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者教育学”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

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

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

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

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

鸣谢

专题策划人：

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

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

文献列表

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的诸多情况是弗雷勒想要去阻止、改变的：这是一个通过提出问题来拓宽知识却又最终屈从于文化战争的世界；是一个教师因循证推理而被批评呵责的世界；是一个人们因质疑美国早期殖民问题和残酷的奴隶史而被惩罚的世界。弗雷勒所呼吁的那种勇敢的思考，使得当今大多数政治领袖和公众人物在道德上的怯懦显得令人作呕。

在具体的压迫境况下，人变成了异化了的“为他人的存在”，是一种他们所依附的虛假的“自我存在”。如果屈从了这种压迫境况，他们就无法真正地发展。他们被剥夺了决定权，全部由压迫者掌握，他们只遵照压迫者的指示行事。只有当被压迫者挣脱了束缚他们的种种矛盾，被压迫者才能开始发展，才能成为“自我存在”。

问题在于他们论题的路径一直局限在知识生产的领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路向：作为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以“左倾”、“革命”或“激进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与被压迫者不同诉求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是否可能催生出新的被压迫者的知识形式和言说方式？也就是说在“政治”的意义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可以提供一种怎样突破西方“现代”规划和文明分裂的另类实践？

鲁迅针对中国社会提出的“知识人与民众之间的构图”是“非得接受外来文明不可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里，没法回避的、必然发生并接受的共同观点……依据这观点能否把亚洲现代化整体作为尚未实现的、要克服这种构图而实现鲁迅开示的这种尚未实现的‘个人’（‘真的人’）的过程来重新思考，即能否作为由‘鬼’翻身到‘人’的文化史来重新构成新的历史框架？”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正是在对“真的人”和“真的知识阶级”苦苦追寻中度过的，他的思考与实践是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的宝贵遗产！

反抗学校的危险无以预见，不过它并不像发端于其他任何主要制度的革命那么可怕。学校尚未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或者甚至尚未像一个大公司那样在自我保护方面组织得卓有成效。从学校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可以是不流血的。劝学员及其在法庭与雇佣机构中的同行们在对付违规者，尤其是对付贫穷的违规者时使用的武器，或许是采取无情的处罚措施。但面对群众运动的浪潮，他们会变得无能为力。

剧场原本是狂欢的酒神歌舞祭：人们自由自在地高歌于户外，像嘉年华会、欢乐的庆典。后来，统治阶级掌控了剧场并筑起高墙。首先，他们区隔人们，将演员与观众分开：分成演戏的人与观戏的人——欢乐的庆典于是消失了！其次，他们自演员之中，将主角从群众里抽离，压制性的驯化于是诞生！现在，被压迫的人们解放了自己，并重新创造了自己的剧场，一道道的藩篱高墙势必将被推翻。

回想剧中的叙事，在每一回中断时，都让观众深思：这演员扮演的角色，如果让行动符合性格，或者让性格符合行动，就是一种特大的简单化；真实人的性格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不允许这样来表现。社会的运动规律不能用“理想状态”来证明，因为“不纯”的矛盾性，恰好是运动和运动中的事件。

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二十个国家中，十个国家位于西非。”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与戏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西非文化中充斥着各种仪式，生存的艰难并未让生活失去其值得庆祝的仪式感。

如果电子游戏不是叙事（narratives），那它们是什么？我并不否认游戏和叙事确实有许多共同的元素，但我认为游戏最独特的特征是它们基于不同的再现形式。与由一系列固定动作（actions）和描述构成的叙述不同，电子游戏需要用户的积极参与，不仅为了阐释的问题，更是为了获得它的内容。叙事基于符号学再现，而电子游戏则依赖于模拟，即通过一个系统对另一个动态系统进行建模。

当我们活生生的理论经验从根本上与自我疗愈和集体解放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就不再存在距离。事实上，这种经验更明显地表明了自我与集体两者之间的纽带——最终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过程。

总之，面对底层社会，我们的社会学不应当只满足于解释世界，更不应该掩饰世界，而是要积极探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把知识生产和现实干预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学的科学精神与道德良知的统一。

〇封面为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书封。[图源：penguin.com.au]

〇专题策划人：严丽、史和佳

〇编辑 / 排版：十七

〇审核：悦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