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汉 | 人类学与流行病学：一种还是两种逻辑
人类学对于健康与疾病的关注，始于西方人类学家对部落社会的疾病认知 、医疗体系与巫术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基础医疗（primary health care）的强调与国际援助的制度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到国际卫生领域 。
流行病（epidemic disease）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众多人口所患的疾病。一般的流行病多为传染病，但也可以是非传染病。流行病可以是限于部分地区的小规模爆发，成为地方性流行病；亦可以在多个大陆甚至全球爆发，从而导致大流行。当今合作抗疫，不仅仅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合力，也是不同学科知识的合作。聚焦人类学对流行病的相关研究，本专题从学科合作的概述出发，一、二篇主要梳理人类学与公共卫生，尤其是流行病学的研究理论交叉；第三篇主要是人类学研究流行病的方法；四到六篇主要涉及人类学的流行病研究中两种稍有不同的方向：考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流行病，和以流行病为背景考察社会变迁。
威拉德·范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年6月25日－2000年12月25日），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之一。奎因忠实地归属于分析哲学传统，尽管他是“哲学不是概念分析”的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图源：kyoyoprize.org]
最后，如果说那些与观察者成长的情境不同的场景中的情况向我们说明了翻译和诠释的本质的话，在研究我们比较熟悉的情境时也存在类似问题。因为他或她所用的是与我们“相同的语言”，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一假设是值得质疑和进行验证的。
人类学还以更加本质的方式运用了流行病学的逻辑和方法。首先，评估和解释各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是人类学的一项固有任务。人群随阶层和民族等等形成的区分以及发现行为模式和社会互动方式与疾病的关联是人类学的研究课题，需要基于人类学的假设来推进。这些假设可能基于系统的研究，也可能凭借的是未经证实的常识。
流行病学家也很明显地没能充分认识到社会因素对流行病学方法的意义，这体现在流行病学提出的评估标准或对风险因素与后果之间关联的评估中。生物原因的合理性早已是公认的评判标准之一，但心理和社会合理性却被忽略掉了。让人觉得似乎只有生物原因才提供了关于风险因素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合理关联。
流行病学家致力于发现普遍的变量和关联，跳出它们最初被发现的情境。但想要从情境中抽离出来，只有首先知道需要抽离些什么东西，而这些作为背景的情境又是如何与我们感兴趣的那些变量关联在一起的。因此，流行病学知识的确立有赖于人类学等学科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如何运作的假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流行病学家通过访谈与获取作为推论论据的资料。为了了解哪些是需要的信息，并且能马上确定得到的信息就是自己想要的信息，进行这种谈话交流的观察者必须知道（或假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信息生产、分布和交流的方式。知识、价值的分布以及交流规则因社会而异——而这些显然又是人类学的关注领域。
流行病学家试图通过将收集信息用的工具标准化来对资料进行控制——比如，设计问卷。使标准化资料收集方式具有正当性的假设是，有鉴于回答同样问题的受访者受到的是相同的刺激，因此他们的答案是具有可比性的。可是，这种假设却忽略了不同文化在理解事物的意义时具有的差异。
流行病学关于人类如何互动以达成信息的交流的一般假设是会误导人的。萨奇曼和乔丹（Suchman and Jordan 1990）提出，标准化的访谈违反了一条普遍的交流规则，即允许谈话人搞清楚他们不太明白的部分。标准化访谈得以确定的规则使得它明确地抛弃了对含糊内容进行再确认的机会。因为研究者们永远不能确定受访者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确定受访者做出的回答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了追求反复验证带来的信度，效用本身被毁了。
“Ceteris paribus”的假设从来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只能作为一种能够使研究获得便利的保留模式，方法是尽量融入当前最新的知识。假如所有的其他元素都得到控制的话，接触某风险因素与产生某种结果之间的关联应该是完全可确定的（偶然率或相关风险都应该是0或无穷大）或完全不存在的（偶然率或相关风险都是1）。
事情还不止如此。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研究中固有的交流环节说明，把“资料”的概念单纯地理解为被逐步收集和综合起来的知识碎片是会误导人的，掩盖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流行病学研究及其成果是社会体制的产物，体制下的人们被训练得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思考，而且也可以凭借这些方式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这门学科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以统计学上低于1/20的误差率为起码要求，来判断这种关联是否为真。
“一种还是两种逻辑？”我对这篇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多于一种，但显然不足两种”。与两门学科中的从业者所持观点相反，我提出，某些他们公开宣扬的学科准则是错误的，这两门学科潜在的认识论是互补的。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却有很多共同点。两学科的从业者们怀疑合作的可能性，而我却提出，合作必须进行。
在它们各自声明的目标中，两门学科大相径庭。人类学寻求对具体情境的细致分析，致力于展示当地许许多多的文化细节如何组合成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与此相反，流行病学致力于分析普遍的事实，跳出情境的限制。人类学庞杂而灵活，流行病学简短而硬朗——用格尔茨的话说，就是“深描”与“浅描”的对比（Geertz 1973）。流行病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消除无关的差异来达到“ceteris paribus”，而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则可以概括为“ceteris mumquam paribus”——万物皆有不同。人类学家致力于找出“所有一切”相互关联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形成了某个社会情境的特定风格。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年8月23日-2006年10月30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格尔茨利用他丰富的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的知识底蕴，分析并解释仪式、艺术、信仰系统、制度以及其它他所定义的“符号”的含义。[图源：albert.ias.edu]
尽管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在这些清晰可辨的目标和成果方面大异其趣，这些差异却往往紧紧相关。流行病学的方法暗示了人类学为信仰和实践归因时不知觉使用的假说验证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学的方法又使流行病学理解到被观察对象秉持的意义。如果流行病学家发现某些行为与某些疾病有关系，那了解这种行为对行动者所具有的意义，就成为理解这种行为及其效果、并据此进行矫正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