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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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 | 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进了生命的胜出最早和平的感觉
202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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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兹|水利灌溉的政治学

yèh和水利队代表有关的次级群体在称为bedugul(见图4)的小型石垒祭坛上举行。这些祭坛都靠近重要的分水闸(即是说,界定重要的次级灌溉会社单位的那些分水闸),它们被视为“路站(way
202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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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向春 | 身份、秩序与国家:20世纪50年代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与国家建构

practices)在边缘地带和矛盾歧义中如何贯穿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学界试图突破“民族国家”理论束缚,摆脱在“理想类型”(ideal
202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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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凤霞、刘志伟 | 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进了生命的胜出最早和平的感觉
2025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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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 | 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进了生命的胜出最早和平的感觉
202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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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新今天截止】加入大厂,成就梦想(社会学版)

(向上滑动启阅)致读者:在这个“理论通胀”“经验抽象”的时代,“社會學會社”作为一个立足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公益学术新媒体平台,专注经典文献、学术资讯及相关原创内容的传播分享,致力于以严肃而有生命力的学术关怀社会、历史和其中的每一个体。目前的运营团队由来自国内外数十所知名高校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本硕博在读学生、青年教师及毕业生志愿者组成。除了严谨细致、鼓励创造力的编译、编辑与排版工作,编辑部还提供开展茶话会、产出原创内容、推广新书、讨论和策划专题等丰富多样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会社是一个温暖有爱、充满情义的小社群,小编们之间有很多自由的交流与互动,我们通过网络一起读书一起畅聊社会和生活,甚至相约线下聚会、旅行……大家相互之间从原本天南海北、素不相识到成为非常亲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会社编辑部不断在促成和见证的。——社會學會社听说了吗?有个叫社會學會社的账号……常规栏目
202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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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新明天截止】加入大厂,成就梦想(社会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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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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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 河流与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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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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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莱茵河的三个题目

Febvre,1878年—1956年),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曾发表《地理环境和人类进化》(La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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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新后天截止】加入大厂,成就梦想(社会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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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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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进了生命的胜出最早和平的感觉
20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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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下武志|海洋史视角下的近代亚洲

Sea);另一方面,自爪哇海西进,经马六甲海峡与孟加拉湾相连。在这些海与海的交错处,形成了长崎、上海、香港、新加坡等结合形成的贸易都市网络。图2
202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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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2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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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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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告 | 跨界之流:人文社科视野下的江河湖海

Pacifici,大概是第一张印有太平洋的印刷地图。[图源:Wikipedia]〇排版:niliac〇审核:免免
202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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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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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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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卢戈德 |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Theory),原文发布时间为1990年,转载自公众号“结绳志”,未标注图源的图片均来自原推送插图。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〇封面为Remaking
202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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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及其批判”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文献列表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等于是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象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凡是脱离自然状态而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必须被认为他们把联合成共同体这一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权力都交给这个共同体的大多数,除非他们明白地议定交给大于大多数的任何人数。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一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社会契约使人类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事物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事物的所有权。人民根据一项法规,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这项法规叫做原始契约。这么称呼它之所以合适,仅仅是因为它能提出一种观念,通过此观念可以使组织这个国家的程序合法化,可以易为人们所理解。根据这种解释,人民中所有人和每个人都放弃他们的外在自由,为的是立刻又获得作为一个共和国成员的自由。即便是契约说党徒中最著名的人物反思它时,也不能毫不犹豫地说,绝对君主制与文明社会不相调和,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文明的政府,未经人民的同意或者代表的同意,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征收税金或税款。在一个君主国家里权能原则占主要地位,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则实利原则占主要地位。英国的政体是君主和民主的混合政体。在英国,在前些时候以民权党和王权党名义组织的政党,也受到这些原则的影响:前者服从政府,因为他们意识到政府的效用以及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好处,而后者则主张政府是神权组织,认为反抗政府是犯罪的,正如一个小孩反抗他的父亲或母亲是犯罪的一样。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作为蛰伏精神而获得实现。只有当它现存于意识中而知道自身是实存的对象时,它才是国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契约观念的发展有多么缓慢。血缘盟约和要物契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庄严的立约或缔约都很接近契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各种意志通过伴有神圣程式的言辞被宣布出来,许诺就是神圣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许诺的道德价值也不是通过意志所取得的合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人们所采用的程式来实现的。缺少了庄严仪式,就不会有契约。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我们越是能够通过科学去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并把这种必然性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我们也就越是自由。因此,为了赢得自主性,个人并不需要幻想回到自然状态,重新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造社会,那并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或独立,而只是任意,最终只能走向无根或幻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被异化的命运和悲惨生活的状况,更要进一步地反思和批判这种权力运作逻辑。如果不揭穿社会契约论所营造的自由平等的骗局,不洞察到政治契约和经济契约所媾和的权力运作逻辑,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只能流于表面。社会契约论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架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结构问题。《资本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通过反省和批判社会契约论问题,发展出了一条有别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独特的政治哲学道路: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代替追求人类的自由平等,从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由王国”的思想。〇封面为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于1790年至1794年间所创作的《网球场誓言》,描绘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事件之一的网球场誓言,一份由576名法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于1789年6月20日签署的誓言,该誓言要求所有签署者在法兰西王国的宪法制订和通过前绝不解散。[图源:wikipedia.org]〇专题策划人:方劳轲〇编辑
202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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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罗拉 | 枷锁中起舞:《艺术界》中的“合力”、“惯例”和“例外”

罗拉,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艺术社会学、城市、移民研究。提到“艺术”这个词,你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片段是什么?或许是博物馆里某幅画作上的一抹油彩?或许是舞者洒落的一滴折射着镁光灯的汗水?抑或是一个惊艳的高音戛然而止后寂寥的空白?霍华德贝克尔在1982年出版的《艺术界》这本巨著中告诉读者,艺术不是笼罩着“神性”光韵的天才式创作,而是由若干各司其职的个体共筑而成的集体产物——正如这本书2024年译林新版的封面,由毕加索创作的立体主义绘画《三个音乐家》:艺术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奏曲。《艺术界》,[美]霍华德·S·贝克尔著,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版。[图源:book.douban.com]与传统欧陆哲学解析艺术的进路不同,贝克尔的学术取向被自身浓厚的“反精英主义”倾向所影响,他在《艺术界》第一版前言中写到:“艺术和其他种类的工作并无太大差异,被看作艺术家的人和其他种类的工作者也并无太大不同,尤其是和那些参与艺术品制作的其他工作者”。因此,贝克尔并未将艺术家置于艺术界的中心,也并未着力于作品的美学阐释,而是逐一分析艺术这一集体活动的具体组成部分,以及参与这一进程的工作者们各自的劳动分工。具体而言,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面世,都离不开厂商提供的物质原料,交易商、藏家和博物馆提供的展演空间和资金支持,批评家和美学家铺设的理论基础,国家的准允和赞助,公众对作品的情感反应和知识储备,以及过往同行搭建好的意义网络。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单一的活动受阻,都可能会造成艺术的整个生产过程塌陷。只有各个部分协调运作,艺术才得以诞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艺术界这个合作网络处处通润、舒畅无阻,实际上不同角色之间发生龃龉才是日常。贝克尔在“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前言”中坦言,自己把艺术生产中的“困难”和“麻烦”放在研究的中心。因为只有摩擦被解决,艺术合作才能成为可能。因而《艺术界》在多章中用生动的例子向读者展示了“麻烦”为什么会产生,以及为什么能被解决。前一个问题往往归根于不同分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画家创作出了一种独特肌理并希望印刷商如实还原,然而印刷商坚信这种肌理会显得自己技术拙劣从而有损职业声望;又比如作家希望不受篇幅限制进行自由创作,但出版社往往会设置符合出版标准的页数条件。作为符号互动论的践行者,贝克尔关心各个角色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和协商,他认为抹平摩擦的关键因素是“惯常理解”——每个艺术界参与者对这个网络的运行规则和自身权责都有着相对一致的理解,因而能在“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在具体互动中不断对自身微调,最后推动合作的实现。本书的前半部分着重描述艺术界的运行逻辑,即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如前文所言,这个具有一般性的结构是由“惯常”和“惯例”统领的。本书的后半部分则侧重于解析“偶然性”,即特例与惯例、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贝克尔认为,社会学不该参与艺术的价值评判,而应该关注艺术界中的参与者如何做出价值评判。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由该作品“与当下艺术界其他东西的关系”决定的。比如,杜尚在小便池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举将其变为当代艺术的鼻祖——《泉》。《泉》成为杰作,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无可争议的美学特质,而是因为它通过“反艺术”的立场撼动了艺术界的陈规。杜尚的例子说明了两点:艺术创新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惯例并且挑战成功的结果,同时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尽管贝克尔提到博物馆和画廊等“守门人”在接纳并推广艺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并未继续挖掘该群体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而是倾向于认为艺术界内部面对斗争达成的妥协和顺从具有偶然性和不规律性。马塞尔·杜尚《泉》,1917年。[图源:sohu.com]作为当代艺术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另一股奠基力量,布迪厄学说对此有不同解释。布迪厄认为艺术场域中充满竞争和冲突,每个行动者会依据自身掌握的资本和权力进行战术谋划,试图再生产自己的“位置”或者赢取新的一席之地。回到艺术创新的例子,贝克尔将其解读为艺术界各成员在互动后达成的妥协,代表着“惯例”或者“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创新”和“偶然性”;布迪厄则将其解读为新势力向旧势力的挑战以及对资本的争夺,所谓的“偶然性”是被“结构”引导和制约的。对两者来说,“结构”似乎都是稳定的,但贝克尔艺术界的结构是各成员在互动中达成的“共识”和“惯常”,而布迪厄艺术场域的结构是各个行动者之间固有的位置和权力关系。由此,《艺术界》译者卢文超老师将贝克尔和布迪厄的进路分别概括为艺术社会学的“大小模式”和“深浅模式”:前者力图对艺术界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的描述,后者侧重挖掘行动者背后的权力结构和位置关系(卢文超,2023)。贝克尔自己认为,布迪厄视域中“场”内的人由外在神秘力量支配,缺乏能动性;而“界”中的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能动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活动轨迹。尽管布迪厄和贝克尔在学说上针锋相对,但在历史实例中我们会发现二者并不矛盾——十九世纪中叶印象派刚在法国兴起的时候,与学院派沙龙可谓势不两立,然而当今任何一个稍有分量的西方美术馆,都必然会收藏并展出印象派作品;即使是当年狠狠嘲讽了艺术界的杜尚,现在也被奉为“当代艺术之父”出现在教科书中。到底是“传统”同化了“创新”,还是“创新”重写了“传统?这不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上被反复考量的问题。《区判:品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202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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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在聊 | 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

“会社茶话会”是社会学会社正在策划的原创栏目。每月我们都会邀请几名朋友,在会社内部分享他们近期的社会学研究或在某一领域长期的田野观察和体悟。其中,一些具有“公共议题”价值的分享会在征得分享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整理出文字进行发表,以期引起读者们的共同讨论。今后,我们还会把部分主题分享通过“会社君”开放给更多的读者朋友。欢迎大家对本栏目内容进行支持和转发,也期待大家联系原创栏目联系人(微信号:hhhugehead),分享自己对某一主题的思考。——会社编辑棱镜、柚子会社编辑—棱镜:各位读者朋友,晚上好!我们这次分享会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的岭东,请他分享自己在城乡社区从事景观设计的经历。起初,他只是为了能给村(居民)设计一个庭院或者说一个社区花园。但是随着设计实践的深入,他发现景观设计师所要做的不仅是提供一个空间,更重要的是去培育使得这个空间得以有效运行的主体。我们这次分享会同步在线上和线下一起展开,线下空间是重庆江北区的一个青年空间——有空客厅(706重庆)。所以稍后等岭东讲完之后,我们的讨论环节,先由线上的朋友进行提问,再由线下的朋友提问。我们话不多说,请岭东开始他的分享。主讲人—岭东:大家晚上好!我叫岭东,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建规学院,是一名学习景观的学生,也是一个尝试去做社区营造工作的入门设计师。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社区营造是近几年一个比较火的话题,有很多高校的老师,像是同济大学的刘悦来老师、华南理工的何志森老师都在做这件事情。还有国家和地方也都陆续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推动。比如,我所在的武汉市:它从2020年前后的“共同缔造”,到现在“一社一品打造”,还有一些老旧小区的更新,以及各类像“青年友好空间”“儿童友好空间”的营造,都是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至于为什么取这个题目,叫作“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跨越边界”,我们就在想社区有什么样的边界,是知识的边界,还是说参与者的边界,又或者是一些关乎政策的边界。换言之,我们想理解的是:社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元”,把它给跨越出去,让它更能跟整个大社会去接轨,能够延伸到更多的地方。我想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就在于,我想通过两个实践(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城市所做的营造发生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怎么让“社区营造”变得更加有意思,让“社区营造”发挥更大的一些作用。在开始前,就想问问大家是否有参与过“社区营造”?我想知道大家在参与“社区营造”的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可能有很多样的:感觉很自然、或者很开心、很舒适在那个环境中、当然也有可能会感觉到很局促和恐慌。我在参与这些社区营造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情绪在每一场活动中都可以在参与者身上找到,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情绪差异呢?我想可能是:社区活动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是我们与参与者之间距离产生的、又或者是因为参与者他参与的次数不同,由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很新奇,到后来的局促,再到后来变得享受,我就想先留着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是一个社区营造者,我做过武汉市,还有福建省的几个营造的项目。我认为的社区营造其实就是“社区”跟“营造”这两个环节,“社区”就是一个集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营造”的意思就是“营建”跟“打造”,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群人一起在一个空间为一个共同体干一件事情。我找了几个做的还不错的社区营造的案例,他们的规模从大到小组织形式也都存在差异。第一个是重庆,因为我们现在活动在重庆,我就找了一个重庆的案例。它是民主村的老建设厂家属区。算是一个整体的街区更新,它包含了街道,还有建筑以及附属的景观提升。这次更新为社区中许多老店重新设计了一些门面,加入了一些标识物来增加它的吸引力;同时也给街道增加了一些统一的景观要素,来提升它的统一性;还有一些景观节点让它可玩性也得到提升。第二个是武汉良友红坊的文化艺术社区。它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老厂房,然后在90年代被作为建材市场使用。在荒废之后,它逐渐被改造成一个共建的艺术社区,做的还挺不错的。第三个是小尺度的生态花园,也是在武汉。是由脉动赞助的,借由废旧的水桶,木板这些材料,这一次社区的共建活动中,由设计师还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一些志愿者带着社区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打造的花园。这花园就兼具了一些科普、教育、娱乐以及开展社区活动的功能。这三个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现在的使用率都比较高,且发挥了他们的价值。因为我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的工作,看到这样的例子,我就可能除了想去看一看,还会思考一个问题:社区营造带给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可能也没法回答。但从我参与时的感受来看:他在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次当地居民的共建聚会;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动手改造的乐趣;对于家长来说,他可能是给儿童的一场空间和设计的教育活动。一、废弃的竹亭与村落信息空间的多元化在2021年暑期的时候,我参加了福建库边村的一个竹亭共建活动,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欧洲的竞赛,有几千欧元的资金给我们去落地这样一个项目。在当时选址的时候,联系到了福建库边村所属的一个镇的镇主任,他刚好有一块这样的闲置用地能够给我们去做。我们的参与者主要有几位志愿者,志愿者主要来自国内外的高校,还有一位是当地的居民,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做竹亭的主将张师傅。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材料的采购,搬运建设工作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可能也算是一个学这个专业学生的小实践,也是我们日后的一个精神食粮。在这个亭子完成之后,我们举办了一些环保主题的游戏,还有一个女性24小时的展览,让各地的女性来投稿她一天的故事。当时是我们主创他想要做这样一个活动,同时我们在当地建设的时候拍摄的一些照片也把它挂出来了。我们在做完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想把它当成一个当地的像是信息交流中心,最开始的设想是想在这个竹亭放置一个户外的类似于书架的装置,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天气,位置上靠近水库,可能做出来之后它也容易坏,所以后面就没有落地。后来在今年(2024年)5月份的时候重新回到这个亭子,就发现这个亭子和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一样的,当地的政府同样把它当做了一个信息交流的中心,因此他们又重新加了一个公告栏,上面张贴了当地的规划,还有一些政策文件,后面还增设了一些健身设施。按理来说,设计师认为它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当地的政府也觉得它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但当我们近距离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它使用率很低,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用。路灯坏了,亭子也损坏了。我们就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来这个地方?是因为这地方交通不便、还是说它设施坏了之后没有修,所以就不愿意来了,还是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后来我们去探索,在调研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村子除了竹亭这个地方还有其他五个人群集聚的点,也就是信息交流中心:一个就是村口的大树的位置,这个是村医家,他的门前平台比较大,所以经常有人集聚在这,似乎是一个长期延续的空间。在我们在2021年前后做这个亭子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集聚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做亭子的时候,他们都会跑过来观望,都是从这个地方下来的。第二个是村里的小卖部,因为里面有一个麻将桌,大家就在这打麻将。第三个是沿着水库的钢棚,这个地方在21年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打牌打麻将,但我们24年去重新调研的时候就都没了,因为那一阵子打击黄赌毒,把这个地方给扫光了。然后第四个是,这个(村东部)地方有个小亭子。第五个就是村部,这也是我们这次去调研的时候住的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么小的村子,它就只有几十户,却出现了这么多信息交流空间。一般来说,一个村子人群相对集中的就是村口大树、以及村子里面一些小的节点。但这个村子的尺度很小,它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空间,我们就去想为什么?就去问了当地的村民,发现这个村子它有六排,是依山而建的(图左侧是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另一侧他们对别人的评价)。前面两排靠近水库的地方,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地方离水库很近、交通很方便,因为有一条环水库的主路。但其他几排的会觉得1、2排的他们鱼腥味很重,近几年还好,近几年水质得到提升,以前确实有鱼腥味。在后面这几排他们会觉得自己视野很好,并且有几户还有停车的空间,前面有一排种植池还可以种菜种花。但1、2排的人却觉得他们(后几排)这个地方风景很差,他们没有房前的空间,房前就只有一条路。然后再看这个竹亭,1、2、3这几个点位都是沿着主路的,所以基本都是1、2排的人在使用这个地方;小亭子基本上是4排的人在使用;5、6排使用的是村部这个位置。因此有一种可能是,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这里除一条环水库的主路,(北部)还有几条(横向)路径是通向这个村子的,所以5、6排的人,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可能就是这样出去(从北部道路),导致了更多使用村部,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在上面这半部分,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层。然后我们就去看这些空间,在看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村部是跟老年活动中心相邻的。二、库边村的空间构造与权力的集中化我们当时调研的时候是住在这个村部里面。我们住了十来天,就发现这个村部他没有什么人值班,按理来说,村部应该有人值班,但他却没有。我们去了十几天,可能只有一天吧,有一个村干部在这个地方来值班。我们就问了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没有人长期值班?因为村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是需要到村部来反映的。他(村干部)就跟我们说,因为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村干部基本上都是另一个村子的,从这条路过去另一个比较发达的村子。那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它交通并没有另一个村方便,并且村干部大部分人都是另一个村的。他的交通、位置、经济什么都没有另一个村方便,为什么村部会偏偏建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是我了解到的是这个地方的镇主任家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当地如果没有村干部来,平时居民他们的反应渠道是怎么样的呢?(调研发现)它是这样的:首先是老吴家,是我们住在这里吃饭的那一户人家,有一次听到有个村民打电话向他反映他们承包的问题。形成的是一个这样的信息路径:村民有问题向村组长(老吴)反映,村组长能解决帮他解决,不能解决就继续向上,向上完之后村干部无法解决,他继续向镇主任去反映这个事情。而一般模式都是村民直接向村委会反映这件事。(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本来这个权力应该由组织去执行的,因为库边村这样独特的空间构造(特殊村部建址),导致权力慢慢地变为个人去执行,权力集中在个人,导致个人的威信非常大。我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这个村调研的时候开的车是镇主任家的车,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是,在路上的时候会经常有人给你鸣喇叭,是那种开车的人可能都知道,相互认识的时候,你会鸣喇叭以示尊重。还有就是他给我开的是手动挡的车我不太熟练,所以我经常在半路熄火,我们熄火的时候就会发现对面来的车主动停下来给我们让路,等我们把这个车重新启动再走。然后我们开这个车道,沿水库每一个村绕的时候,到每个地方都有人给我们打招呼,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这辆车相当于是我们的通行证。但可能反过来一想,这个车也是监视我们的一个工具,就是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哪了,都有人会告诉他(镇主任)说我们开这个车又到哪去了,这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吧,我会相对觉得。然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亭子的选址,就是我们的竹亭,当初选点是在这个位置是镇主任,他指定给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我们后来调研中发现,它最佳的选点是在另一个地方(指定点对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是最佳选点?因为它靠近这个路,我们当时的所有材料都好卸;并且这有一个比较破败的亭子,24年我们重新回去时发现这个亭子被替换掉了,变成了一排高墙,是比较好看的有标识性的高墙,(后面的)地方是一个小广场,旁边设有洗手间。按理来说,这是最佳的点位,但他却给了我们这个地方。就可能跟他后续的把这条环湖的景观一道申报给上面报政绩的时候有关,这也是我们的猜想而已。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三、“屋顶花园”与多方参与的社区共建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我在武汉做的一个叫“花园社区”,它顶上的这个屋顶花园。做这个屋顶花园是我在参加他们一个周末的志愿活动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这样的户外空间更新的需求,刚好他们有一个屋顶空间是荒废的,需要更新。这地方1、2层都是社区活动中心,上到这个平台要通过(侧面)这个门,它产权算是社区的,所以他们在更新的时候有挺大的便利的。之后,我就跟(社区负责人)他们说能不能组织社区的居民去这个屋顶上看一看。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屋顶到底是怎么样的,也让居民了解一下他们社区原来有这样的空间,因为有很多居民都不知道有这一块点位。因此就有了一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设计师以及社工,我们四方的联合调研。我们测量了一些基础的数据,在共同看的过程中,也鼓励居民去提出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把他们的想法以及问题汇总起来。当时正是武汉市妇联意见收集的集中时期,我们把这些问题上报,然后在第二年的春天就办了一场活动,叫“我的花园,我做主”。因为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太多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当时本来想直接设计,又一想直接设计的话会太复杂,就干脆让社区的居民自己来提,他们心中的花园是什么样的花园,在花园中可以来做一些什么,于是开了这场活动。由设计师引导,居民参与设计。像这位小朋友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因为他天选“建规人”,他有标上了图例,在没有人进行任何引导情况下,他画出来图就有道路、有边界;也有有着专业知识背景的一个居民画的;还有一张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画的,以文字为主,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想要有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最后可能有十几份吧,我们就把这十几份汇总起来,结合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把它整理成最后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延续了居民的很多想法,像是这条贯穿的这条路,还有这个重新把这些铁架给利用起来,也是他们的想法。我们集中完之后就出了这样一个效果图,然后在群里面公示了几天,在修改了一些小的细节之后,就正式的开始去建造。但建造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让施工队入场,去把这个花园建成,建成完之后再让居民参观一下就结束这个流程了。但当时想的还是让居民参与、让他们清楚一个花园是如何建成的,或者他们自己有这个时间精力想要做一个小小的花园可以有这个流程的意识。所以就依据花园建造需要的翻土改土放线,还有一些铺路以及小的设施去把这个方案拆解成了几期的活动。在每期活动前我们会发海报,邀请大家报名参与这个活动。这就是几期活动,一期一期的把这个花园给建成,在这些过程中有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当时想尽可能的在屋顶减少一点硬化的东西,希望它能够自然渗透,也利于它的排水和植物的种植。所以就想用砾石铺地的形式直接把这地方的路给铺出来,但是砾石要运到这个屋顶上比较麻烦,我们问了吊车,出场费就要2000,所以就否定了这个方案。当时就把砾石卸载了楼下的位置,我们一桶一桶的把它吊上来费尽了人力。一开始我们就是纯手拉,后来有一个上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说他学到了一个滑轮知识,突然跟我们提了一嘴,说能不能用一个滑轮。我就立马跑到旁边一个五金店买了个滑轮,回来就立马省力,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种花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三代人的图鉴。像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可能有一些劳作经历,所以现场就出现很多爷爷奶奶教小孩子怎么去用那个锄头怎么去翻土,然后爸爸妈妈那一代,因为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知识水平普遍比较高的一个社区,他们家长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些科技工作为主,所以都是脑力活动,他们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就更偏向于去付出体力劳动,比如挖土搬东西,然后小朋友就是种花。我们当时就是先把这个我们想要配置的花的点位就这样摆出来,然后让小朋友自己把这花盆埋进去。现场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不太按照你这个逻辑来,他就觉得这盆花在哪里好就种植在哪个地方,但最后的效果也很好。有很多小朋友也有意识,比如:他觉得白色配黄色,白色配绿色,红色配什么颜色比较好,他们就会(去那样做),以及考虑植物的高低错落,会按这个去排植物,然后一步步把它做好。同时我们当时也想到设定一个奖励机制,通过小孩子爱玩的蛋仔派对,一些魔方那种小玩具,在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分发给他们,顺便让他们帮我们填一个问卷,既是激励他们也是完成我们问卷的那个KPI。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架改造的椅子,刚才讲社区调研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它中间横了一个很大的铁架子,然后有个小朋友就跟我们说,他觉得这个铁架子很适合坐凳子。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就把它改成了凳子,再加上几个花箱,就把它围合起来这样的空间。在每期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带小孩的家长,他就这样坐在旁边看,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眺望远方。因为花园设置在屋顶其实有一定危险性,在加了这个架子之后,大家离这个女儿墙的距离就拉长了,也大大提升了这个安全性。下面就是最后建成的效果,这个(左上)就是昆虫箱,是小朋友们自己立起来的一个装置;右面这个(右上)就是收集了一些废旧的矿泉水瓶在里面填上砾石种上植物去做的一个围合墙,有两把椅子是我从华科的建规学院带过去的,也算是建规学院为这个花园做了一些贡献;(左下)就是植物考古学那一期,我们用废旧的水泥,然后印上小朋友自己带来的叶片做成了一些装饰物;(右下)这就是小朋友自己搭配的那些植物最后建成的一个样子。在建成之后我们就想,如果我们就走掉了,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好看的,但是当没有人打理它可能很快就会废弃。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叫“花园护卫队”的运维组织,想法是邀请当地的居民,跟着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维护这个花园。但是,后面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就只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持续的去维护,并且我们还跟武汉的一个手工艺人,合作在花园建成之后拍了一些塑料瓶制作成机器人的这样的活动,并把这机器人也放到了花园里。下图就是刚才说的花园护卫队的几位成员。因为一边是种菜的,另一边是种花的,植物的攀爬架也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包括顶上这个黑色的膜。因为社区考虑到说武汉的阳光可能比较强烈,会太容易干了,所以他们就加了这样的膜,后面的瓶子可能小朋友们没有扎稳,雨水冲刷之后有的倒塌了,他们就重新加上了这样的围栏。(右下)就是种的植物成熟之后(的样子),不仅有一些黄瓜,茄子,番茄还有蓝莓都成熟了。四、为什么同样的社区空间营造,会有不同的使用效果?——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我想对比这两个案例。相对于福建这个亭子来说,即使可能居民参与的力度不是很大,花园社区中屋顶还是能够做到持续地运营跟使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为什么有一个继续使用?有一个却荒废了?我把他们按照“社区营造”的建设、治理和使用三个流程做了一个小小的参与程度表格的整理。就发现,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是参与了整个环节,设计师的重心可能就在设计建设,还有部分的运营和维护,居民的参与程度差异是比较大的。像是花园社区的居民,他们基本上参与了整体的流程,已经清楚这个花园是如何设计的,如何建成的,在建造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问题,他们也在每个环节反复地提出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参与到花园后续的这些维护工作。而库边村这边的情况是,居民们只参与了后期的使用环节,而没有参加其他环节。库边村这样的建设模式也是现在很多设计落地的模式。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库边村这样的例子,它可以由少数人主导,忽略掉一些声音,去提升他们整体的建设效率,因为这些声音在(设计层面)就是需求。需求的话,大家都是大部分时候为自己,所以这些需求的声音是很杂乱的,难以平衡的。所以他们就干脆关起门来,由少数的精英,也就是设计师所组成的知识精英,还有甲方所组成的权力精英一起来谋划这件事。那这样的设计会是好的设计吗?我觉得会是的,但是很难,因为设计师不是场地的使用者。设计师是设计者,我们是通过一些观察访谈资料整合这些我们学到的调研手段,来提炼社区的问题,在设计中再将它解决,这是我们“认为的问题”和我们“认为合理的解决策略”。我记得我做过一个武汉的武东医院的疗愈花园的庭院项目,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落地。武东医院是一个精神病院,我们当时在做庭院的时候,我想在里面加一些健身设施,像库边村一样加一些常见的健身器材。当时因为省事打算这样做,但是后来跟医院方讨论的时候了解到这个地方的病人,他们是需要锻炼,而且更多的是需要手部锻炼。因为他们服用的精神类的药物对肝脏的影响比较大,然后肝脏又会影响到手部的肿胀,所以他们长期服用药物会让手部肿胀。那是这样的话,之前的设计想法肯定不太合理。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可以手推的盆栽小推车让它能够结合疗愈的功能。因为上面有花,你就可以推着这个花到处走,有个橡胶的把手,这个橡胶把手是找的工厂定做的一个捏下去之后它会立马回弹的,病人就可以一直去捏来锻炼手部的这样一个装置。病人在医院就可以边遛花,边晒太阳边锻炼手部,当时出来之后也获得一致好评。我们再回到这两个案例的对比,或许可以把这两个案例总结为:一个是精英主导的村落社区的营造,还有一个是居民参与的城市社区的营造。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进行直接)分析比较困难,我引入了一个概念来分析,就是空间和权力的概念。空间是我们发生的这个场地,权力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影响力。我们可能都觉得空间它是静止的,它就是一个场地。但大家看一个空间能被使用而不被废弃,是需要人或者东西进来的。而这些东西进来,就必定会影响这个空间是一种权力的引入和实践,因此空间是权力运行的媒介,还有生产的场所。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影响力会让这个空间具有影响力,排斥性,权力也能够反过来去作用。所以权力就能够在空间中反过来再去作用、生产这个权力。在精英主导下的话,空间由精英的权力去引导产生,像是福建库边村这样,这空间是在镇主任他们所代表的权力精英和设计师所代表的知识精英下产生的,我们关注的都是各自的利益。比如说设计师,我关注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知识输出之后发现的问题,我在用我的知识去解决;而镇主任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建成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完善水库景观,让他们更好的上报。而居民的需求就会变成这个亭子所带来的附属价值,这空间就不可避免地没有那么好地为居民服务,居民的权利(在其中)大打折扣。特别是在亭子逐渐损坏之后,他们也没有想要维护的意识。而花园社区的屋顶花园,他们是在居民参与的过程中完成的。可能当时做花园的时候也有社区政绩的需要,但是这个案例它更加直面居民,比如我们在一开始的调研设计,还有中途的建设,再到后来的运维多个环节都有居民他们的参与。他们参与到每一个环节,不仅是在使用这个空间,也是在监视着这个空间所产生的权利,是否为他们所用。我记得花园社区一开始,花园建成之后,为了方便管理,他们想把这个屋顶给关起来,就是申请才能够使用。但是马上有居民就说不行,关起来他们就用不到了,关起来太麻烦了。如果想要好管理的话,那你加个监控不就完了,后面社区也是听了居民的话加了个监控,换了个密码锁来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并没有把它彻底地给锁起来,这就是居民的权利对空间的影响,还有对空间所产生的权力的制约,也变成一个为居民权利服务的正反馈。听完这两个分享,大家或许对什么样的“社区营造”是合理的,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我觉得关键一步,就是让居民的权利去参与到空间营造的多个环节。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库边村那样的做法是对是错?可能也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差异就是花园社区和库边村的差异。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个政策下放度的差异,像是花园社区,它就在武汉市抓“共同缔造”抓的很紧,所以这方面的政策下放的程度就比较深。而库边村这个地方我们在地方就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共同缔造”,那个地方可能更多讲的是美丽乡村的建设,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方面的政策;还有一方面就是人群的不同,花园社区这个地方居住的都是一些高知的人群和家庭,他们的工作基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敲电脑,工作结束之后,他会来这个地方去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是库边村他干的都是农活,你让他干了一天农活结束之后忙碌了一身,然后又到这个地方再来搬砖,他肯定不愿意;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知识面,花园社区这个地方参与人群的普遍学历都比较高,都是在本科及以上,我们当时请他们填问卷的时候就发现参与的人都是在本科及以上的学历。然后库边村这个地方基本都是农民,你如果让他参与到整体的治理中,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困难;还有就是他们的需求,花园社区它除了我想要使用这个空间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家长希望小孩子在参与这个过程中能够进行一个自然教育。库边村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使用这个空间,这空间好看好用,这就够了。我在花园社区的屋顶花园建成后有回去过一趟,当时有个居民就拉着我说,我们啥时候再回来?我说可能来的机会很少,因为我毕业马上就要走了,然后我们老师有其他项目要做。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来这个地方,可能应该要做的并不是“社区需要设计”,而是我们让居民在参与到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去理解设计,然后懂得怎么样去设计,让他们自主地去做出心中想要的花园的模样。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工作坊的时候,工作坊的主题叫:探讨风景园林的未来。也探讨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写下了一句话,画了一张这样的草图,这个草图就是有不同的阶梯,然后阶梯上有人一直在说“我认为”。不同阶梯可能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人群,然后旁边这句话写的就是:权利和语言。首先,语言是权利:我们说话是我们的一种权利,我们发表我们的意见想法是我们的一种权利。其次,权利是语言,因为有很多时候行使权利,它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一句话给你开个门道或者引导你怎么去走。最后,打通权利跟语言的通道,靠的也是权力跟语言。因此,跨越社区边界的社区营造,跨越的可能不只是知识,可能还有权利的边界,还有就是让居民参与到设计的工作中,让产生权利的空间在源头就能够成为居民的空间。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五、提问与讨论环节会社编辑-棱镜:谢谢岭东!你刚好讲了一个小时,跟我之前的时长控制差不多。那我们就先从线上的听众开始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请主讲人进行回应,如果想要说话提问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先call一下,我们依次提问。首先,有一位参与者的提问是,请问一下这个“主体培育”的效果要怎么衡量?如果是一个短期性的、暂时性的活动,如何能够保持主体的延续性?主讲人-岭东:我觉得这个效果的衡量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培育它,本身它就主观性很强,它就是一个你描述不清的东西。我觉得主体培育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吧,就是想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我就拿那个花园社区那个例子来说,我们做完回去之后就发现你看他们社区的工作者自主的去做了顶上的黑色棚子,还有他们的一些种植石的围合。并且在前段时间回去的时候对方和我说,他们把所有的植物都挖起来了,想重新种一批新的。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当时我做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意识,说是去培育主体,但是这个效果看来他们自己已经有这个意识去做这件事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在做的时候的倾向性。设计师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想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教会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主讲人-棱镜:谢谢岭东!第二个朋友的提问是,在营造的过程当中有协商的过程吗?是怎样进行这种协商的?主讲人-岭东:协商的话肯定是有的,设计师实际上是属于外来者,所以更多的时候都借助协商,比如在村里,我们就借由村书记,村干部,在城市的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就借助党群活动中心的工作人员。跟他们提我们可以参考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让他们去跟居民提。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在每一场活动开始之前,举办一个小的讨论会,由他们自主来讨论。先进行分组讨论,讨论完之后每一组派一个代表起来说他们觉得是怎么样的,这其实就是把协商的主动权交到他们手里,他们想要协商什么问题,我们就让他们自主来协商,然后协商完之后,我们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协调身份吧。会社编辑-棱镜:还有一个问题是,协商的意见最后多大程度被采纳?主讲人-岭东:协商的意见最后多大程度被采纳,有很多协商其实是没有结果的。我们会把他们协商的意见都给写下来。当时在做花园社区时,因为大家各有想法,各种各样的idea,我们当时想到的做法就是让他们直接写在纸上,然后我们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放到公告栏那边,公示一段时间。同时在旁边再加上小便签,让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写在便签上再贴上去,这样也是可以的。最后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接受,因为我觉得社区居民很多时候他们愿意提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之后你具体怎么做他们并不会再过多的去讲这件事,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有把他们的意见考虑进去,所以他们没有过多后续的反应吧。会社编辑-棱镜:谢谢岭东!下面请一位听众提问一下。观众:谢谢岭东!我提的问题跟岭东刚刚回答的问题有一点点类似,但是我具体比较好奇,就是因为我们的设计如果是邀请社区的居民共同参与的话,如果说居民和居民之间有比较不同的意见,或者说他们本身的需求可能是有矛盾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协调会比较好?我之所以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碰到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前段时间,我是在纽约唐人街的一个NGO做志愿者,他们是一个聚焦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个NGO。他们要做的一个事情,是要向唐人街的居民去征集不同的建议去修一个牌坊,因为这个牌坊它是唐人街也是华人群体的象征。但是因为唐人街的华人居民非常多样,可能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北方的有南方的,他们对于牌坊的想象,包括自己本身的偏好的美学元素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吵了好几个月,因为没有办法协调这个建议,再加上一些可能跟政府部门的磋商有受阻,这个牌坊一直没有修好,所以我会比较好奇,岭东根据自己的经验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比较有效的措施可以去帮助协调这些不同的建议跟需求?主讲人-岭东:我觉得协调这种东西是很难的,有时候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权威的东西,它来引导这件事情。像我们当时在做的,我们做的项目可能都比较小一点,在做那个花园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家有的人想要把它改造成球场,就在这屋顶上打羽毛球,也有人想这么去干,并且这一部分还占比非常大;然后有一部分人想到这种花园,这两拨人就在打架,因为他们的想法会打架。当时就是直接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站出来,社区的书记说: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改造成花园,如果想要改造成羽毛球场,以后有更好的场地我们再来尝试,因为屋顶想要改造成这样一个空间可能不太合理。当然我所分享的这个是因为在屋顶打羽毛球这件事情本身它是具有一定不合理性的。所以当有一个权威起来否定这个想法的时候,它会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但你的那个情况可能就更加复杂一点,大家提出来的改造方案可能都比较合理。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好的方法,一个可能是投票,各个的方案都列出来,进行匿名投票,贴个小红点,代表自己投了一票或者什么,最后票选出来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这个冲突我觉得不是各个使用群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个使用群体跟顶上的政策具有政治话语权的人,或者说是具有真正落地权力那帮人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因为有时候你提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它从你的设计到落地,它是困难重重的,所以它可能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好落地的方案。但这个的成效并没有那么的好。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在这样打架的时候我觉得好的解决方式可能就是折中,就是我可能两边都挑一点好,重新做一个,这样也是一种挺好的方案。听众:好的谢谢!我觉得很有启发,就是听你讲的这两种可能可行的方案,谢谢岭东!会社编辑-棱镜:好的,有参与者留言提问,第一个是玉石的,他的题目是:想知道一下“社区营造”主要指的是外来者、设计师对社区的干预和改造。那么分享者有没有对干预者自身在社区中的身份、目的、诉求的自反性的考虑?他应该是想说,设计师作为外来者,在对社区进行干预改造的过程当中,以身份的一个反思,这个问题感觉稍微抽象一点点。听众-玉石:感谢您的分享!非常精彩!我是玉石,之前也是作为一个运营。我可能比较涉及到有两种,一种是社区成员内部的营造,我自己体会比较多就是。我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去改,就是到社区内的各种事情,但是像您分享的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或者是研究或者是作为一个博士生这个样子,来去参与到这个社区的引导,然后我想问的就是我是很好奇,就是你有比如说是,作为这个是一个外来者,又是有一定专业知识的设计师或者是什么社会工作者。那你有没有自己的自身的身份,还有自身在这个社区当中的有一些基本性的考虑,他们这样的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本身对于营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会带来哪些处境和的项目上的问题。主讲人-岭东:我觉得会以下有几点:首先就是作为设计师的身份,我是一个本科生,然后我可能接触这个东西的时间。就在我经过比较基础的设计教育之后,我就立马去接受这些东西,我肯定是怀有我自己的设计抱负去做这件事的。所以一开始我进到花园社区,然后还有福建那库边村的时候,其实都会带着自己的意识,“我想要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什么样”。那个时候我会忽略掉一些居民的想法跟态度。但是在后来我会发现就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你顾虑不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武东医院,你想不到这个人群,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种时候我才去反思自己说:我可能需要多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可能做的设计那一套很多时候都是从形式上去考虑,怎么让这个地方变得好看,但好看不一定代表着好用。所以,我后面有自己一个身份的转换,我完完全全把自己当做一个外来者,我就是来辅助他们的,我并不是一个设计师,我可能就只是一个社工,我就站在那引导他们来一步步做成这个事情。到后期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从一个带有设计目的很强的设计师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可能更像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合不合理,就是幼儿园里面去引导小朋友做手工的幼师就会有这样一个转变。一开始我会觉得这种转变是很大很恐怖的吧,就是我丧失掉了自己的设计意识。那后来一想,怎么能说社区的居民们,他们自己不会设计,那我们应该能做的,其实并不是把你所认为的那一套设计强加给他们,而是让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他们自主的去摸索出自己觉得的什么才是合适的。这个地方的更新跟改造的方式,我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参与者1:岭东,你提供的武汉社区案例和福建社区案例对比图,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想和你探讨,你关注社区时,可能在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大的角度去看,可能也存在一个更大的情况,即社区外的情况。从你提及的武汉社区来讲,无论是社区本身还是武汉市妇联,它是由上到下获得一定的支持的。不管是社区内还是社区外,这个支持是一直存在的。不过,分享中提到的福建社区大概存在政绩工程的考虑,那么村民的需求可能和政绩工程是相悖的。换句话说,这里也可能存在高一点的政府和村级政府,以及组团和居民组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共同性。正是缺乏这个利益共同性才导致后面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作为一个设计师来归纳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利、不同层级的政府、或者说不同层地利益相关者,把他们的利益相关性融合到一起推动更好。这样,设计师也会比较省心。福建的这个项目,其中的各种权力分配也不一样,作为设计师很难把它粘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与其说设计师产生的作用不如说设计师需要去做一系列展示,设计者需要把权力空间呈现出来给大家。主讲人-岭东:是的,我更关注居民自下而上这方面的研究,更聚焦于居民自身的参与。而更外层的东西考虑的不多,谢谢你的补充丰富。参与者2:岭东老师,您刚刚比较了居民参与空间的程度,认为在库边村的项目中村民主导参与度不够,而更多人主导的花园社区的设计是更好的。然而,最后花园的维护没有做到很好,是什么原因了?主讲人-岭东:这与后续居民的参与力度相关,维护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精力的投入。首先,在活动发起时社区内的很多小朋友愿意参与,不过他们的家长考虑到小孩的课程会被影响,社区花园浇灌的排班表与孩子的课程安排有冲突。而且屋顶花园其独特的位置,并不像路边随意接触的空地那样便利,需要有目的和安排的去浇灌维护它,这导致路径成本比较高。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即使小朋友表现出较高的自主意愿,却与他们父母的想法存在背离。其次,有些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儿童也没办法长期的坚持下去。因此,党群活动中的工作人员后面成为主体来进行。不过,如果居民想要来种植一些植物,例如地瓜、仙人掌等,只要居民有意愿都可以拿来丰富这个场地。参与者3:我也有接触一些社区营造的项目,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岭东老师,就像您刚刚说到乡村的社区营造和城市的社区营造有很大区别。首先人群不一样,您福建的项目更多的是考虑当地人怎么去使用这个空间,这也可能造成他们觉得使用不方便,不愿意去使用这个空间。其实设计也是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早期乡村振兴打造的硬件很好,不过后面却没有多少人去使用,也没有人去运营。因此近两年就提出来社区营造这样的主题,空间已经很好了,运营是欠缺的。您分享的城市花园社区为什么运营会好一些,这就算是一个进步。在社会不断持续的社区建设中,经验不断地在累积,也会考虑到居民是使用的主体,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营造这个空间。最近我也在看一个讲四合院改造的节目。四合院的空间很小,可能几百平米空间就居住有几十户家庭。他们采取的改造方式和你提供的第二个案例是相似的,召集居民告诉他们这个社区将会怎么去改造,公共空间大家一起来商量怎么做。这个项目前期也是遇到很多困难,都是慢慢的去交流沟通完成的。这算是在社区营造方面的一个跨越。主讲人-岭东:好的,感谢你的分享。回到福建那个项目,由于一些基本的设施维护没有专门的财政支出考虑,使坏掉的设施一直没有被替换。我也想到了武汉市目前的旧城改造政策,我在武汉某社区做活动时,当地的居民想要装电梯,以及对整个小区的环境改造和更新有需求。除了居民筹钱之外,政府能提供的帮助有多少了?如果政府提供的支持不够,居民的体量也不够,那么设计师又怎么去推动项目了?这又出现一个问题,设计师如何能在成本低的情况下做出好看又好用的东西?这些情况,不仅是设计师会面临,每个群体都会面临。不管是更新还是后期运维,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拨款、人员投入等,社区后期的管理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政策,个人或者少部分的力量,做好了可能有嘉奖,没做好就可能被问责。把部分工作强加给一些与他们工作无关的人,这部分人也不同意。此外,某地方如果没有相关的政策来补贴,那么居民在经济条件拮据的情况下,身居危房就会被激起种种不满。因此,这是一步步的过程。我们以前一直在做增量规划,一直在做新的。现在转变成做存量规划,把一些现存的空间高质量的更新起来。所以不管是政策的制定还是其他都需要一步步的去靠近,去进步。可能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我相信未来应该会朝着这方面去转变。会社编辑-棱镜:谢谢各位读者的提问和讨论。作为一个跟岭东一起参与库边村调研的社会学者,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回到这次分享会跟岭东提出的,我自己听了他的分享后,帮他敲定的一个题目: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这个题目的灵感来自于项飚所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不同在于我们想讨论的是“社区的营造”。那么,从空间到主体培育的转向过程当中,“主体”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把设计师作为最终主体去提问的话,会发现设计师本身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接下来,我想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一个理解“主体培育”含义的视角。从历史过程上看,主体首先指的是士绅群体。中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下面的政府资源不够丰富,县以下的公共物品大多由士绅主导、组织群众参与提供。这是乡村自治和皇权治理的两个体系。龙登高、陈月圆和黄一彪的《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一书中提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承担基层公共服务主体的不是行政体系而是通过民间工程建设来实现的。其中,士绅是官与民之间连接政府和基层的中介力量。士绅阶层本身是普通百姓向官僚体系晋升的阶梯,配合科举制度、文官制度和民间组织推动社会流动。所以这类角色是连接政府体系和民间的一个关键纽带,他们是民也是官,比普通老百姓有权威,因而具有统领老百姓的声望。不过,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废除科举制和土地革命后士绅群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基层政府官员(县、乡/街道)。社会学家周雪光于2019年发布的论文《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对这个转变造成的结果有详细论述,即费孝通所谓的“双轨政治”中的士绅一轨转变为基层官僚一轨。周雪光,2019,《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清华社会科学第1卷第1辑但体制内的官员在提供基层公共服务时虽然拥有资源和权力,却面临一些困难:比如信息识别困难,科层制使得他们对上的注意力分配较多,但难以搜集和识别基层群众的有效需求。又如,官民之间连接纽带的弱化。士绅在传统中国既是官又是比普通百姓更有威信的民,能够连接体制内、外不同群体。但现代政府体系内的公务员对自己所在辖区可能并无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晋升评定主要取决于上级意志和行政考核。若上级注意力和行政考核没有将居民事务纳入其中(或即使纳入也没有在权重上体现),那么科层组织本身的规避风险倾向,会使得政府追求公共服务的安全而非公共服务的质量。比如,政府运营的街区图书馆的办公时间会与公务员的上班时间一致,五六点关门,但青年人又恰恰是七八点下班后可能才有看书学习的需求。又如,近年来城市更新改造,各地政府手头都有很多历史文化保护建筑需要进行活化运营,但却找不到合适承接空间运营的主体。因此,这种情况下就缺失了类似于“士绅”这样的角色。换言之,重要的并不是士绅,而是能够在官方与民间起到桥梁链接作用的人群,而且这个人群得到了制度化的确认。那么,谁又会是士绅的替代角色?设计师?村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时所思考的“培育主体”的问题。由是观之,之前提到的福建乡村项目里的居民(青年人流失、只剩下老人)是难以成为这样一个主体的。而城市社区项目中的居民虽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脑力工作者,他们有参与主体培育的意识,不过后期维护因其工作繁忙等各种原因又退出管理角色,转由社区工作人员来接替。因此,基层治理以及给基层提供一些公共服务等,一直面临着找不到“士绅替代者”角色的难题。建筑设计师作为政府方链接来设计某个区域的承接方,他们也许有潜力担任介于官民之间的角色,但难点在于如何处理项目承包方的要求与居民设计需求。费孝通、吴晗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我最近的一篇论文也尝试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官民之间、体制内外的连接角色能否找到?我提出此主体可能是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要加快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即由城市或者乡村居民自发成立的具有独立性以及公益性的组织,居民通过这类组织来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我在调研广东省某街道办事处的过程中发现,政府在财政和人事编制紧张的情况下,需要同社会组织合作以推进优质的公共服务,但民间的社区社会组织又过于孱弱,无法承接政府服务。例如,某居民篮球兴趣协会缺乏宣发团队、耗费精力、无活动资金,不愿意组织一系列政府发起的活动。而一个与体育相关的企业家愿意牵头成立一个枢纽型的组织协助政府完成任务,政府就会提供他需要举办活动的场地,政府和企业家的利益契合。这种情况下,这类企业家或许能成为士绅的替代物。当然,相关实践的发展和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观察。回到今天的讨论本身,我们希望通过从空间到主体的转向,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社区空间的长效运行是和主体培育有关的,跟我们每一个人是否对所在区域负责是相关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这些主体能否连接体制内外,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空间建设的活力?这是从社会学层面去探讨今天主题所得到的一些新问题、新思路。谢谢大家!参与者4: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指出在明朝士绅参与建设时有很大程度上是各有所需。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通过做一件事情使各方权利都得以平衡,即政府得以被治理、士绅得到了声誉、百姓获取了利益。而在当代,我们是否也能从利益的角度来获得这种可能。您刚才提到的企业,我们是否可以去思考在这些利益中有哪些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乡村振兴或社区营造的空间中又可以如何重组以及干预了?把这些枢纽重新连接起来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网。这可能才能更好的找到一个替代。和你刚刚的观点稍微有点不同。参与者5:就空间分布而言,现在有一个议题叫集约型城市或紧凑型城市。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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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三访江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社会学讲些什么)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在开讲之始愿意很明白的交代清楚,我并不想讨论本题所包括的全部,我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我在这次演讲中,并不能把社会各方面,好像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等的变迁情形,一一枚举,只愿分析在这些方面所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的问题。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我说一“套”,因为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讲到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位育这个字。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普通也翻作“适应”。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我们若要了解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对于第二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更有兴趣。因之,我在这次演讲中将要偏重于这方面,去分析那些失“时宜”的传统观念。我这里所说的“处境”其实可以代以常用的“环境”一词。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任何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对于变迁的概念,我也想作一注脚。变迁是一个替易或发展的过程,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若要描写这过程,最方便的是比较这两种状态的差别。但这是须在后起的局面多少已成形的时候才能有此方便。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敢说。所以我只能先说明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关于新兴的方式则除了可以观察者外,只能参考所采取新的要素在其他社会里所引起的变迁了。我并不愿承认中国从西洋传入了新工具必然会变成和西洋社会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借镜西洋指出这可能的趋向。本文作为代序收录于费孝通先生著作《乡土重建》中。[图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让我从这一句笼统的说法作出发点,进而说明农业处境的特性和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202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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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璐 | 以作物打开农政研究:兼及新作物史的拓展

潘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发展变迁、农业转型、农政研究。著有《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抗争》等。中国的农史研究源于20世纪初,长期致力于挖掘和保存中华传统农业文化,推动传统农业文化在当代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具有广泛的基础性科学价值(肖阳等,2020)。近年来,一些农史学者尝试提出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倡导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性视野考察中国的农业历史。新作物史研究的提出便是农史研究的新近突破。新作物史脱胎于传统作物史,更加注重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作物与经济社会的结合,强调借鉴全球史、作物景观等国外前沿研究范式,统合农业科技史、生态环境史、农业经济史、乡村社会史、农业伦理等诸多研究方向,拓展农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刘启振,卢勇,2023)。新作物史的提出旨在将研究视角从狭义的作物种植史向广义的社会文化史转换,以流动作物为中心进行跨国史与全球史的写作(杜新豪,2022:13)。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倡议之外,笔者认为,国际学界的农政研究(agrarian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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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 | 人造社会还是自然社会: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西方社会思想史、政治哲学。摘要契约论从个人出发推演社会,将社会视为由个人意志创造的人造物。但是,契约社会始终有被个人推翻的可能性。涂尔干从社会出发来论证社会的必然性,以期重新界定契约论留下的任意的抽象人格。这体现在他关于道德的自然性的观点上:道德是从人们的共同生活中自然生成的,并拥有自然必然性。个人的自由并不在于摆脱社会的任意,而是在于尊重和认识社会事实,并把社会的正常法则作为行动准则。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实证主义的根本信念。关键词社会;人造物;自然物;道德;必然性如果照着经典的定义说,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那么这是因为他是一种社会动物,或者至少是比其他动物更无限地可社会化(infiniment
202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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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 | 论契约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202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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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 关于政权的原始原则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亚当·斯密(Adam
202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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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 | 论原始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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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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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 | 原始契约与公共权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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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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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 社会契约与“社会的自由”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2025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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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 | 论政治社会及其起源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约翰·洛克(John
2025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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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 |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

专题导言(请滑动查看)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202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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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告 | 社会契约论及其批判

专题导言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权力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鸣谢专题策划人:方劳轲第一部分:社会契约论传统No.1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黎思复、黎廷弼译本)第二部分“论国家”第十七章“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第十八章“论按约建立的主权者的权利”,自拟标题“通过契约建立国家”。No.2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叶启芳、瞿菊农译本)第七章“论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第八章“论政治社会的起源”,自拟标题“论政治社会及其起源”。No.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何兆武译本)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卷的题旨”、第五章“论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第六章“论社会公约”、第七章“论主权者”、第八章“论社会状态”,自拟标题“社会契约与社会的自由”。No.4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沈叔平译本)第二部分“公共权利(公法)”43-47节,自拟标题“原始契约与公共权利的起源”。第二部分: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No.5大卫·休谟《论政治与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张正萍译本)“论原始契约”。No.6亚当·斯密《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讲演录》(商务印书馆陈福生、陈振骅译本)第一篇“论法律”第一分部“论公法”第一节“关于政权的原始原则”。No.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范扬、张企泰译本)第75节和258节,自拟标题“契约与个体意志不足以构成国家的基础”。No.8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商务印书馆渠敬东译本)第十五章“契约权”之“关于契约”部分。No.9陈涛《人造社会还是自然社会——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No.10李慧娟《〈资本论〉对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哲学研究》2024年第9期。〇封面图为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作品《自由引导人民》。[图源:wikipedia.org]〇排版:顾谖〇审核:阿葵
202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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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郭YU·HUA、史云桐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写在前面的话迈克·布洛维教授的突然离世令人扼腕痛惜。他是我们的老师却也有着兄弟般的情谊,记不清他多少次来访、讲学、座谈,还有我们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拜访……;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还曾经到过我们做田野调查的乡镇,亲自为农民工教授英语,这与他持续一生的脚踏实地、深入基层、扎实厚重的研究方法与风格一脉相承。他不仅是书斋中的思想者,更属于广阔的田野(前苏联、东欧、非洲、中国……),他不限于社会学学科领域,更拓展了公共社会学的空间。怀念布老师,就要像他那样以广博的胸怀、深厚的情感扎根于具体的社会领域,为追寻真相探求真理而不懈努力。布老师会一直活在我们心中。——社會學會社特邀执笔人:郭YU·HUA郭YU·HU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云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寻找社会“社会”对于社会学而言应该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研究对象,然而一百多年来这个概念却似乎在一种不言而喻中面目不甚分明。直至“公民社会”概念的提出,当社会学家提及“社会”时,其所指才首先落实于“公民社会”。虽然现代社会学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概念,但“公民社会”优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沈原,2007,327)。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也是与其公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类似脐带般的联系,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社会学只研究公民社会。远远不只如此。但它是从公民社会的立场上研究国家和经济”(布洛维,2007,48)。伴随着第二波市场化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逐渐兴起了一场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热潮。这一热潮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重要的学术传统及其理论发展促使中国研究者开始思考,是否也存在一个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如果存在,其特征和机制是什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及其社会转型过程已然将社会对社会学的需求呈现于我们面前。“公民社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概念。传统中国有社群,有基于血缘、地缘或业缘等关系的共同体而缺少现代意义的社会形式——以公共领域为基础产生的、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社会。自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运作实行全面控制和垄断。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很难看到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和自主的社会生活的存在,社会被国家严重挤压而难以存活。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然而,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新兴精英阶层的崛起和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占有,使得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为社会的自主和发育提供了契机,但公民社会的生成还未见雏形。研究者们依稀从加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中、从新兴的城市社区中,或是从各种各样自组织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中,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可能。于是他们开始在这些最有可能、最有希望产生公民社会的地方寻找社会的生长点或萌芽。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和全球化浪潮的日益凸现,则让研究者们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心情更为迫切,因为第三波市场化不仅使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更直接地暴露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威胁之下,同时也要求中国尽快出现抗拒第三波市场化的对冲力量,以制约国家和市场的无规制扩张,形成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制衡的结构体系。寻找社会的努力在现实中常常令人失望。虽然“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众多的分歧意见背后,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来自其制度环境。这一点已经得到相关调查的证实”(俞可平,2006,122)。寻找公民社会的努力与尝试首先出现在有关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的研究中。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王名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出现过三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高峰。第一次出现于1978-1989年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第二次出现于1992-1998年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第三次出现于2000年以后(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分层的显现和利益群体的形成)(Wang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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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布洛维 | 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

Károly,1886-1964),匈牙利裔奥地利经济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哲学家。代表作《大转型》(另译《巨变》,右图为其1944年初版书影)。更多阅读,请参考:《波兰尼
202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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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 | 中国式的信仰

刘子健(1919-1993),著名宋史学家,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早年致力于中日关系史研究,后转治宋史而享誉国际宋史学界。著作有《宋史测度》《中国转向内在》。解释中国文化,尤其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最不容易说清楚的是“教”
202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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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维茨 | 独异化的生活:生活方式、阶级、主体形式(下)

self-actualization)和“自我成长”(self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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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维茨 | 独异化的生活:生活方式、阶级、主体形式(上)

Esping-Anderson)是最早研究新底层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简单服务业的扩张和新的低学历服务阶层(service
202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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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基特 | 当代社会中的自我

Road》的封面。[图源:thebeatles.com]〇编辑/排版:玖玖
202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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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 | 自相矛盾的个体形象,纷争不已的个体化进程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家庭与亲属制度、个体化等。他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下岬村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等著作。(相关阅读:“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个体能动性与彩礼的演变;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国家、家庭与个人;社会的个体化)当代中国研究经常采纳一种转型的视角,例如,从中央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Naughton
202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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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夫妇 | 在失控的世界中为自己而活:个体化、全球化与政治

Society,1986)与《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2002)。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202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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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迪 |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受益者悖论:对女性主义团结中男性声援者处境的考察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成为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空间,性别议题一直在网络中被广泛讨论。在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团结机制中,不断呈现出对于参与此议题的男性声援者的排斥乃至攻击性话语,一直以来此现象被视为网络中的女权群体极化,被学术界用“他者”政治的视角予以解释,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此种来自女性主义团结的排斥话语虽然以高攻击性言辞表现出来,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极端女权”的“情绪宣泄”,而有其丰富内涵和生成逻辑。这种排斥主要表现为对男性声援者的动机不信任、知识立场的质疑、对男性声援者及其亲近者的他异化。此种排斥现象有着复杂成因:网络公共事务参与中话语与行动的弱连续性;善意性别歧视与无歧视意图的文化行为的认识论困难,而互联网增加了这种辨识困难;互联网中团结机制依靠受害感及受害经验联结等因素。厘清并反思为何男性声援者会遭遇此种困局有助于增进两性的沟通理解,减少社会矛盾,更好地进行团结并促进两性平等;通过对“受益者悖论”进行理论补充,本研究也可为其他社会不正义话题的参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自2017年10月艾莉莎·米兰诺等人针对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性发起#MeToo运动,呼吁女性说出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互联网上发言并获得声援。MeToo运动也影响到中国,女性在国内互联网发声形成一定规模,新媒体如微博、微信在性别平权的观念传播和女性主义团结方面发挥其特殊作用。女性可以在互联网中迅速找到同盟并在线发声,使得性骚扰等早已存在却习焉不察的现象成为公共话题,唤起公众重视、推进政策改进,成为了一场对不公正性别文化与制度的集体抗争(Munro,2013)。随着性别话题参与者的增多,除了女性群体为性别平权发声,还有一些声援性别平权的男性。但并非所有支持女性平权的人都被视为“盟友”,这些男性一方面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不少质疑乃至厌恶的评论;大量女性博主对男性进行批评攻击,提出“男性原罪论”“警惕女权男”等观点;当我们在网络上检索“男性女权主义者”等相关字样时,会出现诸多类似
202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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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芬 | 底层劳动、消费贫穷与都市漫游者:台北市街友田野记实

戴伯芬,天主教辅仁大学社会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在于都市社会学、性别研究以及文化研究。最近几年研究聚焦在东亚城市的比较研究、都市贫穷、高等教育与性别研究。摘要马克思与班雅明分别描述了底层阶级在现代社会的生产者与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样貌,前者是工业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后者是都市景观中的漫游者。本研究以台北市街友为研究对象,使用新民族志方法,讨论街友在工作与消费的日常生活面貌。借用鲍曼的新贫阶级概念,从弹性化的就业市场来看,街友是资本主义边界管理下被社会排除的底层阶级,纳入企业缩编下无法吞吐的非典劳动人口,也是成就国家福利制度的推手;从过剩的消费社会来看,街友既是接受了降级仪式的集体消费者,也是具有主动性的消费者以及都市漫游者。本研究以台北市为田野地点,在S教会与L公园进行街友的日常生活观察,从工作与消费两个面向来了解街友的生活样貌,进而分析他们如何因应底层劳动、消费不足而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以回应现实生活的挑战。关键词游民/街友、工作、消费、贫穷、新民族志在法国,除了官方统计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临死亡,他们有的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有的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Marx
202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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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在聊 | 女性主义者为何打假“女权男”:互联网性别议题中的男性排斥

“会社茶话会”是社会学会社正在策划的原创栏目。每月我们都会邀请几名朋友,在会社内部分享他们近期的社会学研究或在某一领域长期的田野观察和体悟。其中,一些具有“公共议题”价值的分享会在征得分享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整理出文字进行发表,以期引起读者们的共同讨论。今后,我们还会把部分主题分享通过“会社君”开放给更多的读者朋友。欢迎大家对本栏目内容进行支持和转发,也期待大家联系原创栏目联系人(微信号:hhhugehead),分享自己对某一主题的思考。——会社编辑棱镜、柚子内容提要《国际新闻界》在2023年第9期曾刊发一篇名为《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受益者悖论——对女性主义团结中男性声援者处境的考察》的文章,探讨了网络公共领域中女性主义团结对男性声援者的排斥现象。本期“社会学会社”茶话会邀请了该文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季迪,就该文关注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权男’的排斥”现象展开讨论,并分享自己在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体会,讨论的内容包括:选题缘由、研究方法、与不同受访者的交流体会、对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理论及其现象的探讨,等等。与此前的茶话会不同,为进一步对文章涉及的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我们在组织本次会议前,预先将论文分发给一些朋友阅读,并提出不同的评论意见,以期激发线上讨论的活力。正如该文所指出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权男”的排斥实际上是结构性不公导致的双方困境,作者呼吁从契约与承诺而非身份与立场来建立新的团结机制,以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而关注学术作品的公共议题价值,正是本期茶话会的旨归。茶话会环节主讲人-泡泡:我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季迪,接到社会学会社的邀请,与大家分享《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受益者悖论——对女性主义团结中男性声援者处境的考察》这篇文章写作时发生的故事。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是讨论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互联网公共舆论中,男性女权主义群体受到女性主义团结排斥的现象,并进行原因的分析与说明。主持人-棱镜:季博士您好!问题一是关于选题缘由的。这篇文章研究中文互联网平台上男性声援者受到女性不信任乃至攻击的现象,请问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关注到这一社会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项正式的研究主题?主讲人-泡泡:写作这篇论文的起源大致在两个方面上,分别是经验方面和理论方面。经验方面,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现象?这要追溯到2019年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关心女性议题,所以在微博关注了很多输出女性主义话题的博主,其中就有很多男性博主。在观察中,我发现这些男性博主就算发言,也总是会受到质疑,哪怕他们发言的内容在我看来好像挺正常的。后来我进一步发现,很多女用户都会发表类似于“打假女权男”“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女权男”这样的博文。当时的网络舆论环境跟现在也很相似,当我们搜索“女权男”这个词条的时候,出现的大部分是一些负面评价,有点像“专(砖)家”这个词。虽然词义好像是好的,但在使用中往往带着一些“阴阳怪气”的情感色彩。这样的负面评论有很多,最后攻击到了一个我认识的老师。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相识,因此我觉得他发言比较真诚,但是他也被很多人攻击。所以我当时就有点困惑,为什么他在公众号为女性发声,参与了女性(主义)运动,反而会受到攻击呢?为什么他说的挺有道理的,还是会被质疑呢?如果说纯粹的表态,作为一个“女权表演艺术家”,可能会被质疑动机,那为什么有一些科普博主分享女性相关的医学知识也会被排斥?这就是一些现象带给我的困惑。这些困惑就牵涉到更进一步的问题,该如何开始具体地着手研究它。当时作为硕士生,我试图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言说者的立场对于一个命题真值的影响”。比如说妇科知识,为什么男性言说就不值得信任,女性言说就好像是更真实的。但是,当时我和哲学老师讨论后,老师认为这个问题跟知识论没有关系,所以这篇文章在哲学方面上就被搁浅了。但我又不想要放弃,因为在中文文献里,不管是“男性女权主义者”这个群体本身,还是“男性加入女性运动不被信任的现象”,都没有人写过。我想如果能写出来,也算是一些理论贡献。2020年,在查阅了一些“女权男”的材料和话题后,我开始动笔。我本科是学新传的,有一些社科的研究基础。我认为既然网络提供了这种比较低门槛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而我们又可以观察到这些话语,获取资料的难度比较小,那么就做一个社科研究吧。在阅读文献时,又看到“受益者悖论”这个理论模型,我觉得这个现象正好符合受益者悖论,于是就做了这样一个实证研究。Political
202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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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预告】| 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

主题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时间2025年1月4日
2025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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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慧、任焰|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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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预告】| 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

主题跨越边界的社区营造:从“空间设计”到“主体培育”的转向时间2025年1月4日
202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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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房小捷 | 狗屁工作、劳动分工与后工作的可能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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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择的路 | 2024编辑部年度在看(含抽奖)

大家好,一路摇晃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2024年的尾梢。四季的轮转即将落下帷幕,一年又要结束了。今天,本栏目邀请了15位编辑朋友为读者朋友们分享他们的年度在看作品,共有8本图书、1篇文章、1首音乐、3部影视和1部游戏。在这些作品中,既有适合在寒冷的冬季夜晚观看的幽默而刺激的《冰血暴》,也有在公路驱车返乡时会边听边摇晃身体的歌曲《Goodbye
2024年12月31日
科技

梁萌 | 技术变迁视角下的劳动过程研究:以互联网虚拟团队为例

专题导言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202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