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严霞，发文时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劳动管理制度和从业青年的工作经历的调查发现，工作的不稳定性不只是节约劳动成本、提升用工灵活性的灵活雇佣策略产生的后果，也是控制知识劳动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企业的相对绩效考核和“优胜劣汰”的劳动赏罚制度构成了一种新型内部劳动力市场，即“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在缺乏工作保障和资历存在高贬值风险的“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优胜劣汰”的劳动回报制度使工作岗位兼具“致富梦”和“青春饭”的两极化属性。互联网“大厂”青年被卷入无止境的绩效竞争中，在追逐“致富梦”和担忧工作沦为“青春饭”的双重驱动下自主提升劳动效能。不稳定性构成驱动知识劳动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机制。一、研究背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与服务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关的企业和从业者数量成倍增长。2005年以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增加了120多万个，从业者从130万人增至487万人。在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获得资本青睐，摇身变成身价以千万计的行业精英。百度、腾讯、阿里等创业公司逐步发展为高市值的上市公司，持股老员工“一夜暴富”的故事成为互联网行业广为流传的“致富神话”。支撑“致富神话”的不仅是互联网行业在金融资本的助推下迅速发展带来的高额利润回报，还包括企业对员工“合伙人”身份的塑造。企业不只是根据工作时间和岗位固定薪资支付劳动报酬，员工收入的主要构成还包括与工作表现挂钩的绩效工资，以及随企业利润波动的股票和期权分红。“合伙人”的身份赋予员工分享利润的权利，也要求员工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企业试图将与员工的“雇佣关系”转化为市场化的“合作关系”。企业与员工缔结的“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合作关系所制造的“机会”帮助一批青年人在行业红利下发家致富，在发达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全球疫情和反垄断监管整治力度加强的背景下，互联网行业发展放缓。不稳定雇佣关系的风险和负面后果逐渐凸显。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关于“996”工时制、过劳、清退34岁老员工、裁员、毁约应届毕业生等热门新闻。大众逐渐认识到互联网行业高薪背后的高工作强度和高失业风险。尽管如此，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岗位仍然让青年就业者向往。以国内39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去向为例，在公布2021届毕业生就业报告的28所高校中，有15所高校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的人数占比超过20%。来自互联网大型企业的入职信仍然令毕业生欢喜雀跃。只是他们的喜悦之情中还夹杂着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担心这份工作不过是其生命历程中的一碗“青春饭”。“致富梦”让人心怀憧憬，“青春饭”令人焦躁不安。“致富梦”和“青春饭”的意涵不同，却都被互联网“大厂”青年（“大厂”是大型工厂的简称，原本指的是制造业的大型工厂。现在是指代互联网行业的大型企业的流行用语。用“厂”一词带有一定讽刺色彩，与互联网企业员工用“螺丝钉”形容其工作岗位，自称“IT”民工进行自嘲一样，是戏谑地表达不满的方式）用以指代他们相对高薪但不稳定的工作。为何互联网“大厂”青年用意义截然不同的词形容其工作？如何理解其工作的不稳定性及其形成机制？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笔者对互联网企业的管理策略和从业青年的工作经历进行了质性研究，对30位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青年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此外，本文也通过二手文本资料收集和分析互联网行业与企业的发展史和管理策略。这类资料主要包括企业的公开年报、管理层的公开讲话、文章和书籍。二、文献回顾：工作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precarity）是21世纪雇佣关系的突出特征，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和劳动群体中。实际上，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在古今中外都不是新鲜事。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只是工业社会某个阶段出现的短期现象。在欧美国家，就业保障是工人争取来的权益，是资本为了留住有丰富经验的核心工人给予的特权。在我国，临时用工的出现也远远早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下的终身雇佣制。市场化改革后，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在我国依然极为普遍，并且与稳定的正规就业之间的待遇和机会差距在逐渐扩大。不稳定性之所以在最近二三十年作为标志全球劳资关系的重要特征，再次成为劳动研究的核心议题，原因在于不稳定的程度和波及的劳动者规模扩大。曾经在终身雇佣制度庇护之下的职业群体逐渐被置于“非升即走”和“末位淘汰”的竞争性聘任制下；平台经济等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的不稳定工作岗位。关于互联网行业下的劳动力研究更多聚焦于第二类新的不稳定劳动群体，即平台经济中的“零工”现象，涌现出一批关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劳动群体的深入研究。目前，对第一类具有较高劳动技能，设计和开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品的高技能劳动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对该群体缺少关注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工作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对不稳定工作的定义。在界定不稳定工作时，以往研究主要从雇佣类别、雇佣时限、劳动权益和集体谈判能力几个方面界定。其中，雇佣类别和时限是最常见的用以界定不稳定工作的维度。非正规雇佣、弹性雇佣、临时雇佣是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短期的、灵活的、非正式的不稳定雇佣被视为有利于节约劳动成本的用工策略。雇佣类别的非正规化、短期化导致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缺乏形成集体谈判能力的时间和空间，进一步降低了其议价能力。互联网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表面上并不符合以上不稳定工作的定义。从雇佣关系的正规性和合同期限来看，学历在本科以上的互联网“大厂”青年都与企业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通常为3～4年。从工作条件上看，其办公环境舒适、安全，劳动权益保护程度也高于其他低技能劳动者。单从雇佣关系的合规性和时效性上看，难以理解互联网“大厂”青年面临的工作不稳定性。互联网行业的工作不稳定性与传统的不稳定工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企业来说，灵活聘用高技能劳动者未必是“低成本”的用工策略。不稳定的雇佣方式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才可能有利可图。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上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确保资本能随时招到足够的劳动力；第二个条件是劳动技能简单，培训成本低，新人只需短期培训即可上岗。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高技能劳动力多聚集于沿海发达城市。这为同样聚集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充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后备军，满足第一个条件。但高技能劳动的培训成本高、时间长。灵活的、短期的雇佣并非一种低成本的用人方式，企业更为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尽量留住老员工。既然如此，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何宁愿承担提前辞退的劳动赔偿金和培训上的沉没成本，也要淘汰老员工？如何理解互联网企业常规化的“末位淘汰制”和周期性的“裁员”现象？互联网“大厂”青年的工作不稳定性的特征和形成机制是什么？过去基于较低技能劳动者的研究形成的分析视角无法完全解答以上问题。通过研究，我们认为理解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的不稳定性需要从劳动成本视角转向劳动控制视角。互联网大型企业所采用的不稳定雇佣策略本质上是控制知识劳动的策略。由于工作内容复杂、工作岗位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企业无法对知识劳动进行完全标准化的管理。自主性是劳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为了激励劳动者更高效地发挥自主性，企业采用了“优胜劣汰”的绩效管理策略，给予高绩效者高额的劳动回报，同时淘汰末位的低绩效员工。“优胜劣汰”的策略制造并不断激化内部竞争，使员工处于持续提高劳动效率的状态。不稳定性既包含向上晋升流动的机会，也包含降级和被淘汰失业的风险。“致富梦”和“青春饭”是“优胜劣汰”的管理策略所形塑的不稳定工作兼备的两种属性。不稳定性也是知识劳动者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驱动力。下文将基于调查资料勾勒互联网“大厂”工作不稳定性的形成与特点，分析“大厂”青年对不稳定性的态度和应对策略。加班中的员工。[图源：unsplash.com]三、“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与不稳定性除了高薪之外，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吸引高技能青年劳动者的两个重要原因是工作自主性高和竞争相对公平。自主性高与以市场导向的去中心化的工作组织方式有关，竞争公平则是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和晋升奖励制度产生的结果。市场导向的工作组织方式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形塑了一个与传统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不同的新型内部劳动力市场，即“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1.“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莫比乌斯环是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利斯廷在1858年提出的数学概念。把一个纸条扭转180度，将其首尾两面粘在一起就形成了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看似由两个平面构成，但你却无法明确分辨这两个面。因为纸条经过扭转粘贴后，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单侧曲面。莫比乌斯环内外难辨的特点与后福特时代工作组织的边界模糊这一特征相契合。基于这一特点，萨贝尔用莫比乌斯组织（Möbius-Strip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王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方向）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有劳动关系、工会、劳动经济，译著有《比较产业与雇佣关系》。摘要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对“蓝领”和“白领”的工作均造成巨大影响。目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蓝领”工人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对知识型员工或“白领”工人的相关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且我国的相关研究极度缺乏。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某企业及其外包企业中电子研发工程师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传统劳动过程不同，人工智能塑造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的关键并非在于将“技能与体力”相分离，而是将核心科学技术从知识生产的基本技能中抽离，从而呈现出“技术空心化”的状态。本研究发现这种“技术空心化”导致知识型员工工作自主性下降，技能从深向广重塑，以及“工程师精神”的弱化。一、问题的提出2017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指出，有60％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2018年7月9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微软公司联合发布的《未来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和角色》报告也指出，人工智能给“白领”和“蓝领”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拜人工智能所赐，当今传统的“脑”与“手”的职业界限已经被打破，转而根据例行流程在工作中的比重重新划分职业类型。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重塑劳动过程。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蓝领”的研究，而关于人工智能对“白领”或称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数量较少，且我国的相关研究极度缺乏。布雷弗曼（1978）发现大机器工厂的“蓝领”在机器应用之下出现了技能与体力的分离，并预言脑力劳动也将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再分。然而，本研究在考察人工智能应用之下知识型员工的劳动过程时发现，他们的劳动过程不同于布雷弗曼的“去技能化”，而是呈现出核心科学技术被抽离的“技术空心化”特征，而且这一特征在塑造知识型员工劳动主体性等方面的作用也十分不同于“蓝领”的遭遇。本文以典型的知识型员工——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的影响。之所以选取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为研究对象，有如下考虑：首先，电子工程师的工作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电子行业近年来暴露出来的技术瓶颈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中兴、华为等公司遭遇的“芯片事件”；其次，电子工程师群体范围十分庞大，从电子厂车间的技术员到国家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都可称为电子工程师，而研发类的电子工程师是其中最典型的知识型劳动者，主要工作内容是进行知识生产。之所以选取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而非国家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前者身处劳资关系之中，与企业方是管理与被管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仅可以观察人工智能应用在工作流程等表象问题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考察表象背后劳资关系的深刻变化。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主张在工作场所的劳动过程中考察知识型员工的主体性，并注重考察技术—劳动的互动。本文致力于拓展劳动过程理论，并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知识型员工劳动互动关系的具体方面填补研究空白。二、文献回顾（一）技术进步与劳动过程理论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通过剖析早期机器大生产，认为资本出于获利的目的利用机器剥削并排挤工人（马克思、恩格斯，1975），由此提出劳动过程理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伴随更先进的科技和资本更隐蔽的控制，布雷弗曼（1978）提出资本家应用机器致力于将一切脑力活动从体力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导致工人日益“去技能化”，并且通过劳动分工产生“局部工人”。后来的学者强调工人的主体性，其中弗里德曼（Friedman，1987）认为，资本家将管理分为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两种类型，对那些拥有专门技能、对企业获取利润贡献较高、集体抗争能力较强的核心员工采取灵活的责任自治策略，而对无技能半技能、反抗能力较弱的边缘员工则采取威严的直接控制策略。埃德沃兹（Edwards，1979）则将资本家的管理分为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三种类型。布若威（2008）认为工人面对资本控制不仅有抗争，也产生了主观认同。虽然后现代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强调身份、性别、文化、消费、家庭和教育制度等影响主体性的形成，但目前学界主流仍然认为考察工作场所的劳动过程是研究工人主体性的重要起点，甚至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工作场所之外的因素对塑造工人主体性的作用十分有限（谢富胜、李钟瑾，2013）。政治经济学为发展劳动过程理论融入了新的视角，这一派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多关注技术对劳动的剥削，而忽视了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的复杂互动。劳动及相互嵌套的各种劳动政治体制对技术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技术反过来又通过劳动等级定位对劳动和生产体制产生影响（Streeck，1988；Lazonick，1990；王星，2011）。另外，“去技能化”不仅仅是劳动—管理双方相互争夺控制权的问题，还涉及国家等其他主体（Soskice，1999；Thelen，2004）。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劳动政治体制能够规制技能生产的路径走向（Hall＆Soskice，2001）。（二）人工智能对劳动影响的研究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科学，它可以表示知识、获得知识以及使用知识，从而通过计算机等技术模拟人的智能行为（Winston，1984；Nilsson，1984）。目前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是指实现智能功能的应用型人工智能，只能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并不能全面代替人类。电子研发领域涉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基于对认知机制的研究，融合了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数学（逻辑）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致力于模拟工程师的思维和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动化技术、软件程序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劳动过程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自动化是最为广泛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向之一，而且历史悠久，它将一部分人类工作转移给机器完成，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操作方式。它通过机器的特殊优势与能力（速度、规模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这些工具可以补充人类工作，扩大可能性。因此，本研究也将关于自动化对劳动者影响的研究纳入文献回顾。目前关于自动化对劳动者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的研究包括人工智能对就业、劳动力结构与规制的研究（Autor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黄丹，发文时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摘要本文基于劳动过程与加速社会的理论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从业者的时间管理实践。本文认为，在后福特制时期，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对象，已经从时间的量与质，发展到时间的度，亦即一种特定的时间规范。本文以“竞速游戏”这一概念理论化后福特制下的时间控制机制。为了阐释这个机制，本文区分了个体时间、组织时间和社会时间，并分析了“个体时间赶超组织时间”和“个体时间赶超社会时间”两个交叉并存且包含张力的过程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竞速游戏”机制的顺利运转。一、导言“社会变化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时间越来越紧张。”就职于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陈曼曼在访谈中这样感叹。这大概是当下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一种普遍感受。较高的薪资水平、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宽松的管理方式，一直是互联网“大厂”吸引青年人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频繁爆出的“996”、猝死和35岁被迫辞退等新闻，使互联网“大厂”员工的真实工作境况呈现于公众眼前，引发了不少讨论。在访谈中，这些“大厂”青年向笔者透露，一方面，他们仿佛被拖入了一种“内卷”的游戏之中，忙不停歇地与同侪竞争，唯恐被不断加速的社会抛弃；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游戏心生厌倦，从而萌生了“我不玩了”、回归慢节奏的“躺平”的想法。可以说，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他们的感受和其他社会青年是一样的，让时间加速的“内卷”与让时间减速的“躺平”已经成了两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在网络语境中，内卷被普遍用来指代一种同侪之间的非理性的、盲目的竞争状态。实际上也颇有青年对内卷乐此不疲，“卷起来”成了他们一种自我激励的口号。“躺平”则是一种与“内卷”看似对立的生活态度。选择“躺平”的青年，游离在升职加薪的主流规范之外，以消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会环境的各种要求）。在对互联网从业者的访谈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首先，虽然两种生活态度看似对立，却不妨碍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孙飞虎告诉笔者，“我有时候卷不动了，就会躺平一阵，完了继续卷”。可见，在他那里，“躺平”只是“内卷”的一种手段、一种调适。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种种回归慢节奏的减速现象，不过是为了更快地加速。其次，他们对“内卷”乐此不疲，起码并不十分排斥。王希在与笔者的访谈中，承认自己经常用“卷起来”的口号激励自己，并且在不断地“内卷”中获得了充实感和意义感。因此，互联网“大厂”员工们的“躺平”似乎只是为“内卷”积蓄力量，并且会自主和自愿地进入“内卷”的竞争之中。然而，厌恶工作而喜欢游戏似乎是人之常情。根据盖洛普2017年出版的《全球职场环境报告》，仅有10%的人热情地投入工作之中，而71%的人在应付工作，甚至有19%的人在消极怠工。与此相对，人们似乎越来越沉迷于游戏而不能自拔，全世界每年花费在游戏上的时间在逐年增长。这种情况在新生代身上尤为典型。相比于父辈，新生代就业者更加不愿忍受艰苦和单调的工作环境，更加抗拒职场中科层化的权威管理，而更愿意在游戏中消磨空闲时间，更喜欢游戏社区中的平等和团结的人际氛围。新生代的这些特征无疑已对传统工作的劳动和管理模式提出挑战。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国内很多互联网大企业开始积极地引入“游戏化管理”理念。既然游戏比工作更加吸引人，那么如果把工作从一种强制变成一场游戏，是否会让员工沉迷工作不能自拔呢？游戏化管理的原则是把角色、目标、竞赛、积分、奖励等游戏元素融入到组织设计、薪酬晋级、岗位晋升、绩效管理、业绩奖励、办公设施、信息管理等管理过程中。这些管理手段的主要目标在于激发员工的“主体性”，包括提升工作主动性、加速能力成长、激发创新能力等，以最终提升工作效率和企业竞争力。游戏化管理试图塑造这样一种员工：没有任何命令去强制他工作，但他却把工作当成了游戏并积极投身其中。是否正是因为游戏化管理让互联网“大厂”员工开始把工作当作一场游戏而认真对待，并自主和自愿地进入“内卷”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仿佛“时间加速了”。于是，为了避免在各种游戏情境中败下阵来，他们不得不随之让自己进入一种赶超他人的游戏之中。他们并没有因为工作游戏化而感到悠闲放松，反而感到高度紧张。那么，重新赋予工作趣味的游戏化，却让个体更深刻地感到“时间被加速”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游戏化与时间加速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聚焦于互联网大企业员工的时间管理实践，通过厘清自我时间管理与游戏化工作之间的关系，尝试揭示后福特制下的时间控制机制。本文的分析基于笔者2020年至2022年间对21位中国互联网大企业从业人员的长期观察和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11名男性与10名女性，年龄在22～35岁。这些互联网从业人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其中有一部分在2021年已经从互联网企业离职（本文所涉及的企业与人名均为匿名）。通过对这一群体的调查，本文试图以“竞速游戏”这一概念来理论化后福特制下的时间控制机制。二、时间控制机制的变化工作中的一切行为和事件都在时间中展开。因此，时间不仅是工作和组织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关键的实践领域，劳资双方围绕工作时间长度而展开的控制与反抗，构成了劳资斗争的主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中引证了大量资料，描述了19世纪中期劳资双方为“规定工作日界限”而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间之所以成为一个斗争场域，是因为一切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上。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变化，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控制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新的时间控制形式正在浮现。李胜蓝和江立华认为，这种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劳资双方分别针对劳动时间的量、劳动时间的质和劳动时间的灵活性而展开斗争。原理认为，在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中，以生产效率为导向的钟表时间正在让位于以反应速度为导向的“当下时间”。这些研究都注意到，在弹性工作制下，工人似乎获得了对劳动时间的支配权，但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卷入到一种比拼速度的游戏之中。然而，时间控制形式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新的时间控制的实现机制是什么？马克思和自治主义者关于劳资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个理论框架。1.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侯慧，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及统计学、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预防医学与卫生学。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工作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精神健康、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社会问题导论》等。摘要与工业时代的劳工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及其劳动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互联网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互联网企业经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形塑知识劳工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从而掩蔽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尽管可以作出主动学习、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自主性是有限制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因此，应该重申互联网时代对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的反思，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劳动体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发布并引起众多互联网企业员工的跟帖反馈。“996.ICU”意为“早上九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迟早生病住进重症监护室（ICU）”，项目旨在揭露实行“996”工作制的互联网企业，共同抵制行业普遍存在的高强度加班状况。一周时间内，有104家公司被写入“996公司名单”，国内一系列知名的互联网企业位列其中，可见，“加班”已经成为互联网知识劳工较为普遍的劳动状态。与普通的工人相比，互联网知识劳工似乎更具自主性与创造性，而这也成为学界对知识劳工核心特点的概括，有学者如梁萌进一步认为知识工人因为掌握着知识社会中稀缺的资源与生产手段——知识，故而可归为“资产阶级”。但在现实中，互联网知识劳工却展现出与此迥然相异的状况。面对如此学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亟须从互联网知识劳工生存的内部去寻找其特有的运行逻辑，以理解在不同的社会与技术背景之中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何以形成，以及对知识劳工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互联网企业中重要的一类知识劳工——页面设计师（简称UI设计师，主要负责软件的页面设计）为分析对象，采用滚雪球的取样方法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从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入手，着重分析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控制与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发挥机制，尝试揭示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生态及“加班”背后的作用机制，为理解知识劳工的劳动生态与制度建议奠定实践基础。劳动控制与劳工自主性：理解互联网产业劳动体制的一个理论框架知识劳工（knowledge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王程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涉及基础设施（如信息技术、医疗）的历史及其重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著有《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知识资本全球化与我国科技创新》等。杨坤韵，发文时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摘要本研究以某外卖公司中程序员实习生的甘愿“被制造”为例，探讨了不稳定工作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发现程序员实习生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下，习惯于将自我物化为特定的可计数的劳动产品，或是被认为是职业发展“通行证”的技术等级，并认定只有在互联网企业中而非学校、国企或外企中才能成就这种进取自我。尽管“导师—实习生”的关系以及凸显男性气质的性别游戏也构成了游戏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们非但没有挑战，还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进取自我，即不断提升自己技术等级的逻辑。然而，在程序员实习生被循环和无感的时间所蒙蔽，以及私人生活被极大压缩的情况下，进取自我游戏的结果注定是大多数人的自我迷失。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理论家埃尔斯特（Elster，1988）曾历史性地指出，工作——拥有一份提供所得的稳定职业——可以带来许多金钱之外的好处（non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严霞，发文时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科研博士后。摘要本文以一个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劳动控制为个案，分析“以自我为企业”的控制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劳动者自主性的关系。“以自我为企业”的控制通过劳动者自主遵从市场机制进行自我经营,从而间接实现劳动控制。研发员工“以自我为企业”的自我控制既不同于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规范性控制，也不同于试图强化员工组织忠诚的责任自治。它是研发员工在生活型再生产与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的雇用方式均过度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的“被迫同意”。面临双重就业风险和生活降级风险，研发员工不得不以市场理性经营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在劳动力贬值前最大化兑现劳动价值。一、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逐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改革早期，我国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加入全球产业链。2000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在拉动创新驱动型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上发挥着引领作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9.3%增长至2019年的14.4%。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9%，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胡鞍钢、任皓，2017）。高技术产业在研发与自主创新上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有效发明专利数在2000年仅有1443件，2018年则增加到425137件。2019年，我国在《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58990件，跃居世界第一。在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上，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出口额占亚洲总份额的43.7%。此外，诸如华为、中兴、紫光、京东方等本土企业迅速崛起，逐渐掌握了5G、电子芯片等尖端核心技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随着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对该产业的生产模式、劳动管理，尤其是诸如研发、创新等劳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具有任务复杂、结果不确定性大和劳动过程可视化程度低的特点。其劳动控制模式应以柔和、间接的管理为主（Drucker，1999）。柔和的管理策略突出公司与员工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减少劳资正面冲突（Benner，2002；Kelly，1999）。有学者大胆推断劳资关系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将发生变化。当工作从谋生的工具转变成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媒介，人们将更在乎自我实现感和满足感等非物质性劳动回报（Bell，1973；Florida，2002）。以上论点在我国并非完全适用。2019年3月国内工程师发起的反对“996工时制”的线上活动揭示了他们对工作时间过长的不满。“IT民工”“程序猿”“搬砖的”等工程师用以自嘲的网络流行用语也突显出其理想工作状态与现实状况间的落差。有趣的是，他们对管理策略、工作自主性和令其不满的工作状态之间关系的诠释显得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否认“996工时制”是导致其工时过长的关键因素，承认多数加班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又抱怨这些自主选择是“被迫的”。为了理解这种矛盾境况以及自主性与控制在研发生产中的实质关系，本文通过个案研究，从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企业管理模式和员工主体性三方面探析研发劳动的控制机制。本文选取一家大型跨国企业A公司为个案。选择原因如下：首先，A公司的管理模式较为稳定和系统化，它在全球市场和国内外获批专利上的突出成绩也证明了其管理的有效性，为研究知识密集型劳动控制提供了成功案例。第二，A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代表性。它采用的强制绩效排名、利润共享式回报和末位淘汰等策略已被广泛用于高技术企业。此外，其管理模式也被作为中国企业争相学习的模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技术产业劳动控制的趋势。研究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4-2020年进行的70个深入访谈和收集的二手文本资料。二手文本资料包括官方发布的信息，关于A公司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的书籍、文章，以及员工在公司官网发布的博客和评论。二、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劳动控制的目的是削弱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者的自主性被视为生产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资方管理策略的设计和变革也围绕如何处理劳动者的自主性展开。产业工人的集体反抗和知识型生产的兴起迫使资方不断调整管理策略，出现了责任自治、制造同意、规范性控制等赋予劳动者自主性的控制模式。在理解自主性与控制的关系时，学者仍持二元对立的视角，视自主性为控制的对立物。这种二元视角在理解研发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与控制的关系时存在局限。因此，本文将福柯的概念“以自我为企业”（self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No.1严霞，“以自我为企业——过度市场化与研发员工的自我经营”，《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No.2王程韡、杨坤韵，“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

会社读者诸君新年好呀！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关心和支持！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们为大家送上十万个会社特供兔年红包封面，祝各位新的一年里能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请用我们的红包，将社会学特有的温度传递给关心的人吧！*所见非所得，正文海报为红包封面样式基础，实际设计有所出入。**主编说了，社会学人不搞饥饿营销，一次管饱。***这次红包封面数量是去年的五倍，也恰好约等于会社读者们的数量，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陪伴！〇红包封面设计：社会学会社

本文为社会学会社文章专题总目录，按专题名称首字母依次排序（点击相应标题链接可直达专题细目页面；如需定位该专题准确位置，建议使用微信自带文内搜索功能，点击右上角选项图标后选择页内搜索，输入专题名称可见），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页面底栏中点击“推文总目”查看本文及年度分类总目。欢迎大家保持关注！A“AI与社会”专题“艾滋病与行动者的幽灵”专题B“百年韦伯特别纪念”专题“‘报’概念的本土探索”专题“边境、边疆与国家的边缘”专题“不稳定劳动”专题C“残障与社会”专题“产业政策研究”专题“超越市场机制”专题“成熟与思辨：法律社会学的新阶段”专题“城市社区建设”专题“传播与社会”专题“传统与现代”专题D“单位政治”专题“当代中国的教育过程和教育体验”专题“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专题“定量前沿”专题“东北研究”专题F“法社会学”专题“反思的社会学”专题“反思发展”专题“风险社会与现代性危机”专题G“高技术移民”专题“个体化”专题“个体化与社会”专题“个体与社会”专题“国家能力”专题“国家与社会运动”专题“国家与社会组织”专题“国家与市场”专题“国内社会的母职研究”专题H“海外汉学界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专题“海外中国研究述评与反思”专题“环境风险研究”专题“混合研究方法”专题J“疾病、医疗与社会”专题“技术应用与组织变迁”专题“技术与社会”专题“家庭社会学”专题“建筑人类学”专题“教育模式与不平等”专题“教育体系与社会”专题“教育与社会”专题“金融社会学”专题“近代中国军人：从职业到志业”专题“经济社会学与政府研究”专题“经济与社会”专题K“卡车司机研究”专题“科层制”专题“苦难研究”专题L“‘礼’的社会学研究”专题“劳动社会学”专题“劳工社会学”专题“流行病的人类学研究”专题M“媒体受众身份与参与”专题“美国社会学的早期传统”专题“民族志：主体与客位”专题N“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专题“内娱偶像粉丝与情感经济”专题“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专题“农业社会学”专题Q齐美尔逝世100周年纪念专题“亲密关系的变革”专题“情感社会学”专题“情感社会学”专题Ⅱ“情感史”专题“全球中产崛起下的教育场域”专题R“人口与社会”专题“人口政策研究”专题“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月经问题”专题S“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专题“社会记忆研究”专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专题“社会科学与实验方法”专题“社会科学哲学”专题“社会流动研究”专题“社会史与社会理论”专题“社会性别研究”专题“社会学本土化”专题“社会学定量研究中的‘健康’”专题“社会学史前的自然法学说与秩序问题”专题“社会学之眼看美国”专题“社会医疗化”专题“社会语言学的邀约”专题“社会中的人与动物”专题“社会资本”专题“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专题“身体与社会”专题“审计文化”专题“生命政治”专题“失范理论”专题“食品与社会”专题“市民社会”专题“庶民研究”专题T“涂尔干”专题“涂尔干书评”专题“托克维尔”专题W“文化与社会”专题“文化与饮食消费”专题“乌托邦社会思想”专题“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特别专题X“现代福利国家”专题“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专题“现代社会人口学”专题“现代性的概念”研究专题“消费社会”专题“消费文化中的身体”专题“新冠疫情的人类学研究”专题“新制度主义与组织研究”专题“信任研究”专题“性别理论”专题“休闲社会学”专题Y“亚文化”专题“艺术社会学”专题“异化理论”专题“音乐社会学”专题“越轨社会学”专题Z“灾害人类学”专题“灾难社会学”专题“战争与现代社会”专题“知识分子的定位与角色”专题“知识社会学”专题“职业教育社会学”专题“职业社会学”专题“质性研究的中国探索”专题“中国产权社会学研究”专题“中国的国家治理机制”专题“中国的宗族与政治”专题“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史研究”专题“中国基层政权性质研究”专题“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专题“中国农村转型发展”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古今中西之间”专题“中国社会学传统”专题“中国信访问题研究”专题“中国亚文化”专题“自杀与社会理论”专题“宗法伦理”专题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蚁族”概念首创者、“工蜂”概念提出者。摘要本文运用笔者参与完成的快递小哥、互联网青年工程师、高校青年教师三组调查数据，从时间社会学角度阐释了大城市青年劳动的三种形态，并以此引申出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类型。这些鲜活的青年生存状态启示我们，作为担当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复兴有生力量的当代青年，其价值观的形塑和社会认知的形成都与时间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我们有必要重申青年时光的属人立场，重新认识青年内涵的重要意义，促进青年工作视域的转换，构建青年劳动权益的保障机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面向未来的能力。人类在时间中找寻生存的意义。时间是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哲学家都为这一问题冥思苦想，但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对时间有过深刻的阐述。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一般认为，社会科学是与时间“无涉的”。当我们研究某一问题时，默认对象处于静止状态，比如统计数据大多是截止到某一时点的，时间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但并非不会发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史，就是一部时间被异化的历史、一部时间反噬于人本身的历史。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青年第一性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这种对待不是通过写在书本上的宣传语或PUA（全称Pick-up

朱健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非营利与公益慈善，主要研究方向为公益社会学、发展人类学、非营利组织发展。主编《中国公益蓝皮书》和《公益研究》杂志，参与创办广东千禾社区公益慈善基金会。曾是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和福尔布莱特访问学者。（相关阅读：“不完全合作”：NGO联合行动策略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为例；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1923年，张伯苓校长聘请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济博士，在南开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一百年后，南开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意图延续这一传统。张伯苓（左）、李济（右）在上个世纪初，人类学被蔡元培等学者引入中国，他们的初心是想运用人类学来开民智、察民情，并服务中国当时的诸种社会和文化命题。这种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一直延续至今：人类学结合时代命题融入了民族学、社会学、生物学、考古学等若干发展脉络，却唯独没有形成独立的一级学科。与此同时，不少新的人类学脉络如发展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公共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又层出不穷。随着项飙这样的人类学家在《十三邀》这样的大众文化节目中的亮相，人类学甚至成为公共文化的新时尚，这种体制内的挑战与体制外的潮流并举的现象与当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毫无疑问息息相关。一、中国人类学面临的挑战2011年新的学科分级，二级学科不再由教育部直接确定，使得人类学失去确定的归属，它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摇摆。中国人类学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作为一门国际社会科学显学的人类学，在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的时候，却难以获得独立发展的一级学科的地位。与此同时，2010年11月20日，美国人类学学会发表题为《长期规划》的宣告，文中提及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学科的研究走势等设想，并着重提出了与科学的区别，即这是“与科学无关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d'epiderme］，所以一般不具有特别的感官性），意志牵引着他，想将他吸住，控制着他；但另一方面，男人又受精神性、绝对的形式和超验的清心寡欲（Unbegehrlichkeit

王赟，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作者：加一果果前言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其中，纺织服装业一直是其出口贸易的重点产业。2019年，广东省出台《培育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行动计划》力争到2025年“实现纺织服装制造业产值达到8000亿元，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但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显示，自2010年起，港澳台等外商投资占比出现下降趋势，服装出口贸易份额在国际市场上的比例也下跌。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经济下滑被迫失业的工人不计其数。中国虽在2020年有过短期经济复苏，但受持续疫情和严格管控措施的影响，经济仍受到较大冲击。媒体多有报道制衣产业外贸订单减少、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一线劳动者处境艰难等问题。制衣业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影响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加剧工人的脆弱处境？本次调研对广东省内不同城市的制衣业集中区进行走访，试图了解疫情下制衣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希望制衣工人的劣势处境能够受到重视并得到改善。研究方法调研人员在2022年7月-8月间以厂外访谈的方式走访了深圳市光明区、广州市大埔九社、广州市新塘镇、东莞市高埗镇的民营私人小制衣厂，港澳台商投资的中、大型制衣工厂。主要对四个地区制衣厂规模、招工情况、周边环境进行了了解，也和制衣工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有效访谈。我们的访谈对象以一线制衣工人为主，同时从劳务派遣公司、工厂管理人员、制衣厂周边小店店主等人中了解相关情况。最终，有效访谈工人的人数是42名（男性工友18名，女性工友24名），各个地区分别访谈到的工人约10-12人，访谈内容由调研人员的书面笔记整理而成。（一）主要研究发现1、四个制衣区的综合情况广州市大埔九社：工业区没有成规模的大厂，整体成制衣“小作坊”的形式，大部分工厂人数约30-50人，有些人数多的厂约100人，也有10人以下的“家庭式作坊”。工业区的各街道路口有出厂价的服装销售，工厂也会在街边摆放生产的衣物款式样品，目前没有外单，订单来自国内其他省市。工业区有服装批发店，附近也有货运公司，三轮车和货拉拉不断穿梭于此。工业区内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的区域没有严格界限，工友基本是住在厂房隔壁楼或隔壁小巷子里，工厂周边有小型的公园和篮球场供工友娱乐休闲。广州市大埔九社工业区广州市新塘镇：新塘镇牛仔城是全国知名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根据该区政府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区有牛仔服装生产及相关配套工厂三千多家。该区所有工厂都为私营小厂，制衣厂工人人数十几到两百人不等。工厂制衣订单来自国内和国外。除了制衣厂，服装批发店铺也密集分布于此，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但因服装厂会造成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贡献率有限，自2010年起，当地开始撤掉部分服装厂，转而引入电子、汽配厂等来实现区域性的“产业升级”。工人的生活区紧邻工厂区，工人租住在工厂旁边的农民房。该区生活区是发展成熟的城中村，有公园，生活区里也各种零售商店、超市等。深圳市光明区：调研围绕一家港资制衣厂进行，该厂已经创立三十多年，主要生产女士文胸。该厂承接的订单来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该厂也获得过深圳市“绿色企业”、“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等荣誉。该制衣厂有a、b、c、d四个厂区，各个厂区连成一片，现有员工4000-5000人。工厂内有宿舍和食堂，员工住宿舍需要支付水电费。厂门口有个大的公园，在下班、晚饭时间、上夜班之前会有部分工友在公园休息、乘凉。离工厂不远处是工人的生活区，有很多快餐店、生活超市、农民房等。厂门口也有小摊和快餐店。目前工人上班要求48小时核酸。工人的生活区设置了门禁，进出也必须持48小时核酸。东莞市高埗镇：工厂分布较密集，劳务派遣公司也比较多，现在主要是电子厂工人人数最多。除了电子厂，有部分眼睛，包装厂等。如今，该区制衣厂数量已经很少，也不再招新员工。在该区总共找到三家制衣厂和工人做访谈，工厂都是港资企业，承接外单，生产内衣。其中有一家制衣厂有员工一千多人，其他两家制衣厂的现有工人数量两百人左右。工厂周围有工人的居住区、快餐店等。除此之外有足浴店、但是看起来较为冷清。2、四个制衣区工人的劳动条件图一：四个制衣区工人的劳动条件由上图可知，工人劳动条件的优劣和工厂规模、雇佣模式有关。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的制衣厂工人无社保、无合同，用工模式呈“短期”和“临时”状态。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高埗镇的制衣厂雇佣形式更为正规，工人有社保和合同，是厂里的正式工。除此之外，调研的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的制衣厂工人相较于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市高埗镇的制衣厂工人而言工作时间更长，休息日更少。工厂内的工位3、疫情和防疫政策对四个制衣区的影响经营方面：受疫情影响，四个制衣区都面临订单数量减少、工人“没货做”的困境。疫情之前，广州市大埔九社有些小型加工厂可接到来自台湾、韩国等地的外单，国内的订单量也较大。疫情之后，因日常出行、物流运输等受阻，不再有海外订单，国内订单也减少。严格的防疫政策影响了交货时间的稳定性，工厂无法扩展新客户，老客户下单量也减少，衣服的单价随之下降。此外，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部分小型制衣加工厂靠接“大厂”的外贸订单运营，由于“大厂”订单量减少，基本不再有多余的订单发给小厂加工。正如东莞高埗镇一家人数约两百人的港资厂女工说：“之前工厂订单多时会把一些货发给其他小厂做，目前不会，因为自身都没什么货做。”疫情也导致中/大型制衣厂出现经营困难，小型加工厂时不时停工或直接关闭。如东莞市高埗镇一家港资制衣厂原本和另外两家制衣厂同属于一个港资集团下，疫情后合并为一个厂，许多员工离职，但目前仍出现经营困难。从东莞市高埗镇人民政府网址上还查到疫情期间有制衣厂因停工时间超过半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记录。广州市新塘镇一位40岁左右的制衣女工说“疫情后工厂经常停工，做完一批货就停一次工，最长连续停了一个星期”；另一位50岁左右的男工也说：“现在工厂直接放假半个月，半个月后会怎么样还不好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做”；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男工说：“疫情后订单减少，有一次停工超过二十天。”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文献列表过去多数对村落城市化的研究，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以为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会使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然而我们从“城中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看到，户籍制度在这里几乎已经不再发生作用，但村落的城市化并没有因此而完成，村落的终结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过程。广州“城中村”的情况，或许有其许多超阶段发展的特殊性，但它预示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各种冲突是有普遍意义的。……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1990年代末以来，大有燎原态势的城中村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由于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与一些比较严峻的城市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城市“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无论在当下政府、公众抑或学界的视野里，城中村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建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化现象。本研究立足于广州城中村个案，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进行探究。这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现象，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但是，我们无法归纳出流动人口的全部生存策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流动人口包括一群被国家招去的劳动者、不同层级的同乡共同体以及一批流浪者——受国家保护的流动人口；依托共同体的流动人口；漫无目的的孤独者。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究竟归属哪类，则取决于他们的关系性质。本章主要关注的是依托共同体的流动人口和漫无目的的孤独者，即使偶尔提到受国家保护的流动人口，也仅仅作为参照而已。本章试图回答的是，在无法获取国家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这两类人如何得以生存。1995年9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中央某大报记者写了一份有关“浙江村”的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可能由于当时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热点”，此件被呈送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领导向北京市做了明确批示：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于是，对“浙江村”的清理就由北京市政府的一项日常管理工作，升格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这是后来新闻报道中所用的词句）而进行的重大任务，一时间成了北京市工作的重点，“大清理”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合法性。大清理中，“浙江村人”的去向基本有三个：一是去其他城市的“浙江村”，二是回家，三是去河北燕郊镇。我和刘世明等人一致觉得燕郊镇的条件非常不错，完全有发展成一个新的生产和批发基地的可能。我想，如果在这里能建成新的“浙江村”，那么对“浙江村人”来讲，不仅有了去处，而且可以借转移之机解决一系列内部社会问题。对北京来讲，也不用再担心这批人回来，给大城市造成人口压力。燕郊对“浙江村”要迁到河北表示热烈欢迎，把它看作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机会。……谁料1996年的新年刚过，事情却马上发生变化。拆迁运动激起外地人种种情绪的抒发，以及对城市居民身份、国家力量、社会归属感的反思。尽管广泛的、针对政府行为的民间抵抗没有被正式地组织起来，但它的目标却是温州人的集体命运而非个体得失。同时，在与北京市政府协商时，对家乡的忠诚这一具体的文化概念，也经常被人们用来请求温州当地政府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外地人与其家乡政府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非正式的经济—政治联合，也反映出“国家”内部

〇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结绳志（ID：tying_knots），编辑：YL、毓坤。文中未标图源的图片皆为本文原有配图。如需转载，请联系“结绳志”公众号。〇封面为一名下班后的城中村女工。[图源：pinterest.com]〇专题策划人：岛民〇编辑

“社会理论青年说”是面向公众、免费参与、在线直播的月度系列讲座，由海内外青年研究人员和博士生主讲，以交流与推广社会学理论为主旨，由社会学理论大缸于2021年1月创办。2022年改为双月度。本次是第18讲，时间是2022年1月14号（周六）19-21时（北京时间)未经主讲老师许可请勿录屏和公开01讲座题目附近的小世界02分享主题“附近”是每个人身边日常生活的场所，又是社会群体产生互动和交集的情感空间，蕴含着人们各种交往、交流的网络纽带，并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重复性地陷入日复一日的轨迹里，过着一种熟悉的生活，而忽略掉“附近”的小世界。以“附近”为日常生活的基础点，分析日常生活异化现象，挖掘日常生活的价值，提升日常生活的意义，创造日常生活的合理形态，从而抓住“消失的附近”，看到身边每一个具象的人，构建出更加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03主题书籍作者：严飞书名：《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出品方：理想国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2204分享人与主持人分享人：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领域，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Chu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长期关注南中国城中村在跨国快销产业链里的位置，和其中的人、事、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她现在任教于杜克大学昆山分校。本文原标题为Jiagongchang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Zhang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主要著作有Making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主要著作有Making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苏黛瑞（Dorothy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蓝宇蕴，社会学博士，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管理研究，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城中村研究。著有《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城中村社区保障及其城市化意义》《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等。1990年代末以来，大有燎原态势的城中村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由于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与一些比较严峻的城市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城市“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无论在当下政府、公众抑或学界的视野里，城中村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建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化现象。本研究立足于广州城中村个案，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进行探究。这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现象，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在城市化的村庄研究中，非农化的“工业村”是比较集中的研究论域。王颖通过对1990年代上半期广东南海乡村再组织的经验研究，指出非农化即乡村社区的工业化，这种新基础上的社区化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注：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折晓叶、陈婴婴则通过自然城镇化中产生的“超级村庄”的研究，发现这种村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的社区组织。（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农化村庄研究发掘出，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非农化虽然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传统与结构，但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融合的关系，传统与本土可以成为创造与促进现代社区发展的资源。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特有的现象，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李培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企业组织和社会政策。著有《村落的终结》《转型中的中国企业》《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10年前，我曾翻译了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专题导言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鸣谢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No.1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No.2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No.3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七章〈城市定量供应体制：体制外解决和另类公民权〉，王春光、单丽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No.4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八章〈1995：波折和回潮〉“突然的变化—新热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No.5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第七章〈拆除浙江村〉，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No.6Nellie

衔蝉，跨学科乐子人，嗑cp理论连载写手（断更中），研究兴趣涉及亚洲内部性/别观念变迁及文化交流、中国十六世纪至当代的白话文小说及出版文化、当代中国女性向粉丝亚文化等。（往期文章：“内娱偶像粉丝与情感经济”专题回顾与拓展）一、缘起聊天记录节选：2022年10月21日会社编辑（下称“编辑”）：这本审读人有无衔蝉：我衔蝉：我衔蝉：我衔蝉：我衔蝉：我衔蝉：我对书单最感兴趣聊天记录节选：2022年11月1日衔蝉：我本月末XX截止，这份书单我需要自行找寻篇章再考究逻辑。算一下时间，可能12月初反馈书评差不多。这样会不会拖得太久？编辑：会有点久TT衔蝉：我尽早吧！这本跟我研究兴趣很贴，我自己也是很想尽早翻一翻的聊天记录节选：2022年12月7日衔蝉：我感觉我可能想太多了，先给你看看小标题编辑：我觉得思路很好！聊天记录节选：2022年12月9日衔蝉：没书还是太那个了，我刚在淘宝买了书，其他部分先写着，全稿下周再说……聊天记录节选：2022年12月29日编辑：我来问问书评今天能出不衔蝉：可以

会社君已按专题与年份整理会社2022年的推文总目录（点击文字链接可直达原文），以方便大家查找。部分被屏蔽的推文，会在标题后标注“推文无法查看”，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搜寻。“文化与饮食消费”专题波伦

朋友们，好久不见！在2022年的尾声，编辑部「在看」如约而至。回望今年，困难和挑战总是如影随形，或许疲惫和厌倦已经成为某种常态，但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与书为伴，在迎接新年的同时，不断发现新的可能和惊喜。

推荐语马克斯·韦伯研究中的诸多争议往往与其方法论有关：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只起源于西方？这一设问是否为西方中心论？如何摆正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这些问题实质上讨论的是，韦伯在文明比较时如何处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以《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为名，这本书一开始就有直面这些问题的理论野心。为了支撑这样的野心，作者不仅对韦伯自身留下的诸多文本信手拈来，也对韦伯所处的整个德国社会环境和思想传统颇有洞见。在作者的追溯下，我们得以看到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何以诞生于历史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双重影响。这本书由作者多年论文结集而成，展现了作者对韦伯及其思想传统的深刻理解。如果是要寻求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实践手册，这本书可能并非合适的读物；但如果兴趣更多在韦伯自身，希望通过理解他的思维方式和“世界图像”，让他那些缠绕难读的经典文本真正向我们敞开，这本书便不容错过。*本文经出品方授权发布。在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韦伯对世界各大宗教（或者说各大文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部分研究通常被人们称为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套独特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背后的逻辑，或者莫洛伊所谓的“分析结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研究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部分，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二是题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部分，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915）、《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和《古犹太教》（1917—1919）；三是总结性的论文，包括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写的“绪论”（1920）、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部分写的“导论”（1915）和作为其初步结论的“中间考察”（1915）。实际上，三个部分只是两个部分，因为第三部分不过是对前两部分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与社会》是在韦伯死后假他人之手编辑而成的不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是韦伯生前亲自编定的。1919年，应各方的要求，韦伯决意把这些论文合编为三卷本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于次年也即韦伯去世那年出版。这样的编排体现出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总体旨趣，即比较研究。问题是，韦伯是如何比较的呢？图为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一书的扉页。Tübingen,

王楠，社会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社会学理论、西方早期现代社会理论、影视与社会文化。著有《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约翰·洛克的现代社会观》《涂尔干的〈自杀论〉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等。导语2022年12月7日下午14时至16时，郑钢社会学人讲座第十八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401室举行。南京大学“郑钢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老师以“悲怆的先知：马克斯·韦伯的现代世界‘预言’”为题，围绕韦伯思想中有关现代社会之起源、基本特质及其困难等问题展开了一场精彩演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郑作彧教授担任评议人。讲座伊始，成伯清教授简要介绍了“郑钢访问学者”项目及王楠老师的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并对王楠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成伯清教授为王楠老师颁发了“郑钢访问学者”聘书并合影留念。内容回顾首先，王楠老师指出，韦伯作为一个有着跨学科的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对其思想的诠释却充满了诸多分歧。相对于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和涂尔干，作为德国新教徒后裔的韦伯与二人在思想的总体旨趣上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向前和指向未来，而涂尔干的思想是向后并强调传统，那么，韦伯的思想则是居于他俩之间而重视现代的本位。接下来王楠老师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宗教改革之后，“预定论”带来的“救赎确证”难题迫使新教徒不得不作为孤独个体来直面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就此而言，新教徒的此种状态就是现代人的普遍状态。在这种断绝了与上帝的联系、被抛入此世的生存处境中，他们只能通过实践基督徒“生活之道”的切实行动来化解这种紧张，进行自我救赎。这种新教人格将主观信念通过伦理实践来实现的特征，既反映了韦伯对于康德传统的内在继承，也体现了笛卡尔孤独“我思”的某种处境，从而使新教伦理研究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韦伯既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现代个体的这一出发点形象，也在其他著作中，刻画了与之相伴而成的现代社会是如何展开的。这一过程既呈现于带有新教伦理意涵的现代人的生活意识和日常要求之中，也体现在17至18世纪的自然法学家的思想中，并通过自然权利的法律和政治实践，转变为某种对普遍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所有人理性之可能的信任，进而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在韦伯看来，西方文明传统区别于其他“静态总体文明”的突出特质即在于，其内部各种对张力量的“紧张性与一种独特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天主教会内部、天主教会与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市民、贵族与君主之间的身份与权力分化等方面形成的均衡状态。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这种“张力中的平衡”被打破了，使得传统秩序崩解并转化为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王楠老师通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中的几段台词和老勃鲁盖尔的画作《向髑髅地行进》（1564），生动展示了这种秩序崩解在艺术中的反映。彼得·勃鲁盖尔《向髑髅地行进》，1564年，木板油画，124×170厘米，维也纳：历史博物馆。[图源：ifeng.com]。伴随着普遍权利平等和经济活动自由的到来，现代“抽象规范世界”的大门也被打开，官僚化和资本主义的扩张随之而来。这一从封建家产制和教阶制的传统秩序向现代秩序转化的过程，其外在的表现，正像中世纪以高耸入云的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向现代“无限伸展铺开的城市”的转变。原本处于政教体系之外的城市，恰恰成了孕育现代“国家—社会”新秩序的摇篮。基于普遍贸易和分工秩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以保障权利作为社会治理的任务、具有官僚行政色彩的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两个重要支柱。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完成的各种革命工作来实现的，资产阶级的本质乃是市民，即bourgeoisie，这一市民阶层及其城市生活，乃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某种雏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观点并无本质差别。传统秩序向现代秩序的转化因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根基。从洛克到笛福再到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体现的高度分工和商业化的社会形态，自然要求普遍的贸易活动和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经营的扩张。当然，在现代社会理论发端的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中，仍然表现出一种“启蒙的乐观”。这一点，在作为自然神论者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中，有清楚的体现。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整个现代社会理论最关心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看似极为世俗的现代社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其实内蕴着某种神圣性，指向超越单纯世俗生活的目标。这是传统社会的张力平衡结构坍塌后，形成的现代社会的新的核心张力。传统的基督教会和上帝的权威都式微了，但人们仍然要去探求至高的神圣目的与此世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斯密到19世纪法国孔德和圣西门的社会学，再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斯宾塞展现的社会进化论的两副面孔，都体现出这样的追求。而到了19世纪末，涂尔干和韦伯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时，已经难以对某种世界总体目的的图景抱有信念。他们尝试发展出一套比较历史和文明研究的方法，去理解不同社会对神圣性的追求，从而完成了“从神圣的社会秩序到社会的神圣秩序”的转变。20世纪的社会理论，只有在美国，帕森斯还尝试过构建带有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体系。前面已经讲到，基督教社会需要借助不同部分之间的张力来形成平衡结构，而由此转化而来的现代社会，也有着内在的张力平衡。在现代社会的普遍秩序和特殊差异、个体自由和总体秩序之间，就内在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体现在诸多领域，如在商业社会中，在专业分工和总体社会秩序之间就存在张力。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就是对此种矛盾的揭示。而在个体自由和总体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两极化的趋势。在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涂尔干等人的思想中都能看到，英国的地方乡绅以及文化精英阶层、美国的教派团体和地方自治、法国的职业团体，都承担着组织基层社会、消解孤立个体与权威国家之间张力的角色。此外，还有伴随着官僚制出现的大众民主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在自然权利和公民宗教中表现出的世俗秩序与政治神圣性之间的平衡问题。随后，王楠老师从多个方面对现代社会的困难进行了讲解。首先，在韦伯的洞见中，新教徒“对于外在事物的顾虑”这件本该只是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最后却变为了“钢铁般的牢笼”，这实际上表明了理性社会的极度扩张与内在自由之间的张力特性。寻求“救赎确证”的自由，本来是推动理性化的力量，但理性化的过度扩张，却可能反过来威胁自由，这就与它自己的前提发生了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官僚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理性的扩张，社会的原子化、去伦理化与权力的集中和非人格化并肩而行，这正是韦伯说到“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时的担忧之处。这又促使自由的追求走向更为多元和差异的方向。紧接着，王楠老师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困难”的第二方面，即本体虚无与价值多元的问题。在韦伯的思想中，世俗化的推进和理性化的扩张，也令人们日益相信自身认知和支配外物能力的无限可能性，即所谓“世界的除魅”，但这也令学术或科学本身丧失了其形而上学的根基。人似乎有着无限的“生之幸福”，但必死的个体却如此渺小而有限，这反而日益促进着人们的非理性冲动。而另一方面，生命经验的多元化与对惟一神的否定相伴而行，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诸神之争”与“祛魅”并行的状态，体现出现代社会的经验丰富性与反宗教总体实体化之间的某种共生关系。面对这一吊诡的处境，韦伯试图守持“作为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社会学”这一“薄弱的中间地带”，来捍卫学术或科学的某种根本地位。社会学的价值在于揭示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各种伦理与人格、信仰与组织以及相应的生活之道，为人类指出文明可能的方向，以及相应的现实后果。而在科学之外，韦伯也认可现代人自行诉诸宗教来寻求个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理性的科学与非理性的宗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有其价值，而现代人需要直面世界的多元性并守持某种理性的底线，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教师的职责在于“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而不是做一个讲台上的布道者。然而，这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却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科学及其力图捍卫的这个“中间地带”，在此种文明状态中，自身必然存在着某种薄弱性。但吊诡的是，正因其薄弱，现代人才有自由，如果这种理性的根基过于“坚实”，自由反而难以存在。韦伯充分认识到现代西方的自由传统在实践中的某种悖谬性：必须基于此等矛盾和吊诡的出发点，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它自身的发展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和吊诡，反而依赖甚至进一步加深了它。所以在普遍自由权利和一般社会秩序之间的这一矛盾，特殊性要如何发展才能不至威胁到自身所依赖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当然，韦伯并不认为这一问题能够“解决”。他还是主张，每个现代人，既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守护神，也要坚持某种“距离感”和“理智清明”。随后，王楠老师从“大众民主的极化与理想政治的恐怖”这第三个方面讲述了现代社会的困难。具体来说，随着大众民主的发展，现代国家难以避免一种凯撒制即卡里斯玛领袖和大众民意结合的倾向，而缺乏议会传统及基层自治的国家，对政治领袖的限制更弱，依赖官僚行政完成治安的倾向也就更强。在韦伯对于现代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种以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中，我们不能从表面上把韦伯的说法视为赤裸裸的权力主张，而更应该看到，在武力统御的背后，存在着民众普遍的信仰和同意。这种政治权威固然一方面带有命令—服从的性质，而另一方面则又因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众的普遍启蒙，带有更强烈的理性行动色彩。这一点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现代政治的发展，源于宗教改革后在现代世俗国家中建立一种总体性神圣秩序的努力，也就是韦伯所谓“一般新教仍把国家（也就是武力这种手段）无条件地正当化为神所赐予的制度”。因此，这种政治权威的领袖实际上会变成民意的集中体现和某种理念的化身，从而既容易具有虚荣、不切事和道德优越感的人性弱点，也可能带领民众，狂热献身于某种抽象理念。这就是政治的非伦理化与高度理念化所蕴含的巨大危机。韦伯之后的德国历史正印证了他的洞见。对此，韦伯明确主张，政治家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危险性，并对运用武力来实现纯粹的理想信念保持警惕，必须以责任伦理来平衡乃至约束信念伦理。最后，王楠老师在结语部分总结道，面对现代世界的“荒原”，韦伯仍能坚定地守持其出发点，这体现了他自己作为社会理论家，必须清醒面对现实的责任和勇气。就此而言，韦伯是现代社会的“悲怆的先知”。而反观我们自身可见，后发现代化国家会比西方面临更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传统的瓦解与薄弱的现代性资源，更易于使之落入现代的陷阱。不过，另一方面，或许也正因为没有那么“现代”，也会比“荒原”拥有更多土壤，有更多长出庄稼和森林的可能。讲座述评接下来，郑作彧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在简要总结了王楠老师讲座主要内容之后，他指出，韦伯时代尚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概念，当时的社会理论似乎更近于一种“社会建立和改造的理论”。另外，作为一个从社会政策领域进入学术研究的学者，韦伯的学术有很强的政治涉入性，尽管他一方面对信念伦理很警惕，但另一方面他也鼓励大家要勇于选择自己的信念，这是他很矛盾也很有意思的地方。随后，郑作彧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韦伯学说中，他一直在探讨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处境，但问题是，谁是“我们”呢？例如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论述的完全是资本家，并不包括工人；而他说的那个理性化，也是资本家的理性化，而不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理性化；韦伯所谓的政治志业，也跟一般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不知道韦伯的学说能够对于我们一般小老百姓（即以前的工人阶级和今天的“职员”或“打工人”）可以有什么启发呢？王楠老师回应说，作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作者和韦伯最重要的英文文集“From

（《昆厂劳工》附录）第六周：江村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第一至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至十二章、第十四至十六章）费孝通（2021），《茧》（全本）费孝通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文献回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的这些思想传统无论在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上，并没有得到今天学界的充分重视；很少有学者做此方面的专项研究，很少有学生以此为论题来从事论文写作，更是很少有学校将此类课程明确纳入到教学体系之中。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如若不探本求源，不始终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今天的蓬勃发展，恰恰是以不断回溯传统、解释传统和继承传统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呼吁社会学界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作为深刻而长久的议题，并将这些传统作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源头活水。就今日中国社会学而论，经过30年的重建和发展，现已站稳脚跟，并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更有意思的是，当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学面临着“解体”的危机甚或需要“为社会学辩护”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却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当然，大好的机遇，未必就有美好的结果。综观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态势，不尽如人意处不可谓少，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或“精神”，尚未真正“安身立命”。“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呼声和尝试已然不少，但能够落实下来或者获得广泛认可的基础性学术建树，却乏善可陈！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本文试图从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反思，来探寻未来的可能之路。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特色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性。这一“为己”的传统同时也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抱持着充分的开放态度，有着扎实的研究。该传统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社会学在今天所受到的挑战和相关的争论都颇具启发，因为如何去界定和思考在中国社会学里的“中”和“西”的问题，同时固然是理论与方法论之争的核心议题，但同时也是如何理解处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核心议题。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梁漱溟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但其人生史却与同时代的社会学人有着一些微妙的交集，其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著述和实践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乃至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例，梁漱溟与他们之间均存在着遇合、关联与对话。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既与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形成对张，也与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考察构成互补。其次，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研究既与潘光旦在其儒家社会思想论述中重建“人的研究”的努力相契合，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反思。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循着晚年费孝通的思路，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心与人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历史意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阐释当时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革命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既往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或者只将其作为材料而忽略其背后的产生过程，或者受限于传统“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而忽略其实质意义。本文以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从事的主要农村调查实践与文本为核心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档案文件、回忆录、年谱、地方史志等多种材料，在社会思潮史、地域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重新梳理其发生学过程，归纳其实践特征与运行逻辑。本文通过对潘光旦先生文集的梳理和研究，指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天人之际”为基础，以研究政治和教育问题的时政文章为应用，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际”的社会学。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特点有三：一是强调社会的“自然”基础，即“位”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人化的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的核心都应该是“人”，因而强调了“育”的重要性。二者合二为一而为“位育”，表现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均衡与协调。三是其核心的人伦与位育思想基础是中国的传统儒学，其社会学思想可以视为传统儒学系统而完整的社会学表达。吴文藻推进的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纲领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理论假设和实地研究并重的思想，其中理论假设即功能论主张，包括对整全视角以及有机性的强调，社区研究的实质是对在地文化的深入探究；实地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田野调查，最终提出活的社会理论。吴文藻深受布朗以及马林诺斯基的影响，前者为社区研究提供了比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实情的经验文化论。吴文藻更青睐马林诺斯基的整全视角，批评了一元论乃至二元论思想。我们当下社区研究的一个主流范式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以及权力视角，相比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社区的文化研究偏弱。吴文藻开拓的社区学派迄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它不仅对今天的社区研究，而且对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也深具启发意义。本文讨论的是燕京学派在魁阁时期关于工业研究的核心思想。燕京学派始终将更高的社会价值赋予乡土工业，认为乡土工业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从乡土转向工业社会的基础。究其原因有三：（1）大工业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无法解决，乡土工业的现代化缓冲了理性化个体出现带来的社会解体危机。（2）大工业不是唯一进入工业社会的途径。西方现代社会阶层化的组织方式主要得益于产业革命的结果，本身具有特殊性。（3）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了工业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与新的社会组织相辅相成，而后者是决定性的。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〇本专题策划初稿由吕雕提出，经会社编辑部稍作调整后推出。〇封面为纪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100周年所绘图。[图源：shehui.pku.edu.cn]〇编辑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城镇化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学术杂志发表多篇论文。（相关阅读：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摘要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生活在纵贯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三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三级两跳”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他的思想之深邃与他晚年从不间断的学术实践与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得他晚年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之中，也与早期思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从表面上看，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从看重实践转变为实践与理论并重。费先生早年有志于学医，后来很快转向社会科学，因为“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的理想就是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费孝通，1987c：387）。这种救世务实的想法贯穿于费先生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因而他在学科问题上格外强调实践，晚年转向强调理论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对学术实践的反思。这方面的转变表现在费先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可以费先生对严复和伊藤博文的看法为例。中国的知识界有着“严伊同学”的传闻。两人同赴英伦学习海军，结果回国后，一从事于翻译与思想，一从事于维新与富国强兵之实务，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多以为严复“比伊才高”但功业实逊于伊。费先生说他最早无条件地接受这个说法，在看过严氏译著之后，则产生了“严胜于伊”的想法：“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费孝通，1982g：418-419）。但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起，费先生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发展不起来，外来的思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贴上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严逊于伊了”（费孝通，1982g：419）。书和理论固然重要，“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幾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费孝通，1982a：229）这是1982年的思想。到1993年，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费先生又提到严复的事情，但是这次的看法却是“严远胜于伊”了：“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作用。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是在还是19世纪的启蒙思想，而《群学肆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费孝通，1993：246）。其次，是从看重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并重，并越来越偏重中国文化。费孝通先生以新式教育启蒙，早年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国学基础不够牢固，中学也是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费孝通，2002c：346）。以西方学术训练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而得到的创见使得费先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中，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差序格局”和“社会继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但是，费先生晚年对这两个概念都作了深刻的反思，其理解和阐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以“差序格局”概念来加以说明。在早年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提出了这个中国社会学近百年来最为著名的概念。在用“水波纹”的比喻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之后，费先生说出了他对于中国人“自私”和“自我主义”的结构性的解释：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平等观念）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费孝通，1948：129）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收能放、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费孝通，1948：130）以西方社会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会比较容易地发现那些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到晚年，费先生重新提到“差序格局”概念，但是基本看法则与早年恰好相反：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费孝通，1998b：274）当你使用这个概念（“心”）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费孝通，2003a：459）我们对比早年和晚年的说法就会发现，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客观认识并没有改变，还是以“我”为中心的水波纹结构，但早年认为这种结构是自私和自我主义的根源，而晚年则认为这种结构是“推己及人”的必由之路。这种类似于180度大转弯的态度也表现在对古代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比如宋明理学。1984年，费先生去武夷山，写过一篇《武夷曲》，称自己对理学和朱子“自幼即没有好感”；在1989年的一篇散文《秦淮风味小吃》中，费先生不无讽刺地说：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费孝通，1989f：271-274）在2003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理学成了费先生心中社会学扩展界限的关键所在：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费孝通，2003a：461-463）费先生晚年的这些变化，学术界已经有所注意和研究，有学者将其称为费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陈占江、包智明，2015）。对于这种“转向”，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费先生作为一个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的“超越”或者“回归”（李友梅，2010；刘春燕，2010）。本文所要论证的是，费先生晚年从实践转向理论、从西方现代转向中国传统并不是一个“文化”的转向，而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实践的结果。这两大变化与费孝通先生一生坚持不懈的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有关。而这些方法论的反思又与他坚持“从实求知”的研究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力图对费先生晚年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进行一个文本上的考察，从中找到线索去理解费先生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所谓“文本上”的考察，是指本文的论据和分析都主要依靠费先生1980年以后的作品。费先生有个特点，就是“有话就写、即兴成章”（费孝通，1988a，13：6），“我一贯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不失是后人用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我在校阅时没有做任何修改”（费孝通，1987b：339）。有些“讲话”文章都是费先生“原汁原味”、略加润色后的想法：“我每次下去，人家总是不肯放过我，要我留下些话头，作现场讲话。跟我一起下去的同志就用录音机把我所到之处的讲话录了下来，一路整理。回家后由我动笔修改成文，送出发表。从《小城镇大问题》到最近的《包头行》都是经过这样的工序写出来的。”（费孝通，1991：422）费先生的这种写作风格使我们有机会通过文本去窥见、理解他的内心想法和反思路径，去考察其思想转向与学术实践的内在关系。一、志在富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在1980年重新获得学术研究和参与国家政策研究的机会时，费孝通先生已经年届七十，他当时表过一个态，要用10年的时间将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失去的20年“补回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两篇文章”（费孝通，1984g：534）。这“两篇文章”是指费先生早年两个主要的经验研究内容，后来费先生又将其称为做活全国人口这盘棋的“两只眼”。其中第一篇是指费先生解放前在广西大瑶山的少数民族调查，但是意外发生，研究中断。解放初期虽然参加过一些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也未能一了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的心愿。另外一篇文章则是指由《江村经济》所开创的农村发展研究。解放后，费先生于1956年再赴江村，可惜《重访江村》的连载文章未发表完即被划成“右派”而中断。1980年费先生得以三访江村，家乡的变化激起了他接续乡村研究的兴趣。在此后20多年里，乡村发展一直是费孝通先生研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对于乡村的发展，费先生的认识在不断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另一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下面笔者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追寻费先生的思考路径，试图理解这些实践经验与其晚年思想转向的关系。农村发展模式，费先生总结为“有农则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智则进”四句话（费孝通，1984d：369）。早在1937年的《江村经济》中，费先生就指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是基于江南农村人多地少和农副结合的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费孝通，1938：226）。在1956年重访江村时，费先生对当时片面发展农业、轻视副业的状况忧心忡忡。到1980年三访江村时，他就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了当时的社队企业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始追踪乡村工业的发展踪迹，称之为“工业下乡”（费孝通，1981b：150）。这些社队企业大多是在“文革”期间创办起来，是“乱世出英雄”的结果（费孝通，1983d：214）。由于苏南毗邻上海，大城市里的正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下放插队的干部、知青以及一些退休工人通过牵线搭桥，解决了办工业所需的原料、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仍然保留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队企业，成了后来名满世界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基础。乡镇企业所代表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使得费先生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为这和他半个世纪以前所思考的农村问题若合符节。费先生“感到自己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农村真正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费孝通，1983d：222）。他像是找到了一把能够使得中国农村开启飞跃发展的钥匙，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乡村工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农村。1984年，他考察了苏北五个地市，其中最为关注的内容就是当地乡村工业的发展情况。他发现江苏省从南到北，工业产值的比重呈现阶梯型的下降，所以得出结论说，“怎样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费孝通，1984e：428）。此后几年，费先生去赤峰、包头、定西、甘南、洞庭，“心焦情急”、“坐不暖席”，到处所思所想，就是如何“从农业里长出工业来”，直到他于1986年2月的温州之行。温州调查使得费先生对自己提出的“无工不富”的“法门”进行了反思，他果断地摒弃了在全国推广苏南模式的思路，而提出了“一个目的、多种模式”的战略方针，这是他晚年对自己乡村研究的第一次重要反思：我看到了各个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发生了一种想法，就是江苏像是在金字塔的顶端。当然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苏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这个推论是不完全正确的。我通过去年初的温州之行才意识到在我的认识上有毛病，发生了偏差。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假如只看到相同的一面，就发生片面性，而且会导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苏北的一些基层领导很想把苏南的一套搬到苏北去，可是搬了几年还是不行，效果差一半还多。原因就是各自的条件不同。……温州和苏南历史条件不同。……温州人的老祖宗传给子孙的看家本领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发展模式只有温州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费孝通，1986c，240-241）在反思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温州人多地少的情况比苏南更加严重，而且也缺乏苏南的地理区位优势。温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个关键因素还是由于“温州由于有他们的历史传统，懂得自己搞流通市场”。这是对费先生的第一个冲击。“温州模式”给费先生带来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冲击是对家庭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看法。家庭是费先生一直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他对于中国家庭的研究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于1940年代的《生育制度》一书中。他在书中提出了“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以区别西方和中国的家庭结构。“反馈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要求有大家庭的形式，但是如果考察家庭结构的变化，却会发现小家庭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是占多数的家庭形式。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庭并不能适应小农经济的农田经营和劳动（费孝通，1982c：255）。解放后经过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以至乡镇企业兴起之后，小家庭也是普遍的形式，上世纪80年代初江村较为常见的大家庭只是由于农民住房紧张导致的。因此，费先生不无焦虑地提问说“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是否会靠近甚至趋同于西方的接力模式？”因为“具体的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又从不同方向影响着家庭结构的具体变动，也正在改变赡养的方式和内容”；“反馈模式”只是靠“伦理及法律确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得以持续（费孝通，1983a：56）。无疑，费先生是认同“反馈模式”的，但是他也感到其经济和人口的基础正在受到侵蚀，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恰是费先生最为看重的苏南模式的集体乡镇企业。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有些“像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但是在费先生看来，这可能是在苏南这种人多地少和农工相辅的地方不得已的选择，“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费孝通，1983d：220）。苏南与苏北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集体社队企业的基础，“通过公社、生产队等各级集体经济实体，自己投资创办了工业；工业里累积的资金除一部分分给社员，实际上是以工补农，扣一部分支持各级社区的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外，都用来作再生产的资金。这是通过集体渠道的积累，效力是比较高的”（费孝通，1984e：416）。相比之下，苏北就面对“从什么渠道能把这些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其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的难题。实际上，不只是苏北面对这样的问题，全国大部分没有社队企业、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区都有这样的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先生足迹遍布包产到户的农村，却几乎没有对包产到户的赞誉之辞，直到1986年的温州之行。温州之行引发的反思使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传统家庭在经济发展中的“新活力”：严格说，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亲戚戚组成的家庭作坊。（费孝通，1989c：215）在温州看到的家庭企业，也使他对“苏南模式”有了新的重要认识：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在概念上可以有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在现实中是相当模糊的。……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社队企业是社队的副业。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是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费孝通，1989c：216）“传统大家庭的影子”是说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各方面差异很大，但是作为其发展基础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传统的。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形势和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时，费先生就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并由此上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大量的“民工潮”的出现之所以没有带来很大破坏力，“就是以农户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我们中国特别密切的传统家属关系，发生着西方人士所不易理解的社会保险的巨大力量”，“我们不就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么？”（费孝通，1996b：285）在大量国企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工作不够完善、部分人员生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家”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所带来的“父母、子女、亲戚的互相帮助，增强了渡过困难的能力。这种状况体现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的中国文化的特点”（费孝通，1997c：60）。费先生对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体现在他对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发展区域的高度关注，这与他带有功能论色彩的思想方法有关。小城镇研究是费孝通先生晚年经验研究的突出成就，其发端在于那次1980年的“三访江村”。早在30年代写《江村经济》时，费先生就注意到小城镇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从三访江村开始，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的关系便成了费先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发现，小城镇的繁荣与衰落实际上是与农村的工副业密切相关的，众多类型的小城镇发挥着人口集中、商品流通、工业生产以及文化、政治等不同的功能。小城镇既是农民脱离农业、从事工副业和商业的起点，又是连接农业和工商业的关键环节。城镇以周围的农村为“乡脚”，没有了“乡脚”，小城镇就没有了源头活水。费先生将吴江县的小城镇分成了“三层五级”，五级之间也是层层包含的关系。苏南的小城镇被费先生看作是与苏南的乡镇企业“共生”的生态关系，小城镇及其周围的农村“乡脚”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母体”，而乡镇企业则像是个儿子。费先生多次用到这个比喻来形容这种生态关系，并将苏南的“以工补农”以及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看作是中国式的母子“反馈”关系。（费孝通，1987c：430）费先生这种重视功能关系和系统关系的视角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地区的发展研究上。在苏北，他看到了“集”、“镇”的差别以及联系；在赤峰，他强调农业和牧业之间“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关系以解决当地非常严重的生态失衡的问题；在包头，他重点考察包头钢铁厂与包头市的关系，发现“包头是包头、包钢是包钢”，两者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城市与企业两不相干，包钢就像在包头市中的一个“孤岛”。费先生就此提出一个“人文生态失调”的概念。所谓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费孝通，1989c：230）。包钢作为一个“三线企业”，走上了一条典型的“企业办社会”的道路，导致企业本身的负担越来越重，产生“失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包头市却又不能从包钢的落户中获益。费先生的看法“就是企业的小社区和所在地的大社区这两张皮，必须贴在一起，向社企分离的目标迈进”（费孝通，1989c：234），达到一个“两利”的结果。如果说农村是小城镇的“乡脚”，费先生在此处的思路就是要把社区、城市变成大企业、大工厂的“厂脚”。大企业可以通过在社区、城市中办分厂、办小企业把根扎下去，发展自己的“厂脚”。在对陕西宝鸡市的调查中，费先生说：小企业同大企业的关系，我叫它儿子同父亲的关系，是‘分房独立’。分房是我们中国的老习惯，儿子大了，分出去，给他一笔财产，自己独立门户。由于有了这些小厂，老公司职工的子弟全都就业了，工人安心了，这个厂长就好当了。（费孝通，1989e：265）费先生这种以“功能”“体系”为核心的思路在他1989年考察珠江三角洲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提出了以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的“珠江模式”。珠江模式是香港的“蜂窝工厂”在省港两地工资和地价的落差下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模式。这种扩散最初所采取的主要是“三来一补”的方式。费先生将省港地区加上周边的广西、湖南等地设想成为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扩散圈层，希望“港风”能够吹及民族边区的广西（费孝通，1989c，13：221）。等到1992年再赴珠江考察时，他对自己区域发展的思路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他看到了珠江三角洲四小虎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以及以“造船出海”的方式对香港的经济辐射作出的反应，即主动地引进外资和现代技术、现代经营方式，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实力，而不是一味作为香港企业的后方工厂。自1992年到1994年底，费先生又重点考察了河南、山东等地，足迹几乎遍布两省各市。1994年10月，费先生第17次访问江村，年底在南京参加了《小城镇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杨清媚，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平话人印象》等。摘要本文讨论的是燕京学派在魁阁时期关于工业研究的核心思想。燕京学派始终将更高的社会价值赋予乡土工业，认为乡土工业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从乡土转向工业社会的基础。究其原因有三：（1）大工业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无法解决，乡土工业的现代化缓冲了理性化个体出现带来的社会解体危机。（2）大工业不是唯一进入工业社会的途径。西方现代社会阶层化的组织方式主要得益于产业革命的结果，本身具有特殊性。（3）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了工业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与新的社会组织相辅相成，而后者是决定性的。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到吴文藻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随即成立了一个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研究工作站，吸收了多位来自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者（费孝通，1999a：380）。不久，工作站迁到呈贡魁星阁，因此得名“魁阁”。“魁阁”作为社会学“燕京学派”关键的研究阶段，在费孝通的擘画下，开展了一批关于城乡工业的比较研究，奠定了“燕京学派”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基础。1943-1944年访美期间，费孝通将这批研究分成两个部分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一本以他和张之毅所做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合编而成《被土地束缚的中国》（1945），另一本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内地女工》和他的一篇长篇说明《书后》合编成《中国进入机器时代》（1944）。前者如他所说，提供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背景。因为在中国内地，现代工业和商业影响才刚刚开始”（Fei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区发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文学社会学、社会记忆理论、口述史、知青史。著有《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等。摘要吴文藻推进的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纲领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理论假设和实地研究并重的思想，其中理论假设即功能论主张，包括对整全视角以及有机性的强调，社区研究的实质是对在地文化的深入探究；实地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田野调查，最终提出活的社会理论。吴文藻深受布朗以及马林诺斯基的影响，前者为社区研究提供了比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实情的经验文化论。吴文藻更青睐马林诺斯基的整全视角，批评了一元论乃至二元论思想。我们当下社区研究的一个主流范式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以及权力视角，相比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社区的文化研究偏弱。吴文藻开拓的社区学派迄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它不仅对今天的社区研究，而且对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也深具启发意义。当下我们正处于推进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一方面，社区作为一个载体，是基层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社区同时是居民生活的具体空间。本文所说的“社区”就是人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居住地，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态环境，而这也正是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可以说，社会学的诞生便是应对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生产方式、生活空间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社会学家们积极寻求建设美好社会的路径和机制。滕尼斯的共同体（community）便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这是一个与项飙的“附近”十分相近的概念。尽管二者时空差异很大，但对于社区的“社会性”的认识基本一致。当然，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时期中，社区的发展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尚需进入实地研究，以探明具体社区的文化机制，从而建构社会理论。与之相关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当代的社会治理实践？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应该如何贡献于这样的社会发展实践？当今的社区治理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实践。很多学科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有学者指出了研究中的隐忧：社会学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目前似乎并没有凸显出来。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关切下重返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社区研究传统，其中之一是由吴文藻开拓、费孝通等人践行的社区研究，被后人称为“社区学派”，在中国社会学中影响最大，甚至被称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派”。本文试图挖掘这一社区研究传统中有哪些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探寻它对当下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和现实意义上的社会治理的启发价值。当然，中国现代化早期的社区研究不仅包括吴文藻创立的“社区学派”，更不限于后来我们广为熟悉的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吴文藻为例来说明中国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一、学术传统中的社区研究“社区学派”的形成尚需追溯到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纲领，这一纲领的提出看起来是针对当时只讲求“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风气而发。吴文藻强调实地研究的方法和功能论的理论视角，但不等于他否定了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价值，相反，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恰是社区学派“实地研究”的底色之一。以下从理论视角和田野精神两个层面讨论“社区学派”的特点。（一）理论视角1.理论与假设不可或缺吴文藻强调社区研究的理论视野，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确立社会学的独有视角，以创立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在吴文藻所处时代，很多学者都尝试通过知识改良中国，吴文藻认为，东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出现在农村地区、城市地区，以及边疆地区，因此对这三类社区的动态和静态研究很有紧迫性，以了解中国社会组织和变迁。如此，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给社会计划提供切实的根据；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供给历史学以可靠的现代史料。吴文藻认为，有了叙述的社会学，才能产生理论的社会学；必须有充分事实的基础，才能建立健全的理论的科学。因此，理论视角是不可缺少的，是建立社会学的必要条件。但在1930到1940年间，如吴文藻指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风行，他承认这是一种科学精神，但仅有此，还不足以支撑对社会事实的深入研究。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风气颇为流行；搜集事实及尊重事实的重要，逐渐被人认识，此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调查”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吴文藻指出，真正的科学是假设—检验都不能少的，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选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理论在假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学学科，必须同时建立在田野调查和理论视角之上。吴文藻的这一主张成为“社会学法则”，迄今仍然有效。吴文藻指出了社会学的两个基本内容，第一是“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田野精神；第二是“理论”和“假设”，就是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吴文藻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不断碰撞，相互“启发、糅合”。他在“社会调查”较为盛行的时候，强调社会理论的意义，不仅在当时，而且迄今仍有价值。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今天所走的路，大体上也没有超出吴文藻这一学科设想。它包含着一整套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同应星所指出的，只关注田野，而缺乏学科视野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缺乏生命力，而且对于实践的解释力也会受到很大阻碍。吴文藻鲜明地提出，“社会学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的科学，而乃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理论的科学”。2.“功能”的丰富意涵综合来看，“功能”是“社区学派”的核心术语。吴文藻所理解的“功能”是“统一体系的各部分”，需要注意到各部分的关系，“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比如要研究一个村庄的经济，就必须考察经济与家族、宗教间的关系，经济与巫术间的关系，乃至经济与法律道德间的关系。这背后是功能论的整体视角：每一个社会活动，包括风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独特功能，不能不了解它的意义。要达到以上认识，需要一套特定的方法论：以实地开始，以实地研究终，理论必须依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实施，首先是需要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假设：在一个特殊的社区之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相互联系，在研究任何一方面时，都必须研究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其次是社会关系的假设：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是理解一个社区生活的基础，表现为特殊的社会结构；再次是生活体系的假设：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结合就是生活体系，它包括对外的适应和对内的调适。在这一过程中，吴文藻并没有拒斥历史方法，而认为实地观察和文献档案是相成的。比如，若要了解“礼”的真义，在实地考察民风礼俗之时，就需参考一切有关礼仪的历史文件，以资比较。可以看到，这种社区研究方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包括结合社会统计（的准确）和历史（的洞见）方法，以达到对人类社会的最精密研究。在吴文藻设想的社会学纲领里，社区研究是一个成熟学者才能完成的一项工作，比如在研究近代社会的社区时，要明了该社会制度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还要在中国各地找出有代表性的社区，做大量的系统研究和考察。吴文藻的“功能观”深受马林诺斯基、布朗等人的影响。在吴文藻的理论梳理和回顾中，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派人类学，就是一种文化的功能分析，即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人类学事实，以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框架来分析文化事项，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本质。只有把文化看作各相关部分的整体，才能了解它的意义。文化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文化是在运行着的，发生功能的，动态的和有效率的存在。文化事项一般包括制度、风俗、器具和思想。当然，功能派的源头还在涂尔干。按照布朗的回忆，功能概念最早来自1895年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当然，马林诺斯基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提及功能论源自他在1926年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这意味着，布朗和马林诺斯基所秉持的功能论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即涂尔干—布朗坚持结构论，马林诺斯基加入了人性的生物学假设。吴文藻的理论对这两个派别都有兼顾。但综观吴文藻的学术主张，笔者认为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倾向更为亲和。功能论在吴文藻时代，是一个影响颇大的学术潮流，吴文藻称其为学术界中的“时代精神”，他认为，由于功能派的出现，使得社会研究的解释工具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变，前者注重结构形式，后者注重活动和功能。后者所关注的功能关系（注重相互依赖性）也不同于因果性，因果性对于社会解释有片面性。吴文藻将他所处时代的功能派领军人物推为马林诺斯基和布朗。相比马林诺斯基，布朗深受涂尔干学派的影响，它也影响了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的早期研究，这一具体过程可参见费孝通晚年回应潘光旦的文章。3.功能论中的“文化”要更深入理解功能的意涵，还需探明功能论中的“文化”思想。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表格”对此有出色的表现。文化表格进一步深化了“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差异：结构是静态的，功能是动态的；结构是形式，功能是内容，后者包括很多方面，从一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政治、法律和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到“娱乐”，每个方面都包含有物质的器物、社会的制度以及精神的思想三个层面的意涵，它们同时并存、相互间发生交互作用。其中，功能和制度关系最为密切。按照马林诺斯基的说法，只有从功能和制度两方面入手，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正确的文化概念。同时，制度又与“需要”相对应，一个制度与一种或多种需要相联系，如同一个生命体的各器官，其各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命体的生物、社会和心理的需要。需要也是分层次的，有个体与生俱来最原始的需要、团体生活的必然需要、人格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需要也就是“文化愿望”。可见，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带有很强的生物学色彩。“文化”是功能论的最上位概念。吴文藻认为，在做社区调研时，目的就是探求该社区的实在的文化重心，各社区的文化重心不同，组织调研资料应以本社区的文化重心为出发点。而马林诺斯基的经验文化论，就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文化；文化怎样作用；文化怎样变迁。与之相对应，社会学的关注是：第一，社会结构研究（社会形态学）；第二，社会功能研究（社会生理学），即对文化三因子（物质基础、社会组织、语言）和八方面（经济、教育、政治、法律和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的关系判定；第三，社会变迁研究，涉及社会发展。这一社会研究是动静视角相结合的过程。“文化”概念在社区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不是玄学，而是经验的概念，不仅包括主观的、抽象的层面，也包括客观的、具体的层面，构成了“功能分析”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化经验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感”，它不是摆在那里、外在于人的文化。吴文藻指出，“唯有在实际社区生活中切身体验过的，才是真实的活的文化”。这一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还具有时间性/时代性，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吴文藻强调时间性/时代性的重要意义，但他认为社区研究应该是对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现代社区的历史维度体现在“活的文化价值”方面，它也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在谈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表格”时，吴文藻提及“文化的本质乃是心理的”观点。这意味着，文化是运行不息的，时刻在活动之中，是活文化，或文化若积极发生作用，它也必先凭借心理的途径。故欲知文化的存在与否，必以其在心理上是否引起交感反响为断。我们发现，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中，少了些许涂尔干的人性之强社会性假设，而加入了个人的维度，他提出，文化常常依赖个人来维持。就常识而言，文化最足以代表个人的特性，每个人在吸收文化时表现出来的个性，又有差异，因为人有愚钝，天资和兴趣都各有差异。这也可以看出马林诺斯基理论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吴文藻对这一观念的看重。文化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中，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整全”思想，而非仅仅是现象观察上的“整全”。理论上的“整全”是指他的理论兼顾个体和社会的观念：文化欲成为生命的活力，必须一面巩固社会团结，一面完成个体人格的和谐一致。吴文藻指出，人的内在价值，是文化思想的结晶。因为个体人格的完成，包含文化所内涵的精神修养、思想启发。而在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情境下，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和调适就相当于“价值变换”的试验室，创造新价值，也是文化再生的必由途径。“物的文明”具备进化的特征，而“心的文明”则不具备进化的特征，当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物质的层面所遇的障碍小，而精神层面则遇到的障碍要大。因此，吴文藻对全盘西化持否定态度，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主观目的，涉及人生的意义、志向、理想，客观目的则包括人群所希望达到的现实目标。吴文藻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在于“外向”，其不愿意受自然界束缚，与自然抗争，如同罗素所说的，西方文化重视科学之方法，中国文化的特长是，有利于探明“人生究竟之正当观念”。吴文藻认为，中国文化有不注重科学方法的缺陷，对人生的认识也就不够透彻，所以也无法达到人生的圆满。费孝通晚年也重温马林诺斯基思想，对布朗的强社会假设倾向有了一个更深刻的反思。笔者发现，吴文藻对文化的态度，与潘光旦的看法有一致之处，例如吴文藻提出，文化对个人的重要意义，重在品质而不在数量，重在内部而不在外界，个人的主要活动，应该集中于创造行动的满足。人格与文化议题在当时引起国人注意，吴文藻认为这是因为它有着重大意义。这些观念对于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著有《论社会学中国化》《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等。[图源：sogou.com]4.有机论吴文藻所确立起来的社会学，是建立在功能派人类学基础上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论。功能论除上述主张和特征外，还包含“有机整体”的思想。例如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就包含“有机”的意涵，“有机”即“生命”：假设社会是各部分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体。布朗的研究也有这样的预设：功能人类学研究一个民族的生活，犹如生理学研究一个有机体的生活；民族生活须符合社会学的法则，犹如有机体生活须依照生理学法则；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法则，所以，社会人类学也是社会的形态学与生理学。有机概念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他的理论中有生物人假设的内容，这里暂不展开讨论。当然，“有机”也有时间积淀的意涵。在这一意义上，吴文藻谈及他对“有机”的理解：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体，就在于其时间的积淀性，“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缔造的文明，确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是逐渐生长的，逐渐把领土扩大，使境内外许多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异族，逐一同化，最后使他们共同纳入这广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合体中。吴文藻赞同这一说法，中华民族的有机性，在于文化的潜移默化，而不是采用西方式的东征西讨的武力手段。也正因为此，即使征服我们的异族，也常被同化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之中。中华的有机共同体，是“道德一体”。而近代的国家，则一方面是具体的社会制度（“政治一体”），另一方面也是抽象的价值理念（“道德一体”）。“有机”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日臻完善的价值假设。吴文藻对中西文明相遇、冲突以及文明发展的理解是：“人类的交往领域日广，接触日多，道德判断的范围亦随之而扩张，同时科学批评的精神，日益发扬，人类的心灵，亦因之而日益解放，特种宗教信仰的束缚，得以脱离；而道德观念的内容，亦更澄清化”。道德观念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机”同时还是一种关系论视角。这种有机论不是涂尔干式的，涂尔干主张社会的外在性和强制性，使得社会成为最终的现实者。吴文藻认为一元论的局限在于漠视了文化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的现实性。他认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就是从功能关系论角度研究宗教道德变迁对于经济组织的影响，特别是新教禁欲派的经济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影响，而不再考察经济、技术及政治变迁对于宗教道德现象所发生的影响。在吴文藻看来，功能关系论不仅对一元论，对二元论（如文化和文明、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二分）也是一剂良药。他认为，马林诺斯基的经验论（物质、社会和精神三因子及其相关关系）更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关系论也就是马林诺斯基的经验的文化观：强调文化三因子，若不同时兼顾，并使之互相关联，则文化的真义是无从发现的。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观含义之广、效用之大，是吴文藻最为认可的一种观念，吴文藻提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就在于文化的动性和活力。而文化的形式，必从文化的功能（内容）中求得，形式与功能常相辅而行，有了一定的功能，才有分化的形式。吴文藻还强调文化比较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想法，否则文化研究容易走向文学艺术的旨趣，这样就不是科学的文化分析了。总体上看，吴文藻坚持社会学的理论假设，是伴随着实地研究旨趣的，二者缺一不可。那就是对理论的强调也是为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能有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理论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而非目的。上述社会学法则的确立，对于实地研究的指导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避免“纯粹而简单的描写”，第二，避免“完全侧重于历史的重造”。吴文藻认为，简单描写和侧重历史重造的田野工作，“免不了幼稚意味”。吴文藻的社会学纲领里，对于历史维度并没有忽视，只是没有单独提出来，事实上暗含在他所强调的文化概念里。综上也可以看出，吴文藻的社会学理论，一个重要学术来源是涂尔干学派。例如，吴文藻推崇的功能派代表人物布朗的重要学术影响即来自涂尔干—莫斯。据布朗自述，涂尔干学派几乎是1920—1930年代唯一的科学的社会学体系，是致力于将社会学与人类学打成一片的唯一学派。而布朗的主要任务也在于将法国的“讲坛理论”社会学与英国的“实地研究”结合，开创一个合乎现代科学精神的比较社会学的体系。涂尔干学派对布朗的影响表现在：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学的性质和内容、以及社会学的方法。首先，这一“社会学的观点”有意与历史学相区分，历史专注于事物的过程性，社会学专注于现象的重复性。后者强调从社会生活内部理解社会本身，侧重从原因和功能角度加以研究。其次，“社会学的性质和内容”是指，社会学作为一门总体科学，举凡经济、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都应该被视作“一个社会的科学”的分支或辅助科学，以完整的视角考察社会的形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功能统一性。吴文藻在提及这些理论时，批评了“背道而驰的美国社会学”的过分专门化的“空气”。最后，所谓“社会学的方法”，是针对历史学注重个性而发展起来的，强调注重通性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吴文藻比较赞赏布朗的“经验主义”：“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如此，就没有“范畴化的流弊”，吴文藻认为涂尔干—莫斯过于概念化，缺乏实地经验。布朗发展了他们的社会思想，在于布朗受涂尔干—莫斯的整体观影响，主张在实地研究中对文化的全部进行整体研究。包括选择社会中的一个社会事实，做一个整全的研究，以观察其间的相互关系；或选择一个代表区域，做整合的或全部的研究。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现象也是布朗社会学所主张的，吴文藻深受其影响。但是，对吴文藻影响更深的应该是马林诺斯基。吴文藻所说的整体根本内容在于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这一观点深受马林诺斯基的影响，它有赖于个人，涉及个人和个人间关系、个人和社区关系，以及社区内各团体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地理环境、生物遗传以及人体需要等因素。这是一个复杂的相关和综合的研究。吴文藻认为，普通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社会关系通性的探求、社会学法则的发现、中心概念的建立，而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那些决定社会事实与文化间的关系。马林诺斯基的整全社会科学的假设是不同于涂尔干、布朗的另一个传统，即强调个人与社会并重。例如对社会组织的看法是，马林诺斯基提出它包括个人间关系、团体间关系，以及个人和团体间的关系。这三种连带关系的结合，构成社会组织的体制。吴文藻尤为强调其中的人伦道德，认为这是了解社会关系的关键。他赞同一些学者用“道德文化”去统括社会组织的全部领域的看法。而社会团结的基本形式，在马林诺斯基看来，包括血缘团体、地域团体、职业团体、社会分化（阶级），以及文化与种族团体。血缘团体基于情感关系而结合，是自然的结合；地域团体基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是人为的结合。而且，这两种结合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类型。（二）田野调查与理论生产吴文藻的社会学纲领中，理论与经验二者缺一不可。这从他对莫斯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时以莫斯为主导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批评就是他们的“实地工作经验”不足，是“讲坛理论”，即大都只根据史料与档案的社会制度比较研究，“缺点是明显的”。吴文藻认为拉德克里夫—布朗根据实地调查修订和发展了涂尔干的“初民社会团结论”，“立下了一般的社会法则”。他对拉德克里夫—布朗的极高评价，来自布朗对实地研究的重视和亲历亲为。而“功能学派”之所以得到吴文藻的青睐，除了它的理论主张外，还在于它同时是一种实地研究。布朗和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派本来就是一种基于实地研究的方法论，吴文藻认为这种取向必然有助于中国学者对现代社区的实地探查。功能的方法，“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是吴文藻一直强调的社会学纲领的核心。实地研究在西方始于19世纪末的人类学领域，20世纪初开始强调“受过严格训练的观察者”组织实地调查，西方学者继而在澳洲、太平洋群岛、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等的田野调查中取得了重要成绩。吴文藻高度赞许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田野作业，认为他创立了一种实地观察的新技术，即对向导的问询不厌其详，对土著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仪式做亲切的局内观察、记录人们的社会态度，分析那些足以激发土著人行动的各种不同动机与价值，觉察他们自觉团结的义务。马林诺斯基记载的是富有生气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一种抽象计划。如同弗雷泽的评价，马林诺斯基充分估计到人类天性的复杂性，初看是经济的现象，经由他的“慧眼”，人们发现了商业与文化的密切关系。马林诺斯基在与土著人的长久相处中，体察到他们的文化观念是一种“活的文化”形态。这也型塑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观，“文化是一件无时无刻不在运行中的事物。它满足了人类初步的需要，又步步创造了人类的新愿望，而后又使这新愿望得到满足”。实地研究对于理论生产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吴文藻指出，实地研究，不只是记录事实，须应用科学的方法，发现意义、解释功能。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和当地土著一起生活。[图源：wikipedia]实地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就在于其蕴含深厚的生活经验。布朗所说的比较社会学，就是从社区的实地研究开始的，“每一个被考察的地区，即可以算作一个试验区”。考察一地区之悠久历史，体察当地人生活之详尽之处。安达曼岛就是布朗选择的一个社区，布朗亲历的社区先后涉及安达曼岛、澳洲、波利尼西亚、南非洲、北美洲、东亚日本等地，甚至中国也成为他的一个预备“试验区”。布朗通过实地研究修订了涂尔干的理论，他指出，在土著的眼中，宇宙全体固然是一个道德的或社会的秩序，但不像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自然秩序是由社会秩序引申出来的。布朗的实地调研表明，自然秩序和其他文化元素一样，与社会秩序混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马林诺斯基的社区调研之地在新几内亚东岸的特罗布里恩德岛，这是一个个案研究。但马林诺斯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化表格”，正是基于他的长期个案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吴文藻反复强调，功能的观点始于实地研究，终于实地研究。理论是指由实地生长出来的理论，而非生搬硬套其他的理论。马林诺斯基也曾师从莫斯，深受涂尔干学派影响，但发展出了迥然不同于涂尔干学派的动态的功能观点。其文化表格中有“生命史”一项，包括人口、遗传、种族、心理条件等维度，显示出其学说不同于布朗和涂尔干之处，即其社会理论有人性生物学假设的基础。事实上，其理论也包括“历史”、社会变迁维度，这说明马林诺斯基的学说不同于布朗所坚守的“社会科学”范式，它是一个开放范式，更是一个整全的整体论，强调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组织、语言的三因素，包括八个方面内容：经济、教育、政治、法律和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吴文藻称之为科学的文化论。这种整体论的优点在于“与事实最相契合”，是来自实地研究的智慧。而人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要处理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人与周围自然的适应，人际关系，人的主观行为等。器物、制度、语言大体上说的也是这三方面的内容。马林诺斯基的科学精神表现在他的如下观念中：科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搜求事实，而且只在搜求得尽，不能采取价值判断态度，而应持（各种资料）一律平等的观点。实地研究者需要设身处地，断定一个文化的本来价值，而不能预设主观的标准，更不能夸大武断或迷信盲从。可以说，田野调查使得理论从抽象走向具体，其中细节尤为重要，费孝通早年曾以《红楼梦》为例，提到人类学的“厚描”功夫的重要性，论及具体化的重要性。在《乡土中国》（1947）一书中，费孝通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抽象和具体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吴文藻认为，人类学家的天职是创造出兼具事实与解释的叙述法。忽视实地调查是有缺陷的，但是只崇拜事实、躲避理论也是不可取的。实地调查与理论假设之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马林诺斯基那里，人类学家必须根据自己所看见的事实，归纳概念，这是创造学说的方式，是起草土著制度的宪章的过程，实地工作可常常创造学说。社会学学科因为要分析社会关系的型式，只从抽象方面着手，而忽略了它和实际生活的具体内容关联，那是决不会有创新效果的。吴文藻提出了“活的文化”概念，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田野调查的精神。具体指，“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象，文化的全相，才能彻底的明了”。这种田野精神区别于来自书本的他人的体验，后者是间接的知识。这种田野精神事实上构成了社区学派的基石。吴文藻提出的“到实地去”这一学术主张还深受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的影响。派克反对“讲坛”社会理论，主张实地社会调查，且以身作则、集中精力，领导青年学子去开辟新途径。田野调查的精神就是“到实地去”。吴文藻鼓励本科生就到实地去，根据切身体验，乃至书本上得来的粗浅智识，做一个初步的生活描写；或进一步激发兴趣，利用假期远涉边疆，或深入内地，用学来的观察技术，搜集直接采访的资料；吴文藻还建议学生仿效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实施实地调研技术训练。考察的内容包括静态的社会结构、社会习俗，动态的社会变迁、社会心理等。他强调，社会调查不以单纯的叙述事实状况为满足，要寻求事实的理论解释，用适当的科学方法，发现事实的意义与功能。吴文藻强调，理论创新就来自这种实地研究。他在1935年的《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指出，近十多年来，民族学的功能学派和社会学的区位学派的发展和兴盛，就得益于实地工作的经验。而功能学派和社会学的区位学派，之所以能开创新的学派，也是得益于实地工作的经验。“功能派的方法起始是实地工作，终而复归于实地工作”。吴文藻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纲领就得自功能学派的启发，认为田野并不是直白描写之风，而是需要理论的介入。“他们是先有了问题才去实地考察，事先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对于理论背景，早已胸有成竹，所以到了实地环境以后，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而获得惊奇的成绩，其成功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实地研究有两个功能：第一，有助于社会的理论生产。这种实地研究如同实验在物理科学中的作用，他认为，坚持科学的方法，发现实践中的理论，就可以总结中国社会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吴文藻提倡通过比较的方法获得对社会的真知，即在可能的社会范围内，尽量做精密的考察，比较不同形式的社会。而研究中国社会，不仅需要和中国过去的社会比较、和欧美社会比较，也要和原始民族的简单社会做比较。第二，有社会的实用价值。因为实地研究扎根于实践，所以对社会改革家和社会服务者，提供了学以致用的健全基础。而其对于实际工作者效用之大，不是那些仅注重实际问题、不涉及社会普通理论的研究所能比拟的。这一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的学术传统下的社区研究与在实践中推进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对于到实地去的提倡，吴文藻也有一种“抢救史料”的紧迫感。他指出，中国经历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局势，在这个时候，若不及时观察、记录和研究，很多社会事实就会一去不复返。田野精神也可以对抗当时大学教育中的“中国欧美化”的现状，若一味延续西化的方式，会与本国传统精神愈走愈远；只有在“活的现实”中，找到前辈长老，他们生长于固有的文化中，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了解民风礼俗的功能、社会结构的基础。从这些实地研究中，可以明白因袭的心理和传统的精神。吴文藻还提到“口述的传统”对于抢救这些资料的重要意义。这里社会学对口述方法的使用，与历史学对待口述史的态度类似，即用以发现社会事实或历史真实。例如，从与老人的谈话里，可以得知他们亲眼所见的变迁，然后从他们的陈述里，慎重地加以选择，取严格的批评方法，去伪存真。社会学的史料抢救工作，确实推进了后来历史学的研究。例如，当代历史学者王笛对“袍哥”的“历史感”，就得益于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的学士学位论文，题为《一个农村社团家庭》。在吴文藻所处时代，实地研究有五个来源：第一是社会调查；第二是文化人类学；第三是人文区位学；第四是地域调查运动；第五是文化社会学。吴文藻对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尤为赞赏。在学术传统上，他将社区实地研究归为两类：一类是区位学派，主要关注社区结构；一类是文化学派，主要关注社区的功能和变迁。可以认为，吴文藻提出理论和经验并重的社会学纲领，是对当时只做社会调查而不做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批评。吴文藻将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概况调查》（1933），以及陈翰笙1929年以来的农村调查等都归为社会调查之列。以《定县概况调查》为例，他认为这类社会调查有以下优点：充分运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格局，对于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都有详细记录；弥补了一般社会调查过于重视物质文化的缺点；用实地调查矫正了方志闭门造车式的描写。但缺点也是明显的：这类社会调查是静态的，对于人们的社区生活和实际生活，未能提供十分亲切的印象。吴文藻所批评的社会调查是，“大都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去探究的”。在这一批评之上，吴文藻提出实地研究和理论假设并重的学术主张，搭建起中国“社区学派”的基石。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的区别在于：“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而社区研究则侧重于事实的解释”；社会调查就像照相，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社区研究则犹如电影，提供的社区图景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吴文藻认为，社会调查是社会观察家的视点，其主旨不在于认识社会，而在于改良社会，故着重社会问题的诊断。例如美国的春野城调查（1914—1920），这类调查多是为了应付实际需要，刚开始没有想到这种调查在方法上对于研究社会生活有何贡献，而且调查内容上多限于社区的物质生活层面，如卫生、住房、工资等，当然，这样的调查也是有意义的，但无法明晰生活的全相。吴文藻指出，要想了解社会的传统、洞察礼俗的涵义，就需要从社区研究的角度入手，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家的视点，是社会学研究纲领的体现，其主旨不在控制社会，而在了解社会，故关心社会历程的发现。这两种取向（控制社会和解释社会）代表了不同的实地研究的态度。吴文藻指出，社会学视角的社区研究是“科学的社区研究之开端，较以往的社区调查，长于批评精神”。吴文藻对社会调查并不是全然否定，社区研究中的实地研究，也包含有社会调查的因素；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之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继承和超越的关系。1939年，吴文藻、冰心一家在云南昆明郊外呈贡的“华氏墓庐”（冰心称为“默庐”）临时住所。在云大任教期间，吴文藻常常前往当地社区进行研究。[图源：mj.org.cn]二、学术研究与社会政策之间吴文藻强调社区研究的社会学视野，并不是说他不注重社区研究的现实意义。恰恰相反，他的理论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例如，他所赞赏的文化学派和区位学派的社区研究，可一一对应于不同的现实意义：如若想为国家谋划经济建设，必先用区位学派的观点，探讨该国家社会经济的物质准备、有无顺应新环境的能力；若为一民族谋划文化建设，则必须重视文化学派的研究进路；欲求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则这两种视野缺一不可。吴文藻指出，认识社会的态度有两种，第一，暂以了解现象而求认识；第二，专为改造现象而求认识。由于人们大都急于求成，持第二种态度的居多。而专注于学科建设的吴文藻，很想试一试这第一种“走远路”的办法。这“走远路”的方法，不认为所研究的东西直接就可以出来对策；学术研究对社会政策来说是一种间接的意义，而非直接的意义。吴文藻认为纯粹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有“控制社会”的旨趣，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而已。这一观念对费孝通也有很大影响，费孝通也曾对“学以致用”以及研究与实用间关系做过讨论。吴文藻对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区分，某种意义上，也是“实用”与“学术”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在本文中，社会调查，蕴含着一种田野精神；学科化的社区研究，有学科建设意涵。当然，政策领域的社区治理和学术传统的社区研究，这二者不能简单对应于吴文藻早年提到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但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学者们从事的政策取向的社区（社会）治理研究，带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旨趣，试图将研究所得用于社会对策。持这一取向的学者不仅来自社会学；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是带有自己学科“前见”的。这些学者们都力图从自己的学科视野出发，为社会政策的完善谏言献策。这也是学术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费孝通早年对社区研究和社会政策间的关系也有过讨论，与吴文藻最初提倡社区研究时的说法相近，那就是社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尽管“学以致用”也是吴文藻的旨趣，但社区研究对政策的作用还是间接的，然而，并不会因其间接作用就减损它的重要性；相反，即便在政策领域，也需要学术传统的社区研究，因为它会提供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且具有不可替代性。三、社区治理研究与社区学派传统的接续社区治理研究是时下正在推进的一种社区研究，它的特点是与我们国家推进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在研究内容上，包括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冲突、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动员等的研究，还涉及城乡的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这一研究提及的“社区”定义初步可用杨敏提出的“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概念做初步概括。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用以贯彻决策实施过程、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位，它容易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行政吸纳社会”。一般认为，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单位制解体后为了应对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而生发的。对此，学者们的分析工具一般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权力视角。除杨敏的研究外，还包括李友梅对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协调机制的研究，以及王汉生、吴莹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实态的研究，等等。这一视角中的权力关系是双向的，李友梅在2007年将社区建设研究脉络归纳为两种理论取向，第一种可称为“基层政权建设”取向，第二种可称为“基层社会发育”取向。前者主要关注国家层面构建的基层治理体系；后者包括“社区共同体”建设、社区认同营造等内容。当然二者并非截然分开，李友梅指出，中国社区建设不仅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基层社会发育的进程，社区生活中同时有经济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因素。王汉生、吴莹则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构性，她们认为，社会的生成依靠国家的推动与支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是一种“国家型塑社会、社会也型塑国家”的交互建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也就是说，并不是“行政吸纳社会”的问题，而是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互相支撑和建构的问题。笔者将上述研究传统归为权力视角的社区社会治理研究。这一视角在当下的社区治理研究中依然有其影响。但经过十余年研究积淀，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社区研究越来越突破了国家—社会框架的张力型思维，而对社会性因素有了更深入的探索，这与社会学其他领域的不断深入有着极大的关系。这就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社区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推进社会学对社会性的研究问题，这不仅具备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即深化我们对当代社会特征的理解，从而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研究。社会性作为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一个基本机制，吴文藻开拓的社区学派的社会学纲领，事实上就是提倡对“社会性”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这是吴文藻提出以功能派视角（社会学理论和假设）分析现实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后费孝通通过大量实地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社会性”的理解。初步可以将费孝通提出的“生态”和“心态”二分作为理解“社会性”的重要维度。在心态研究脉络下，孝通晚年提出社会学人文性问题，事实上就是对一个社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文化的历史性成为凸显的议题，“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这就是社区的历史性问题。费孝通在晚年认为，心态是解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也是理解和推进“都市文化、社区建设”等问题的理论基石。如此，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之间建立起了更大的勾连。自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研究实践中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维度都得到了更加鲜明的强调。社会学的独特视野，除吴文藻强调的理论（假设）和方法（实地研究）外，还需明确加上应星所强调的历史维度，如应星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近年来，社会学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如周飞舟对家庭伦理的研究。此外，对社会性的讨论，还包括涂尔干式社会理论的回归，如冯仕政对“社会团结”的重新思考、王天夫对社区空间的生态学分析，以及项飙对“附近”的思考。这些都应该被归为社会学视角下社区研究的新传统。它们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研究必将贡献社会学的独特贡献：增进对社区社会的理解和解释，也必将有功于社会治理实践。四、结论与讨论吴文藻的社区研究传统是一个更加综合的理论视野；当代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以及权力分析，事实上构成了吴文藻社区研究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全面认识中国的社区和社会，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田野调查之上，更需要一个综合和整全的视角，这样的社区研究将会为当下的社区和社会治理研究贡献独特的智慧。在吴文藻之后，尤其是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化的推进使得社会学学科愈来愈走向专门化，由此出现了过于注重技术的学科范式，事实上容易导致对社会的观察缺乏整全的视野。在社区研究上，也有必要重返吴文藻提倡的“整全视角”。吴文藻提供给我们的社区研究是功能论的关系视角、社区生活全方位的观察，然后提炼本土理论，这在今天的社区研究中仍然适用。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尽管布朗和马林诺斯基都是吴文藻所青睐的，但显然，吴文藻比较赞赏马林诺斯基的经验文化论，认为这个更符合实际。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也发生了明显转向，从生态研究走向心态研究。根本原因在于找回了人性的生物学假设，并反思了早年深受涂尔干、布朗影响的人性的强社会性假设所导致的局限（“只见社会不见人”）。按照吴文藻的说法，马林诺斯基的人性假设更加切合现实。可以认为，涂尔干的人性之强社会性假设（一元论）是为了确立社会学的独特视角而存在，而观察现实社会时，不能让学科视角成为偏见，去否定人性的其他维度。也因此，费孝通提出社区观察的“生态维度”和“心态维度”的整全视角，二者的合奏，才可能对一个社区有全貌的理解，也才可以真正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通过学理上的探索，可助力于实践中正在推进的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从而为构建美好社会贡献智识。〇本专题策划初稿由吕雕提出，经会社编辑部稍作调整后推出。〇本文原载于《江汉学术》2022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〇封面图为吴文藻与费孝通夫妇、潘光旦。[图源：pku.edu.cn]〇编辑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城镇化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学术杂志发表多篇论文。（相关阅读：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摘要本文通过对潘光旦先生文集的梳理和研究，指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天人之际”为基础，以研究政治和教育问题的时政文章为应用，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际”的社会学。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特点有三：一是强调社会的“自然”基础，即“位”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人化的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的核心都应该是“人”，因而强调了“育”的重要性。二者合二为一而为“位育”，表现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均衡与协调。三是其核心的人伦与位育思想基础是中国的传统儒学，其社会学思想可以视为传统儒学系统而完整的社会学表达。潘光旦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大家，但是他的社会学思想在学界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潘先生学问弘富，除社会学外，于优生学、心理学、民族学等都有大量著述；二是潘先生的社会学著述大部分都是理论性的，这在注重经验研究的民国社会学界显非主流；第三个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潘先生的社会学“别具一格”，他并非像“燕京学派”那样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实现对中国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谢立中，2017；张静，2017），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去理解和阐释西方的社会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进行了“社会学”的阐发。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社会学是“西体中用”，那么潘先生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中体西用”，传统儒学在潘先生这里焕发着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潘光旦先生是社会学中国化真正的先驱人物（闻翔，2016）。学界对于潘光旦先生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已经颇有成果。大部分学者是从学科入手，对潘先生涉及的诸多领域及专门论题进行了阐发，如“位育论”（吕文浩，1998；潘乃谷，2000；刘建洲，2003；沈伟，2009；徐磊，2018；谢志浩，2018）、优生学（李崇高，1999；蒋功成，2007）、教育思想（孙希磊，2002；金银，2012；海路，2012；刘易平、卢立昕，2015）、家庭与女性（吕文浩，1999，2005；张笑川，2006；杭苏红，2018a）、心理学（金其斌，2006；吕文浩，2004）、民族学（彭秀枢，1984；黄柏权，2000；潘乃谷，2012）、科学观（杭苏红，2018b），也有学者对潘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行了专门讨论（吕文浩，2000，2009，2015；胡寿文，2000）。对于潘先生的社会学及其思想来源，吕文浩进行过相对零散的讨论，翟学伟专门讨论了潘先生的“伦”的思想，等等，大部分研究都指出了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一方面与优生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以传统儒学作为基础，是结合了二者的思想精华（李玥，2004；翟学伟，2016；吕文浩，2017a，2017b）。这其中以张津梁的研究更为全面和系统，他着力于分析潘先生在位育思想基础上对社会中的个人定位的分析，称之为“儒家自我主义”，并将其放在民国思想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一方面以此为中心梳理了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了潘先生思想中的儒学因素（张津梁，2019）。潘先生缺乏专门的社会学著作，其社会学思想大部分散见于各种著述的章节和专门的论文中。但是这些论著散而不乱，并且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涵盖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教育各个方面，充满了极富启发性的真知灼见。本文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整理和梳理潘先生的社会学著述，力图勾勒出潘先生社会学思想的结构框架及主要观念，尝试更为深入地探寻这些思想的儒学基础，对他如何将传统思想加以时代的阐发，使其辉光日新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一、天人之际潘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攻读的是生物学学位，因此对于优生学、遗传学研究颇深。回国任教期间，他虽然以教授社会学课程为主，但是也在社会学系开设优生学等课程，出版了诸如《优生概论》《优生与挑战》《优生原理》等著作以及运用优生学研究社会现象的著作，如《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等。生物学、优生学尤其是民国时期流行的进化论思想无疑对潘先生的社会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他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之一，但是生物进化论对潘先生的影响却与民国时期的主要趋势大相径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人人皆知的思想在潘先生那里变成了很多人不太熟悉、不易理解的“位育论”（杭苏红，2018）。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进入中国，以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为重要标志，并得到了比在西方世界远为迅速的传播和接受（余英时，1995）。此书先后出版了30多种版本，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从1905年到1927年就先后再版24次（张明国，1996）。进化论是生物学理论，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被迅速接受，与中国思想中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正急需破除旧观念、建立新的社会和伦理观念，进化论的到来适逢其时。虽然从理论上看，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强调“渐进”和“自然过程”的理论，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无论是革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进化论发展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王中江，2005）。在倡导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家中，严复和康有为等一直坚持其“维新”的立场，而梁启超和谭嗣同则相对激进，对于优胜劣败、平等自由等观念提倡最力（王中江，2002；张曙光，2018）。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严复所译的“天演”一词与日本传来的“进化”一词被混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认为是社会演化的“公例”或“公理”，被认为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谓“公理”，就是被国内的改良、维新、革命和唯物论等各种思潮所公认，并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其理论基础，虽然很多人对进化论的了解并不深入而仅限于口号式的理解（王中江，2002）。潘光旦先生作为受到专业生物学训练、对进化论有着深入认识的社会思想家，虽然也将生物学及生物进化论作为其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基础部分，却提出了反对“进化”的社会思想，形成了逆当时潮流而动的“新人文史观”。在《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一文中，潘先生将人类的史观分成唯物、唯神、唯人、唯文四类。世界上各类宗教思想、中国传统中的墨家都是“唯神”论；很多地理学、经济学思想都是“唯物”论；就中国传统思想儒法两家而言，潘先生认为，儒家是“唯人”的，法家是“唯文”的。所谓“唯文”，是以世间的制度文化作为根本，所以法家强调“法治”；而“唯人”，则是以人为本，认为社会和历史的基础既非神，亦非物，更不是人创造出来的礼法和文化，而是人本身。潘先生认同儒家的这种“唯人”史观，称之为“人文史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他自己叫作“新人文史观”（潘光旦，1931/1994：327-340）。据潘先生自己的说法，他的“新人文史观”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人文思想亦有不同，也可以说是对儒家“唯人”史观的发展。潘先生说自己不仅是一个“唯人论者”，而且变本加厉，是一个“唯好人论者”，认为社会的形成、历史的演进既从人而来又离不开人，而且是“好人”。但是对于“好人”从哪里来、如何出现的问题，潘先生与传统思想有着明显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就是生物进化论带来的。潘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儒学中，圣贤俊杰也就是杰出人物或者优秀人才的出现会被归于“天”的意志，如孟子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说法；或者出于自己的不懈努力，或者出于上几代人的“积德行善”，等等，这都不是科学而切实的解释，不是一个追求“因果关系”的解释。“好人”出现的关键因素有二，一为遗传，一为教育。实际上，教育的因素是儒家思想中最为强调的，而潘先生强调的遗传因素，则是来自于他所受的生物学和进化论的启发，这也是他致力要做的——把生物学的理论引入社会和文化的解释中来（潘光旦，1931/1994：327-340）。潘先生按照一般的观念，将世界划分为理化（即无机）、有机（即生物）、心理、社会、文化五级。他认为，一般对于文化的解释，都是用文化或者心理、社会这种相邻的层级来解释，心理、社会和文化现象一样，都“太活”，不容易做出切实的解释。他主张用生物现象来对文化进行理解，庶几可以开出一条科学的研究文化的路线。若用生物现象来解释文化，那么一定是要以“人”为本的，因为人从生物演化而来又拥有一般生物没有的社会文化，所以只有“人”才是连接生物和文化之间的媒介，也是文化最为主要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潘先生注重“人文史观”在方法论层面的含义。与儒家的“人文史观”相比，潘先生的“新人文史观”的身与心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新人文史观”看来，人分为“体”、“用”两个部分，形态和结构是“体”，智力和性情是“用”，生物学关注“体”，由“体”而探知“用”，是潘先生优生学和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方法和思路，他称之为“文化的生物学观”（潘光旦，1930/1994：311-326）。这种“人文思想”或“新人文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人”，而又将人的身体看作是“体”，人的精神看作是“用”，生物进化论必然构成其思想的重要基础。但是潘先生对进化论的理解与当时的思想界很不相同。他反对“进化”这个词，主张用“演化”，生物的演化可以叫作“自然演化”和“有机演化”，社会的演化则属于“超有机演化”，不属于生物学的范围，与生物演化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也不能完全脱离生物的有机演化（潘光旦，1939a/1997：32-41）。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只截取了原书的第一、二部分进行节译，并多有铺陈和发挥。实际上，赫胥黎在原著中认为“天行”与“人治”迥然有异，人类社会的“伦理进程”与自然世界的“宇宙进程”完全不同，明确反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家斯宾塞提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严复节译《天演论》并在书中对斯宾塞大加赞赏的重要原因之一（张曙光，2018）。潘光旦先生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也不赞同人类社会的“伦理进程”与自然演化相对立的观点，而是提倡一条中间道路，他称之为“位育”。图为为纪念潘光旦诞辰百年而出版的《中和位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的封面，全书约五十万字。[图源：m.bjnews.com.cn]“位育”一词是潘先生对进化论中的关键词“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翻译，他反对日本人将此词翻译为“适应”或“顺应”，认为“毛病就在太过含有物体迁就环境的意思”（潘光旦，1939a/1997：36）。“位育”一词来自《中庸》，出处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子注云：“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意谓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在此位置上“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位”，是天，是自然；“育”，是人，是文明；“位育”一词隐含了儒家对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潘先生用这个词来翻译，实际上代表了他将生物进化论应用于社会演化之后的新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在《演化论与当代的几个问题》中，潘先生指出：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的企求。位育是两方面的事，环境是一事，物体又是一事。位育就等于二事间的一个协调。世间没有能把环境完全征服的物体，也没有完全迁就环境的物体，所以结果总是一个协调，不过彼此让步的境地有大小罢了（潘光旦，1939a/1997：36）。所以，天人关系的重点就在“天人之际”的双方“协调”，协调就是不过分偏重一方，而且之所以叫作“协调”，就不是通过彼此冲突和斗争达到的平衡，而是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达到的交汇感通的状态，这就是“合一”了。《中庸》开篇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是说性出于天，道因乎性，教以修道。人事养育既是根出于天，也是为了知天事天。另一方面，天也必因人而成其天，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正好对应了潘先生所谓的“遗传”与“环境”，即nature和nurture二者之间平衡协调的关系。遗传代表先天和自然，环境代表后天和养育，潘先生借用《论语》中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及《孟子》中“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的话将两者分别译作“性”和“养”，他的《优生原理》一书的第一章就叫作“性和养”，实际的内容是遗传与环境，借此来“表示新的学术与旧的经验必有其渊源的关系”（潘光旦，1948a/2000：245）。潘先生的这种“协调”、“折中”的观点并非是一种调和论，而是一种中立不倚的鲜明立场，这可以从他对当时的两种“执一”思潮的激烈态度中看出来。这两种“执一”的思潮，一种是偏重文化的后天、环境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自呱呱坠地而后，处处和文化接触，处处受文化的影响。我们所见人类种种方面的活动，全都是受着文化影响以后的表现”，潘先生认为这就是忽视了人的遗传因素或者说“性”的作用。实际上，人的生物特性和文化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区分清楚，如人在青春时倾慕少艾是出于生物性，但是喜欢的女子是什么特征则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共性和特性中哪些出于文化，哪些出于遗传和生物性，就会变成很复杂的问题。在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写的序《派与汇》中，潘先生就委婉地批评了费先生的文化功能主义立场，即认为生育制度除了“种族绵延的生物需要”“最起码的一点而外，都算作社会与文化之赐而和自然的倾向完全绝缘了”（潘光旦，1946a/2000：75），这是一种文化的自大狂，容易发展为“人类中心”及“物为人存”的“不自量、无根据的玄学”。“忽生物的遗传，不因势利导；重人为的环境，必强异就同”，这种“人定胜天”的“玄学”必然导致人类的碰壁和失败（潘光旦，1924a/1993:266-288）。用中国儒家思想的语言来说，这种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忽视了基于自然的、人性的力量，而将社会文化和礼法制度建立在“外铄”而非“固有”的基础上，是“蔽于人而不知天”。潘先生着力批判的另外一种社会思潮则是由生物学而来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潘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分西洋人”及“大部分中国人”对演化论的不求甚解甚至是误解所致。“自孔德以来，早就喜欢讲分期的演进，到此（演化论发现以来）更不免随风而糜罢了”，“社会演化，无疑的是进步的，是一条比较直线的，是线上有些分段的记号的；不是一条直线，怎会见得它有方向？段落不分明，又何以见得它在那里动？”以家庭理论为例，社会进化论会认为这条进步的直线是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小家庭到无家庭，婚姻从父母之命到婚姻自主，再到自由结合和自由离异，等等。在潘先生看来，这是典型的“靠进步吃饭，如今更有人靠进化吃饭，靠有动向有阶段的进化吃饭”，这种靠进化吃饭的理论与靠天吃饭的命运主义理论，“在形式上尽管不同，在精神上有何分别？”（潘光旦，1939a/1997：35）所以，这种思想的偏颇在于直接将生物界的物竞天择论推广到人类社会，所谓将人与动植物同等看待，犯了“蔽于天而不知人”的错误。钱穆先生总结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观念时，用荀子批评庄子的话，认为道家思想“蔽于天而不知人”，但是荀子以性为恶，以善为伪，制天命、法后王，开启了法家“唯文”史观的滥觞，偏于另外一个极端，可谓“蔽于人而不知天”。从容中道、以人为本的天人观，仍以孔孟为尚（钱穆，2012）。潘先生对于这两种思潮的批评，正是以孔孟之“天人观”为其基本立场展开的。建立“究天人之际”的社会理论，关键在于以人为本，通过人而知天。人与其他无机、有机现象的差别在于不但有知，而且“有觉”，即有灵明的自觉——这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全部的关键似乎端在‘同异的自觉’或‘人格的发见’的一层上。有了这个，就有社会，没有这个，就没有社会”（潘光旦，1948b/2000：148）。就上述两种错误思潮而言，社会进化论的将人拟物、不以人为本的错误很明显，相比之下，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则比较隐蔽——也是忽略了人的“自觉”与“自动的力量”。实际上，人受支配于自然和“天”的力量与受支配于“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力量，虽“支配的力量不同，而其为受支配则一”。在这个意义上，极偏重于自然与极偏重于文化的社会思潮犯了相同的错误，都是忽视了人本身的重要性。强调以人为本，是以同时作为生物人与社会人的“人”为本，中立不倚，所以潘先生在陈述自己的思想观念时，既不用“人本主义”，也不用“人文主义”，他认为只要带“主义”二字的，就有“执一的臭味”（潘光旦，1934/2000：112-124），所以宁可说“人文史观”，“人文思想”，他向往建立的社会学，是“人化的社会学”，而不是某种主义的社会学。“人化的社会学”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人首先是生物的，其次是社会的。所以潘先生的学问，是由生物学而至优生学，由优生学而至社会学。在斟酌了各家各派的定义之后，潘先生也给优生学下了一个定义：优生学为学科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良善之蕃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潘光旦，1924b/1993：254)。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回答何为“优生”之“优”的问题，或者说“文化选择之利弊”如何衡量与何为标准的问题。在甲文化内为良善者，在乙文化内未必如此；在甲时代为良善者，在乙时代未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内，从甲角度看为良善，从乙角度看则大有弊端。用潘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同一文化势力，用同一优生眼光端详，而利弊已未可概论若此。然则种种文化势力下之权衡轻重问题，甚非片言可以解决也”（潘光旦，1924b/1993：265）。要寻找“优生”的权衡，就需要对社会的深入探索，需要把握住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先生从“位育”的理论入手，以“性”为基础，以“养”为内容，发现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也构成了他的社会学理论的骨干，这个骨干就是“伦”，潘先生的研究也从“天人之际”走向“人伦之际”。二、人伦之际潘先生的社会研究，内含着一个从“位”到“育”的逻辑线索，这条线索连接着自然与人文、个人与社群、家庭与国家等不同的层次，而赋予这条线索以动力和活力的力量都是人，是生活中在人伦中的“人”。古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朱子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人之本在于祖先而非“天”或“神”，祖先也是人而非神，这是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人本社会或人文社会的根本。研究中国社会，必自本始，也就是自祖先始。沿着探讨“天人之际”的思路，潘先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之“本”有着既传统，又创新的别开生面的研究。所谓创新，指的是潘先生所做的一系列有关人才和家谱的研究。其中最为出名的是《近代伶人的血缘的研究》与《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此外还有诸如《明代以前画家的分布与移殖》《近代苏州的人才》《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等。在这些研究中，潘先生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通过分析实证性的经验材料来得出结论。例如，他详细考察了一百七八十个伶人的家系，逐个分析了其“奕世蝉联”的情况，并发现其中六七十个家系显示出明确的特种脚色(戏曲中的行当)的遗传倾向，他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后天的教育之外，家族的“气质”有遗传，而某些气质更适合某类脚色，便有了这种“世家”的现象（潘光旦，1941/1994：235-236）。在对嘉兴望族的家谱研究中，潘先生驳斥了一些无法证伪的“虚说”如风水、福报等，将世家兴旺归结为移殖、婚姻和寿考三个比较实在的要素作用，其中婚姻的类聚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就连寿考这样一个传统中国人认为是纯粹由“命”和福报决定的因素，潘先生也通过研究赋予其新的意涵：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之一是寿……高寿的人是人中之瑞，是儒家所称三达尊之一。……以前的人也明白寿是活力充盈的表示，活力充盈是值得歌颂的。近世自遗传学发达，我们更知道活力充盈不止是一个个体的健康的特征，更是一个血系的健康标识，并且是最可靠的标识（潘光旦，1937/1995：399）。从另一方面来说，潘先生的人才和家谱的研究又是极为传统的，是为“尊祖敬宗”的这棵大树在培根固本。“本枝百世”、“源远流长”的家世绵延是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在中国民族里早就成一派极坚固的信仰，其地位相当于许多宗教的灵魂不灭的信仰，而其力量要远在灵魂不灭的信仰之上”(潘光旦，1939b/1997：9)。这样一种具有信仰力量的观念，既具有涉及鬼神、风水、福报、命运的神秘性，又有孝子贤孙尊祖敬宗、传承家业的感情和责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潘先生的研究向这棵大树注入了更为理性和科学的因素：好祖宗的存在，也很可以引来做一个很实在的解释。祖宗，尤其是中国的祖宗，代表两种力量：一是遗传，二是教育。祖宗贤明端正，能行善事，表示他自己就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理与心理组织，这种组织是他的遗传的一部分，很可以往下代传递的。他这种种长处也往往给子孙以一些很好的榜样，一些力图上进的刺激。……这样说来，好祖宗就直接成为好子孙所由产生的一个理由，直接成为世家大族所由兴起与所以维持的一种动力，不必假手于第三者的因缘果报之说了（潘光旦，1937/1995：388）。在民国时期，主流的社会思潮大多追求进步，认为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潘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是在不停地向前追本溯源，但是其研究目的也是在于青年，他是通过研究传统而追求未来。在潘先生看来，传统是未来之本，未来是传统之新芽。若传统断裂，则未来将从何而生？这是潘先生担心的大问题，集中体现在他的家庭研究上。图为潘光旦在对土家族进行访谈。[图源：m.bjnews.com.cn]在《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中，潘先生对《学灯》杂志征集的317份关于家庭观念的读者问卷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得到了当时青年人家庭婚姻观念的许多重要发现。其中一条发现是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将婚姻目的看作是“个人浪漫生活”而非养育子女，这引起了潘先生的极大忧虑，他称之为“大不幸”。在潘先生看来，婚姻和家庭的重心就是养育子女和种族绵延，若此功能不再重要，则家庭所附带其他社会功能亦将随之瓦解，这就更是不幸中之不幸了。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而中国社会的家世绵延和尊祖敬宗的基本观念最为完备地体现在家庭之中。与这种观念相配合，中国理想的家庭形态以“折中式家庭”为主要形式，它既非核心小家庭，亦非三代及以上大家庭，而是“兄弟一旦成立（成家），即各自成生计之单位，为父母及祖父母者即由彼等轮流同居侍养”，这既适应了家庭规模变小的趋势，又保留了中国家庭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赡养和抚育的“反馈”模式。另外，尊祖敬宗的观念并非只有家世绵延的意义，而且是社会伦理观念的基础，是家国之本。尊祖敬宗在现实中的表现是“慎终追远”，即所谓“丧尽其礼，祭尽其诚”。死去的父母祖宗，已经对自己没有功利价值，仍然以极为诚敬的态度对待他们，这其中体现出的至孝伦理，不但对社会极其重要，而且能够超越时代，潘先生将其称之为“种族伦理（racial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等。摘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历史意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阐释当时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革命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既往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或者只将其作为材料而忽略其背后的产生过程，或者受限于传统“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而忽略其实质意义。本文以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从事的主要农村调查实践与文本为核心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档案文件、回忆录、年谱、地方史志等多种材料，在社会思潮史、地域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重新梳理其发生学过程，归纳其实践特征与运行逻辑。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1982a：21）上述引文出自1941年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一文。20世纪40年代是毛泽东系统整理其农村调查的关键时期，他编纂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项工作特别是农村工作的理论工具，也构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主持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工作，在其革命实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强调乡村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并在其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开设了有关调查研究的课程；在开拓赣南闽西苏区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农村调查，并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文本。调查研究并不只是了解中国乡村实际状况的工作方式，同时也是反对“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武器。由此，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特征是什么？如何理解其农村调查的思想与实践？这是革命政党了解中国乡村实际情况的工作方法，还是澄清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抑或同时具有上述意涵?笔者尝试从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其一，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清末以来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开始引入新的知识系统与技术手段来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进行分析与诊断，依托统计学为核心的社会调查运动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其本质上是将外来理论转化为调查实践，并对当时的中国乡村给出诊断。陈翰笙等学者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的结论都直接参与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之中，以大规模农村调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那么，毛泽东农村调查是如何将理论体系转化为具体的调查策略与概念工具，并给出具体解决策略的？它又与其他社会调查有何异同？其二，应星曾运用“德治”（virtuocracy）概念和权力配置（dispositif）的视域来分析新中国的治理技术与治理架构，尽管该研究处理的是1949年后集体化时代的治理技术问题，但它提示我们思考，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思想与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权力配置的历史意涵。林东曾指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兴起的各种社会调查运动，既有浓重的学术色彩，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动员与治理技术。由此，我们可以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在整体社会思潮、具体历史背景、微观社会实践三重维度下理解毛泽东农村调查，呈现其形成过程与历史效果，并揭示其实践特征。其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群众路线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三个重要维度。其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对群众路线的典型概括。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又与群众路线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向农民解释革命政党的方针与政策。农民有着自己本身的诉求，又会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活经历带入到革命实践中来。当这些个体化的情感体验与革命政党的具体政策产生张力的时候，革命政党如何既准确掌握群众的具体诉求，又让农民理解具体政策？革命政党采取何种方式弥合其中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思想与实践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将阶级概念作用于当时的乡村社会之中，通过具体的土地革命和阶级划分完成了对原有乡村社会秩序的颠覆与再造。综上，理解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方式的源起、演化与成形过程，不仅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在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对乡村社会改造的重要维度，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尽管调查研究直到延安时期才经由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论”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其具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在本文中，笔者将在梳理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及其所产生的调查文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期农村调查思想的形成、演化与实践，分析其实践机制与内在意涵。一、对既有研究的回顾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学科视野。在党史研究领域，对该主题的讨论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以及整个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对具体土地政策的“左”或“右”进行判定。在社会经济史视域下，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本被作为理解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加以对待：曹树基依循《寻乌调查》提供的线索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进行了讨论；温锐、陈涛结合《寻乌调查》以及地方史志材料对清末民初赣南地区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突破了既往“阶级关系对立”的单一认识。同时，亦有学者对共产党开展的其他调查研究进行了考察，张玮以1942年张闻天农村调查为中心，分析了战争和中共减租政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孟庆延通过对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革命干部的考察，揭示了早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践经验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式的影响。展示寻乌调查场景的油画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中国社会学史、艺术社会学、劳工社会学。著有《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组织变革与体制治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等。摘要梁漱溟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但其人生史却与同时代的社会学人有着一些微妙的交集，其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著述和实践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乃至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例，梁漱溟与他们之间均存在着遇合、关联与对话。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既与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形成对张，也与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考察构成互补。其次，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研究既与潘光旦在其儒家社会思想论述中重建“人的研究”的努力相契合，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反思。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循着晚年费孝通的思路，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心与人生。引言：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同路人”的梁漱溟作为20世纪中国最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研究兴趣。以往研究大多从思想史的进路入手。近些年来，亦开始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理解其著述与学行，尤其聚焦于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例如，熊春文指出梁漱溟“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的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体现了“十足的社会学思维”；吴飞则揭示了梁漱溟所念兹在兹的“新礼俗”本身即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其乡村建设正是要通过对乡约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来重建基层社会。此外，也有学者对梁漱溟与费孝通的乡村建设理路进行过比较。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研究主要还局限于相对狭隘的乡建议题，还没有人就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进行较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梁漱溟一生在革命者、思想家、乡村建设倡导者、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之间不断变换，但是，他却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事实上，他的治学特点即不以学科自限畛域，而是始终从问题出发，他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但是，恰恰是这种问题感，使得他与社会学有着相当的亲近之处。1933年2月，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一文，感慨时人(包括张君励、丁文江、胡适之等堪为一时之选的学者)“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但是“对社会问题亦欠研究”：他们“都在提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在这些方案或出路中，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而“全不见他们如何观察事实，了解社会的变迁，从客观上得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梁漱溟由此感叹：“照这样什么社会学，社会史都不用研究了!”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显然是将自己所做的工作视为类似社会学或社会史的努力的。梁漱溟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结构要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复普通一般国家的社会问题”，“一般国家不过是在根本秩序下有些零碎问题（如失业问题等）”，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是总体性的，因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问题已经问到根本，不能再从各方面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有超出这些分别，而当他是一个囫囵整个问题，从历史的转变而测其前途才可以”。因此，梁漱溟强调，“问题的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正是这种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意识，使得梁漱溟的思考与实践在沿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行进的同时，又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与面向关联起来，相互映照，交相攻错，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对话。纵观梁漱溟一生的著述，同时代社会学人的作品往往是其援引或参照的重要资源。梁漱溟的治学特点是“以我为主”，自成一体的。就此而言，他对同时代社会学人的重视，无疑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而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和重要议题上，都可以看到梁漱溟的影子，即便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倒影。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下文就分别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社会学家为例，讨论梁漱溟与他们之间的遇合与异同。之所以选择此四人，是因为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但又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陶孟和一手推动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调查运动，是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早期奠基者。费孝通则以其95岁的高龄和跨越两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成为公认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亦扮演了一个“总汇”的角色。有“总汇”，自然也有“别出”，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两位老师杨开道与潘光旦即是两位“别出”者。无论是杨开道所代表的燕大清河试验的乡建脉络，还是潘光旦所代表的儒家社会理论的脉络，在当下都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同时，这四位学者又都曾经与梁漱溟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有过微妙的遇合。陶孟和曾是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的同事；费孝通一生志在书写“乡村”与“民族”两篇文章，他早年在第一篇“文章”上与梁漱溟多有交集，晚年更是与梁彼此互相敬重；杨开道与梁漱溟在乡村问题上多有切磋，且曾多次前往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讲学；潘光旦与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同为民盟的早期领袖，两人虽然来往不多，但后者却一直将潘光旦引为学问上的同道，尤其是在梁漱溟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出版之际，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潘光旦的名字。梁漱溟曾自述其一生的努力主要聚焦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此牵彼引”“相资为用”的根本问题。一方面，“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毕生求解的时代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基于这一理解来安顿“人心与人生”，则贯穿于其探索的始终。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努力，主要体现于乡村建设与民主建国的一系列著述与实践，而关于“人生问题”的努力，则体现于东西文化论述以及晚年《人心与人生》之撰述。因此，下文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两个面向展开。其中，对陶孟和与杨开道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中国问题”，而对潘光旦和费孝通的讨论则侧重于“人生问题”。“中国问题”（一）梁漱溟与陶孟和1917年，25岁的梁漱溟以高中学历执教北京大学，陶孟和正是他在哲学系的同事。当时，陶孟和从英国留学归来已有三年，正亟亟于将社会学和社会调查引入大学课堂。1922年，他们曾一起参与胡适领衔的“好人政治”宣言，但是，两人很快分道扬镳。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先在广东办学，后将兴趣逐渐转到乡村复兴问题，1931年在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自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实践。陶孟和则于梁漱溟离开北大的五年之后，辞去北大教职专任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后又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近二十年，成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积水潭，成一时之公共事件，陶孟和亦撰文予以讨论，认为如果“从个人的立足点来看，自杀纯然是个人的行为，不能下伦理的判断”。陶孟和更关心的是“从社会方面来看”自杀，即关心自杀的社会原因与社会影响。在他看来，梁济的自杀并不能产生他所期待的社会影响———“唤起国民的爱国心”，因而是无谓的。梁漱溟在回应中对此表示异议。他从父亲的为人与性格谈起，指出父亲虽然学问不大，但却是一个赤诚之人，他的死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对人生与时代的思考，因而是有伦理意义的。梁漱溟强调，陶孟和的评论恰恰消解掉对他父亲自杀行为的伦理判断，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其实隐约地体现了陶孟和与梁漱溟的分歧：作为社会学家，陶孟和更关心作为“社会问题”的自杀，而并没有看到自杀作为伦理问题或人生问题的意义所在。或者换句话说，陶孟和并不认为人生问题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即便在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用梁漱溟的话来说）上，两人也存在着根本的张力与分歧。当梁漱溟在乡间探索“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的民族复兴之路时，陶孟和则在城市主持大规模的工厂调查，将目光投向城市工人阶级，视劳工问题为中国的“生死问题”。而在梁漱溟所构想的以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来拯救中国危机的总体思路中，工人阶级显然不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的乡村取径与陶孟和的城市取径，形成了回应中国问题的两种路向。进而言之，这两条路向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资本化程度的判断不同。梁漱溟之所以将知识分子与内地农民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视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一个最主要的理据就在于他并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已经彻底资本化：“幸好几十年来虽受西洋文明的影响，引起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但到底还是皮毛，没有达到骨子里边。只是沿江沿海变了些，而内地乡村则未大变；观念习俗变而经济事实则未十分变。社会破坏崩溃确甚严重，而新路子到底没走上去。苦就苦在这里，好也好在这里。”他指出，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悖论后果在于，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相继被破坏，却也反而“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国际竞争借着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时兴起，同时亦就阻止了中国之资本主义化，好像给中国农业作掩护的样子。”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彻底走上工业资本之路，“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与梁漱溟相比，陶孟和看到的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工业化与资本化的现实及趋势。在其代表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之中，陶孟和以北京的工人家庭为例，揭示了资本化与金融化如何侵蚀工人生活，导致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的式微以及工人生存状态的原子化趋势，因此，在陶孟和这里，梁漱溟试图重建伦理本位的礼俗社会的理想自然就失去了现实基础。陶孟和与梁漱溟，看起来一个趋新，一个守旧。梁漱溟曾自承在北大讲东方哲学时，面对陶孟和等一班提倡新思潮的《新青年》同仁，给他“无形中有很大压力”。但是，就内在精神而言，梁漱溟实际上要更加激进。陶孟和的社会学事业之所以以劳工问题为核心，实际上受到西方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平等政治的影响，走的是一条为民主政治培养现代公民的道路。这也是当时主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走的是另一条更加激进的道路。沟口雄三曾敏锐地指出，梁漱溟在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两条线索之间，实际上更认同后者，而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则构成了与中共的农村革命并行的另外一条脉络，两者都“把农村的变革当作了中国革命的主线”。就此而言，梁漱溟试图造就的新礼俗，恰恰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单一框架，而更加具体和切实地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脉络之中。（二）梁漱溟与杨开道如果说陶孟和对城市劳工阶级的关注只是与梁漱溟的乡村改造努力形成了外在的对张的话，那么，杨开道的乡村社会学研究则与梁漱溟构成了内部的对话。早在梁漱溟投身乡建运动之初，杨开道就曾撰文与他商榷乡村自治的问题。几乎与梁漱溟在山东主持乡建工作同时，杨开道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于1930年起在北京郊外的清河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杨开道即是清河实验的主持者之一。1933年，杨开道还与梁漱溟等人一道组建了乡村建设学会，1935年又合作发起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会。杨开道的代表作《中国乡约制度》在正式出版前曾在梁漱溟主编的《村治》月刊上连载，后者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乡约的讨论也主要倚重于杨开道的乡约研究。可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杨开道与梁漱溟实为同道中人。杨开道是燕京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奠基者，曾出版一系列讨论农村问题与农村组织的社会学著作。他所主持的燕大清河实验代表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唯一一支由社会学家所主导的脉络。对于乡村建设，杨开道与梁漱溟的进路实际上是互补的，其中，对传统乡约的认识和利用是两者的共通之处。杨开道在《中国乡约制度》一书中对自周代以降的中国乡村自治传统进行了“历史的叙述，参考资料的收集”，尤其是对乡约制度的理想原型、历史变迁与经验实例做了系统考察。在杨开道看来，以保甲社学社仓为基础的乡约代表了“政教合一”“政不害教”的乡村自治传统，因此当下的乡村建设也需要通过自治组织（政）与事业组织（教）来共同完成。而梁漱溟则首先基于对中国旧有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组织构造的认识及其崩溃原因的考察，指出乡村建设即是以乡村为基础重建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虽然梁漱溟对乡约传统本身并未做过多的历史考察，但是其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在理路即是对乡约传统的现代改造。杨开道在《中国乡约制度》自序中即点出了这一点，他指出梁漱溟“理想中的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他感觉到乡约有补充改造之必要，乡约制度加以补充改造。使大家以团体为重，从积极下手，才能挽救当前的难关，弥补固有的缺乏”。当然，与传统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不同，梁漱溟在传统的五伦之外加上了团体的维度，通过乡农学校这一新型团体来重新组织乡村，培养乡民的公共观念与合作精神。但是，杨开道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又有着微妙的差别。概言之，前者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社会的组织问题；后者则将乡村问题上升到文化改造的层面，强调乡村建设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运动”。杨开道将探究“如何可以重新组织中国农村社会”视为毕生职志，他引入在美国所习得的农村社会学理论，强调对农村社会的分析是以“农村地方共同社会”（rural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等。（相关阅读：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摘要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一方面，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频仍，将中国人民一次次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民国初生、思潮汹涌、民情鼎沸、百业待兴，亦带给苦难的中国一次次重生之希望。在这一时期中，因急速的社会变迁而获得生命力的中国社会学，也在传入中国之后获得了第一次勃兴，尤其在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达到了欧美以外的巅峰地位（O'Hara，1961；阿古什，1985：73），迄今难以超越。而赋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以学术灵魂的，当属孙本文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或“综合学派”（赵承信，1948；郑杭生、李迎生，1999）和在社会主义思潮基础上生发而来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赵承信，1948；李培林，2009），以及吴文藻等人创建“中国学派”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将讨论的孙本文及其代表的综合学派是在那个时期的学院社会学中居于正宗地位的主流形态。一、从踌躇登场到仓促退场：历史的馈赠与剥夺1892年1月23日，孙本文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吴溇乡张港村（现为七都镇吴溇村），后随父迁至邻近的薛埠村。孙本文4岁开始启蒙，在父亲孙禄开设的私塾中苦读10年。13岁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并在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1913年，孙本文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留学日本的康宝忠（字心孚）教授首次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这不仅对他由哲学转向社会学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因为康宝忠心仪美国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孙飞宇，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社会理论，兼及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与经验研究。著有Social

导言放下一切纷扰、专注于纯粹的足球构成了世界杯的基调。新冠、战争、政治在进球面前暂时被忘却，所有的激情与目光都投射在运动员的传球、过人与射门上。全球人民忘我地卷入了世界杯的盛会之中。然而，世界杯不仅仅是纯粹的足球竞赛，而是一项关于足球的社会事件。越过一场球赛的胜负，我们将看到它的“世界性”。法国与阿根廷的决赛即将到来，世界各处都有期待与关注的目光，这些“球迷”构成了足球赛事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正是热爱足球的人使得足球赛事成为可能。球迷与球员的二维互动使得足球不仅在足球场上来回流转，更使足球超越体育项目本身，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之中。在科特迪瓦，将国家队三次带入世界杯的德罗巴在镜头前跪下，最终给内战划上休止符。在巴西，一代代“桑巴舞者”表明足球与舞蹈早已融入巴西人的血液，成为巴西国家-民族建构的重要支柱。在阿富汗，小男孩用蓝白色的塑料袋做成梅西的球衣，足球成为战火中的一方净土。我们用双脚感知足球向何处滚动；也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感知和审视它与地球如此相似的形状。本专题将通过一系列具有社会学视角的文献，展示社会生活中足球的不同面向。专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足球的社会意义、球迷的亚文化形态、以及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女子足球的社会影响。世界杯推广着作为体育的足球，本专题将试图推广作为社会事件的足球。足球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Duke,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著作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自由与教育》（合著)《山水天地间：郭熙〈早春图〉中的世界观》。主编《涂尔干文集》（共10卷）《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等，并译有《社会分工论》《启蒙辩证法》《图腾制度》等。（相关阅读：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类比与分类：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语言与文字的社会学问题；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断裂与缺席：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摘要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一、引言：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说起谁也不会否认，社会学是晚近出现的学问，但晚近出现的学问，并不意味着仅仅拾人牙慧，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去模仿人家，捡些余下的残羹剩饭来糊口。社会学（sociology）之所以出现，也并非只因为专门辟出了一个领域，突显出“社会”（societas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学史，著有《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等。（往期文章可点击链接阅读：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成伯清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应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双聘教授，《清华社会科学》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国社会》等。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基督教思想、宗教人类学，著有《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等。赵晓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法律社会学、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史，著有《民主和奴隶制在美国何以并存：托克维尔的回答》《信息网络安全》等。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劳工社会学、经济社会学、转型社会学，著有《市场、阶级与国家》《社会的生产》等。本刊编辑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学者们面对中国社会之大转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和解释，甚至通过具体的实践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的构建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社会学重建以来的近30年中，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学科意识和比较全面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方向上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总体性的关键问题，许多学者通过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经验摸索，奠定了几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和传统；更进一步，学者们在此过程中也开始逐步形成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在积极学习和吸纳西方的学术思想资源的同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经验本身的独特性及其对于社会学理论一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然而，若要发现我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及其对于我们反思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意涵，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除上述工作外，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局，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处境中的中国人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作出深入的考察。对此，那些曾尽心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并推进中国社会改良或改造的老一辈学者留下的思想遗产，就成为我们能够担负上述学术使命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自严复将“群学”之概念引入现代中国以来，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们就始终以中国社会结构的宏大变迁为挑战和契机，他们通古知今、学兼中西，目的就是要将那些构成我们现代中国人之生命和生活的一切要素探个究竟，以中国自身为基本问题，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实质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学术立身和立言的根本。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这些思想传统，与理论研讨和实地调查一样，是建造中国的乃至由中国而为世界的社会学的必备工作。但坦率地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的这些思想传统无论在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上，并没有得到今天学界的充分重视；很少有学者做此方面的专项研究，很少有学生以此为论题来从事论文写作，更是很少有学校将此类课程明确纳入到教学体系之中。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如若不探本求源，不始终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今天的蓬勃发展，恰恰是以不断回溯传统、解释传统和继承传统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呼吁社会学界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作为深刻而长久的议题，并将这些传统作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源头活水。这就是此次学术研讨的出发点。应星：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素乏研究。这一状况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是：许多经验研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就是拿着数据或材料匆匆忙忙去与国际“接轨”或对话。近年在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浪潮冲击下，有些人开始喜欢将费孝通的某些概念装点在自己论著的综述或结论里。然而，这仍然无法掩饰我们在理解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上的贫困，也无从摆脱我们在经验研究上面临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理解或建构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早已成为摆在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我想在这里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几点粗浅想法。我们说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素乏研究，并不是对已有的社会学学科史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视而不见。但它们之间是有重要差别的。社会学思想传统不同于社会思想史，这一点无须赘言：社会学思想的学科化是非常晚近的现象，而自远古开始的社会思想史只有（不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而无社会学的概念。那么，社会学思想传统与社会学学科史的差别何在呢？其关键在于，社会学思想传统虽然以社会学学科为基石，但并不自囿于狭窄的学科分界，也不以学科知识的梳理为目的，而是试图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铺展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构架中、铺展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1988）中、铺展在中国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的位移中去思考。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转型的持续性，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思想传统就不能单纯被看作是陈列社会学知识和名家的博物馆，而是一种与我们当下生活紧密相连的活的传统。当黑格尔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的时候，当尼采说史学首先不是知识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是索引而是政治的时候，这些说法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来重新认识社会学思想传统。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严复先生。众所周知，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群学，这是中国引进西方社会学的开端。不过，关于严复在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中的地位问题，却依然有很大的争议。争议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涉及群学的三位倡导者，即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这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究竟是谁最早使用“群学”一词，而在于他们所用的“群学”的意涵是否一回事。实际上，“群学”当时有三种含义：一是源自西方的sociology

专题导言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鸣谢专题策划：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No.1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J].社会学研究,2006,(04)：186-200+245.No.2成伯清.从他者的他者到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学传统的谱系与反思.节选自《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No.3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2022-11《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作者:

下一回合：挂断，但新自由主义留了下来1990年代末，全球经济市场的自由主义，再次在世界地图的他方嗅见更庞大的利润，于是台湾地区在全球政经版图上的位置改变，国际货船驶离基隆港。跨境供应链的挂断，启动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变化，快速地将数以千计的码头男性工人，从原本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关系网络，推落至截然不同的生命世界。在岛上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基隆码头跟上全球国际港口装卸与货轮机器化的趋势时，即可预见日后码头工人将被挂断与卷出。码头上不再需要大量徒手负重的人力，码头工人逐渐脱离1970年代前以高劳动力装卸货物的苦力年代。然而，当时码头工会与相关部门——特别是作为全球政经力量与地方劳工之间的重要中介者——面对此劳动市场的转变，却采取纹风不动，貌似保护实则不作为的策略，致使码头工人在已然大变的劳动市场中，无从意识市场开始转变，而走向必然的坠落。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航线快速转移，国际货船相继离开台湾地区，当局开始紧抓新自由主义“企业利润更大化”的精神，试图“挽救”台湾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有利”位阶。于是，循着“（人力）成本更小化、企业利润更大化”的逻辑，港口装卸作业民营化的政策让资本家取代工会获得码头上的支配权。在民营公司的削价竞争下，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立即成为跨境企业所宣称“薄利”时代的直接承受者。这不只是码头工人管理组织的改弦更张，更隐含着公务权责从这座港城的离场与缺席，而由资本家上场接手。新自由主义的思考逻辑成了唯一理性，原有政策对工人的最低薪资、合理工时、福利照顾等保障，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的非合理成本，是自由经济市场的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大部分工人被迫离开码头，而留在码头上的工人薪资则削减大半，这不仅意味着码头工人整体经济条件的改变，进一步来说，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经济理性，更是重塑了码头上“合理”的工作情境：工人原本频繁的接触，以及群聚式的候工空间与活动，因讲求“效率”之故，被切割、净化成纯粹而孤立的工作单位。伴随资本主义所框架出的“高效率”工作形态而来的，是同事间的情感淡漠，以及劳工的螺丝钉化——被简化为劳动数值或劳动力，而非一个人。这群码头男人原本互惠互助的紧密情感关系，转为一种孤立、彼此无关联的工作模式。重复、单调及去意义化的工作现场，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因各式互动接触而得以蕴孕发展细微情感的工作情境。当时间累积得够久，不论是潜移默化或有意识地被迫适应，工人都重新建构了思考自身与所处世界的方式。工人，原本是有意识与有意义的行动主体，却被置换，并自行置换成为不（能）思想、无感受的劳动物件。这种改变不只重新剪裁了工人之间的互动形态，也截断了这群男人长期以来彼此为伴的情感之索，以未被察觉的偷渡姿态，将原本通过日常接触孕育发展的情感联结，替换成资本利益的理性经济计算。码头上的改变是被触动的第一张骨牌，它启动了工人生命世界的接连翻转，以及当地总体社会的变迁。当工人的同性情谊成为第一个在码头上被剪弃的关系，接踵而来的便是延伸至码头外的伴文化的瓦解。随着工人在码头上的情感联结与经济资本被削弱，原本依附于各式小吃店和茶店仔的日常关系与社会纽带，也逐渐从这群男性的日常生活退场，而他们与餐饮娱乐产业女性劳工之间的友伴关系，普遍上都无法再存续，致使伴文化就此解体。接下来，在市场经济的思考逻辑与运作下，紧随在伴文化之后瓦解的是地方；城市地景的阶级化，更换了日常的生活空间。此空间的演化过程，并非由地方生态环境或社会文化情境的改变所生成，而是政经力量的再生产结果：通过界定空间该如何使用，以人们未察觉的方式，不断重复传送“谁才是空间合法用户”的信号。停靠码头的国际邮轮、港边洁净且禁止垂钓的海洋观景台，以及愈形稀落的货柜船，共同宣告着这个城市面向（国际）观光客，而非面向当地居民。这座港都从丰富、多层次，当地人可自由伸展的有意义生活空间，演化为均质、碎裂，无关乎地方的观光景点。地方，不再是不同个体或群体可各自表述的异质空间，而成了垄断下均质化的公共空间。这是当局焦虑失去与全球经济市场的连接时，所思忖的响应表象问题的方式。码头工人先是在码头上，被新自由主义逻辑划归到“世界”之外；继而无法支撑码头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致使伴文化随之解体；最后，他们再因自身形象“不符合”国际观光意象，而被驱逐出可见的公共空间。简言之，这群码头工人自1970年代所建置的工作舞台、依文化情境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与情感网络，以及在这座城市里原本有所属的地方，一一被新自由主义拆除瓦解。地方协同全球市场，在极短的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大刀阔斧挥开已不为劳动市场所需的对象，将他们迅速替换成下一批站上历史舞台的新对象。这群被推下舞台的码头工人，不再是游刃于各种关系的gâu-lâng，他们翻落坠入关系与空间同遭剥除的“底层时代”，那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生命世界里的某种相反于gâu的真实底层。劳工，既在隐喻上也在实际上被压扁为一枚枚“螺丝钉”，成了单由市场界定其价值的对象。各个对象因时因地由市场与资本主义模塑及招呼上场，并在日后等待被宣称不合时宜，“跟不上世界”，而理所当然地再次受到模塑或者即刻驱逐。这是由新自由主义驱动，连同地方文化所共构出来的运作结果：必然的集体陷落于底层。无以为（男）人与苦难的形态国际货船离港后，码头工人的生命世界持续翻转，文化情境所设置的生活处境依然存在，这一切与留下来的新自由主义，仍影响着这群男人思考、评价及感受其改变中的处境。工作，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行走在哪些地方。码头上的男人被驱逐出劳动市场，逐渐失去码头外一处处地方，他们停留在码头上的时间愈来愈少，行走于街巷食摊和茶店仔的机会几近于无，一段段由地方所牵系的关系随之剥落，于是工人回归了家庭。从196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码头工人从码头上到家屋内，从gâu（文化意指的能人）到pínn-bô-liàn（文化意指的无能之人），意味着这不只是政经力量造成的生活空间移位，更是从码头内外各种关系节节退回家屋的生存感的变化。当码头工人被拉下劳动市场的舞台时，家屋——由亲缘所维系的稳定社会关系之所在——被想象成必然的接应者，是最终能使其幸免于难的场域及关系。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伴文化早将码头工人拉离家庭。即使他们的配偶与下一代仍留守家屋，但实际上，他们在家庭内的位置于1960—1970年代便已腾空。当他们在底层时代回归家庭，发觉那个想象中的最终安稳场域及关系已不复存在，而今仅存的是无话可说的家庭晚餐气氛，父子之间的淡薄互动，子女以言语和表情对父亲早年缺席的指责，以及因父亲无法再给予充足金钱而来的争吵冲突。此类细微的日常家庭情境每日反复地宣告，这群男人不仅被逐出政经的历史舞台，在退守的家屋内也因无能与无力而成了无语的父亲和丈夫。随着码头内外各关系的层层剥落及各地方的处处消逝，码头工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不再能像个理想的男人，甚至根本无以响应对为父者“本分”的最低要求。这在文化上与心理上啃噬着他们作为（男）人的尊严。对照以往杯光酒影和人声嘈杂的鲜明记忆，家屋内无所不在的静寂气息，再次将码头工人推落底层，那是令其无以分说的苦闷，而此苦闷在质量上异于苦力年代或工人头家时代偶发的不顺遂。从码头内外与家屋里的全面失能感，转变为失声的漫长苦境，摘除了码头工人自1960年代末以来于各种关系中所建立的价值感及能动性，进而翻转了他们对自己及其与世界关系的意识。起初，面对国际货柜船逐渐驶离海港，码头工人倾向将集体经济条件的恶化，归因于内外政治环境的不友善。然而，当问题累积的时间够久，他们长期浸泡在愈显困难的生活处境中却无从改变，加上对比周遭依旧可以悠游于各式关系中的能人——即便这些人只是少数——文化的内部逻辑便开始牵引这群男人认识世界与自身的方式：生活上所有细琐纷杂事物所构成的总体困顿感，映照且证实了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最终，当原本以为最不会动摇的亲子血缘，已不再可展现自己身为父亲的价值与能力时，他们自1960年代末所发展的社会生活情境就全然崩塌了，其中包括了经济条件、关系网络、精神内在，以及对自身gâu的认知。在物质或意识层次、家庭外部或内部、经济或社会空间，码头工人被集体以毫无停顿的速度推向边陲，直至摔落坠底。这群男性劳工曾经因“像个男人”而得以为人，随着所有关系与地方的层层剥落，他们由“不像个男人”终至无以为人。跨国供应链与地方社会的文化情境，在1990年代之前促成了男性劳工丰富的情感形态，却也在1990年代之后瓦解他们的情感网络，将他们推进失声之所。这群码头工人集体以“自己”的失能与无能，来诠释各地政策协同全球政经体系，而自由发生于各地、以无数连接与挂断精算移动所带来的苦难;原本由政经力量所塑造的集体现象，变为工人各自的孤身体验。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的历史进程，表面上是国际货船带来了市场经济运作逻辑，但实际上，政策和地方社会的文化情境才是决定发展面貌的关键。前者，作为国际市场与地方社会的中介，决定了市场经济对劳工生命世界之影响的层面与程度，也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感及其集体的坠落与否。然而，在这段历史里，地方、人们及其生活世界，被化约成可抛弃的对象及可计算的数字；当局以利伯维尔场之名，弃守了最基本的责任，将人民当作劳动物件般漠然弃置。这群码头工人身上所显现的层层关系的剥落，以及在各个场域里的逐渐失声，成为当地醒目却不被看见的社会事实。此社会事实之所以遭到漠视，不仅因为这群工人不再是政经力量的关注对象，更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连同文化价值在地方构成的主流叙事，使公众简化且扭曲了对码头工人现况的理解：工人由于自身不够努力，因而被“现代”遗弃；他们是经济弱势者，因而成为“底层”。于是，可见的政策与社会福利介入，把需要改变的焦点简化且曲解为：改变劳工的工作态度、给予经济补助、培养其因应现代职场的新技能等，好将工人“提升”为符合新自由主义所需的人力或对象，从而“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所导致的生活苦境。讽刺的是，上述的归因谬论，看似意图帮助工人从结构性失业里翻身，实则强化了问题结构的存在，将问题归咎于末端的个人，最终，这些方法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模糊了焦点。这是一段由政经力量迅速重新定义码头工人彼此关系，再连同地方文化瓦解劳工情感文化的历史进程，更是工人改变对自身及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复杂的政经变迁先以可见的形式将他们钳压至底层，文化再接着以不可见的形式将其内在情感锁进死寂之所。在国际货柜船随着跨国供应链先是进入，继而驶离基隆港的这段时间，除了为地方带来短暂的经济荣景，它们在与地方社会交会的历史进程里，还催化或促进了什么？离开之后，又在地方社会留下什么？单薄的“经济决定论”——像是货柜船减少，致使失业人口骤增，而苦难自然随之上扬——是出于无以辨识苦难的形成缘由，抑或是有意识地简化归因？苦难的形态究竟是什么模样？苦难是否牵系着人如何界定自己？当工人对着自己比小指时，那代表着什么样的生命世界？工作之于个人，是否仅仅意味着获得一份报酬？当工人由“我们”被剥离成“我”时，这个“我”如果不是独立而是孤立，那又是什么样的人生处境？如今，基隆这座港城想善待的是谁？如果不是“底层”劳工，那会是白领或“中产阶级”吗？新自由主义所赋予的自由，到底是给“谁”的自由？书籍信息《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作者：魏明毅出版时间：2022-10出版方：世纪文景

颜和，社会学学徒，文字女工，的得地十级学者。致力于寻找学术知识生产与公众之间的连接桥梁。（往期文章：《我走进职校，看见“混日子”背后的期待、无奈与悔恨》；《“社科热”的陷阱：年轻人热衷社科，是破圈的假象还是另类的鸡汤？》）心理咨询师魏明毅在会谈室待了十余年，倾听过无数人的苦难，心中仍有难解的困惑：一张张痛苦的面孔背后，究竟发生过什么？而人类学就像“心似落海”时所看见的浮木般被她紧紧抓住，促使已到中年的她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借田野进入他者的生活世界，去探寻痛苦的社会根源。因某个研究课题，魏明毅意外与基隆港结缘，继而走进了基隆码头工人的生活现场。她住进码头工人家中，跟随二十多位受访者穿梭在不同的空间，从码头到候工室，从茶店仔到小吃摊，描绘出“19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经济版图、跨国供应链、货船、地方社会、文化，以及码头上的男性工人所共构的城市写真”。这趟田野旅程最终写成了魏明毅的硕士论文，后来改编为《静寂工人》一书出版。上升与跌落：全球化浪潮下的基隆码头工人沿着十几位码头工人的生命长河，魏明毅回溯至1960年代，当时的基隆港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吸引了无数外来青年奔赴此地成为码头工人。在取得高额报酬的同时，他们也承受着代价，24小时持续运转的跨境供应链形塑了他们独特的工作形态，使他们必须在码头附近时刻待命，继而隔绝于其家庭与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成为陌生的丈夫与父亲。魏明毅尤其注重观察社会关系网络及情感纽带，她敏锐地注意到，全天时候工塑造了工人们以男性气质为核心的价值标准——即gâu（台语中指“有本事”）——以及相伴而生的由女性劳工组成的娱乐产业。这些娱乐产业并非简单的消遣与消费场所，亦有着特别的文化意义，是被魏明毅概念化为“伴文化”的一种家庭之外的特殊情感网络。困顿时刻，是茶店仔的阿姨们承接住工人们无处言说的生命困境，满足着他们“彼此为伴”的渴望。直到1990年代末，原本为基隆港带来财富的国际货船驶向利润更大的地方，台湾地区在全球政经版图上的位置也发生着改变，数以千计的码头工人的命运骤然翻转。次条推送所节选的部分（第五章第三、四小节），便展现了基隆码头工人沦为全球化“弃民”的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层面被驱离劳动市场，工人们“在退守的家屋内也因无能与无力而成了无语的父亲和丈夫”，从gâu

专题导言如今托克维尔的名字广为人知，但雷蒙·阿隆却说他几十年前上学时闻所未闻。的确，托克维尔的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值得玩味。放眼望去，托克维尔是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异类，亦是革命史学里左翼阶级叙事的对立面；是比较政治学的先驱，亦是古典社会学思潮中与孔德、马克思并列的代表；是美国政客挂在嘴边的“美国例外论”先声，也一度是中国大众畅销书榜上的领头羊。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政治环境，都在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刻画和调用激活新的思路，这恰恰反映了托克维尔本身的复杂面向和穿越时空的魅力。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展现托克维尔更为丰富的侧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专题以雷蒙·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开篇，回顾社会学读者最为熟悉的、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随后将深入托克维尔所处的历史语境，以一则原文加一则评述的形式，依次呈现作为旅行者、殖民主义者、政治家和“信徒”的托克维尔——他在现代性将要展开又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对国家命运和现代文明持以悲剧论调，进而在旅途和政治实践中求索不同的社会方案。最后两篇文章将展望作为同时代人的托克维尔：他会如何思考我们当下的社会症结？我们又是否和如何面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本专题推送期间，正值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在此祝愿大家保重。如果有可能，也尽量去帮帮身边的人，给彼此以支持，而非相互为难，在社会联结中守护公共事业。这也是托克维尔心中理想的民主状态，是实现自由的基本途径。鸣谢感谢北京大学段德敏老师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建议！文献列表一、作为社会学者的托克维尔众所周知，托克维尔的著作是高度“独特”的。作为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分析家，革命——他试图理解的1789年革命，以及他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角色的1848年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家，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托克维尔涉足今天成为独立领域的多门学科。我把他看做一个革命后社会的理论家。他出生于革命时代，依然要参照旧制度来勾画出正在诞生中的社会的新特征。美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新社会的形象。就本质而言，这样的形象预示着欧洲的未来，也就是说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发展的民主不可避免，在旧大陆也已经播下种子。托克维尔的现实意义应该首先激励我们用扩展了的认识，来重新探讨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大西洋两岸的民主进行比较。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不仅是家喻户晓的政治思想家，同时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家。通过系统的个案比较，基于日常生活心理学，托克维尔建立起了一种具有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的历史社会学。不同于醉心于宏大历史阶段和趋势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社会学强调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因果机制，强调对历史事实和概念的清晰界定。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不仅与他之后的韦伯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涂尔干、哈耶克和波普尔在方法上相通，在很多维度上更具有强烈的现代社会学意味。在这种意义上，托克维尔是一位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历史社会学家。延伸阅读[1]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2]理查德·斯维德伯格，《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李晋、马丽译，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