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1956-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医学与人文科学中心（Center for Social Medicine and Humanities）主任。其研究领域包括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等。[图源：philippebourgois.net]
喂，菲利普！你让我们这帮毒贩听起来好敏感。——凯撒【对我手稿的评论】
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赎本书中主人公们的痛苦和自毁。公共政策针对市中心贫困和毒品滥用问题所构想的对策要么太天真，要么太过理想化。鉴于美国国家机制的压迫，期望单凭政策计划甚或是短期的政治改革来暂时或长期医治美国城市中心穷人的困境，无异于纸上谈兵。美国的种族和阶级隔离取决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力量、历史遗产、文化霸权以及个人行为的共同影响，任何试图解决问题的简易方法都显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同时，政策的可行性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限制因素。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美国针对贫困问题缺乏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意愿。但我祈望通过自己对哈莱姆东区社会边缘化经历的陈述，从对瑞的快克贩子们（Ray's crack dealers，其中瑞是几家快克买卖点的老板。——会社注）及其家庭成员努力寻求尊严和生存为切入点的探究，从具体的实践层面，引起人们对美国城市中心持续存在的贫困和种族隔离悲剧的重视。我不能放任地球上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权力机构，把自己如此多的公民禁闭于贫困和监狱之中这一悖谬的现象存在，因此，最后我将就某些短期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这些思考最终也只不过是对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的附带性的对抗而已。 《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图源：goodreads.com]直面种族和阶级不平等，而不是毒品毒品滥用或许是市中心贫困问题中最易受短期政策干预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毒品充其量只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的附带表现，并非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根源。自毁式的毒瘾只不过是绝望的人们内化自己挫折、抵抗和无能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大可不必为席卷全美的周期性的毒品恐慌大惊失色。相反，倒是应该把我们的道德关怀和战斗能量，聚集到市中心大规模持续存在的贫困所引发的矛盾上。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并揭穿美国大地上的阶级和种族隔离之谜。快克-可卡因-海洛因的泛滥，比起上一代大多数人的麻醉品和酒精中毒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当代美国人口中某些人滥用毒品现象的恶化，几乎与其所涉及的特殊毒品的药理质素没有任何关联。历史告诉我们，吸毒的结果或至少是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建构的。最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它还与阶级不平等和种族上的意识形态霸权不无关联。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由于导致这些毁灭性的行为及犯罪活动的结构根源的两极化，90年代美国毒品的滥用现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传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削弱，美国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社会边缘化了。跨国合作、金融资本、电子技术以及代表穷人利益的公共部门对社会民主模式干预的缺失所引发的世界经济的重新调配，更是深化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上的不平等。1990年对美国社会边缘人口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现象，这是美国1968-1992年间长期发展趋势的一部分，其间贫困人数上升了三分之一。具体而言，这些年内人口最贫困的扇区贫困线上升的幅度最大，与此同时，富人却在此基础上增长了40%。孩子们遭受的痛苦最深，生活在1968-1992年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数量翻了一番。不管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还是同一族群内部，都存在两极化现象。例如，在80年代很多族群（包括波多黎各人在内）的总体政治经济统计数字提高的同时，被遮掩的阶级、性别和地域内部的不平等和社会困难却增加了。美国黑人的阶级分层早已被证实，同样的情势在移居美国的波多黎各人中正在形成，并处于地域上的活跃状态。居住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比起生活在美国内陆其他地方的波多黎各人要贫困得多。即使在纽约市内部的阶级、性别和代与代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两极分化现象。例如，80年代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提高了28.5%，但女性单身家庭的收入却下跌了6.1%，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下跌了7.6%。纽约市已婚波多黎各人的收入急剧增长了40.6%，比处于中间的波多黎各家庭高出70%。或许更重要的是，一半以上纽约市的波多黎各儿童都处于官方的贫困线以下，而住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总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则只占38%。美国贫困两极化的世俗化趋势和世界经济结构的长期转换，需要追溯到本结论开始我所提及的公共政策这一讨论话题，也即毒品滥用问题。任何针对“毒品问题”的实际探讨，都必须致力于改变合法经济和地下经济间利益的不平衡性。以毒品零售买卖（街道经济中对男性来说机会最为平等的雇用者）为例，它就需要来自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毒品经济的经济活力必须降低。第二，初级合法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和敌对性需要改变。从具体而短期的公共政策层面来看，要消灭街道文化中最残暴的犯罪部分的物质基础，唯一简便的方法就是让毒品合法化，以此摧毁非法贩卖毒品的盈利。据有关专家估计，生产1盎司的纯可卡因粉大约需要8-10美元，而同样重量的纯可卡因粉掺杂后再包装成重4克价格为10美元的小瓶装，在哈莱姆东区可以卖到2000美元以上，多出来的1990美元的利润就是被卷入地下经济中最残暴、最具毁灭性层面的经济动力。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毒品合法化使市中心贫民区街道上的年轻人更容易买到毒品，因为毒贩们不再需要花费精力、财力在街角兜售小量的毒品。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毒贩们将会被迫停止非法营业。如果非法毒品合法化，毒品零售的利润不再是天价，哈莱姆东区每天步行去上学的学生也不会再受到毒贩对其心理防线的狂轰滥炸。政府也不必再浪费上亿美金把吸毒者监控和限制在毫无意义、价格昂贵、荒唐的监狱里。有毒瘾的人一旦不再需要为其日常用毒花过多的钱，暴力案件、财产盗窃、医药花费也将会大幅度缩减。毒贩们也不会再为了高额利润而相互残杀。当然，把每个人都关押起来也是个选择，但监禁费用不仅昂贵得令人顺舌，而且不可避免会侵犯人权。90年代，美国已经背上了世界人均监禁率最高的臭名，监狱的人口从1980年到1994年上升了3倍。只要美国的大、中学的辍学者通过合法途径找到一份有尊严的、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收入的工作依旧困难，那么，还处在真空世界里的毒品合法化就不会大幅度降低市中心贫民区的暴力和自毁。在过去几代人中，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在物质和情感上己经没有能力创造有益的初级工种。提倡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阶级提供经济机遇，雄心勃勃的政治干预很有必要。另一个更简单、更短期的方法是，揭开有合法工作的穷人受处罚的敌对的官僚主义迷宫。这意味着把应付的金额转移到那些明摆着的人类需求——世界上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诸如健康、住房、教育、营养等方面，而不是在贫困家庭有了额外合法收入时，机械地让其受处罚。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想起了几十个可以帮助重新平衡追求合法职业奖励机制的具体计划和方案：从允许下岗工人在接受定期津贴的同时报名参加各种教育课程，到继续给那些离开公共资助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和家庭发放食物券、收入补助金和适当的医疗补助金。长期而言，主流社会将会得益于这一大批选择依赖毒品而不是底薪工作的精力充沛、具有创业精神的市中心贫民区的年轻人，巨大的人才外流和抑制人潜能的现象也可以得到遏止。向上爬的“美国梦”将会随着合法经济可信度的提高而不是犯罪被重新修订。从理论上讲，显然，没有一个社会是单靠“价值”向前推进的。但从实践角度来说，在美国文化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下，否定犯罪企业简单的经济逻辑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如果企望改变什么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贫困中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必须拥有具体的物质选择。美国工人阶级穷人日益严重的物质上的无奈和政治上的无权，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哈莱姆这样的市中心贫民聚居区中贫困、毒品滥用和犯罪的关注，即之前讨论过的烙印在空间上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升趋势，是国家政策和自由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更确切地说，以美国北部街道文化为中心的城市衰竭而导致的两极化现象，引发了一些观察者所谓的“美国种族关系危机”的预言。中产阶级及其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割断与住在市中心种族特质明显的贫困城市工人阶级和失业人群的关系。政府预算的削减和财政紧缩已经加速了城市贫困地区公有企业的倒闭，与其形成对比的是，盎格鲁裔美国人占统治地位的富裕郊区的社区服务机构，反而增加或至少维持了原有的水平。 美国东哈莱姆，1966年，布鲁斯·戴维森摄。[图源：sina.com] 心理学简化论及文化本质主义，通过对美国习以为常的社会边缘化的分析，制定、构想出了针对个人“不端态度”进行短期干预的解决种族主义和贫困问题的办法。比如，大多数贫困干预政策的最大的社会单位是核心家庭。职业培训方案强调态度和个人自主。旨在促进多元文化感受性的研讨会，在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很时尚。当这些方案措施没有危害，甚至可以从表面上帮助边缘群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种族主义言论——美国实际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市中心公共行业的倒闭——倒是应该成为政府政策和私人行业的慈善行为关注的焦点，如果想要最终发生大的改变的话。换句话说，借用体育上的一个经典比喻，美国需要公平竞争。具体来说，不管是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还是拉美人、黑人、亚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社区，垃圾都需要清理，学校都要有教师教，法律法规都必须执行。超越阶级和种族界限，改善不平等的公共资金分配和服务并不特别复杂或微妙。我立即可以想到上百个短期政策及合法的改革措施：从税收改革开始——比如对中上等阶层的家庭的抵押借款收税，免除联邦和各州对穷人受益的转让税，到简化社会福利津贴的申请渠道，让教育机构民主化——比如有相同的、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免费的日常管理，为大、中学校提供平等的资金等等。嬉蹦舞乡巴佬——走向一种相互尊重的政治快克贩们向我清楚地传达着这样一条信息：他们不单受经济利益所驱使。像地球上大多数人一样，除了物质需要，他们也在寻求尊严和成功后的自足感。在波多黎各的文化语境下，这意味着，“尊重”的文化定义，应以不断变化着的以血缘、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身分等级中个人对自治、自信和社区的关心为基础。美国社会的边缘群体要想获得主流社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遵从的相互尊重，贫困政策就必须致力于远远超出物质和后勤需要的复杂的文化、社会层面，即重新评估公共政策的主动性，评定更大范围内非个人化的政治经济力量是如何与快速变化着的性别和家庭的文化定义相呼应、相互动的。女人、孩子和老人占据了美国贫困人数中的多数，公共政策干预因而应首先关注女性和儿童的需要而不是将其边缘化。最重要的是，贫困女性更不应该为了有房住、有食吃、有衣穿、有健康的身体而不惜一切地寻求与男人的联盟。在这种情势下，美国针对儿童的安全可行的关怀的缺失，使母亲们无法去合法经济中找事做，而只能呆在家中，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她们挣的钱远远不够雇一个保姆的费用。到目前为止，我所推荐的政策在美国没有一个在短、中期内有政治可行性。我只想尝试以此引发一场大讨论，奢望在未来几年里，在新的反贫困、反种族歧视、反性别不平等的政策方案不可回避的盛衰和中断中，我的某些观点可以挤进公众辩论的主题，某些方案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实施。从更深层面来说，对于谴责失败的受害者、对制度上的矛盾只提供个人主义及心理分析学基础上的解决办法的美国常识，必须予以抵制和改变。我们必须走出自由主义政治家和保守派间政治辩论的死胡同——政治家提倡让市中心贫民区充盈着治疗精神病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或家庭治疗学家，而保守派则只希望监狱建得更大一些，社会福利开销再缩减一些，向大企业和富人的税收征得更少一些。“头脑启动（Head Start）”计划是目前广为大众接受的，最成功的干预贫困的一项措施，但它恰好表明了美国政策大讨论的陈腐和平庸。实质上，“头脑启动”计划是在异想天开地把市中心贫民区那些住在老鼠成群、缺少稳定的暖气和热水设备的灰色高楼里的学龄前儿童，脱胎换骨成聪明伶俐的中上等阶层的超智商的学生。这一计划很好地阐释了政策决断能力的长期不足，它只关心社会悲苦中的个人症状，诸如没有自尊、人格残暴或学术技能欠缺，而对导致经济脆弱家庭中孩子被遗弃、受虐待或挨饿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却置之不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改变从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适当提高贫困率、逐渐增大种族和阶级隔离的趋势，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种族隔离的痛苦症状将会继续滋生出更多的吸毒人员、暴力犯罪和情感扭曲的愤怒的年轻人。鉴于联邦政府在政策改革上的黯淡前景，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解决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的问题进行政治动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美国的公敌变得人性化而不奢望将其净化和美化。通过深入挖掘源于持续贫困和制度上的种族主义经历的个人痛苦，我期望读者大众能够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压迫的根本性过程和发展态势。更详细地说，我祈望把毒贩和街面上的犯罪人员放置于美国社会冲突中正确的位置上来观察。他们不是一群来自无理性的下层社会里的“外来的他者”，相反，他们是正宗的“美国制造”。正是出于对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美国梦的信奉，目标明确、野心勃勃的市中心年轻人才会在八九十年代深受飞速传播的、上亿美元的毒品经济的蛊惑。 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1899），美国畅销作家。作品有130部左右，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代表作有《衣衫褴褛的迪克》《运气和勇气》等。[图源：Paintingandframe.com]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毒贩和街面上的犯罪人员也在尽力找寻属于自己的那块馅饼。事实上，在其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他们也在严格遵循着向上爬的正统的美国模式。他们以私人企业的身份超自信地追求着自己的事业；他们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祈祷好运当头；他们是最后一群粗鲁的个人主义者，凛然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被人穷追猛打、财富、名誉和毁灭并存的新领域。在波多黎各特定的语境下，对主流社会控制的抵抗和对街道文化身份的自豪感，饱含着一个抱着抵抗态度的乡巴佬的新构想；拒绝屈从于西班牙和美国殖民主义特权社会。而对农村乡巴佬形象嬉蹦乐式的极度城市化的重现，则标识出飞散的波多黎各最边缘人口的新的文化意识的胜利。悲剧在于，他们决心寻找文化尊重的物质基础却被框定在街道经济中。与此同时，书中主人公的成功和失败，并不仅仅是波多黎各人的专利。相反，“主流美国”也应该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辨认出自身与他们的关联。市中心贫民区代表着美国国内最大的失败，它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喻指随时可能会有大祸临头），悬挂于社会上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阻止这一利剑掉落的唯一力量却来自于毒贩、吸毒者及街道犯罪人员把自己的愤感和绝望给内化，将自己的凶残和野蛮指向自身或自己最亲近的社区而不是机制上的压迫者。相比而言，在历史背景下，像普莱姆、凯撤、凯蒂及其孩子这些人长期以来痛苦的自我毁灭既是残忍的，也是不必要的。专业而权威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任何尝试走出这一困境的长期方案，都必须在探讨社会边缘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制的根基的同时，探讨结构和政治经济上的根源。走出这一绝境的第一步，首先需要对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和人类价值做出根本上的伦理和政治重估。 *本文节选自菲利普·布儒瓦《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焦小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四层楼的墙画《东哈莱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汉克·普鲁斯（Hank Prussing）和曼纽尔·维加（Manny Vega）于1973年至1978年首绘，1999年由曼纽尔·维加修复，位于东104街与莱克星顿大道东南路口。[图源：ephemeralnewyork.com] 〇编辑：林岭 〇排版：烟波〇审核：孜然 / 灵雎鸣谢 专题策划人：Mikasa（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