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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慧、任焰|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1月3日 下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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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预告】| 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

主题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时间2025年1月4日
1月2日 下午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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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房小捷 | 狗屁工作、劳动分工与后工作的可能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1月2日 下午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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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择的路 | 2024编辑部年度在看(含抽奖)

大家好,一路摇晃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2024年的尾梢。四季的轮转即将落下帷幕,一年又要结束了。今天,本栏目邀请了15位编辑朋友为读者朋友们分享他们的年度在看作品,共有8本图书、1篇文章、1首音乐、3部影视和1部游戏。在这些作品中,既有适合在寒冷的冬季夜晚观看的幽默而刺激的《冰血暴》,也有在公路驱车返乡时会边听边摇晃身体的歌曲《Goodbye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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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萌 | 技术变迁视角下的劳动过程研究:以互联网虚拟团队为例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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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 | 人情机制、金融工具与社会再结构:以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为例(上)

王水雄,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作为《镶嵌式博弈:对转型社会市场秩序的剖析》(2009)、《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2003)。主要研究方向为博弈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师从刘世定教授。(相关阅读: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社会再结构是与社会分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分层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现在的社会分层研究,大多需要统计分析和宏观把握,社会再结构也同样如此。但是本文将“社会再结构”与人情、金融工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试图将视角深入到人与人的互动模式中去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问题。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的一个重要起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预设: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往往具有相同的意识,容易产生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直接牵涉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社会学面对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预设,社会分层研究的意义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打些折扣。不过,上述预设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比较薄弱的。人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发现,同样的社会阶层未必就具有相同的意识,就算有了相同的意识,甚至是某种情感基础,也不一定会产生集体行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非常明晰的语言阐明了这样一种前提假设在逻辑上的裂痕。面对这样的难题,社会学的回应除了需要讨论清楚集体行动的社会机制之外,还应该秉承马克思对商品、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等的分析,不断地去探讨社会分层的机制问题。当前社会学的注意力的确有一部分转向了对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之中,不过,这一块理论的发展还是比较薄弱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停留在教育、家庭、社会偏见、制度环境等影响因素分析的层面上,比较严重地忽视了一块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都很重要的内容,而事实上它正在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是金融工具。中国大陆社会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金融工具这一重要分层机制的忽视,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社会学家们对该领域太过陌生;另一方面也许是缺乏对金融工具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学思考。本文试图从探讨人情背后的社会交换模式出发,将金融工具放在这个交换框架之中来看待,通过思考什么因素影响人们对价值的占有,得出社会分化机制的逻辑,并试图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经济现象来加以印证。文章首先从最基本的人类生活关系、人情等的考察入手,形成一个双重交换的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大陆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的案例材料,来说明“金融工具”的变动如何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又如何拉大贫富差距,悄悄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最后,结合经典案例,文章试图从这样的角度去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和秩序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承诺标识物与两种交换模型戈德斯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指出:金融工具是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也许最重要、最古老的金融工具就是非金属货币了,其形式可分为银行券和能以支票或其他类似的简单程序转账的存款两种(十足的金属货币不是金融工具,而是实物资产——一块标明重量和成色的贵金属)。其他金融工具还有各种法定期限或实际期限各不相同的存款;向政府、企业或个人发放的、往往在多年之后偿还的抵押或非抵押贷款;期限一般较长的人寿保险和养老金债权;由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或个人买主提供的挂账信用或以汇票等形式发放的短期商业信用;参与工商企业或风险投资的股权凭证,其中以公司股票为现代经济中最常见的形式。(戈德斯密斯,1994:1-2)为了简便,在他的书中,戈德斯密斯将金融工具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债权证券和股权证券。这里金融工具被当作各种各样的凭证,其所指向的是“债”或者是“股”。无论是“债权”还是“股权”,都意味着对他人行为或活动的一定程度的占有性,这种占有性的来源在于,权利所有者在此之前给予了义务人一定的恩惠。所不同的是,对于“债权”而言,这种恩惠具有一个双方比较认同的范围,并不因为义务人后续的行为或活动而变动过大,一定时间之后义务人需要归还;而对于“股权”而言,恩惠可膨胀也可缩水,依义务人的行为或经营活动来定。具体从交换的角度看,无论是债权还是股权,“债务”还是“股务”,其实都是因为在人与人的交换过程中出现时滞而产生的。比如,说拥有A物品的张三和拥有B物品的李四之间进行了交换,指的是A物品和B物品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移转。但是如果李四暂时不拥有B物品,而又急需A物品,那么,当李四从张三那儿获得了A物品的时候,哪怕是通过某种所谓的“互惠机制”,李四同时也就给了张三一个承诺——一个给张三B物品(A物品的对应物,或者干脆就是A物品本身,即B可以等于A。不过,B究竟为何,要根据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双方协议来定)的承诺,这样张三也就拥有了一种权利,一种向李四索要B物品的权利。怎么样才能够让人们在受了别人的物品之后心中有数,觉得自己欠了别人的情?莫斯(Marcel
202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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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 | 人情机制、金融工具与社会再结构:以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为例(下)

王水雄,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作为《镶嵌式博弈:对转型社会市场秩序的剖析》(2009)、《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2003)。主要研究方向为博弈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师从刘世定教授。(相关阅读: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三、货币政策、金融创新与社会再结构的转折点在此,首先粗略地回顾一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是通过计划的划定和执行来实现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主要负责发放或收回贷款,是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而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有特殊需要时可以批准贷款(陈云,1984:30)。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只不过是个出纳,国家用不着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发展。为了贯彻执行197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对原有的“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管理体制,分级确定存款和贷款总额,存贷款按照一定比例挂钩,实行差额包干的原则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各地区只控制存贷款差额,在差额不突破的情况下,允许各地区多存可以多贷。自然,结合上面的内容,越是乡镇企业发展得好的地区,企业和个人的存款越多,企业也越容易在镇政府的帮助下获得贷款。1984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承担中央银行的功能,逐步改革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运用再贷款和贷款规模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研究》(刘光第等,1997)认为,从1984-1990年这样一段以直接调控为手段的时期,可以进行如下划分。以银行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M1)、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动态作为货币政策松紧指标,1984-1990年货币政策松紧变化可以划分成以下7个阶段:
202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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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雅君 | “90后”名校大学生工作意义的构建——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探究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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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 ——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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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 | 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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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 | 为什么社会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下)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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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 | 为什么社会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上)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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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金德 | 意义与目标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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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 |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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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告 | 工作的意义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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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宇丨论社会官能征:现代性与微观的爱之政治社会学片论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博士,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社会学理论史、经典精神分析(Classical
202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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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 制造个人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代表作有《论可能生活》(1994)、《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009)、《第一哲学的支点》(2013)、《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2016)、《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2016)、《四种分叉》(2017)、《历史·山水·渔樵》(2019)等。现代最重要的产品是个人。一般认为,现代社会至今只有三百年左右,不过现代性却要早得多。现代性是逐步形成的。所谓现代性的许多因素其实是西方文明一直存在的基本特性,尽管经历多种变化,但一脉相承,比如理性原则、民主和法治,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同样,另一些因素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所发明的诸多重要事物,包括意识形态、绝对敌人、宣传还有群众,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发动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个人。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第一特征的社会,个人的概念蕴含着现代性的大部分秘密。无论赞美或批判现代性,人们的关注焦点都落在“个人”这一或伟大或渺小的事物上。当然,基督教并没有完成对个人的创造,只是开了个头,个人这一事物和概念的完成是启蒙以来的思想和社会成就。要理解个人这一发明就必须进一步理解群众的发明。群众代表着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通用人格,群众是现代工业、现代市场和大众文化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假如没有“所见略同”的群众,就不可能形成诱人蜂拥而上而卖遍全球的商品,而趣味标准化的产品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群众性。群众是心灵相似具有通用人格的人们,群众不等于集体,也不是个人的对立概念。个人的对立概念是共同体。群众是由个人组成的集合,群众与个人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概念。基督教带来的社会革命正在于它发明了普遍通用的群众,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共同体和小社会,使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一种通用身份(基督徒)。破坏特定社会关系所定义的特定身份是残酷的,就像一个人被逐出家庭和村庄。不过有一点不同,基督教鼓励人们为了一种新身份而主动背弃家庭和共同体。与被逐不同的是,主动背弃虽然也痛苦,但却是为了一种神秘诱惑。耶稣给出十分夸张甚至恐怖的说法:“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富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并且“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弃所属家庭、社会关系和共同体而后获得一种新身份,一种人人相同、人人平等、超越了自然个性的身份,一种以基督教信念为普遍精神的通用身份,这就是基督教发明的群众。群众的魅力在于,每个人在这种新身份中似乎分享了所有人的力量,每个人都似乎变得强大而且安全。人们迷恋成为群众,正是谋求力量感和安全感,它比传统共同体的安全感更加通用。《耶稣与迦南妇人》,彼得·拉斯特曼,1617年。基督教的群众性使古代那些属于特定共同体和小社会的神话和文化受到严重挑战,而从精神到物质都具有通用性的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最后摧毁了属于共同体和小社会的美德体系,以至于厚古薄今的麦金泰尔只能在书本中“追寻美德”(after
202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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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数中国:我们如何解释和理解“风水” | 荐书

毋庸置疑,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历史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和范畴,是人类反思自身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未必真正具有普遍的应用性,更不能作为判断和衡量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标准。而透过中国史实和中国经验所获得的社会理论思考,包括中层的理论构建,作为多元文明之间的相互观照,同样可以具有世界范围的解释力。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世界文明的形成方式有两种基本形态,即中国式的(也即世界式的)和西方式的,前者是“连续性的文明”,保持着“民神杂糅”的特点;后者为“突破性的文明”,即“断裂性的文明”,带有“绝地天通”的特征。古代中国文明兴起的一个因素就是“王巫合一”,“巫—萨满”的文明传统在推动以华夏为中心的中国“大一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理论突破“把文明发生提高到思想史的高度上认识,指出天地人神的关系是各种文明形成其独特内心理解的基本背景”。“中国”作为一个“事实”本身,你可以依据现象学“本质直观”它,却始终无法有效预设或完整观察、归纳它——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你最多只能从不同的“符号经验”方式去暂时规定它。我们从史前和早期历史来反思,中国文明与文化认同的形成与跨区域的迁流、贸易活动及其礼仪行为相关。“礼仪行为常使用某些类型的贵重物品,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这些礼仪形态帮助了在中国文明形成期大范围内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祭祀方式和象征性符号组合”,伴随着贵重物品和资源向政治中心流动以及地区间礼仪传统的融合,“中国”即中心国家的观念也逐渐形成。“术数中国”(冷传统)和“礼义中国”(热传统)一直是“连续性文明”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的存在方式,并随着南进“迁流”浪潮而被形塑,形成不断扩散的“文明涟漪”,诸如“礼义为体,术数为用”、冷热交织的“圣教传统”(华心)。宋元以来,“礼义文明”只是更因“华夷观念”的深化而凸显出来而已,它并非特定地域社会(如东南或华南)的近世特色。因此,“连续性文明”路径反思的是“中国何以中国”的核心问题,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都反复在阐释这样的问题——寻找中国文明中形塑自我“中国”形象的历史原动力。“两个文明起源”的假说提示我们,如何以长时段的眼光和原生性的视角,来省思中国文化传统和信仰、思想世界,特别是“眼睛向下”去反观地域社会绵绵相续的整体性的观念系谱和文化取向,以及中国文明与其他世界文明的差异所在。本书的写作思路,正是在“文化·社会·人”三维关系的大历史视角中,尝试将一般性的风水知识和观念,以及信仰习俗的本质、功能与文化意义,放在“文明中国”的连续性生成机制内,放在精英和民众所共享的文化取向中考察,以期对以“风水”为代表的“术数中国”的基本风貌及其在南方地域社会的存在样式,有所思考。而这个“天地人神”共栖其间的“风水社会”体系,亦是领会中国之“天地之道”的曲径之一。第一节
202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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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者教育学”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文献列表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的诸多情况是弗雷勒想要去阻止、改变的:这是一个通过提出问题来拓宽知识却又最终屈从于文化战争的世界;是一个教师因循证推理而被批评呵责的世界;是一个人们因质疑美国早期殖民问题和残酷的奴隶史而被惩罚的世界。弗雷勒所呼吁的那种勇敢的思考,使得当今大多数政治领袖和公众人物在道德上的怯懦显得令人作呕。在具体的压迫境况下,人变成了异化了的“为他人的存在”,是一种他们所依附的虛假的“自我存在”。如果屈从了这种压迫境况,他们就无法真正地发展。他们被剥夺了决定权,全部由压迫者掌握,他们只遵照压迫者的指示行事。只有当被压迫者挣脱了束缚他们的种种矛盾,被压迫者才能开始发展,才能成为“自我存在”。问题在于他们论题的路径一直局限在知识生产的领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路向:作为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以“左倾”、“革命”或“激进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与被压迫者不同诉求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是否可能催生出新的被压迫者的知识形式和言说方式?也就是说在“政治”的意义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可以提供一种怎样突破西方“现代”规划和文明分裂的另类实践?鲁迅针对中国社会提出的“知识人与民众之间的构图”是“非得接受外来文明不可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里,没法回避的、必然发生并接受的共同观点……依据这观点能否把亚洲现代化整体作为尚未实现的、要克服这种构图而实现鲁迅开示的这种尚未实现的‘个人’(‘真的人’)的过程来重新思考,即能否作为由‘鬼’翻身到‘人’的文化史来重新构成新的历史框架?”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正是在对“真的人”和“真的知识阶级”苦苦追寻中度过的,他的思考与实践是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的宝贵遗产!反抗学校的危险无以预见,不过它并不像发端于其他任何主要制度的革命那么可怕。学校尚未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或者甚至尚未像一个大公司那样在自我保护方面组织得卓有成效。从学校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可以是不流血的。劝学员及其在法庭与雇佣机构中的同行们在对付违规者,尤其是对付贫穷的违规者时使用的武器,或许是采取无情的处罚措施。但面对群众运动的浪潮,他们会变得无能为力。剧场原本是狂欢的酒神歌舞祭:人们自由自在地高歌于户外,像嘉年华会、欢乐的庆典。后来,统治阶级掌控了剧场并筑起高墙。首先,他们区隔人们,将演员与观众分开:分成演戏的人与观戏的人——欢乐的庆典于是消失了!其次,他们自演员之中,将主角从群众里抽离,压制性的驯化于是诞生!现在,被压迫的人们解放了自己,并重新创造了自己的剧场,一道道的藩篱高墙势必将被推翻。回想剧中的叙事,在每一回中断时,都让观众深思:这演员扮演的角色,如果让行动符合性格,或者让性格符合行动,就是一种特大的简单化;真实人的性格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不允许这样来表现。社会的运动规律不能用“理想状态”来证明,因为“不纯”的矛盾性,恰好是运动和运动中的事件。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二十个国家中,十个国家位于西非。”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与戏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西非文化中充斥着各种仪式,生存的艰难并未让生活失去其值得庆祝的仪式感。如果电子游戏不是叙事(narratives),那它们是什么?我并不否认游戏和叙事确实有许多共同的元素,但我认为游戏最独特的特征是它们基于不同的再现形式。与由一系列固定动作(actions)和描述构成的叙述不同,电子游戏需要用户的积极参与,不仅为了阐释的问题,更是为了获得它的内容。叙事基于符号学再现,而电子游戏则依赖于模拟,即通过一个系统对另一个动态系统进行建模。当我们活生生的理论经验从根本上与自我疗愈和集体解放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就不再存在距离。事实上,这种经验更明显地表明了自我与集体两者之间的纽带——最终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过程。总之,面对底层社会,我们的社会学不应当只满足于解释世界,更不应该掩饰世界,而是要积极探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把知识生产和现实干预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学的科学精神与道德良知的统一。〇封面为Pedagogy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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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发文 | 被压迫的底层与底层的解放:读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江发文,师从沈原教授。保罗·弗莱雷,这位被美国著名左派知识分子阿罗诺维茨(Stanley
202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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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斯︱教学越界:理论即解放的实践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贝尔·胡克斯(bell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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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斯卡 | 被压迫者的电子游戏:批判性思考,教育,宽容和其他琐碎之事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冈萨洛·弗拉斯卡(Gonzalo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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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坚|促进大众自决的艺术:西非发展戏剧漫谈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黄坚,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兴趣为非洲戏剧。“世界一舞台,世人皆俳优。”对于广大的西非民众来说,男女老少皆为角色,终日演绎着挣扎求生的故事。虽然宣传报道有言过其实之处,但较发达国家而言,绝大多数当地人的生活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外援额度的增加、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工作人数的增长,仍然掩盖不了当下西非无法摆脱饥饿、贫困和失业威胁的事实。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二十个国家中,十个国家位于西非。”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与戏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西非文化中充斥着各种仪式,生存的艰难并未让生活失去其值得庆祝的仪式感。喜庆婚丧、生老病死、祈福求雨、播种收割等深受西非各民族的重视,为此而精心筹备的仪式总是民众乐于参与的狂欢。有时庆典活动可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每一次经历的象征性意义在西非文化语境中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和诠释,“人与人之间所呈现的是角色扮演者(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非的生活是触动心弦的戏剧,西非的戏剧则是舞台化的真实。一、非洲发展戏剧的流变“发展戏剧”(Theatre
202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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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乔 | 剧场,革命与对话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钟乔,1956年生,本名钟政莹,台湾省苗栗县三义乡人,台湾中兴大学外文系毕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曾任优剧场团长,1996年创办差事剧团。奥格斯特·波瓦(Augusto
202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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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瓦 | 被压迫者剧场:被压迫者诗学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202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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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奇 | 去学校化社会:仪式化了的进步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伊万·多明尼克·伊里奇(Ivan
2024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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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 “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下)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兼及当代理论和思想史研究。著有《想象城市的方式》(2006年)、《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2005年)等。即使不作更深入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弗莱雷将“解放”的终结承诺诉诸“人性”的普遍觉醒,带有十分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所以有人将他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称之为“世俗的解放神学”。我们很容易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质疑人性的普适和理想的虚妄,然而却不能不在弗莱雷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深刻结合中看到,某种超越性的“乌托邦”想象(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往往体现为“人性的希望”和“爱的吁求”)可以激发出巨大的道德和行动勇气,极有可能成为摆脱“主奴结构”循环的力量源泉。《野草》收录了鲁迅1924年至1926年所作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图为1927年的初版书封。[图源:chinawriter.com.cn]与弗莱雷略显乐观的姿态相比,现代中国寻求突破“主奴结构”循环的努力则更为绝望和激烈。鲁迅在《野草》中讲述了一个《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故事,很显然这是一个关于“主奴结构”关系的寓言。一般对于这个寓言的理解是强调鲁迅“启蒙主义”的立场,认为他着墨最多,同时“也更加憎恶地关注和描写的是‘奴才’的安于卑微地位与对‘主人’的奴颜卑膝。这里牵扯着鲁迅一生中最关心的人民群众的不觉悟这个启蒙者心中萦绕的根本问题”。根据这种理解,“奴才”和“聪明人”显示出一种“同构”的关系,就像冯雪峰早年分析的那样,“‘聪明人’其实也是一种奴才,不过是高等的奴才;他很聪明,知道迎合世故和社会的落后性,以局外人或‘主子’的邻居的姿态替‘主子’宣传奴才主义哲学,所以也是一种做得很漂亮的走狗”。而且,“聪明人”和“奴才”的地位可以互换,“奴才”如果足够“聪明”能够上升为“聪明人”,而“聪明人”一旦失去了地位也就沦为“奴才”,但相对于“主子”,他们都是“奴才”,共同处于一个不断循环的“主奴结构”之中。只有“傻子”是外在于这个“结构”的,他代表了突破“主奴结构”循环的力量。所以,冯雪峰才会认为一个和“奴才”与“聪明人”“相对立的、能够突破传统思想和保守势力的真实的改革者‘傻子’”,“是这篇作品的战斗性所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个‘傻子’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对于‘抗世违世情’(作者自题《呐喊》诗)的作者自己的一种描写”。然而,日本学者竹内好却以“影子”的阅读法来重读鲁迅,他说:“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我称之为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种阅读视野里,竹内好借助鲁迅另一个有名的关于铁屋子的比喻,重新叙述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个著名的寓言。他认为,这则寓言揭示的是人在被唤醒之际不能逃离它试图逃离的境地的痛苦;“不过,如此解释这则寓言,我觉得在解释一方主观上要具备某种条件,而那条件却又是由阅读对象鲁迅从他那个方向所规定的了”。在竹内好的分析中,他指出这则寓言的“主语”是“奴才”,不是抽象的奴才劣根性,而是具体的奴才,极端地说,就是鲁迅自身。换言之,不能从这则寓言中抽象出聪明人和傻子这种人性的对立面,而要读出它不能抽象的个性。这种个性就在于傻子不能救助奴才,他只能把奴才唤醒并告诉他没有出路;聪明人能够救助奴才,但他的方法是让奴才处于不被唤醒的状态而让他继续做梦。于是,这时的问题不在于奴才是否能得救,而在于他是否抗得住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人生最痛苦”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是傻子更不是聪明人,他就是“奴才”本身!不过,所谓鲁迅是“奴才”,他与自己笔下的“奴才”最大的不同是,鲁迅是能够打熬和隐忍那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人生最大痛苦的“奴才”。这意味着鲁迅把自己置身于“主奴结构”的内部来寻找突破“主奴结构”循环的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不同,鲁迅既拒绝任何来自外部的拯救,也拒绝把自己当作“拯救者”:他就是“奴才”,在拒绝了“奴隶”的幻梦同时也拒绝了解放的幻想。“在这个层面上,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才获得了具体的内涵”。竹内好的分析不仅揭示出鲁迅对于“主奴结构”的独特思考,而且重新构造了“鲁迅文学”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也即“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历史地看,这一构造在鲁迅“弃医从文”的那一刻就内在于他的创作之中。借用竹内好的说法,这是可以与
202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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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 “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上)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兼及当代理论和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想象城市的方式》(2006年),《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2005年)。1杰姆逊(Fredric
202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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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弗莱雷 | 被压迫者教育学:文化侵犯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保罗·弗莱雷(Paulo
202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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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劳伦 | 保罗·弗莱雷与世界的阅读:百年与今天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彼特·麦克劳伦(Peter
202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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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告 | 被压迫者教育学

专题导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鸣谢专题策划人: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No.1彼特·麦克劳伦,2021,《保罗·弗莱雷与世界的阅读:百年与今天》,刘鹤晨译,发布于“结绳志”公众号。No.2保罗·弗莱雷,2020,《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新、张屹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章:文化侵犯,第83-93页。No.3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No.4伊万·伊利奇,2017,《去学校化社会》,吴康宁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3章:仪式化了的进步,第57-61页。No.5奥古斯都·波瓦,2000,《被压迫者剧场》,赖淑雅译,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4章:被压迫者诗学,第161-166页。No.6钟乔,2021,《剧场,革命与对话》
202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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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 三访江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安德鲁·阿伯特
202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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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 | 荐书

导言2024年6月28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通过,为继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指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谁来带动乡村振兴?《乡村纪事》一书集合了多位作者在新型集体经济主题上的探索,尝试回答这一问题。通过集体调研、集体写作的方式研究村庄的集体化实践,讲述七个真实的乡村故事,作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力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体。乡村要发展,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小农户,也不能只依靠某个“能人”和大户,更不能简单等着资本下乡或城市的反哺输血。村民要真正组织起来,在村集体的领导下,以整体的角色投身到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的潮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兴发展的主动性。本文选编自《乡村纪事》序言,主要结合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阐释:一、为什么乡村振兴的龙头是村集体,而不是政府、个体农户或者资本?二、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集体组织者如何带动村民突破长期的分散惯性和阻力?本书中的七个集体经济案例虽然在产业基础、发展过程、发展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只有付出逆市场化的努力,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型集体经济。新型集体化实践2018年夏天,我们前往西藏自治区双湖县调研嘎措乡集体经济,刚开始当地的一些干部对我们调研集体经济有些不解。他们认为集体经济是落后的、迟早要被淘汰的制度,有什么值得调研的呢?但我们调研发现,恰恰是集体经济让嘎措乡拥有了稳健的经济、小康的民生、和谐的社会、以及良好的生态。与单干牧户相比,在接近无人区的雪域高原上,嘎措的集体牧业既能保护生态,严格执行草场轮牧制度,又能出产更优质的畜牧品,还能开展多元兼业,自主开发多种皮毛制品,组织建筑队,等等。嘎措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远高于双湖县的其它乡镇,还高于西藏双湖县以外地区农牧民的人均水平。在社区内部,嘎措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照顾年老体弱者,甚至还首创了牧民养老制度。嘎措乡地处海拔4900米的高原,自然环境恶劣,除了“生态宜居”这一条非人力可为之外,依靠集体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其他几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们在西藏听到的有关集体经济的成见并不罕见。这种成见大多随着农村改革、集体式微而出现,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的普遍性。农村改革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小农持久论,倡导小农是“三农”发展的主体;另一种是“腾笼换鸟”论(或称小农消亡论),倡导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让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成为农业的主体。那么,乡村振兴应以谁为龙头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困境已经说明乡村振兴的龙头不可能是分散的小农,但也不是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此外,乡村振兴也不能简单依靠城市化来带动,乡村问题与城乡关系、城市化密切相关,但也是相对独立的,政府也难以充当乡村振兴的龙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已经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放了大量的资金,这样的外部性输血对改变乡村面貌,尤其对改善基础设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然而仅仅依靠政府并不能解决农村社区由去组织化带来的内生性缺失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政府已然看到乡村问题的基础性和长期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个中长期战略,正是体现了这一认识。我们希望通过调研回答乡村振兴谁是龙头,乡村振兴如何探路这两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是缺乏组织化、缺乏内生性。通过调研,我们认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应该成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龙头,村庄的新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业态黯淡、农村社区原子化、农村生态环境缺乏整体性统筹等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乡村振兴才有基础和抓手。高寒地区牧业大多面临“过度放牧—草地退化—牲畜减产—牧民致贫”的循环。[图源:Unsplash]乡村振兴的龙头谁是乡村振兴的龙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缺乏抓手,面对扶贫增收的任务,地方领导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安排农民的种养项目,结果却往往不如预期。行政命令式的推动往往效果不佳、事与愿违,还可能导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诽:地方领导责怪村干部落实不积极,村干部则觉得自己要被动承担试错的责任和后果,担心遭到村民埋怨。显然,地方领导做主,却并不承担决策的后果,村干部不能决策,却要承担试错的后果,权责不统一。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应该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战略指引,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资本是否能承担乡村振兴的主体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一些资本活跃在民间高端论坛,在乡村振兴中寻求商机。诚然,让资本唱主角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的主流思路,然而招商引资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性。有国际农政研究发现,资本化农业越来越趋向于“采掘性”(extractivism),即农业越来越脱离传统的资源循环模式,越来越趋向于资源流失的模式,这样的农业模式具有采掘性,也可称为“掠夺式”。印度著名的生态学家范达娜席瓦言简意赅评论了其后果: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在所谓高产的同时,它们把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而这些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荷兰农政学者范德普勒格指出,资本主导的农业在表面上、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了“发展”,
202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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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的社会学研究”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文献列表一、社区研究每家土地面积窄小,限制了抚育孩子的数量。另一方面,土地相对较多的农户生养较多的孩子,从而在几代人之后,他们占有土地的面积就将缩小了。在这些条件之下,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得到了调整。本章希望通过对河村这一个案的进一步解读,尝试着对农村集体主义的基本特征、类型,以及它对中国农村治理及农村发展的含义等做出概括,进而为农村社会的发展逻辑探寻一种解读视角。二、小城镇研究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此后打算写一篇关于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来参加这次小城镇讨论会。什么是合理的城镇体系?什么是小城镇的合理规模与布局?这方面可比性的指标很难确定。从小的方面,就一个区域而言,这是个动态过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许多认识上的不一致往往由此而来。要依据地区特点和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老观念和调整政策措施。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研究,要注意共性也即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与个性特点的相结合,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国情、省情、市情以至县情、乡情出发。采取瞎子摸象、固执己见的态度,于实践无补。三、乡镇企业研究按照现代产权经济学对产权概念的严格理解,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中国的产权制度中事实上包含着一些非产权的制度安排。这些非产权的制度安排和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制度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故放到一个系统中加以研究。乡镇企业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四、政府行为研究本章的任务是深入包括集体和私营在内的农村企业起飞和成长的过程,将揭示政府领导的地方增长的性质及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吴江的发展受制于历史经验,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现在,更决定于是否能突破阻挠制度创新的历史障碍。〇封面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开弦弓村,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以该村为样本所调研著作的《江村经济》而闻名于世。这是
202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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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灵 | 强制完成的经济私有化:苏南吴江经济兴衰的历史过程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雅灵,1992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通过田野调查与比较案例分析,聚焦于中国地方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制度惯性和制度创新。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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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慕珍 | 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快速经济增长的组织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Jean
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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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上)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渠敬东,1970年1月生于辽宁沈阳,祖籍江苏丰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本硕阶段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相关阅读: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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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下)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渠敬东,1970年1月生于辽宁沈阳,祖籍江苏丰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本硕阶段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相关阅读: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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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定 | 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安德鲁·阿伯特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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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 小城镇 大问题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安德鲁·阿伯特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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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声等 | 论小城镇与城乡协调发展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吴大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邹农俭(1957-),江苏省无锡人,中共党员。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城乡关系;社会结构。著有《小城镇区域分析》《集镇社会学》《苏南地区社会发展报告》《江南农村十年大变迁》《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等。居福田一、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作为整个社会改革先导的农村改革,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农村改革是紧紧围绕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展开的。伴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小城镇的崛起,由衰到兴,成为社会变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至今,我国已有县城镇和建制镇1.2万个,乡级镇4万多个。最近几年,是小城镇发展最快的时期,湖南省80年代初以来,建制镇数量由162个增加到542个,乡镇从1300个增加到2484个。浙江省温州市70年代初只有18个建制镇,1985年增加到86个。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江苏省现有县城镇、建制镇和乡镇1901个,约集中了全省总人口的23%,超过该省城市人口的一倍。拥有县域范围内工业总产值的85%。小城镇的蓬勃兴起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伴生物,而不是行政力量指导的结果,它是农村商品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要求,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小城镇的繁荣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摸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市场。小城镇作为农村最基层的商品交易场所,在我国农村的商品交换和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农民的大宗农副产品出售,农民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城乡间众多物资、商品的流通,无不与小城镇这一初级市场相联系。离开了小城镇这一流通场所,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将陷入困境。现在,农村商品经济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大量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各种专业性市场的兴起,以及城乡之间商品流量的增加和扩大。小城镇的市场范围正在从过去狭窄的一乡一镇拓展到城乡更大范围,加入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流通网络,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正在加入到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的大循环中去。小城镇的这种农村基层市场的地位,是大中城市所无法取代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市场体系,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初级的基层市场对商品经济还处在发育阶段的地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很难设想,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大中城市的较为高级的市场,能够满足生产力水平依然很低,而地域广大、分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要求又多种多样的农村的需要。(二)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使小城镇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基地,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农村自身的工业化才能实现,而我国农村工业化是亿万农民作为工业化的主体,运用农村的各种要素,通过发展乡镇工业为基本特点的。农民办工业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它既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又是一种自发性的实践,自行组织、自担风险。因此,在考虑工业布点时,选择易于调动乡村各种要素,包括人口的集聚,既有一定社会化设施,又便于管理的地域,无疑是实践成功的必要前提。小城镇既与农村有着自然的联系,又或多或少有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物质设施可以利用。在这里创新、试验、进退自如,增大了成功的可能性。小城镇自然而然地成为农村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理想基地。农民自发的工业化,首先是按照农民实践活动的客观要求进行的。选择小城镇作为工业化的历史起点有着客观必然性。当然,农村工业化的实践不会永远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即使是小城镇,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例如,苏南地区,在小城镇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正在“挤”出若干小城市。1982年至1986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27个市,1987年增加了30个市。到1987年底为止,我国城市总数已达381个,约为1978年的2倍。江苏省的江阴、张家港、仪征、淮安、兴化、宿迁、丹阳、东台等市,都是在原来小城镇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有些将来甚至会壮大成中等城农村工业化的基地,也将随着实践的进展从小城镇扩大到城市。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的现实不同,建设的重点应该各有侧重。以小城镇为起点,为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准备必要的动力,进而在运动中,规范乡村工业的形态,促进不同规模的居民点、生产力聚集地趋于有序化。这是我国农村工业理想的演一进过程。(三)小城镇是农村社会一切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中心。我国的乡村社会具有很多明显的特征:人口多、地域广、生产力水平低、区域差异大。这些特点决定了仅有城市这种高级形态的活动中心,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而需要形成多层次的活动中心,小城镇就是最基层的中心,是对乡村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中心。我国农村的封闭状态正在逐步被打破,但农村人口的活动方式、范围仍有明显的地域性,正在形成以小城镇为活动、交往中心和城乡枢纽的基本格局。例如,我国较为完整的商业、交通、教育、卫生、邮电等社会设施,一般只到乡镇一级为止。小城镇及其周围“乡脚”,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小区域。在我国,小城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每一个同志要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充分认识发展小城镇建设的深远意义。在我们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城乡差别还较大的大国里,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而我国农村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基础都较薄弱、水平低,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要求很不相称,小城镇正是适合这样一个特定的乡土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这样的基础上,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积聚,不具备大范围构造诸如大中城市这样较大规模的空间实体的可能。任何试图搞超阶段、一笔抹去小城镇历史意义的设计,作为理想也许是美好的,然而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从我国城市的现状来看,总的说,城市因素在整个国家中的比重仍较小。我国的城市密度为5.08万平方公里/1城市,而美国为3.72万平方公里/1城市,日本为0.22万平方公里/1城市,法国为1.03万平方公里/1城市。平均每个城市占有全国人口,我国是537万人/1城市,美国为87.3万人/1城市,苏联为108.9万人/1城市,日本为66.8万人/1城市,法国为100万人/1城市。可以看出,我国城市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极不相称。城市发展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使得城市在城乡运动中本来应该起的主导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建大量的新城市又受到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因此,城市的部分职能只能由小城镇来担当。在一个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农村比重大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指望一蹴而就。同样,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新型城乡关系的确立,不可能按照理想的模型,统统建立清一色的城市系统来完成。以投资为例,江苏省的情况是,城市每安排一个劳动力,仅生产性投资就要11000元,而小城镇每安排一个劳动力,需要提供生产、商业服务方面的投资为4500元。人口众多,资金严重不足,正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城镇正是建筑在这样一个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在我国才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普遍意义。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客观的条件决定了我们只能以质量较低、规模较小的小城镇作为历史的起点。在小城镇获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等级体系,才能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主体、多层次、高质量的网络结构。由此观之,小城镇在我国的出现,实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许多基本特征紧紧地联系着的。小城镇的繁荣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二、城乡协调发展的调节器目前,一个由小城镇参与的城乡新格局、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之中。小城镇正在成为协调城乡发展的调节器。——小城镇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向,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如何建设,有些什么基本的特点,有必要加以认真探索。由于我国农业的经营状况和小城镇所处的特定地位及其功能,决定了小城镇应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基地。(1)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村中的各项基本设施较差,单纯依靠大中城市完成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既很难满足要求,又无法产生直接的效果。(2)总的说来,在我国,地域性的网络体系尚未完善,特别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地域结构体系正在构造,在这种情况下,为乡村服务的基本基地必然具有就近性特征。(3)农业作为自然活动过程和经济活动过程的统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农业提出的要求多种多样,且往往有强烈的时间性。加上我国的区域差异性较明显,从而要求为农业服务的基地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自主性、敏感性。形态稳定、辖地较广的城市自然是难以做到周全的服务的。(4)从小城镇来说,与农村有着历史的、地缘的、经济的、社会的诸方面的密切联系。为农业服务的机构、组织,客观上又要求适当集中。于是,小城镇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基地是符合逻辑的选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有赖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小城镇既是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结果,又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起推动作用。农村非农产业的增长,由于它不是以土地为直接的生产对象,必然要求相对地集中,以求得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扎根于农村的各种非农产业又必然需要与农村保持多种联系,工业、副业、服务业很大部分都是围绕农业活动展开的。于是决定了非农产业的聚居地一般以就近农村为宜。实践中,小城镇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和加速器。据对江苏省7个县的调查,县域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结构为:工业占44.4%,农业占43.2%,建筑业占6.5%,运输邮电业占2%,商业占3.9%。而县域工业产值的8%,建筑业的45%,运输邮电业的30%,商业的81%是在小城镇上实现的。在县域范围内,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就开始了从大面积的区域转向以小城镇为主,小城镇与城市一起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基本构架。——城筑与人口的再分布。我国是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的分布及其再分布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占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地域性变动,为我们重新绘制人口的分布蓝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为大量的农村人口提供新的聚居地,又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在农村人口过度庞大,转移势在必行,又不具备大面积开垦荒地迁移人口的条件的前提下,容纳大量农村人口的场所,只可能是集中程度高于农村的一类社区。城、镇这样一个规模从大到小的居民点体系就成为容纳农村人口的新场所,但由于具体国家或具体区域的情况不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重点会有所差别,有的以较大规模的空间实体即大中城市作为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目标,有的则以空间实体较小的小城镇作为农村人口转移的主体部分。我国这几年的实践,比较明显的是农村人口偏重于向小城镇转移,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体现出相当大的普遍性。有人认为,组织农民建设新的大中城市,亦能完成这一人口转移任务。这是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了解的看法。因为规模较大的空间实体不等于规模较小的空间实体的简单累加,建设大中城市无疑比小城镇的要求高得多,困难也大得多。资金、技术,城市基础设施的要求都比较高。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集聚资金、人才、技术,有意识地建造少数几个大中城市是可能的,如四川的攀枝花市、深圳特区等,但决不会具有普遍意义。在几年的时间内,新建少数几个大中城市要容纳今天小城镇已经接纳和将要容纳的数万万农村人口,是不可能的。面对以亿计算的迫切要求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新建几个大中城市岂不是杯水车薪!在容纳农村人口的实体极为有限,要求转移的人口压力又异常强大的矛盾面前,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以低质量、小规模的空间实体起步,以较快的速度转移人口;要么以质量较高的大中城市为起点,但必须延缓人口转移的速度,其实质也就是延缓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落后境地。我国的人口状况,使我们只能选择前者。谁都知道,我国的城市体系正在完善之中,特别是大城市面临的困难很多,最主要的是人口过多。人口过量,导致住房、用水、交通、生态环境都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现有大中城市决不能再以扩大人口规模为目标,在城市积累着的一大堆问题还未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再以发展大城市为基本方向,其前景是难以令人宽怀的。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恰恰有助于城市问题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处理好。从整个社会的居民点体系和城镇体系看,不同层次的空间实体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依存关系,处于基础层次的较小规模的居民点,在数量上必然比高层次的居民点为多,在小城镇发展的基础上,将会成长出一批小城市、中等城市乃至大城市,这条城市发展的自然道路比短期内集中力量建造几个大、中城市的代表性无疑要大,这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过程。——城-镇-乡网络结构。小城镇在乡村大地上的广泛涌现,改变了原有城乡分割、自我封闭的局面,形成了新型的城-镇-乡相互依存、相互沟通的网络结构。这一结构,不仅体现在地域上,而且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上也得到充分地展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从政治原则上结束了城乡对立,但是,城乡的实际分离不可能一下消失。城乡分离的结果妨碍了城乡要素的流动、结构的优化,从而影响到社会的整体运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必然要建立在各种社区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小城镇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层次,它一头通向城市,一头连接农村。对城市而言,小城镇代表着乡村,是城市向乡村辐射的落点,对乡村而言,小城镇又是农村小区域的中心,代表着城市与乡村联结,将城乡融为一体,小城镇成为沟通城乡的纽带。据对江苏省的吴江、江阴等7县(市)190个小城镇的调查,小城镇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十分明显(见表1)。表1清楚地说明,小城镇有纵向(与城乡)、横向(与其它镇)的联系,与外界的关系是发散式的,小城镇与外界的联系形式多样,小城镇的城乡纽带地位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已成为它的基本特点之一。结论是,小城镇已经是城乡网络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表1还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小城镇在城乡网络中的,地位越突出。可以肯定: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小城镇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的过程。城-镇-乡网络结构的形成,将社会逐渐联成为一个整体,整个区域、社会的运行正是依托这条主要脉络进行的。所谓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也正是从其内在联结这一关系上而说的。这条线索的形成也给我们调节、协调区域社会提供了实施基点。城乡关系以城-镇-乡网络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城乡的直接结合往往代表意义不大,关键还是由城乡要素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我国城乡的生产力水平、社区的物质设施、文化的差异性都比较大,城市化程度低。于是,城乡的直接沟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困难重重,而需要在城乡之间有一个中介体作为桥梁。只有在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时,这种给构模式才会彻底变化。例如,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由于公路、铁路和水上交通的便捷,农村越过小城镇与城市直接联结的情况正在发展。基于以上若干基本的认识,我们认为,对待小城镇一定要把它放在整个城乡社会的发展中加以认识和把握,小城镇的发展已经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全局性的战略问题。那种就小城镇论小城镇,或只局限于从农村看小城镇,或从城市、小城镇中各抽出几个指标进行简单的比较的做法,难免不发生偏差。三、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是一定地域的经济社会网络的空间结构形态,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趋势下,随着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劳动分工的发展,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向城镇集聚,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和小城镇都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地域空间结构将重新组合,一定地域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小城镇,将逐步形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构成以大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基础、不同等级城镇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城镇等级体系。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人口、资源、交通设施等分布很不平衡,各地区在同一时期的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必须以区域基础为前提,形成与区域发展条件相适应的区域城镇体系。各个区域城镇体系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协调发展,构成全国城镇体系的整体。一个大的或较大的区域经济跳动着统一的脉膊,需要有一个中心城市作为心脏推动其发展。作为区域中心的大城市,它的经济起飞,强大的中心作用将推动区域经济的起步,并逐渐加速发展。在我国,凡是发达的大城市,其周围地区经济都是比较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经济发达,就是因为有上海这样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较快,与这个地区有较多的大中城市可以作为乡镇企业的依托而密切相关,我国不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大城市的带动。因此,大城市是不可缺少的,区域城镇体系必须以大城市为中心。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城镇体系必须以小城镇为基础。我国有10亿多人口,其中8亿多是农业人口。我国城市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变多数农业人口为非农产业人口,并使多数非农业人口从农村向不同规模等级的城镇转移。据有关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2亿人,并有可能超过。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到2000年,全国将有4亿农业人口(其中2.7亿劳动力和1.3亿被抚养人口)从耕作业中转移出来。如果农村中的林、牧、副、渔业能安排一半,还有2亿人口需要转移到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小城镇。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不同等级的城市能接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大部分脱离农业的人口要由小城镇来接纳。我国城市化起步很迟,进展比较缓慢。1949年,全国设市城市只有60个,城市人口57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6%。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80年,设市城市发展到223个,设市城市人口(按市区非农业人口计算,下同)发展到90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7%,30年净增城市人口3270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只有三分之一来自农村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50年代转入城市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从1980年到1986年,我国设市城市发展到353个,新增城市130个,设市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263.7万人,6年净增城市人口3228.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38.1万人。1986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合计已有54个,占设市城市总数的15%,这两级大城市的城市人口7176.4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总数(不含建制镇人口,下同)的58.52%。这两级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都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今后必须控制发展。也就是说,这两级大城市的数量不应再有较多的发展,其人口和用地规模必须严格控制。但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布局来看,东部沿海地带和横贯东西的长江沿岸地带,将是我国在本世纪内进行重点开发和布局的两条最主要的轴线。在轴线地带进行开发要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沿主要交通线布局大中型工业企业,通过中心城市联系广大区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促进其他资源丰富、条件优越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随着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这两条轴线地带现有的许多大中城市的规模将继续扩大,从而使一些大中城市升级。有关部门预测,在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下,到本世纪末,还会有5~15个大城市上升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0~30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上升为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根据这样的预测推算、扣除这些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全国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最多只能接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600万人左右。我国现有的中等城市也已有相当的规模。现有中等城市95个,占全国设市总数的26.9%,城市人口2884.6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3.52%。中等城市在技术力量、生产协作条件、交通、通信、市政公用设施及各项服务方面,都具备一定的基础,在用地和资源方面又不象大城市那样紧缺,而具有相当的潜力,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国家急需的一些新建的重点工程,有计划地安排到中等城市,可以做到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因此,在“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的方针下,今后中等城市还应该有较多的发展。但是,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要控制在50万人口以下,除确有必要者外,一般不要发展为大城市。据有关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将有50~100个条件较好的小城市发展上升为中等城市。扣除其自身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外,这些中等城市也只能接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1000万人左右。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现有204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8.1%,但全国小城市人口只有2207.7万人,只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7.96%,小城市人口比重明显偏低。因此,今后要继续积极发展小城市。现在全国有2014个县城,其中有一部分县城条件较好,还有一批正在建设中的工矿小城镇,今后要加强这些条件较好的县城和工矿小城镇的建设,使它们在达到设市标准时,及时转变为设市的小城市。据有关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将有200个左右的县城和工矿小城镇发展成为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这些小城市,除自身的人口自然增长外,能够接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1400万人左右。综上所述,到本世纪末,全国各级城市能够接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合计为3000万人左右,只占从农村转移出来需要进入城镇的2亿人口的15%。还有需要进入城镇的1.7亿人口如何安排呢?能不能再多建设一些新的城市呢?建设新的城市,前面说过,受到财源、资源、交通、技术等条件的制约。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经过6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投资1万多亿元,在原有60个城市的基础上,发展了287个城市,解决了12358万人就业,平均每一就业职工需要有固定资产投资8600多元,还不包括城市职工享受住房、粮油、副食品等方面的补贴费用。前面提及的新建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市,现有35万人口,国家共花投资37亿元,平均每人1万多元。如果要再发展大量的新城市,来容纳原有城市所不能容纳的1.7亿人口,以安排一个人需投资1万元计算,则需国家投资17000亿元。这笔十分巨大的投资,我们这个现在还比较贫穷的国家是根本拿不出来的。我国是水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淡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为27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4。淡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北方缺水比较严重,海河、滦河、淮河流域,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321~425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数的1/7到1/9。华北、西北地区地表泾流量不及全国1/10,地下水资源只占全国的22%。少数大城市已开始跨流域引水,但投资浩大。因此,在我国北方,应避免大城市人口过分集聚,一般不宜再增建新的城市。新城市的建立,必须以交通为先行条件,今后城市发展的轨迹,从全国来看,仍是沿着铁路和象长江那样的水运动脉走。从我国交通建设的发展趋势看,在一些新建的主要铁路干线和长江沿线会有少数新城市出现,但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新建更多的城市。这样,为可能发展的大中小城市所接纳不了的从农村转移出来的1.7亿人口,必须依靠小城镇容纳。我国小城镇在数量上和规模上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小城镇不仅面广量大,容纳量大,而且劳动就业费用低。对此,上文我们已作了交代,而且这种建设投资主要来自于乡镇企业交纳的税金和社会集资以及进镇务工经商的农民投资,国家的投资是很少的。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行得通的。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促进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从1980年到1987年,全国设镇建制的小城镇从2374个发展到10000多个,建制镇非农业人口发展到8000多万人,其中有6000多万人口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非农产业人口。据有关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全国建制镇将发展到20000个,建制镇的人口将发展到1.6亿—1.7亿人。到那时,未被大中小城市所接纳的来自农村的1.7亿非农业人口,将为建制镇所接纳。凡属合理的城镇体系都是成序列的,即属于最低层次的城镇数目最多;层次愈高,城镇数目愈少;属于最高层次的城市,通常只有一个,最多2个。正在发育中的我国的区域城镇体系,以层次最低、数目最多的小城镇为基础,以层次最高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发展若干个中等城市和较多的小城市,作为区域城镇体系的中间层次。这些不同等级层次的城市和小城镇的性质、功能各具优势,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合理分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既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大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又有利于带动周围中小城市、小城镇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四、兴利除弊,引导小城镇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小城镇的繁荣与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一对孪生子。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看,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农民自身创造的小城镇工业化道路,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9年来,全国有8000万农民转入小城镇和非农产业。在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上解决了国家和社会无力承担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隐蔽性失业)问题。江苏全省转入非农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力的一半,苏南地区已达70%左右。9年来,乡镇企业创造了以亿万计的物质财富,仅税收一项,即达610多亿元。上交国家财政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的江苏省,乡镇企业的税利已占该省财政收入的1/4。9年来,乡镇企业支付农民工资2100亿元,支农资金140多亿元。成千上万个具有现代气派的小城镇和农民新村,在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崛起在绿树掩映之中。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预计将超过4500亿元,在我国农村史上,非农产业产值将首次超过农业产值。9年来,乡镇企业培养锻炼了成千上万个熟谙商品知识、驾驭市场规律的农民企业家。成千万农民在从事具有近代工业生产特征的劳动中,观念在转变,知识在升华,成长为农村新一代的工人。当前,在沿海地区,要求乡镇企业利用自身经营机制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按照国际市场“多品种、小批量、交货快”的要求,首先开辟通道,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一场新的攻坚战。人们在强化开放意识,开拓意识,谱写着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这一切,都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但我国农民通过自身伟大的实践,终于找到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繁荣富裕道路的突破口。当然,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在向商品经济轨道发展过程中,必须采用在以公有制为主导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层次生产力并存的方法。而农村商品经济的每前进一步,都是依托小城镇这一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实体而存在而发展的。然而,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利弊共存是事物发展中的共同规律。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焉能例外,它们绝非一好百好。目前一些对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指责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过多占用耕地说。谁都知道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已由50年代初的2.82亩下降到1.36亩。“六五”期间,全国平均每年以700多万亩的速度锐减。江苏一年大概减掉一个洪泽县面积的耕地。尽管占用耕地并不都是用来建设小城镇和发展乡镇企业。据江苏太仓县的典型调查,这方面占用的耕地约占1/3。然而对土地的不注意节约使用、合理使用也是事实。上地资源告急的严重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尤其在东南沿海,更应珍惜寸土。这里既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又是膏腴之地。全国高产稳产田仅有1/3,大部集中在这儿。以山东、江苏为例,垦殖指数达45%,是我国西部的9倍,农业总产值是青海、西藏的20倍。东部一亩耕地抵上西部的10亩,能不珍惜利用每一寸土地吗?——环境污染说。农村工业的“遍地开花,到处冒烟”,不可避免地使农村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一些乡镇企业,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生产中的各种污染物。有些地方已与城市工业污染的扩散相融合,形成源多面广的环境污染。据江苏省有关部门监测,占全省17%面积的水域,目前只有长江中泓和太湖主体的水质还保持良好状态。任其自然发展,农村将无可饮之水!——人口过密说。目前,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举世无双的特大城市圈的雏形正在形成中。来自川、豫、皖及苏北等地区的劳动力,正随着多年来乡镇企业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而源源流入这儿。在这儿安营扎寨,生根立足,仅江阴一个县,引进的四川姑娘与当地男青年结婚的就超过5000人。这一地区究竟有多少外来劳力,谁也说不清。仅据无锡市一市三县(即江阴、无锡、宜兴)的初步调查,为20万挂零,实际远不止此数。从城市到集镇,熙熙攘攘的人群操着不同的方言和口音。我们并不排斥人口流动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只是担心:这股浪潮再发展下去,不用多久,将会出现一个比日本东京都还要庞大的城市圈,以湖光山色、鱼米之乡著称的锦绣江南,则将在地球上消失。这是危言耸听还是杞人忧天?但东京都的形成当初并不是日本人的主观愿望。人们已经走过的弯路,是不是不可避免呢?——乡镇企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小城镇布局的零乱问题,等等,等等。但是依据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中心的初级阶段理论,将上述利弊相权衡,那么、建设小城镇和发展乡镇企业,毕竟还是利大于弊,利中有弊而已。因有弊而采用因噎废食做:法是愚蠢行为,因弊小而放任不管也不可取。任何事物的演变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使小城镇健康发展,已是发达地区的当务之急。那么,小城镇怎样才能健康发展?看来,已不是单靠小城镇微观上的规划管理所能奏效的了。重要的是在宏观上要有正确的决策和指导。从苏南这类发达地区看,小城镇与乡镇企业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有把小城镇建设与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步调相一致,统盘考虑城、镇、村布局,人口布局,城乡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小城镇才能健康发展。但这里面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矛盾因素,相互交织,不理顺这些关系和处理好种种内在矛盾,兴利除弊将是一句空话。就小城镇健康发展来说,择其要者而言,有这样几个关系要处理好。一曰,正确处理乡办工业与村办工业关系农村工业的所有制,叫作“乡办乡有,村办村有”。但在农民眼里,诚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乡办工业已是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尽管乡办工业支撑着乡财政,承担着小城镇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开支,间接为农民服务,但农民总觉得与自己疏远了,隔着一层,而村办工业则仍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所以,国家在江苏确定了无锡、吴县、常熟三个农业现代化的试点县(市),而县所确定的农业现代化试点村,几乎都是村办工业产值在千万元左右的。农民把村办工业比作“贴肉布衫”。经济收入的增加,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无不指望着它。从而农民办村工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些在家门口还没办厂的村,千方百计设法办厂,消灭空白点。出现了村工业大大快于乡镇工业的增长速度。江苏从1979年到1986年乡镇集体工业年增长率为21.5%,而村工业则达31.9%。这股势头有增无减。这样,中央1984年1号文件要求农村工业适当集中集镇,便于节省能源、交通等的投资,集中治理污染和建设好农村区域性中心集镇的要求,较难办到。相反,分散的趋向日益严重,出现了公路修到哪儿,摊子铺到哪儿,沿公路摆开了“一字长蛇阵”,中心集镇形不成规模,过多占用耕地、扩散污染、浪费能源的情况则无法控制。对这种小而全的“村落经济”,听之任之,任其发展,前景将不是一幅美妙的画面。理顺这一关系涉及协调乡、村、农民个人各方利益。必须给政策、给措施、给办法。现实在呼唤改革的深入。比如:可否引导农民进镇在土地问题上放宽政策,而对农村土地政策加以抽紧;可否乡办厂实行股份制,吸收村办厂入股,按股分配利润;发展为乡办厂加工而不必占地盖厂房的家庭工业等等。二曰,处理好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即使经济发达地区,乡办企业职工仍未摆脱农业这一兼业劳动,叫作亦工亦农。居住则来回摆动,白天进镇,夜晚回村。这种“家家小而全,户户粮棉油,人人农副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既妨碍乡镇企业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影响企业上技术、上质量、上管理,又妨碍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形不成规模经营,还妨碍小城镇发挥农村人口和社会经济集聚体的作用,妨碍扩大集镇规模和取得规模效益。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食价格与其他工副业产品价格没有理顺,价值规律必然引导农民对农业少投入而致力于收入多的生产。可是传统的把农业作为保险系数和自有自便的小农观念,又反映为“家家都想种点田,但又不愿多种田”。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副业收入在整个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中上升到主要地位后,从上到下重视农业的观念相对淡薄的结果。改变这个局面的途径何在?在农村工业发达地区,根本问题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总揽农村经济全局,始终把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武装农业、改造农业摆在重要位置。如实说,以工建农是农民办工业合乎自然的要求。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城市化是交织在一起,一身而三任的事情。农村工业化在支持农业完成专业化、机械化、商品业、社会化的历史过程中与农业相分离而独立,还必须与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相结合,在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形成一定的规模集聚效益。这里,中心环节是通过以工建农形成规模农业。以为务农没有效益、不能致富是片面的。无锡县东鿍镇,从1978年到1986年的9年间,用于补农建农的总金额为1050万元,其中建农的为650万元,亩均600元,从而使农机马力达到亩均1.26马力。1986年全乡出现了88户种粮专业户,承包1460亩耕地,户均种植16.6亩。占全乡9917亩耕地的17%。形成规模经营后的种粮专业户的经济收入1986年为户均4871元,其中有33户超5000元,18户超6000元。超过了务工人员。当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以后,不但农业上会挤出新的多余劳力,用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减少引进外来劳力,而且离农的农民可以相对集中居住在小城镇,镇乡两头来回摆动的方式也可以改变,农村民房建筑占用耕地的情况将得到有效控制,赖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商品粮专业户还会以寸土必争的精神保卫耕地。目前的耕地由于农民居住分散、经营规模小而被分割得鸡零狗碎的情况将大大改观,形成适宜于机械化操作的连片种植,小城镇则由于经济和人口的适当的逐步的集中,一方面取得规模效益,一方面进行量力而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文明同时抓,使农村城市化大大迈进一步。三曰,正确处理乡镇企业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相结合的关系,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支援西部地区的关系在苏南这类地区,连年产值的持续高速发展,主要是靠星罗棋布式地铺摊子,即外延扩展的路子,不能说没有积极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无限制地铺摊子,势必带来过多侵占耕地与大量引进劳力以及造成生态不平衡。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每增加100万元产值,约需占用耕地2.5亩,江苏有人测算过,还高于此数。而引进劳力则成了支持铺摊子的一根支柱。铺摊子是增产值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人们十分热衷于此。这是多年来以产值这个单一指标衡量工作实绩、考察干部优劣造成的结果。因此,从认识到实践上建立一套包括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综合效益的指标,来衡量工作实绩,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在乡镇企业起步早的地区,必须从注重铺新摊子转到进行设备更新、依靠科学进步、技术改造上来。用大力搞“三上三创一提高”,即上技术、上管理、上质量、创新、创忧、创汇和提高经济社会效益,走内涵与外延发展并重而侧重内涵发展的路子。即使跻身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苏南这类地区,也必须搞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企业。无限制地大量引进外地劳力,使这一地区从城市到集镇的交通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粮食和副食等供应紧张,对企业的生产管理也带来困难,并减弱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加重企业负担。在社会治安上则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引进劳力上,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控制,“捡到篮里就是菜”,不是好办法。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产值已达数亿元,劳力已感十分紧缺的乡镇,其乡镇企业也可以向内地(中西部)输出技术、人才,采用联营等形式办企业,利用当地的能源和劳动力,开发当地的资源,就地生产原来不少由沿海运往内地且适应内地需要的产品,既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对自己也有利,还可以腾出手来,努力把供销两头的“二头在外”,由国内逐步向国际市场延伸,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与竞争。为了处理好上述种种关系,在县域、市域范围内,已到了统筹考虑工业布局与小城镇布局合理安排的时候了。工业布局要依托不同层次的小城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辟一批不同层次、规模大小不一但又各具特色的乡镇工业区,以发挥区域化的群体优势,联结城乡两头,优化生产组合,从过去的小而全、小而散、小而弱转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联、小商品、大市场、大批量的路子上来。发挥横向联合与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的优势与作用。江苏省昆山县近几年乡镇工业取得迅猛发展,两年就翻了一番。他们依托县城玉山镇,开发了全县最大的一个工业区,已有17家合资企业(其中3家中外合资)产值达数亿元,全县其他小城镇,也都形成自己的工业小区,显示出较为强大的力量。综上所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理论上认识小城镇建设的必然性、必要性,小城镇在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还是比较容易的,尽管认识还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解决小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问题,是更困难的事情。从大的方面说,地区情况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原有城镇布局的格局不一样。什么是合理的城镇体系?什么是小城镇的合理规模与布局?这方面可比性的指标很难确定。从小的方面,就一个区域而言,这是个动态过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许多认识上的不一致往往由此而来。要依据地区特点和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老观念和调整政策措施。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研究,要注意共性也即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与个性特点的相结合,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国情、省情、市情以至县情、乡情出发。采取瞎子摸象、固执己见的态度,于实践无补。〇本文原载于吴大声、邹农俭、居福田(1998)《论小城镇与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〇封面图为全域保护拆迁安置小区。[图源:news.cctv.com]〇编辑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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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 小城镇 大问题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安德鲁·阿伯特
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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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建|农村集体主义的类型与历史演变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为基层治理、组织社会学,对基层政府运行、公共政策执行、村社区发展等领域有长期的观察。专著有《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透过河村集体主义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产物,农村集体主义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特点,以及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规则,并深刻影响了乡村居民的行为和观念。农村集体主义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关键之一,同时它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潜力。本章希望通过对河村这一个案的进一步解读,尝试着对农村集体主义的基本特征、类型,以及它对中国农村治理及农村发展的含义等做出概括,进而为农村社会的发展逻辑探寻一种解读视角。第一节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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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 土地的占有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安德鲁·阿伯特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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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预告】女性主义者为何打假“女权男”:互联网性别议题中的男性排斥

主题女性主义者为何打假“女权男”:互联网性别议题中的男性排斥时间2024年11月23日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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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告 | 苏南模式的社会学研究

专题导言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鸣谢专题策划人: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一、
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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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年代的想象力|荐书

1995年的“过去的想象力”世界在这数十年中,极大地复杂化了。七〇年代以降,日本社会的发展大体可以视为消费社会扩张,以及社会流动性随之增强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规定什么具有价值的“宏大叙事”丧失了功能(后现代状况发展的结果)。宏大叙事指传统及战后民主主义这类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历史性地为个体人生提供根基的价值体系。可以说,这四十年就是日本社会向“有物却没有物语(生存意义、可信的价值)的世界”进发的过程。打个比方,四十年前,直到“政治的季节”终结的六〇年代末为止,社会比现在更接近“无物却有物语”的状态。在物质匮乏且缺少自由的时代,作为代偿,能让社会有序运转的宏大叙事比现在更能发挥作用,要探讨生存意义以及可信的价值也更容易。从不自由却温暖(易懂)的社会到自由却冰冷(难解)的社会,世界拾级而变。也就是说,作为消费社会自由与富足的代价,一直以来赋予人们叙事的路径崩坏了,变得无法被信任。七〇年代以后,这一状况在日本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正是1995年前后。所谓“1995年前后”的变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把握,即政治问题(平成经济萧条长期化)与文学问题(地铁沙林事件所象征的社会流动化)。所谓政治问题,指本被视为泡沫经济崩溃开端的“平成经济萧条”,在这一时期变为长期状态。这也意味着支撑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神话已然崩溃。也就是说,努力就能富足的世界转变为努力也不会富足的世界。所谓文学问题,指以1995年由奥姆真理教实施的地铁沙林事件为象征的社会不安氛围。年轻人无法承受自由却冰冷(难解)的社会,他们被奥姆真理教的神体“塑料泡沫湿婆神”所象征的一种可疑的超越性吸引,继而制造出恐怖袭击。沙林事件恰恰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社会中蔓延的生存之痛,即社会无法给予人们意义和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努力就可以找到意义的世界转变成了努力也无法找到意义的世界。所以,九〇年代是日本战后以降人们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的信任度最低的时代。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的信任大幅降低,导致身份认同并不取决于行动(“做什么”“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状态(“是什么”“不是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不再追求自我实现式的成功,转而追求自我形象/角色(character)获得认可。面对问题,人们不再“通过行为改变状况”,而是通过“思考使自己被接受的理由”来谋求解决方案。我所谓“过去的想象力”,其背景正是九〇年代后期这种对社会性自我实现丧失信任的氛围。能够代表这种“过去的想象力”的作品,非放映于1995—1996年间的电视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莫属。这部由动画作者庵野秀明操刀的作品轰动一时,对九〇年代后期的文化场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也成为其后延续数年的第三次动画浪潮的滥觞。在此简单介绍该作内容。主人公碇真嗣是个平凡少年,某天受到由父亲担任司令的组织召唤,被任命驾驶该组织开发的巨型机器人“EVA”(evangelion),与试图灭绝人类的神秘敌人“使徒”战斗。此前的机器人动画通常都会有类似桥段,即“乘上机器人行动”以获得社会(表征为父亲)认可,这无疑是“通过社会性自我实现得到成长”的隐喻。《新世纪福音战士》是由庵野秀明执导的电视动画,于1995年10月至1996年3月首播,引发热潮,被业界与论者认为是日本最伟大的动画之一。后被重置为《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四部曲并于2007-2021年上映,但剧情上相较电视动画版有所区别。图为1995年电视动画版海报。[来源:imdb.com]《新世纪福音战士》却未停留于此。故事的后半,碇真嗣拒绝乘上EVA,自闭于内心世界,不再寻求社会性自我实现,而是寻求有人能无条件地认可他的自我形象。没错,这里没有选择“做什么/做了什么”这种社会性自我实现来确立身份认同,而明确选择了“是什么/不是什么”这种对自我形象(角色)的认可。真嗣的自闭情绪等同于渴望有人认可自己,但并不以社会性自我实现为标准。这种渴望是为九〇年代后期的社会氛围辩护,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支持,这也使该作成为在九〇年代的文化中留下决定性影响的作品。同时,《新世纪福音战士》还描绘了一种绝望——在这个不知何为正义、无人教授正义的混沌世界,一旦与他人接触,一旦想要成就什么,就必然产生误解,伤害他人的同时也令自己受伤。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该作中,碇真嗣顺从父亲(社会)操作机器人,结果导致友人残疾,还杀死了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敌方少年,而真嗣父亲所在的组织被描绘为无法窥见全貌的混沌状态,若隐若现的充满宗教意味的背景甚至令人联想到奥姆真理教。也就是说,该作导入了这样一种世界观:作为前提的社会(表征为父亲)是混沌的,是弥漫着宗教狂热的“错误的存在”,一旦参与其中必然会伤害他人——没错,这就像奥姆真理教扮演那些无凭无靠的年轻人的“犯错的父亲”,指使信徒制造恐怖事件一样。这部作品呼吁,“如果做出选择(即参与社会),必然会伤害他人”,所以应当“不做选择(不参与社会),成为家里蹲”。这是一种强调“不行动”的否定神学式伦理。对社会性自我实现丧失信任的世界观(“就算努力也不会有意义”)不断扩散,之后进一步发展,强化为对社会性自我实现产生厌恶的世界观(“努力一定会犯错进而伤害某人”)。《新世纪福音战士》在各种意义上都象征着“过去的想象力”,包括对社会性自我实现丧失信任的主题、心理主义的人生观,以及“不行动”的伦理观。这部作品在七〇年代开始实现独立发展的日本御宅系动画文化语境中加入前文所述的九〇年代语境,成为时代象征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日本后来的物语文化。家里蹲/心理主义的倾向,以及作为结果被呈现出来的“不行动”,便是我所指出的“过去的想象力”的两大特征。《新世纪福音战士》象征的家里蹲/心理主义在九〇年代后期出现的很多物语中广泛存在。当时,美式心理惊悚片大行其道,其流行的背景则是从八〇年代起持续受到追捧的通俗心理学。在这种影响下,野岛伸司创作的一系列电视剧,由(后期)村上龙、樱井亚美、田口兰迪等人代表的“幻冬舍文学”,以及被宫台真司称为“AC系”(Adult
202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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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在聊 | 我在乌兰巴托打羽毛球:世界的角落,角落中的青年一代

“会社茶话会”是社会学会社正在策划的原创栏目。每月我们都会邀请几名朋友,在会社内部分享他们近期的社会学研究或在某一领域长期的田野观察和体悟。其中,一些具有“公共议题”价值的分享会在征得分享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整理出文字进行发表,以期引起读者们的共同讨论。今后,我们还会把部分主题分享通过“会社君”开放给更多的读者朋友。欢迎大家对本栏目内容进行支持和转发,也期待大家联系原创栏目联系人(微信号:hhhugehead),分享自己对某一主题的思考。——会社编辑棱镜、柚子卡卡: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会社茶话会”栏目的第12期分享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卡卡。本期的茶话会,我们请到了会社的资深老编林岭作为主讲人,林岭老师目前是蒙古高原上的一名打工人。同时我们还请到了会社的一位亲友乌又,担任本次茶话会的对谈人。本期茶话会的主讲人林岭和对谈人乌又,均在蒙古国有过丰富的工作和研究经历。无论是在首都乌兰巴托,还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两位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今天我们邀请他们聊聊蒙古国的青年一代。本次茶话会以羽毛球这项现代体育运动在蒙古社会的现状为切入点,简要探讨蒙古在民主化转型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的社会境遇。这种境遇与蒙古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文化意识密不可分,尤其是蒙古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独特位置,更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青年的生活选择和心理状态。作为同样身处青年一代的主讲人,林岭和乌又将分享他们在蒙古与同辈人交流中体会到的压力、迷茫和对未来的向往。她们观察到,蒙古青年在升学、毕业、求职、返乡、租房和通勤等生活关键词中,蕴藏着独特的生活故事。那么,当这些关键词映射在另一群青年人身上时,又会引出怎样的故事呢?下面,让我们把话筒交给林岭和乌又,听听她们的见解和观察。一、羽毛球运动基础设施的资源不均林岭:在蒙古国生活的大半年里,因为工作原因,我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首都乌兰巴托。与此同时,蒙古国的社会资源基本都集中在乌兰巴托,以至于在很多蒙古人看来,只有乌兰巴托可以称得上是“城市”,其他地方都叫“乡下”。羽毛球是我的个人爱好,因此在得知自己将前往蒙古后,我便开始在网上查找羽毛球场地。我在谷歌和脸书上检索了和羽毛球有关的各种关键词,也许是因为地理位置较偏,即使我用蒙古语输入,能找到的信息也极为有限:主要都是蒙古国的羽毛球协会又有了什么新动作,或者非常零散的关于国家队的新闻。羽毛球在市民生活中的影子几不可寻。寻找场地的过程并不顺利,我甚至几度怀疑这里是否有面向公众的羽毛球运动。在我的设想中,这项运动在蒙古可能并不受重视。然而,当我亲身抵达后却发现,这项运动不仅有参与者,还反映出蒙古当下社会的一些有趣现象。今天,我们希望通过羽毛球这项体育运动,简要探讨蒙古社会中青年一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及蒙古独特的社会结构下的生活境遇,分析他们在面对这些社会现实时的选择与道路。经主讲者标记。[图源:googlemap.com]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蒙古从事羽毛球运动的人群。在乌兰巴托有四个比较大的羽毛球俱乐部,有一定的名声,人数较多,有职业的教练,在各类赛事里面也能拔得头筹。乌兰巴托的运动资源极为匮乏,尤其是面向市民的公共运动设施更是少之又少。这个和城市发展的历程有关。因为乌兰巴托本身就是前苏联时期建成的政治中心,它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红色英雄”,整个城市的规模非常有限。民主化转型之后,社会资源又急剧地向这里集中,导致地皮变得极为紧俏,连容纳居民正常生存的空间都不够,更何谈体育设施。即便有开放的场地,价格也非常昂贵。例如,在国内的一些三四线城市,每小时30至40元人民币的费用,就可以在专门的体育馆内租到一块设施完备,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清洁维护的场地。北京的高档场地,硬件设施更奢华的,每小时可能收费在100至160元,或者更高,但是场馆条件也更加齐全。然而,在蒙古,这类场地的价格常常高达200元甚至更高。即便条件较差的旧体育馆,每小时的租金也约为150元。场地的运作方也大多不是商业主体。有了上述基础信息后,这几个俱乐部的分布位置就显得很有意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各自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我目前去得最多的俱乐部名为“Khadun
202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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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物的正义:我们的集体责任 | 荐书

惊奇、同情、愤慨:打开灵魂之眼我试图通过讲述上述例子来唤起一种对错误行为的感知。再次强调,这是整本书的计划,因为我要试图说服你,人类对动物做出的许多行为都属于不正当的阻碍。每个人都知道,人类的行为给动物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很多其他阻碍,但很多人不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似乎有权继续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尽管也许更富有同情心会更好。甚至20世纪最伟大的研究正义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202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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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视野中的现代自我问题”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对于现代自我或现代个体问题的讨论是经典社会理论重点处理的话题之一。对此,源自不同文明的社会理论家基于不同的人性预设,呈现出了现代自我的多重面向或形态。在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的笔下,我们能看到精神气质迥异的个体形象和自我学说。相比于上述欧洲社会学传统,美国文明传统中有关现代自我问题的社会理论思考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理论研究现状实与当前的现实生活和观念纷争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美国社会理论家们对于现代自我的理解和处理要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在以“个体”为本位这一点上,他们的理论确实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但由“社会”所催生的道德关怀和时代忧思,又促使他们关注到个体生命中蕴藏的来自文明和传统的力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理解美国社会理论对于现代自我问题的复杂讨论,我们便不能看清当前美国社会中突显的纷争与动荡,不能理顺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不能把握住美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扩展理论的视野,保持对于现代生活的丰富理解,从而与我们自身、与美国文明展开实质和深入的对话。本专题特别选取美国经典实用主义思想家(爱默生、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查尔斯·库利和乔治·米德)为阅读对象,着重介绍他们思想中有关现代自我的理论。美国实用主义思想(Pragmatism)向来被视为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学说,构成了美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思想基础。因此,从实用主义的相关文本进入,或许能集中呈现出美国“社会”思想家们针对现代个体问题的讨论和反思,并激发一些与之相关的观念和经验层面的交流。鸣谢专题策划人:杨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文献列表如果想再深入一步,从这些特征中找出一个足以概括其余一切特征的最主要特征,那就会发现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你的疾病的痊愈,久别的朋友的归来,或者别的什么好事情,都会振奋你的精神,于是你便认为好日子就在前头。别相信。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除了原理的胜利,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客体我”的核心是当时感受到的身体存在感,凡是与这种感受相联系的其他任何事物,都被认为形成客体我经验的一部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认为其自身就是客体我的组成成分。由于一个新的原理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广泛地深入到个体思维中,因此个体受到压抑并不是个体自己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受到压抑便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个性是不能被征服的,它的本性便是要表现自己。“社会”一词来限定它并不意味着有非社会的自我存在——普通用语中的“我”总是或多或少地和讲话者及其他人有着特殊的联系——只不过本文希望强调并详细研究自我的社会方面。为了归属一个共同体,某人必须采取一个群体中他人的态度;为了进行思考,他必须利用纳人他自身的那个外界社会。由于他与该共同体中他人的关系,由于在该共同体中获得的合理社会过程,他才成为一个公民。这样一种想象并非仅仅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理论,而且也来自美国人已经开始了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这一观点热烈地寻求认可,诚挚地欢迎讨论,并力争我们的朋友和公民们将它付诸社会实验。〇封面图来自Robert
202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