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解“传播地理学”不会答？《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带你涨知识！| 论文带读26

袁艳胡师姐新传考研 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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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论文 -

篇名：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发表期刊：《国际新闻界》2019.07

作者：袁艳，本论文是袁艳老师对保罗·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的书评。

- 关键词 -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跨学科、空间转向、传播转向、地理媒介

在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319）中，作者陈想非在《深度：那些与传播相关的“空间研究”》（此文为“新闻实验室”邮箱订阅号的付费内容）一文中也探析了网络背景下传播与空间转向在未来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一并阅读进行补充。

❶

结构框架

一、本是同根生：古典地理学与传播学的渊源

这部分作者进行了一个“学术考古”，从历史角度探索传播学和地理学的深厚渊源。“虽然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中的地位后来被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所取代，但这根血脉被当时在芝大社会学系就读的英尼斯保留了下来，后经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展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再往后又催生出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文化传播观”。从这条脉络上来看，现代传播学至少有一部分根系深深地扎在地理学的土壤之中，传播与地理本是同根生。”

二、物质主义的分岔：传播即交通

从古典时期开始，地理学就以其独特的整体观企图填平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鸿沟，在严格按照自然和人文划分的现代学科体系中，这种倾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它既造就了地理学独特的学科地位，也带来了它的尴尬。地理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摇摆，也总是力图在摇摆中获取平衡。这种特殊的学科秉赋也影响到地理学家对媒介与传播的态度。

在理解媒介与地理的关系时，他们同样表现出在物质主义与文化主义之间的分裂和摇摆，反过来，他们也通过重新理解媒介和传播现象的实质来寻找平衡的途径。

三、“文化转向”：传播即表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证主义地理学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地理学的天平开始向人文倾斜，人类传播的另一个面向浮出水面：它作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表达和建构，而不仅仅是传输的工具。地理学家眼中的“传播”从“交通”转变成了“表征”。

这一转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段义孚（Yi-Fu Tuan）、雷尔夫（Edward Relph）、大卫·西蒙（David Seamon）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现象主义地理学。这一派学者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角度重申人的意义和价值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他们认为空间和地方不是某种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是间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社会存在（Entrikin，1991）。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这一学派一方面继承人本主义地理学对人的回归，改造了早期伯克利学派所树立的物质主义的文化地理传统，不再将文化等同于有形的物质制品和地理痕迹，而是开始关注无形的精神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他们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何为人”“何为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从符号学和英国文化研究中吸取批判的力量，挑战关于“地理真相”的迷思，颠覆建立在历史传统和精英标准之上的文化霸权。

四、非表征主义地理学和虚拟地理学：

超越虚实之分

打通虚实的第一条路径是非表征主义地理学，它是通过发现物质的能动性和身体的主体性来破除语言和表征对于文化的主导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地理学家开始从流行音乐、舞蹈、夜总会等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感到语言的局限和表征的贫困，他们呼唤冲出“语言的牢笼”，寻找表征以外的世界。

非表征主义给媒介地理学研究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身体转向。认为人既是意识主体，也是身体主体，既通过思维认知，也通过身体认知。在分析对象上，不再拘泥于对视觉文本的分析，而是将声音、气味、触觉、味觉、运动和情感等多种感觉和经验带入研究范围。

二是物质转向。将观察点从人转向自然和物质，发现非人类因素的能动性和文化意涵。

三是实践转向。不拘泥于媒介“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观察媒介参与地方建构的过程和机制，而不是结果。

第二条打通虚实的路径是虚拟地理学。这里的“虚拟”当然是指电脑和互联网所创造的社会交往和空间体验。当这两门技术刚刚出现时，它们一度不在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内，而是被浪漫地想象为与地理无关的天外之物，是不占据地理空间和物质资源的“赛博空间”和“虚拟环境”，或是可以超越现实的“网络社会”和“虚拟社区”（Mosco，2005）。

五、保罗·亚当斯与地理学的“传播转向”

在亚当斯眼里，媒介与空间或地方之间的关系即：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媒介既是载体又是内容。这种变态分层结构其实是将空间、地方、媒介均视为过程而不是实体，它们均处在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二元互动中，而不是二元对立中，彼此的关系因此呈现复杂流动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生成、此起彼伏。也许，这正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在认识论层面的价值所在。

六、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现状及未来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英文面世后的十年间，亚当斯提出的“传播转向”不再只是一种理论创新，而是迅速发展的新媒介正在向我们打开的现实图景，是对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人与地方关系转型的回应。随着电子地图的普及以及“大众点评”“滴滴出行”“摩拜单车”等位置媒体的迅速渗透，地理信息已经从传统媒体中的内容，变为组织其它信息的平台，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嵌入到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之中，媒介与地理渐行渐近，“媒介的空间化”和“空间的媒介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可感。媒介与传播研究这位曾经的“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开始在地理学的殿堂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国际新闻界》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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