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金德 | 意义与目标
专题导言
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他论断百分之四十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呼吁：“一个人若是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批判那些“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加架屋的泡沫化分工”。这本书招来了诸多讨论与批判，但毫无疑问，关于工作意义的社会心态问题确实需要重新审视。
本专题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工作意义的历史梳理与理论阐释，涉及对消费主义、劳动体制与工作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后工作愿景的讨论；第二部分所选文章将工作问题中带回到劳动过程与社会情境中，我们能看到：“大跃进”时期的劳动热情是如何消逝的，从事数字劳动的青年人在“不确定”中追逐财富神话，互联网虚拟团队的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矛盾，网络作家的梦想与弹性化劳动，华尔街投行对“聪明文化”的深信不疑与工作狂热。本专题所谈的大部分职业看似独立自由，实则由不同的形式受制于资本、平台的控制，看似以兴趣为业，实则难逃剥削，无数矛盾充斥其中：文化与商业、梦想与现实、爱好与忙碌、自由与体制。
鸣谢
专题策划人：
贼鹊（中央民族大学博士）
丹尼尔·苏斯金德（Daniel Susskind），曾任英国首相战略组政策顾问和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高级政策顾问。现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专注于研究人工智能 、科技影响与社会变迁。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讲的是一位年迈的犹太母亲和她已经成年的儿子在海边发生的故事。儿子本来在海边游泳，但游得不好，被海浪带得离海岸越来越远，然后他就慌了，在海水里挣扎了起来。岸边的母亲目睹了事情的发生，转身呼喊她周围的人帮忙：“救救我的儿子，他是个医生，他要溺水了！”
到目前为止，本书都没有谈及这位母亲对自己儿子职业的自豪感。我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待工作问题，只关注工作能带来收入这一特征。这种视角是有益的，因为它清晰地展示了科技性失业的威胁：自动化通过岗位蚕食剥夺了人们的生计。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例如海边那位焦虑的母亲，这只是对工作重要性的粗浅解释。他们会认为，问题超出了经济学范畴，工作不仅仅是收入的来源，更是意义的来源、生活的目的、人生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讲，科技性失业的威胁还有另一面。它不仅剥夺了人们的收入也剥夺了人们存在的意义；不仅蚕食了劳动力市场，也剥夺了许多人生活的目标。在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将面临一个与经济学毫无关系的问题：当意义的主要来源消失时，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
工作及其意义
公平地讲，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是如此狭隘地理解工作的概念。但是，在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工作被视为不可逃避的不愉快活动，会降低效用，造成不悦。人们工作纯粹是为了赚取收入，这也是工作唯一的积极作用，只有靠工作带来的工资才能抵消工作本身带来的烦恼。这种观点的学术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他曾将工作描述为“辛劳和麻烦”。但也有其他人持不同观点。以另一位经济史上的泰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例，他宣称，“除非有艰苦的工作要做，有巨大的困难要克服，否则人会迅速退化”，“为了身心健康，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在他看来，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收入，更是实现“充实生活”的方式。
跳出经济学领域，还有很多伟大的学者留下了许多有关工作及其意义的著作。弗洛伊德因其名言——人类的幸福只取决于“爱和工作”两件事——而广受赞誉。其实他的原话更加深奥，“人类的社群生活具有双重基础，由外界需要导致的工作的强迫性和爱的权力”。弗洛伊德认为，工作对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与其说工作是为了收入，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能在社会中和谐生活：工作是发泄每个人内心深处原始冲动的出口，在办公室格子间的键盘上发泄，总好过通过跟人打架进行发泄。
另一个以对工作和意义的思考而著称的人物是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人们为什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如此重视？韦伯说，是因为宗教，特别是因为16世纪的新教改革。在此之前，西欧的基督徒大多是天主教徒，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或所思所想）感到内疚，会通过向神父忏悔来解决。但是，对于新教徒来说，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他们不向神父忏悔。韦伯提出，这就给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是什么情况。对他们而言，唯一的解脱是“不懈地、持续地、系统地工作”，通过这些努力证明自己的灵魂值得被拯救。韦伯将工作称为“职业”和“召唤”，是“上帝赋予的任务”，所有这些术语至今仍被我们使用。在他看来，有些人表现出的对自己工作的热忱与忠诚，其实是一种虔诚的奉献精神。
关于工作及其意义的最有趣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心理学家玛丽·雅霍达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在维也纳郊外一个叫马林塔尔的小村庄开展，这个村庄是1830年为了给附近新建的亚麻工厂的工人提供住所而建立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工厂的发展，村庄也逐渐壮大。但是1929年，大萧条来袭，到了第二年，工厂就倒闭了。到1932年，该村庄478个家庭中3/4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收入完全依赖失业金。
雅霍达和她的同事想知道如此广泛的失业所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非比寻常：为了收集居民的数据，又不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监视，研究人员将自己融入了日常的乡村生活（他们在这个村庄的创业项目包括提供衣服清洁、维修服务，开设父母培训班、免费的医疗诊所、图案设计课以及体操课。）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大规模失业让人变得冷漠，生活失去方向，对他人的恶意增加。人们从图书馆借阅的图书数量减少了：1929年每名居民平均借阅3.23本书，但到了1931年，这一平均借阅量下降到只有1.6本。人们退出了政党，也不再参加文化活动：在短短几年中，体育俱乐部会员的人数就减少了52%，合唱俱乐部的人数减少了62%。失业救济金要求索赔人不能从事非正式工作，在那些年里，马林塔尔村匿名举报他人违反该规则的人数增加了3倍，但证据确凿的投诉数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街头巡视的研究人员甚至注意到行人的身体变化：街上的无业男士走得更慢了，停下来的频率也提高了。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社会秩序的来源；韦伯认为，工作赋予人们更宏伟的目标；雅霍达认为，工作创造了组织感和方向感。除了这些学术思考之外，还有很多在工作中寻求目标的人们更熟悉、更日常的例子。走进书店，我们会发现无数告诉读者如何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书籍。找新工作时，热切的雇主为了吸引你，除了承诺可观的收入，还会诱以职业的价值与意义。跟一个自豪的家庭支柱聊天时，他们会提到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荣耀感。与新手父母讨论为了新的家庭角色放弃工作时，即便是暂时的放弃工作，他们也常常会指出一种远超工资收入损失的失落感。再看看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人，很多人经历了短暂的退休生活之后，发现这样的退休体验并不舒服，又继续天天早起去办公室工作。宴会时，可能会有个陌生人坐过来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大家通常假设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对他的身份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点很重要。工作不仅对劳工自身意义重大，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能使人们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生活有目的，为他们提供获得地位和社会尊重的机会。如今，社交媒体更强化了这一现象。领英最初是一个帮人找工作的网络工具，现在却被某些人用来大肆宣传自己的成功和工作的努力程度，明显变成了个具有自夸意味的平台。
对于有工作的人，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美妙的：努力付出之后，他们既收获了收入作为金钱回报，又收获了目标感作为精神回报。但对于失业者，这种联系反而可能成为不适和困窘的根源。如果工作提供了通往有意义生活的道路，那么失业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工作提供了地位和社会尊重，他们可能因感到没有社会地位而垂头丧气。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失业者经常感到沮丧、羞愧，以及为什么他们的自杀率会高达工作人员自杀率的2.5倍。
当今时代盛行的精英主义政治哲学，对此无济于事。精英主义者认为工作是给有资格的人准备的，他们是因为才华或努力才有了工作。但是，如果工作的优势被放大了，那么没有工作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毫无优点。迈克尔·桑德尔曾打趣说，在封建时代，至少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知道自己在经济上的财富是因为出生时运气好，生在了正确的家庭；而今天，那些最幸运的人，竟然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应得的，竟然觉得与生俱来的才华和能力（还有父母的支持与财富）与运气无关。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推论是，当今不幸的人，经常也认为自己的厄运是应得的。
工作的意义有时不是来自积极的获得感而是消极的失去感，不是因为有工作值得庆祝，而是因为没有工作会感到丢人。当人们称失业者为“白拿救济的人”或“福利皇后”时，当然是对他们的侮辱，但同时也在加深对有工作的人的尊重。尽管有时人们觉得对失业者的不满是一种新现象，是被20世纪小报的大肆宣扬激发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态度。例如，这种态度在《济贫法》中便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法案是对英国中世纪起开始合并的一系列法案的总结，首次引入了专门用于帮助穷人的政府税收。（在此之前，对穷人的帮助多是自愿的、非正式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是朋友、家人或教会。）该法案的早期版本1552年版本的表述更为夸张，它指出，“无论男女，如果有人有能力工作，却拒绝劳动赋闲三日，就应在其胸前用烧红的烙铁烙上字母‘V’，并判为奴隶两年，归属当初揭发该赋闲人员的人”。
不满是双向的。有工作的人抱怨失业者，失业者也怨恨有工作的人。这也解释了最近硅谷在对UBI表现出狂热的态度后，人们对此的奇怪反应。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均表示对UBI的构想给予支持。易趣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和创业投资加速器的创始人山姆·阿尔特曼资助了在肯尼亚和美国进行的UBI试验。但他们的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广泛的敌意。如果工作仅仅是获得收入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反应就很奇怪：这些企业家实质上是打算，让像他们这样的人包揽所有艰难的工作，并无条件给其他人发钱。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不仅仅意味着获得收入，因此，在他们眼中，那些收入丰厚的人提供的UBI更像是封口费，或者是贿赂，甚至是企图垄断生活意义的来源，防止他人也获得生活的意义。
UBI，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又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或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是指没有条件、资格限制，不做资格审查，每个国民或成员皆可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由政府或团体组织发放给全体成员，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包括食物、居住、教育、医疗、公用事业等基本花费，借由经济的保障，以落实基本人权。无条件基本收入与最低工资的区别在于不需要工作也可以获得该收入，而最低工资是以参加工作为前提条件获得的最低收入。[图源：forbes.com]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有意义
在当今的工作世界，多数情况下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联系确实非常强大。但这并非普遍存在，而且，即使是在联系强大的领域，这种现象也是最近才出现的。
例如，我们的史前祖先可能会觉得，将工作和意义联系在一起的想法非常奇怪。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一直认为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是艰苦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但是最近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他们的工作量可能“少得令人吃惊”。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回顾了一系列有关当代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后，发现其成员从事劳动的时间一直比今天英国普通男性工人少（见图12.1）。克拉克对劳动的定义不仅包括有偿工作，还包括学习、家务、育儿、个人照护、购物和通勤。数据表明，在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狩猎采集者的闲暇时间更长，平均每年比繁荣的现代英国社会的劳动者长大约1000个小时。
图12.1 2000年男性劳动者（16~64岁）每天的工作时长
远古时代，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与现在不同。那时，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丢人的，而不是有意义的。在古埃及的底比斯城，法律规定，任何人若要在政府任职，必须在10年内没有从事过贸易活动。在市场上从事商品交易活动被认为是极其肮脏的事情。在希腊的勇士城邦斯巴达，按照法律，公民被培养成武士参与战争，远离生产性工作，非公民才从事贸易活动，而手工劳动则由人口数量庞大的国有农奴“希洛人”承担。
当柏拉图为他的理想国描绘蓝图时，他将一些劳动者限定在“工匠阶层”，剥夺了他们的从政机会。他说：“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不会让工匠成为公民。”亚里士多德同样写道：“公民不能过着工匠或商人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是愚昧无知的，是通往卓越的绊脚石。”他认为，意义只能诞生于闲暇，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为闲暇买单：“我们为了享受闲暇而工作，就像我们为了和平而战争一样。”实际上，“工作”的希腊语是“ascholia”，闲暇则是“schole”，所以工作的字面意思便是“无闲暇”。当时的希腊人与当今许多人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闲暇是第一位的。
在古老的神话和宗教经文中，工作常常是一种惩罚，而不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一个凡人诱使众神接受了用骨头献祭而不是用肉献祭，宙斯对这种诡计大为恼火，用工作惩罚全人类。“众神向人类隐瞒生活的意义，”诗人海西德解释说，“否则，人类一年就只需工作一天，其他时间不工作也足够养活自己……但是宙斯因为偏袒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心里非常生气，把生命的意义藏了起来。”
或者翻开《圣经·旧约》看一看，起初，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在富饶的伊甸园里漫游时，一切都很好。但当亚当偷吃禁果后，上帝判处他们二人从事辛苦劳动，夏娃的辛苦劳动是一种比喻，指的是痛苦的分娩（“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亚当的辛苦劳动则是字面意义上的，从那时起，他必须辛苦劳动才得以生存（“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无论弗洛伊德和韦伯如何盛赞工作，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清楚。直接地讲，无论理论如何阐述，对许多人来说，工作一直是令人痛苦的事情。例如，我们很难辩解说，工业革命时期工厂里、坊里的辛苦劳动能给人深刻的成就感，相反，那样的生活惨淡而令人绝望。这正是年轻的马克思的愤怒所在，并促使他写下了“异化”的恢宏篇章，阐明异化劳动让人体会不到身为人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虽然常被人们视为自由市场的护旗手，却常常担心单调的劳动会导致人们“极尽愚蠢、极尽无知”。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初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夏尔·傅立叶把当时的工作世界描述为“名副其实的墓地”。
我们要质疑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无须回到工人缺乏法律保护、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工业革命时期，只需要看看人们今天是如何度过工作生活的，无论是摆放货架、制作三明治、清扫马路、收集垃圾、起草法律合同，还是审查财务账目。尽管这些工作可能不像100年前工厂车间里的工作，但它们中没有一个能给人带来明显的意义感或成就感。在美国，将近70%的劳动者表示“不能投入”工作中或想“积极摆脱”工作，而只有50%的劳动者表示能“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在英国，近40%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能为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3月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的话说，今天许多人觉得自己陷入了“烂工作”。
最后，即使对有幸、有权找到有意义工作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必须，他们也不一定想工作。就拿法国人举例，比起其他国家，法国人赋予工作更多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希望花更少的时间在工作上，而且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有时我会想，那些对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忧心忡忡的学者和评论员，是不是错把自己对工作的热忱投射到每个人身上，以为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喜欢工作。
如果人们不再工作将如何生活
关于工作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两者之间有重要的联系，认为工作不仅是社会收入的分配方法，也是意义的分享方式。当读到有关“烂工作”和悲惨职业的悲观描述时，他们很可能本能地认为大可不必如此，通过适当改变，即使是不愉快的工作也可以带来成就感。还有一些人持相反观点，他们质疑工作与意义之间的一切联系，可能将对工作的所有不满或失望，当作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
从某种意义上说，采取哪种观点可能并不重要。当我们进入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两派人都将被迫面临相同的问题：如果人们不再工作，他们将做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可以从富裕的上层阶级寻求参考。纵观整个历史，上层阶级的许多人都不必为赚钱而工作。凯恩斯称他们为“我们的高级护卫”，认为他们遥遥领先地走在通往工作岗位稀缺世界的道路上，“为我们其他人窥探应许之地，在那里安营扎寨”。华西里·列昂惕夫也参考了他们的生活提出：“那些问普通劳动者如何利用如此多空闲时间的人，忘记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上层阶级’似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懒惰而意志消沉。一些人打猎，一些人从事政治，还有一些人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文学作品和科学项目。”
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一篇著名的散文《闲暇颂》中阐述了对其成功的同伴的看法。他认为，“工作即美德的观念，对现代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通往幸福与繁荣的道路在于有组织地减少工作”。在他看来，有闲阶级“几乎贡献了我们所谓的全部文明……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野蛮主义”。他认为，不应该有人被迫每天工作4小时以上，这样人们才能自由地徜徉在艺术、科学、文学和经济学的海洋。
问题在于，富裕人群的生活方式不是很有代表性。一方面，有一种浪漫化的趋势，夸大了他们花费时间的明智程度。托斯丹·范伯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嘲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富人如何挥霍钱财（“为了获得尊重就必须浪费”），也嘲笑他们如何花费时间，他称之为“炫耀性闲暇”。对于他们来说，只在花哨的多余物品上浪费收入是不够的，还要让人们看到他们在浪费时间。这就解释了有闲阶级对于学习从古代语言到繁文缛节的礼仪方面展示出的情有独钟。当然，范伯伦是在挑衅，但他也有一个严肃的观点，即上层阶级确实常常以特殊的方式花费时间。
事实是，很难想象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空闲时间。马克思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暗示了这背后的理由，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通常被解读为对神职人员和上层阶级的攻击，指责他们用宗教教条麻痹劳动人民，让人民对经济不平等视而不见，阻止人民发动革命。但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认为宗教是普通人创造的，而不是他人自上而下强加的。这是他们为了给生活增添意义而自我构想的方式。
但是，今天宗教显然不再发挥这种作用。在某些社区，宗教势力可能还在上升，宗教经典有了新的补充（例如，基督教科学派的“经文”）。但是，与大规模扩建教堂、招募神职人员的马克思时代相比，现代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宗教不再像过去一样主宰人们的日常生活。
是什么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呢？正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带来了愉悦的目标感。但与此同时，工作使人陶醉，使人迷失方向，使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寻找生活的意义。这让人难以想象，我们将如何改变生活方式。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我们对它如此依赖，以至常常本能地抵制对工作岗位稀缺世界的思考，而当我们真的去思考时，常常会有一种无法表达任何实质性东西的无力感。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有工作、有收入的日子应该怎么过，而很难想象没工作却有收入的日子该如何度过。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即将摆脱劳动束缚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不了解更高追求、更有意义的活动，而争取来的自由偏偏为的就是这些活动。就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令人担忧的是，“我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期待这种丰裕闲暇时，都必然满怀恐惧。毕竟长久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去奋斗而不是去享受”。
如何利用闲暇时光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工作的人将如何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有没有办法给人们提供原本希望在工作中找到的目标感？如果有，那是什么办法？玛丽雅霍达在马林塔尔村生活期间，最令人困惑的发现之一，就是休闲成为没有工作的人的“悲惨礼物”。一开始她希望“即使人们面临失业的痛苦，但至少可以从无限闲暇中获益”。然而，她发现，“当人们失去了工作……（他们）逐渐从一种有序的存在过渡到一种无纪律的空虚存在”，以至当被问到他们如何消磨时光时，竟然“无法回忆起任何值得一提的事”。在科技性失业的世界，我们如何避免类似的沮丧和绝望蔓延？
答案之一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更加认真、更加有意识地思考闲暇：既要思考如何为闲暇做准备，也要思考如何明智地善用闲暇。如今，我们非常熟悉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干预措施以社会认为的最佳方式塑造了劳动世界。但是，当我们迈向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时，我相信我们将先通过以下政策对这些劳动力市场政策加以补充，告知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以此重塑人们使用闲暇时间的方式。
1.重温教育
严肃的闲暇政策必须从教育开始。现在，大多数学校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做好应对工作世界的准备（尽管这不是教学的目的，却依然是评价的标准）。考虑到这一点，我在本书前面讲到，我们需要改变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时间。但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时，将教学重点放在为工作做准备上就没有意义了。教育专家喜欢引用古代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的话，他说教育目的是教授孩子长大后要用到的技能。专家之所以援引国王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建议，往往是因为当今的教育体系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相同的引用将引申出不同的意思：在未来世界蓬勃发展所需的技能，将与当今的需求大不相同。
目前，我们倾向于将工作与繁荣混为一谈。我们相信，工作上的成功就是生活上的繁荣，因此二者所需的技能是相同的。但如果要做的工作减少了，我们就需要为工作岗位稀缺的情况做好准备。这将要求我们大规模修改教学内容，然而，如此巨大的转变也并非史无前例。如果我们回到阿格西劳斯时代，看看斯巴达人的课程大纲，就会大吃一惊。所谓的斯巴达教育，其实是为期20年的体育课，目的就是让男人为战争做好准备。今天，学校有组织的体育课每周被限定在几小时之内，除了体育老师，估计没人对此感到失望。我们不再需要将年轻人训练成战士。将来，我们也许不再需要培训他们去工作，而是需要教授他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蓬勃发展。
比起古希腊，现代社会有更多给人启发的事例。大约3/4个世纪以前，英国的《巴特勒教育法》就已提出在全国引入免费中学教育的想法。法案的首席设计师，下议院议员拉博·巴特勒在议会上站起来慷慨陈词，他希望这项改革能“促进我们最持久的资产和最丰富的资源——伟大民族的品格和能力——的发展”。他的措辞表明了双重愿望：不仅要培养越来越多的称职劳工，而且还要培养杰出的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第二个目标，但近年来它又逐渐得到了重视。政客、学者和政策人士越来越多地谈论培养“品格”和“生活技能”的重要性。传承了古典哲学家的精神，有智库认为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美德”：“诚实和善良等道德美德、社区服务等公民美德、好奇心和创造力等智力美德，以及勤奋和毅力等行为美德。”我们可能会争论说，这些是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繁荣发展所需的必要技能吗？但是，这种基本的做法是对的，它重新审视了超出基本工作场所能力的教育的作用。
2.各种各样的闲暇政策
除了让孩子做好迎接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的准备，社会可能还希望制定闲暇政策，规范失业的成年人在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这听起来似乎太过分了：你可能会认为，国家试图影响劳动力市场无可非议，但是，不是应当让人们自己选择如何度过闲暇时光吗？我不太确定。要知道，当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在这样做了，但并没有引起公众的不满。
以英国为例，英国人一天有5~6个小时花在闲暇时光上。（男性平均每天为6.1个小时，女性平均每天为5.5个小时。）英国人可能觉得他们的自由时间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的，但实际上，家正潜伏在角落里，悄悄影响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受欢迎的闲暇活动是消费“大众媒体”，其实就是看电视、读书、听音乐。确实，人们可以选择他们所看的电视频道和电影，但是要在英国有一台电视，就必须缴税资助公共广播公司BBC，而且BBC是人们在选频道时看到的第一个频道。国家也要塑造BBC频道播放的内容：必须“提供信息、教育和娱乐”，以免国家失去征收收视费的权利。
英国人不看电视时如何度过闲暇时光？他们每周会有几个小时从事体育运动或户外活动，约有一个小时进行文化活动，例如参观博物馆或者去剧院。政府在这里再次出现，悄悄地影响着幕后的事物。实际上，在英国，有一个部门——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门——在试图左右人们如何度过闲暇时光。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例如确保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学习游泳和骑自行车；免费提供许多英国最佳博物馆的门票；禁止将英国最好的艺术品出售或带往国外。实际上，纵观我们闲暇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会发现，即使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也至少会有一个公共支持的“信托”“基金会”“机构”诱使我们从事某些活动，放弃另一些活动。
也有可被称为无意识闲暇政策的实例，养老金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在世界名地，养老金制度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闲暇是在暮年才该有的。但是，正如莎拉奥康纳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提问的：“如果政府援助能让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为什么一定要将它留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呢？”当今的世界，人类的预期寿命正在延长，劳工也将因休假再培训而受益，而且人们还需花费大量的非工作时间满足一些不定期需求（可能要抚养孩子或照顾老人）。但令人吃惊的是，国家竟然决定只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闲暇提供经济支持。
再说志愿服务部门。今天的英国，约有1500万人定期从事志愿活动，相当于从事有偿劳动人口的一半。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估计，英国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是每年500亿英镑，与能源行业的价值旗鼓相当。但是，这一行业并非凭空运作起来的：政府制订了各种计划、各种规程支持志愿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闲暇政策，鼓励人们免费从事某些特殊活动来消磨闲暇时光。
正如这些事例所示，如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闲暇政策”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对人们空闲时间使用方式的小规模干预，且通常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这种漫无目的的方法将不再适用，对“闲暇政策”的制定需要更加谨慎、更加全面、更加连贯。
这将导致方向上的根本变化。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将闲暇视为过剩品而不是优先事项。当政府希望在财政支出上表现得比较克勤克俭时，常常将休闲活动视为可随意裁减的低垂财政之果。在美国，特朗普试图取消对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公共广播协会的资金赞助。在英国，2010—2016年，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减少了约12%。“这种下降态势冲击着国民的脑神经：当作家菲利普·普尔曼在牛津大学的小型聚会上讲述反抗图书馆关闭的斗争时，他演讲的在线版本，用一位热情洋溢的评论员的话说，引起了“病毒式的轰动”。
但重要的是，不能基于现在的状况过度臆断未来的社会将如何鼓励其成员消遣时间。如何才能有意义、有目标地度过闲暇时光，我们应将其交与子孙后代自行协商。预测人们将来如何度过闲暇时光的尝试通常效果不佳。例如，1939年，《纽约时报》曾认为电视永远不会流行。“电视的问题在于，要看电视，人们必须坐下来，眼睛盯在屏幕上，普通的美国家庭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做。”主编自信地说，“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凭这一个原因，电视也将永远无法成为广播的重要竞争对手。”毫无疑问，该预测是大错特错的。
工作的意义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意义
经过一段漫长的探索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活动能够与工作一样为他们带来成就感或方向感。即使他们另有收入来源，也可能认为工作是通往其苦苦追寻的生活意义的唯一途径。
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其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感受。这首诗歌讲述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事，他赢得了特洛伊木马战争，然后花费了10年时间从战场返回家园。他遇到重重障碍，包括被食忘忧果一族的引诱，因死去母亲的魂魄而分心，被单眼巨人部落囚禁，还有另一个巨人部落想吃掉他。简言之，这是一条坎坷的归家之路。诗歌中，丁尼生想象着奥德修斯冒险归来，不得不重登王座，成为“闲散国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他的回答是，这简直无聊透顶。奥德修斯并不想“不磨砺就生锈”，而是想“在使用中大放异彩”。因此，在丁尼生的诗歌中，奥德修斯准备将王位传给儿子，再次扬帆起航，希望“还有一番崇高的事业等待我们去做，使我们配称为与神斗争的人”。同样，当科技性失业的世界来临，未来像奥德修斯这样的人，可能仍想尝试做自己所认为的“崇高的工作”。
奥德修斯返程路上遇到海妖，船员为了不让他被海妖的歌声诱惑跳海而将他绑在柱子上。[图源：wikipedia]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但我真正的意思是“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讨论至此，还没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区分。但是，在考虑未来时，则需注意二者的差异。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们可能正在朝着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迈进，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将来，尽管没有经济上的需要，但仍将有人渴望继续工作，这些人会寻找机会承担我们今天称之为“工作”的任务，唯一的区别是，这项工作不会带来足以维持生存的收入。
这些任务可能包含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去掉赚取足以维生的工资这一限制，可以是任何工作。他们可以从事尽管机器更擅长，但人类也还是想做的任务。这听起来效率低下，但是如果从事这项工作是出于非经济目的，为的是追寻目标感而非生产率，那么经济上对“效率”的担忧便是一个错误。
奥德修斯这类人的存在，赋予了政府另一个角色：帮助想要工作的人找到工作。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政府积极地为人们创造工作机会。这一方法实际上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政府事实上已经在大规模地这样做了。全球十大雇主中，有7个是国有机构，包括美国国防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及印度铁路公司。今天，“工作保障”的观念已引起人们的青睐和兴趣。在美国，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几位民主党候选人支持为所有人提供工作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得到52%的美国人的支持。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负责进行民意调查的人称，这一政策是“我们曾经调查过的最受欢迎的政策之一”。
有些人希望在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继续工作，这就让我们陷入一个概念上的困境。如果人们不再直接依靠工作赚钱，这项工作还应该被称为“工作”吗？还是应该称它为休闲活动呢？在劳动时代，我们无须考虑这个问题。闲暇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人们不工作时的时间，而工作则是在非闲暇时间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置身于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这样的定义和界限将变得模糊。是不是只有为赚钱而做的事情才能被叫作“工作”？若是如此，那就意味着家务之类的劳动不是工作。是不是只有艰苦的事情或者令人不悦的事情才是“工作”？若是如此，则意味着现在那些喜欢并享受自己的有偿工作的人是在休闲，而紧张地盯着电视机屏幕，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输球的球迷则是在工作。
哲学家花了大量时间试图对此加以区分。但实际上，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当我们思考一个有偿工作岗位较少的未来时，简单地看待闲暇时光会更有启发性。有些人可能想把闲暇时光花在看起来很像今天的“休闲”的事情上；有些人可能本着过去“工作”的精神，倾向于把时间花在更有组织、更有指导性的活动上。不过，我的推测是，届时人们选择做的事情大概率不会跟现在的工作很像。工作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某些人生活的意义来源，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是特殊的，而是因为工作是我们一生中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情之一。我们只能在自己花时间的事上找到生活的意义，找到之后便可在其他时间上自由度日。未来，当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主旋律，我们也将在其他事情上找到生活的意义。
有条件的基本收入的角色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本章最初的问题，没有工作的人在闲暇时光会做什么呢？答案之一是他们可能会享受更多闲暇时光。为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可能希望介入并帮助他们用更有意义的方式利用闲暇时光。另一个答案是，尽管没有直接的工资收入，还是会有一些人可能想参与到跟工作比较相似的活动中。政府可能也希望支持这些人的雄心壮志。
但是，这两个选项并不是答案的全部。置身于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很少有社会能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把时间全都花在闲暇、娱乐或自认为合适的无偿工作上。这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如果允许全部成员都这样做，任何社会都会分崩离析。如今，社会团结源自每个人都在为社会做贡献，通过所做的有偿工作、所缴纳的税收为集体贡献力量。未来要保持团结，也将需要那些没有有偿工作的人，以非经济的方式花时间为集体做贡献。
这就需要我所提议的CBI——有条件的基本收入的支持，CBI是一种全民基本收入，但它要求接受者做些回报。如果采用该提议，则意味着将来无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会被分为两部分：并不是闲暇和有偿工作，而是他们自愿从事的活动和社区要求他们从事的活动。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社区要求从事的活动有哪些。在凯恩斯、罗素之类的人物聚集的社会，如果无业者把时间花在读书、写作、创作优美的音乐、深思等追求艺术和文化的事情上，社会可能就心满意足了。传承了古希腊精神的社会，可能会要求人们更加认真地扮演公民角色，要求公民参政、支持地方政府思考对他人的义务。除了娱乐和政治活动，我相信社会也会更加重视教育、家庭以及护理活动。我想，无论机器变得多么神通广大，我们都希望人类在帮助别人过有目标的生活上、在帮助别人渡过困境或是与病魔抗争时，能发挥作用。
我列出的这些领域只是推测性的，毫无疑问，该清单也是不完整的。最后还是要交由未来的社会去做决定，决定哪些事情算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哪些不是。不同的社会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所有做出判断的社会，也将被迫表明在他们看来，哪些事情有价值，哪些没有。
如今，市场机制在塑造价值观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件东西的价值是人们愿意为此支付的价格，劳动者的价值是他们能拿到的工资。尽管该机制缺陷颇多但也非常出色，原因就在于它强大的简化能力。人们无限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艰难相互碰撞，最后在市场的白热化中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数字：价格。
有些我们都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东西却无法用价格衡量，有些重要的工作只提供微薄的薪水，甚至没有薪水。例如，大多数护理工作是无偿的。在美国，每年大约有4000万家庭照料者提供了价值5000亿美元的无偿护理，老年妇女贡献了其中的2/3。在英国，大约有650万护理者每年提供价值高达1000亿英镑的无偿护理服务，护理者也以女性为主。大多数家务劳动也是无偿的，在英国，做饭、照顾儿童、洗衣服以及处理家务杂事的总价值约为8000亿英镑，是制造业总价值的4倍多。女性又是这些家务劳动的主要提供者。我们对重要性的感知是多维的，一个单一的数字无法涵盖所有不同维度。
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将有机会修复这种错配。奥巴马总统对工作的未来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看法，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他说，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什么是我们珍视的，什么是我们大家都愿意花重金购买的，无论是老师、护士、护理者、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还是艺术家，所有我们认为价值重大的事物，在薪资金字塔中，却排名都不高”。如果CBI得以实施，将驱使我们这样做：借助社会的有形之手，提高被劳动力市场的无形之手标记为毫无价值的活的地位，并将其定位为有价值的、重要的活动。我们将有机会借助社会认可而非市场工资进行价值分配。履行CBI的要求可能成为自我满足感的来源，跟养家糊口的满足感差不多，尽管二者的获取方式不同，但都会因自力更生而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创造意义的政府
最后一章是本书最富猜测性的部分。但它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个重要信息是，如果闲暇时光在我们生活中的占比真的变大，那么政府职能中有关闲暇时光的部分的重要性很可能也将提升。就像在劳动时代，我们制定了各项干预措施来塑造人们的工作生活，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也将需要一系列工具，影响人们对业余时间的安排，其中可能包括：旨在帮助人们有目的地度过时间的休闲政策，为没有工资仍想“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以及制定换取社会支持必须满足的社会贡献要求。这只是一些可能的政策工具，我相信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多的政策工具。
第二个重要信息是，工作的意义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意义。但工作和意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是收入来源，仅此而已。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却真真切切地提供了强烈的目标感，这些人具有与其所从事工作紧密相连的、成为其生命一部分的经济身份。
英国的煤矿工人将这一点表露无遗。古老的采矿城市达勒姆有每年一次的街道戒严，在此期间车辆禁止通行。小镇上挤满了矿工及其支持者，街道上有铜管乐队表演，播放着庆祝歌曲，还有游行乐队。人们举着印有历史悠久的采矿英雄面孔并写着标语的巨大横幅，还会打出“团结”“社区”“骄傲”等口号。这群人的身份被明确地绑定在他们的特定工作上。该游行活动被称为达勒姆矿工节游行，自1871年诞生以来延续至今，但不知道未来还能持续多久。2015年底，英国最后一个地下煤矿凯灵利煤矿（Kellingley Colliery）关闭，废弃的采矿机被埋在了废坑中。在我看来，游行仪式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宗教葬礼。
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像英国矿工一样拥有经济身份的机会将减少。相反，人们将被迫在其他方面寻找非经济身份。如今，身份政治涌现：人们的政治品位越来越多地受种族、信仰或居住地的影响。有时我会想，人们是否部分受到当代经济生活不安全感的影响，选择退缩到比经济生活更坚固、更可靠的非经济生活中，寻找意义的来源。但是这些非经济身份也有让人担忧的地方，其中之一便是难以辨识。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英国脱欧，在英国，留欧派几乎从未想到英国脱欧真的会发生：生活的目标不只在经济方面，可是在这一事实面前，留欧派集体盲目了，关于“贸易”和“增长”的争论，可能根本不是许多人考虑的重点。更重要的是，所出现的非经济身份可能令人反感，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政治兴起，便是一个不祥的例子，究其原因，部分是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鉴于上述两点信息，大政府的最后一个职能浮出水面——创造意义的政府。当我们进入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许多人传统目标感的来源将逐渐消失，空白就会出现。目标感的新来源将会出现，但并非所有来源都是善意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政府介入，通过对诸如闲暇政策、有条件的基本收入等的干预措施，引导其他意义来源取代工作原本的位置。
在我为大政府设立的所有职能角色中，这一点是最陌生的。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作为管理者和技术官僚的政治人物，这些角色的作用是解决深奥的政策问题。我们一般不会将他们视作道德领袖，不期望他们指导我们去过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是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将需要他们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社会的工业进步朝着怎样的终点发展？”约翰·穆勒问，“当进步停止，我们预期它会给人类留下什么样的境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创造意义的政府，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
到现在为止，现代政治生活一直回避这样的哲学问题。在20世纪，大部分社会都有着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地做大经济蛋糕。正如以赛亚·柏林曾经写到的那样：“既然已经对目标达成共识，剩下的就是手段问题了，这将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可以由专家或机器解决，比如由工程师或博士来探讨解决方法。”因此，基于这一经济目标，我们总是倾向于依赖当代生活中的工程师——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何不断做大经济蛋糕。但是，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将需要再次思考其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问题将不仅是如何生活，而且是如何好好地生活。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过有意义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〇本文节选自《没有工作的世界》，第十二章《意义与目标》。丹尼尔·苏斯金德著，张文婷、舒蕾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罗伯特·欧文于1824至1828年期间，在美国购买土地，创建的具有公园城市特点的“新和谐公社”（New narmony），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乡融合体，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类型齐聚。[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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