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 | 后传统社会中的信任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1.18－）英国社会学家。他以他的结构理论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而闻名。1959年毕业于赫尔大学，主修心理学与社会学。随后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硕士，并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开始于莱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并于1969年开始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吉登斯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道路”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智慧与专门知识

在前现代情境中，传统的形形色色的守护者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交流，也有各种各样的争执。因为解释不同而争吵不休的现象真是司空见惯；即使在小文化（small cultures）中，大多数传统符号和习俗都有十分明显的分裂倾向。然而，对教条的不同解释与关于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应该强调的是，还有对知识的占有）的争执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常态”是顺从（deference）。传统存在的条件是独立于其他传统，即独立于其他分立的、相异的社区生活方式。专家所提供的是普遍化的知识。专家们注定常常会发生争执，这不仅因为他们可能是在不同的思想摊派中培养的，更因为争论和批评是其事业的“发动机”。

有时，在学术、科学以应与专门知识的分布有关的其他领域内，我们会谈及“思想传统”，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伽达默甚至认为，他所说的传统是一切形式的语言理解的本源。关于“假定”（presupposicions）的讨论以及在相对固定的看法内运作的重要性已经发展成为科学哲学。把“传统”作为便称来描述这些看法是无可非议的，但“传统’在此显然是一种省略语。怀疑论与普遍论相结合是探索的现代形式所具有的特点，可以确保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把传统思想了解为相对任意的东西。用一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专家往往可能对用另一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专家的观点持批评或轻视的态度；然而，即使是对一种看法的最基本的假设进行评论也不算越界；不仅如此，这样的评论是必须的、预料之中的，而且能够引起反响。

正如波普所言，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此，任何事物都得接受怀疑，这不仅是智性探索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性条件下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正是怀疑论和普遍论的混合物使得专家的争论具有了特殊的风味。专家的意见之所以不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为不同的预制立场辩护，而且因为他们的努力也正是为了克服那些差异的。这里的多元主义有别于前现代系统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显然与民主化的广泛原则有关。专家经常争论，但这是为有益于公共话语的普遍论服务的。这种话语既是评论与普遍论结合的于段，又是二者结合的结果。

专家与外行的困扰源出一体。专家知识及专门知识的一般积累本该能够越来越多地提供关于世界本质的确定性；然而，无须粉饰，这种确定性的条件正是怀疑。从特定角度加以理解的科学在现代社会中享有突出的地位，再加上人们对西方在全世界的主导作用基本没有异议，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的地位和西方的主导掩盖了这情形所固有的张力。此外，传统的延续——特别是传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延续——抑制了现今业已十分深入的撤离过程。只要传统和风俗依然广泛存在，专家便仍然是在必要时刻可以求助的人；至少在公众的眼里，科学与传统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仍然是一个大一统的、普遍意义上的“权威”的源头。守护者与专家的区别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非传统文化不需要终极权威，但上述因素首先淡化了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即使对那些在知识学科中工作的人来说，“科学”依然具有终极上诉法庭的权威。如今，似乎是纯智性的东西——除程式真理之外，对知识的所有主张（包括关于这些主张的综合陈述）都是可以矫正的这个事实——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存在状况。对一个外行而言，其后果既是解放又是困扰，对作为个整体的文化而言也是如此。说它是解放，因为对某个唯一的权威之源俯首帖耳是很压抑的；说它令人不安，因为外行脚下的根基被抽掉了。波普说，科学建立在流沙之上；它根本没有稳固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个比喻不仅适用于科学探索，也多少适用于整个日常生活。 

卡尔·雷蒙德·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出生于奥地利，犹太人，获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美国哲学家巴特利称其哲学为“哲学史上第一个非证成批判主义哲学”。[图源：Pinterest]

无论就个人生活而言还是就拓殖未来的集体努力而言，生活在一个权威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有时被误称为后现代性——对所有企图把风险控制在上述概念的狭窄范围内的努力都具有很大影响。因为没有超专家司以求助，风险计算必须把咨询什么样的专家和接受何种权威约束所产生的风险包括在内。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是无数可以引证的例子之一。作为专家知识的驱动力，怀疑论可能全在某些情境中或某些群体中导致专家失去魅力；这是专门知识和传统（以及习惯和强迫性）之间的张力线之一。

科学已经失去了很多它曾经拥有的权威的光环。这可能部分是由于科学与技术曾被认为能给人类带来好处，但这个希望破灭了。有些人拥护通过无节制的科学探索达到进步的目的，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令人毛骨悚然的毁灭性武器的发明、全球生态危机以及本世纪的其他发展却可以冷却即使是最乐观的支持者的热情。不过，从其自身的前提出发，科学可以而且必须被视为是有问题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神圣的”这个原则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权威也不能例外。

在科学哲学中很难取得怀疑与信念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争论在科学哲学中永无穷尽；因此，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境中寻找这种平衡，我们会发现它很难捉摸，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人类面对全球问题时的集体努力是如此，个人对拓殖自己未来时的探索同样也是如此。一个外行怎么样才能跟上或调和诸如饮食对长期健康状况的影响等形形色色的理论呢？有些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当肯定的根据此类发现而行动是明智的；比如，戒烟几乎肯定能够减少染上某些严重疾病的机会。然而，40年前还有许多医生建议把吸烟作为帮助松弛脑力和体力的一种手段。许多类型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当它们有看得见的技术作为其支撑时——是相对安全的；这样流沙中使掺入了些混凝土。不过，原则上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被看作是可以质疑的；在“流动”的知识领域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多种多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对抗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主张。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所有行家都是专家。专业化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反性世界的本质特性，在高度自反性世界里，本地知识是来自某种抽象系统的再嵌人消息（re-embedded information）。通向专业化的运动不是单向的；各种各样的普遍化依赖着专门知识的分工。医学领域中的普通内科医生便是一例；普通内科医生在医学方面是非专家，其作用是弄清病人是否需要专家，如果需要的话，需要何种专家。然而，与公众中的外行人比较起来，“普通”内科医生显然又是专家。

面对着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众多抽象系统和形形色色的专门知识舞台，所有专家又都成为普通的外行大众中的成员，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决不仅仅是劳动分工的一般扩张。传统的守护者也有其专长；例如，工匠的技能和地位通常迥异于牧师。然而，专家型的守护者决不会变成纯粹的“外行”。他们拥有的“智慧”给他们在社群中带来了显赫而全面的地位。与智慧形成对照的是，“能力”明确地与专业化相关联。专家个人的能力与其专长同迄。因此，尽管某些类型的专门知识可能会得到公众更广泛的尊重，但某人在某个抽象系统中的地位若换在另一个系统中便很可能会变得毫不相干。

专家的形成来自于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知识的纵深化。由于知识的专业性，专家和外行人的身份可在抽象系统的转换中变换。[图源：skinkerdebaliviere]

这样的情形快定性地影响了专家和外行之间信任关系的本质以及对专家所“面对”的抽象系统的信任。信任已经不再依赖于对人们心目中的守护者和程式直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尊重。专家所拥有的技能和知识的神秘性仅仅在于它们表达了专家对掌握一门专长的坚定信念；向专家咨询的人如果专注于同样的学习过程，那么他便可能坐在那个专家的位置上。通过系统的怀疑论而获得的知识是可以修正的；基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纯粹基于假定对方有技术能力而产生的信任也是可以修正的。原则上，这种信任可以随时撤回，因此，提供专门知识的人往往会感到不得不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给予特别的重视，或者感到在开始接触时会去十分卖力地消除顾客的疑虑。因此，心理治疗专家的墙上所挂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不仅仅是提供信息，它们还是环绕在传统权威周围的象征物的一种回应。

当我们考虑抽象系统本身而不仅仅是其“代表”时，现代社会情况下的信任的难以捉摸的本性显得尤为重要。无论相关的人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多重抽象系统中的信任是今天的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信任的传统系统几乎总是建立在“面对面”的基础之上；因为拥有接触传统的神秘特性的特别门径，因此守护者便是活生生的传统。抽象系统的抽离特性意味着不断与“不在场的他者”一一从未谋面但其行动却且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那些人——互动。考虑到专门知识具有分立和竞争的性质，创立稳定的抽象系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有些类型的抽象系统己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部分，它们似乎无论何时都坚如磐石，颇类似于固定的传统；然而，它们却极易受到一般性信任危机的损害。

日常生活层面上，信任的丧失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对抽象系统的存留而言有些完全是边缘性的。有些事情则根本无关宏旨。比如，有些人决定彻底离开周围的抽象系统——如在乡村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团体。耶和华见证人（19世纪后期成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宣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道德问题上强烈反对战争和政府权威——译注）抵制现代电子技术中的大部分，这对广阔的社会并没有特殊影响。然而，有些信任错位和衰减却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对一个银行或政府的不信任如果不断加剧则可能导致其垮台。整个世界经济受制于一般性信任的变换无常，当然，全球政治秩序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最为重要的是，抽象系统中的信任与集体生活方式的易变模式密不可分。因为传统习俗具有本地性和集中性，所以传统习俗是内嵌的，是和维系日常惯例的规范作用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概念用在传统的行动情境中则毫无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选择既是日常生活的构成要素也与抽象系统相适应。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整个组织机构一旦脱离了传统就必须依赖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只要普罗米修斯式的冲动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当这种冲动受到杰出的科学权威的支持时，现代性的强迫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便仍然会被隐蔽起来。然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质疑——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么生活方式的模式和全球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偶合便会受到重压。生活方式的变迁对核心抽象系统可能具有深刻的颠覆性。比如，在现代经济中，对消费主义的大背离会对当代经济体制产生巨大影响。

我主张，强迫性是凝固的信任，是没有对象但却永存不费的信奉。在此重述一下，我们觉得不得不撒谎以掩盖的任何东西都是瘾：它是传统所曾提供的各种类型的信任所假定的完整性的对立面。因为业已解释过的原因，一个抽象系统的世界和具有潜在开放性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要求进行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信任的投放由对可选对象的选择来决定。如果这种可选对象被不明不白的信奉——强迫性——过滤掉了，那么信任就退化为简单重复的紧迫感。凝固的信任阻碍了与业已主导日常生活内瓤的抽象系统的重新结合。

强迫性重复的外部区域——损耗与重新配置的辩证过程——与更传统的社会秩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传统的神秘性是无法由守护者传给其他人的；守护者对程式真理的享用权把他们与人群中的其他人截然分开。外行的俗众只能偶尔分享这种神秘性——如在宗教中，他们可以暂时进入神圣的领地。

当专门知识广泛取代传统之时，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专家知识的重新配置对任何有必要的时间和条件去接受培训的人都是开放的；制度自反性的普遍化意味着专家的理论、概念和发现会不断地泄露给外行的芸芸众生。专家知识的重新配置——强迫性行为模式在此中是行不通的——正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的存在条件。习惯和期待往往会根据或多或少具有自动性的普遍的信息泄露被加以重塑。然而，更具目的性、更集中的重新结合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的，既可能有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因素，也可能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本文节选自《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二章。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封面图为全球研究委员会2015年年会的会员合影。 [图源：globalresearchcouncil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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