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 | 社会团结：法团的公共性与道德个人主义

渠敬东，1970年1月生于辽宁沈阳，祖籍江苏丰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本硕阶段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

现代性的情境中，思想的“意义”已不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各类难题加以梳理和解决，而在于我们究竟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捕捉到了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对这些可能性所隐藏着的有限性有所觉察，我们是否实践了这种可能性。换言之，在今天，意义已经不再与实体及其各种表象之间呈现为一种依托、依附或依赖的关系了，相反，思想已经变成了一种命运，变成了与生活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

同样，在涂尔干那里，我们也可以依稀听到这样的声音，它不仅充满许多可能和希望，也夹杂着许多紧张和矛盾，以至于在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笔遗产的时候，发现了其中所蕴涵的诸多可能性及其有限性。因此，我们的继承也已经不再是理论本身的叙事方式和论证逻辑，而是问题本身。

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说：

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这种无政府状态明显是一种病态现象，因为它是与社会的整个目标反向而行的，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消除，至少是削弱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把强力法则归属于更高的法则。

《社会分工论》书影[图源：wikisource.org]

如果说，这就是涂尔干在审视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犹疑和关怀，那么倘若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出发，这种关怀至少纠结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失范是现代变迁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种变迁的核心究竟是结构的转型，还是范式的转换？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变革还是道德实践的转变？是本体论的还是发生性的？或者说，这种变迁根本就不是时段性的变迁，我们从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法和宗教反思出发就可以找到现代社会的原生基础？或者说，“现代性转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虚拟的成分，它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意义构建，而仅仅是历史命运安排的偶然结果？如果说失范带来了冲突、争斗以至战争这样的社会混乱状态，失范使个体突破了社会所（内在地或外在地）设定的阀限，那么这种病态本身是否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的反映，还是现代社会所造就的程序技术的结果？如果说道德是一种律令的话，那么在这个“除魅”的时代里，道德在价值上何以为凭，失范何其所失，有何可失？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究竟是要归结为一种启蒙意义上的自主和自律，是把启蒙本身变成一种新的神话，使自我意识重新沦落成为一种绝对的恐怖，还是为自我技术和社会技术之间的媾和提供了可能性基础？即便从涂尔干的角度来说，如果分化和分工第一次使人性获得了可能，那么它所付出的“丧失集体意识”的代价，是否就意味着“强者统治的法律”已经对社会存在构成了的威胁，或者托付给超人的权力意志？如果超人还没有临现，如果我们还仍然陷入有限性的焦虑之中，如果社会还要借助一套治理技术和真理体制来维系自己的生存，那么彻底厘清社会用以构筑这种所谓的“更高法则”的逻辑，以及现代社会是否可以建构出前所未有的“主体化”形式，便是问题的要害了。

由此看来，涂尔干为社会学确立的一套方法论准则，都是围绕着“社会必须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它既包括事实和知识判断（如规则-不规则）的意涵，也包括价值和道德判断（如应该-不应该） 的意涵；它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实践论意义上的；它既需要借助一种排斥反社会因素或非社会因素的真理体制对自身的正当性进行证明，又需要借助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来确立自身的有效性基础。正是失范这种社会的缺席状态，使秩序化、等级化和常规化（normalization）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涂尔于对常态和病态的划分，以及对病态之合法地位的剥夺，恰恰从知识构型和实践逻辑两个维度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提供了线索。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康吉兰（G. Canguilhem）就曾指出：

“正是反常（the abnormal）才会引起人们对正常（the normal）的理论兴趣。规范（norm）只能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功能也只能因为被破坏才得以揭示。生命只是通过不适应、挫折和痛苦才能升华到关于自身的意识和科学。”

乔治·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医学博士，法国哲学家、生物史学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曾任教于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索邦大学、巴黎大学。1983年荣获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乔治·萨顿奖，1987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金质奖章，著有《论常态与病态的几个问题》等。[图源：reflexivites.hypotheses.org]

同样，社会也必须通过驱逐、流放、隔离和禁闭等手段，才能彻底祛除异己、异端和异类，维护自身的神圣秩序。以涂尔干为代表，现代社会对离经叛道的“异质成分”所实施的“权力/知识”策略，直接促成了福柯等人对现代性之命运的“关怀”，他们对癫狂、违规、犯罪、倒错乃至疾病和死亡这些反常和失范现象所作的历史分析，其用意并不在于揭开这些文明的“疮疤”，而在于通过“偶然性、间断性和物质性”等历史特征，揭示现代性用来维护常规化社会秩序的知识条件和权力策略。

正因为社会篡取了神的权威，成为一种绝对的本质，以及日常生活的起源和目标，所以涂尔干始终把教育和道德看作现代社会建设的两大主题，并将日常生活实践作为“现象”加以拯救，现象成为了本质。换言之，日常生活已经不再被排除在神圣领域之外，相反，它的规则和规范反而被当成了一种被启蒙和被解放了的“绝对”（Absolute）而被供奉起来。因此，社会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神话，围绕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控制体系则变成了世俗生活的“禁忌”。膜拜及其相应的信仰和信任具有了新的样式。与之相应，福柯紧紧抓住了现代性的上述两个特征，指出今天的社会存在已不再借助古老的惩罚制度来维护，而代之以特定的知识形态及其“真理体制”，在这里，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智识产品、客观意义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作为实践逻辑的规范体系和控制技术，它与权力结成了共谋关系，渗透在社会最细微、最局部的领域。因此，对现象的拯救反过来又转化成为对现象的无所不在的控制教育变成了对社会成员的“正常”的教化和自我改造，而道德则变成了新的“悔罪意识”和“身体的政治技术”。

*本文节选自渠敬东《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中篇“现代性及其社会基础”第四章，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封面图为伦勃朗《苏珊娜洗浴》。[图源：youhuaaa.com]

〇编辑：惊蛰  〇排版：岂尘

〇审核：翰墨/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