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 小城镇 大问题

专题导言

苏南地区自明清之际便日益成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心。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秉持着“志在富民”的初心，基于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长期从实求知，为社会学的智识力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从《江村经济》中农工相辅的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21世纪初苏南模式的转型变革，再到新时代以来苏南模式的重新出发。经历传统、革命与改革之流变的“苏南模式”，其生命历程背后这一幅漫长而跌宕的历史画卷，既是中国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也为社会学这门叩问时代的总体学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源泉。

本次专题将重点回顾苏南模式的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希望重新激活这些研究之中内涵的深入思考，从而为理解当下中国仍在经历的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打开更多理论想象的空间。为此，本次专题将从社会学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开始，进而拓展到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问题以及县域层面的政府行为问题、宏观体制的运作问题。社会学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往往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体制与民情的互动为研究视角，系统地勾勒出苏南模式从家庭到集体，从企业到政府的多主体互动方式，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集体与农民关系、政府间关系等多个分析维度。总的而言，社会学的苏南模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加以拓展，研究深度也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苏南模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也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理论价值的可能性。

鸣谢

专题策划人：

郑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安德鲁·阿伯特 | 费孝通的两村）

（一）

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此后打算写一篇关于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来参加这次小城镇讨论会。然而一回到北京，时间由不得自己支配，这个打算便落了空。因此，这里只能依我的腹稿，谈谈我在吴江调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发言。

在说到正题以前，首先说说我对这次讨论会的四点希望，即希望通过讨论取得四个具体结果：一是出版一本研究论文集；二是订出一个今后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三是为今冬全国政协小城镇问题调查组作些准务工作，就是提出一些请他们来调查的问题；四是成立一个推动、协调、交流这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学术性组织。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今年年初确定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不仅会议如期举行，而且还汇集了几十篇论文。万事开头难，时间只有半年，这样的结果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当珍惜已经获得的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将迈出的这第一步脚印留下来。

这些论文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们都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是对头的。我国的社会科学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贯彻这里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达到最终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多少学了一些，许多同志也诚心诚意地想把事情办好，但是学习的理论常常不能和实际工作相结合，这就使得我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于具体问题的处理也就提不出实事求是的建议来，难免把以往的经验或是别国的东西硬套照搬，以致花了过多的学费，亏了本，走了不少弯路。

失误使人清醒。现在我们多少懂得了一点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选》里所阐明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实事求是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我们的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察中提高认识。可以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尝试。

以实践为根基的认识自然要具体、充实得多，尽管现有的文章还显得粗糙，分析不够全面，可是写在论文里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我们从概念里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只要我们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其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那么这些文章就成为现实小城镇面貌的素描。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们还是要翻看，仍然具有价值。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

当然，人们的主观认识与事物的客观存在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而客观实际又是不断变动的，人们的认识也得跟着变动。反映不能及时，跟不上变化而固步自封，认识就会落后于实际。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向前走的。我们今天对于小城镇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那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不是很好么？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

为了留下历史的痕迹和认识的脚印，不使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这一点宝贵的知识流失，我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能把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印成一本集子出版。我认为把知识流传开来，储存下去，应是出版社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文稿进行选择和修正，容许认识不足并不等于是说文章可以拙劣。会见情人前总得打扮一番，以自认为最能悦人的面貌见世。为此，我愿意承担一部分推荐论文的责任，出版一本小城镇研究论文选集，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一个希望。

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是社会科学范围内国家“六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课题，而且它在“七五”规划中还将继续研究下去。现在我们在苏南所进行的研究只是这个课题的开始。为了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大，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走，同时对下一年做出具体的计划，并对“七五”规划的远景做一些设想，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二个希望。

进行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毛病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一年所进行的小城镇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还很不够。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既没有对某一个小城镇作出全面深入的解剖，也没有越出吴江县的围。这就好比是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一个细胞，但尚未看得清楚，更未顾及其他类似的细胞。胡耀邦同志视察西北回来，提出要种草种树开发大西北，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想过还有一个大西北可以开发的问题。可见中国之大，不允许我们做井底之蛙。即使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对全国而言，它仍然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要提出江苏在全国、苏州在江苏、吴江在苏州，它们所处的地位怎样的问题来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以点概面。相反，应当提出认识的限度和吴江县小城镇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图为《瞭望》新闻周刊举办“重走费孝通吴江路”调研活动的摄影。[图源：xinhuanet.com]

然而管中窥豹所见的毕竟是豹的一个部分，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住。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我们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那么对不同地区今后的小城镇建设无疑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当然，我们在开始时必须十分警惕，决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

科学研究的进行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使小城镇研究深入下去，必须订出一个具体计划。我们要把研究重点继续放在原先的调查点上，一方面对已经触及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要象调节照相机的焦距那样，使其有更清晰的映像；另一方面应检查前期研究中有哪些缺门，即有哪些问题还没有作调查，要在一个镇上开拓更多的调查项目。与此同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开辟新的调查点，以便于作比较分析，并制订必要的研究指标，为从调查点上的定性分析推向面上的定量分析作准备。

事实上，制定研究计划的过程就是明确研究目的和要求的过程。只有研究目的和要求明确了，计划才能订得具体可行。为此，我们这次会议作了新的尝试。与会者有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有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还特别邀请了在小城镇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江苏的省、市、县三级政策研究机构的同志一起来参加讨论。针对同一个研究课题，进行如此广泛的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交流和协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愿我们能创立一条成功的经经验，有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

这种广泛的结合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能听到更多的不同见解，启迪自己的思想。所谓学术讨论，除发表自己的见解外，就是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我曾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主张我们要认真地看人家怎样看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二是使科学研究与实际要求挂起钩来。以往的理论脱离实际，除了个人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组织上的原因。由于，科研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长期缺乏交流，造成知识分子与实际工作者背对着背。前者愿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但不知用武之地在哪里，后者希望以科学知识来指导工作，然而不了解所需知识在何方。现在两者都转过背来，面对着面。实际工作者向科研人员质疑、问难、提要求，使科研目的更明确，计划更合理，成果也更富有实际意义。科研人员向实际工作者介绍成果，提供建议，使实践按客观规律进行，工作具有科学基础。

我的第三点希望就是要对贯彻“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在前一段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知识，也就是要依据从科学研究取得正确反映实际的知识，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和建设工作之间必须建立起畅通的渠道，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能提到科研的项目里，经过科学研究反映出实际情况，再根据政策方针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由决策机关审核各种建议，联系有关情况，并考虑可行的时机作出实施的决定。这些决定通过行政机构的执行和群众的实践，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一项决定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的验证，而且旧矛盾的解决又会引起新的矛盾，效果的估计和新问题的产生又将构成新的科研项目。这就是说，由科研、咨询、决策和实践构成一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循环系统，这四个环节环环紧扣，周而复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国的决策者是党的领导机构，通过决策体现党的领导。领导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上述建设工作循环系统的根本模式。由于现代化的日益深入，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决策过程更显得需要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的分析，所以提出干部要知识化，也就是要把决策过程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科研和咨询作为这个循环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实质上就是体现党的群众路线。

把科研和咨询作为上述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包涵着它们具有和其他有联系的环节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党的领导一向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求经过调查研究。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各级领导都有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反面的教训，那就是在“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担负反映实际情况责任的研究机构被视作已定政策的辩护者，甚至看作是主管人员个人意志的吹鼓手，走向了科学的反面。“四人帮”的“内査外调”暴露了它的极端危害性。科学知识必须为政治服务。这里所说的服务绝对有别于“四人帮”时的“梁效”对其主子的“效忠”。科学研究要对客观事实负责，即实事求是。

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难以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至于怎样组织这类咨询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我建议不妨作一个试验，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有关专家对一定的事关重大的建设问题组成咨询小组。这个咨询小组应当联系群众，联系各个学科，发挥其综合性的特点，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以备党作决策时参考。

在党的领导依据建议、资料制定决策以后，由行政机构付诸实践，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现在它已经吸引了多学科和多层次的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范围的扩展，将会有来自更多方面的同志参加进来。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加强各方的联系，进行组织和协调。所以，我的第四点希望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成立一个关于小城镇研究的学术性团体，把现有有志于此的同志组合起来。

由于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江苏，所以我建议请江苏的同志偏劳，出面来组织这一个团体。至于团体的名称、机构和任务等具体内容，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决定。

（二）

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记得1981年初我到天津开会，遇见当时在夫津市委工作的李定同志，他告诉我，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于是就在同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可见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小城镇问题的意义，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可是，据说在传达了耀邦同志上述讲话以后的几个月中，并没有得到该市郊县的积极反应。可见在当时小城镇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小城镇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不理解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件事表明，在客观事物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并不那么轻而易举。认识过程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人们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直接感受，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新事物和新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赞同耀邦同志的上述提法。那是因为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靠“小城镇”。

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理论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视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一事物。小城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就会把所有的小城镇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而忽视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人手，对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下面我谈一谈在吴江县所看到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

第一种类型的一个镇叫震泽镇。1936年我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以后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我的导师史禄国教授建议我先在国内作些实地调查后再出国。我听从他的意见，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由于自己的失误，负伤出山，回家乡休养。我的姊姊费达生送我到她正在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吴江开弦弓村小住。我就在这一个多月里调查了这个农村。记得有一天我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一千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规模小到连香烟也要分拆开来零卖。那时，这个村子里的农民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店主所说的航船。

其实，航船就是普通手揺的有舱的小木船，只因为主要用于人的交通和货物的流通而得名。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便离村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十二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一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船老板自己便到茶馆落座喝茶。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物品的瓶、篮又送回船上，航船离镇返时。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奇怪的是托捎物品的和搭乘的人都不用付钱。追问船老板的生活来源，才知道，原来在春秋两季，村内农户出售蚕丝和粮食都要通过航船卖到震泽镇上去，震泽镇上的丝行和米行在年终时就得给船老板一定的佣金，那些酱园和杂货店逢年逢节也要给船老板一定的报酬。所以船老板的收入是不少的。他们是农村货物流通的经纪人，是农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后来我也“免费”搭乘航船往来震泽，发现震泽镇的市河里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条，据说都是来自镇周围各村。震泽显然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

我在这里追述当年的观察，是想说明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

由此可见，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具体的实际内容。在半个世纪前，震泽镇作为商品集散类型的小城镇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那时我是单枪匹马搞调查，研究工作不能不以村为界，没有能力进入镇的这一层次去，我只是在村子里遥望到了小城镇，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于农村所发生的影响。此后，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小城镇作些调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出于我的预料，在1981年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

第二种类型的一个镇是盛泽镇。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这个镇出口的真丝绸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十分之一，可见它是一个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

盛泽镇的历史发展较早，据说它在明末就有上万人口，那么这个镇发展较早的基础是什么？镇上聚居的人口又是以什么为业的呢？我记得小时候去盛泽时，看到有人站在织机上提花，觉得很新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再去盛泽时，就询问解放前丝织作坊的情况。有人吿诉我，那时在镇上的作坊为数不多，且都是小规模的，最大的一家也只有二十部老式织机，但是绸庄、丝行和米行却不少，其中又以绸庄为最多。既然镇本身织出的绸并不多，绸庄的绸又从何而来呢？这就使我看到了盛泽与震泽不同的将点，绸庄通过“绸领头”收购农村织绸户的绸匹。“绸领头”是织绸户和绸庄的中介人。他们发放贷款给织绸户，要织绸户按照绸庄需要的花色品种进行生产。“绸领头”将收购到的绸匹再分类售给绸庄。这样，一个绸庄通过“绸领头”的联系，就可以掌握几十、几百甚至成千的织绸户的生产。如果绸庄把如此众多的织机集中到镇上来办作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了。所以，盛泽与震泽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经济中心。象盛泽镇那样早先是以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为主的经济中心，是很值得研究的。

家庭丝织手工业不仅是盛泽发展的基础，也是所谓天堂的苏杭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个传统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传统在民间已有近千年。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一位外国朋友听我说到苏州姑娘纤巧灵活的手，便提出妇女的这种技能是否可以转向搞电子工业的问题。因为电子工业需要的正是精细准确的动作。外国人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自己要是不研究、不利用，那就愧对祖先，是说不过去的。

图片展示了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蚕桑丝织工艺。[图源：ishare.ifeng.com]

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镇是我的出生地松陵镇。松陵在解放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现在吴江县政府就设在松陵镇上。解放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唯独松陵是例外，它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比解放初有较大的增长。

松陵设县由来已久。封建时代地主统治阶级为防卫农民造反起义，筑起城墙和城门将城内外隔开，在城里连集市买卖也不准做，人们只蹲在大东门外的盛家库做交易。城里主要是专政中心的衙门和城隍庙这阴阳两大权力机构。人活着时由县衙门管，衙门旁边是监狱和刑场，据说人死后由城隍庙管，有牛头马面、阴曹地府。城内的住户主要是地主大户和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小人物。这里的建筑也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弄堂狭小，两边是数丈高的风火墙，地主们住在里面，带有统治和防卫的特征，颇有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风格。

第四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同里镇。同里是我姐姐的出生地，我家在搬到松陵以前就住在那里。同里距运河边上的松陵只有六公里，距离自苏州到上海的水路要冲屯村镇五公里半。同里镇本身四面环水，似乎是一片藏于水泽中的岛屿。它的周围地区河塘交叉、漾湖衔接，是典型的湖沼水乡。解放前的同里不通公路，只靠摇小船进出。对于不熟悉水道的陌生人来说，往往在水面上转悠半天也找不到进出的河道。正由于同里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水乡地貌，它就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解放前，这个小镇上集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据土改时统计，全镇2000户人家中有500多户地主，占四分之一。地主阶级找到同里这个安全岛，修起了与苏州名园可以媲美的园林，现今正在修复的“退思园”只是其中之一。有名的评弹珍珠塔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个镇上。同里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已经成为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

第五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平望镇。平望镇地处江浙之间，北通苏州，南通杭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屡遭兵灾。自古代的吴越之战，到近代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战场都是在平望一带，日本侵华时，它又几乎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平望已成为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经过平望，沟通苏州和杭州。有公路东达上海、南通浙江、西联南京和安徽，成为吴江县内最大的交通枢纽。

平望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解放前曾经几度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使它常能衰而复兴。解放后，战争的威胁消除了。党的三中全会后，“左”的干扰被排除，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它争得了成为大城市工业扩散点的地位，据说，上海的一些工厂在扩散过程中，开始也找过铜罗等几个镇，但是最后还是在平望落脚。平望就这样一下子冒了出来，成为近来吴江各镇中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小城镇。

必须指出，上面列举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只是小城镇定性分析中分类工作的尝试。分类的对象只限于在吴江县初步走访过的镇，调查深入后，很可能还有应当提出的另一些类型，比如以渔业为主的社区，尽管人口较少，也可以因它的特点而成为一个类型。至于在吴江县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城镇无疑还有许多各有特点的类型，比如以采矿为主的城镇等等。而且有些地方的商品流通还处于形成固定城镇的过程中，只有一些具有日中为市性质的集、墟、场、街等场所。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所以这里所提出的类型是既不完全也不齐备的。

还应说明，提出类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些城镇的特点，使我们对小城镇的概念不至于停在一般化的笼统概念上，而要注意到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但在突出特点的同时，自然不应当忽视小城镇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小城镇的共同性质，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它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的分类是以此共同性质为基础而就其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的。比如，松陵镇固然具有全县政治中心的特点，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经济、文化的中心。震泽镇固然是吴江县西南一片包括若干乡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同时也是乡一级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近年来已成为小型社队工业的中心。盛泽镇囿然是当前地方丝绸工业的中心，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上述某镇具有某种特点，只是指它在小城镇所共有的许多职能中所表现的突出方面。

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注意到各个城镇有它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由各镇的历史形成的，因此在建设这些城镇时不应当一般对待。比如前面说的同里镇，它原来是地主阶级和退休官僚聚居的地方。土改后，它原来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要建设这个镇，显然不能走平望的道路，因为它不在交通要道上，也不可能走盛泽的道路，因为它没有传统的工业。但是它却有幽美的园林，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和河道。这是一个前人从经验中选择出来的退休养老的好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休养和游览的园林化城镇呢？加拿大有维多利亚城，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足以同它媲美的同里镇。这就是说以小城镇的特点来分类，对于我们确定小城镇发展的方向是有用处的。

（三）

吴江县的小城镇在解放后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线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在此期间，小城镇逐步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小城镇有了转机，到了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景象。

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吴江小城镇的人口一直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与吴江县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以盛泽镇为例，它还不是人口下降最多的镇，五十年代初就有22000人。其后二十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近年才有转机，到1981年才达到26000人。22000的人口基数，以全国平均的自然增长率来计算，至今应该有四万余人口。所以，我一听到这些数字，就说其中“大有文章”。什么文章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在继续调查研究。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吴江最南端的铜罗镇的人口变化概况。铜罗在解放前叫严墓，镇的类型与震泽相似，以烧酒和肥猪出名。全镇1952年有2475人，1962年有2488人，1972年是1906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城镇户口人数为2007人，三十年来城镇人口下降19%。据初步调查，1951年土改时为了分得土地，有60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门，约150人回乡务农。同年还有一、二十名青年参军赴朝，其中只有个别人后来回镇。从1952年到1957年，特别是在1956年的“对私改造”期间，又有约200人离镇外出。这批人大多是做生意的业主和学徒，其中有文化的进入附近大、中城市的国营企业，有技术的则流入上海郊区和浙江的一些县城。据反映，当时他们觉得私人经营生意是一种剥削行为，连在私人店里当工人也不光彩，所以大家要另谋出路。1958年的大办农业和支援农业，以及1963~1964年的职工下放，镇上又减少了近五十户居民。除了上述的人口外流，还有青年学生考入大、中专学校，外省市招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也使镇上人口有所减少（其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后来已回镇）。

象铜罗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小城镇也程度不同的发生过。人口下降是小城镇衰落的表现之一。那么小城镇衰落的原因何在？其后果又如何呢？

1957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去江村作过一次调查，即所谓“重访江村”。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传统家庭副业已经衰落。农民对我说：肚子可以吃饱了，就是手头没有现钱。由于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其后的近二十年只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长期没有恢复。直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才使情况有所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才开始走上繁荣。1981年我三访江村，老熟人不再发牢骚。他们同我谈的都是卖兔毛有多少收入，以及要求我帮助社队工厂推销产品一类的话。当时农民不仅能吃上三顿干饭，而且手上也开始有钱买东西了。因为他们集体的和家庭的副业发展了，社队又办了工厂，农村里有东西能卖出来，换到钞票，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吃饱、穿暖、有钱花是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经济繁荣的具体内容。

把这两次在江村看到的情况与铜罗镇的人口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小城镇衰落的原因和后果。从农村方面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从小城镇方面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民，人口下降。总之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出发的“左”的政策，是造成小城镇衰落的根本原因。小城镇越衰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愈低，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益加剧。所以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果。当然，上述因果关系还有待于用客观事实有系统地全面加以检验。

下面我只谈一点有关商业渠道的问题。解放前，农村和城镇的商品除了食盐外全由私营的商人经营。解放后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村里所生产的粮食、油料、生猪、蚕茧等主要农副产品以及若干种生产资料都纳入了国营商业的流通渠道。各级行政部门都设立粮食、副食品、进出口贸易等机构，县级成立公司，县以下设所或设站。这样的商业改革使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与周围农村的主要联系。但1958年以前，小城镇的商业除了国营商业这一渠道，还有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店以及个体户等多种渠道。自从公社化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不断受到打击，连农民提个篮子在镇上卖几只鸡蛋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联营的合作商业被“利用、限制和改造”，不能不向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靠拢，以致有的镇最后只剩下几家供应开水的茶馆和点心店。而原先由农民集资起家，属于集体性质的供销社则逐步国营化，变成全民所有制。最后，几乎一切商品都按行政区划上拨下调，在国营商业这一条渠道内流通。

商业渠道的统一国营化引起了小城镇的巨大变化。凡是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都有国营的流通渠道，在收购农副产品以及调拨分配农民所需物资上占绝对优势，这就使得作为全县行政领导和物资批转中心的县城松陵镇成了吴江小城镇普遍衰落的一个例外，它的城镇人口因机构增多、干部调入而一度相持不动，后来还略有上升。一些设置公社机构的小城镇在总的衰落趋势中借着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力得到挣扎余地，而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受到被淘汰的压力就相当严重。在庙港公社的区域里，原先还有陆港、更缕港和罗港等几个小镇，解放前它们和庙港一样都是太湖东南岸边商业性的渔港。据说，陆港商业全盛时有五十户人家做生意，集镇规模虽不及庙港，但它的乡脚范围与庙港相仿，也有五、六华里地。更缕港则更小一些，只有近二十个“连家店”。解放后，庙港镇先后设置区政府和公社机构；陆港、更缕港变成庙港下属的乡和大队，只有基层政权组织而无相应的一套行政机构。从1956年开始，这两个小镇的商业逐步被庙港吞并，商业人员大都并入公社的商业机构。到文革后期，更缕港集镇完全被吃掉，人去集空，只留下冷落的石板街和残破的店铺面，退化为农村的居民点。陆港商业虽然也被蚕食去大部分，但它地处庙港与七都两个公社交接处，原属于陆港乡脚的村子离公社较远，主要是凭借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镇上留下了两个商业门市部和一家茶馆，三十几名商业人员在那里顽强地撑着小集镇的地位。

从全县范围来看，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大多数被吞掉了，象陆港那样已吞未咽下的是极少数。这个吞并过程值得进一步记录下来加以分析。

用行政渠道来控制商品的流通，势必造成农民买难卖难的困境，而商业本身在经营上也容易滋长“官商”作风。据农民反映，收购农产品的部门要货时急如星火，不要时弃如敝帚。比如兔毛，去年由于某种原因价格大跌，养兔的农民叫苦连天，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兔毛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小城镇和农村里原有众多的流通渠道已变成了单轨，适应不了这几年来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实际上已成了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

商业国营化的过程是在“化消费城为生产城”的政策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对消费和生产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没有搞清楚，以致我们对小城镇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在我国旧的传统思想中，消费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是指不事生产，靠着人家吃吃花花，实际就是指剥削享受。而在小农经济的眼光里，生产是指有实物收获的劳动，不包括商品的流通。这样我们一方面把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职能排斥在生产范围之外，归入消费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对农民和雇工的剥削，以及他们挥霍浪费的行为，看成所有小城镇唯一的基本性质。以后又进而把做生意、消费、剥削这些概念都划上等号。表现出来的是逐步限制、打击小城镇的个体和集体商业，这就大大削弱了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然而城乡的工农业产品不能不流通，而流通总得有渠道。在集体、个体等贸易渠道全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供销社非走向国营化不可，国营商业就不能不包揽一切。但是国营商业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流通包下来，却包不下小城镇上原有的经商劳动者，于是小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无以为业，纷纷找出路。其中最有办法的人挤入了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稍次的进入当地的国营企业；没有办法的也不让在镇上吃“闲饭”，一批批地被动员下放到农村。最后那些由于病残体弱等原因确实无法下乡的人留了下来，依靠社会福利型的小手工业生产维持生活。这一过程，在铜罗镇的人口变化中看得很清楚。它表明在经济基础动摇以后，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也就干涸了。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小城镇本身日见萧条冷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情况：第一点是在这一时期小城镇衰落的总趋势中，吴江县也有新兴的例子。荒坪和金家坝这两个公社集镇是由村居民点上升形成的，它们都是设立新的公社行政机构产生的结果。第二点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吴江的县办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例如盛泽镇上的丝绸工业从作坊手工业到机器工业，一直到专业化的若干道工序配合的现代丝绸工业。但是这些县属工业在经济、管理等方面都隶属于县的工业部门，它与小城镇可以说没有多少实际联系。第三点是有少数小城镇的衰落是由于自然灾害、地理发生显著变化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如松陵西南五公里处的南库，以前是吴江西北部地区出入太湖的主要港口镇，每天有三、四百条渔船和捞水草的农家船停靠南库，商业兴旺。1949年太湖发大水，南库的店铺被洪水席卷。公社化以后围湖造田，南库失去濒临太湖的港口地位，再加上行政设置的变化，南库集镇也就退化消失了。

（四）

由于看到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小城镇的衰落，在1981年又看到农民家庭副业的兴旺和听说那几年吴江小城镇建设也在繁荣起来的情况，我曾产生过一种错觉，以为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小城镇的复苏。后来经过实地调查，才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不能说是多种经营、商品流通的结果。

以与上海郊区接壤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在1975年以前，莘塔公社的农业经济路子越走越窄，农业只是种粮食，副业只是养猪。农民收入长期在人均150元上下徘徊。从公社镇来看，不用说新的基建，就连原有民用建筑的维修也缺乏资金来源。居民住宅日渐破败，危险房屋越来越多。镇区内两条宽只有三米的过街楼式的沿河小街狭小敝陋。自1975年以来，该镇面貌大变。现在已盖起了许多新的厂房、居民职工住宅和一座能容纳1000多人的电影院，马路宽达18米的新街区颇有现代气派。这些基建的总投资共达356.8万元，其中有258.1万元来自莘塔13家社办工厂所上交给公社的利润，占总投资的72%以上。

莘塔的社办工厂原只有公社农具厂（现为油泵厂）一家，是在大跃进年代办起来的，其他的工厂都是在1975年前后创办的。据1982年资料，这些社办厂中，年总产值超过百万元的有油泵厂、灯泡厂和客车厂三家。若把全社的队办企业也统计在内，社队工业共有57个企业，务工社员2098人，占全公社劳动力的17%。全年总产值1026万元，利润66万元，其中上交给国家的所得税12万元。以务工社员工资和参加年终分配利润这两项计算，全公社20000余人人均工业收入为49元，占年人均总收入的15%。

从农副工三业产值结构和分配结构来看，莘塔公社总产值中农业占33%，副业占13%，工业为54%。在社员人均分配水平327元中，农业收入为190元，工业收入为49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是88元。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莘塔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办社队工业以后，改变了农村一段时期“以粮为纲”单一经济的局面。社队工业的发展为镇的基本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农民的年终收入，而且吸收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

从莘塔看到的基本情况在吴江县乃至整个苏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各个公社在介绍社队工业的好处时，都集中在吸收劳力、增加收入和发展公社集镇建设这三个方面。为什么苏南地区的社队工业在七十年代能得以发展、遍地开花呢？对此不能不从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去作考察。

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可以加以概括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江浙一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已有悠久的历史，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必然减少，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在一定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我们的祖先却闯出了一条路子，使人口稠密与经济发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男耕女织、相辅相成。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一直持续了几千年。我三十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工农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这就是农工相辅这一历史传统的本质。这个道理在现代人眼里看来很简单，可古人开出这条路子时的艰辛是今世无法想象的；而这条路子作为一个根基开出新的花来也是古人始所未料的。因此，依我看来，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

在这几年的农村调查中，凡是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只要一谈到人口，都说有一股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当解放初期出生的那批人口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年龄时，农村就开始出现窝工现象。此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逐年上升，年工分量猛涨起来。而同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却越来越少。到1970年前后，平均亩产显示出已达到极限时的起伏波动。这时农村已不是一般的窝工，而是由于劳力的剩余，农民开始在那里抢工分了。我曾请一位县委书记算一笔帐，假定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现有的根食产量不降低，全县可以有多少剩余劳动力？他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如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一股无法长期压抑下去的力量，一旦有了某种条件，它就会冲出来解放自己。正如当地同志所说的那样，办社队工业是“逼上梁山”，是将压力化为动力。

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办工业要有原料、劳力、资金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农村有足够的劳力，这是有利的条件。那么其他几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铜罗镇有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工厂可以说真正是白手起家的。1968年，一个城市青年插队到吴江的一个公社。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化工厂工作，他打听到某一化工产品因为职工派性纠葛而濒于停产，而这一产品又是另一个企业的必需品。于是他就帮助这个公社与需要这一产品的企业挂上钩，这一企业把原料、技术、设备甚至一部分资金全都包了下来。就这样，农民便在几亩地上办起了化工厂。类似这家工厂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社队工厂的同志说，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

大中城市为什么要主动送下条件来让社队办厂呢？道理很简单，“文革”中城市里的大中企业有不少在打派仗，搞停工闹革命，没有稳定的局面，自然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但社会生活不能没有商品。尤其是一些外贸产品的生产还得完成计划。而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做了一件自己不一定意识到其意义的事。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等到十年内乱结束，苏南的社队工业已渡过了最关键的初创时期，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在县属镇，由于镇、社体制分设，社队工业不能侵犯镇区，于是就傍着老镇，在外围形成一个社队工业区。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吴江县的七个县属镇内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工业，一种是县属工业（包括全民或集体），另一种是镇办工业，县属工业的发展较早，一般是在五十、六十年代开办的。它对保住小城镇一部分人口和为附近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是起了作用的，而且近年来这部分工业也出现了新的飞跃。然而县属工业与它所在的镇之间没有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它只对国家和县交纳税收和上交利润。所谓镇办工业在1966年以前大都属于社会福利型的集体小手工业组织，实际上是残留在镇上的剩余劳力进行生产自救的组织。由于在“文化革命”期间，各级行政有需要自己找财源，“分灶吃饭”，灶灶要自己生火，镇这一级也得找各种门路办工厂。于是镇办工业就在集体手工业基础上与社队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现在也达到相当的规模。

“文化革命”的后期，从县、镇到公社、大队，各级都在那里积极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震泽中学是吴江有名的重点中学，出了人才。这份功劳部分要归到“六神丸”的瓶塞子上，这不是虚言。不搞校办工厂生产瓶塞，这个中学的校长就难以当家。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培养我们子弟的教育经费如此不足，要由学校自己办工业来弥补。我听了以后，总觉得心中有一股压抑。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1978年以前，吴江县解放三十年只铺了三公里的县级公路，十年铺一公里。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所以尽管当时条条框框还很多，但各级自有办法，各显神通争财源。社队工业如同鸭子凫水，下面已经动了起来。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开了捆住的手脚，社队工业和其他各种小工业就如雨后春笋一下子生长了起来，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图为小城镇的街巷，随着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石板路已经在我国许多城镇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图中的方砖路面。[图源：zcool.com]

由此看来，苏南这些年来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而集体商业的经济活动还没有真正活动起来。我们作科学研究，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小城镇繁荣发展了，而要看小城镇里繁荣发展的是什么东西，它的这种发展又给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带来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想从上述的变化出发回到点与面的关系上，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一谈对小城镇现有工业、商业、服务业的认识，来共同探讨怎样才能使小城镇真正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基本问题。

（五）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逋过调整改革，大中城市的工业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对于社队工业有两种估计，一种看法是社队工业发展是钻了城市工业停滞的空子，所以城市工业的发展严重威胁社队工业的生存，前途并不乐观。另一种看法认为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不但不相克，而且是相辅相成，因此对社队工业的前途不必悲观。这两种估计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怎样认识、处理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发展中提出来的课题，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深入全面地作研究。

目前社队工业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起制约作用的是社队工业生产不稳定。我所见的不少工厂很多是二、三年换一块厂牌，一、二年转一个产品，人们叫它“开关厂”。这样做固然有作为新厂可以免税的奥秘在内，但根本上还是缺乏稳定性。

我们不能满足于市场调节稳定性差这种回答，而应当从社队工业的实践中，去解决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市场调节怎样能够达到企业稳步发展的问题。首先不能一般化地对待社队工业，而应当从具体事实出发去分析社队工业里不同的类型。下面先列举一些我们见到的不同类型的社队办厂。

吴江县社队工业里有不少是丝织厂。办丝织厂抓住了当地农村具有丝绸手工业传统的特点，而且它作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利润较高。照理说这种工厂是应该稳定的。然而绝大多数社队丝织厂的原料不是蚕丝，而是化学纤维。在七十年代，化纤产品是热门货，只要能生产，不愁无销路。但随着大城市化纤工业的发展和人们对衣着需求的改变，这两年来吴江县社队丝织厂的产品市场离本地越来越远，采购员采取了你占城市我下乡，你在平原我上山的办法，一直把产品销往福建、安徽、青海等省。尽管如此，去年化纤织品降价，损失还是不小。

庙港有一家蔬菜加工厂是在1980年创办起来的，共有三十余名固定工人，生产各种酱菜，主要是小黄瓜和大头菜。这个厂的原料都是本公社农民自己种的，1982年它向全社收购蔬菜总值达110万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工厂本身年利润最高达15万元。它的产品有半成品和成品两类。半成品销往山西，成品除当地自销外还销上海、苏州和由外贸出口远销南洋各地。

平望现在有上海缝纫机三厂的一个分厂，它是1981年6月由上海缝纫机三厂和吴江县农机厂联合投资、共同筹建的。总厂与分厂两家联合生产蜜蜂牌家用缝纫机。分厂虽不是社队工厂，但它一方面为总厂提供一部分机头零件并组装整机；另一方面则和梅堰、震泽、金家坝的几家社办厂协作，为上海总厂及其本身生产机架铸件和台板。这几家社办厂的原材料由上海供应，产品归上海接受，按照总厂的计划组织生产。分厂的原材料也来自上海，技术由上海派人指导，分厂所获利润和超产部分，与总厂对半分成。

上面三种社队工厂有可能是吴江现有社队工业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只是利用当地劳力的工业。在目前社队工业技术水平还较低、在品种式样受到资金匮乏制约、商情信息基本上还靠当面碰头交流的条件下，这类社队工业忽起忽落不能稳定是必然的。第二类是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的工业，这类工业实际上是当地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衔接起来，是社队工业中最稳定的一类。第三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第一类相同，并不是本地自产，但由大工厂供应，市场也是大工厂承包，它是城市大工业的扩散点，相当于大工厂的一个附属车间，所以它只要能维持住与大工厂的关系也是相当稳定的。

从吴江全县来看，第一类工厂占绝大多数，第二类工厂是少数，第三类工厂只有几家。因而从总体来看，全县社队工厂还是处于不稳定阶段。

对社队工业作出上述分类，是为了说明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因此我认为应当把工业的重心转移到第二类上去，要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轻纺工业或手工业。这是基于我对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的认识。当然哪些原料适宜由社队工业去加工，它掌握主动权的比例应有多大等问题尚需进一步具体化。但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时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第一类工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送上门来的，而现在却要到处磕头找原料和市场。这说明它作为农村工业的先导任务已经完成。这类工业将来是否会有新的出路，那要看整个国家工业怎样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以后才能预测。第三类工业看来是有前途的。从世界范围看，大城市工业扩散是一个趋势。大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贵、工资高、污染严重等，已使它的工厂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已向郊区和附近农村扩散，现在甚至扩散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去了。这种工业扩散曾引起严重的污染扩散的后果。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恶果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社队工业也可以帮助更小集体工业的发展。最近我看到江都宜陵的一份调查报告，说那里的社队办的蜂乳加工厂，把装蝇乳的玻璃管、包装盒等零件分到各个生产队去制造，使得这个公社的许多生产队都得到好处。这不是“小鱼帮了虾米”么？所以工业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要一层一层地扩散下去。但是大中企业不应当把污染也扩散给还不怎么懂得污染危害的农民，而是把就业机会和工业利润扩散出去，这样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经营管理以增加本身利润。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

工业要打破大而全，不仅是形式问题，工业规模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外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广大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我们不应当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其次，要考虑到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必须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毋庸讳言，我们对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还缺乏经验，以致一些大的国营企业不能赚钱甚至长期亏损。现在有的社队工业想稍稍扩大点规模，结果他们自己说是“骑上了马背下不来”。因此我认为应当注意研究社队工业的规模和适应当前农民水平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实践培养出一大批能管理工业生产的基层干部，为我国工业进一步大发展创造人的条件。

社队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个队办工厂赔了钱，我问他们怎么办？回答是赔钱还得搞，这是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因而我想到这些社队工业有点象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家庭手工业是不计工资、只算收入的。所以从社队工业来说是赔了些钱，但如果把工人们的工资算进去，对全生产队的农民来说，还是增加了收入。赔钱还要办下去，体现了社队工业的坚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坚韧性来自于传统，来自于人多地少的现实。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在不稳定中还要坚持生存下去。

赔钱还要办；一家出一个工人，机会均等，凡此种种，看起来都与现代工业讲求效率，利润、择优挑选人员等经营原则相背离。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这些现象自有它发生的社会原因。人多地少和工农相辅的基本情况不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易改变。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转变它的落后性为开创新工业服务。日本企业家引为自豪的所谓Z式管理，无非是利用传统的“我照顾你一辈子，你得终生为我服务”的从属关系作为经营管理中发挥劳动效率的有效方式，而我们农村中人际关系的传统要广泛深刻得多。当然其间良莠不齐，应该对它们加以分析和考察，作出区别，弄清哪些东西可以利用和利用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应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看过去，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来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的。

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这批人数目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江苏全省的务工社员人数达到527万人，而全省城镇户口的劳动力总数只有606万人。换句话说，在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从事各种非农业工作的人数中，农民工与城镇户口的工人在数量上已相当接近。农民工挑着小城镇工业三分之一的担子，应当深入考察这批人走出村子到小城镇上做工的全过程，研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工作、思想感情。这是中国工业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

在实地调查中，时时可以觉察到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驱使那些基层干部不能不开动脑筋朝前赶。我也受到一些感染，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作深入研究的引子，我似乎感到自己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农村真正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然而自己对其中许多有着深刻历史的现象还未能透彻地理解，还需要继续观察。

江苏其他地区的条件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不是也走苏南社队工业的路子？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步子怎么走法？它从苏南的经验中能得到些什么？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在我心里盘算，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向这些方面开展。

吴江的社队工业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三中全会后的迅速发展也有五年了，其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现在应是加以回顾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对社队工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对社队工业中发生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

（六）

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小城镇商品的流通环节和疏通商品的流通渠道。

商品的流通环节，是指商品从生产者那里出来到达消费者手上，中间所经历的步骤。比如某一工业产品由上海的工厂生产后运往苏州，苏州的商业部门将它分配给吴江县，吴江的商业机构再把它分拨到各公社，公社供销社又把它批发给集体商业，最后由门市部出售到农民手中。商品就是这样经历了五个非直接消费的部门一步步地转运给消费者农民。这每一次转手都是商品流通的环节。同样，农副业生产的商品也要经过若干环节作相反方向的流通。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目前的商品流通要经过哪几个环节，以及各个具体环节对于商品流通有什么作用。

让我们撇开大中城市，先取出从小城镇到农村这一段来作考察。从这一段商品流通环节的具体分析中，就可以看到小城镇之间还有大小不同，层次高低之别。

前述的类型分析表明，小城镇对农村的主要作用可以因类型不同有所偏重。然而即使是同类型的小城镇，对周围农村所发生的作用，也不是等量齐观的。例如，同是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震泽的乡脚大，庙港的乡脚就要小得多。因此，由小城镇作用影响范围的大小，反映出一个有系统的髙低不同的层次来。

城镇层次的划分，过去大多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然而，小城镇商业作用的层次分析，单以人口为指标是不够的。因为人口大体上相同的城镇在商品流通环节中所处的地位却可以不同。在目前我国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行政的因素特别重要，许多不同等级的行政性的商业机构决定了商品流通的环节。所以，我认为不妨首先从城镇的行政地位入手来观察商品流通的过程。

吴江县的小城镇依据行政地位，可以分为三层五级：第一层有县属镇，在吴江有人称为七大镇。这一层小城镇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镇和公社双重商业机构，县属镇又分两个级别，第一级是县城松陵，它有县、镇、社三重商业机构。第二级是震泽、盛泽、平望、同里、芦墟和黎里等六个非县城的县属镇。第二层是有公社商业机构的公社镇（或称为乡镇），吴江的十六个公社镇也分为两个级别。第三级是商业人口接近于县属镇的八坼、铜罗，和横扇，当地叫做三小镇，这三小镇除公社商业机构外，还有若干县属商业机构的派出部门，其管理范围越出本公社。第四级是设置有公社商业机构的庙港、七都、莘塔、金家坝等十三个镇。第三层是大队镇（或称村镇），这一层镇在区域上都属某一大队范围，在行政上并不附设商业管理机构。它不同于有下伸店和双代店的大队中心村，区别在于有商店、服务业和集市贸易的聚合和有经常性的商业管理人员。第三层不再分级，在吴江县共有如前面所说的陆港等十二个村镇。

由此可见，商业流通的环节实际是以一层层的行政级别为依据的。那么商品是怎样在这些环节上运行的呢？实际情况要比工业品通过高层次到低层次再到农村，农副产品又反向运行的理论分析要复杂得多。

例如开弦弓村有一家下伸商店，这个店销售量最大的是火柴、糖果、香烟、酒、酱油、盐一类的商品，店里还有三只铝锅，据商店工作人员说铝锅已在货架上放了整整一年。难道是开弦弓村人不用铝锅？不是。农民说买一只锅子要用几年，总得挑个好的，但这里只有三只没法挑选。所以买铝锅之类的物品他们就要上震泽或庙港。村里的青年男女结婚时新房里所需要的一些用品还要到上海、苏州去买。开弦弓是一个村落，不是村镇，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农村里农民生活各种必需品是分别由不同层次的城镇供应的。这里就体现出了小城镇作为商业中心的层次来。一般情况下，农民生活中食用的如油、盐、酱、醋等一次性消费品基本上可以在村镇得到满足。村镇商业的门市部一般不到十个，销售范围大都是在一公里以内。农民生活中日常用品如热水瓶、脸盆等低档耐用的消费品，基本上是从乡镇或县属镇得到满足的。乡镇内同类商品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花色品种与数量均较少，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十到五十个之间，销售范围在3公里左右。县属镇内同类商品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市部销售，花色品种与数量比乡镇多，选择余地增加，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五十到一百个之间，销售范围在5公里上下。

小城镇的层次是层层包含的。这就是说高层次的小城镇的销售范围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小城镇及其销售范围，而且高层次的小城镇自身也具有属于低层次小城镇的销售范围。例如，假定庙港、七都、八都等乡镇和这些公社的农村都到震泽来买铝锅，那么对铝锅这一商品来说，震泽镇铝锅的销售范围就包含了以震泽为中心的所有乡镇及乡镇的销售范围。但震泽不只是卖铝锅，它同时也卖油、盐、酱、醋，就这些商品的销售来说，震泽镇的范围与陆港这些村镇的范围相差无几，都限于附近约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商品的销售范围实际上就是吴江民间所说的“乡脚”。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小城镇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决定于它们乡脚的大小。

小城镇层次分析应当深入到满足农民各种生活需要的功利评估。所谓功利评估，是指农民对买何种商品，花多少时间、付多少成本的计算和均衡。功利评估的原则是以最少时间、最低成本取最得最满意的商品。小城镇的商业层次应当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布局。我不知道现在的商业部门有没有一本在哪个环节该储备什么样的商品和每种商品要储备多少的帐。如果没有这本帐，就会产生有些环节上应该具备的商品无货供应，而在另一些环节上不应该储备的商品又被囤积的不合理现象。例如我在广西大瑶山的新华书店买到一本《陆游年谱》，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在瑶山的书店里摆上这类书籍，恐怕是很少有机会被人赏识，难以遇上知音的。

流通环节的合理化是商品流通的必要条件，道理是显见的，但做到合理化却需要作细致的研究。

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是一件更大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城镇上行政化的单轨渠道发生的问题，我们还不怎么清楚。我只是了解到集市贸易在吴江已经恢复起来，农民挑担上街，商贩摆了摊子，到处很热闹。松陵镇还为这样的集市搭了个玻璃瓦棚，下雨天，买卖人群不致淋雨，做了一件好事。虽然在集市贸易中是有价格管理等许多问题存在，但我看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吴江县小城镇的集市贸易还只是停留在农民提上一篮鸡蛋在集市上等上半天的原始状态，而不是象北京市中关村一带那样，只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便从日中为市的个体经商变成一排排集体合作的商店。

听说供销社也正在进行改革，对此我得首先说明自己是外行，又没有进行实际调查，目前还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说几句。从客观形势看，现在要供销社重新回到合作性质上去恐怕不那么容易，要国营商业把已经经营的那些项目让出来恐怕也有难处。据说，前两年小镇上供销社和集体商业从体制上划清了。然而所谓的集体商业，其实还是批发商品给它出售的供销社附属机构。不客气一点说，那是换一把勺子去舀大锅里的汤。

那么，小城镇集体合作形式的流通渠道怎样才能建立、发展起来呢？前些时松陵镇的同志写信给我，要我帮助他们买一辆卡车，用它把凤尾菇运销到苏州市场上去。买汽车，我当然是毫无办法，但这封信使我受到了启发。1981年我把澳大利亚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平菇的菌种带回了家乡。1982年吴江县农技所和松陵镇的同志试种成功并作小规模推广，有同志还给它起了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凤屋菇。经化验，这种蘑菇不仅食用价值高，而且体积大，产量高，每斤以七分钱的成本能卖得六、七角钱，它还能立体柱形栽培，适宜作为农村家庭副业。可是在农材里推销有困难，县城内的市场太小，而苏州和上海却很欢迎这种食品，于是运销的问题也就发生了。所以，他们要我设法买一辆卡车。这封信给我的第一个启发是新商品要走新的商业渠道。既然原有的商品走集体形式的流通渠道困难重重，新的商品或许就比较容易创出新的方式来。我们应当支持鼓励生产者自己组织起来作集体流通的新的尝试，一切好的形式都是从尝试中出现的。我们要积极发展小城镇，就要从一切方面想各种方法去尝试新的发展。

由此我想到要进一步研究农村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凤尾菇产量大了，就想到自己要买汽车运销，那是商品产量的提高促使他们想到的。如果农村除社队工业外的商品生产还不足以满足附近几个小城镇居民的需要，那么手拎肩挑的集市贸易渠道就完全可以承担流通任务，自然不必也不会有更上一层楼的要求。然而1982年江村杀兔吃肉的事实又说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水平必须要有新的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流通渠道才能巩固和提高，如果一味把身子靠在洋人的背上过日子，人家动一动小拇指，我们就要跌筋斗。所以，我希望有同志能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现状出发，深入探讨小城镇商业流通渠道与农村商品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从这些事实又引出一个看法，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之所以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快，原因是受到原有商业渠道压抑的农村商品经济，对小城镇的冲击力还不够强，一旦这种冲击力强大起来，包揽式的流通渠道就非改革不可。而现在农村经济尚处于生产责任制的低级阶段，商品生产的程度还不够高。要突破当前的局面，还有待于多种经营专业责任制的发展。从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责任制到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是当前农村生产力继续提高的必由之路。从整个苏南地区来说，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形式已经在某些方面出现。所以，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客观的发展会带来的结果，以开辟新的流通渠道的尝试去自觉地适应、促进这一具有光明前途的发展。

（七）

小城镇怎样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对此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四访江村时，听说在影片“少林寺”上映前，浙江的南浔镇电影院先贴出上映这部新片的预告。震泽镇的电影院获悉这一消息后，赶紧抢先搞到这部片子赶在南浔之前放映。这部片子在当时吸引了周围四面八方的农民。他们摇着船、带着孩子来镇上看电影。《少林寺》放映一周，卖座率始终不衰，电影院收入一万元。农民上街看电影总得吃点面条、点心，还要往家捎回些东西。结果这七天内全镇商业的营业额增加了六万元。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镇作为农村中心的生动例证。假如经常这样，震泽岂不就是一个农村的娱乐中心和商业中心了么！

这件事说明小城镇的服务业是蕴有巨大潜力的。不是农民没有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而是我们不懂得农民的需求，致使小城镇上的服务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远跟不上客观的形势。

为农村妇女烫发，现在是小城镇的一个服务项目。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很少见到有姑娘烫发。到四访、五访时，烫发的女青年逐渐多了起来。今年六访时看到，不论是社队厂的青年女工或是在田里干活的姑娘，头发几乎都弯曲了起来，甚至连十二、三岁还在上学的女孩子也烫了发。据说她们大多数是到庙港和震泽的理发店里去烫发的，每次两元。每逢过年过节，理发店日夜开业。在这件事上，庙港和震泽已成为农村姑娘的服务中心，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测量这两个中心服务区域，即小城镇乡脚的一个指标。但是，农村姑娘烫头发的风气完全是自发的。我们对电视机的下乡引起了什么后果可以说很不清楚。这些都是看来是小事情，但意义却十分深远的问题，需要我们严肃地进行科学的研究。

再说小城镇上的茶馆，过去这是附近农村交流社会信息的中心，城里的、镇上的、村里的信息都在茶馆里汇集，并散播到附近农村里去。它是个民间相互咨询的服务场所，里面有社会新闻、有生产技术问题，有做媒等丰富的内容。现在民间的信息交流、咨询服务是否还在茶馆进行，还是另有场所和其他途径？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副工综合发展新的情况下，农民到底有什么新的服务要求，怎样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

在文化方面，除了电影院对农民开放外，镇本身现在很少有什么文化设施。青年们一般不上茶馆，又几乎没有文娱、体育等活动，连找对象在镇上也没有谈话的场所。去年松陵镇修了一座小公园，除了供人憩息，还有一些石条凳可坐，使农村青年男女进城来可以有个谈恋爱的地方。听说还有人反对，说是有伤风化。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我看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地缘、业缘内婚现象。青年男女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不熟悉居住和工作范围以外的人，不得不在同村、同厂、同机关内部找对象，以致选择的圈子越兜越小。据说在一些交通闭塞的山村里低能儿越来越多，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的近缘婚姻带来的不良后果。所以，扩大青年的社交范围对于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对于改变近缘婚姻是有积极意义的。小城镇的文化中心作用不是一句空话，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是空洞的口号。真正的中心作用是要使农民到小城镇来能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农民的需要。也就是人与人要在这里碰头，物与物要在这里运转，信息要在这里交流。苏南、吴江这一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到底为农民做了多少事情，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想一想。

在教育方面，使我最痛心的事是江苏的文盲率要比全国的平均数高，吴江更是高中之高。按理说，一个地区经济水平是与文化程度成正比的，实际上现在反过来了。其中的规律性值得研究。可我想提一个倒过来的问题：为什么要识字？不识字又怎样？如果不识字照样生活，收入还比识字的高，那就发生了为什么要识字的问题了。

这次我在太湖边上的庙港渔村里散步，我问了几个年龄不同的居民识字不识字，他们都对我摇摇头。年纪大的都是有经验的渔民，年轻的孩子们正跟着父兄们学打鱼。据说他们近年来的收入比农民高得多。我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才悟出他们不识字的道理来，这些都是多年甚至世代在太湖上捕捞的渔民，捕捞是搜集自然产物的生产方式，由来已久，说是原始经济也未尝不可。这种生产方式需要有这地区自然地理的丰富知识。在太湖里打鱼就得充分掌握太湖的气候、风浪和鱼源，这是他们生活所依赖的期识。这些知识却并不靠文字来传递，而是口口相传并在实践里体验来的。要成为一个能靠捕鱼为业的太湖里的渔民，就必须从小跟着父兄在船上生活。试问他们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花费多少年学会几千个方块字呢？年轻时进学校而不去跟父兄一起经风浪，到头来恐怕会在打鱼时被风浪淹死在水里。但是如果要提高渔业的生产力，改捕捞为饲养，就是用人工去经营鱼塘以提高产量，情况也就完全改变了。饲养员需要知道温度、湿度、水里含氧的成分等等所谓“科学知识”，要学习这些知识，不识字是办不到的。从太湖上的“浪里白条”变成鱼塘里的饲育员，是从原始釆集阶段的生产方式发展成饲育阶段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不需要文字到离不开文字的发展过程。如果现在庙港的渔民安于在太湖里乘风破浪地捕捞为业，那么我看文盲是扫不完的。我从太湖边上散步回来，对扫盲问题的认识似乎又深了一步。我们读社会发展史应当要用它来理解当前的实际问题：生产力不发展，教育普及不了。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当前农村的教育问题，也会看到目前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仅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需要，也提供了普及教育的可能。怎样才能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要，那就有赖于我们提供怎样的教育内容了。因此怎样把小城镇建成农村的文化敎育中心，对我们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八）

我的发言应当结束了，在末尾我想附带提出一个名词问题。我素来不主张在名词上浪费笔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名副其实的必要。“小城镇”这个名词最近大家已经习惯了，是否还可以多考虑一下？用这个名词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是否妥当？我们的字典里对城、镇、集、墟、街、场、村等名词都有一定的释义，我不在这里再重复。但必须指出，当前各种社区需要划分出一条城和乡的界线，各层的社区用哪些名词来表达最为妥当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们知道有不少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而停留在“日中为市”的定期赶集形式上。津浦铁路进入安徽境内就有很多车站至今保留着某某集的地名。这些集所起的作用，程度上虽有区别，性质上是和吴江所见到的许多“小城镇”相同的。把这些集称作“小城镇”总不免有点牵强。所以我想不如把在吴江所见到的“小城镇”和这些集归在一起而称它们作“集镇”。

当然“小城镇”应当归有城、乡的哪一边，还是一个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把它说成城乡的纽带，只说明了它的作用，而没有表明它是一个具体的社区。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但也可以考虑在城乡之间另立一格，称之为镇。麻烦的是汉字不习惯用单音节名词。镇字旁还得加个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乡，所以还是可以考虑称“集镇”。

还要提到的是群众语言中有传统的分层模式，那就是“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这种分层至今还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含有高低之别。而我们所提到的吴江县的“小城镇”中在群众语言中却包含了三个层次。作为吴江县行政中心的松陵镇的居民过去被称作“城里人”。松陵镇过去也确有城墙，解放后才拆除。其他的镇上的居民在群众语言里都不称“城里人”，而称“街上人”。但是象庙港一样的公社镇，过去并不是基层行政中心，只是沿太湖的港口之一，象一个较大的村子，所以它的居民够不上“街上人”，还是“乡下人”。有人看到在现在所谓“小城镇”里还存在着和群众语言相适应的层次，所以主张用“城镇”、“乡镇”、“村镇”来区别。“城镇”指松陵一样的大镇，即县属镇，“乡镇”指公社一级，也是体制改变后乡政府所在地的镇，其下则是“村镇”，这种意见值得考虑。我在这里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们的调查研究越深入，对我们用以识别事物的概念也会越来越细密，也会要求我们所用的名词更加确当切实。现在一般应用的名词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讨论。

今天我的讲话里还是用“小城镇”这个名词，因为我们的讨论会的名称就这样用的，不能因为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就加以改动。这也说明了这些概念和这些名词都有其社会的根源和作用，即使改动也要有个过程。我个人的意见也会改变，一门科学在初创时期总是这样的。

〇本文节选自费孝通《小城镇四记》，第一章“小城镇 大问题”，新华出版社，1985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图源：新华网江苏频道]

〇编辑 / 排版：十七 / 木木

〇审核：阿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