”。颜师古说“蜀郡”乃“秦置”仅指蜀郡，并不包在蜀郡后面所列出的15个县。所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正确地说“繁县，汉置”。[12]最初的繁县，县治在今彭州市蒙阳地区。《华阳国志》记载：“繁县，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13]从地形上看，蒙阳一带自然形成一条长达十多里的黄土高地，至今还高出平原一二米。这与当时岷江尚未治理，平原大部分地区未能陆处，蜀人必须择高而居的生活情况相适应。蒙阳地区因处于岷江冲积平原的台地边沿，素有常年蓄水的泉水自流灌溉稻田，沿蒙阳地区的河渠，民间称为“泉水河”。自流灌溉稻田保证了农业的丰收。三国蜀汉时的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和十七年（公元254年），后主刘禅令姜维领兵北征，将来降的陇西凉州胡人及河间、河关、临三县民众迁居繁县屯垦，然后分批将原繁县群众迁至今清白江南岸地区的繁县境内聚居，用以拱卫京城成都，始将聚居地称为“新繁”，但仍属繁县管辖。到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才正式撤销繁县，改名新繁县。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新繁县的建置虽然也曾有过变动，但总的说来变动不大。新繁东湖公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分四川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公署，新繁县隶属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1953年四个行署合并为四川省，新繁县仍隶属温江专员公署。1959年初，因裁并机构，新繁县曾一度与彭县合署办公，同年5月又由彭县迁回新繁。1960年2月，新都县并入新繁县。1962年10月，恢复新都县。二千多年来，新繁县经历了“得名”“建县”“迁徙”“合并”诸过程，新繁和彭州、温江、新都等地多有交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分合合，直到1965年7月，撤销新繁县，并入新都县，原新繁县城繁江镇也改名为今日的新繁镇。新繁，历经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今天它的大街小巷绿荫如盖，清幽宜人，始终保留着几分古朴之风。它虽然有一个“繁”字，却更像一位看尽世事虚荣，抛却繁浮势利，心怀宁静，走入历史重重帷幕中的隐者。五、水灌县“温郫崇新灌”的“灌”即指灌县，它因水而兴，因水得名。它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是1988年改称今名。灌县在新石器时代是古老蜀族活动地区，与古蜀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前约2500—前2300年，古蜀先民开始在芒城一带活动。其于秦惠文王灭蜀后归蜀郡，政区设置始于秦，称湔氐道。汉朝，湔氐道升为县；蜀汉时改称湔县，不久改为都安县。此后，这里先后使用过汶山、晏官、齐基、清城、盘龙、导江、青城等名称作为县名。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于汶山县旧址设镇静军；前蜀武成元年（公元908年）改镇静军为灌州（因境内有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命名）；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灌州为灌县。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灌县改为都江堰市。在过去的古文献中，都江堰在历史上至少有以下10种名称：离、离堆，始见于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湔堰，始见于《华阳国志·蜀志》；金堤，始见于左思《蜀都赋》，《水经·江水注》说都江堰“又谓之金堤”；北江塴，见2006年都江堰河床出土《建安四年北江塴碑》；湔堋，始见于《水经·江水注》；都安堰、都安大堰，见于《水经·江水注》及任豫《益州记》；楗尾堰，始见于唐《元和郡县志》；侍郎堰，始见于《新唐书·地理志》；都江堰，首见于《宋史·宗室（赵）不列传》；乡安堰，见于清雍正《四川通志》巻十三上《水利》。也就是说，作为“都江堰”这个名称，是在宋代以后才有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之所以有“天府之国”“温郫崇新灌”“金温江，银郫县”这类词汇，是因为有都江堰这个世界奇迹的存在。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初创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后由秦国的蜀郡守李冰建于公元前256年；即便从李冰算起，距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国外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如古罗马的人工渠以及古巴比伦王国的纳尔-汉谟拉比渠等，它们有的早已荒废，只剩下遗址供人研究；有的功能衰退，徒有虚名，但都江堰却至今还在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都江堰含渠首工程和灌区两大部分。都江堰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渠首位置选址科学，工程与地形条件配合巧妙，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具有布局合理，科学系统的完整性。渠首工程选在成都平原顶端，海拔726米，为全灌区制高点。它接纳了岷江上游丰富而稳定的水资源。渠首工程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口、飞沙堰泄洪道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组成。它是一个分流引水，溢洪排沙相结合的生态系统工程。都江堰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华阳国志》对都江堰的巨大功能所发挥的巨大效益评价很正确：“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4]2001年，联合国正式将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从表面看，都江堰枢纽在景观方面并没有多少独特。如果没有二王庙、伏龙观、安澜索桥这些颇为壮观的景观，仅就都江堰枢纽工程本身而言，是略显简陋的。因为两千多年间都江堰的修建和维修，靠的就是这样几种材料：竹笼，杩槎，卵石……并没有钢筋水泥混凝土，甚至连大块的条石都少见，从现代视角看，可谓是“土得掉渣”。竹笼：自秦以降，都江堰就一直以竹笼盛装卵石结合木桩构筑。元朝时吉当普首次引入铁石结构，此后对都江堰主体结构的争论在明清两代一直不休，都江堰整修也一直在竹笼、铁石两者间反覆。直到近代，水泥、混凝土技术的引入才彻底平息了双方的争论。杩槎：用杆件扎制成支架，内压重物的河工构件，又称闭水三脚、木马，在四川地区使用较多，明嘉靖时（16世纪前半期）已见于文字记载。单架杩槎是由三根长约6～7m的木桩绑扎而成的三角支架。在施工处若干架杩槎相连，每个杩槎架上置大卵石笼作为压重，迎水面钉长木条，前铺竹席，形成浑然一体彼此相联的挡水平面；然后在挡水面自下而上层层抛入掺有卵石的粘土，成为一道不透水的截流堰。杩槎可用作水工建筑物的施工围堰，临时调节水量的拦河堰等；此外，还可用于抢险堵口和护岸工程。杩槎的优点是易拆易建，木桩可重复使用，是一种造价低廉的临时性工程结构。这种就地取材，农闲岁修的方式，虽然土里土气，很平常，却与四川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田园生活非常契合，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创造的竟然是世界奇迹！小河流水，庄稼诱人的“温郫崇新灌”，积淀着厚重的成都平原的历史文化；然而，在城镇化的今天，它们似乎已经是昨天的历史了。作为“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在曾经的辉煌基础上，正在创造着现代化大都市的强大与繁荣。注释：[1][5][13][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118页，157页，133页。[2]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3]《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48页。[4][12]《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版，第859页，第1287页。[6]《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7]（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8]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第一章第五节《唐朝经济（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9]（唐）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全唐文》卷八百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49页。[10]参见（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81頁。[1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42页。✎

楔子对乡土语言、历史和文化建立自信这件事，和无产阶级闹革命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自己去读书，自己去考证，下足了工夫，多半水到渠成。父母老师，如果水平不高，别说帮你补全课本里缺失的乡土知识，能不使绊子，就谢天谢地了。我的故乡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县，1996年撤县建区，成了纳溪区。纳溪位于长江南岸，地势南高北低，长江支流“永宁河”由南向北穿纳溪而过，县城就建在永宁河入江口两岸。永宁河曾是长江水系中的一条重要航道，滇东、黔北山区的煤、硫、盐、山货等大宗物资多经永宁河入长江再出川，纳溪县和永宁河上游的叙永县，堪称内河航运黄金时代的TOD。因为处于河口，长江和永宁河都可算作纳溪的母亲河。考虑到长江流域广阔，认妈的孩子太多，我更倾向于将永宁河视为母亲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正是大搞工业建设的时候，纳溪县和叙永县都建了不少工厂，永宁河水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恶化。小时候有一次写作文，我就写了永宁河的污染状况，顺手追忆了我爸怀念当年能下河游泳的似水年华。那篇作文完成度很高，我自己非常满意。作为从小被语文老师偏爱的孩子，因为那篇作文，我头一回遭到严肃的批评。老师说，这篇文章“立意不高”“眼界不宽”“格局不大”“只能看到家门口这条不知名的土河沟”。老师虽非本地人，但是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念过大学的厉害人物。老师都说土了，那便是土吧。批评之后，老师没有放弃我，夸我是个聪明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学到大城市去，离开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地方——老师说的少数民族指的是“纳西族”。虽然凭我当时有限的生活经验，感觉从没在纳溪街上见过纳西族人，但老师都说了，那便是吧，毕竟这两个词拼音一样，想必有某种关联。“可惜你不是纳西族，不然高考能加分，考大学就更有希望了。说来也怪，教了这么多届学生，这纳溪一个纳西族娃娃都没见过。”老师摸了摸我的头，期许中带着困惑。我于是把永宁河扔进了垃圾桶，继续琢磨文采飞扬的排比句，在作文里抒发家国情怀和其实颇为可疑的理想，俗称装屄。高考虽没考好，但也没想复读，便到北方念大学去了。永宁河？太土了。我可是要报效国家投身使命的男人，眼前是属于我们的大时代。Manifest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这个公众号传统的川西民居，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环境观，是传统智慧的具象体现。今天，川西建筑与现代建筑理念相互碰撞和对话，在成都乡村呈现出新的建筑风貌，焕发新魅力。传统川西民居：建筑学需要重新向传统学习，这在今天的中国更多意味着向乡村学习。不仅学习建筑的观念与建造，更要学习和提倡一种与自然彼此交融的生活方式。——王澍《造房子》当代著名建筑师王澍在他的《造房子》一书里说，自己近年来经常在西方国家的建筑学院做讲座，讲得最多的主题就是如何“重返自然之道”。因为，追求“自然之道”，以符合“自然之道”的方式生活，是中国和亚洲地区曾经共享价值观与建造方法。若要找回曾经遍布中国城乡的诗意，大概只有重返自然之道一途。▲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嘉禾夫子”，原标题《川行记：穿过杜甫草堂的婆娑竹影，去泡成都老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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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这个公众号驶出城市，远离喧嚣，行走于成都郊外的田野之上，总能远远看见一笼笼郁郁葱葱竹林树林。顺着林间小道与蜿蜒流淌的灌溉水渠继续穿行，你又能发现终点处却有一排排农家小院屹立其中，恬淡、悠闲，颇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这种散中有聚，田中有林、林中有屋的农居形式，有一个很美的名字——林盘。都江堰市天马镇乡村林盘今天人们称呼林盘时，更习惯在其前添上“川西”二字，原因无他，只因为这种独特的农居形式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川西坝子”之中。发达的岷江水系为林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使得在四川诞生了与中原江南风格迥异的农耕方式和农耕文明，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泽被千年又为林盘的发展和留存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条件，让川西林盘成为回望千年前川西农家生活的活化石。林盘里的蜀味儿林盘，实际上是一句连字典上都查不到的四川方言，其意大约为房前屋后被树木所盘绕。其典型特征可以总结为16个字——“田中有林，林中有宅，流水环绕，自给自足”。今天它还有一个时髦的名字，叫作“农村田园景观”。狭义上的林盘，是指一个个散布于成都平原上由农家小院与田园耕地组成的生活空间，而更广义的林盘，则代表着由都江堰水利工程泽被之下半天然半人工湿地中形成的聚落体系。这种农村聚落体系具有非常独特且典型的蜀地特征，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聚落结构，这种结构即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浩瀚农耕文明的国度中，都近乎是独一无二的。星罗棋布的乡村院落纵观古代中国的各个农业区，无论是富庶的平原或是贫瘠的山区，在乡村聚落上的结构几乎是一致的，村中的村民各自聚居于一处，房屋院子相连形成一字街或十字街，按照街坊进行布局以线性进行拓展，而耕地区则与居住区有明显界限、相对分开，二者曲径分明、互不干扰。而川西林盘则与中国传统村落的布局模式完全不同，川西林盘没有田地与居住区的明显分区，而是形成了“随田散居”的独特风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星星点点地散布于村界的田地之中，各农户与田地相伴而生。竹林清幽的农家小院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以血缘组成的村落，其居住也不是聚居一处，而是各自住在各家的田边。比如都江堰市的聚源镇高林村，就是一个以高姓为主的血缘村落，他们按照两三户甚至独户构建出自己的林盘，再通过林盘共同组成高林村，并建有祠堂负责族中的公共事务。这种聚居形式既能享受小家的独立，又能享受大家的互助，可谓是一举多得。在漫长的岁月中，川西林盘逐渐形成了有着约定俗成的称呼方式，以居住于林盘中的大姓为林盘命名，如张林、李林、王林……等等。当然，每家每户的生活条件并不相同，林盘中的宅院自然规格也就不一样。最普通的家庭宅院是“一字形”构造，中间是会客厅，左右两侧为卧房和客厅，相当于今天的一室一厅，俗称“叉了三间房子”。条件好一点的，宅院就修了成“L”形，本地人俗称“夹担弯”，相当于今天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如果修成了“三合头式”，即“U”式构造，那这家人就算是富裕人家了。三合头之上是“四合头”式建筑，又叫“四水归池”，即围着天井四面造房，下厅房用作堆置器物及牛栏猪圈等用，这样的宅院适合人口较多的大家族。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还可以继续扩建，用几层四合头拼成高宅大院，厅堂几重中廊、榭、亭台五脏俱全。林间的四合院由于林盘居住的分散性，村一级的许多功能就集中在那些规模较大的林盘中，除了可供自家生活所需的设施外，往往其中还设置有祠堂、私塾，甚至庙宇，居住在这土地上的人们在林盘中生，在林盘中死，死后也葬在林盘之中。此外，成都平原高度发达的场镇，也承载了许多属于村庄的功能，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业交易功能，四川的场镇数量庞大，数以千计，这些场镇的主要作用是为农业服务，以商品交换功能为主、政治统治功能反而相对次要。场镇的居民构成也颇有意思，除了原本的居民外，还有许多原本林盘中生活的农民，当他们有钱了就会搬到“街”上，而这个街就是指的场镇。场镇之上，则是县市，这一级在结构与功能与中原已无太大区别。而各县市之上，则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城市——成都，因此四川的林盘聚落系统也非常独特的拥有四级结构，即中心城市、城市、场镇、林盘。林盘与场镇，场镇与城市，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呈同心圆放射性分布，再通过陆路和水路，织成了一个巨大而便利的空间网络，构成了令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天府之国”。蜀水孕育出的林盘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水，农耕文明更是与水紧密相连的。四川自古以来都有“巴山蜀水”之称，可见蜀地的农耕文明与水的关系更是密切无比。因此，林盘可以说是在蜀水温柔孕育下的产物。很多人认为，成都平原的富庶，完全是都江堰之功，其实谬矣。得益于岷江水系和沱江水系的滋养，近91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在都江堰修建之前，就已是富饶美丽的一方沃土。《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都广即今天的双流一带，泛指成都平原，可见在古蜀时期，蜀地发达的农耕就已经颇具规模了。但林盘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和留存至今，都江堰的灌溉之功可以说是夯实了物质基础。纵观今天的川西林盘，几乎都集中分布于都江堰灌区（即都江堰扇形冲积平原）之上。都江堰分岷江水为数条水渠，从西北到东南形成自流灌溉系统，周围的居民无需过多的人力，即可轻松地灌溉良田，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小家庭“随田散居”成为现实，不必像中原耕地那样需要巨大的人力汇聚才能获得足够的灌溉水源。当然，移民文化的融合同样也是林盘发展和延续的基础。蜀地在历史中经过数次大的移民，每次移民都为蜀地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同时也对蜀地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清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更是对今天四川的民风民俗乃至语言和生活习惯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川西林盘的独特文化，就是在“湖广填四川”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清朝政府“任民插占”的土地政策的激励下，来自湖广的移民背井离乡，到成都平原白手起家，他们以简陋的树枝、竹枝为标记，尽一切所能插占那些因战乱而抛荒的无主之地。同时为了打破家族占地的限制，这些移民纷纷打破大家族的传统，以分家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由此可见，清初的大移民以及移民对土地的渴望，让川西林盘式的乡村结构成为成都平原上农耕文化的最终选择。传不断的文化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这个公众号"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考古实现重大突破，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轰动海内外，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四川达州人）难以抑制心头的激动，挥毫写下了如此豪迈的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根据三星堆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原夏商文明兴起之时，我国四川地区也有一支上古文明在孕育发展，创造出耀眼的三星堆文化，也建立了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国家--古蜀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实质上影响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这个神秘的古蜀国究竟存在了多久？如何兴起，又如何衰亡？在探究古蜀国之前，先要弄明白古蜀文明的范畴。通常我们所说的三星堆文化是指狭义上的广汉三星堆文化二、三期，即三星堆博物馆内绝大部分文物所处的年代。三星堆博物馆玉石原石实际上，古蜀文明不但包括狭义三星堆文化，还包括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金沙文化、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和沙乌都遗址等，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应分隔开来研究，而古蜀国只是古蜀文明的一部分。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描述过古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里的"四万八千岁"是一种夸张用法，古蜀国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历史。李白《蜀道难》据《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之地在被秦朝统一之前，曾经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位君王，每一位君王都执政了几百年。这当然不足信，这五人应该代表着古蜀国的五个王朝（世系）。由于蜀人"其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所以蜀人王朝没有详细的世系，但从蚕丛（图腾"蚕"）、柏灌（图腾"白鹤"）、鱼凫（图腾"鱼和鸟"）、杜宇（图腾"杜鹃"）、开明（图腾"龟和太阳"）五个王朝的名字中，看出古蜀国深受古蜀巫文化影响，每一王朝都有自己的图腾印记。古蜀国五王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目前已经可以将古蜀国的五个王朝与考古发现对应起来。《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三星堆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表现的就是古蜀国始祖蚕丛。巴蜀蚕丛王壁画商王祖甲执政后期，居住在甘陕一带的羌人不堪商朝压迫，奋起反抗，结果势弱兵败。羌人中的一支——甘肃西南部的蚕丛部落也被迫逃亡，越过白龙江，退入岷山，伺机夺回岷县和陇南的故地。史料中有蚕丛居于岷山石室的记载，当时应该已有部分羌人进入四川盆地发展。商王廪辛继位初，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蚕丛部落也配合起兵，让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不过当时商朝实力犹存，商王廪辛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最终击败羌方，也打散了蚕丛部落，射杀蚕丛部落首领。羌方是商代中后期的主要边患由于不堪长期征战，一部分蚕丛族人跟随一位年轻睿智的青年进入四川盆地腹地，以躲避战争。他们来到今成都市下属彭州市，发现这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就停留下来。因为最初停留的地方有柏树林，林间还发现白鹤栖息，所以年轻人倡议将部落名由"蚕丛氏"改为"柏灌氏"，得到大家认可后，青年人被推举为新的部落首领--柏灌王。柏灌氏的领地范围涵盖今都江堰、彭州、什邡、郫县一带，有部分族人进入广汉地区定居。因为蚕丛氏和柏灌氏的祖地在陇中陇南地区，与汉中地区相邻，后来退入成都平原，仍与汉中地区相邻，所以中原文化经汉中地区传入四川，并影响到成都地区的文化发展。蚕丛是古蜀国的先王，柏灌才是古蜀国真正的开国君主，这两个王朝对应宝墩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2800-前2000年，等同中原龙山文化至夏代。蚕丛留下很多事迹和传说，包括他纵目的人体特征、居石室的居住特征和聚蚕而养的生产特征，都在三星堆文化中完整保留了下来，而柏灌的事迹则相对较少。关中→汉中→四川，文化传播线柏灌氏陆续在大成都地区建立起八处聚落（部落村），在广汉地区也出现了早期聚落。广汉地区的宝墩文化遗存和三星堆文化底层呈叠压关系，证实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年代先后顺序。三星堆文明研究初期，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面貌的考古学文化。但随着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深入，学界逐渐抛弃了宝墩人是三星堆人祖先的推论。宝墩古城遗址因为宝墩原住民（柏灌人）与后来的三星堆人文明差异较大，并且存在文化断层，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并不是直接传承关系。三星堆一二期之间文化发生过剧烈变化，明显宝墩原住民被后来的三星堆人强制性同化或奴役。柏灌王朝末期，实力衰弱，被南边的兴起的鱼凫氏部落兼并，原有的成都八处聚落，除鱼凫村落外均灭亡了。仅存的鱼凫村落可能是鱼凫人的支脉，也可能是最后留存下来的、被鱼凫人奴役的柏灌人。鱼凫氏并不是羌人，而是蜀山氏冉族部落，冉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土著民族。鱼凫氏冉族兴起后，取代了羌族在蜀地的优势统治，并吸纳了蚕丛柏灌部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古蜀国并非单一民族，来源十分复杂（应不止羌冉两族），冉族的鱼凫人和羌族的柏灌人之间可能存在酋邦联盟关系。鱼凫王塑像到了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才算真正建立，年代对应三星堆二、三期，约在公元前2000-前12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公元前1600年前后鱼凫王朝在三星堆建立都邑，经济、文化实力大增，公元前1400年前后引进中原青铜冶铸技术，三星堆走向全盛时期。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有鱼鸟图案，代表蜀王鱼凫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能凭借它上天入水。鱼凫村遗址在商代，古蜀国已与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殷周甲骨卜辞中发现大量譬如"蜀其受年"、"征蜀"、"于蜀"、"至蜀"、"至蜀有事"等与蜀有关的记载。商早期，商王朝曾积极对外扩张。根据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条从关中平原南下，越秦岭经城固、汉中到达成都平原的重要路线，让当时的蜀地政权可以与中原王朝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甲骨文“蜀”字写法商晚期，商文化的势力在西面和南面大为收缩，秦岭南北地区、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青铜文化。这些曾经作为商文化滞留地的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吸收和继承了中原商文化以容礼器为核心的用器传统，在各自的器物组合中保留了一些容礼器。汉中入川古道示意图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中的容礼器有尊、罍、瓿、盘、器盖等几类，以尊和罍为主，它们虽为中原商文化的器类，但加以改造后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而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鼎、簋和酒器类青铜器型，并未在三星堆地区出现。三星堆铜尊罍组图鱼凫王朝后期开始衰败，而古蜀国下属的杜宇部落因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作战勇猛、立下大功，加之积极靠拢西周政权，已经具备取代鱼凫王朝的实力。等最后一代鱼凫王死去后，杜宇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杜宇雄才大略，想建立比蚕丛、柏灌、鱼凫三个王朝更大的功业。因此他积极的开疆扩土，使得国土领域向东可达嘉陵江，向西可至今四川雅安芦山、天全一带，向北可到汉中，向南可抵今天的四川眉山市青神县。杜宇王朝强盛一时，对应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050-前600年之间，相当于商末周初至春秋早中期。杜宇自称"蜀望帝"，将国都迁徙至在郫（存在郫县和成都十二桥争议，可能是先后定都的关系），把瞿上（有双流和三星堆争议，但应为三星堆，当地有大量四期遗存，而双流是开明王朝最初的国都，所以有误解）定为别都，以有效管理蜀国各地区。因为政治中心转移，广汉三星堆文化开始衰落。考古专家在成都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古蜀建筑群在建筑形制、建筑风格、营造技术等方面都十分先进，达到了都邑水平。其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展现了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成都蜀都大道十二桥路，遗址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700－前771年，其中建成都邑时间在前1000年左右）十二桥遗址挖掘现场杜宇迁都的同时，原鱼凫部落也进行了迁徙，迁徙到金沙地区，创立了金沙文化，成为了古蜀文明的另一文化中心。（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存续时间为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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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到元代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吃白水菜，最重要的是蔬菜要新鲜。但无论蒸或煮，一锅白水菜但凡有了蘸水的加持，即刻实现了滋味的升华。辣椒面蘸水是最常见的，干辣椒面、葱花少许、盐。等白水菜煮熟出锅，再加半勺白水菜汤入内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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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城厢镇正在打造“天府文化古镇”，武庙、明教寺、绣川书院等古建筑都在修缮中，不知现在略显落寞的城厢镇，能否在几年后涅槃重生，重新吸引游人的目光？巴蜀风物志发现一个你不知道的四川文化

这7位在桑耶寺出家的贵族青年是藏民族剃度出家的开端，被尊称为“七觉士”。此时，佛、法、僧三宝齐备，王公和贵族家庭开始供奉三宝，藏族僧人逐渐参与到吐蕃的世俗决策中。但这一切却都被后继者朗达玛破坏殆尽。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本公众号！（清代四川分府图，来自网络，该图有个别错误之处，如“夔州”误为“燮州”，还漏了叙州府）清代，四川省一共辖12府、9直隶州（以清朝后期的行政区划为准），府和直隶州，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地级行政区。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明清两代的“州”分两种，一种是直隶州，一种是散州。散州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市，除了名字好听点、长官的级别略高一点，和县区别不大。而直隶州相当于缩小版的府，要管理县，但是和府最大的不同，是直隶州没有驻地县，而是由州衙代管州城（这个叫“本辖”，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地级市不设区，而是由市政府管理市区），府则在府城设有县（比如成都府城由成都、华阳两县分管，重庆府治巴县），府衙基本上不管府城的地方行政业务。清代四川的12府，分别是成都府、重庆府、保宁府、顺庆府、叙州府、夔州府、龙安府、宁远府、雅州府、嘉定府、潼川府、绥定府，前面七个，加上后来被撤销的马湖府（府治屏山县），就是四川省的“老八府”。此外，清初四川省原有遵义府、乌撒府、乌蒙府、东川府、镇雄府，后来先后被划给贵州省和云南省。清末四川省又在藏区增设了康定府（驻今康定市）、巴安府（驻今巴塘县）、登科府（驻今石渠县），但这三个府存在的时间很短，所以忽略不计。而四川的9个直隶州，则分别是绵州、茂州、邛州、眉州、泸州、资州、忠州、永宁州、酉阳州。此外，四川省还有杂谷、松潘、懋功、石砫4个直隶厅，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体制和内地不一样，而且都不辖县，所以不计在内。这12府9州，就是清代四川的“地级行政区”，而今天的四川省也是21个地级行政区（如果加上重庆市直辖前的4个地市则是25个）。那么，清代四川的地级行政区，和今天有哪些变化？哪些城市沦落了、哪些城市又成功逆袭？下面我就对照重庆直辖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划，将这21个州府划分为四组，分别是变化不大或者得失相当的、得多于失的、失多于得的、消失的（被吞并或拆分的）——说明：以下历史地图，均来自《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一书，作者任乃强、任新建，特此致谢。（一）变化不大或者得失相当的1、成都府四川省省会所在地。府治成都、华阳两县。下辖成都、华阳、双流、温江、新繁、金堂、新都、郫县、灌县、彭县、崇宁、新津、什邡共13县，崇庆州、简州、汉州共3散州。继承者：成都市成都市和成都府相比，少了汉州（广汉）和什邡，多了原邛州的邛崃、大邑、蒲江3县，另外，简州（简阳）也长期流落在外，直到2016年才“回归”，简阳回归后，成都市对比成都府大致算是得失相当了。2、重庆府府治巴县。下辖巴县、江津、长寿、永川、荣昌、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璧山、定远（武胜）共12县，合州、涪州共2散州，江北厅1散厅。继承者：老重庆市对比重庆府和现在的“重庆主城都市区”，少了定远县（归广安市），多了潼南县，其它都是老重庆府的范围，所以可以认为是变化不大。涪陵、南川之前不属于重庆管辖，但随着重庆直辖也算是回归了，而可怜的武胜估计回归重庆大家庭的机会很渺茫了。3、雅州府府治雅安。下辖雅安、名山、芦山、荥经、清溪（汉源）共5县，天全州1散州，打箭炉厅（今康定）1散厅。继承者：雅安市在川西藏区“改土归流”之前，雅州府名义上的地盘很大，但实际上对以康定为中心的藏区管辖权很弱，后来藏区成立了康定、巴安、登科三府，不过存在的时候都很短。对比现在的雅安市，总体来说辖区变化不大，只是增设了宝兴县。4、宁远府府治西昌。下辖西昌、盐源、冕宁共3县，会理州1散州，越嶲厅1散厅。继承者：凉山州对比宁远府和今天的凉山州，增加了雷波县（原属叙州府）、损失了盐边、米易二县，其余新增县都是“改土归流”的产物，总体来说变化不大。5、绥定府府治达县。下辖达县、东乡（宣汉县）、新宁（开江）、渠县、大竹、太平（万源）共6县，城口1散厅。继承者：达州市对比现行区划，除了损失城口外，变化不大（其实我觉得城口归达州管更合理）。（二）得多于失的1、夔州府府治奉节县。下辖奉节、巫山、云阳、万县、开县、大宁（巫溪）共6县。继承者：原万县市夔州府是典型的行政中心发生转移的例子（行政中心从奉节县转移到万县），对比后来的万县市，增加了原属忠州直隶州的忠县、梁平县以及原属绥定府的城口县，地盘有所扩张。2、绵州直隶州州治绵州，下辖德阳、安县、绵竹、梓潼、罗江共5县。继承者：绵阳市对比如今的绵阳市，损失德阳、罗江、绵竹三县，吞并了龙安府各县和潼川府三台、盐亭三县，很明显是得大于失，这也让绵阳成为今天四川省唯一一个辖区内有三座清代州府的地级市（绵阳、平武、三台都曾是州府驻地）3、眉州直隶州州治眉州，下辖彭山、青神、丹棱共3县。继承者：眉山市对比如今的眉山市，吞并了原属资州的仁寿县、原属嘉定府的洪雅县，地盘有所扩张。4、泸州直隶州州治泸州。下辖合江、纳溪、江安3县，九姓司（厅治在今叙永县马岭乡）1散厅。继承者：泸州市对比如今的泸州市，损失了江安县（归宜宾），吞并了原永宁州的叙永、古蔺，总的来说得大于失。5、酉阳直隶州州治酉阳。下辖秀山、彭水、黔江共3县。继承者：原黔江地区酉阳州也是行政中心发生转移的例子，行政中心从酉阳转移到了后来的黔江。不过黔江地区增加了原石砫厅，算是有所扩张。（三）失多于得的1、顺庆府府治南充县。下辖南充、西充、营山、仪陇、邻水、岳池共6县，蓬州、广安州共2散州。继承者：南充市对比顺庆府和现南充市，少了邻水、岳池、广安3州县（这3县加上原属重庆府的武胜县成立了广安市），增加了阆中、南部2县。从人口和面积来看，属于失多于得。尤其是损失了离自己更近的岳池和广安，却要去管离更远的阆中和南部，让现在的南充市市区明显偏南，显得不够合理。2、叙州府府治宜宾。下辖宜宾、庆符、富顺、南溪、长宁、高县、筠连、珙县、兴文、隆昌、屏山共11县，马边、雷波2散厅。继承者：宜宾市对比叙州府和现宜宾市，辖区有所缩小，少了富顺（归自贡市）、隆昌（归内江市）、马边（归乐山市）、雷波（归凉山州），增加了原属泸州的江安县，另外庆符县撤销并入高县。3、嘉定府府治乐山。下辖乐山、峨眉、洪雅、夹江、犍为、威远、荣县共7县，峨边1散厅。继承者：乐山市对比现在的乐山市，增加了井研县（原属资州），损失了威远（归内江市）、荣县（归自贡市）、洪雅（归眉山市），总体来说失多于得。（四）被拆分或者被吞并的1、保宁府府治阆中县。下辖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通江、南江共7县，巴州、剑州共2散州。继承者：无保宁府原是一个辖区广阔的大府，在四川省的排位仅次于成都、重庆二府，但现在各县分别并入南充、广元、巴中三市：阆中、南部2县归南充市，广元、昭化、剑州（剑阁）归广元市，通江、南江、巴州归巴中市，可谓四分五裂。2、龙安府府治平武。下辖平武、江油、石泉（北川）、彰明共4县。继承者：无龙安府整体被今天绵阳市吞并，另外彰明县并入江油。3、潼川府府治三台。下辖三台、射洪、盐亭、中江、遂宁、蓬溪、乐至、安岳共8县。继承者：无潼川府从宋代便置府，是四川历史最为悠久的府城之一（明代一度降为潼川州），但现在也是四分五裂，辖境并入绵阳、遂宁、资阳、德阳四市。对比现行区划，三台、盐亭归绵阳市，中江归德阳市，遂宁带上射洪、蓬溪独立为遂宁市，乐至、安岳归资阳市。4、邛州直隶州州治邛州，下辖大邑、蒲江共2县。继承者：无邛州直隶州整体被成都市吞并，州治邛州改为邛崃县，不过邛州离成都太近，地盘又小，周边又没有扩张空间，确实很难做为一个地级政区保留下来。5、茂州直隶州州治茂州，下辖汶川1县，以及5土司。继承者：无今天的阿坝州就是以茂州、松潘厅、理番厅、懋功厅等为基础演变而来。说句题外话，经常有人认为阿坝州以前不属于四川，这是错误的，至少阿坝州东部的汶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很久以前就属于四川直接管辖了，尤其是汶川和茂县，在汉代就设置了汶山郡。建国初，茂县也曾一度作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的驻地，但1954年驻地迁往刷经寺后，便失去了地级驻地的地位。6、资州直隶州州治资州（今资中县），下辖内江、资阳、仁寿、井研共4县。继承者：无资州原本是沱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其地位一直保留到解放初，但后来随着内江、资阳的崛起，也随之四分五裂了：下辖4县分别并入内江、资阳、眉山、乐山四市。7、忠州直隶州州治忠州（今忠县），下辖梁山（梁平）、垫江、酆都（丰都）共3县。继承者：无忠州基本上被一分为二，其中梁平、忠县归万县市，垫江、丰都归涪陵市。8、永宁直隶州原名叙永直隶厅，1908年改永宁直隶州，州治叙永，辖古蔺、古宋两县。继承者：无永宁直隶州存在的时间很短，后来叙永、古蔺2县并入泸州，古宋县并入兴文县。总结上述清代四川21州府，在重庆直辖之前，仍保持地级及以上地位的城市有：成都、重庆、乐山、宜宾、南充、达州、雅安、西昌（凉山州府）、眉山、泸州、绵阳。沦落为普通县城的有：阆中、奉节、三台、平武、邛崃、酉阳、资中、忠县、茂县、叙永。而以前只是普通县城或者散州，后来成功逆袭为地级政区的有：涪陵、万县、黔江、德阳、内江、资阳、遂宁、广安、巴中、广元。自贡、攀枝花则都是近代才兴起的城市，清代还没有。正所谓：古今兴亡多少事，几家欢乐几家愁！点击阅读四川历史变迁系列原创文章——从四川到“两川半”：汉中、恩施、遵义、重庆是怎样离开四川的？四川，真不是“四条大江”！近代四川三次改地名运动四川十大衰落城市排行榜巴蜀风物志发现一个你不知道的四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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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本公众号！经常听到有人吐槽说四川的地级市太小了，比如资阳、自贡、攀枝花都只管2个县，遂宁、内江、巴中都只管3个县，简直浪费行政资源。而且地级市划得太小，各种资源太分散，导致四川这些地级市的一些数据总量很不好看（比如GDP，总量最高的绵阳市也才2800亿，刚刚挤进全国前100名）。其实在以前，四川的地区并不小。不但不小，还有好几个堪称“巨无霸“的地区，几乎每个地区都下辖十几个县。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增设了不少地级市，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四川（含重庆市）曾经有哪些堪称巨无霸的地区？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在回顾之前，先介绍一个背景知识，那就是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行政区划方面都实行”城乡分治“原则，也就是说城市只管城区，广大的县域则交给地区去管。所以在当时地级市都很小，而地区则一个比一个大。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四川只有4个地级市：成都、重庆、自贡、渡口（攀枝花），这些地级市管辖范围都很小，成都、重庆是分别吞并了温江地区和永川地区才变大的，自贡、攀枝花今天的管辖范围依然不大。四川的地区这么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四川省在50年代进行了地区撤并，泸州、遂宁、眉山、大竹、剑阁5个专区被撤销，分别并入了邻近的专区，这才造就了一批“巨无霸”地区。说明：地区1971年以前叫“专区”，为省事起见，本文一律以地区称呼，不再区分。1.温江地区温江地区就是前面说的“城乡分治”理念的产物，其实温江地区管的这些县，几乎都是以前成都府的地盘，只是在“城乡分治”理念下，成都只管城区了，这些县就交给地区去管吧。温江地区最大的时候是在1953年，此时温江地区管辖多达18个县！今天的成都市除了简阳以外，都归温江地区管，此外还有什邡、广汉、名山3县。后来，名山县被划归雅安专区，60年代崇宁、新繁、华阳三县撤销，70年代双流、金堂二县又划归成都市领导。但即使如此，在1983年撤销之前，温江地区仍有12个县之多。这12个县分别是：温江县、郫县、新都县、彭县、灌县、崇庆县、大邑县、邛崃县、蒲江县、新津县、什邡县、广汉县。1983年，温江地区撤销并入成都市。温江地区最大的时候（网络图片）2.永川地区（璧山专区、江津地区）和温江地区一样，永川地区也是“城乡分治”的产物。为什么这个地区有3个名字？因为专署最早在璧山，当时叫璧山专区。1951年驻地迁江津，更名为江津专区。1961年又迁永川，但名字长期未改，直到1981年才改名永川地区，但此时离永川地区撤销并入重庆市已经不足2年了。永川地区最早辖11县市，分别是合川市（县级市）、合川县、江津县、铜梁县、永川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江北县、巴县、綦江县。后来合川市和合川县合并，巴县、江北、綦江3县划入重庆市，原绵阳地区的潼南县又划入，永川地区（江津地区）共下辖8个县，这就是重庆人经常说的“江八县”。1983年4月，永川地区撤销并入重庆市。1956年的江津专区，当时重庆只管市区和北碚3.绵阳地区绵阳曾经是当时全国下辖县最多、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最多时曾下辖22个县，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按今天的人口计算有1400多万人，按今天的GDP计算达到6000多亿，可谓地级政区中的“巨无霸”。绵阳地区管辖范围最大时，包括如今的整个绵阳市、遂宁市，德阳市除广汉、什邡以外的地域，广元市除苍溪以外的地域，以及重庆市潼南县。为什么绵阳地区这么大？因为它是绵阳、遂宁、剑阁三个专区合并的产物，三合一，当然会造就一个巨无霸了。绵阳地区曾经的22个县分别是：绵阳县、江油县、彰明县（1958年撤销）、青川县、平武县、广元县、昭化县（1959年撤销）、旺苍县、剑阁县、梓潼县、三台县、盐亭县、射洪县、遂宁县、蓬溪县、潼南县、中江县、德阳县、罗江县（1959年撤销）、绵竹县、安县、北川县。此外，建国初期，金堂、广汉、什邡三县也曾短时间属于绵阳专区管辖。后来，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绵阳地区不断“缩水”：1977年，潼南县划归江津地区。1983年，德阳、绵竹、罗江3县划归新成立的德阳市。1985年，广元、青川、旺苍、剑阁4县划归新成立的广元市。1985年，遂宁、蓬溪、射洪3县划归新成立的遂宁市。虽然绵阳地区严重缩水，但今天绵阳仍然是四川面积最大的地级市。绵阳地区辖境最大时地图（网络图片）4.宜宾地区宜宾地区，是曾经的宜宾、泸州两个专区合并的产物，所以自然也很大。泸州作为建国初期川南行署区的驻地（相当于一个省会），却只能在宜宾地区领导下当一个县级市，心中的憋屈可想而知。宜宾地区最大的时候，曾下辖2市16县，2市是县级宜宾市、泸州市，16县分别是宜宾县、古蔺县、富顺县、叙永县、南溪县、长宁县、江安县、兴文县、纳溪县、珙县、泸县、高县、筠连县、合江县、屏山县、隆昌县。后来隆昌划给了内江地区，富顺县划给了自贡市。80年代泸州市成立地级市，从宜宾地区带走了泸县、纳溪、古蔺、合江、叙永5县，两地遂形成现在的格局。此外，云南省水富县也有一部分地盘来自宜宾县。60年代的宜宾地区5.乐山地区和宜宾地区类似，乐山地区也是曾经的乐山、眉山两个专区合并的产物（所以后来眉山再次分出去，也算回归历史）。乐山地区辖区最大的时候，下辖1市、14县，有趣的是乐山地区驻地乐山并不是县级市，当时唯一的县级市是五通桥市（后来并入乐山，乐山成立地级市时改为五通桥区）。而这14县分别是乐山县、仁寿县、眉山县、犍为县、井研县、峨眉县、夹江县、洪雅县、彭山县、沭川县、青神县、丹棱县、峨边县、马边县。70年代末，乐山地区还成立了一个县级的金河口工农区，但当时五通桥市已经和乐山县合并设立县级乐山市了，所以乐山地区的辖县数量最多就是15个。60年代的乐山地区6.内江地区内江地区最多下辖1市8县，1市是指县级内江市，8县分别是内江县（现东兴区）、资阳县、威远县、安岳县、资中县、简阳县、隆昌县、乐至县。内江地区的辖县虽然不算多，但实力很强，当时内江、简阳、资阳、威远都是工业大县，资中、安岳、简阳都是百万人口大县，又是四川第一个通铁路的地区，经济总量长期在省内仅次于重庆、成都，加之地理位置东联重庆、西抵成都，所以有“渝一成二内老三”的说法。其实内江地区的面积并不大，所以拆分成内江、资阳两个地级市后就显得有点小了。70年代的内江地区7.南充地区南充地区曾经下辖2市11县，2个县级市分别是南充市（现顺庆区）、华蓥市（原华云工农区），11个县分别是南充县、南部县、岳池县、营山县、广安县、蓬安县、仪陇县、武胜县、西充县、阆中县、苍溪县。南充地区的人口曾仅次于绵阳地区，下辖的南充、南部、岳池、广安、仪陇都是百万人口大县，以今天的人口数量计算，南充地区人口也有1100万以上。但当时的南充地区除了华蓥市布局了一些三线工业外，工业基础很差，发展几乎全靠农业，所以被称为是“大而不强”的典型。后来苍溪县被划归了新成立的广元市，广安、武胜、岳池、华蓥再加上了从达县地区划来的邻水成立了广安市，南充市还剩下1市7县（后来改为3区6县），但南充市的人口数量仍然仅次于成都，是四川第二人口大市。70年代的南充地区8.达县地区达县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达州市+巴中市+广安市邻水县，达县地区最多时下辖1县、1工农区和11个县，1市是指县级达县市，1工农区是指白沙工农区（后并入万源），11县分别是达县、宣汉县、开江县、万源县、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平昌县、大竹县、渠县、邻水县。达县地区也有好几个百万人口大县，总人口也有1000万以上。后来，巴中、南江、通江、平昌四县成立了巴中地区，邻水划入了广安市，但达州市仍然是仅次于成都、南充的四川第三人口大市。70年代的达县地区9.涪陵地区涪陵地区曾经下辖10个县，分别是涪陵县、垫江县、南川县、丰都县、石柱县、武隆县、彭水县、黔江县、酉阳县、秀山县。1988年5月18日，石柱县、秀山县、黔江县、酉阳县、彭水县从涪陵地区划出，单独设立黔江地区。1995年11月5日，涪陵地区撤销改为涪陵地级市，县级涪陵市改为枳城区和李渡区。但地级涪陵市只存在了不到2年，就并入重庆直辖市了。1956年的涪陵地区尾声在除上述9个地区外，四川的老地区还有西昌、万县、雅安三个，但它们都没有经历过拆分，没有“越拆越小”的经历，所以就不再介绍了，西昌地区分出了一个攀枝花市，但也只有2个县的地盘。如果上述9个地区中，除了温江、永川地区外，其它都不拆分的话，那么今天四川的经济格局大概就是这样的：17000亿的成都市，6000亿的绵阳市，5000亿的宜宾市，3000亿的南充市、达州市、内江市、乐山市。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均衡了很多？没人会说四川是“一城独大”了吧。而这几个地区中心城市，想必也比现在规模大得多。但是同时，泸州、德阳、广元、广安、资阳、眉山这一批城市，却也失去了发展为地区中心的机会。所以，四川的地区从大变小，究竟是利是弊，还真不好说。巴蜀风物志发现一个你不知道的四川历史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本公众号！四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早在秦代就在四川地区（当时的蜀郡、巴郡）设置了三十余个县，所以四川自然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县。不过如果我们查询四川各市县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历史虽然久远，但现在用的名字，却只有一百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历史。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近代四川的三次“改地名”事件说起。第一次改地名运动：废府存县1913年1月，刚刚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搞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彻底改革中国的行政区划体系，颁布了《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清代的府级行政区划，将原府、直隶州所辖各县划归于道，改省、道、府、县四级制为省、道、县三级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府存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政府这个决定从出发点来看是好的：清代的省、道、府、县四级制，确实过于繁冗，层级太多，从中央发出的命令，得通过省、道、府（州）三次中转，才能到达最基层的县。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四川一共也就5个道，如果道直接管县，平均一个道要管四五十个县，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根本管不过来。所以府这一级，后来又以“行政督察区”的名义复活了，这是后话。废除存县运动直接导致了四川一大批老州府驻地的没落，比如三台、阆中、平武、奉节之类，不过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可以参阅：清代四川21州府与如今21市州对比：几家逆袭几家沦落？），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废府存县导致一大批州府地名从此消失。清代四川有12个府，分别是成都府、重庆府、保宁府、顺庆府、叙州府、夔州府、龙安府、宁远府、雅州府、嘉定府、潼川府、绥定府。这些府名到今天还是县级以上地名的，仅有成都、重庆、顺庆、叙州这4个，其它的要么消失了，要么连降三级成了乡镇地名（比如阆中市保宁镇、三台县潼川镇、平武县龙安镇等等）。有意思的是，顺庆、叙州都出现了“府县倒挂”现象，原来是顺庆府南充县、叙州府宜宾县，现在成了南充市顺庆区、宜宾市叙州区，完全反过来了。四川人厨房必备的“保宁醋”，就是保宁府这个地名的遗存说完府，再说州。清代的州分两种，一种是直隶州，直接归省管，自己还要管几个县，另一种是散州，类似今天的县级市，不管县，自己还要接受府的领导。不管是哪种州，和府都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没有附廓县，而是由州衙代行地方事务（你可以这样理解：好比今天的地级市不设区，而且是由市政府直接管理市辖区事务）。所以废府存县时，府好办，直接撤了就搞定，而州撤销之后，还得另外起个县名。如何给这些州起县名？如果是三个字的州，那就好办，比如崇庆州、广安州、酉阳州，直接改州为县即可。但如果是两个字的州，就比较麻烦，有一种办法是直接把州改成县，比如忠州改忠县、泸州改泸县、茂州改茂县等等。但这种改法用得不多，因为四川的单字县本来就很少，可能大家还是觉得两个字的县名才是正道。清代银锭上的“绵州”字样而且这个办法也不是每个州都行得通，比如巴州，如果改成巴县，那就和重庆的巴县重名了。再比如涪州，改叫涪县的话，那是绵州历史上用过的名字，也不能用。于是当时人们又想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用古称，比如汉州改广汉县、剑州改剑阁县、眉州改眉山县、涪州改涪陵县，这些都是历史上用过的名字，而且县名和州名也有一定关联，大家容易接受。但另外一种情况就不太好办了，那就是历史上虽然也有县名，但这个县名和州名没什么关联，大家都觉得很陌生了，比如绵州历史上叫过涪县、资州历史上叫过盘石县、简州历史上叫过阳安县、蓬州历史上叫过相如县、巴州历史上叫过汉昌县，但这些县名都几百年上千年没用过，老百姓已经觉得很陌生了。与其从故纸堆里刨个名字出来，不如干脆取一个和州名有关联的新名字。在这种思路下，剩下的州纷纷开动脑筋，各出奇招，给自己起了新名字：绵州：因县城位于绵山之南，取山南水北为阳的古义，改名绵阳县。邛州：以邛崃山为名，改名邛崃县（为什么不用历史地名“临邛”？这个我也不知道）资州：取资江（沱江别称）之中之意，改名资中县。简州：取简州、阳安各一字，改名简阳县。合州：取三水（涪江、渠江、嘉陵江）在此相合之意，改名合川县。巴州：取巴州之中之意，改名巴中县。蓬州：取蓬州、安汉（南充古称）各一字，改名蓬安县。发现规律没？这些新县名都是在原来的州名后面加了一个字，从单字名变成了双字名。从此，绵州、资州、巴州等用了上千年的古老名字，就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所以你别看绵阳、邛崃、资中、简阳、合川、巴中、蓬安这些地方历史都很悠久，其实它们的名字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简州”这个地名，随着成都设立“简州新城”又复活了第二次改地名事件：消除重名县就在废府存县的第二年，民国政府又干了一件大事：消除全国范围内的重名县。之前，全国范围内有不少同名县，据当时统计，全国共有二县同名的74组，三县同名的12组，四县同名的4组，五县同名的3组，更厉害的还有1组六县同名的（新城县）。重名县的存在，显然是不利于全国统一行政的。于是当年民国政府就制定了一个《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逐一列出改名县及改名理由，其中大多数都是保留了年代最早的县名，其它的另改新名字。四川改名的县有这么几个：清溪县：与贵州省清溪县重名，贵州清溪设置更早（其实只早了三年而已），四川清溪县因为自唐至明初曾经是汉源县治，所以改名汉源县。地名“清溪”的遗存——汉源县清溪文庙石泉县：与陕西省石泉县重名，陕西石泉县系西魏时设置，四川石泉县唐贞观八年才设置，比陕西的晚，改名北川县。东乡县：与江西省东乡县重名，江西的设置早两年，所以四川的东乡县使用汉代的历史地名，改名宣汉县。大宁县：与山西省大宁县重名，山西大宁县五代时设置，四川大宁县清雍正年间才设置，因为县内有巫溪，所以改名巫溪县。德化县：与福建省德化县重名，因为四川省德化县是由德格土司“改土归流”而来，所以改名德格县。东安县：与湖南省、广东省东安县重名，四川东安县是一个民国元年才从遂宁分出来的新县，当然不可能保留这名字，由于该县位于潼川府之南，所以改名潼南县。这也让“东安”成了四川最短命的县名——只存在了两年。新宁县：与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新宁县重名，保留了年代最早的湖南新宁县，四川新宁县因为境内有开江，改名开江县。其实四川新宁县这名字也用了上千年了，改掉实在可惜。定远县：与安徽省、陕西省、云南省定远县重名，保留了年代最早的安徽省定远县，四川定远县因为元代曾设置武胜军，县东又有武胜山，所以改名武胜县。太平县：与山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太平县重名，保留了年代最早的安徽太平县。四川太平县因为该县东北有万顷池，是一个重要水源地，所以改名万源县。清末绥定府地图，注意红框中的县名第三次改地名运动：更换生僻地名20世纪50至60年代，为了方便群众用字，国家主管机构配合汉字简化运动，曾经更改了一些生僻难认的政区名称用字。其中陕西和江西这两个省最积极，分别改了14个和7个县名，一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县名也被改掉。而四川省一共改了4个县名：酆都县：改名丰都县。其实“丰都县”本来就是古名，直到明朝才改名为“酆都县”，酆字难写难认，而且据考证丰都县与传说中的“鬼城酆都”其实并无关系，改回去很合理。越嶲县：改名越西县。越嶲之名历史悠久，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设置有越嶲郡，又作越巂郡（但越嶲郡驻地并不是如今的越西县，而且是在西昌一带），改名越西，可以说是抛弃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地名。电脑游戏《三国志13》中的越巂郡石砫县：改名石柱县。石砫之名始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也有800多年历史了。砫本义是古代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函，和柱完全是两个意思，石砫改石柱，从盒子变成了柱子，虽然读音一样，意义却全变了。呷洛县：改名甘洛县。呷洛是个音译词，改名甘洛倒也无所谓，但问题是“呷”字也不难写难认，不知道非要改名的原因是什么。还好这次改地名运动四川只改了四个，如果参照陕西的力度，估计还有一批“难写难认”的生僻字地名要被改掉。比如阆中的“阆”字，也很生僻，几年前还在央视打广告教全国人民认字；再比如郫县的“郫”、犍为的“犍”、什邡的“邡”，都是些生僻字，为啥不一起改了呢？估计还是考虑到这些地名历史太悠久，所以这次放了一马。总结通过这三次改地名运动，四川的老地名消失了一大批，同时又有一批新地名登上了历史舞台。当然，如今几十上百年后，这些新地名已经被群众所接受。再提起老地名，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了，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巴蜀风物志发现一个你不知道的四川历史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想关注本公众号！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七十年代的生活，但是关于那个“红色年代”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记忆，我想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毕竟那个时候一般人都没有照相机，偶尔照个相都是件很正式的事情，不会刻意去拍一些生活场景，所以对一些生活细节，可能早已淡忘了。而且当年用过的一些老物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早就更新换代了。但是在四川成都的建川博物馆（国家二级博物馆、中国最大的民营博物馆聚落）里，却有这样一个展馆，可以让你一秒钟重回到七十年代。这个展馆的特色就是通过场景复原，展示了七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整个展厅由工人家庭、农民家庭、干部家庭、士兵营房等十二个场景，书籍、搪瓷缸、收音机、奖状等二十二个专题以及五十七项精品陈列组成，形象直观地展现红色年代中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下面就带大家去看几个特色场景：这是当时的普通农民家庭场景——这是当时的普通干部家庭场景——看细节，这样的铁罐子很多家庭都曾经有过吧？这是当时的普通工人家庭——墙上的奖状是那个年代最好的装饰品——这是当时的卫生所（医务站）——这是当年的国营商店、供销社场景，架子上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除了场景复原，展馆还集中展示了书籍、搪瓷缸、收音机、奖状等二十二个“老物件”专题。比如这些儿童玩具，一定有你曾经玩过的——这满满一柜子的搪瓷杯，你家里一定也曾有一个同款的——这满满一箱的粮票、饭票、布票，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这整整一面的墙的镜子，每一个都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这些七十年代的老课本，也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格——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了——最有趣的是，连展馆的参观提示，都用上了那个年代的语言风格——这个展馆其实还挺大，仔细看的话至少要一个小时以上，这儿展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要全面了解或者回忆七十年代，还是只有亲自去建川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附录：建川博物馆简介建川博物馆聚落由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创建，位于中国博物馆小镇——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拥有藏品一千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25件。博物馆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主题，现已建成开放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32座场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自2005年8月15日对外开放以来，累计接待观众1300余万人次，成为了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抗战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红军长征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和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巴蜀风物志发现一个你不知道的四川历史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本公众号！一、四川不是“四条大江”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四川，就是因为省内有四条大江得名的！其实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个解释简单、形象、易懂。不过很遗憾，这个说法于史无据，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用翻史书，也能看出这个说法的漏洞所在：四条大江，到底是哪四条？四川的大江大河可不止四条：长江、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涪江、渠江、雅砻江、青衣江、大渡河……如果考虑到汉中也曾是四川的一部分，那还得加上汉江。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四”并非是实指数量，而是虚指，以显示四川的江河之多呢？也不可能，因为古代用以指数量多的数字，一般是“三”或者“九”，比如成语“三缄其口”“九死一生”，其中的“三”或者“九”都是虚指数量很多的意思，但遍查辞书，“四”并没有这种用法，所以四川的“四”，就是一个普通的数量词。四川水系图（图片来自网络）如果非要从四川的大江大河里面挑四条出来，显然难以服众。比如说，非要选四个，长江肯定要占一个名额，那剩下的三个名额，如果从岷江、沱江、嘉陵江、雅砻江、乌江这长江五大支流里选三个，这就很让选择困难症患者为难了。如果非要选三个出来，那就勉强把乌江和雅砻江排除掉吧，毕竟乌江有一大半在贵州，而雅砻江流域古代还不归四川管。那就只剩下岷江、沱江、嘉陵江，可是问题又来了：涪江虽然只是二级支流，但无论水量还是流域面积都比沱江大，古人可没什么一级支流、二级支流的概念，只看重要性，涪江在四川的地位确实是超过沱江的，比如宋代梓州路基本就是沿着涪江流域设置的，凭什么不能入选？但如果涪江入选，沱江被踢出去了肯定不会服气：我可是堂堂的长江一级支流，凭什么要给你一个二级支流让位？再说涪江选上了，同样是二级支流的渠江似乎也可以入选，毕竟渠江也是川东重要河流；不过，如果渠江都选上了，那大渡河好像也有资格，毕竟人家水量大……可是如果大渡河都入选了，四川恐怕得改名“十川”了。如果考虑到历史问题，这个选择就会更复杂，毕竟有“四川”这个名字的时候，汉中还是四川一部分，那汉江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凭什么不能有姓名？总之，你没办法列一个能让大家都服气的“四条大江”名单出来，这也正好说明：四川得名不是因为“四条大江”，反而是因为有了四川之名，人们才会去寻找“四条大江”来作为得名的依据。2、从“川峡四路”说起既然四川得名不是因为“四条大江”，那为什么这个说法还流传甚广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四川真正得名的原因，说起来比较复杂，以致于把很多人都搅蒙了，使得他们宁愿相信“四条大江”的说法。一般你看到的四川得名的说法，大都是这么写的：北宋在如今的四川地区，设置了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后来简称“四川”。一般人看到这里就蒙了，这四个路咋就变成“川峡四路”了？“川峡四路”咋又变成“四川路”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几句话确实说不清楚“四川”这个名字的演变过程。所以，要搞懂四川的得名，必须先弄清“川峡四路”这个名字的由来。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川峡四路里的“川”是怎么来的：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在原来的“剑南节度使”辖区分设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个节度使，合称“剑南两川”，这是“川”字首次出现在地方行政区划名字中。而这个“川”一般认为是“平地”之意，也就是“一马平川”的川，不是“川流不息“的川。宋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灭后蜀，在成都设置“西川路”，由“剑南西川”得名，宋代的行政区划为路、州（府）、县三个级别，路是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相当于今天的省。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在利州（广元）设置“东川路”（五年后，东川路又重新并入西川路）。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里写的“刘备取西川”很明显是个历史学BUG，因为汉代根本还没有“西川”这说法。至于川峡四路里的“峡”，则是这么来的：宋开宝六年（973年），在奉节县设置“峡路”，又称“峡西路”，这个“峡”，显然是指长江三峡。所以，在宋代，四川盆地内由于有了西川路和峡路，这一地区也被称为“川峡地区”。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本公众号！四川是一个文物大省，虽然比不上山西河南，但在全国也是排前列的，目前，全国一共有8批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有261处，仅次于山西省（530处）、河南省（419处）、河北省（286处）、浙江省（279处）和陕西省（268处），位居全国第六。除了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以外，四川省还先后公布了9批113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四川哪些县（县级市、区）称得上是文物大县呢？我统计了全省183个县（市、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得出了四川省30个文物古迹大县排行榜（因为第30名是并列的，所以实际有31个县）。说明：排名采取积分制，国保每个计3分，省保每个计1分。如果有跨县分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则不管有多少个“子项”，都按0.5个计分。得分相同的，国保多的排在前面。下面从第30名开始排名（数据完全一致的就并列排名），我敢打赌，你多半猜不到第一名是哪个县。并列第30名：平昌县（巴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平昌汉中古道、平昌长安古道、小宁城遗址、双竹堂牌坊、古佛洞摩崖造像、北山寺会议旧址、刘伯坚烈士故居、巴灵寨遗址、长灵寨遗址、黑马山墓群、灵山吴氏墓、灵山吴家大院

据说四川人和想了解四川的人都打算关注本公众号！1、最早的“四川”包括哪些地区？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见：“四川”是怎么得名的？别再说四川就是“四条大江”了），四川得名起始于宋代的“川峡四路”，那么这四个路，就是最早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四川地区，和现在的四川省相比，少了川西藏区，却也多了不少地方——这篇文章标题中的汉中、恩施、遵义、重庆就是其中的代表。为方便对比，我逐一列出当时四个路的辖区，括号中为今天的地名。成都府路：辖区：成都府（成都）、眉州（眉山）、蜀州（崇州）、彭州、绵州（绵阳）、汉州（广汉）、嘉州（乐山）、邛州（邛崃）、简州（简阳）、黎州（汉源）、雅州（雅安）、茂州（茂县）、维州（理县薛城）、陵州（仁寿）、永康军（灌县）大致包括今天的成都市、眉山市、雅安市、乐山市、阿坝州东部、绵阳市西部。潼川府路辖区：潼川府（三台）、遂州（遂宁）、果州（南充）、资州（资中）、普州（安岳）、昌州（大足）、叙州（宜宾）、泸州、合州（合川）、荣州（荣县）、渠州（渠县）、怀安军（金堂淮口）、广安军、富顺监大致包括今天的绵阳市东部、遂宁市、南充市（部分）、广安市、资阳市、内江市、自贡市、宜宾市、泸州市、重庆市大足区和合川区。利州路辖区：兴元府（汉中）、剑州（剑阁）、利州（广元）、阆州（阆中）、洋州（西乡）、巴州（巴中）、蓬州（蓬安）、文州（文县）、龙州（平武）、兴州（略阳）、集州（南江）、壁州（通州）、三泉（宁强）大致包括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甘肃省文县、四川省广元市、巴中市，南充市阆中、南部、蓬安等县，绵阳市梓潼、平武等。夔州路辖区：夔州（奉节）、黔州（黔江）、施州（恩施）、忠州（忠县）、万州、开州、达州、涪州（涪陵）、恭州（重庆）、珍州（遵义）、大宁监（巫溪）、云安军（云阳）、梁山军（梁平）、南平军（南川）大致包括今天的重庆直辖市、四川省达州市除大竹渠县以外的地方、湖北省恩施州、贵州省遵义市。这么一对比就很清楚了，和最初的“四川”比，现在的四川省最多只能算“两川半”。因为最初的“四川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