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 | 为什么社会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下）

专题导言

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个人或者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人们为何会相信或质疑自己所在做的劳动与付出？这是一个日常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时间占据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社会来说，没有生产劳动就不存在社会发展，更有言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作却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劳苦和心灵的倦怠。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得人们不再有产出一件完整造物的能力，而只得在商品链中或流水线上贡献出一颗螺丝，人在工作中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并不来源于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指向的报酬薪水。在韦伯那里，人深陷目的理性的牢笼，富有计划的工厂手段与成功学标准占据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头脑，这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鲍曼评价：“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工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在向现实之难与消费欲望低头。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网上发布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他论断百分之四十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呼吁：“一个人若是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批判那些“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加架屋的泡沫化分工”。这本书招来了诸多讨论与批判，但毫无疑问，关于工作意义的社会心态问题确实需要重新审视。

本专题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工作意义的历史梳理与理论阐释，涉及对消费主义、劳动体制与工作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后工作愿景的讨论；第二部分所选文章将工作问题中带回到劳动过程与社会情境中，我们能看到：“大跃进”时期的劳动热情是如何消逝的，从事数字劳动的青年人在“不确定”中追逐财富神话，互联网虚拟团队的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矛盾，网络作家的梦想与弹性化劳动，华尔街投行对“聪明文化”的深信不疑与工作狂热。本专题所谈的大部分职业看似独立自由，实则由不同的形式受制于资本、平台的控制，看似以兴趣为业，实则难逃剥削，无数矛盾充斥其中：文化与商业、梦想与现实、爱好与忙碌、自由与体制。

鸣谢

专题策划人：

贼鹊（中央民族大学博士）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以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

从神学根源角度谈谈我们对劳动的看法

人类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被上帝安排生活在这个可见的宇宙，来开垦土地，来开拓世界……只有人类有能力工作，也只有人类工作，并通过工作填满其在地球上的全部生活。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论人类劳动》（Laborem Exercens），1981年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劳动”：“劳动”是脑力或体力上的付出，这种付出完全出于或者部分出于我们对某种利益的期待而非出于对劳动本身可能带来的愉悦感的需求。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

什么是“工作”？通常我们认为“工作”为“娱乐”的反面。那什么是“娱乐”？常见的定义为：“娱乐”是人们出于对其本身的兴趣，出于对愉悦感的追求，或仅仅出于想要娱乐的心情而采取的行为。因此，“工作”便不是人们出于对其本身的兴趣而从事的活动（工作往往是繁重的，且重复性高）；对工作本身，人们现在不感兴趣，以后很可能也永远不会有兴趣，哪怕真的产生了兴趣也是短暂的，人们只会因为其他目的（比如，活的时候有的吃，死了以后有地葬）而“工作”。

大部分语言都有表达“工作”的专门用词，或起码接近“工作”的含义，然而不同文化之间对“工作”“娱乐”“教学”“学习”“仪式”“抚育”的具体划分区别很大。今时今日，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关于工作的看法来自某个特定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东地中海地区。最初的记录出现在《创世记》的开篇几章以及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作品中。在伊甸园的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中，人类因蔑视神圣造物主受到了必须劳动的惩罚，但与此同时，劳动赋予了人类生产食物、制作衣物、建立城邦，乃至最终创建人类自身物质世界的能力。在这两则故事中，赋予人类能力的劳动，其本身亦被视作造物主自身神圣力量的朴素具象呈现。正如存在主义者常说的，人类注定要承受“自由之苦”，被迫违背自身意愿去使用造物主的神圣力量。毕竟，若是有的选，大部分人会更喜欢给伊甸园里的动物取名，更喜欢来到奥林匹斯山的盛宴，品尝琼浆玉液、珍馐美味，也会更喜欢前往世外桃源，看煮熟的鹅飞入自己蠢蠢欲动的食道，而不会选择辛勤耕耘土地，用满身的伤口和满手的老茧去换取果腹的食物。

我们可以这么说，神话故事中对于工作的记载不过是当时人们对待工作的看法的诗意化展开，这种展开依靠两个关键点：第一，人们工作往往并非出于对工作本身的渴望（对应“惩罚”）；第二，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去工作了，为了实现某种超越工作本身的东西（对应“创造”）。然而，这里的“某种超越工作本身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创造”，对此并没有明显的根据。这种理解其实颇为奇怪。毕竟，大部分工作并没有“创造”事物，而是对事物进行了保养维护和重新整理。就拿咖啡杯来说吧。我们“生产”咖啡杯的时候，只需要“生产”一次，剩下的几百几千次都是清洗工作。哪怕是所谓的“生产型工作”（种植土豆、锻制铁锹、组装电脑），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对已有材料和部件的照料、改变、重新塑造和重新整理。

这就是为何我坚持认为，我们对于“生产”的理解，以及工作可以用“生产率”来定义这种想法，本质上都是具有神学特性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宇宙（这一点就有点不寻常：大部分宗教中的创造者都是用已经存在的原始材料来创造一切）。对于上帝的这种创造方式，近代崇拜者及其后代逐渐认为，他们必须模仿，必须去承受因此带来的苦难。大部分人工作的方式跟“生产”沾不上边，因此必须摒弃，而对于具体应该如何模仿上帝的创造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男性模仿方式和女性模仿方式。在《创世记》关于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后人类堕落的故事中，上帝惩罚男人去耕地——“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惩罚女人去生育（因此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面临的环境同样恶劣）——“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故事中这些话为人们所熟悉。于是在这里，男人的“生产性”劳动被视作女人生育的同等行为，而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女性视角则无法成立，此处是纯男性视角），生育行为可以说是人类可以做到的最接近“无中生有”的纯粹创造行为了（婴儿似乎正是从“无”而来，出生时却已完整成形）。

而这种“劳动”绝不轻松，充满痛苦。

此种想法现在依然存在。比如，社会科学家口中的“生产”（production）和“生殖”（reproduction），从词源来看，英文中的动词“生产”（produce）来自拉丁语的producere，即“取出来”，正如我们在“她从手袋里‘取出’了钱包”中使用的那样。“生产”和“生殖”这两个词都基于相同的核心隐喻：前一种情况中，物体似乎从工厂中蹦了出来，并已然成形；后一种情况中，婴儿从女人的身体中蹦了出来，并完全成形。当然，不管是物体还是婴儿，事实上都不是这样产生的。但是正如众多家长制的社会秩序一样，男性喜欢把他们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或文化活动同女性所从事的自然生产相提并论。因此，“生产”既是男性对女性生育的一种幻想，又是男性对上帝仅仅通过思想和言语创造了整个宇宙的一种幻想。同样，男性认为他们通过思想和体力创造了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这才是“工作”的本质，那些真正的整理和维护工作则被甩给了女性，而事实上正是这些整理和维护工作才维护了男性的此种幻想。

北欧价值观“没有领薪工作的人生不完整”之起源

我们有必要强调此类想法的神学起源。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核心假设都可以追溯到神学领域的某些主张，比如，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深受无穷欲望之苦，奈何身处的世界却有限，因此必然无法摆脱彼此竞争的局面。此种观点在后来的17世纪演变出了世俗版本，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这为后来人提出“理性的人类行为总体来讲关键在于‘经济化’”奠定了基础（“经济化”指的是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面对匮乏的资源，理性行为者对其进行最优化配置）。

当然，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问题都归教会法管辖，对于这一点，没人真的会否定与神学的关联性。然而当时的欧洲还有另一个重要特色，这个特色表面上和神学没什么关系，但对后来者对劳动的理解却有着怎么说都不为过的重要性。这便是“仆从工作”的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北欧化。

理论上，封建社会是由众多仆从工作构成的大型体系：不仅农奴从事着仆从工作，就连低级别封建主也在“服务”高级别封建主，而高级别封建主同样“服务”着君主。然而，对大部分人的生活而言，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服务形式并非“封建式服务”，而是历史社会学家口中的“生命周期服务”。基本上，当时每个人的人生中都要经历一段到别人家“服务”的阶段，从他们工作生涯开端起，持续7~15年。各种同业协会按此运行，对这一点我们大部分人并不陌生：孩子青少年后就会被送到老工匠家里当学徒，在一段时间后学徒师满，成长为技工，但只有当他们自己也成长为名师之后，才有足够的财力谈婚论嫁，组建自己的家庭并开始独立经营，然后招录自己的学徒。事实上，这套运行体系绝非手艺人专有，农民的一生也是如此。通常，农民家的孩子长到青春期后，会被送到另一户农民家（通常会选择情况稍好于自家的农户），当上几年的“农牧仆人”。男孩女孩都如此（比如，去别人家当挤奶女工，正是农民家女儿长到一定年龄后将要经历的），甚至连精英家庭的孩子也需要经历类似的时期。最出名的例子可能就是“男侍”了，即骑士身边的侍从男孩，他们先给骑士做侍从，作为有朝一日自己成为骑士的第一阶段经历。贵族家庭的女孩，除非出身于顶级贵族，同样需要在青春期的时候服侍其他人，担任“女侍臣”，服侍级别稍高的某位已婚贵族女性，打理她的私人寝室，服侍她梳妆打扮，照料她的饮食起居，等等。在服侍期间，这些女孩自己也在“等候”合适的时机嫁人，然后成为某户贵族家庭的女主人。宫廷中的情况也类似，“男侍臣”服侍君主，打理君主的私人寝室。

中世纪欧洲的学徒。[图源：sohu.com]

对于年轻贵族，“等待”主要指的是等待遗产（或者这名年轻贵族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认为，不管是在年龄上还是在能力上，这名年轻贵族都已做好准备，那么父母可能直接就把头衔和财产转移给他了）。对于农牧仆人，情况应该也类似，不过总的来讲，平民在充当仆人的这个时期，能够领到工作报酬，并且按照社会惯例往往需要存下其中相当一大笔钱财。这样等到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在管理家庭、店铺或农场的知识和经验储备上，还是在成家立业的经济准备上，他们都达标了。年轻女性平民在结束自己的仆人时期时也已存好钱，备好嫁妆，然后在那些能力达标的追求者中挑选一人结婚。因此，中世纪时期，人们普遍得到30岁左右才结婚。这也就意味着，“年少时期”（这段多多少少有点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青春期）往往会持续15-20年之久。

仆人能领到薪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虽然领薪工作的确早在资本主义出现几百年前就已存在于北欧，但是在中世纪时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每个体面人在自己工作生涯第一阶段需要做的事而已。做仆人和从事领薪工作基本被视作一回事，哪怕是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按天领工资的打临工者依然会被称作“仆人”。因此对年轻人而言，当仆人这段经历最重要的不仅是为了学习手艺，更是为了学习“规矩”，学习有责任、有担当的成年人应有的言行举止。正如1500年前后一位来到英国的威尼斯访客所言（这段话经常被引用）：

在英国，你能清楚地看到，人们不怎么疼爱孩子。在这里，孩子一旦长到7岁或至多9岁，就会被送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被送到其他人家里去当仆人，服侍他人7~9年之久。

而这些被称作学徒的孩子，在漫长的仆人生涯中，做的全是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琐碎工作。绝大部分人生来就要面对此种安排，只有极少数可以幸免。不管你多么富有，都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人家里，与此同时，你自己家里则会被送进来陌生人的孩子。如果你问那里的人们为何要做出如此严厉的安排，他们会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学会做人的规矩。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人们看来，“规矩”的范畴远超“礼节”。“规矩”指的是某个人在这世上总的行事风格和做人态度，指的是这个人的习惯、喜好和感受力。年轻人需要到他人家中劳动来换取薪水，这是因为我们后人眼中的领薪工作和教育在当时的人看来基本就是一回事（除非是想成为神职人员，从事专业学术研究）。不管是领薪工作还是教育，都是学习自我约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控制那些低级欲望，逐渐成长为自律体面的成年人。

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文化中没有青春狂野、放纵行为的空间，恰恰相反，年轻人即使在别人家中当着学徒，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种文化。他们往往集中在一些青年会社，这些青年会社的名字很怪异，比如“混乱无序上议院”“胡说八道修道院”等。在一些备受喜爱的节日期间，人们甚至会允许这些青年会社临时掌握大局。但是欢闹过后，还是要归于节制，年轻人继续当学徒，规规矩矩，服侍着带领他们的那位一家之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从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变成懂得自我约束的成年人。在完成这样的转变之后，他们便可以和学徒生涯说再见了，然后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商铺。

……

这就导致在中世纪的北欧，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古典时代人们对待工作的主流态度完全不同，甚至跟地中海时代后期也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位威尼斯大使就被英国人的做法震惊到了）。根据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大部分资料，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男性贵族并不从事体力劳动。在他们眼中，体力劳动或仆人工作只适合女人和奴隶。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工作绝不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事实上，工作只会让你变得更糟，因为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剥夺了人们履行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的机会。因此，每当古典文学谈及工作，都往往倾向于强调其惩罚性的一面。至于上帝般创造性的一面，则基本被视作专属男性一家之主的特权。这些男性一家之主足够富有，可以不用亲自干脏活，只需差使他人即可。而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欧，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亲自干脏活。因此工作，尤其是领薪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在新教出现很久以前，后来的“新教工作伦理”中某些关键的方面早已存在。

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作的美化和劳动者的反击

关于工作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被撰写。

——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

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一切都变了。我这里提到“资本主义”，并非想说市场的变化（市场早已存在），我想说的是原本“短期的主仆关系”逐渐变成了“长期的雇佣关系”：拥有资本的那部分人成为雇主，而没有资本的那部分人则不得不替他们打工。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成百上千万的年轻人发现他们陷入了社会意义上的永久青春期出不来。随着同业公会结构的瓦解，学徒虽然依然可以从新手变成熟手，但从熟手成为独立经营者的老路已经不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从传统角度来看，他们是不具备谈婚论嫁、组建家庭的资格的。他们构成了事实上的“不完整的人”，如此过完一生。于是，不可避免地，许多人开始反抗，他们放弃了漫长的等待，干脆早早结婚（虽然没有达到传统意义上结婚的资格），弃主人而去之后，搭个小破屋就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萦绕在雇佣阶级这个不断兴起的群体心间的道德恐慌浪潮，这股浪潮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针对“未成年人怀孕问题”的道德恐慌。下面这段文字来自16世纪的一本宣言册《剖析不正之风》（The Anatomie of Abuses），它由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撰写：

除此之外，每一个调皮躁动的小伙子，不管是十岁、十四岁、十六岁还是二十岁，都会找到一位女性，追逐她，向她求婚，心中并无对上帝的敬畏……更夸张的是，他们连对未来的生活该如何进行都毫不关心。有没有工作，有没有房子，他们都不在意！这些事情都不打紧，有漂亮媳妇儿搂着就够了，他们想要的只有这个。一栋栋简陋小屋盖了起来，破旧木头是它们的材料，小巷尽头是它们的所在。几乎所有的小巷尽头都可以看到这些小屋，住在小屋里的人将在此乞讨着过完一生。这片土地遍布行乞者……不用多久，贫穷和匮乏便会遍布开来。

正是到了此时，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诞生了。“无产阶级”这个词的英文来自拉丁文，该拉丁文短语直译为“那些生产后代的人”，可以说很贴切了。在古罗马，那些穷到没办法向他们征税的最贫穷的市民，对政府来说唯一的用处就是生孩子了，源源不断地生儿子，为军队做好储备。

斯塔布斯的《剖析不正之风》或许可以被看作清教徒的“风俗改良”宣言。“风俗改良”这个说法来自清教徒，有着很明显的中产阶级视角：他们既看不惯宫廷生活的糜烂不堪，又瞧不起普罗大众的野蛮放荡。通过这本小册子我们还知道，若想要理解围绕清教徒习俗教义和新教工作伦理的各种争论，必须先知晓“生命周期服务”传统的消亡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这两个大背景。英国加尔文派教徒（事实上只有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才会称他们为“清教徒”）大都来自独立经营的匠人阶层和“经营状况不断变好”的农民群体，他们雇用新生的无产阶级为之工作，而“风俗改良”抨击的对象便是那些备受欢迎的节日、赌博活动、饮酒行为，以及“一年一度被年轻人把持，从而导致社会秩序完全颠倒的各种混乱仪式”。对此，清教徒理想中的处理办法是将所有“无主之人”圈在一起，逐一安置到虔诚的家庭中，去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在该家庭的一家之长监督指导下认真工作和祈祷。这不过是日后人们对下层阶级行为改造的漫长历史的开端，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济贫院（穷人在里面接受正确的时间管理训练），一直延续至今时今日的工作福利制和类似的政府项目。

为什么中产阶级会在16世纪开始突然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去改造穷人的行为举止、作风并使其合乎道德呢？为何在此之前他们就没觉得这种风俗改良有任何值得关注的点呢？对此，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多少有那么点历史之谜的感觉。可是一旦把“生命周期服务”考虑进来，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说得通了。穷人被视作“失意青少年”。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青少年通过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在主人严密监督下的领薪工作”，最终学会了如何成为合乎习俗的、自律的、自给自足的、体面的成年人。可事实上，清教徒等各种虔诚的风俗改良派已不再能够像原来那样向穷人承诺什么了，曾经的“无须听从他人命令、自给自足生活的成年人身份”肯定是没法再提供了，于是他们通过慈善和戒律，通过注入更新后的神学理念来替代之前的承诺。他们教导穷人，工作既是惩罚也是救赎。工作是自我禁欲，其本身就有价值，这种价值甚至超越了工作所能产生的财富，工作纯粹是上帝施予人类恩惠的标志，可不是拿来给你们享受的。

工业革命之后，歌颂工作的热情由循道宗信徒重新拾起，甚至那些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宗教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加入了歌颂工作的队伍中。托马斯·卡莱尔或许可以称得上其中最狂热的歌颂者。卡莱尔是个很受欢迎的散文家，出于对玛门新时代道德沦丧现象的担忧，提出了他所谓的“工作福音”理念。卡莱尔坚持，人们不应该把工作当作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而应将其看作生命的精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故意留下了未完成的部分，正是为了让人类有机会通过工作完成上帝布置的任务。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年12月4日—1881年2月5日），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甚具影响力。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历史除了为伟人写传，什么都不是”的英雄史观。[图源：Wikipedia]

人类通过工作使自身完美……哪怕从事着最平庸的工作。当你开始投入，你的整个灵魂就会立刻安静下来，进入某种真正的和谐状态。想一想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吧！怀疑、欲望、悲伤、懊悔、愤懑、绝望本身，所有这些情绪如同地狱之犬，纠缠着贫穷的劳动者，困扰着他们的灵魂，困扰着每个人的灵魂。但你一旦勇敢地、自由地委身于工作，顷刻间，所有这些“地狱之犬”都会一动不动，然后嘟囔着退回到自己遥远的洞穴之中。于是你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在你身上洋溢着的“神圣工作之光”难道不是净化心灵的火焰，烧光了你心中全部的毒和恶吗？

所有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在所有真正的工作中，但凡是真正用双手进行的工作，都含有某种神性……啊，如果这都不算“对上帝的崇拜”，那么要我说，与其为工作感到遗憾，不如替崇拜感到遗憾吧。因为在上帝创造的神圣苍穹之下，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比工作更为高贵的事情。是谁在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辛苦？别抱怨了！抬头看看吧，心生厌烦的朋友们，看看那些和你们一样辛勤工作的人，现已身处上帝的永恒之中，成为神圣的不朽，在天上一起保卫着人类帝国。

卡莱尔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正是今时今日许许多多人所得出的：如果工作是高贵的，那么最高贵的工作不应该获得报酬，因为给这样一件有着无上价值的事物标上价码，实在污秽可憎（“当然在天堂等地方，真正的‘酬劳’已准备好，来回馈每一份高贵的工作”）。不过卡莱尔还是很体贴地表示，确实需要提供给穷人“合理的酬劳”，使他们具备生存的能力。

这样的看法在中产阶级圈子里非常普遍。可以意料到的是，在卡莱尔所处的时代，正在欧洲开始形成的工人运动没怎么受到此种看法的影响。当时的大部分工人，不管是拥护卢德主义、宪章运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早期英国激进主义，他们的观点大概是这样的：对，工作是有其神圣之处，但这份神圣并不存在于工作对人的灵魂和身体的影响（这一点工人们知道得更清楚），而是因为工作能够带来财富；有钱有势的人之所以有钱有势，正是因为穷人的努力工作。英国经济科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拥抱了劳动价值理论，许多新兴实业家也认可劳动价值理论，因为该理论将他们和土地拥有者乡绅阶级区分开来，乡绅阶级在实业家的眼中不过是无所事事的消费者，然而这套理论很快就被社会党人和劳工组织者吸收，反过来作为攻击这些实业家的武器。不久以后，经济学家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诉求，开始寻求其他替代理论。早在1832年，也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面世35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这样的告诫：“‘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是种既危险又错误的说法，因为很遗憾，这种说法给了那些认为‘所有财产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除了工人阶级，任何人获取财富都属于对工人阶级的掠夺和欺诈’之人以可乘之机。”

到19世纪30年代，事实上许多人开始公开声明上述观点。紧随工业革命，好几代人普遍对劳动价值理论深信不疑。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切甚至发生在马克思著作传播之前（马克思的思想为此种观点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更加缜密的理论表达）。此种观点在英属美国殖民地尤为盛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技工和商人眼里，他们自己才是财富的创造者，而英国王室的行为则纯粹属于掠夺，而战争结束后，这套说辞被拿来攻击那些未来的资本家。正如某位历史学家所说：“他们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建立在劳动创造全部财富的坚石之上。”在当时，“资本家”一词基本算是骂人的话。比如时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会年度咨文时说：“劳动先于资本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不过是劳动的成果；若是没有劳动，则绝对不会产生资本。劳动优于资本，远远更为值得关注。”这种说法虽然在现在看来颇为激进，但在当时只不过是大众的普遍认识。

不过，林肯还说了，美国之所以和欧洲国家不一样，民主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行得通，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哪个群体固定处于领薪工人这个身份中。

在这里，并不存在说哪个受人雇用的自由人会一辈子给人打工。各个州到处都有许多独立经营的人给别人打过工。那些身无分文的人，起步阶段先给人打工来赚取收入，生活节约，攒够钱后开始购买属于自己的工具或土地，独立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自己成为雇主，再雇用一个起步阶段的工人为其打工。

换句话说，林肯其实表达的意思是（即使他并没有直接这么说），由于快速的经济和领土扩张，美国或许可能维持中世纪的旧有风格，形成这样一套制度：每个人起步阶段都给他人打工，然后用打工时赚的钱开始独立经营，或者买个农场（买一块从美国原住民那里抢来的土地），然后最终他们成为资本家，再自己花钱雇用年轻人替他们干活。

这绝对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的理想情况，尽管林肯是来自距离西部开发边缘地带不算太远的伊利诺伊州。东海岸那些成立时间更久的城市中，各种工人联合会已经对类似观点提出异议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林肯当时看来，他必须接受劳动价值理论，并将其作为辩论的框架。不只是林肯，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起码19世纪末。哪怕是在西部开发边缘地带，在那片最不可能复发欧洲式的阶级之间紧张状态的区域，人们甚至也是这么认为的。在1880年，一名新教“上门传教士”沿着西部开发边缘地带走访到户传教若干年后说道：“从科罗拉多到太平洋沿岸，一路上你经常能看到牧场工人或矿工嘴里要么念着丹尼斯·克尼的工人黑话，要么说着无神论活页文章作者罗伯特·英格索尔的无神论粗俗段子，要么谈论着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显然在我看过的所有西部牛仔片里都忘了把这一点放进去了！（有一个例外值得注意，那就是电影《浴血金沙》，电影一开场，约翰·休斯顿扮演的矿工就在和亨弗莱·鲍嘉讲解劳动价值理论。）

图为《浴血金沙》电影剧照。[图源：douban.com]

劳动价值理论的破绽，以及资本拥有者是如何利用这个破绽的

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

——南希·弗伯尔

我拿美国进行讨论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国在这个议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像美国那样如此广泛地把“所有财富均来自劳动”当作常识来看待，也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像美国那样如此有力、持久且最终有效地对该常识进行反击。到20世纪初，也就是最早的西部牛仔电影开始上映的时候，这样的“被接受”和“被反击”已基本进行完毕。如果告诉20世纪初的美国人，大牧场工人曾经都是马克思作品的热心读者，他们会和今时今日的大部分美国人一样，觉得完全不可信。更重要的是，此番反击给后来看起来很奇怪的对待工作的看法打下了基础，这种对待工作的看法主要来自北美，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各地飘散，造成各种危害。

虽然毫无疑问，林肯的说法是言过其实了，但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匠人共和国”，某种与传统生命周期服务稍稍有点相似的运转方式确实存在（只是有点相似，还是有许多区别的，比如值得注意的某种区别就是，当时大部分雇工并不被称作“仆人”，也并不住在雇主家中）。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把这样的运转方式看作理想情况，并据此进行立法。有意图进行投资的商人是不准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除非他能够证明这么做能够带来明确的不可争辩的某种“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不仅仅存在社会价值这个概念，更是将之直接写进了法律）。这个规定实践起来往往意味着，你的公司业务必须是挖掘运河或修建铁路什么的。西部开发边缘地带是有无神论者，但我们如果从宗教角度来思考，便能明白这股反资本主义情绪从何而来了。建立在清教徒基础上的新教教义广受欢迎，人们不仅称颂工作，甚至还觉得“工作赋予人以神圣职责，以及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胜于闲散有钱人的权利”，这是我的人类学家同行迪米特拉·多卡斯和保罗·达伦伯杰总结出来的。这可以说是比卡莱尔的“工作福音”（大部分历史学家直接称之为“生产主义”）更明显具有宗教意味的说法。“工作福音”就是，工作不仅自身具备价值，还是价值的唯一真正生产者。

而这一切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后很快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开始出现。那些被称作“强盗资本家”的新兴企业大亨一开始是遭到了人们的极大敌意的（从大家对他们的称呼中就可以大概看出来），但到19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亨开始发起一场思维反攻，提出了被多卡斯和达伦伯杰称作“财富福音”的理念（多卡斯和达伦伯杰提出这个词是借鉴了安德鲁·卡内基的一篇文章）：

这些开始逐渐羽翼丰满的企业巨头，以及他们的银行家和政治盟友并不认可“生产主义者”所提倡的道德主张。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宣扬一种新的思想：与人们的认识恰恰相反，创造财富和繁荣的并非劳动而是资本。强大的企业利益联盟努力在学校、大学、教堂和市民团体中宣扬新的理念，试图彻底改变人们的看法：“商业已经解决了工业社会根本性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面向劳动者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大肆宣扬被我们当代人称为“消费主义”的理念：资本“集中”后，在正确人的正确管理下，实现高生产率，从而大大降低商品的价格，以至未来每个工人的生活质量堪比往日的国王。而面向精英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则表示，给穷人高薪会把他们宠坏，对“民族”无益。

消费主义的传播恰逢管理革命的出现，而管理革命给大众认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在一开始。曾经的桶匠、运货马车制造师傅和女裁缝都把自己视作某种传统的继承者，为此自豪并拥有各自隐秘的知识和技能，然而随着管理革命的到来，由行政管理组织起来的公司开始登场，“科学管理”竭尽全力追求效率，从此工人成了机器的延伸，他们不再自主工作，而是在他人设计好的流程下机械执行。

在我看来，此处我们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这场运动如此成功？”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生产主义”就已经被“消费主义”取代。用哈里·布雷弗曼的话来说：“象征地位的不再是生产力，而是购买力。”与此同时，劳动价值理论也因“边际革命”而被踢出经济理论的赛场，慢慢地越来越不被普通大众熟悉，以至到了今时今日，除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小圈子和研究生几乎没人知道。现在只要有人提到“财富创造者”，大家自动对应的就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这是大众意识的一次极大转变。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次转变？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最初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就存在瑕疵，这个瑕疵便是对“生产”的过分关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生产”这个概念是有神学根源的，并且存在明显的父权偏见。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上帝的形象就是匠人和技师，人类工作（几乎总是被默认为男性工作）就是制造、建造东西，或许还有耕作，而对女性来说，“劳动”被象征性地视为生儿育女，她们付出的其他劳动则大都遭到了彻底忽略。很明显，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生产率的空前增长在这里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生产率的惊人增长，人们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到机器和人究竟谁更重要的争论中，事实上，这个议题贯穿整个19世纪，一直是政治经济问题的辩论焦点。

然而若是要探讨工厂工人这个议题，其中的故事怕是要更黑暗了。早期工厂主最开始的时候，大都本能地选择去雇用女性和孩子而非男性，毕竟人们往往认为女性和孩子更加温顺，更加习惯于单调的重复性工作，尤其是女性。这带来的结果往往相当残忍和可怕。与此同时，此种状态也导致传统的男性匠人陷入颇为痛苦的境地。他们不仅被淘汰出局，无法进入工厂这个新的工作环境，还要承受家庭内部的变化——曾经被吆来喝去的妻子和孩子，如今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这一切显然促进了“毁坏机器”这个发生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后来被称作“卢德主义”的浪潮的兴起。而这场反抗的浪潮最终能够退去，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似乎正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妥协：人们逐渐认同，工厂应当主要雇用成年男性。出于这样的社会妥协，以及接下来一个世纪左右，工人组织往往集中发生在工厂工人身上（部分原因是他们最容易被组织起来）这个事实，就有了目前的局面：只要一提起“工人阶级”这个词，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穿着工装裤的男人在生产线辛勤劳作的画面。我们也经常听到平时还挺有见解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谈特谈，比如随着工厂工作的衰落，英美等地的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好像给他们开公交车、给他们修剪树篱、给他们安装有线电视以及给他们祖父母换便盆的都是设计精巧的机器人似的）。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部分工人都在工厂工作的时期。哪怕是卡尔·马克思、查尔斯·狄更斯的年代，工人阶级居住的区域中，女仆、擦鞋匠、清洁工、厨师、护士、司机、教师、妓女、看门人、小贩也要比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铸铁工人多得多。女仆、擦鞋匠等工作是否属于“生产性工作”？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生产性工作”？生产的东西又由谁消费？是谁“生产”出了蛋奶酥？正是因为这些都很难清晰界定，因此探讨价值议题时，大家往往直接把这些忽略掉。然而这种忽略会让我们看不清现实，即大部分工人阶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从事的工作事实上都更接近人们眼中的典型女性工作：照顾照料，需求满足，解释说明，安慰鼓励，揣度上司心理，更别提照料动物、植物、机器等物件以及观察和养护等工作了。与此同时，锤打、雕刻、重物搬运、庄稼收割等工作反而是少数。

美国1936年查理·卓别林执导的喜剧片《摩登时代》剧照，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高峰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查理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每天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发疯般地工作，以期能够获得填饱肚子的可怜工资。[图源：sznews.com]

这样的忽略是有后果的，我来举个例子。2014年，当伦敦市长声称或许要关闭大约100处伦敦地铁售票厅，只留自动售票机时，公交系统爆发了罢工。这引发了当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网上的争论：这些面临裁员威胁的地铁售票人员从事的是不是“狗屁工作”。有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逻辑：一份工作（要有意义），要么就是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价值（地铁工作人员显然在资本家眼里已经不创造价值了），要么就是起到了某种社会职能，这种职能哪怕在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依然必不可少（而这一点地铁工作人员也不符合，因为如果哪天全面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公共交通将是免费的）。不用说，我肯定被牵扯进了这场辩论，因为我被要求对此事进行回应，最终我让提问者直接去看罢工者贴出的宣传文章《未来伦敦地铁乘坐建议》。我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乘客您好，乘坐未来伦敦地铁之前，请您确保完全熟悉伦敦地铁11条线路和270个站点……请确保出行中不会出现任何耽搁、事故、紧急情况、突发事件或疏散需求。请务必保证您不是残疾人、不是穷人，也不是初来伦敦的人。请务必保证您的年纪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请务必保证乘坐过程不会遭遇骚扰和攻击。请务必保证您出行中不会丢东西也不会丢孩子。请务必保证您在乘坐地铁时不会需要任何形式的帮助。

看来许多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从来没有想过去调查一下公共交通工作者真正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似乎陷入了某种类似右翼小报上经常出现的对城市雇员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报酬过高、浪费公共开支、成天无所事事的懒汉。

伦敦地铁工作者真正从事的工作事实上更接近女权主义者口中的“照料工作”。在护士和砌砖工人两者中，地铁工作者的工作性质与前者更为相似。只不过，就像和人们在谈论“经济”的时候总是把女性那些无偿照料工作忽略不计一样，工人阶级岗位中那些涉及照料方面的工作也同样被抹去了。有人或许会说，英国工人阶级照料工作的传统在流行文化中很突出。确实，英国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作品，从音乐到喜剧再到儿童文学，处处可见那些典型的动作姿势、风俗习惯和说话时为彼此鼓气的抑扬顿挫的呐喊。但是，照料工作并没有被当作自身能够产生价值的工作。

照料工作总体上被看作面向他人的工作，并且总包含一些与解释、移情和理解相关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人们可能会说照料工作不算真正的工作，这不过就是生活，或者说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人类天生具有移情能力，并且为了能够彼此沟通，我们必须不断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去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这往往意味着多多少少要“照料”“关心”他人）。但是如果所有的移情、所有的设身处地都是单方面的，那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成工作了。作为商品的照料工作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人在“照料”，而在于其他人“不在照料”。那些花钱购买“仆从服务”（注意：封建时期的用词今日依然在使用）的人是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进行什么解释性工作的。哪怕你是一个砌砖工人，也是需要做照料工作的，除非你是在给你自己砌砖。下属得时时刻刻观察猜测老板的心思，而老板则无须这么做。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心理学研究常常发现出身工人阶级的人要比出身中产阶级（更别提富人阶级了）的人更擅长察言观色、更具有共情能力、更关心他人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察言观色这个技能正是工人阶级工作内容的体现：富人之所以不需要懂得如何进行阐释，是因为他们可以雇用其他人来替他们做这些；同时，那些为了赚钱而被雇用的工人，已经养成了揣测他人心思的习惯，自然也就会看着老板的脸色行事。

照此看来，正如许多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所有工作都可以被看作照料工作，因为哪怕是建桥，说到底也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出于对那些有过河需求的他人的关心。正如我在书中举那些例子时已经表明的，当人们思考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时，他们的的确确会从这些方面去想。

而倘若我们把“生产力”作为看待工作价值的首要标准，并认为工厂工人是“生产性工作”的典型代表，那么这一切“关心”和“照料”就都被抹去了。工厂车间里，汽车、茶包或药品神奇般地被“生产”出来，其中涉及的“劳动”跟女人生孩子一样，费力却又神秘。这种看待“劳动”的方式，自然也使工厂主很容易地说出“工人和机器并无区别”的话。显然，后来被人们称作“科学管理”的理念更是促进了此种看待劳动的方式。然而若人们心中默认的“工人”是厨师、园丁或按摩师而不是工厂工人，这样的看待方式就绝不可能形成。

……

今天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把劳动价值理论视作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某个稀奇概念，如果把兴趣点放在对价格形成模式的解读上，那么或许确实存在其他更好的工具。但就工人运动而言（你也可以说对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革命者而言），真正的重点从来就不是价格形成模式，真正的重点在哲学层面。有这么一种想法：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全体人类以社会的形式共同创造的产物，因此人类当然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在任意时间，对人类可以触及的几乎任意物质客体而言，这种想法都是成立的。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了某种对“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设想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政府”这些抽象概念来讲，更是如此。这些抽象概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制造这些概念。约翰·霍洛威或许可以被称作当代最有诗意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提出要撰写一本名为《停止制造资本主义》（Stop Making Capitalism）的书。他表示，我们虽然都做出一副被资本主义笼罩的样子，好似资本主义是某种庞然大物一样，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某样东西。每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都在重新制造资本主义。倘若有一天，所有人醒来后都决定不制造资本主义了，改成制造点别的什么东西，那么资本主义就将不复存在，这种别的东西将取而代之。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才是所有社会理论和革命思潮的核心问题所在（从根本上来讲，或许是唯一问题所在）。我们居住在我们共同创建的世界，然而如果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去试图想象理想生活中的世界，没有人会去想象一个跟现存世界完全相同的世界，所有人都会去想象更美好的世界。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就不能干脆去创造这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呢？为什么仅仅是“停止生产资本主义、停止生产政府，或只是停止提供差劲服务以及免去烦人的官僚形式”这样的想法就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将工作视作生产让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将工作视作生产能否帮助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清楚了。下面是我的想法：许许多多工作严格来讲并不是生产性质的，而是照料性质的，哪怕那些看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工作，我们也总能从中找到体现出照料特性的地方。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合理性解释，来告诉我们为何换套规则、换种社会的想法不现实。哪怕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我们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大部分行为，不管是不是生产性的，都在有意识地照料他人，而且往往是照料特定的他人。我们的行为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紧密相关，而这些关系中则包含着照料元素。大部分包含照料元素的关系都要求我们多多少少维持这个世界的原貌。正如理想主义者通常在结婚生子之后就会放弃年少时改变世界的梦想，然后逐渐和成人世界妥协那样。照料他人，尤其是长期地照料他人，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维持在相对可预测状态的基础上的。有可预测性才有照料行为展开的可能性。省钱供孩子上大学是建立在20年后这个世界仍有大学可读的基础上的（当然，钱本身也不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然省了也用不上了）。这就意味着对“他者”的爱，不管是对人、对动物还是对景色，往往需要我们维持这个也许很令人讨厌的现有制度结构。

工作如何在20世纪转变为自律和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断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出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工作这样一个错误观念，因为按照马尔萨斯主义达尔文主义理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巴克敏斯特·富勒

不管是如何发生的，“财富福音”这场反攻都成功了。工业巨头先是说服了美国民众，随后又说服了全世界民众，使人们逐渐相信繁荣的真正创造者是雇用者而非广大被雇用者。然而，正是这场反攻的成功，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当工人在工作中不断被当作机器对待的时候，他们如何才能在工作中找到目标感？当工人被不断告知自己不过就是机器人一样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却被要求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再次求助于老办法，即用“劳动塑造品格”这个观念，而后来也正是采取了这个老办法。我们可以将这个办法称为“清教主义的复兴”。但正如之前已经谈到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即基督教教义和北欧价值观的相融时期。在基督教教义中，亚当因为没有克制住欲望，受到了诅咒，而在北欧价值观中，也早已有“听雇主话、领薪水、好好工作是真正长大成人的唯一方式”这样的观念。有了历史作为铺垫，工人自然就很快接受了如下观念：工作不是为了创造财富，也并非为了照料他人（至少不是主要为了创造财富或照料他人），而是为了实践自我克制，是世俗生活中的“刚毛衬衣”，是对欢愉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配得上消费主义购买行为的成年人。

当代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诚然，从历史上来讲，欧洲人或美国人并未将个人的职业视作后人对自己的主要评价来源。来到一个墓地后，你是找不到刻着“蒸汽管装修工”“执行副总裁”“护林员”“办事员”这样的墓碑的。人死之后，在这个世间曾经的存在，都被浓缩在曾付出和曾收获的爱之中：墓碑上刻下了人们生前曾共度时光的伴侣和后代的姓名，有时也记录着逝者生前曾服役的部队的名字。而这些都是与强烈的情感承诺相关的，也是与生命本身相关的，不管是生命的传递还是生命的奉献。与此相反，在生前，人们相遇时并不会问对方关于爱和承诺的问题，而是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就让人感到存在某种很难消除的矛盾点，毕竟“财富福音”也好，随之兴起的消费主义也罢，按理说是会改变这一切的。我们不再以生产能力审视自己的存在，而是通过消费的对象来表达自己：穿的衣服、听的音乐、追的球队等。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个人都希望归属到某个亚文化部落：你的身份可以是科幻迷，可以是爱狗人士，可以是彩蛋射击迷，可以是瘾君子，可以是芝加哥公牛队球迷，还可以是曼联球迷……但你绝不会用码头工人来定义自己，也不会用巨灾风险分析师来审视自己的存在。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部分人更希望通过工作以外的什么东西来定义自己而非工作本身。可不知道为什么，矛盾的事情发生了，当被问及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会回答，是工作赋予了他们生活的终极意义，而失业则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过去的整个20世纪，人们对工作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研究，生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研究结果和人种志。关于工作的工作本身就成了某种小型行业。根据这些海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得到的推论看起来是成立的，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工作者来讲，不管你是蓝领还是白领，只存在微小的偏差），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

2.大部分人憎恨自己的工作。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现代工作的悖论”。整个劳动社会学学科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寻找以上两点能够同时存在的原因，对于劳资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如此了。正如该领域两位代表人物阿尔·吉尼和特里·沙利文在1987年说过的：

在过去25年中，远远超过100份的研究显示，人们常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令人身心俱疲，使人感到无聊，让人丧失尊严感和存在感。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想要工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知道，工作在精神上对于人类品格的形成，扮演着至关重要甚至无与伦比的角色。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极其重要的给生命内在提供养分的方式……一个人若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失去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工作可以带来的物质收入，更是丧失了定义自我、尊重自我的能力。

吉尼经过对该课题的多年研究，得出了下列结论：工作已越来越不被当作达到目的之手段（即一种获得资源和经验的手段，这些资源和经验能够帮助人们追求前文中提过的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如家庭、政治、集体、文化、宗教），而是越来越被当作目的之本身。然而与此同时，作为目的之本身存在着的工作，在大部分人看来是有害的，是令人失去尊严的，是令人压抑的。

对于这对矛盾，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能够使两者协调的合理解释呢？或许可以尝试回到我在本书第三章提到过的论点，即承认下面这一点：人类本质上由一系列目标构成，若是完全丧失了目标感，那么可以说人类将不复存在。此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同那个宁愿在监狱洗衣房工作而不愿意待在牢房里整日看电视的囚犯一样。但是社会学家普遍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工作是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一种形式，那么正是现代工作的可怕之处使得“让工作本身成为目的”这件事成为可能。前文已提到过卡莱尔的观点：工作应当是痛苦的，正是工作的痛苦“塑造了品格”。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憎恨自己的工作，工作者才获得了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

正如克莱门特所说，这样的态度在当今的职场依然处处可见，在办公室的闲谈中也隐隐透出这种态度。“必须要用是否努力工作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哪怕这份工作我们根本不喜欢，这种必须要用是否努力来评价一个人的看法包围着我们……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身心俱疲，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诚然，比起移民雇农、停车场服务小哥和快餐店厨师，这样的想法在诸如克莱门特这样的坐办公室的中产阶级中更为普遍。但是哪怕在工人阶级群体，类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否定形式观察到：因为哪怕是那些觉得无须通过日日夸耀自己工作有多忙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人，肯定也会认为，那些完全不工作的人可以去死了。

在美国，因为种族歧视，一直都存在“穷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不配过好日子”的刻板印象：美国的一代代移民被灌输“奴隶的后代缺乏管束”的虚构结论，通过这些他们建立了什么样才是“勤劳努力的美国人”的概念，就像日本工人被教导去蔑视韩国工人，英格兰工人被教导去轻视爱尔兰工人一样。如今，主流媒体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往往不得不更加得体和小心，但发表的文章中依然充斥着对穷人、失业者，尤其是对领着政府救济金的群体无止境的污蔑之辞。而大部分读者也真的认同这些当代道德主义者的基本逻辑：这个社会已被只索取不付出的“伸手党”包围；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缺乏意志力、毫无自制力、懒惰不生产；只有那些为不想从事的工作勤奋工作的人才值得他人的尊敬，倘若他们的工作受到严格监管那就更好了。因此，本书第四章描述的工作中存在的施虐受虐元素，与其说是工作场所中自上而下的命令链所产生的丑陋的（即使是意料中的）次要作用，不如说它们起到了合法化工作本身的核心作用。工作中的忍耐成了“经济公民”的荣誉徽章。忍耐已成了类似家庭住址那样稀松平常的存在了，如果你连忍耐都没有做到，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于是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不过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站在完整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这个情况。今日狗屁工作激增，主要原因在于掌控富裕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渐掌控非富裕经济体）的管理主义封建制度的独特性。狗屁工作之所以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是因为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来自一种对这个世界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感觉，而当提及自身工作的时候，人们大都会将这种感觉同社会价值等同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一点，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它能给工作者带来的经济回报则越小。诸如安妮这样的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在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中做出抉择：若是选择了社会价值，你就可以从事照顾孩子这样有用且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却被不断告知，帮助他人所获得的满足感本身就是这份付出的回报，至于如何养活自己，那你自己想办法好了；若是选择了后者，各种各样的生活开销是没问题了，但是却需要接受一份毫无意义且备受侮辱的工作，付出了身心俱疲的代价却丝毫不能带来任何价值，当然能够符合“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身心俱损，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不管这份工作是否有意义”这种普遍的价值观。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或许我们可以引用卡莱尔的话。在他那本歌颂工作的书中，卡莱尔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来专门抨击幸福。他这是在回应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学说。边沁等人看来，人类的快乐是可以被精确量化的，因此所有的伦理道德议题都可被简化为对如何使“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的计算。卡莱尔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幸福是个可耻的概念，“勇敢伟大之人唯一会费心关切的幸福问题便是自己的快乐程度是否足够支撑自己完成本职工作。毕竟，一个人唯一的不幸便是无法工作，无法使自己生而为人的命运得到圆满”。

认为人生唯一的目的在于对幸福的追求的边沁和其他功利主义者，可被视作现代消费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先驱，而现代消费主义如今依然是通过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得到合理解释。但是卡莱尔的观点事实上并非在否定边沁学说，哪怕确实是，也只是从辩证的角度来讲能够成立。当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学说始终彼此为敌时，它们的拥护者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彼此争执之际，一种建立在两种学说共同基础之上缺一不可的更高层次的协调统一已经形成。“人类根本的驱动力一直以来都是并且永远都会是对财富、权力、舒适、快乐的追求”，这样的看法一直以来并且永远都将是以下学说的补充，即“工作即自我牺牲”“工作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其痛苦、被虐、空虚和绝望的特点之中”，两者相辅相成。正如卡莱尔所说：

所有的工作，哪怕是棉纺工作，都是高贵的。工作之所以高贵只是因为工作本身，不管你是否听过这个说法，这里我都要再次强调。类似地，所有的高贵也是痛苦的。轻松闲适的生活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人类的最高信仰是“对悲伤的崇拜”。凡人之子哪有什么皇冠可戴，但荆冠人人可得，不管你戴得好还是不好！

〇本文节选自《毫无意义的工作》，《第六章：为什么社会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大卫·格雷伯 著，吕宇珺 译，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 2022年7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图为办公大楼里的工作者。[图源：vcg.com]

〇专题策划人：贼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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