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建，1983年生，四川广汉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基层政府治理。现为中山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图源：mp.weixin.qq]
有几次在与做量化研究的学友交流中，发现他们普遍认为量化研究在中国的社会学中处于边缘，应该大力发展。他们谈到，在当前的学术期刊中，能够刊登量化研究论文的杂志屈指可数，各种一般综合性期刊都只发质性研究的论文，后者是主流。在中国的社会学中大力发展量化研究，这点我极为赞同；但是如果认为质性研究就是中国社会学的主流，那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所谓量化与质性，是经验材料处理的实质逻辑不同，二者的差别并不能从文字符号形式上进行区分。如果认为，没有（或非常少）数字与模型就是质性研究，那就太表面了。实际上，大多数期刊刊登的论文，虽然通篇全是文字论述，但基本都是直接铺陈观点和主张，几乎没有经验资料的论证。这样的论文连广义的实证研究都不是，又何谈量化与质性？如果把这些非实证的论文排除掉，真正算得上是质性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实非常之少，其中的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质性研究在当前的学界现状并不乐观，也是处于急需大力发展的境遇。
从我个人的学习体会来讲，做质性研究是很难的。这种难度一方面在于资料搜集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于撰写成文。
从资料搜集来讲，收获一个好案例的概率非常之低。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尝试做基层政府行为的研究，前前后后观察过的案例好几十，但能够写成研究论文的只有两三个。有的案例因为政府层级太高，难以访谈到核心领导而放弃；有的案例因为敏感性，获取不了真实资料；有的案例因为政策变更戛然而止；有的案例则是因为领导调动无法持续调研；还有一些案例出于学术伦理不能公开……今天的社会科学界，已经有大量优质的数据库可以公开利用，相比过去，量化研究的学术资源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案例调查的难度却在增加，十几年前有很多质性研究让学界印象深刻，但近些年社会学新增的经典案例却非常之少。大多数质性研究的材料都不深入完整，一般是只言片语的拼接，且不论学术性，真实性就非常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即使有了好的案例，要写成论文也很不容易。做质性研究或多或少有种“敝帚自珍”的情怀。一个案例，或者过程复杂曲折，或者结果出人意料，总会让研究者有种被打动感。在研究者自己看来，案例的呈现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案例的学术意义却无心思考，甚至找不到思考的方向，写出的论文非常单薄。
我自己就一直有这样的教训和困惑。2013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四川省小额贷款项目的阶段性调研，调研的发现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项目本来是一个惠民政策，试图通过国家财政贴息帮助贫困户从银行贷款，实现助困脱贫。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却看到，不少地方的小额贷款者都是当地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与贫困户毫不沾边。一项国家政策在执行中明显背离原初目标，上级部门知道却无力纠正，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解。进一步调研发现，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执行政策的几个部门存在矛盾：牵头单位积极推进小贷项目，但财政拿不出钱给贫困户做担保基金，银行在两种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只好选择富裕家庭作为贷款户，以免陷入不良贷款的风险。我原来总认为，基层政策执行出现问题，总是与执行者的道德素质有关。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发现，各个部门严格执行本单位的相关制度才导致项目难以推行，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背离初衷。
图为陕西省首家小额贷款公司——神木县惠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在神木县正式挂牌成立，此举旨在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农户和中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是一项支持扩大就业、扶持创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工程”。但是在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发生了执行变异，而背离了初衷。[图源：news.fang.com]
这个案例让我很激动，感觉是从中洞见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问题，所以，调研结束后就立即开始撰写论文，很快也给《社会学研究》投了稿。自己对这篇初稿很有信心，如此生动的案例，审稿人慧眼独具，岂能埋没？等到评审意见反馈给我，我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也才明白好论文不可能一蹴而就。审稿意见指出论文的问题意识不清晰，学术对话不足，似乎只是呈现了一个案例，附加一点总结，并不像完整的学术论文。案例虽然有点意思，但解释到最后其实只是在笼统的说部门间存在矛盾，道理简单，贴近常识。这样的评审意见让我感觉灰心丧气。但是仔细一想，确实有道理。一个案例，故事再精彩，也只是一个细小的经验现象，研究者很激动，而读者却视若平常，类似的事情不是经常有新闻报道么，对于学术研究有什么普遍性的意义呢？让我很感激的是，审稿人在提出严厉的批评后，也指出了切实的修改建议。后来几易其稿，学着提出概念、发展命题、论证观点，修改的过程很辛苦，同时也明白了把好故事变成好论文是很难的。
因此，“易学难工”，这是质性研究的特点。与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只能是一种“弱规范”。如果从形式规则到内容要点都设置得非常具体，那质性研究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失去了最应该蕴含的学术想象力。当然，做质性研究也不是漫无边际，随意下笔。从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中，我感觉有三个关键词可以作为质性研究的指引方向：理解、理性、理论。
首先，理解是指对研究的案例要有一种同情的观感。质性研究的对象五花八门，可以是农民工、留守儿童，也可以是企业家、知识分子，还可以是社会组织、党政机构。但无论研究什么，我想都应该在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形成一种理解的态度。如果某位学者研究农民工，但对农民工非常厌恶，那我想他是不适合做这类研究的，也研究不好。我们应该对研究对象有极大的认同感，才有冲动去好好认识他们、分析他们。
图为费孝通先生深入农户了解养兔情况。1981年，费孝通先生回家乡搞农村调查，时任吴江县委书记温耀邦同志陪同一起调查。费老看到家乡农民家家户户养毛兔，但品种不好，是当地农民自己培育的“安哥拉”毛兔，产毛量低，抗病力不强。他向温耀邦建议，向西德引进长毛兔，增加养兔的经济效益。[图源：sohu.com]
当然，这种认同不应该是强制性、无理由的，而是在深入的调查中自然形成的。在做政府研究之前，我对政府是很不了解的，也从一般的社会舆论中形成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态度。但在逐渐调研之后，我感觉对地方政府增加了很多理解。在2014年，我参加了一个课题，调研煤矿职工社保问题。事情的起因是L县的煤矿长期没有给职工购买社保，在2013年煤矿关停并转的过程中大量职工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在未调研之前，我认为这肯定是煤矿企业和地方政府利益共谋，政府放纵不监管，造成企业违法损害职工利益。但是等深入调研之后，我发现事情的缘由原比我想象的复杂。在当地的煤矿企业中，因为区域竞争、不定期就业、行政性连带关停等因素，很多煤矿无法执行国家统一的社保政策，地方政府也无能为力；而到了2012年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骤然强制关停大批煤矿，造成企业倒闭，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职工下岗等结果，大量职工以社保政策为突破口，要求在强制性的煤矿关停中争取更多补偿。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面临着难以应对的外部环境，中央的社保政策在某些行业难以推行，强制性的煤矿关停又必须运动式的执行，最终酝酿成县里难以掌控的巨大矛盾。我感觉，虽然县政府很多做法确有问题，但更多的还是面对大环境的无可奈何。这样同情式的理解与社会大众对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我感觉有很强的冲动去把我感知到的故事逻辑揭示出来。后来这个研究形成了《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一文在《社会学研究》发表。现在想来，我所分析的逻辑不一定是完全恰当的，但至少为认识基层政府行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观察和解释视角。
其次，理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前所述，质性研究对待案例的首要态度是理解，但只有理解是远远不够，甚至是很危险的，还必须有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对案例本身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能够跳出具体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敝帚自珍”的感情让我们容易陷入案例本身，完全贴着具体案例讲观点，认识很容易偏颇。
要形成理性的观感，我感觉有三种做法可循。在时间方面，应该拉长观察的维度。有时候在给期刊审稿的时候，会发现有的质性研究论文真是写得“及时”，上个月刚刚发生的案例，下个月就写成了正式的论文，或许下个月就有可能公开发表。对于这样的作者，我当然很佩服他们的勤奋和快速写作能力，但是也会有疑惑，这样对待案例是不是太不理性了？有次在一个县调研，发现他们正在搞基层组织重构，重新划分最底层的治理单位。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准备写篇大论文好好分析这个事情的重大意义。后来一懒论文拖了几个月，再去调研发现当地政府已经不搞这项工作了。失落中也有反思，感觉对一个案例还是应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观察才对，否则观点可能是单薄虚假的。当然，具体标准很难划定，但也许学者们可以在具体操作中形成一些共识，比如重要的事件是不是至少得观察一两年才算是有比较充实的经验积累？
在横向对比方面，更多的案例比较研究能够提升观察的理性。很多经典的研究都是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得出结论，我想在做质性研究的时候能够对相似案例有了解是很重要的，对比分析不一定在论文中出现，但作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是有必要的。
还有一种方式也很重要，就是可以通过对案例的内在逻辑尽量深入的挖掘来提升对案例的理性认识。对案例的细节挖掘越丰富，就容易看到案例与相关因素的关系，越能够通过案例认识到结构性的东西，从而在具体案例中看到普遍性的意义。比如，最近我调研了一个政府综合性机构的改革，在细节性的调研中发现这个机构改革涉及到县级政权中的党政领导层与职能部门的关系、职能部门与上级职能部门的关系、上级职能部门与本级党政领导层的关系，还有地方机构设置自主权与国家编制的关系，等等。细节越多，结构性因素呈现越丰富，自然就能够跳出具体案例，从更具理性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
第三，理论对做质性研究是极为必要的。质性研究不应该是纯粹的经验主义，要能够在抽象认识和具体观察之间来回互动。我感觉，理论对质性研究的重要性比量化研究更高。量化研究在经验事实的发现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如果能通过数据挖掘找出变量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那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但没有理论的互动，质性研究的案例就是具体而单薄，不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所谓的好案例，都是给予我们某种一般性的认识和启发，都与某种理论的主题相呼应，或明或暗。同时，没有理论的架构，质性案例的逻辑呈现也是散漫粗糙，缺乏精神气质，呈现不出好的研究。在这方面，我是教训多经验少，自己写的论文在理论的思考方面不足，只是记得老师们的教诲和启发，然后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些教诲的重要性。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虽然不乏各种“标准”，但总体而言，质性研究的规范性必然是比较弱的。能否形成好的研究成果，我觉得关键在于研究的风气。风气正则相互激发，相互砥砺；风气差则泥沙俱下，良莠难辨。风气的好坏，首先靠人，靠前辈们的示范引领，靠老师们的鞭策匡正。其次靠一个好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好的学术刊物，让研究者们可以不断看到优秀的论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学风可以不断传承延续。在此意义上讲，作为一个质性研究的初学者，我觉得《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优秀论文的刊发平台，更是优良学风的传承基石，让学者们在学术的道路上有敬畏，有提升，有收获。*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公众号，于2016年9月30日推送。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封面图为费孝通开展江村调查时与本村少年的合影（1936年摄）。1935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来到开弦弓村进行调查。4年后，费孝通出版了以开弦弓村为考察对象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书名为《江村经济》），一举成名。与之相伴，开弦弓村获得了“江村”这个学名，同时也被作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在全球学界闻名。[图源：country.cn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