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海姆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1893.3.27—1947.1.9），德国社会学家。他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科瑟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一书中指出：“虽然卡尔·曼海姆充满活力的大脑使他在社会学许多领域内都有所建树，但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论述是他全部著作中最有价值和最不朽的部分。”彼得·伯格认为，只是从曼海姆以后，知识社会学才成为一种可用于研究人类思想所有方面的实证方法。

第一节 对问题的初步探讨

如果在不受理智支配或批评的情况下持续很长时期，那么，这种活动就会趋于失控状态。

因此，如果对我们用来做出最关键性决策并用来诊治和指导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那些思想方法至今仍然没有被认识，因而没有达到理智性控制和自我批判，那么，这就要被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反常状态。如果我们想一想，与早期社会相比，现代有更多的东西要依赖于对情况做正确的周密的思考，那么，上述这种反常情况就显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随着社会过程中调控性干预的必要性的增长，社会知识的重要性也相应地增长。然而这种所谓前科学的不精确思想方式（似乎悖理的是，当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必须做出实际的决策时，他们也要运用这种思想方式），并不能只是通过使用逻辑分析去理解。这种思想方式构成一种复杂的综合，既不能轻易地使它脱离贯穿其中的情绪冲动和生命冲动的心理根源，也不能使它脱离它在其中发生并力图加以解决的情境。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2015新版书影

本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制定出一种描述和分析这种思想类型及其变化的适当方法，系统阐述与这种思想类型相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承认这种思想类型的独特性质，又为对它的批判性理解开辟道路。我们试图提出的方法就是知识社会学的方法。

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就是，有这样一些思想方式：如果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根源搞不清楚，那么就不可能确切地理解这些思想方式。诚然，只有个人才能进行思维。并不存在在个人头脑之外和之上进行思考的群体头脑，而个体只能对他的观念加以照抄照搬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实体。然而，如果因此而推论说，引起个人行动的一切观念和情感都只能源于个体，而且只能依据个体本人的生活经验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这种推论也是错误的。

我们甚少关注到边缘人群体在时代中发出的声音

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观察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说自己的语言而说那些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他的同时代人和前辈的语言，便由此而得出一种语言，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样，如果仅仅依据一种看法在个体的心灵中发生便对这种看法做出总体性的说明，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单独个体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从他自身产生归因于他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他说的是他的群体的语言；他以他的群体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他发现他能够随意支配的只是某些词语及其意义。这些词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与周围环境打交道的途径，同时也表明，这个个体或群体迄今为止从什么角度出发、在何种活动语境中才能够感知和接近各种对象。

我们现在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知识社会学的探讨在意向上并不是要从单独个体及其思维过程出发，然后便直接以哲学家的方式继续研究高度抽象的“思想本身”。毋宁说，知识社会学力求全面领会的，是处于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背景中的思想，而个体的各不相同的思想只是逐渐慢慢地从这种背景中显现出来。因此,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的不是一般进行思考的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进行这种思考的孤立的人，而是对标志其共同地位的典型环境不断做出无穷反应的某些群体中的人。

严格地说，单独的个体在思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有认为这种个体参与了在他之前已经由他人思考过的事物的进一步思考，坚持这种看法才是比较正确的。他发现自己处在前人遗留下来的环境中，并且具有一些适合于这种环境的思想方式；为了更恰当地对付他的环境中的变迁所产生的新的挑战，他试图进一步详尽发挥前人遗留下来的那些反应方式，或者用别的反应方式来代替它们。因此，每一个个体在两方面意义上都是在一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事实所先行决定的：一方面，他发现了一个现存的环境，另一方面，他在这个环境中发现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知识社会学方法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社会学并不把具体现存的各种思想方式同我们最初据以在某种理智意义上发现这个世界的集体行动的背景分离开来。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不仅仅作为分散的个体以物理的方式共存。他们并不是从一个沉思的心灵本身的抽象层次上面对世界的种种对象，也不是作为孤独的存在来面对世界的。相反，他们在各种有组织的群体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思维也是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群体的人们，力求按照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品性与地位来改变周围的自然和社会，或者使之保持既定的条件。正是这种意在改变或维持这一集体活动的方向，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概念以及他们的思想形式的出现形成了指导线索。人们总是按照他们参与的集体活动的特定环境，趋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纯粹的逻辑分析使个人的思想与它的群体的环境分离开来，而且它同样也把思想与行动分离开来。

它造成这样的分离是一个暗含的假设，即认为思想与群体及其活动之间的固有的联系总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这种联系既与“正确” 的思维毫无关系，而且又可以与这些基础分开而不引起任何困难。但是，一个人无视某种事物存在的事实绝不会使这种事物不再存在。同样，任何一个没有对实际思维的丰富形式进行全神贯注的确切观察的人，也不能先天地确定，这种把思想与其社会环境和活动背景分离开来的做法是否永远可行。当然也不能轻率地断定，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截然两分，竟然还是完全合乎要求的恰好有利于客观的事实性知识的。

也可能在某些知识领域正是由于行动的推动作用，首先使对象的世界变得为活动的主体易于接近，进而还可能，正是这种因素决定了对进入思想的那些实在成分的选择。不难设想，如果完全排除了这种意志的因素（就其可能而言），那么，具体内容就会从概念中完全消失，而且，最初使人们有可能对问题进行理智陈述的组织原则也会消失。

但这并不是说，在对群体的依恋和行动的定向显得是基本成分的那些领域中，任何进行理智的、批判的、自我控制的可能性都是毫无意义的。也许,正是在迄今一直被隐蔽着的思想对群体存在的依赖以及思想植根于行动的情况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候，人们才第一次有可能通过明了这些情况而对先前在思想中无法控制的因素获得了一种新的控制方式。

这就把我们引向本书的中心问题。这些论述可以阐明，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深入探讨，就可以为社会科学以及对政治生活的科学指导的可能性问题的回答提供某种基础。当然，在社会科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真理和谬误的最终标准应在对对象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并不能代替这种调查研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对象的考察并不是孤立的行动，它是在受到价值观、集体无意识和意识性冲动的影响的语境下进行的。

在社会科学中，正是这种对集体活动形式的理智的关注，不仅为研究提供了一般问题，而且提供了与研究有关的具体假设，还提供了用来整理经验的各种思想模式。只有在我们使科学和大众讨论中流行的各种出发点和对各种事实的探讨成功地引入自觉和明确的观察领域的时候，我们才能希望最终控制那些归根到底使这些思想方式得以形成的无意识的动机和先决条件。在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新型的客观性不是通过排除各种评价就能达到的，而是通过对这些评价的批判性理解和控制才能达到的。

第二节 当代的思想困境

思维的社会根源和行动根源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形成，这绝不是偶然的。迄今为止一直在推动我们进行思考和活动的无意识已经逐渐上升到觉知的层次因而变得易于控制，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境迫使我们对我们的知识的社会根源进行反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它与我们自己的困境相关。知识社会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见解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成有意识的动机的过程，不可能在任何时期都发生作用，而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中才发生作用。这种情境是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确定的。人们可以相对准确地指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去反思世界上的事物，而且反思思维过程本身，甚至在这里不是反思真理本身，而是反思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同一个世界对于不同的观察者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显然，只有在一个不同意见比意见一致更引人注目的时代，这样一些问题才会成为普遍的问题。只有在有关事物和情境的概念面临大量有根本分歧的定义，对这些概念进行直接的和连续一贯的阐述已不可能的时候，人们才会从对各种事物的直接观察转向对各种思想方式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比一般的形式分析更加精确地指明，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各种事物到关注各种有分歧的见解，并由此而转向无意识的思想动机，这样一种转变到底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和理智情境中才必然会发生。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希望指出的只是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几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人类按阶级被孵化，幼童全天候被统一灌输以相同的价值观。

首先，在社会的稳定性能够支持和保证一种世界观的内在统一性的时期，多种多样的思维方式的存在是不可能成为问题的。只要从人们的童年时期开始就把一些语词的相同的含义、观念推演的相同方法不断地灌输给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那么，在那样一个社会中歧见纷呈的思想过程就不可能存在。即使思维方式发生逐渐的改变（可能是偶然的），对于生活在一个稳定情境中群体的成员来说也不可能感觉到这种改变，只要这些思维方式适应新问题的节奏非常缓慢以至于要持续好几代人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代人在其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就很难觉察到正在发生的变化。

中世纪发生的排巫运动并未让当时的民众觉得有何不妥

但是除了历史过程的一般动力之外，在多种多样的思维方式变得引人注目并作为人们反思的主题之前，就有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因素出现了。因此，首先是社会运动不断的加强打破了在一个静态社会颇为流行的早期的错觉，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能变化，但思想却永远保持不变。而且社会运动的横向的和纵向的两种运动形式会以不同方式揭示多种多样的思想样式。横向运动（即从一种位置到另一种位置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运动但不改变社会状态）表明，不同的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的。然而，只要一个人的民族的和地区的群体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非常执着地依附于该群体的习惯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把在其他群体中所见到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怪异的、错误的、糊涂的或者是异端邪说。在这个阶段，人们既不怀疑他们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一般思想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纵向的社会运动就是在社会地位的升降这个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只有在横向社会运动伴随着强烈的纵向运动时，人们才会对自己思想方式的普遍永久的有效性的信念发生动摇。在使人们对其传统的世界观点产生动摇和怀疑的因素中，纵向的社会运动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即使在只有轻微的纵向运动的静态社会中，同一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也会有体验世界的不同方式。马克斯·韦伯的功绩就在于，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中清楚地表明，同一种宗教是多么经常地受到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贵族和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以不同方式进行的体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比较缺乏纵向的社会运动会或者有助于使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的人互相分隔开来，或者，比如说，如果他们体验一种共同的宗教，那么他们会按照他们不同的生活背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它。这就说明了，不同的社会等级所具有的不同的思想方式，并不会会聚到同一个心灵之中，因而它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当历史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往彼此分立的阶层开始互相交流，某种社会流通开始出现，到了这样的阶段，这种决定性的变化就会发生。当以往一直是独立发展的各种思想形式和经验形式进人同一个意识，迫使心灵发现互相冲突的世界概念的不可调和性，这时就达到了这种交流的最重要的阶段。

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中，仅仅有较低阶层的思想方式向较高阶层的渗透，那是不会有多大作用的，统治集团光是感到思想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并不会导致他们在理智上的动摇。只要一个社会的稳定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社会声望只是与上层社会取得成就相一致，那么这个阶级就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它自身的社会存在及其成就的价值。除非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有相当大的提高，否则，在我们取得普遍的民主化之前，下层阶级的兴起并不会使他们的思维获得公众方面的重要意义。这种民主化的过程，使以往没有任何公共合法性的下层阶级的思维方式，首先有可能获得合法性和声望。当民主化阶段已经达到的时候，下层阶级的思维技巧和观念便首次与统治阶层的观念处于同等合法性水平的地位。而且，这些观念和思想方式如今也首次能够迫使运用它们的框架进行思考的人使他们的世界的各种对象受到某种根本性的质疑。正是由于思维方式的这种冲突（其中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同样要求代表的合法性）才使思想史上如此极具决定性也极具根本性的问题首次有可能提出来，这个重大问题就是，那些关注同一个世界、相同人类的思想过程怎么会产生关于这个世界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呢？由此出发向前再走一步就可以提出以下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思想过程难道不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吗？当人们考察了各种可能的人类思想时，难道不是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大量可供选择的可以遵循的路径吗？

难道不是这种社会上升过程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唤起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怀疑主义的巨大浪潮吗？难道古希腊启蒙运动中的智者派表达的一种怀疑态度本质上不是来源于他们对每一个对象的思考中都存在着两种互相冲突的解释方式吗？一方面是已经注定要走向衰落的统治贵族的思维方式的神话，另一方面是处于上升过程中的地位低下的城市手工业者阶层带更多分析性的思想习惯。由于这两种解释世界的形式在智者派的思想中汇集到一起了，由于每一种道德决断都至少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标准，而且还由于对每一种宇宙的和社会的事件也至少有两种解释，因而，他们对人类思想的价值持某种怀疑的观念也就毫不奇怪了。因此，如果因为他们在认识论方面的努力具有怀疑论的倾向就以教师爷的态度指责他们，那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感觉到的东西勇敢地表达出来罢了，他们表达出来的就是，以往确信无疑的各种规范和解释已经被打破了，只有对各种矛盾进行彻底的追问和全面的思考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这种普遍的变动不定绝不是一个世界注定要全面衰败的征兆，倒可以说是标志着危机将导致康复的一个有益过程的开始。

智者学派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探索的主题，研究人类反思人类自己。他们以人类的眼观去考察和认识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等等。图为智者学派领袖普罗泰戈拉。

而且,苏格拉底有勇气落入这种怀疑主义的深渊，难道不正是他的伟大品德之所在吗？难道他当初不也是一位智者，采取提出问题然后再进一步提出问题这样一种技巧并使这种技巧成为自己的方法吗？难道他不是甚至比智者派更激进地提出问题来克服危机从而达到一个理智的支点，它至少对于那个时代的理智心态来说是一个可靠的基础吗？有趣的是，由此可以看到规范和存在的世界开始在他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他思考一个人怎样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判断相同事实的这个问题，他关注这个问题的强烈程度至少同关注这些事实本身一样。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与思维有关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专门研究客观对象来解决，而是要通过研究发现为什么关于这些对象的意见实际上是不同的，甚至在思想史的这个阶段，这一点已开始变得很明显了。

用来说明占主导地位的思维形式早期的统一性和后来的多样性的因素除了那些社会因素以外，还要提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社会集团，他们的专门任务就是为那个社会提供对世界的解释。我们把这种社会集团称之为“知识界”。一个社会越是稳定，知识阶层越是会获得一种明确的职位和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应当把巫师、婆罗门成员、中世纪的神职人员都看作知识阶层，他们在社会中都对该社会世界观的塑造进行某种垄断性的控制，而且对其他社会阶层自发形成的各种世界观的差异的重构或者调和进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道、忏悔、诵经都是对比较世俗的社会发展层次上出现的不同的世界观进行重构和协调的手段。

这种组织成一个社会等级并且掌控着布道、教化和对世界进行解释的权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两种社会因素力量的制约。

它愈是使自己成为彻底组织起来的集体（如基督教）的倡导者，它的思维就愈趋向于“经院哲学化”。它必定会向那些先前只对一个教派有效的思想方式加上一种教义神学的约束力量，并由此而承认这种思想模式中隐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必须向外界表现为一种联合战线，这种必要性迫使它进行这种转变。在社会结构内部出现的权力集中的过程可能会极其明显，以至于能够把统一的思想和经验比以往更成功地至少施与他自己那个社会等级的成员，这种可能性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托马斯·阿奎那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建立的系统的、完整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本人被基督教会奉为圣人，有“神学界之王”之称。

这种独占性思想类型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相对地远离日常生活的公开冲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带有“经院哲学”的味道——也就是说它有学究气而毫无生气。这种思想类型主要的不是来自为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而进行的斗争，也不是来自反复试验，不是来自征服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经验，而是更多地来自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这种系统化的需要总是把宗教领域和其他生活领域出现的各种事实退回到既定的传统和理智上不受控制的前提。在这些讨论中出现的种种对立并不像同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权力地位的冲突那样体现各种经验方式的冲突，在那时它们自己也参与对教条化的传统“真理”进行各种可能的不同解释。这些不同的群体把那些具有神学教条内容的前提作为出发点，然后寻求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思想加以证明，但如果从事实性证据的标准来判断，这些前提的教条内容大部分都是偶然性的东西。由于这些神学教条的内容依赖于某种教派偶然成功地与历史的政治命运相一致，使他自己的知识传统和经验的传统变成教会全部神职人员社会等级的传统，因而它完全是随意性的东西。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现时代与中世纪的情况相对照的决定性事实就是，由神职人员这种社会等级所把持的对教会解释世界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代替那个封闭的彻底组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是一个自由的知识界的兴起。它的主要特征是，它不断地从经常变动的社会阶层和生活情境中吸取新的成分，它的思想方式不再受类似社会等级的组织控制。由于不存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知识分子可以使各种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在其他社会阶层构成的更加广阔的世界里公开地彼此竞争，获得受公众注意的机会。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随着一个等级类型社会存在的垄断特权的废除，自由竞争便开始支配着知识生产的方式，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在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明确方式采用社会中有用的多种多样的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并在它们之间引起争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必须为迎合公众而进行竞争。这种公众不同于神职人员构成的公众，如果知识分子自己不做出努力，他们便不再是易于接受其影响的了。这种为争取各种公众群体的支持而展开的竞争之所以得到强调，是因为每一种独特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公众表达和公众效力。

宗教改革使得教会不再掌握对圣经的完整解释权，知识生产者开始多样化。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那种以为只存在一种思维方式的幻想消失了。现在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某个社会等级或阶层的成员了，这些成员的经院哲学的思想方式对他来说就代表了思想本身。在这个比较单纯的过程中，应当得到解释的一个事实是，直到神职人员的知识垄断地位崩溃以后，现代对思想的根本性质疑才开始。这种一直被人为地维持下来几乎被一致接受的世界观崩溃的时候，这种世界观的制造者的社会独占地位才会瓦解。

随着知识分子从严格的教会组织中解放出来，其他解释世界的方式也与日倶增地得到人们的承认。

教会对知识垄断的瓦解迅速带来了空前的知识繁荣的鼎盛时期。但是，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由于统一的教会组织的瓦解，因而再一次动摇了自古典时期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对思想统一性和永恒性的信仰。在今天所感到的深刻的动荡，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尽管在最近时期，还有许多性质十分不同的另外原因影响这一过程。从现代人这种深刻动荡的第一次高潮中，出现了许多根本上是全新的认识论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我们今天甚至都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我们的问题。因此，我在下一节试图说明，我们所能利用的许多探寻和研究的方式，至少就其主要线索而言，是如何从这种统一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出来的。

*本文节选自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编辑：岂尘          ○排版：岂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