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雄 | 人情机制、金融工具与社会再结构：以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为例（下）

王水雄，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作为《镶嵌式博弈：对转型社会市场秩序的剖析》（2009）、《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2003）。主要研究方向为博弈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师从刘世定教授。（相关阅读：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

三、货币政策、金融创新与社会再结构的转折点

在此，首先粗略地回顾一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是通过计划的划定和执行来实现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主要负责发放或收回贷款，是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而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有特殊需要时可以批准贷款（陈云，1984：30）。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只不过是个出纳，国家用不着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发展。

为了贯彻执行197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对原有的“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管理体制，分级确定存款和贷款总额，存贷款按照一定比例挂钩，实行差额包干的原则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各地区只控制存贷款差额，在差额不突破的情况下，允许各地区多存可以多贷。自然，结合上面的内容，越是乡镇企业发展得好的地区，企业和个人的存款越多，企业也越容易在镇政府的帮助下获得贷款。

1984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承担中央银行的功能，逐步改革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运用再贷款和贷款规模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研究》（刘光第等，1997）认为，从1984-1990年这样一段以直接调控为手段的时期，可以进行如下划分。

以银行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M1）、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动态作为货币政策松紧指标，1984-1990年货币政策松紧变化可以划分成以下7个阶段：

1984年1月至1985年2月

1985年3月至1986年2月

1986年3月至1987年9月

1987年10月至1987年12月

1988年1月至1988年8月

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

1989年9月至1990年12月

这7个阶段中，第一、三、五为膨胀期，这期间货币政策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松的方针。第二、四、六为紧缩期，这期间迫于通货膨胀的事实或威胁，实行紧的货币政策。……第七阶段，是在坚持紧缩方针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紧缩力度。由于经济环境和运行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期间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M1）、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刘光第等，1997：94）

根据这一时期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等机构所颁发的货币政策的文件性质及数量，可以将上述七个阶段货币政策的松紧度进行操作化赋值，形成图3，波峰表示货币政策松，波谷表示货币政策紧。

具体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下面几个金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与本文的研究也颇为相关：

银行由于实行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强调1985年信贷规模以1984年末实际数为基数，结果刺激了各地年终突击放款。（刘光第等，1997：96）

图3 1984-1990年货币政策松紧度

根据这一点，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乡镇企业贷款非常容易——银行甚至上门找人贷款。这样一种信贷政策其实很像是20世纪末在中国风行的风险投资，当然会刺激基层经济的发展。

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居民个人、企业、各企业主管部门及地方机动财力大幅度增长，由于1985年紧缩中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得到有力压缩，1986年银根一经松动，经济增长速度即迅速反弹。

1988年1-8月的高通货膨胀，我国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过快物价上涨（前一次是1979-1980年）。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这是1952年以来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年度。经济生活的混乱，迫使政府下决心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刘光第等，1997：108）

1988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决定》，提出加强货币、信贷控制的有关政策，包括：要求银行对职工工资和国家规定的奖金、补贴的现金支出严格管理，并对储蓄存款、农副产品收购、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流动资金贷款之外的现金、信贷支出严加控制。各级政府负责组织银行和有关部门落实控制贷款规模，同时，加强拆借资金管理等有关措施。此外，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信贷规模等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把“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作为信贷规模管理的重要内容。（钱小安，2000：32）

根据以上货币政策，结合乡镇企业这一当时国民经济中重要生力军的发展，不难看到，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投资的，与银行贷款紧密相关。社会财富通过乡镇企业的机制、中央权力的下放等，有一个向整个社会扩散的倾向。基层政府和企业领导出于政绩考虑，积极地贷款，积极地生产。企业的负债式发展并没有让农民陷入贫困的境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经济改革先于城市的经济改革，农民手中有一定的资金积累，虽然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在收费问题上给农民带来的困难越来越大，但义务教育的收费，农民还是能够支撑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集资的方式，将资金投放到资金回报率较高的乡镇企业中去；再有就是没有资金投入的农户也可以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得到收人。不难发现，凡是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地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图源：sohu.com]

由于财政力量相对削弱，我们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结果造成了贷款增长远远超过实质经济增长。1979-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累计增长2.3倍，同期银行贷款累计增长10.7倍。贷款增长远远超过实质经济增长。（刘光第等，1997：167）在这一阶段的后期，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除了消费之外能够比农民收入有更多机会通过其他渠道进入投资领域实现增值，这样由于城市的交换模式也越来越多地从互惠模式中解脱出来，货币交换和经营越来越被城市居民特别是原来的干部阶层所重视，体制内的人越来越多地下海，所以社会在金钱收入上的分化已经渐渐地彰显出来。需要清楚：同样的资金，在农民手中和在城市居民手中，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城市居民一般是通过工资和奖金来得到自己的收益的，而工资和奖金往往与物价的上涨紧密挂钩。在城市中，资金化为实物，实物再化为资金的速度要比农村快得多——“货币转化为一种股票或债券放出去获取收益,然后股票或债券再转化为货币回收”的速度快得多，在这样一种机制作用下，生活在城市之中更能得到较多的实际利益。

1992年以深圳、上海为先导，债券、股票发行引人注目，在地方和企业强大的发展冲动下，在社会信用总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各种形式集资不断出现。据统计，全年经批准发行的债券、股票1274亿元，加上计划外的各种集资总计约2000亿元。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为居民提供了多种金融资产，由原来单一银行储蓄存款方式转为持有各种股票和债券，尤其是当时股票、债券的收益率大大高于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居民更倾向于购买股票、债券，反映在货币变动中，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减落，而企业存款迅速上升。（刘光第等，1997：151）

与此同时，1992年一些地方不经过任何批准擅自开办了一些准金融机构（如财政信用机构等），农村的基金会数量也迅速增加，它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这种状况使得国家银行在受到控制后，资金流向非银行金融机构，继续放款，社会信用总量并没有收缩，反而呈扩张势态。

1993年第一季度，大规模的集资导致储蓄存款分流。该季度各种形式的集资发展迅速，年利率普遍在15%左右，高的达到25%-30%,个别最高达40%。据农业银行对26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第一季度因集资、股票、债券分流的农村资金达528亿元，相当于这些省市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增量的1.9倍。（刘光第等，1997：158）

199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同业资金拆借秩序的通知》，提出对同业资金拆借秩序进行一次整顿和规范，要求各有关金融机构对拆借资金进行清查，同时提出了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资金拆借市场体系的基本思路。其目标是，要在控制贷款规模的同时，努力控制货币供应量。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对存、贷款利率进行了调整，并实施保值贴补政策，即自1993年7月11日开始，对城乡居民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不过，1996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停办该项保值贴补业务——该业务可以让高收入者获得较多的社会不公再分配收入。

1994年，对货币政策制定权集中在总行“一个口子”，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行统一管理，收回了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7%的再贷款调节权力，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各家银行总行提供再贷款，实行货币政策的集中管理。与此同时，逐步运用贷款限额、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总量、调节信贷结构。1994年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之后，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出现分离，同时中央银行也通过信贷政策引导资金合理流向。

1996年1月3日，建立了同业拆借市场。（钱小安，2000：35-39）

从以上现象可以明显看到，1992-1996年的这一段时间里，其实是全民皆言商的一个人与人的互动氛围。各项制度改革的推行都让人们觉得不管怎样，拿到钱是最重要的。在这一段时间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模式非常鲜明，在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了它的特点：它排斥了别的承诺标识物，通过多种途径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尝试着将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罗列一下，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1992-1996年是社会再结构的一个明显转折点。

首先，财政收人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78-1995年是逐年递减的，该比例经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1995年之后则逐年递增。这一点从图4中可以明显看到。财政收入的这样一个变化趋势说明，政府自1995年之后逐渐标准化并提高了自己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城乡居民更多的是需要用现金而不是其他“承诺”或者各种所谓“人情”去换取政府的服务。

图4 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2003）绘制；为了画面简洁，1979年、1981-1984年、1986-1988年数据未列入。

其次，从财政收入内部来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较（见图5），以及中央财政收人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很能说明问题（见图6）。可以从图中清楚地看到，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超过中央财政的，但是到了1994年，经分税制改革，这种格局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后数年，中央财政收入大多超过地方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的这样一种结构说明，自1994年开始，上下级中的“交换行为”（具体来说是“协商博弈”）也越来越多地标准化了，货币媒介的交换模式日益凸显。

图5 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2003）绘制；为了画面简洁，1979年、1981-1984年、1986-1988年数据未列入。

图6 中央财政占总财政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2003）绘制；为了画面简洁，1979年、1981-1984年、1986-1988年数据未列入。

从乡镇企业随后的总体分化情况也能够看到1992-1996年是社会再结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这个内容跟乡镇企业改制紧密相关。乡镇企业改制是下文所述资金大挪移的一部分。

四、资金大挪移：企业改制和证券市场的操作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1996年之后，中国资金的大挪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制；一是金融市场格局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国家正式批准的证券市场对民间金融市场的排斥。

企业改制涉及两个主题：一块是乡镇企业（最初指的是农村户口的人或农村经济组织创办的企业，或农村地区的企业；在统计上它包括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农村合作企业和农村个体企业。前三种属于集体企业，后一种是私人企业），另外一块就是国营企业。企业改制多是采取股份制，对企业资产的归属加以明确。乡镇企业的改制有很多是被私人购买成为民营企业，而原来一些“戴红帽子的企业”现在也名正言顺了。对于工人则是搞精简，通常，国营企业采取所谓的“买断制”——买断工龄，这样一来，工人的相对地位也就更加低了。买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建立起来的（隐性）股权转眼成了虚花，被货币计量成了债权而迅速兑现。那些社会地位高的人、有钱人、掌握了企业命运的人就从一种所谓的“股务”性承诺中解脱出来。

从图7能够看到，1997年开始，乡镇企业中非集体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经营收入超过了集体企业的收入，在此之后的数年里两者的差额更是大大增加；集体企业的经营收入在1997年之后基本上维持原状，甚至有所下降，2002年才略有上升，但仍远低于非集体企业。这里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企业改制正在风风火火地进行，许多原来的集体企业转变成了非集体企业，企业与乡镇政府的人情兑换成了现金，在乡镇政府官员和企业主之间分配。就乡镇企业各组成成分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比较，我们便能了解到乡镇乃至乡村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图7 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2003）绘制；为了画面简洁，1979年、1981-1984年、1986-1988年数据未列入。

再来看看我国证券市场的情况。

中国政府自1992-1996年开始，越来越重视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投资领域中去。事实上，1992年以来，我国放开证券市场之后，证券筹资以及上市公司数目发展迅猛。从图8、图9可见一斑。

图8 上市公司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2003）绘制。

图9 证券筹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2003）绘制。

我国证券市场自开放以来，过度投机一直是个严重问题。股市波动激烈，起伏幅度之大，超过世界性股市的大崩溃或大牛市。我国股市的换手率，1994年竟高达778%，远远超过世界各国股市水平。1995年国债期货的投机活动，更是达到了离奇的程度。虽然证券市场的适度投机很难避免，但是过度投机，不但于经济的稳定无益，而且也不利于证券市场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从更微观的角度看，证券市场的违规操作层出不穷对有钱有权的人是有利的。有经济学家指出证券市场是一个赌场，更有经济学家甚至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寻租场。这似乎也说明越是有钱有权的人，投资证券市场的利润率越高——在既有的贫富差距条件下，即使是相同的利润率对于拉大绝对贫富差距的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下面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得窥证券市场违规操作的全豹之一斑：

广发证券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专业证券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1996年10月，广发证券公司开始利用自营账户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南油物业”股票进行买卖。从1996年10月，广发证券公司共动用54亿元资金、使用不同的自营账户对“南油物业”股票作价格相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拉高该股票股价，使其价格由每股8.55元上升至每股20.49元。12月2日至12月30日，广发证券公司再次相对委托14324982股“南油物业”。（李仕萍，2001：79-80）

显然以上是证券公司进行价格操纵的一种行为，这种以自己为交易对象的价格操纵会使股票价格不断上涨，当市场上的投资者对该股票的上涨趋势深信不疑时，庄家在一定价位逐步抛出这种证券，从中获利。像这样的证券市场操纵，显然有利于具备资金、信息和职权优势的行为者，使资金向更为富裕的人流动。

根据上面几部分的论述，不难理解民间金融对农民手中的货而价值以及他们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规范的民间金融有利于农民手中资金的保值和增值。但是，不规范的金融市场则会导致农民血本无归。

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之所以在1996年之后觉得生活水平提高有限，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货币没有什么机会通过直接集资，成为资本，进入建设从而增值的资金潮流中去。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手中掌握货币不多的农民为了让自己能够应付各种天灾人祸，各种可能的紧急情况，尽可能谨慎地运用手中的钱，他们不愿意随便地投资于风险过大的领域，以免血本无归。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上文所述，1989年以前，各种社会融资形式比较膨胀，家庭储蓄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的渠道（如集资、债券、股票、信托放款等）流入投资领域，但是私募者操作不规范，甚至有的人卷了资金逃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些农民甚至因为害怕银行倒闭而不敢将钱存入当地储蓄所，只是将现金放在床底下。不规范的民间金融的确太容易激起当地人的不满，甚至于将愤怒转向政府——因为有许多私募者是打着有政府背景的旗号来开展私募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当然会对民间金融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民间金融受到限制，小型的地方性企业在竞争力上也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其实也是资金大量向大型集团公司集聚的重要因素。

即使是在2003年的调查中，问一般的有知识的中部地区乡镇青年，他们对银行的认识是：银行是让钱生钱的地方。可就是让钱生钱的地方，使那些有本事贷款的人最后用这笔贷出来的款项挣取更多的利润。至于炒股，一般的农民根本就没有概念，认为“炒股就是赌博”，就算有意图，也没有资金。

总而言之，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模式越发达，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就越显得势利，显得“嫌贫爱富”。货币少的人不仅很难享受到整个社会努力带来的财富增值，而且会因为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与之对应的承诺相对减少而遭受损失。

五、结论：无知无觉的社会再结构

本文从承诺标识物着手，分析了两种“交换模式”，然后遵循一些具体的线索，回顾了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模式从农村、乡镇企业逐渐向整个中国大陆扩散的过程，也是“传统的互惠”模式被规范化甚至是“层级分隔”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初可能有拉平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差距的作用，但是，这种交换模式在全国普及之日，也就是中国社会再结构趋势开始转折之时。金融创新、证券市场的兴起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主导大陆社会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大陆社会分化的重要机制。具体可以从这样一个机制看得分明：农民的钱存到了银行，一个企业家从银行贷款出来，通过政府向农民征地，即使在这个征地的过程之中操作比较规范，企业家仍然可以通过利用农民的钱，从农民的手中得到利益的大头。

1993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甪直镇，并题写“神州水乡第一镇”。80年代，甪直镇兴起社办厂和乡镇企业，成为江苏省乡镇企业明星城镇。[图源：sohu.com]

传统的互惠式交换对农民生活的安定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不过现代社会，货币对送礼这一块传统领域的渗透也越来越强。农民生活中货币去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外界的交流，比如说向政府交纳的各种税费、孩子上学的学费；另一个方面是内部的交流，比如说农民们向同在农村中的亲戚、朋友送礼等，所谓礼尚往来。如果农民们在交往中所送的礼物多是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是自家养的鸡、鹅、鸭，与此同时，不用承担过重的政府税收，也不在意孩子的上学，简而言之，封闭性很强，那么，货币在一个村庄中就会仅仅作为一种较小范围内的群体公认的承诺标识物而存在，外界的通货膨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等所带来的不平等就没有多大的作用。农民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是贫穷的，但是，实际上正如萨林斯（Salins，1972）所说的那样，是“富足的贫困”。不过，这样的“富足”，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是以脱离社会系统为代价的。在世风越来越看重用工业产品做迎送往来的礼品的时候，农民们就会越来越多地用货币到市场上去购买各种物品，并且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货币，这样所谓的“价格差”发生作用的频次也就越多，于是农民也就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货币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农民的交换结构中来，随着农民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地跟外面有头有脸的人建立新的联系——比如以之为参照，随着农民越来越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农村的交换模式就悄悄地发生了改变。事实上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摧毁，最需要深入思考的就是这种对传统互惠式交换结构的摧毁。农民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货币，越来越多地利用了一种群体承诺的标识物。农民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证券”——尽管他们感到“钱越来越不值钱”。

中国改革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的领域，这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本文认为，金融工具是导致转型期中国社会再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金融工具作用于人的途径的间接性，如果它能够被很好地运用，那么，在整个社会再结构的同时，它还能够让社会秩序至少保持短期的良好。面对这样一种机制导致的个别人的贫困，人们不容易产生愤怒。一方面是因为愤怒对象实在不好找；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不过这种机制只会将社会问题暂时隐瞒，却并不能很好地解决。

〇本文节选自《当代社会的金融化与技术化：学科路径的探索》，邱泽奇、陈介玄、刘世定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因篇幅较长，故分为上、下两篇推送。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银行。[图源：thepaper.cn]

〇编辑 / 排版：山本木子

〇审核：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