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 |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1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长期从事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工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行政科学季刊》《组织科学》《比较政治研究》等刊物上。
三联书店2001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影（本文内所提及的页码为该版本页码）
借用喜马拉雅网站资源，听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依当时讲课形式，口语化表达，易于听读。以前多次翻阅这本书，每次因关注不同而心得各异。这次听读有新的感受，索性择要重读了部分章节。
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已公开申明其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立场。虽然学术价值中立观念不无道理，也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爱憎分明的立场声明，使得读者一开始就带着几分小心和警觉去阅读，强于那些貌似中立但暗含立场的做法。也因为此，钱穆先生文中的一些断言我不甚同意，故仅取所需。
这本书不是史学研究，着力点在评判历史，特别着眼于历史上的制度安排，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许多观察和想法颇有启发。钱穆先生没有受到社会科学思辨的训练，更多地依赖所持立场和经验归纳，也听/读出了不少疑问和异议。把一些联想记录如下。
一
因为研究兴趣，特别关注钱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且与其他主题联系密切。
就中央-地方关系来说，钱穆推崇汉朝为理想模型。“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p. 11）但后来朝代越来越倾向于中央集权，中央集权逐渐形成，层级多，等级森严。“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p. 170）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p. 50）。
西汉郡国并行制下的胶东半岛
这个主题贯穿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大历史之中。在历史上，中国与西欧在国家建设这个主题上走过了两条不同、可以说方向相反的道路。中国在秦汉帝国之后已形成中央集权模式，而西欧则是从分散、地方到逐步中央集权的过程（如蒂利的研究所示）。在当代，中国从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向分权方向转型；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则相反的处境出发，逐渐加强国家权力。不同国家在国家建设上的演变方向，因特定历史条件、轨迹和规模所制约，不能简单地援引比较。例如，西方国家中一些需要集中规划的领域（如公共医疗），在中国可能恰恰是集权过度了。
二
钱穆注意到，或者说我从他的笔下品尝到，国家治理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劣选择，而是一系列优劣不一的选择间的拼凑与权衡：
有效治理与官员激励间矛盾。为管理效率起见，需要减少层次；但为激励计，则需要演化出繁杂的层次，如唐代则把州县多分级次，以资激励（p. 48）。当然，政治控制也是一重要考虑，如明朝的“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118）。可见，国家治理的制度设施是各种力量、利益和历史惯性合构而成的，而且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明朝黄册制度以“户”为主，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后来收税以土地为主，黄册便逐渐不为重视，而鱼鳞册则一直在更新。各种制度都经历了类似的用进废退过程。制度演变常常是新的优势与新的矛盾和困难同时发生的过程，大多是在地方性知识结构中完成的，有着暂时性、局部性优化的特点。
明朝鱼鳞册图
另外一对矛盾：人治与法治的利与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尚文之弊，即文书政治，自上而下愈演愈烈，法愈细、管愈严，导致历史上时常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另一方面，人治有着灵活性和无所忌讳。“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p. 29)。如此看来，人治与法治各有所长。不妨从比较角度追问一句：为什么其他社会中法治为重，但没有导致万马齐喑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一统体制与一盘散沙亦有相得益彰之效。“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p. 86）。 这一命题可说是明末清初顾炎武感叹的回响。钱穆从另一角度论及这个关系。“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降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p. 53）在最后的“总论”中，钱穆再次指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散漫性，缺乏内在的凝聚力量，与“封建制”形成对比（p.175）。这一观点似乎与读到的当代史学观点颇有不同。
三
以钱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直言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文化不兼容。“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p. 39） “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p. 52）这一思路是不是来自儒教的等级名分观念？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选举制度与分层的讨论。作者提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体现在流品与阶级之别。“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p. 124）。不知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和分层问题，是否有所启示？所谓“低端人囗”，出自于等级名分的文化价值中，不足为怪，可以说是这一思维逻辑的自然延伸。曾有学友信件讨论，儒家等级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是治国良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等级结构的底层，也许感觉和看法会有所不同。同样地，建立在不平等地位的贤良执政，贵者欣然接受之——直到自己被排挤出这个等级。
文人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值得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学而优则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p. 58）另外，“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它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p. 24）。这段话耐人寻味。在中国文化中，读书人的政治理想来自哪里，又是如何实现的？也许这是中国文化中政治理论、政治思辨贫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的渊源之一？
阶级继承性是马克思阶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注意到，“当时【汉代】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p. 34) 但正如中国社会中的富不过三代现象，钱穆注意到，中国文人家庭的传承也有类似情形，“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p. 173）。生活在重视传宗接代的文化中又缺乏掌控自己命运的独立感，中国文人的焦虑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读书人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世袭。（图为宋《科举考试图》）
这本小书的内容可谓丰富。从作者提纲挈领的讨论中，居然可以读出道德经济，法治限制权力，知识阶层等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这里不能一一涉及了。
最后，用钱穆的话来结束这篇阅读笔记：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p. 176）
*本文为周雪光教授4月11日发表在微博的博文，感谢周教授惠允推送。
○编辑：老象 ○排版：老象 岂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