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等。[图源：简书]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我知道得不多，好得最近几年已经有人进行研究，而且写出了专著，不仅大陆上有，香港也有。今天只想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点补充。
一
如果我们同意把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范围放宽一些，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那么社会学的来源在中国就有很长久的历史。我记得拉德克利夫·布朗（Redcliff-Brown）有一次在燕京大学说过：他认为在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A. Comte）和斯宾塞（H. Spencer）要早二千五百多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现，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将留到这次谈话结束时再提。
把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来说，它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西方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略早于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还在幼儿时期，我已经从我的父母口上听到过达尔文（C.Darvin）、赫胥黎（T.Hexley）等外国人的名字。小学时期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过梁启超、章太炎的著作，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也是在其中。但是行文深奥，不是我这个读书不求甚解的孩子所能理解的，基至连这些书的名称也莫测髙深。
我幼时常听长者议论严复其人。有谓严早年奉派留英学海军，归而不务正业，以译书为事，实是未得其用，怀才不遇。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其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地位。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实在还是在19世纪的启蒙思想，而“群学肄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他在译本的序言里说明，所谓群学就是用科学的法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以预测未来。所谓肄言就是究其功用之所施，提出所以治之方法。而且在“译余赘语”中说：“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变法维新，开放思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披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群学》成为中国改革的启蒙也是社会学的光荣。
严氏指出西方的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脉脉相通，可惜这见识没有为后辈所重视。五四之后讲述社会学的人几乎都是以移植西学为主。更有甚者，在二十年代大学里担任社会学课程竟以西方学者为多。当我在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以中国教授用中国语言讲课的还属开风气之先，但是所用课本还几乎全是英文。
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学成长里程碑的是“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那是1930年成立的。用中文编写的社会学教材，最早可说是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15种，1931年合编成《社会学大纲》出版。1935年孙本文著的《社会学原理》一书，始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为各大学所采用。从这本大学教材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大学所教授内容的特点，那就是综合美国大学里各家的社会学教材而成，并开始采用少量当时可得的中国历史及统计材料加以引证，基本上可说还是“土包装的洋货”。
事实上，我们这些当时的社会学学生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我本人就在这时期读到乌格朋（W.F.Ogburn）的《社会变迁》而且深为折服，后来译成中文，大约在1936年由商务书馆列入世界名著丛书出版。我提到这些事是想藉以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是吸收西方的社会学。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大量传入中国，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社会学的名义传入的，但在大学里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占有的阵地不大。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思想界较为活跃的时期，受过五四运动震动过的青年学生不可能满足于不联系中国实际的以引进西学为主的社会学。我本人就是抱着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愿望踏进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读了许多西文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就不免焦虑不安。就在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下，中国社会学出现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因而开辟了另一个阶段。
二
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在三十年代这可能是中国社会学的共同趋向。在这时期里比较突出的有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无锡等地区农村调查。这些工作有些不一定用社会学这个名义，但事实上都主张联系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并以服务于中国社会为目标的。把他们归入“社会学中国化”的范围之内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没有机会和这些工作有亲自的接触，所以对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我并不能在此详细介绍。我所能补充的是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方面的情况。燕大社会学系在“社会学中国化”上也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参加平教会和乡村建设的工作，并且在北京郊区建立清河调查实验区；另一方面是在理论和方法上为以后的“社区研究”作准备工作。我本人是参与第二方面工作的一名小卒。
1933年是我在燕京大学里学习的最后一年。正是这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到燕京大学来讲学。他是美国盛誉一时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奠基人，主张理论应当密切联系实际，而且提倡实地调查的方法：就是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社会生活，进行详细观察，亲自体会和了解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心态，然后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事实，提高到理论水平。这种实地调查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社会人类学用之于土著民族，社会学则用之于城市居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是以这种方法研究芝加哥城市各种居民区而著名的。他也称这种研究作Community Study，我们把它翻译作“社区研究”。
派克不仅在班上讲解人类集体行为的性质、社区的结构而且特别引起我们这些学生兴趣的是他亲自带领我们参观北京各种类别的居民区。这把我们带出了风光明媚的未名湖的世外桃源，看到了天桥的贫民窟，甚至八大胡同的红灯区，这真正打开了我们这些象牙塔中的小青年的眼界。世界上原来有和自己生活区别如此之甚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模式和思想类型，真是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广阔天地。我们这辈学生真心感激他，把我们带出了书本，进入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1949年前的北京八大胡同。[图源：头条]
我们感激派克老师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指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只有这个愿望是不够的，必须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社区研究”就是他给我们的这把钥匙。同时更具体地告诉我们这方法可以向社会人类学者去学习。围绕了它这个主意我们一批学生包括杨庆堃、林耀华、黄迪、廖太初等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在天津益世报办了一个专页附刊——“社会研究”，从1933年起直到抗战开始才停止。我们还分别自己下乡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我们小圈子里形成了一个风气。我则转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目的还是在寻找社区研究方法的根源。
1935年，我去广西瑶山进行实地调查这一年，吴文藻先生又邀请了英国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Brown）到燕京大学来讲学，布朗是人类学家，和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并称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吴文藻先生请他来华讲学就是听从派克的指导，从社会人类学去学习实地调查的方法。布朗早年在印度洋的Adaman岛上实地调查，后来以此为基础发挥他功能论的学说。而且和派克同调认为社会人类学实在就是比较社会学。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就用比较社会学为名称社会人类学。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去攀近社会人类学，布朗则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靠拢社会学，一推一拉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门学科的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后来便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特色。
我们称这种着重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的社会学作为“社区研究”，这也有个来历。当派克教授离华时，我们这些学生建议出一本论文集以示纪念。在编辑这本论文集时，要用派克的一篇原著，而这篇原著里有一句话，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把译者卡住了。因为过去community、society在汉文中都译成社会，而用旧词来翻译这句话就不成话了。原来派克的理论中人际关系可以分出两层次。基层是共存关系，和其他动植物一般通过、适应竞争，在空间获得各人所处的地位，相互间可以互相利用，维持生存，也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利害关系，但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层次性质不同于前者，就是痛痒相关、荣辱与共的道义关系。前者形成的群体是community，而后者形成的团体是society。他既然作了这些区别，我们翻译时也必须用两个不同的名词。社会一词保留给society，community不能不另找新词。通过我们这辈学生的议论，最后创立了“社区”这个新词。好在community必须有地区为基础，如邻里、村寨、乡镇、城郊甚至大至民族、国家都可以社区来表示，是一个有地域为基础的人群。用“社区研究”这个名字还可以包括我们当时进行的农村和民族调查，所以就这样用开了。
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那时还在英国学习，国内情况相当隔膜。1938年夏季我回国时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当时原在沦陷区的大学相率内迁。原来有社会学系的大学内迁后有些还能继续教学和进行研究工作，当时集中在西南的各大学中，北大、清华、南开联合为西南联合大学，其中的清华大学更另成立若干研究机构，和社会学有关的是陈达主持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曾在昆明市四县进行户籍调查。原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在抗战时期接受了以吴文藻为首的一部分原在燕京大学工作的社会学者成立社会学系，并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社会学研究室在云南境内开展农村和民族社区研究。
在西南另一社会学中心是四川的成都，以华西大学为基础吸收了燕京大学内移的一部分，成立了社会学系和边疆研究所，主要开展边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的著作有李安宅的拉卜楞寺的调查和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此外还有如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由吴泽霖主持进行的苗族调查。并建立文物室。总起来说，大概由于西南边区的特点，各地社会学者都注重少数民族的调查，为解放后的民族调查作出了先导。这段历史逬一步使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相结合，而且社会人类学更明确地以研究边地少数民族为对象，一般被称为边政学或民族学，学科的名称更见混合。
我自己在1935年清华毕业后，就开始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首先也从少数民族入手，偕同前妻王同惠一起于秋季进入广西的大瑶山，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到该年年底发生不幸事故，我自己负伤，同惠溺死于山谷。我在出山养病期间写出了《花兰瑶社会组织》，这是我第一本社区研究的报告。1936年夏季我回到家乡吴江县，在开弦弓村小住，串户走门搜集了不少社会事实的资料，秋季去英国，受马林诺斯基指导1938年完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是我第一本有关农村的调查报告。
从英国回国，我直奔昆明参加吴文藻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开始成立一个小小的研究班子，称社会学研究室，后来因为疏散到呈贡，住在魁星阁，即以魁阁闻名。从1938年到1946年魁阁培养了一批人，也完成一套实地调查的研究工作，包括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社区，为社区研究做出了具体的榜样。
魁阁群贤，从左到右依次为瞿同祖、吴文藻、谷苞、林耀华、陶云逵、田汝康、许烺光、费孝通、张之毅、胡庆钧、史国衡。[图源：社会学会社@翰墨] 关于魁阁研究的思路，可参见《费孝通 | 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马林诺斯基曾称这种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它的特点就是在：过去人类学者都以文化及经济水平较低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学派则是中国学者以本国的经济文化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这为社会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而这种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促进本国社会的发展，使社会人类学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应用科学。他这种评价也为我们指出了其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首先要联系实际才能为本国的社会发展提供科学论据，成为一门服务于人民的社会科学。
抗战时期内地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而且当时全世界都已进入战争状态。学术与文化交流基本上已经停止。我们僻居在乡间，与外地信息不通，几乎是处于学术上的孤立境地。在这种封闭状态中，只有自力更生，一切依靠自己。这果然激发了我们的创造性，但是总不免与世隔绝，见闻狭窄，难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成绩，多少也养成了闭门自赏，遗世独立的不求国际闻达的风格。这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的。
四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查。大概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已列入大学生必修的“大课”，认为与社会学的内容不免重复，而且当时苏联高等院校里不设社会学课程。以苏联体制为参考进行的我国的院系调整也把原属社会学系一部分课程列入其他学系或另建学院，如劳动问题划归新成立的劳动学院，仍由陈达主持，原有关于社会人类学部分改称为民族学划归新成立的民族学院，潘光旦、吴泽霖、林耀华和我都进了民族学院。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并为此学科设立的学系则予以取消。1956年传来消息苏联已恢复了这门学科，并派代表参加国际社会学大会，于是在中国引起了一阵恢复社会学的风浪。到1957年正逢反右斗争扩大化，认为要求恢复社会学就是要求恢复资本主义，一律划成右派，被连累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数很多，几乎一网打尽，从此社会学成了“禁区”。
1978年拨乱反正，反右斗争扩大化也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由中央决定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当时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1979年的一次社会学座谈会上公开声明：“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篇讲话揭开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序幕。
中国社会学从1952年被取消到1979年决定重建，一共中断了27年，整整有一代人之久。一门学科果然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招之即来。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在这一次大风大浪中挨过来的人已经不多，而且已老态龙钟了。要重建社会学首先要明确重建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学。中断的时间这样久，又正值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期，原来没有生长成熟的社会学，如果原封不动地把解放前的内容端出来，必然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所以首先要定一个方针。经过反复的议论，在新老齐集的座谈会上一致同意，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恢复解放前原有的社会学而必须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的新的社会学。当时下定一个各方面共同能接受的方针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
定了方针，接着要筹设机构，新的社会学势必从头做起。一门学科机构上大体要包括五个部门：一个学会，这是个群众性的组织，不仅包括专业人员，还要包括支持这门学科的人。二是专业研究机关，它应当在这门学科中起带头、协调、交流的作用，三是各大学的学系，这是培养这门学科人才的场所，为了实行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不仅在大学里要建立专业和学系而且要设立与之相联系的研究机构。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为教学研究工作服务，搜集、储藏、流通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关的书籍、报刊及其他资料。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包括出版专业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
我们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基本上也按这个顺序进行的。第一步是从聚集原来学过社会学的人入手，把愿意归队的残兵余将集中起来，并把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请进来，成立了一个社会学学会。然后在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所，集合了一些专业人员。以这两股力量为基础集中力量培养一批青年专业人员，为各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准备教员和合力编写教材。有了母鸡才能生蛋。1980—81年暑期我们先后在杨庆堃教授支持下得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协助，以教育部向各大学抽调与社会学接近的各系青年教师自愿参加讲习班学习。共约100多人。以后几年按照这个办法继续开办讲习班，前后培训了有300人左右。我们是从无到有，借重外力努力自学的基础上，通过紧张、浓缩，示范的速成方式培养出一些年轻的初入门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这批学员中又挑选了一部分约10余人，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为在筹备中的各大学社会学系准备带头的教师，并编出了《社会学概论》试用本。
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费孝通正和同学们交谈有关社会学的情况。[图源：新华每日电讯]
从1980年起先后在上海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及北京大学设置了社会学系，接着有些大学，如山东大学，设置社会学系专业，或开设社会学课程。各校图书馆添置了社会学书籍，天津出版社除承印《社会学概论》外，另出社会学丛书，迄今还在继续出书。我们鼓励百花争艳以提髙教材质量，鼓励各出版社发行社会学教课书，现在各课都已有本可读。社会学刊物也是有了多种，总之，到1985年在教委召开的社会学学科会议上，大家认为重建工作已初步完成了草创阶段。有一名通俗的话说：“戏台已经搭成，且看演员们各自表演了”。
截止1991年不完全统计，在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已设有社会学研究所或室31个，设有社会学系或专业的有15个，教学和科学研究人员约800人。北京大学设有博士后流动站。有博士点2个，硕士点9个。已毕业的学生超过1500人，其中研究生约占有1/5。
五
从1985到1993年已有8年，在这段时间里各大学在国家教委领导下，遵循统一的方针，各自发挥其优势，努力创新，所以重点可以有所不同。现在还没有到能总结经验取长补短的时候，我们主张目前阶段还是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进行多样性的试探摸索为好，所以我在这里不能多作介绍，我能讲的是我自己在这十多年所走的道路。
自从1979年参加重建社会学的工作后，我一直参预机构设置和人员培训工作。到1985年才归口到北京大学主持研究工作部门。我还是想继承抗战时期在魁阁的精神，采取亲自带头，引路，开展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并紧跟形势的发展由点及面，从村到乡镇，及城市开展城乡关系的研究，然后联系各点的具体情况进而开展经济区域的研究。具体地说我是先从《江村经济》的原地出发，1981年进行了《三访江村》作了同一社区但不同时间的比较。我看到当时的农村正在发展乡镇企业，而且和小城镇的联系日益加深，不少农民已经离土不离乡，进入现代化的工业队伍。这本是我在30年代和40年代主张农村发展的道路。因此开始小城镇的调查研究。我从吴江七个镇作了比较研究，然后又由一个县的范围扩大到苏南四市，抓典型，定类型进行比较进而扩及江苏全省，又沿海南下，进入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共花了三年时间。1984年我发现中国中部和西部发展速度较东部沿海地区慢，出现差距，因此决心把研究重心转移到边区，从内蒙、宁夏到甘肃和青海。在边区各省看到由内迁的工业造成了独特的人文区位失调现象，所以工农并顾，着重城乡关系的调协问题，而且牵涉到边区的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一个问题套着一个问题，引导我对整个经济地区发展的兴趣。其间又带着我指导的研究生去中部地区的湖南、河南和陕西，提出了东中西三部分发展上的梯度差距问题。我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各地访问观察，并留下专题让研究生住下作较长期的深入调查。实际上我作了破题和开路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各省中没有开辟调查据点的只有少数几省。有些省分如江苏我每年都要去一两次，就是较远的内蒙古前后去了八次，甘肃前后去了六次，较偏僻的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区，湘鄂川边区的武陵山区，以及山东的沂蒙山区都是我调查的重点。我每走一次常常抽时间把所见所思摘要写成短篇报告发表。积10年已有30多篇，今年初汇编出版称《行行重行行》一书。
总观这十年来我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事实上是魁阁社区研究的继续，只是研究的点大体上已扩展及全国，问题则着重在城乡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在方法上除了继承实地观察和访问外，更多地依靠当地行政部门所总结的资料。过去比较重在结构分析，后来已偏重模式的比较和各种发展的过程。比较上更能及时反映这10年中国各地农村的发展情况。同时这类研究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者提供了决策的参考，一般认为富有实用价值，达到了发挥应用科学的作用。
我这十年学术工作上的积极性实际上确是这段时间中国各地农村的飞跃发展所促成的。当我在朋友们庆祝我八十岁生日那天宴会上，他们要我总结我一生所作所为，我不加思索的以“志在富民”四字相答。我三十年代在家乡，四十年代在西南大后方所见到农民贫困受苦的情况，印象极深。就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捉摸改变这种状态的出路，而提出了农村工业化的中国方式。那时不过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想不到过了四十年，进入八十年代在我眼前看到了中国农民自己走出了这一条康庄大道。我的激动朋友们是可以领会的。一生中有什么比理想变成现实更能令人欣喜呢?我十年来马不停蹄的东西穿梭，也就是要追踪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我认为也就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十年过去了，我头发已经白尽了。站定想一想，我的研究工作下一步该怎样走？中国的农村必然还会继续发展。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包括中西部地区，可以说温饱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在沿海比较起步得早的地区，大多已经超过了“小康”标准，现在一般说平均收入已在1500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下，我所想到的“下一步”就是研究小康之后的问题。
我确实自己觉得这十年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已经赶不上这个蓬勃发展的形势了。我翻出我从花兰瑶、江村、禄村一直到这十年的《行行重行行》重新读读，越来越感到我过去太偏重在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这方面。这固然反映了这些社区的宏观面貌，也显示了它们发展的轨迹。但是我感到最大的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变动中，聚居在社区里生活的一个个人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他有什么忧喜哀乐？他们有什么希望和追求?他们有什么梦，有什么心事？这些在我过去的记录中都隐约其词，含糊不清，捉摸不准。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我过去“志在富民”只看到他们“衣食不足”为此动脑筋。现在衣食足了，是否应当看到他们的“荣辱”了呢？这方面我过去确是关心不够。这种自我批评引起了我今年去曲阜访问孔林时，醒悟到自己过去的缺点是过于满足于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我不能不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同人集体生活中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我捡了基层，丢了上层，这是不可原谅的。
其实，这几年的世界形势也在启发我做出这种自责。我们不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是从四十年代起，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地球越变越小了。全世界的人都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特别是九十年代东西争霸的局面结束，更充分暴露出了经济上全人类已经捆在一起，而大家能和平相处的新秩序却还是遥遥难望。关键是在全人类已有了利害上的联系而还缺乏道义上的联系。这话实际上凡是关心人类前途的人都已看到，不用我多说。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的层次而没有道义的层次。没有比当前世界更需要一个道义的新秩序了。
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作发挥，只想联系到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来说，值得我们重新记起我在这次谈话开始时提到布朗教授30年代在燕京大学所讲的这句话，“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当然他只提到荀子，实际我们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愿意作为我介绍中国社会学的结束，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
1993年8月7日于北戴河
*本文原载于《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转载，后收入《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卷的版本与此有所不同，前面多出一节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〇编辑/排版：牛蛙
〇审核：岂尘/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