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 |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9.28－），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当代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倡导者，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也有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论述，是当今最具创见的科学家之一。2000年，美国社会学会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一名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去世的和在世的都可以入选，结果沃勒斯坦以高票胜出，当选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目前，人们几乎一致接受的社会目标是经济发展，其他的目标恐怕难以与之相提并论。依我看，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坚称自己起码是为了本国利益，正迈向此目标。环顾当今世界，不论左派右派如何界定，它们的区分不在于发展经济与否，而在于谁的方针能给实现此目标带来更大希望。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此目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社会主义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自由放任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背离传统是发展之路，有的说重振传统是发展之路，有的说工业化是发展之路，有的说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脱钩（de-linking）是发展之路，有的说向世界市场开放（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发展之路。总而言之，发展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方向正确。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向？想回应这问题的当然不乏其人，而且还会雄辩滔滔，甚至慷慨激昂。如果当今世上还有旷日持久的革命运动，内在的推动力是要结束被压迫的局面，但另一种激励革命者的动力的，就是期待全国取得革命胜利之时，便是他们的国家真正迈向发展之日。
与此同时，最近对以往发展政策取得的成果所存有的幻想，渐趋破灭。在中国，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如何阻碍及延误了十年的发展；在苏联，人们谈及僵化的官僚制度和政治失误破坏了经济，要求“经济改革”；在非洲，人们辩论为什么独立后“十年”（确切地说是几十年）为发展作出的努力，却使经济日益恶化：在美国和西欧，人们说到政府怎样不适当或过分干预经济发展，结果遏抑人们的主动性，本应更好的经济形势，今不如昔。在一片埋怨声中，中国、苏联、非洲、美国或西欧，却没有一个人质疑将发展订为目标是否可取或可行。无论他们给自己冠以什么名堂，批评家也好，改良者也好，都不过主张采取新方针以取代他们认为已失效的政策。
我们心目中的经济发展是1945年后的概念。当然，我们目前使用的术语，如政治家或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大部分是1945年后世界体系内地缘政治的产物。自1945年以来，作为信条教义，这个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广泛运用，带有更大的社会合法性。但无可否认，这个概念可追溯到更早时候，其实它的历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可以说是并存的。知识界对国家发展问题充分的辩论，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今天我们归纳为重商主义的政策，谈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
我想先回顾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再探讨下列五个问题：
1．发展是发展什么？
2．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
3．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
4．这样的发展如何才能实现？
5．前面四个问题的答案有什么政治含义？
然后，而且只有这样，我才能回到正题：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一
发展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巨大的橡树源于橡树小小的果实。一切有机现象都有生命或自然发展过程。他们以某种方式开始生命，然后生长或发展，到最后死亡。然而，个别有机体的死亡并非物种的灭绝，因为他们会繁殖。
社会经济方面假设的类比也是十分明显的。民族或国家或社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开始，然后成长或发展。不过，发展以后又怎么样呢？探讨的人并不多。譬如说，这些实体是否有可能终于灭亡？或者这些种类是否会通过再造的过程而存活下去。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充分探讨这个类比？为什么我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序列的中间阶段，被视为常态或畸态的部分，即假设的增长过程。
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发展还有另一个与其说是生物的，不如说是算术法则的涵义。发展的意思通常只是“更多”。这里的类比不是指有机循环，而是指线性，至少是单调的投射。当然，线性的投射可延伸至无限。无限遥不可及，但总是存在的，总可以想象事物增多。如果指的是一种社会可能性，毫无疑问会令人鼓舞。今天拥有的无沦是什么，明天便可能拥有更多一点。
当然，无限也颇使人害怕。无限实质上是虚无。无穷无尽并不是谁都喜欢的。临床心理学有一整套文献论述人类需要用什么方法划出他们的宇宙界限，创造一个有能力管理得了的环境范围，从而有可能维持控制。涂尔干（Durkheim）关于社会道德沦丧的探讨，就是这个论点的另一种说法。
然而，我们马上又碰到一个社会相对性的问题。在一个以物质拥有量来计算的数量表上，所有人都追求拥有更多，那么，处于顶端的组别的前面只有虚无，而处于末端的组别被他们上面的组别所规限制约。因此，一些组别可能面临似乎无穷无尽的未知数，其他的毫无疑问要首先面对有可能掌握的机会，即“迎头赶上”那些已经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组别。
我们都知道，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世事无常，有时顺境，有时繁荣，有时停滞不前，甚至萧条。对顺境及逆境的社会诠释，大致上只是相对而言：顺境就是说我们觉得拥有的比过去增加了，逆境就是我们觉得或害怕拥有的减少了。当我们要区分数量表顶端与末端的组别时，便会发现两者在经济扩展期及收缩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处于顶端的组别当然养尊处优，不过在扩展期他们会害怕前面的虚无，在收缩期又会害怕从高处掉下来。处于末端的组别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所获得的物质报酬相对地比别人少，扩展期会使他们满怀希望，觉得境况肯定会马上得到改善，会在中长期便赶上去，但收缩期又会使他们看到有可能从原来的低处再滑向深渊。
因此，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发展，为什么在决定采取什么方案以求发展时那么犹豫不定、急速跳跃，也就不难理解了。获得“更多”，就是发展，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是一切欲望的实现，是享乐与权势的结合，也可说是两者的熔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欲望。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使这些欲望在社会上首次合法化。“积累，再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主旨，事实上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科学—技术成果创造了人皆可见、因庞大积累而产生的壮观景象，让占世界人口10％-20％的人享受令人瞠目的消费水平。总之，实现无尽积累的梦想已经不仅合法化，而巳在某种意义上貌似可行。
但同时，作为生物，我们对死亡和痛苦又极敏感。我们都意识到一些人消费多了，大多数人消费就少了。我们也知道消费是眼前的行为，终有一天我们将消失，不再消费。那些消费多的人揭示了生命的蕴涵：不仅他们自己，他们所在的组别终有一天会“衰亡”。一句话，他们面临的是“文明及其失落”。
二
在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集体社群心理（或心态）中，尽管有关发展的争论激起了极大的回响，但是基本问题并非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到目前为止，历史资本主义在制度上对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地域的回报，一直以来都存在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不管我们认为这是理论的必然，还是历史的经验，我觉得这事实是无可争辩的。
固然，另一情况也是事实：今天已是主权国或可能成为主权国的多个地缘－法权区，有些国家今日的情况比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的过往时期明显富裕得多，例如把一个国家今天的情况与（大约）50年或100年或300年前的情况相比，或者把一个国家今天的和50年或100年或300年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名次及在世界排列的名次相比。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某个国家（譬如美国或瑞典）是“已发展”国家，物质方面及（许多人会强调）政治方面（公民权利的扩大等）都“较发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实际上发展了？在一个层面上答案不难找。我们所使用的惯用语“已发展”或“低度发展”国家过去30年来已沿用，正是指那些过去50年至300年来，上面提到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意义上都已“发展”（或未发展）的国家。一般说来，我们把西欧的国家加上日本列入“已发展”国家，把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归为低度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哪个类别最引起争议，无论是以下任何一个意义上与昔日处境相比，他们今天的情况怎样？与昔日相比，他们今天的世界排名义如伺？经济基本评估指标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些评估标准是否能准确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分析家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
那么，1945年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的“国家发展”模式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时至今日，我相信对一些问题我们已有较明确的看法。
第一，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世纪开始形成，并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我们可称之为商品链的完整生产过程。这些商品链几乎都跨越了当时的政治界域。从商品链提取的全部剩余从没按创造剩余的地区公平分配，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某些地区上。那些在剩余分配上败于“中心”地区手上的地区，我们称之为“边陲地区”。历史进程的开始阶段，不同地理区域的经济财富似乎区别不大。但仅过了一个世纪，剩余的流动就在三方面使中心地区与边陲地区泾渭分明：资本如何积累、当地生产过程如何在社会上组织起来，及新建立的国家架构如何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因此，到了1600年，把正冒现的边陲地区（欧洲中东部及拉丁美洲）与在西北欧冒现的中心地区加以比较，我们就能指出边陲地区的三个特点：人均消费较低；本地生产过程使用带强迫性的劳力、工人的实质性工资较少（这当然是人均消费较低的主要原因）；国家架构对内较少集中，对外较为虚弱。必须注意的是，上述情况在1450年并未出现，只是到了1600年，情况才是如此。已为历史所证实的上述三点，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作的结果。
第二，获取较大部分剩余的模式就是在商品链的某些环节中实行相对的垄断。垄断能进行是因为生产者在一些环节的技术或组织中占有优势，或因为政治上强加的某种市场限制。不管造成垄断利益的根由是什么，垄断本身是十分脆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别人也可以“仿效”那些技术或组织方面的优势，或设法破坏政治上强加的市场限制。当然这正是在整体创造的剩余中比别人分得少的生产者所不断寻求的。
历史上短暂的垄断确实是脆弱的，在国内或国际上的优势经常受到攻击。18世纪时期对“国家财富”的关注，就是生产者在意识形态上表达对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垄断优势的兴趣。我们所说的重商主义只不过是这个斗争中一种有组织的、互相倾轧的方式，是中等垄断剩余能力的生产者设法使用国家机构的影响力，去削弱在其他国家机构的、经济能力较强的对手。
新生产者赶潮流而大量生产高利润的产品，增加了总产量，破坏了垄断优势；于是市场便反复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停滞不前。重商主义者的政策谋求透过政治机制推翻他人的优势，而生产者投入生产则谋求透过市场削弱他人的优势。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最终得出的结果则可能一样。
商品链中一项垄断被破坏，生产者就会设法营造其他新的垄断优势。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积累中垄断大部分（而且是不合比例的）资本，这是唯一可能奏效的办法。我们所说的技术发展，不过是寻求新的垄断优势而已，随之而来的是全新商品链的建立，旧商品链也必然不断被重组。
因地域不同而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对来说是较罕见的现象（长远来说经济上的重要性也较小），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内，一些地理区域在资本积累上比其他地理区域较发达，一些地区更中心，其他的更边陲，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与他们近期在世界经济运作的情况有关。一个特定地理区域所占据的角色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一个大垄断被打破，地域性优势的布局就要重组。我们在讨论中往往忽视所涉及的相互关系，只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我们称为国家的法权单位。因此，我们只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一些国家的“兴盛”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败”。情况只能这样理解，只要剩余积累不平衡，我们就可以把地缘—管辖地区排列名次。
第三，原位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在随后的三个世纪内扩展了。扩展的原因来自内部架构本身的变化过程。这个基本的过程可以视为前后相接的连串事件。“主导”垄断的破灭，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停滞（所谓俄国经济学家康达提夫所主张的约半个世纪一次的经济膨胀后的收缩期（Kondratieff B-phases）。每次经济停滞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目的是恢复世界经济总盈利率以及保证维持不均分配通过生产的进一步机械化及地域的重新分布，以减低工资成本，从而减低生产成本；进行革新以创造主要的新垄断产品；一部分劳动力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增加。
但是，最后一个变化使一部分劳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与增加全球盈利率的目的构成部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边界就开始拓展，以吸收新的低工资劳动力，等于对其他地方实际工资增长的一种补偿，这样便可以降低全球的平均工资水平。当然，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全球的平均工资并非他们关心的；盈利的不公平分配才是关键。可是，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所及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此目标的途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要努力不时寻求扩大边界，但并不意味一定能成功。不论在哪儿，人们对被收并入世界经济作出了反抗，尽管成效不一；特别是因为被收并者所取得的好处，不论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或是文化价值观，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不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从本身内部机制的优势得到好处，革新不断带来回报，其中之一是军备技术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与世界经济以外的政治架构的军事力量越来越悬殊，甚至实行中央集权的世界帝国也可被征服，至少使他们逐渐解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收并的过程现已十分清楚：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某些生产过程被改造，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中。起初，这些被收并的地区融入到商品链的三个环节之一：为中心地区的某些加工过程提供原材料——商品作物（包括粮食作物）或矿物产品；增加生产粮食作物，供给边陲地区生产原材料的劳动力利用当地的剩余粮食，提供食物给那些在特定时期转到原材料或粮食作物生产线（供给原材料生产者）的劳动力。
在收并的过程中，第二方面的改造是把现行的政治架构重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原来的政治架构或合并，或重组，或解体，或创建随意界定的崭新架构。不管怎样，关键在于新产生的“国家”（有时是那些叫做“殖民地”的非主权“国家”）要在国际体系的法规下运作。在内部，他们要维持某种程度的有效管治，以允许商品链运作所需要的流通。但与世界经济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他们又不可过于强大，以免真正威胁到原来的主要垄断者的利益。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次扩展，原只间歇地进行，但从17世纪开始就延到19世纪。到了19世纪末，地球上已没有一个地区处于国际体系之外。如果仍有一些地区未纳入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商品链的话，数量也不多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余的也都收并进去了。
第四方面与生产力及财富水平的总体增长和提升有关。在名次的排列上，如果一些上升了，其他就会下降；尽管这是无可辩驳的逻辑，但下列其中一点可能成立，或两点都同时成立：（a）按“发展”的绝对指标来衡量，全部或大多数国家都“升”了。（b）这些绝对指标之间的离差减少了。自由发展论者的主要论点是情况可能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更进一步指出历史其实已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从收入来计算，占世界人口10％-20％，处在顶端的人们可消费财富的绝对水平，在过去400年内毫无疑问是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相当大。我所说的这10％-20％的人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对中心地区大多数人来说，上述情况肯定成立。因此，如果我们用全国范围的标准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即使把物质通胀也计算进去，我们仍可看到这样的增长。
问题不在于生产力的改革是否引起累积的资产及实际财富有否剧增，因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也不在于这样的增长是否使全球的中间阶层（即所谓干部层）获利，这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造福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到1945年为止，这大多数人主要还是农村人口，要说有的话，实在令人怀疑。在绝对收入方面，这些人很可能比他们的祖先的境况更差。经过四个世纪，他们与世界顶端10％或7％的人相比，收入的差距大得惊人。
我们又回到讨论的起点——194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改造自1945年以来有两方面令人瞩目。世界经济在人口、产值、财富积累方面的绝对增长大概可与1500至1945年的总增长相比拟。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力量也比1945年以前有惊人的发展。这两方面加起来，可以说明为什么从那以后，“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主题及斗争领域。当联合国把20世纪70年代宣布为“发展的十年”，很多人认为物质的增长及反体系力量的增长，预示了世界经济1945年前建立的架构将进行基本改革。但预期的改革并没来临。到了今天，差不多20年后，争论主要围绕改革为什么没有实现。
那么，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架构有什么变化呢？主要有两点：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意味着全球从事第一部类产品生产，包括粮食产品生产的人口比率急剧下降；制造业的绝对发展及第三产业的绝对与相对发展，导致全球“都市化”的势头没法遏止，目前仍大大失控。在这个过程中，现存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源快要枯竭，我们快到临界点。几乎全部农户都起码半无产阶级化。经济的停滞继续把半无产阶级化的农产改造成无产阶级，其结果是无论高利润部门或低利润部门的利润率都必然下降。
当然，商行及国家机构可能设法反击，不断试图使原来的一些无产阶级农户“边缘化”。许多迹象足以说明这一点。很多国家的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明证。例如，美国与欧洲有人不断建议允许个人选择不参加社会整体保险计划。如果这建议获得通过，就是上述政策的反映。建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最终将说明，资本要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化的人口“边缘化”，比工人阶级阶层自身“无产阶级化”更困难。因此，总的趋势十有八九仍是农户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更高成本的雇佣劳动。假如这成为事实，资本将日益受到挤压。
1945年后第二个主要转变是全球反体系运动在各条战线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一方面表现为一个又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他们声称在某些方面继承第三国际的传统。当然一些国家的成功主要靠苏联的军事力量，但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内部革命力量的胜利。令人瞩目的有中国、朝鲜、越南、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历史较特殊的）古巴。
第二方面表现为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民众大量投入斗争的成果。当然斗争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差异。发生过重大民众斗争的国家，这里略举一二：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加纳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尼加拉瓜与津巴布韦。
第三方面表现为西方国家的工党或社会民主党1945年后执政，并使大部分国家变成制度化的“福利国家”。
我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集团的马列主义政党上台、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是同一回事，不过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的成功都是国家内部民众力量崛起的结果，并在某种意义把他们的胜利视为反体系的胜利。（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我这个概念，我只是认为这是广为流传的自我形象）。第二，原是在野（通常是非法）的政党或政治运动参与斗争，后来都掌权。第三，这一点与我们目前的讨论关系最大，就是掌权的政治团体都给自己订立了发展经济及扩大内部平等的双重政策目标。
我在上面提到他们有三个共同点，其实最近又有了第四个共同点。各类上了台的政治运动都因没有达到或未完全达到这些目标——经济增长及内部更大平等——而受到来自国内，甚至运动内部的批评。这就是文章开首所指的理想破灭的根源。
三
这就引出了我上面提到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双重目标就有双重答案。一方面，发展意味着内部更大的平等，即社会（或社会主义）根本改革；另一方面，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赶上”先进，众所周知就是全面赶上美国。甚至苏联也曾订立此目标，扬言到2000年会“超过”美国，也为此声名狼藉。
可是，社会改革与赶上先进是截然不同的目标，两者也未必互相关连，还可能互相矛盾。后者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理论核心。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必须把两者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像过去150年间发展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很多保守的对手那样，往往漫不经心地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说过，长远来说，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轻率的观点——经济增长以实现赶上先进及增加平等主义的分配——如果不是钱币的正反两面，就是两种平行的矢量。我的意思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述都肯定这点，剩下的问题不过是，这两个源自发展概念而内涵不同的目标之中，哪一个才是推动发展的政治动力？直截了当地说，人们过去以及现在真正关心哪个目标？他们过去把哪个目标放在首位？
答案只能是国家政权总是优先考虑赶上先进国，而在这个问题上，政治运动产生了分歧。其实分歧可追溯到他们本身和集体的历史。政治运动团结在同一组织内的，有那些渴望财富增加、赶上（不言而喻还要超过）他人的人，也有那些寻求平等的人。两个目标相辅相成这个信念，在以往是团结他们的纽带。这条纽带往往表现为坚定的信念：有了经济发展（结束匮乏）就有可能达到平等。然而，政治运动的力量上台后急着要采取行动去订定先后缓急的次序，从而至少部分揭去了意识形态的外衣，结果是幻想破灭，起码引起了混乱和不满。
1945年以前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原因有两个：第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当时仍处于长期扩展的态势。情况持续、财富不断增加的前景，使大家指望分得更多，那些有希望在短期内分得更多的人，往往会全力支持当时的体制，而那些希望较渺茫的人通常构成反体系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吸引力在于它们似乎能为加快实现获得更多提供一条政治途径。
第二，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长期扩展的态势，反体系政治运动在政治上就仍处于劣势。尽管这些运动声称代表民众阶层，因而代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支持他们的社会阶层的上下两端总是受到侵蚀。一方面，民众阶层中比较富裕的上层，受到体系长期扩展、个人升迁的诱惑，在这体系中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的意识也磨灭了；而比较贫困的下层（即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户）常受挫折，难以组织起来，甚至只能挣扎求存。一些人也因希望得到全职工作而不得不驯服乖巧，获得全职工作意味着向上流动，当然只是流向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虽然只有一些人有这种机会，但永远也无法确定是哪些人，因此，很多人似乎都可能有这样的前景。上述两个“游离层”当然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19世纪工人阶级革命前景从未实现。
看起来似乎矛盾，但情况确实如此：1945年前反体系的政治运动的政治弱点恰恰是他们的力量。由于他们永不能上台，可以不去触及他们统一而又矛盾的思想体系，因而可以以运动的形式存在，而且能立足。资本主义政治架构的削弱使大量的反体系政治运动掌权，反而暴露了这些运动内部的严重分歧以及那些谋求向上流动和那些寻求平等的人之间的裂痕。
寻求发展是为了什么需求？这问题即使通过历史的分析也找不到单一完整的答案。这个口号掩盖了存在已久的极深的矛盾。自从1945年特别是70年代以来，这个矛盾令人触目，要求我们共同作出颇为艰难的、巨大的政治抉择。
四
我们作出政治抉择以前，还须澄清一个历史问题：“国家发展”其实是如何实现的？在哪里实现了？至少在哪里宣告实现了？——大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实现了？
一般描述的图像是：大约在1750年至1950年间，一些国家相继“发展”了或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常被认为是发展的同义词或标志）。故事一般是这样讲的：英国首先发展，然后也许是某些西方国家，最后是一系列的国家（再加上日本）。历史事件的这个版本把我们带到1950年前后，在这个关键时刻，比较保守和比较激进的有不同的说法：比较保守的说，1950年以来，进程继续，一些国家如韩国就是明证；比较激进的说，19世纪确有这样的发展，只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妨碍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大得多。因此，今天唯一的抉择是走一条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决裂的崭新道路。
不过，我们在比较外向型与脱钩型两个模式以前，必须先质疑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反映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对1750至1950年期间的历史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系列民族发展的成功史，而是世界经济整体的长期发展史。我要提醒大家有关我们要探讨的这个架构的两方面：日趋严重的地区两极分化，及体系外围的不断扩展。我认为发生的事很容易理解。运作地区范围的扩大，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为了在世界范围的商品链中创造低成本、创造剩余却不是保有剩余的环节。这些环节的绝对扩展就意味着这些商品链中其他环节的同步扩展。如果起初环节的剩余保留额是低的话，其他环节的就会高些。如果中心地区没有与边陲地区同时扩展（地域没有扩大），体系的性质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了。
与1750年相比，1950年似乎有更多的地区获得“发展”，这并不是十多二十个国家“发展”了其“国家”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这十多二十个国家占享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扩大及发展的主要成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没有“取得”自身的“国家发展”，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得到发展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剩余积累恰似溅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从中心溶化开来。它之所以记在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家的账本上，不一定是或主要不是该国政策带来的成果。
当今的情况确实起了变化，整个体系无法再在地域上扩展，因此中心地区的地域无法再扩大。如果说某些类中心地区的地域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就只能是一个得失抵消的游戏：一个新地区加入，一个老地区就要退出。过去由于体系整体上在扩展，上述情况可能只部分是对的。现在却完全是这样。再过30年，中国或印度或巴西如果真的“赶上”了，这个体系内其他地区的世界人口的显著部分进行的资本积累会相应衰减。不管中国或印度或巴西透过脱钩还是以出口为重点还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赶上”，情况也都如此。只要国家（独立的国家）各自寻求发展，情况就会如此。赶上先进国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
五
至此，我们带出了大家都真正关心的问题：怎么办？从上述的分析可得出什么政治含义？我得出的第一个含义是最激进的：国家发展很可能是一个有害的政策目标。理由有两个：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目标都无法实现；少数可能实现目标的国家，将彻底改变世界范围的生产所在的地区，从而改变他们在国际名次表上的位置，他们获取的利益将以损害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情况从来如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
我听到抗议之声，来自世界所创造的剩余分配不均之下受苦的人。他们问：那么，怎么办呢？难道要坐以待毙吗？我回答：当然不是。
这里，我必须作一个假设，假设目标是一个真正平等、民主的世界，而不只是把目前不平等、不民主的世界体系颠倒过来。如果这是目标，通向目标的途径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人认为达到此目标的途径是在全国组织工人阶级运动。1945年以来，这观点已变得不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全民之中组织民族运动。
可是，在全民之中组织的民族运动实际上能达到更大的平等、民主吗？我和很多人一样，越来越表示怀疑。我觉得在全民之中组织的民族运动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要解决问题绝非易事，濒于绝境、挫败失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主张由国家去保留国境内创造的剩余的论据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架构运作的核心，是不平等的交换流动，而唯有具备动员力的国家有能力抗逆这流动的洪流。这个论点极有说服力，获得广泛的支持。不过它也有非常消极的一面：国家动员需要决策者，那就是占据主要政治及官僚职位的人。这些人形成一个小集团，在优先考虑发展/赶上还是平等这些问题的抉择上，有直接利害关系。很明显，经济上的私利会把他们推向发展及“赶上”的目标，结果是普罗大众往往在中时段来说顶多保持原状，甚至境况会恶化。解决的办法只要仍由国家的层面寻求和制订，就会进退维谷；由过去的反体系政治运动力量统治的国家则仍须对本国普罗大众加以压制，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在赶上的游戏中取得部分成果，而这些成果却主要由干部攫取。
政治运动就没有别的策略了吗？我不是指世界范围的策略，因为那是要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去实施的。那样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世界革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协调的政治斗争，多数情况下仍停留在口头上。我想不如从剩余的流动的另一个环节——生产这个环节——着手。比如说，反体系政治运动把精力集中在别处，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在第三世界，对了，也在社会主义国家，把气力用在保留所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上。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设法提高劳工价格或直接生产者的销售价格。如大多数价格一样，这些价格受市场情况控制，但这些市场情况是受制于政治斗争因素的作用的。这些因素会变，经常变。资本家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世界政治斗争中所花的精力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在价格政策上。
19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就是一个绝妙的明证。很明显，这是一个煞费苦心的政治斗争，开始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打了一场漂亮仗。不错，你可能会反驳说：你看看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吧。这里不详谈各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如何进行了十多年的反击，但反击确实迫使输出国组织作出了退让，从这点可清楚无误地看到国家层面的发展策略的隐患。1973年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保留了剩余流动的较大比例，但却是保留在国家的层面上，然后由国家分配给干部、基础结构的建造、工人等等。压力是十分明显的，脆弱性也显而易见。
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一开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油田的劳力价格上升，后果也许没那么令人触目，但要扭转它也会困难多了。如果这场斗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内的工人抗争，而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对当时的世界强权的斗争，政治就不一样了。由政治引发的保留剩余的稳定增加，较少可能导致世界市场的严重损失，就是说，如果明天所有新兴工业国纺织工人的薪酬上升20％，纺织品买家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转向其他成本同样高的地区，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会这样做，或者要寻找新的新兴工业国。斗争会有起有落，不过重要的是在后备劳动力正面临枯竭的世界经济范围内，这种斗争的起比落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我主张的是钟摆可以回转。以往对抗不平等的首要策略是所谓阶级斗争。19世纪时期这种斗争同时在工厂（透过工会的建立）和政治舞台（透过社会主义党派的建立）进行。资本家主要从两方面反击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这些运动从国内及国际的后备劳动力即（半无产阶级）农户中招募新工人。
由于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农产的分布并非随意的，而是由国族、族群、种族所划分，因此，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农户的政治策略很明显不可能成功。因此，到了20世纪，钟摆重心急转向所谓“反帝国主义”，斗争强调民族解放及全国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国内有同等重心的转移，转向反法西斯斗争。
然而，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追求，削弱了它使用原是永不枯竭的后备劳动力的机会。后备劳动力的源泉现已有限，资本家的策略因而有所改变，石油输出国组织使用的斗争模式事实上对他们相当有利，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没有哪一个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恰恰相反，只要积累的剩余价格仍由国家分配，资本家仍可把他们的资本重新部署而不会失去对这些资本的长远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在地域分布上已到了尽头，资本家现已不再像往昔那样不易受“阶级”斗争原有的策略所左右。但要有作为，运动的重点须重新组织，运动不可与国家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他们经过斗争扶植上台的政权也不行。运动所关注的必须是商品长链每一个环节上如何保留更大比例的剩余。这种策略最终会使体系“负荷过重”，大大降低全球盈利率，并拉平分配。这种策略也可能会动员起各类的新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运动的目标大都着重平等多于注重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费边主义（Fabian）策略，并非缓慢地一步步朝世界平等迈进。策略是基于以下的信念：世界盈利率会受到各地的政治冲击。当各地的胜利逐渐积累扩大，体系的支柱相当大一部分将要倒塌，迫使贪婪者互相倾轧，吞食分配给其代理人及给中间人的那部分利益，结果当然是集体自杀；军饷不足的军队会士气低落，无心恋战。没有一支“军队”（即庞大的政治和思想武器）去保卫资本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无法稳存下去。
六
那么，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到此，我想我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今天，国家发展无论主张或是采用任何办法都不过是幻想。如果我们全身心投入那方向，资本主义制度还可能像熊彼特（Schumpeter）所希望的那样，为自身延长二百年寿命。有了这额外的二百年，地球上的特权阶层也许可过渡到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不过，发展也可以是指路明灯。我们可以加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步伐，这是资本家最害怕的。本地及局部要求更多的参与，要求提高实际收入，即生产地的生产者在全球不受控制，就是政治上动员起来，经济上要求重新分配。这样也就把维持现状的得益者的最厉害的武器解除了；这个武器就是把（国家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农户在政治上分化隔离，及呼吁个人（每人所创造的剩余）为国家作出牺牲。
这种策略并非如想象那么显而易见。传统的或是过去的反体系政治运动——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全世界的共产党、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没有去认真鼓吹它，甚至没有把它看成较次要的策略。就是过去20至30年期间新兴起的反体系运动，也没有哪一个这样做，至少没有像我所主张的那样着意使体系负荷过重。他们仍对发展以达至平等信心过大；我认为他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通过争取平等以达到发展，但这种平等主义不能是否定自我实现及社会多元化的。平等与自由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密切相连。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两个目标分开，结果就是两者皆落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弱点正在于它的自我实现的问题。越商品化，不均等分配剩余的能力就越会减弱，积累就越不能集中。但如果说加速商品化是摧毁体系的途径，又绝不充分，因为让它自由发展，垄断势力就会设法放慢速度。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发展使商品化加剧，我却认为应把国家发展视为取代其他可进一步加快商品化的策略。
生产者强调保留剩余，即强调更平等、更民主的参与，这决不是乌托邦，而可能是极为有效的措施。今天他们的要求遭到大资本家的反对，但更大的障碍来自反体系运动本身。他们必须认清发展的由来已久含糊不清的两个概念——更多，与更平等。他们必须选择后者。这个选择并非与国家无关，国家机器可以从很多方面支持这个计划，但如果计划实施的动力是国家机器，发展就不是指路明灯，只是幻象。
*本文由黄燕堃译，刘健芝校，原载《天涯》2001年第5期。另，许宝强、汪晖主编的《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中亦有此文，文字与此略有出入。英文原刊于：Wallerstein,Immanuel. “Development: Lodestar or Illus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3, no. 39, 1988, pp.2017–2023. 此后Wallerstein, Immanuel.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亦有收录，皆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