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 | 科学作为天职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Weber，1864.4.21-1920.6.14），小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
当往日所有的幻觉，像“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真实艺术之路”“通向真实自然之路”“通向真正上帝之路”“通向真正幸福之路”，等等，都已消散，究竟什么是科学作为一种天职的意义呢？对此，托尔斯泰已经给出了最简要的答案：
“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科学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科学作为天职》德文初版（1919年）书影。[图源：Wikipedia]
科学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答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留待我们讨论的问题只不过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并且，对那些正确提出问题的人，科学是否还有用处？今天的人们总是把“无预设”的科学挂在嘴边，有这样的东西吗？那可得看大家对“无预设”是怎样理解了。所有的科学工作都预设了一个前提，自己在逻辑和方法上采用的规则是有效的，这是我们在这世界中的取向的总体基础，同时，至少对我们现在的特定问题来讲，这个预设又是科学中最不成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科学还有进一步的预设，就是说，科学工作的成果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们“值得我们知道”。显然，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因为像这样的预设，本身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证明，而只能依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解释（deuten）。可是对于这种终极意义，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就要看我们对生活所持有的终极态度了。
况且，科学工作和它的预设之间的关系，就其结构而言，方式千差万别。就拿自然科学来说，物理学、化学，还有天文学，其不言自明的预设都是，只要科学做得到，构建宇宙现象的终极法则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之所以值得做，不仅仅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知识，便可以产生技术成果；更因为，如果科学要成为一项“天职”，就应该“为了科学本身而科学”。可是，这一预设本身又绝对是无法证明的。更不用说证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它的存在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具有某种“意义”，或者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是否有意义——科学并不问这样的问题。再看看现代医学，这可是门在科学上高度发达的实用技术。医疗活动总体上有一个“预设”，说出来平淡无奇，就是主张医疗的任务在于竭尽所能地维续生命本身，减少病痛。可这一点是很成问题的。医学工作者凭借他的手段维持绝症病人的生命，哪怕这个病人自己恳求让他一死了之；哪怕对病人的亲属而言，病人的生命毫无价值，而家属也承受不起为了维持这条毫无价值的生命所付出的开销——或许病人是个可怜的疯子，他的亲属不管自己承不承认，也希望他死。可在医学的预设和刑法条文面前，医生也不敢放弃治疗。生命是不是还有价值，在什么情况下有，这并不是医学要问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在技术上支配生命，所有的自然科学会回答我们该怎样去做。但我们是否应当在技术上支配生命，是否想要如此，这么做最终是否有自身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置之不理，即便谈，也无非将它们预设为自己的目标。再来看看艺术科学这一学科。对于美学来说，艺术品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美学的目标就是要探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这样的艺术内容。但美学不会去问：艺术王国是否几乎就是一个恶魔支配的王国，一个此世的王国，并因此在内心最深处与上帝格格不入，其最内在的贵族精神，也与博爱精神背道而驰？如此一来，美学也就不会去问：是否应该有艺术作品？再来说说法学。法学根据逻辑上有约束力的规则或习惯建立的图式，一起构成法学思想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来确立何者有效，也就是说，只要法权规则和解释规则的确定方法被承认，也就能确立什么结论是有效的。至于说是否应该存在法权，是否应该设立这些规则，法学并不回答这些问题。它只是表明：如果人们想要这样的结果，根据我们法律思想的规范，这种法律规则就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合适的手段。再来看看历史性文化科学的情况。它教导我们，如何理解各种政治、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的文化现象形成的条件。但是，这门科学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在过去和现在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值得付出这么多努力去认识这些现象？这些科学只是预设，人们应该有兴趣通过这样的步骤，参与到“文化人”的共同体当中去。可它们无法向任何人“科学地”证明这一点；历史性的文化科学预设了这种兴趣，绝不等于证明，这一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还剩下我最熟悉的那些学科：社会学、历史学、国民经济学和国家学，以及那些以解释上述学科为己任的文化哲学。有人主张，课堂不是谈政治的地方，我也同意这一主张。从学生这方面来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该做的事。比如说，如果在我过去的同事，现在柏林大学的舍费尔教授的课堂上，反战学生们把他的讲台团团围住，吵吵嚷嚷的话，我当然会表示遗撼，就像不赞成那些据说是对弗尔斯特教授指手画脚的主战学生一样，虽说弗尔斯特教授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我相去甚远。不过，就老师这方面来讲，政治尤其不是课堂的分内之事，如果老师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那就更不该，尤其不应该，在课堂上谈政治。在实践中采取某种政治立场是一码事，而分析政治结构和政党立场则是另一码事。在公共集会上谈论民主的时候，一个人不应该隐瞒自己个人的立场；相反，采取明确而可辨认的党派立场，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职分。人们在这样的集会上所使用的语言，不是科学分析的手段，而是在政治上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立场的工具。这些语言不是为沉思的思想松整土壤的犁头，而是刺向敌人的刀剑——是武器。但在课堂上或报告厅里，以这种方式使用语言就是冒犯。在这种环境，比如，要是对“民主”进行讨论，那就该考察它的各种形式，分析它们的运作方式，确定这种或那种形式对生活状况产生的具体后果，然后将这些形式与其他非民主形式的政治秩序进行对比，努力做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听众本人找到一个立足点，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终极理想，选取立场。但是，一位真正的教师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把某种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学生——不管是明确主张，还是含蓄暗示——因为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往往是一种最不诚实的做法。
舍费尔（Dietrich Schäfer,1845-1929），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在“一战”期间，全德战时宣传的重要人物，倡导将战争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并支持无限制潜艇战。1896年至1903年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韦伯于1897年就任海德堡大学的国民经济学与财政科学的教职）。[图源：lexikus.de]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约束自己别这么做？首先声明，许多颇具威望的同事认为，不可能真正做到这种自我节制；即使真有可能做到，也不过是可笑的幌子，最好加以避免。确实，从来不能从科学上预先证明一位学院教师都应该履行什么义务，只能要求他具有理智的诚实（die intellectuale Rechtschaffenheit）：确定事实、确定文化价值的数学或逻辑关系以及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要回答文化及其各部分具体内容有什么价值，以及因此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团体当中应该如何行动这样的问题，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要清楚二者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课堂上他不应该同时处理这两种问题？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因为在学术的讲坛上，没有先知和煽动家的位置。对于先知和煽动家，我们要说：“走出去，到大街上，公开去讲！”也就是说，到人家可以发表批评意见的地方讲去。在课堂上，我们面对听众侃侃而谈，而他们只能坐在对面，默不作声。在课堂上，学生们为着自己的前程，不得不来听老师上课，而没有一个人胆敢站出来，回应老师，提出批评。利用这样的场合，我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教师的任务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科学经验使学生获益，而不是把自己个人的政治见解强加给学生。当然，老师作为个人，确实不可能将自己的主观同情清除得一干二净，但他在自己良心的法庭上，会因此受到极为严厉的批评。而且，这种缺点完全不能证明什么，我们都有可能犯一些事实上的错误，但这并不能用来证明，我们没有追求真理的义务。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批评，也正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利益。我们历史学家的作品可以证明，一旦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掺入了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事实的充分理解就到头了。不过，这一点需要详细地阐明，超出了今晚演讲的主题。
我只想问：假如一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另一边是共济会成员，这样两个人，在讨论教会和国家的形式的课上，或者在有关宗教史的课上，难道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对所讨论的主题产生同样的评价吗？绝无可能。尽管如此，学院的教师还必须期望，必须要求自己，用自己的知识和方法使这两个人同时受益。的确，大家完全有理由指出，一位教师，即使在教义方面不抱有任何预设，把推动基督教产生的所有因素都原原本本地告诉虔敬的天主教徒，后者也永远不会接受老师的事实描述。当然！可差别在于：“无预设”的科学，就其拒弃了宗教束缚的意义而言，事实上并不承认“奇迹”和“启示”，否则就是不忠于自己的“预设”。而信徒是承认奇迹和启示的。“无预设”的科学只要求信徒承认（既不少于此，也不多于此）：如果不考虑超自然力量的干预，将之从经验解释的因果环节中排除出去，那么对基督教兴起的说明，就一定得按照科学寻求的方式进行。信徒也可以在不背叛自己信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但一个人，如果不关心事实本身，而只在意实践立场，那么，科学的成就就毫无意义了吗？我看未必。首先可以举一点。一个称职的教师，首要的任务就是教导自己的学生们承认让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指的是与本人党派政见不合的事实。而对任何党派政见，包括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总会有些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的事实。我相信，如果学院教师能迫使他的听众习惯这一点，那么他所完成的可不仅仅是一项理论成就。我甚至想冒昧地称之为“道德成就”，虽说这原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用“道德成就”来形容，未免有些过于煽情了。
上述还都是些避免把个人立场强加给别人的实践理由，但不止于此。除非是讨论对一个既定的预设目标的手段问题，否则不可能“在科学上”为实践立场辩护，这么说还有更深的理由。这样做在原则上没有意义，因为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价值秩序，彼此之间处于不可解消的争斗之中。穆勒的哲学思想其他方面我并不赞赏，但他晚年说过的一点是对的：纯粹从经验出发，人就会走向多神论。这句话说起来平庸无奇，听上去还有些自相矛盾，但其中却包含着真理。今天，如果说我们知道了些什么，不过是重新认识到，某种东西有可能虽说不美，但可能是神圣的；非但如此，它之所以是神圣的，正是因为它不美，而且只有当它不美时，才如此。大家可以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和《诗篇》第21篇，找到这方面的例证。而在尼采以后，我们又认识到，一件东西不仅可以因为不善而成为美的，而且正是在不善的条件下才是美的。而在尼采之前，大家还可以在《恶之花》中发现，波德莱尔如此命名自己的诗集，就体现了这一点。还有个人人皆知的智慧，有些东西虽说既不美，不神圣，也不善，却是真的。实际上，它或许正是因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才是真的。而不同的秩序和价值都有自己的神，这些就是诸神之争最基本的情形。我不知道，怎么能够指望“在科学上”判定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的价值。这里同样是诸神交战，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这与古代世界的情形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古代世界还没有从诸神与精灵的魔力中解脱出来，而我们的诸神之争含义有所不同。希腊人有时敬奉阿芙洛狄特，有时敬奉阿波罗，而首先每个人都敬奉自己城邦的守护神。我们今天的情形也差不多，只不过已经除去了魔力，除去了希腊人的行为中神秘却具有真实内涵的造型力量。而主宰诸神及其斗争的，当然是命运，而不是什么“科学”。你能理解的，只是对这一套或者那一套秩序来讲，何者为神。不管怎么说，一位教授有权拿到课堂上去讨论的，只能是到此为止。当然这绝不等于说，这里涉及的巨大的生命问题也到此为止了。但这得要听大学课堂之外的力量来发言了。那么，对于登山宝训的伦理，又有谁会如此倨傲，试图“在科学上驳斥”，比如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或者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的图景？显然，从此世的眼光看，这里训导的是毫无尊严的伦理；人必须选择，要么拥有这种伦理所赋予的宗教尊严，要么拥有男人的尊严，这训导就是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挺身抗恶，否则就是为虎作伥。”根据每个人的终极立场，一个人的魔鬼，就是另一人的上帝，而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断：对你自己而言，何者是上帝，何者是魔鬼？在所有的生活秩序当中，都贯穿着这一抉择。所有的宗教先知，都产生了一种依据伦理上条理井然的生活之道建立的宏大的理性主义，这就将多神论赶下了神坛，取而代之的是“唯一必然之神”；不过，面对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的现实，这一理性主义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接受相对化的立场，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基督教的历史，就一目了然。而今天，这种宗教的状况已经成了“日常”。许多古老的神又从坟墓里爬了出来，不过，由于他们已经被除魔，所以化身为非人格性的力量。他们企图夺取支配我们生活的权力，并且重新开始了彼此之间的永恒斗争。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对于现代人困难的事，对于青年一代格外困难的是，怎样挺身面对这样的日常。所有对“体验”的追求，都是出于软弱。这种软弱就是不能严肃地直面我们时代的命运。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西方现代哲学得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著有《悲剧的诞生》《善恶的彼岸》等。[图源：Wikipedia]
而我们文化的命运就是——虽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有意无意地以基督教伦理宏伟的激情作为生活的最终取向，这一直蒙蔽着我们的双眼；但千百年后，我们重新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诸神之争的处境。
但就讲到这里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离题太远了。我们有些年轻人，对此也许会回答：“话是这么说，可我们来听课，就是想体验些别的东西，可不想只听些分析和事实陈述。”这他们可就错了，错就错在想从他们面前站着的教授那里寻求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要找的不是一位教师，而是一位领袖。可我们只是作为教师而站在这个讲台上。这是两码事，而且大家很容易明白这一点。请允许我把大家再一次带到美国，因为在那儿你经常可以看到这类事情最显著的原生状态。美国小伙子们学到的东西，远远比不上我们德国的学生。虽说他们在自己整个学校生活中，需要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众多考试，可就学校生活的意义而言，他们仍然没有转变成为一个像德国学生这样的绝对的考试人（Examensmensch）。这是因为官僚制在美国才刚刚起步，而这种体制的前提，就是以考试文凭作为拿到固定官职薪俸的敲门砖。一个美国青年，对任何事，任何人，不管是任何传统，还是任何官员，都毫无敬意，除非它是个人自己取得的成就。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民主”。无论与这种民主观念相比，现实有多扭曲，这种观念就是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的要害。美国人对站在他面前的老师是这样想的：我爸爸掏了钱，所以他就得把自己的知识和方法卖给我，这和卖菜的卖给我妈大白菜没什么分别。仅此而已。当然，假如老师碰巧是个橄榄球教练，那么好，在那个行当里，他就是领袖。可要是他不干这行（或其他什么体育行当），那他就只不过是个教师而已，没有一个美国年轻人会指望从老师那儿买到一种叫作“世界观”的东西，或者一套规定自己生活之道的堪称典范的行为规则。当然，如果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德国人也会拒绝这种东西。虽然我的表述有意采取了某种极端的方式，但问题在于，在这种情感中是否也包含了几分真理？
男女同学们！大家来听我们的课，要求我们表现出领袖的品质，却没有预先告诫自己，在一百位教授里，至少就有九十九位不仅不是人生球场的教练，而且他们不会也不允许自称在生活之道的关键问题上是“领袖”。请记住，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具有领袖的品质。而且无论如何，造就一位杰出的学者或学院教师的那些品质，并不能同样使这个人在生活的实践取向中，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政治方面，成为一位领袖。如果某位老师也具有后面这些才能，那纯属偶然。而假如每个学院教师到了课堂上，都觉得学生对自己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以为自己会自称具有这样的品质，那可就麻烦了。更麻烦的是让每一个学院教师在课堂上都以领袖自居。因为恰恰是那些成天以领袖自居的人，往往最不具备领袖的品质；而更重要的，撇开他们是不是具备领袖品质这一点不谈，单单站在讲台上，这一处境根本没有一丁点儿可能证明自己就是领袖。教授们如果觉得自己有义务充当青年的导师，享有他们的信任，可以在人与人的私人交往当中证明自己堪当此任。而如果教授们觉得自己的天职是介入世界观和党派政见的斗争，他可以走出课堂，到生活的市场上去，比如报纸、集会、协会团体，或任何他喜欢的地方。可是，如果只敢在所有在场者——他们可能都持有不同的想法——都注定沉默的地方展现自己坚持信念的勇气，未免太便宜了吧。
最后，大家也许会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个人的实践‘生活’，科学事实上又能贡献什么积极的东西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科学的“天职”这个问题上来了。首先，当然，科学的知识提供了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支配生活——无论是外在的物，还是人的行动——的技术。大家会说，说来说去，这和那位美国小伙子脑子里的卖菜的有什么分别？没什么分别，我深有同感。其次，科学可以贡献的某些东西，是卖菜的无法贡献的，如思维的方法、工具和训练。也许大家会说：现在好一点，不只是菜了，可也只不过是怎么买到菜的手段罢了。说得不错，但这一点今天我们暂且按下不提。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科学的贡献不止于此。我们能向大家提供第三点助益：清明（Klarheit）。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得拥有一份清明。只要有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明白以下的问题：在实践当中，诸位在考虑价值问题的时候，可以采取这样那样的立场。为简便起见，我们不妨就以社会现象为例。如果一个人采取某种特定的立场，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他要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立场，就不得不采用某种特定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也许恰恰是你相信自己必须抛弃的。这样一来，你就只能是在目标和不可避免的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看看目标是不是能够让手段也变得“神圣”。教师会让大家认识到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教师还想让自己保持教师的职责，不想成为一个煽动家，他所能够做的，也就仅限于此。当然，他还可以进一步告诉诸位：假如你想要某个目标，那么就必须接受根据经验将会随之产生的后果。我们再一次处于同样的处境。这不过是每个技师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在无数情况下，他不得不根据坏处最小的或相对最优的原则来决定。对他来讲，一般只有一件事，一件主要的事，是既定的，无须考虑的，那就是目标。但一旦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终极”问题，情况就并非如此。这就使我们进入到科学本身可以为清明服务的最终贡献，同时，也就是科学的界限：我们能够告诉你们，也应该告诉你们的是：就其意义而言，某种特定的实践立场，如果要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也保持诚实，只能是出于某种世界观的根本立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几个不同的立场），但不可能来自其他的立场。形象地说，你敬奉了这个神，如果决定要坚持自己的态度，就得冒犯其他的神。因此，你只要始终忠于自己，你就必然会导致某种具有内在意义的终极结论。至少在原则上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哲学作为专业学科，以及具体学科中那些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哲学的原则性讨论，都是在努力做出这一贡献。因此，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事业理解正确的话（我在这里必须预先假定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迫使个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终极意义做出交代，或至少帮他做到这一点。这在我看来可并非小事，哪怕只是为了纯粹的个人生活，也绝不能等闲视之。说到这儿，我又禁不住想说，一位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教师，是在为“道德”力量服务，担负了创造清明与责任感的义务。而我相信，只要他更加自觉地避免将自己的立场强加或暗示给他的听众，他将能更好地尽到这份职责。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一假设，始终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只要生活还按自身的方式进行，还依据自身来理解，生活中就只会存在诸神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或者用不那么形象的话说，对生活最终可能抱有的各种立场，相互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永远不会终结。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立场之间做出决断。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否还是一项值得献身的“天职”，科学本身是否还是具有客观价值的“天职”，就又成了价值判断的问题，在课堂上是无法讨论的。站在课堂上课，就有一个预设，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对这一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今天的年轻人视理智主义为最可怕的魔鬼（或者经常想象他们是这样），即使对于像这样的人来说，也恰恰持有这样的立场。有句老话对于这些年轻人仍然适用：“记住：魔鬼是老人，要理解他，先要变老！”这里说的年纪，可不是出生证书上的年龄。它意味着，如果你想要胜过这个魔鬼，可别像今天许多人那样喜欢临阵脱逃，而是必须彻底看清他的手段，才能了解他的力量和局限。
在今天，科学是一项围绕专业经营的“天职”，为了实现自我的反省，知道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而不是预言者或先知凭借恩典的天赋散布神圣之物或启示，也不是贤人或哲学家沉思世界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当然就是我们历史处境无法逃避的既定事实。只要我们还对自己保持真诚，就无法回避这一点。假如托尔斯泰再次从你们当中站出来，问我们：“如果科学不能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谁又能回答？”或者，用今晚演讲的话来说：“在彼此交战的诸神当中，我们应该敬奉哪一位？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敬奉一位全新的神，可这位全新的神又是哪一位？”那么回答只能是，只有先知或救世主才能指点迷津。但，如果这样的人没有出现，或者，如果他的布道不再为人所信，那么，即使有成千上万的教授作为享有特权的政府雇员，想要结果昔日先知的角色，在课堂上勉为其难地扮演小预言家，也肯定不能让一位先知重临于世。而这样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我们最年青一代中许多渴盼先知的人，始终无法知道一项决定性的事实，无法活生生地体会到这一事实带来的全部后果——那就是：他们渴盼的先知，其实并不存在。我相信，生活在一个与上帝相异、没有先知的时代，企望用所有这些讲台先知作为替代品，来蒙蔽他的命运，对于一个真正具有宗教“共鸣”的人来说，现在不能，也永远不会，满足他内在的关切。在我看来，他在宗教感受上的诚实，必定使他反对这种蒙蔽。现在，大家也许想要说：不过，有所谓“神学”，并自称是一门“科学”，对这一事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要知道，虽说并非处处都有“神学”与“教义”，但也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这种现象。相反，回溯历史的话，在许多宗教中都有它们高度发达的形式，比如伊斯兰教、摩尼教、诺斯替教、俄尔甫斯教、波斯教、佛教、各印度教派、道教、《奥义书》，当然，还有犹太教。当然，在不同的宗教中其发展的系统性程度千差万别。比如，和犹太教的神学相比，西方基督教更加系统地拓展了神学学说，或者说努力做到这一点，这绝非偶然。而神学学说在西方的这一发展迄今为止已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希腊精神的结晶，所有的西方神学都以它为源头，正像（显然）所有的东方神学都以印度思想为源头一样。所有的神学都是在理智上对宗教的救赎占有（Heilsbesitz）的理性化。没有一门科学绝对无预设，也没有一门科学能够向一个拒绝接受这些预设的人证明自身的价值。不过，每一种神学都为自身的工作，从而也替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增添了几条专门的预设。其意义和范围都非常不同。每一种神学，也包括像印度神学这样的学说，都预设：世界必定具有某种意义，问题只在于怎样去解释这种意义，使其在思想上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康德的认识论也是如此，它预设的出发点是：“的确存在有效的科学真理”，然后追问：“从什么样的思想预设出发，这才（在有意义的情况下）是可能的？”或者像现代的美学家们那样，从“存在艺术品”这一预设出发，然后就追问：“它们的存在如何才（在有意义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像卢卡奇那样直接提出这一问题，或事实上遵循了这一思路。）不过，一般而言，神学家并不满足于这种本质上属于宗教哲学的预设。他们通常是从一个更进一步的预设出发的：完全相信特定的“启示”是救赎上意义重大的事实，也就是说，这一“启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生活之道成为可能的条件。他们还相信，某些特定的状态和行动具有神圣的品质，也就是说，这些状态和行动构成了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生活之道或至少其中的组成部分。这样，神学的问题就成了：这些完全被接受的预设，如何能在一个整体世界图景中获得有意义的解释？就此而言，对于神学来说，这些预设本身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它们并非通常理解的“知识”，而是一种“拥有”（Haben）。谁要是不“拥有”信仰或者其他神圣状态，神学也代替不了，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更不行。相反，在每一“肯定”神学中，信徒都会达到奥古斯丁的话所描述的那种境界：“我信，非其荒谬，正因其荒谬。”（credo non quod，sed quia absurdum est.）是不是具有实现宗教行家们“牺牲理智”的能力，是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肯定意义上的宗教人的标志。事实如此，这表明：尽管有神学的存在，“科学”的价值领域和宗教“神圣”事物的领域之间的张力，还是无法跨越。而且正是因为神学的存在，才揭开了笼罩在这种张力关系上的面纱。
1917年韦伯在劳恩斯坦堡。[图源：Wikipedia]
照理说，只有门徒向先知，信徒向教会，“牺牲理智”。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预言——在这里，我有意重复了曾经冒犯过一些人的意象——因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觉得需要用所谓保证为真的古董，来装饰自己的灵魂。而这些人还记起，宗教也曾属于这种古董，而且偏偏还并不为他们所拥有。不过，他们用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小圣像，装模作样地修饰出一座私人小教堂，作为替代；或者赋予各式各样的体验以神秘的神圣占有感，创造一个代用品，拿到书市上兜售。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自欺欺人。当然，近些年成长起来的一些青年团体，在解释他们所组成的人类共同体关系时，多半出于对自己的误解，说成是某种宗教的、宇宙的或神秘的关系，这完全不是欺骗，而是严肃和真诚。诚然，每一种真正的同胞关系（Brüderlichkeit）的行为，都可能会同时伴有一种意识，知道这样的行为会为超出人际关系的领域提供一些永恒的东西，但对这一点进行宗教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增进属人的共同体关系的尊严，在我看来，颇为可疑。不过，这一点已经不属于我们今晚演讲的主题了。
我们的时代的命运，这个伴随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首先就是世界的除魔。恰恰是那些最崇高的终极价值，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要么进入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要么返回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同胞关系中。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艺术都以亲密见长，而不是宏伟的纪念碑，今天唯有在非常小的共同体圈子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才能找到某种东西，微弱地脉动着，而换到从前，这就是先知的“灵”（pneuma），以燎原之势席卷各大共同体，将它们融为一体——这些都并非偶然。假如我们企图强行“造出”一种纪念碑式的艺术观念，其结果便是过去二十年里出现的许多纪念建筑，一个个都像怪物似的丑陋不堪。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预言的情况下，就酝酿新的宗教架构，那从内在的意义上来讲，也会出现类似的怪物，而且只会更丑陋。至于课堂先知，最终也会变成狂热的宗派，永远也不会创造真正的共同体。一个人，如果无法像男人一样担负我们时代的命运，必须告诫他，最好保持沉默：别像通常的叛教者那样大张旗鼓地表态，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归旧的教会，它正张开双臂，满怀慈爱地迎接你，而不会刻意为难。他必定以某种方式做出“理智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斥责他。因为只有当缺乏勇气说清楚自己的终极立场，反而却借软弱无力的相对化来搪塞，这就是回避履行理智诚实这一朴实的义务；而为无条件的宗教献身而做出的理智的牺牲，从伦理的角度上说，与此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种“理智的牺牲”也比课堂先知要高尚得多。因为那些先知们并不清楚，在教室里面，唯一有效的品德就是朴实的理智诚实。不过，这一义务也要求我们指出，今天有许多人等待着新的先知与救世主，可他们的处境无异于《以赛亚书》的预言中仍在流亡的以东人的守望者动人的歌声唱到的：“有人声从西珥呼问以东：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者说，黎明将至，而黑夜仍在。你们若要问，可以回头再来。”听这话的那一族人已经追问并等待了两千多年，而我们知道他们令人战栗的命运。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单凭渴望与等待，将一无所获，应该做些别的。投入我们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项天职，达到“日常的要求”。这其实朴实、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dämon），听从它。
*本文节选自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李猛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封面图为1917年11月7日，韦伯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图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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