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根 | 系统，自创生，形式：理解卢曼的三个关键词

彼得·吉尔根（Peter Gilgen，1963 - ），美国康奈尔大学德语研究副教授，卢曼著作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的译者。主要研究领域为18至20世纪德国/欧洲哲学、文学、文化，媒介理论，系统论等。[图源：german.cornell.edu]

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从不讳言，他认为当代社会学早已陷入了“理论危机”。在其学科轮廓已由众多创始人勾勒好了的情况下，社会学似乎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在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身上。结果，社会学未能充分解决其自身作为社会科学的地位问题。与之分庭抗礼的实证研究，则在不断地累积经验数据、没有方向地“聚集着复杂性”。社会学不仅缺乏提供社会通用理论的能力，而且还缺乏足够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学术地位的学科、拥有专属的研究对象。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 - 1998），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德国社会学家，社会系统理论的创新者，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师从帕森斯，也是一位“宏大理论”的推崇者。主要著作有《社会系统》《社会中的法》《社会的艺术》《社会的社会》等。[图源：mediengeschichte.dnb.de]（点击查看往期推送：卢曼 | 信任：复杂性简化）

卢曼在1984年出版《社会系统》（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时，他十分坚决地将这本书视为一座分水岭——它不仅划分了卢曼本人研究的前后两个阶段，也让整个社会学领域迎来划时代的分野。他陈述了学界对于社会通用理论的渴求（而不仅仅是收集实证数据和有趣的地方性知识），并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最终可以、并且实际上也必须依靠的新概念框架——这便是他所谓的“自创生转向”。而这一转向，也使他建构起了自己的“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从而一举摆脱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留下来的阴影。应该说，即使发生了这种“范式转换”，卢曼早期的作品仍然值得一读，正如他本人宣称过的那样。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激情的爱》（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中所包含的对爱与亲密交往的见解，就可以结合卢曼成熟时期的理论，借助一些概念定义或重新表述的方法，来将其整合到更加精致的自创生系统论体系中，成为这座理论大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有助于在他在更为综合的系统论架构中重构自己早年的一系列分析。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社会系统》1987德文版。（左一）[图源：amazon.de]

Social Systems，《社会系统》1996年英文版。（左二） [图源：sup.org]

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Intimität，《作为激情的爱》1994年德文版。（右二）[图源：amazon.de]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作为激情的爱》1998年英文版。（右一）[图源：amazon.com]

在卢曼系统论研究的生涯中，《社会系统》就像是一幅路线图，或者，正如他回顾自己研究生平时指出的那样，这部著作是他个人在后来十五年中逐步展开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是为去世后的出版做准备）、漫长的社会系统论研究的“入门篇”。他一生的研究成果，最终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达到了他曾提出的“社会综合理论”的水平，这以《社会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的推出为标志，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社会系统理论大厦的拱顶石。

1991年2月，卢曼在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ät Bielefeld）开设了“系统论导论”的讲座课程，如果拿它与《社会系统》进行比较，细心的读者会不禁注意到关注焦点的重大转变。这个系列讲座从对系统论起源的历史描述开始，也谈到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寻求对于“系统”的适当定义。到第四讲，卢曼介绍了“差异或区分的理论方法”，并得出了“系统即差异”的定义，这是他自己认为整个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是概念的核心，也像是一条铰链，将系统思维发展的历史叙事（这也是卢曼自己的理论谱系）与系统论更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复杂的一系列概念和问题联结起来，而这些都对他的系统论研究至关重要。这种教学上精巧排序的整体效果是可以累积的，在课程结束时，读者将体验到一个“丰富的交叉引用网”，它具有递归和自我反身性的特征，一种奇特的讲授策略也抵消了原本必然采用的线性表述方式。这也意味着它是某种环状的作品，读者从哪里着手开始阅读，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卢曼在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办公室。[图源：doppiozero.com]

专门研究系统论的学生可能对卢曼在其宏大的设计中几乎无缝结合的各种理论元素最感兴趣，在这其中，卢曼认为有三个理论发展的节点最为突出。首先，他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有着长期的接触，作为社会学巨擘，帕森斯的主要遗产是“对系统论的持续强调”，这在卢曼几乎所有著作中都能得到证明。卢曼从未放弃帕森斯的论点，即社会领域是一个自身无法被还原为生物或心理元素的系统；但是，卢曼认为，帕森斯的系统概念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这里，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朗西斯科·法芮拉（Francisco Varela）提出的自创生的生物学理论似乎是一种合适的改进方案。反过来，卢曼必须克服马图拉纳和法芮拉的生物还原论。最终，卢曼将他的理论重点从作为自创生的系统转变为乔治·斯宾塞·布朗（G. Spencer-Brown）的形式系统，尤其是关注到了作为差异的形式理论。简单地说，这就是卢曼在讲述的故事。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论，我们接下来提供的内容旨在给出一些概述性质的简介，以填补某些背景性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如果将卢曼的论点放回到必要的语境中，那么卢曼理论建构的不同阶段就会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

第一个关键词：系统

1960年1月卢曼在休假期间曾到哈佛大学修习，在那里他遇到了帕森斯，当时他还在下萨克森州的文化部工作。回德国后，他离开了行政职位，开始了社会学研究的生涯。卢曼一向承认帕森斯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社会学系统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系统概念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也必须转变为沟通理论，以便为社会领域提供更连贯的描述，但卢曼毫不怀疑帕森斯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也赞赏后者构思精密的结构功能主义，虽然它在1960年代因为有意无意地和“保守”扯上关系而遭到了全面的否定。在卢曼看来，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缺乏、甚至完全没有真正的系统论思维，这恰恰是因为它们既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即“社会秩序是如何实现的”，也没有解决社会、心理和生物系统之间的本质差异所在。相反，本来应该认真研究的对象，即社会系统，竟然直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者，二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典范之代表人物。[图源：Wikipedia]

当帕森斯指出人们必须从某个起点重新开始时，他似乎至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社会学尚不能提供一种整全的社会理论。他更易于管理的替代方法包括研究特定的系统结构，以揭示那些有助于维护社会系统的功能。帕森斯提出的更易于操作的替代性方案，包括研究特定的系统结构并揭示这种系统结构所有助于维护的社会系统的特定功能。这种有限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框架，即帕森斯所说的“第二好的理论”，它至少可以为“完全原始的经验主义”提供一些指导。然而，由于这种理论过于关注特定的社会结构，它还是掩盖了“找出有效的社会系统的定义”这一根本问题。

帕森斯写道：一个社会系统包括“在至少具备物理或环境方面的条件下彼此互动的多个个体角色，这些行动者参与互动的动机在于‘优化满足感’的趋向，他们通过文化结构和共享符号的系统来定义与调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所讲的“社会系统”，其实只是构成更广义的“社会行动系统”（action systems）的三个子系统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人格系统”（personality systems）与“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s）。这三种系统类型通过非还原性的“互渗”（interpenetration）而联结在一起。卢曼采用了这个术语，也接受了帕森斯在这一点上的见解，即人格系统（或心理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出现是必要的，反过来也成立。因为帕森斯已经认识到这两种系统类型之间的“同源性”，但坚持认为两者都不能还原或通约为另一种。因此，心理学不能作为社会系统理论的“基础”。此外，而且，个体的“人”也并不适合作为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基本单位，在帕森斯的分析中，他已经将人的统一性分解到了社会、心理和生物这三个不同的部分中。卢曼对此表示赞同，但他无法接受帕森斯的进一步主张，即行动才是这里的基本单位——帕森斯认为，经由行动这种“质料”（stuff），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才建立起来。

卢曼对这一问题怎么看呢？他声称：系统理论与行动理论之间所谓的矛盾实际上是建基于一个伪问题。事实上，卢曼根本不想从社会理论中消除行动的概念；相反，他只是质疑行动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合适基本单位、经由这个概念便能建立有关社会系统的融贯理论。行动概念最初吸引人的地方——即它在心理和社会领域的同时扎根——带来的麻烦比它解决掉的还要多。于是卢曼开始了寻找社会系统新单位的旅程。他发现，只有将“沟通”（communication）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社会领域才可能构成一个自足的实体。一旦沟通被设定并持续存在，“形成一个有边界的社会系统就无法避免了”。在卢曼那里，沟通被定义为信息、表达与理解的统一。

相比之下，“行动”（action）就满足不了自创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的如下要求，即充当系统自我生产的运作类型——行动预设了一个行动主体，与沟通不同，它无法生产自我的连续性。而且，行动不仅限于社会系统中，它也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动作而发生。最后，我们也很难确定行动的界限：一方面，行动很难与动机相分离；另一方面，很难分清楚行动的哪些后果仍将被划归行动的一部分。然而，正如卢曼所承认的那样，将沟通过程分解为行动，是降低其复杂性并使其能够“自我运转”（steer itself）的一种便捷方式。

第二个关键词：自创生

系统能否真正运作和引导自身，取决于其产生并维持其自身边界的能力。生物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朗西斯科·法芮拉（Francisco Varela）在他们的论文“自创生”（Autopoiesis）中得出结论：只有系统的“在某种空间中的统一性”才能使系统与其背景保持连续的区分。换句话说，“系统的统一性”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区分”是重叠的。因此，自创生系统的发生与自创生系统所构建的区分性运作是等价的。这一结论还带来一个重要的结果，即不存在所谓的“中间系统”——某个系统要么是自创生系统，要么不是，而不可能有过渡形态。从一般理论的角度来看，自创生概念提供了一个融贯且足够严格的系统定义，这是卢曼所认可的。自创生的标准不仅能让他消解有关“社会系统定义之不确定性”的辩论，而且还解释了现代社会朝着不同“价值领域”（value sphere，马克斯·韦伯的术语）的分化，即可以将它们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封闭过程。

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1928 - ），智利生物学家，将“自创生”（autopoiesis）的概念引入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科学领域，后转向哲学。（左图）[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弗朗西斯科·法芮拉 （Francisco Varela，1946 - 2001），智利生物学家，神经系统科学家，与导师马图拉纳一同提出“自创生”概念。（右图）[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卢曼所面临的困难在于，迄今为止，社会的独特性已然被掩盖了。这恰恰是因为它的参照单位始终被认为是人类个体，或者像行动理论那样，将社会描述为互动参与者、即人类主体产生意图并加以执行的过程。卢曼自然不会否认社会系统需要“人”的存在，但是，与古典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不同，他没有将社会定义为个人的集合体，反倒是在帕森斯的引导下，卢曼拒绝了个人的不可分割性。

然而，马图拉纳和法芮拉的“在某种空间中的统一性”概念，对社会系统理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系统真如卢曼所主张的那样完全由沟通组成——即沟通本身作为信息、表达与理解的统一，但没有拟人化的发送者与接收者——那么，这种沟通的统一性究竟发生在了什么样的“空间”中呢？反之，如果我们倒向另一种观点，即坚持认为社会系统包括了人类个体的物质性，那么就不可能将其视为自创生的。显然，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不做出一些概念上的调整，卢曼根本不可能将自创生作为一个独特的系统论概念而整合到社会理论中。

马图拉纳和法芮拉指出，自创生单位经常通过联结而组合成二阶系统。在基础层面（meta level）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机体、族群与社会。很明显，这里也依然有漏洞——这些所谓的二阶系统其实也是“一阶自创生系统”(first-order autopoietic system)，它们本身就表现为可以维系自身系统边界与持续生存的自创生组织。马图拉纳和法芮拉提醒我们：“目前，我们仍不清楚构成这些作为自创生统一单位的元细胞的分子过程。”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类系统在运作上是封闭的。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自创生”（autopoiesis）只能归结于那些构成一阶自创生系统的单位。如果对特定系统的自创生能力有疑问，那么研究将不得不一直推进到基本细胞的水平，对于马图拉纳和法芮拉而言，这也就意味着其满足自创生的程度直接为零。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能说明二阶水平的、空间性的、物质层面上的自创生是如何实现的，就没有理由将社会系统也说成是自创生的。对于上述两人而言，自创生不仅包含特定系统的运作封闭与边界维持，这个概念本身还具有本体论的维度，因此，生物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优先于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的。严格地讲，“自创生”一词并不适用于心理或社会的浮现（emergent）层面。

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事情：心理和社会系统附着于（supervene）生物系统，意识和沟通依赖于有机体，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可能存在或继续存在。本质上，意识和沟通取决于生命状态。然而，正如帕森斯提醒我们的那样，社会不能简单地还原到生物学。实际上，马图拉纳和法芮拉也承认在自创生的生物系统之间存在着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当这些系统进入相互间的结构耦合时，所涉及的“一起游离的有机体（co-drifting organisms）就引致了一个彼此关联的、崭新的现象学领域。”当然，在其本体论的阶序上，自创生总是指向一阶的、物质与生物学的层次。附着的层次（如社会）只有在设法将这种基本的一阶自创生能力整合到自己的自创生能力中时，其本身才有可能是自创生的。

在这个关节处，卢曼和马图拉纳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对于后者，生物学个体保留了“基础性单位”的地位，马图拉纳意识到了作为单位的个人易于损耗的危险，因此在尝试回应人类社会实际上是否属于“生物系统”的问题时，除却严格考虑生物学因素外，还坚持将伦理和政治含义纳入进来。他批评了许多进化论的观点，试图说明“从生物学来讲，个人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卢曼则在此处另辟蹊径，他对社会、心理和生物系统之间的关系重新做了厘清——对于马图拉纳而言，自创生系统是且仅能是生物系统，如果存在自创生的社会系统，那么它将必须是超有机体的，即集合性的生物系统。但卢曼不这么认为。他认识到：虽然整个社会系统都依赖于作为有机体的个人，但它终究不能还原到有机体或生命的层次。类似地，社会系统和心理系统在结构上是耦合到一起的，从演化的角度也一直彼此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系统实际上已经走进了社会系统。相反，心理系统中发生的一切是社会系统完全无法访问的，反之亦然。正如别人无法观察到也无法思考出你头脑中想象的一切。

同样，生物有机体和心理系统的运作层次也是彼此无法接近的。尽管当代认知科学指出，思想的发生与大脑中的物质变化相对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心理系统自身的观念简化为生物学描述。正如约翰·西里（John Searie）指出的那样，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即表明意识仅仅是一种幻觉的理论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恰恰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在表象和现实之间做出区分——就意识而言，“现实即是表象，表象也是现实。如果我有意识地认为我有意识，那么我就是有意识的。”

出于以上考虑，卢曼将自创生的概念从其生物学起源剥离出来并重新定义，以使其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自我指涉和自创生系统。对自创生概念的广义界定，使卢曼可以在帕森斯详尽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再进一步，特别是在那些亟待完善的理论领域，如系统的定义，尤其是应用于社会世界的系统概念。同时，卢曼在对帕森斯系统理论的扬弃中找到了对其自创生系统理论的支持，即通过自创生概念来论证那个无法被还原为生物、心理或文化事实的社会。

毫无疑问，心理和社会系统具有“生物学的扎根”（biologic roots）。然而，作为现象学意义上新浮现的领域，心理和社会系统可以通过它们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和运作。演化生物学的新发现可以帮助解释诸如意识和语言之类复杂现象的机理，这些也涉及人类生存之不同系统层面之间的联系——比如有机体、心理与社会，新的科学理论可以提供越来越复杂和详细的解释。但是，只要拿不出全面的、综合的、获得普遍认可的解释，对于社会系统理论而言，仅承认心理和社会系统的生物学基础和结构耦合的共同演化、只将焦点放置在社会现象学领域，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这正是卢曼的选择。他强调说，心理系统或人类主体是社会系统的必要条件。尽管拥有运作上的自主权，但社会系统的自创生依赖于生命和意识的不断延续。这种物质上的依赖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条件，位于以下事物的底部，即那个看似天然正当而自洽的“主体”概念——它似乎向来都被视作一种人类存在的基本单位，但这实际上有失偏颇。这种认识没有充分考虑到有机体和意识都依赖于其自创生运作所处的环境，而社会是该环境的一部分。没有社会，任何人类个体都无法长期生存。考虑到这些原因，卢曼将系统的封闭性与开放性重新理解为“条件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也许我们还应该强调，卢曼坚持将“人”置于社会系统的环境中（而不是置于社会系统的内部），这不应该被视为系统论“不道德”或“反人类”倾向的标志，正如其批评家们经常宣称的那样。相反，如果人的历程不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个人——或更确切地说是生物和心理系统——反而会变得更好。与之对应的另一种选择，即某种身体和心理的整体社会工程，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值得追求的。

总之，卢曼依靠帕森斯对社会的定义来对抗马图拉纳和法芮拉的自创生定义；反过来，他也采用了自创生的概念来重新定义帕森斯那个差强人意的系统概念。由此，自创生社会系统的概念为社会学概念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它的早期运用是比较任意和临时的——起初，任何类型的迭代式的社会互动似乎都可以被描述为系统。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要求元素的自我生成，仅在变动的环境中简单地增添元素就可以了，那么，有关系统的扩展边界就很难确定了。相比之下，自创生为系统状态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它坚称只有实际上能达到自创生水平的系统，才有资格被视为一个系统。而其它所有的一切，不论其对于系统的持续存在具有怎样的本体论意义，都位于系统的环境中。

第三个关键词：形式

生物系统通过空间中的物质边界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心理和社会系统则不是同一种内涵的“物质”。它们的物质条件是环境的一部分，但不参与它们特殊媒介的自创生；而这里所谓的独特媒介，也就是“意义”。毋宁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区分其实取决于系统自身的观察，从而区分了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和异己指涉（Fremdreferenz）。因此，心理和社会系统的边界不是物质制品，而是双面形式，也就是说，是区分。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系统具有特别的优势，即它可以避免“系统仅凭自我指涉就可以构成自创生”的误解。换言之，系统的运作与持存并不只涉及系统本身，它还要求以系统的环境为环境，这是一个连续做区分的过程。乔治·斯宾塞·布朗精致的区分演算理论总是提醒着人们：指涉区分之一面的过程，也总是同时指涉着另外一面。

卢曼在《社会系统》开头的一章中曾指出，通过回到斯宾塞·布朗（G. Spencer-Brown）的区分演算，可以更加抽象地表述系统理论的根本差异，即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差异。卢曼特别强调作为差异的系统或作为形式的系统，这不应被视为抛弃社会系统的自创生转向，而仅仅是将其推向纯粹形式的水平。如果说马图拉纳和法芮拉的自创生理论仍保留了“有机主义”（organicism）的内涵、并因此继承了某种浪漫主义遗产的话，那么从斯宾塞·布朗这里，形式理论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了。

在斯宾塞·布朗的演算律中，区分或者说“原初的决断行为”（severance）是一切的起点。区分是形式，而形式始终是形式与其环境之间的区分。也就是说，形式具有两面：没有情景（context）便没有形式。基于这种激进的概念，卢曼认为，形式的分析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推动，这远远不止于系统论本身的范畴。也许从数学中衍生出来的一般形式的理论将超越有关系统的理论：“尽管具有普遍的含义和科学的主张，但它还是可能使系统论的进路被相对化。”因此，卢曼提请人们留意系统论自身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它可能被构造为不同的形态，但人们总是不得不从某个起点开始着手。

简而言之，卢曼从斯宾塞·布朗那里得出了两个关键性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理论设计。首先，系统是一种双面形式。这是通过“区分”这一术语理解系统的最通用的定义。其次，根据斯宾塞·布朗的演算律，仅需一种运作即可定义一个系统。这与传统的系统定义、也即诉诸元素的集合有根本的不同，卢曼对此了如指掌。人们常说系统是元素的总和，或者是由通过关系或结构而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的元素联结而成的。而卢曼斩钉截铁地与这种定义划清了界限，与似乎更基本的“系统是构成要素的组合”相反，卢曼诉诸的运作则更加强调“作为差异的系统”的不可化约性。

总之，如果自创生的概念可以使社会系统处于良好的运行基础上，那么借助形式理论将系统定义为差异就为一般系统理论奠定了应该得到正视的基础。卢曼成功地将系统、自创生和差异形式等概念结合到了一个高效的动态网络中，在这其中，所有要素相互依赖、相互解释并相互支持。也许这就是他声称自己系统论的概念框架与陈述内容可以“自己写出自己”的原因吧。然而，以最合适的方式安排它还是需要“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并且似乎也存在几种同样有效的其它尝试。不只是在自创生系统论，即使在他私人的写作实践中，卢曼也拒绝从整体和部分的视角来构想系统，并且拒绝认同那种“对同一的偏好胜过差异”的理论类型。毕竟，一个只有完全同一而没有差异的整体——就像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的同名歌曲《天堂》中唱的那样——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地方。

*本文摘自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一书“System—Autopoiesis—Form: An Introduction to Luhmann's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部分，该书作者Niklas Luhmann，译者Peter Gilgen，2012年。中译者为桑田，本文转自“系统论与思想史”公众号。

**封面图为卢曼于1996年10月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发表演讲。1968年，新创立的比勒菲尔德大学聘任卢曼为社会学教授，也是该大学首位聘用的正教授。从此，卢曼与比勒菲尔德大学相伴终生。2005年，比勒菲尔德大学设立了尼克拉斯·卢曼客座教授职位（Niklas-Luhmann-Guest-Professorship）。[图源：uni-bielefeld.de]

〇编辑：景弎    〇排版：咖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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