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社會學會社”摘译于2019年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一文。作者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8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关注健康政治、专业知识、有关性别和性的不平等、女性所面对的暴力和社会理论。[图源：Harvard University]
摘 要
“煤气灯”操纵法（gaslighting）已然受到了大众的关注。这是一种通过创造“超现实的”人际关系，从而让受害者感觉自己“疯”了的精神虐待。虽然该词早已流行开来，但社会学家却忽略了这个现象，并将其留给心理学家进行理论说明。而本文认为，“煤气灯”操纵法是一种社会学而非心理学现象。对“煤气灯”操纵法的理解必须根植于社会不平等问题（包括性别不平等）。这种精神虐待是在充满权力的亲密关系中进行的。本文所构筑的理论说明，“煤气灯”操纵法是犯罪者运用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受害者所面对的结构和制度不平等来操纵现实的结果。在本文中，我将家庭暴力作为一个重要的案例进行研究，以识别“煤气灯”操纵法的运行机制。我在文中揭示了施虐者是如何运用各种“不平等”结构侵蚀受害者对现实的认知。这些结构包括：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种族、民族和性的结构脆弱性；以及受害者所面对的制度不平等。施虐者所运用的策略是性别化的，因为这些策略依赖于女性气质和非理性之间的联系。“煤气灯”操纵法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对一种未被认识到的、性别化的权力形式进行理论说明的机会，并可从理论的角度说明这种形式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运作的。 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讲述了Paula的新婚丈夫Gregory是如何孤立她，并让她相信自己疯了的故事。Gregory采取的方法就是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然后坚持告诉Paula那是她的幻觉。Gregory的目的是摧毁Paula对自我和每日生活的认知，混淆、扭曲她对现实的认识，从而接受他强加给她的现实。 电影《煤气灯下》剧照[图源：豆瓣]如今，“煤气灯“操纵法（gaslighting）已经成为了一个常用的词汇，用来形容施虐者在政治和人际关系中所运用的心理操纵策略。但社会学家一直忽视了这一现象，将其留给心理学家进行理论说明。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煤气灯”操纵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别于对“煤气灯”操纵法的心理学分析，社会学理论需要说明宏观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转化为微观的虐待的。多年来的研究揭示，任何虐待都源自不平等的社会环境。“煤气灯”操纵法的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说明，“煤气灯”操纵法发生在孤立的二元关系中。相反，我认为这种精神虐待发生在以权力为基础的结构不平等中。这种不平等存在于亲密关系间，和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我将在以下两方面拓展有关“煤气灯”操纵法的理论说明：1.“煤气灯”操纵法是在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制造出“超现实”的环境的结果。社会学理论必须说明“超现实”是如何在充满权力的亲密关系中被创造和维持的。通过说明“煤气灯”操纵法是如何系统性地将受害者建构为“不可理喻的”和非理性的人（尤其是依赖于有关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进行建构），将“煤气灯”操纵法和其他心理虐待形式区别开来。2.“煤气灯”操纵法是施虐者运用以性别为基础的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受虐者所面临的制度脆弱性的结果。“煤气灯”操纵法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和文化刻板印象为精神操纵策略提供了基础。更进一步来说，“煤气灯操纵法”是性别化的，因为它将“女性气质”和“非理性”联系起来，从而让女性在面对这种虐待时更为无力。本研究发现，“煤气灯”操纵法对边缘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可能经历了更多的制度性监视，并且缺乏制度性信任。数据和方法通过18个月的田野调查，我对“煤气灯”操纵法进行了研究。调查内容包括对女性主义行动主义（feminist activism）的档案研究，对家庭暴力研究专家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55例），以及对家庭暴力幸存者的生命故事访谈（life story interviews）（43例）。 我的研究方法非常适合于这项研究：深度访谈可以揭示埋藏于复杂社会情景下的机制。而生命故事访谈法（Life story interviews），对于将“煤气灯操纵法”置于女性生命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叙述，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生命故事中的细节说明了宏观的力量是如何形塑和影响我们的实践。此外，“生命故事访谈法”允许受访者用自己的词汇呈现这段经历，而非强加一个框架，从而能帮助我们发现那些连受害者本人可能都无法言说的虐待。为了对家庭暴力的幸存者进行生命故事访谈，我在芝加哥和其附近地区的四个家庭暴力支持小组中招募访谈对象。这些支持小组都隶属于以女权主义为基础的反家庭暴力非盈利组织。我通过成为小组的长期志愿者进入田野。小组的领导者们要么与我分享有关信息，要么让我加入小组并介绍我的项目。项目针对曾经经历过家庭暴力并年满18岁的女性。一位翻译帮助我在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支持团体中进行研究，其他的访谈则由我独立进行。12个月里，我访谈了43位女性。其中12位接受了我二到四次的访谈。受访者中，33位说英语，10位说西班牙语。每次访谈都持续二到四小时。访谈时间和地点都由受访者自己敲定，地点多是在她们的家中或反家暴机构内。我将访谈分为了两个部分。首先，我以“说说你自己”之类的问题开场。之后，在第二部分的访谈中，我提出一系列事先准备的问题。问题有关她们在机构中的经历，对暴力的理解，以及那些把她们逼疯了的过去。有关“煤气灯操纵法”的问题则通过如下方式提出：“一些受访者告诉我，她们的伴侣把她们逼疯了，或者做了一些让她们觉得自己疯了的事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43位受访者都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煤气灯”操纵法。她们都对此进行了叙述，尤其是那些把她们逼疯了的糟糕透顶的事件。表1提供了43位受访者的描述性概述。 我用编码（coding）和制图（mapping）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编码是指在数据和概念体系（conceptual scheme）间建立联系，包括两个步骤：初始编码（通过精读发现概念）和聚焦编码（跨主题综合）。通过对1825页访谈转录稿的阅读，我撰写了每位受访者生命故事的备忘录。之后，我开发了一套跨接所有备忘录的编码。我将这些编码放置在一起，并使用Clarke（2005）的“情境分析”方法“绘制”出其间的关联。Clarke的方法要求将所有情境的数据放置在一起，开发“情境图”，从而将分析推进至对宏观结构和微观要素关系的分析。依照这一方法，我绘制了“煤气灯操纵法”微观策略的“情境图”。通过勾画要素之间的联系，我将所有要素连结在一张情境图内，并组织整理进一个分析性范畴中。图1即为“煤气灯”操纵法的情境图。
图1有效地说明了“煤气灯”操纵法的实施如何依赖于（性别、种族或与性相关的）刻板印象与制度性背景。该情境图是一张层级图，其中可看出，“煤气灯”操纵法的各类技巧和策略都源于各种刻板印象，以及会对受害者产生极大影响的制度性背景。“刻板印象”和“制度性背景”是“煤气灯”操纵法成功操纵受害者现实的背景环境。“疯婊子”：性别和“煤气灯”操纵法“煤气灯”操纵法将心理虐待和口头辱骂结合在一起，让受害者倍感混乱，形成一种丧失了现实感的整体感受。当作为以性别为基础的权力和控制模式的一部分时，这些操纵策略会变得非常有效。受访者们谈及她们亲密关系中产生的凌驾于其上的超现实感时，都描述了施虐者是如何扭曲现实、颠倒黑白，从而在受害者的思维中制造出一块“模糊地带”，以操纵、搞混并控制受害者的心智，最终实现改变受害者对现实认知的目的。Adriana在接受访谈时，将她和施虐者的关系形容为一环紧扣着一环的模样，而她身处其中却并不知该如何进退。无论处于何种种族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女性，都能识别出一种混乱且扭曲的敌对氛围。这种氛围是性别化的，因为“疯狂”、“不理智”（crazy）等形容词都是和“婊子”、“母亲”或者一些女性身体器官联系在一起。当我问到受访者有关施虐者所采用的虐待技巧时，她们经常提到会被称作“疯女人”。这一词汇如此频繁地出现，以至于让我将其视为“煤气灯”操纵法的书面隐喻。在“煤气灯”操纵法中，一种认为女性是情绪化的、无法理性思考的想法被发展为一套羞辱的言论，从而逐步削弱女性对现实的看法。这种不间断地将女性建构为“疯女人”的做法涉及女性的私人言论和公共行动。受访者常常描述施虐者是如何将她们的行为和“愚蠢的”、“粗心的”和情绪化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所有案例中，男性都使用了“疯女人”或“疯婊子”的标签。运用男性气质所赋予他们的“理性”，施虐者将受虐者和缺乏理性的女性气质联系起来。“具身化”（embodiment）也是一个关键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施虐者如何运用性别刻板印象将女性塑造为“不理智”的形象。比如Carla怀孕的时候，她的男友总是说她是“疯了”、“不可理喻”，因为她总有孕吐。男友坚持说她的症状都不是真的，只是她编造出来的。而且说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母亲。Carla的男友认为她的身体失去了控制，有一种过分的、不光彩的女性气质。Lusia的前任也曾视她为病态的，并强迫她吃抗抑郁药物。他坚称，因为各种女性问题，Lusia需要这些药物。我所访谈的女性都曾采取极端措施，以避免“煤气灯”操纵法的影响。这说明，这种精神虐待也许更可能让女性处于身体暴力的风险中。一些受访者说，相比于心理虐待，她们宁愿遭受身体虐待，甚至有时用一些自残的方式来避免发疯。Maria S.就相信，身体暴力起码能证实虐待是真实发生了的。许多证据说明，“煤气灯”操纵法和潜藏着的控制模式相关。在这种控制模式中，女性无法逃离，无法和自己的社会网络与其他的救援机构取得联系。比如，Susan讲述了她的前任运用颠倒黑白的方法，让她看起来才是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当和其他策略结合起来时，这种颠倒黑白的方法非常有效：Susan的前任告诉孩子们Susan疯了，还跟踪Susan，监控她的短信和电话。然后坚称Susan有妒忌之心。当前任切断她和亲近朋友的联系之时，Susan渐渐意识到他在操纵她的思维。Susan的前任甚至剪断电话线，让Susan无法报警。通过建立并强化“女性气质”和“情绪化”、“非理性”之间的联系，施暴者让女性陷入失去现实感的混乱境地。受虐者在两性关系中感受到一块“模糊地带”。该区域的形成依赖于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操纵。性和“煤气灯”操纵法进一步而言，“煤气灯”操纵法根植于性别化的（和种族化的）有关“性”的社会结构（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中。在我所访谈的女性中，施虐者对她们“性尊严”的攻击时常可见。这些攻击来自于一种认识：女性的“性”和“欺骗”、“危险”和“威胁”有关。对此的侮辱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一部分，以建立起一个恶劣的超现实环境。比如，一位41岁的拉丁妇女——Rosa——讲述了她的前夫是如何编造出一段她出轨的故事，并说服她相信这是真的。他用这些故事合法化自己跟踪Rosa的行径，以及Rosa回家后殴打Rosa的行为。Rosa经常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也是在为她的“性尊严”辩护。我的受访者们在面对施虐者粗暴的指责时，经常得维护自己的性尊严。有关女性在性方面是不安分的、容易不守规矩的潜在文化认识，尤其是那些有关非裔或拉丁裔女性是“坏女孩”的观点，为毁灭女性对现实的正确认知提供了基础。女性在性别、民族和性方面的结构脆弱性，为“煤气灯“操纵法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环境。这一虐待形式的不可见性放大了它的效果。施虐者经常说女性在性方面是轻率的、不诚实的，并且需要男性的控制。Margaret的丈夫则迫使她认为，她的穿着、发型和妆容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她开始相信丈夫告诉她的说法：其他男人都在不怀好意地看着她。所以，Margaret开始穿运动衫，开始过度进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放弃打扮自己。Carla的丈夫也喜欢在下班回家时，看到Carla是一副凌乱的模样。否则，“他就开始不停告诉我……我肯定是卖淫了”。Carla的丈夫总是不断说服她，让她相信自己和邻居家的男人睡在一起了。他指指点点着路上往来的男人，让Carla来辨认哪个是等她的“情夫”。他因为Carla带着“子宫环”而叫她“卖淫的”，并且强迫她摘掉子宫环。Carla丈夫的“煤气灯”操纵法影响了Carla的行为：Carla开始一直呆在家中，拒绝外出。因为她害怕丈夫又要编出什么故事。“煤气灯”操纵法强迫女性压抑自己的性表达，把自己藏在家中，不再表现出自己的女性气质。编造出轨故事的做法，通过对女性“性身份”的攻击，侵蚀着女性对现实的认识。这种做法是理解“与性别有关的一套属性”是如何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基础，又如何成为其结果的关键：在有关性的刻板印象中，女性的“性”已经是一块极其脆弱的领地，极易成为“煤气灯”操纵法所利用的对象。“煤气灯”操纵法通过操纵有关女性“性”的刻板印象，对女性进行攻击，制造了一个限制女性自主性和行动力的超现实环境。制度脆弱性和“煤气灯”操纵法利用女性的制度脆弱性实施的“煤气灯”操纵法，在孤立、隔离和诱骗女性方面非常有效：施虐者利用女性在一些机构中缺乏可信度的现象，运用女性对此的恐惧，让女性看起来是愚蠢的、失去理智的样子，从而实现进一步控制受虐者的目的。制度脆弱取决于性别、性和种族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构建了女性在制度环境中是如何被看待和对待的。因此，那些通常被认为对受害者有帮助的制度，反倒成了“煤气灯”操纵法的帮凶。本文中，我关注移民制度、警察部门/法院和精神卫生系统。移民制度 施虐者对移民制度的运用和性别息息相关，因为那些未登记的非法移民妇女经常需要依靠性关系来维护自己的法律地位。这种会被替代的感觉以及无助的感受，增强了施虐者营造的超现实感。Fabiola的前任告诉她，没有其他人会要她，因为她“只是一个墨西哥人”。他用这些攻击性话语向Fabiola强调，没有人会相信她说自己被虐待了。而且他有权如此虐待Fabiola，因为他是美国公民。Liz的丈夫则坚称没有人会要她，因为她是一个非法移民。并且，为了让Liz相信自己患了癌症，Liz的丈夫虚构了医生会诊和化疗，从而让Liz不得不和他在一起。因为Liz害怕通过医疗系统的记录被追踪，所以无法识破丈夫的谎言。对于Fabiola和Fiz来说，施虐者不仅是在侮辱她们，更是让她们感到自己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地。移民系统成为“煤气灯”操纵法利用的对象。施虐者运用女性在法律上的不稳定地位，放大超现实感，让女性觉得自己是不安全的、被监视的。对于非法移民女性而言，对她们是“疯狂”的指控是更为危险的。因为她们非常害怕移民局，而施虐者正是应用这一点，让她们相信自己正被监控着。被监控和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性带来的恐惧感，让施虐者对她们是“疯女人”的指责看起来更为真实。警察部门和法庭Susan在男友殴打她后报了警。当Susan努力告诉警察发生了什么时，她的男友却周旋在警察与她之间，让一切看起来就像是Susan编造的故事，就像是Susan产生的幻觉。Susan在警察面前的可信度已岌岌可危，因为她给警察打过太多次电话。Susan的男友正利用这一点。他捏造事实，指责Susan是一个“疯婊子”，让警察不再相信她。我发现，施虐者经常将“疯婊子”和对制度权威的操纵结合在一起，宣称女性所诉说的自己的经历是不可信的。这种对女性不能提供可信证词的强调，也是“煤气灯”操纵法的性别内核的一部分。受访者们常感觉，法院官员和警察更可能相信男性的话，因为他们更擅长讲故事。性别和种族、阶级的交叉，放大了受虐者缺乏可靠性的印象。Susan的男友正是运用体制对Susan的不信任，剥夺了她诉说自己遭受暴力的权利。Susan等人的经历说明，警察和法院等制度对“煤气灯”操纵法的实施而言十分关键，尤其当操纵对象是黑人女性时。当施虐者获得对叙述的垄断，开始颠倒黑白，将女性塑造为非理智的形象时，法律系统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关键部分。因此，制度权威经常成为“煤气灯”操纵法不知情的合谋者，将女性置于遭受暴力和失去可信度的境地中。精神卫生系统女性在精神卫生系统中也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施虐者经常干预有关的决策（McCloskey et al. 2007）。我所采访的女性经常谈及精神卫生系统在“煤气灯”操纵法中扮演的角色。一些女性被隔离于精神卫生系统之外，一些人则被迫接受精神卫生系统的服务。无论何者，都运用了女性有关精神卫生的污名，将她们塑造为“疯子”的形象。女性十分害怕施虐者将她们建构为“疯女人”，尤其是可能因此丧失对孩子的抚养权，或者失去在社会网络中的可信性。Margaret的第一任丈夫就曾威胁，在她看精神医生后会带走他们的孩子。他通过对精神健康治疗的污名化，阻碍Margret在产后抑郁时寻求帮助。Lusia则经历了另一种“煤气灯”操纵。她的前任强迫她去看心理医生。他十分容易就实现了对Lusia的操纵。因为，作为新移民，Lusia被精神卫生系统吓坏了，并且相信男友有能力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的男友甚至让她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强迫她进行有害的性行为。当Lusia想分手时，他又威胁会将Lusia的内裤带给Lusia的老板，揭露她有多淫荡。Lusia觉得自己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作为移民，她不知道美国的恋爱关系是什么样。这些案例说明，精神卫生系统也加重了“煤气灯”操纵法带来的伤害。施虐者利用精神卫生系统中的制度性歧视，以及与此有关的“污名”。当施虐者运用女性对一些制度的畏惧，或者在一些制度中不具可信性的现实之时，这些制度都被转化成了对女性的伤害。借由此，制度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常规部分，让受害者孤立无援，加剧了她们对现实认知的失真感。案例拓展本文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能在各种情境中分析“煤气灯”操纵法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煤气灯”操纵法根植于满载权力的亲密关系中，创造了一种超现实感，并运用了与受害者有关的性别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这一理论详细说明了抽象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转化为人际关系的武器。那么，该理论框架该如何被运用到非家庭暴力的情境中呢？我们可以设想以下两者间的关系——一个50多岁的白人学术导师，和一个20多岁的非白人工薪阶层研究生。导师没有使用身体暴力或性暴力，但经常让学生当“学术劳工”，却不在公开发表时承认学生的贡献。他经常叫学生分享自己的学术观点，然后说服学生相信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坚称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学生肯定想不出来。当学生抱怨的时候，导师就说他是过分敏感的千禧一代，并不了解学术。导师还告诉同事，这个学生因为精神健康问题需要请假一段时间。学生对自己的观点和知识分享的边界感到困惑。但他又害怕自己精神健康的谣言传播开来可能危害自己的学术生涯，所以不敢寻求帮助。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生，但这位学生却感到孤立无援、困惑和消沉——在和导师的关系中，他是无权且受控制的一方。在这个满载权力的亲密关系中，他已处于一个运用他的制度脆弱性所构筑的非现实环境里。和本研究中的许多施虐者一样，这位导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用“煤气灯”操纵法控制着学生。2018年3月，毕业在即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因“长期遭受导师王攀压迫，被迫叫导师爸爸、给导师买饭打扫卫生、被导师阻止深造”等原因，最终“实在受不了了”而跳楼自杀。引发了社会舆论对高校师生关系问题的讨论。[图源：“每日人物”公众号]
运用本文所勾画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更好理解上述情境。导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是权力不平等的，而且发生在高度科层化的背景中。学生的职业地位脆弱不堪，被导师用来建立权威，驳回学生的抱怨。和家庭暴力案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导师-学生关系中的科层性可能更为显著。导师将自己赋予男性气质带来的权威感，并将学生和女性气质的非理智性联系在一起：导师是理性（男性气质）的持有者，学生则被建构成不可理喻的、无知的模样。导师指责学生缺乏理性和技巧，将他女性化，败坏他的名声。学生因为自己的年龄和对学术的无知，以及潜在的种族和阶级身份，而被贴上“过度敏感”的标签。当导师开始在同事面前宣传学生精神不健康时，这一“煤气灯”操纵法已变得公开化。通过运用本文提供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避免将许多关系仅仅称作“糟糕的”人际关系。相反，我们可以根据性别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来分析“煤气灯”操纵法是如何可能的。在科层制度的背景中，这一方法非常适用。而“性别”仍然和“理性”的建构有关，虽然它已不再是个体层面的变量。总而言之，“煤气灯”操纵法运用并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关系中和制度背景里的权力不平等。结论通过建立有关“煤气灯”操纵法的社会学理论，我证明了微观层次的施虐行为根植于宏观的结构不平等。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施虐者通过对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社会脆弱性的利用，实施“煤气灯”操纵法。我识别出了“煤气灯”操纵法制造了“超现实”感的方法，包括将受害者的思想、话语和行动和女性化的非理性建立联系，利用和种族、民族相关的交叉性不平等，以及利用受害者缺乏制度可信度的处境。“煤气灯”操纵法是性别化的，但仍可通过对受害者的女性化塑造，被运用到其他案例中。这在“导师-研究生”的案例中得到了证明。在权力关系中系统化地将对方和“非理性”形象联系起来，是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策略，强化了权力机制。本文说明了，与男性相关的文化和经济资本，是如何让他们和“理性”与“制度可信度”建立联系，从而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实施创建了条件。对于处于交叉性不平等中的社会边缘人员而言，他们的处境更为危险。“煤气灯”操纵法的案例揭露了“女性”和“不理智”的文化联系，以及这一联系对于性别不平等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而言十分关键。性别研究者应该思考，这一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在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中变得更为普遍，乃至塑造了女性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影响了她们的社会交往过程。“种族”和“性”问题也十分重要，说明这种联系是交叉性的。否认女性的现实，剥夺女性的信誉，是性别系统长期存在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在亲密关系中被强化了。最后，本文还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政策制定有所贡献。当前常用的“亲密关系虐待”的定义，应当拓展到身体、口头和金融虐待。女性有关“煤气灯”操纵法的故事说明，这种虐待的不可见性让其具有极强的危害性，可能阻碍受害者获得制度性保护。更进一步来说，解决心理虐待问题需要确保精神卫生和法律系统对于受害者而言是安全的。而本研究恰好说明，这些机构在一些时候也成为了施虐者的帮凶。最后，保护受害者免受“煤气灯操纵法”虐待的政策，需要增加女性在机构和制度中的可信度，增强她们的文化与经济资本。 *本文由“社會學會社”摘译自2019年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一文。由于时间限制，只摘取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并且翻译质量相对粗糙，烦请读者谅解并指正。有需要的读者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该篇文章。**封面图源：inspire2day.com 〇摘译：翰墨 〇排版：翰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