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 新传理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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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前：

跨文化传播集中呈现了种族与文化背景下作为个体或群体的“我们”与“他们”如何交流的问题，如何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类传播行为?文明的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一块来做理论积累吧！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是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也是一位在文化研究方面杰出的学者。他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困难：不同文明之间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一

文明冲突理论的主要命题

“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由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而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别，或者说，主要冲突主要发生于从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

他认为世界上目前主要有七大文明（也有八大文明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这一表述影响巨大，但萨义德等人认为，强调冲突、分裂和对抗无益于改善世界上各个国家间的关系，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制造骇人听闻的矛盾，而是要强调新环境下文明间的协作。

亨廷顿分析了4个关于世界政治的范式：“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或多或少184个国家”和“完全的混乱”他指出这四个关于世界的政治范式都有自己的缺陷，而且这四个范式彼此也不相容，但如果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

二

文明冲突理论的主要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一：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出现于大约公元700年到800年，地理上包括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尽管在19世纪末，美国同欧洲只要很少的往来而且那时美国自认为是和欧洲相对立的国家，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片充满自由、平等和机会的土地，而欧洲却代表着等级和压迫。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加广泛的认同感得到了加强，因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英语和广义的基督教信仰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相互认同。于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个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是“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理论假设二：

亨廷顿认为，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因为从构成西方文明的主要要素英语和广义的基督教来看，它们并没有在全世界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

首先，亨廷顿从统计数据上分析英语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语言，且英语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非西方化了，因为全世界讲英语的人正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同时，在非西方国家的讲英语的社会精英越来越疏远他们本民族的社会大众，他们对本国民众的影响力越来越有限。此外，尽管方面非英语国家努力用英语装备他们大学层次的学生，便于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竟争中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非英语因家的来自内部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

其次，无论是广义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各自能够形成普遍性的世界宗教。20世纪末，尽管宗教具有开始了全球性复兴的迹象，但是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人口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变化。

理论假设三：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首先两者在发生时间上不一致。西方文明产生于公元8世纪和9世纪，而现代化始于18世纪。

其次，两者的内涵不一致。构成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是：古典遗产（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最主要的特征）欧洲语言（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宗教和国家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亨廷顿说，“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的独特性”。与西方化不同，现代化体现在这6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等的不断提高。所以，“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理论假设四：

亨廷顿认为，美国不能为其它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提供政治现代化的模板，因为美国政治制度对这些需要现代化的国家基本没有参考价值。

美国政治体制的两个主要特点是英国的都铎制度和大众参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都铎时代的，“明显特有中世纪的烙印”。“17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带着中世纪末期和都铎时代的政治思想、做法和制度漂越大西洋。这些思想和行为方式在新世界确立起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在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半世纪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的独立战争，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人想保留已经被英国人抛弃的都铎政体。在五月花号的早期殖民者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殖民地之后的100多年里，英国抛弃了都铎政体，并逐渐建立起新的政体。这种新政体的主要特点是：反对源于中世纪的基本法，拥护“国会具有立法主权”，并且“国会成为国家的集体代表，而不是各个选区代表的集合”。

理论假设五：

亨廷顿认为，在未来（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和世界的可能关系有三种方案：世界主义方案、帝国主义方案和民族性质的方案。亨廷顿赞成民族性质的方案，他认为除了少数精英，大多数美国民众也比较赞成民族性质的方案，因为他们看到以前在拉丁美洲地区推广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结果是反对美国的政权势力的上台，以及该地区在政治上长期的动荡不安。具体来说，民族性质的方案是指，美国可以保持自己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社会文化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

以上5个理论假设具有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和美国中心主义倾向，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估；同时它们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从事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有很多启示。

三

文明冲突理论的重估

亨廷顿过于强调冲突，忽略了文化和文明本身具有相似性和可变性。亨廷顿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从某些西方人的角度认识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成分，从而在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中，找到比较有效的沟通桥梁。但我们也应当从自己视角重估和反思亨廷顿的理论，得出切合我们实际的启示。

重估1：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是匀质的，他甚至认为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西方文明并不是铁板一块。第一，不仅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欧洲内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社会文化差别也很大。第二，亨廷顿说文明的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是英语和基督教。但是，在欧洲国家，不仅英语不是唯一的主要语言，法语和德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基督教在欧洲呈急剧衰落地位，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欧洲反而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当我们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时，不要将西方文化看成是匀质的铁板一块，而要看到西方文化内部也有很多不可忽视的差别。我们要以具体多元的观点，和西方文化进行理解和沟通，努力避免中西两分的简单化的思维。

重估2：亨廷顿认为，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和欧洲的相互认同感得到了相互加强，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相互认同感的加强，很多是基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现实的国家利益。美国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脱节。美国政治价值观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美国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基本遵循现实主义道路。所以，亨廷顿全然从文明认同来讲美国和欧洲的相互认同，是偏颇而有失公允的。这提示我们在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中，要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与西方进行交流和合作，而不能只看见文化，看不见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

重估3：亨廷顿从美国政体的历史起源得出美国的政体对其它国家没有借鉴意义，没有看到美国政体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影响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只是由文化和文明决定的，而且更是其国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同时，不同的政治制度在某些具体的措施方面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比如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就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建议。这提示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时，不要在政治体制上带有武断的色彩，而要在坚持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具体研究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在某些方面合作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有效性要以务实和平的态度，维护国家的现实利益，推动国家的现实发展，促进世界的整体进步。儒家文化的务实观和和谐观，可以为我们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帮助。

重估4：亨廷顿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的看法，具有宗教原教旨主义倾向。第一，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的前言中，他坦承“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两种身份写作本书。”他接着说，“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尽量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仍需提醒读者，我对于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因为我希望发现它们在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第二，他认为美国文化的本质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这显然忽略了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共存一直它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活力之ー。他的民族性质方案是要加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的地位，这不仅和美国关于宗教自由的宪法相违背，同时也和世界性的宗教宽容和文化平等的主流不合拍。这提示我们在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时，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新交易及其他宗教在西方国家的地位，他们各自主张尤其是研究它们和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研究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格局，努力做到认识对方动态的文化格局，以防触犯对方的文化禁忌和文化敏感区。

重估5：亨廷顿过度地放大文明冲突，并把它看作是当今世界对立与割裂的根源。文明冲突是世界不同文明交往与融合的必然结果。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明冲突的存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不同文明的交往与融合中，存在文明冲突是正常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解的，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明观的视野中，实现不同文明体之间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是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根本出路与方法。因此，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无法克服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我们应当重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交往与融合的广度与深度，这有助于当今世界的格局与秩序的优化。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

在人类文明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时，是用“文明冲突”的理论来处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问题，还是用“文明共存”的理论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问题。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共存”论，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福祉。

参考文献：

张友谊 - 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汤一介 -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李  霞 - 一种跨文化传播视角：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

戴圣鹏 - 文明交往与融合中的文明冲突

亨廷顿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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