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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愈晓 |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
今年七月,我国教育部正式出台“双减”政策,坚决减轻义务教育学生课业负担,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随着高强度、高竞争的教育逻辑占据上风,学生们之间的比拼从校园不断延展,花样迭出。上述政策即是试图通过抑制补充教育途径来进一步调节教育平等,对教育模式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包括课外辅导、重点学校制度等在内的社会教育模式与配套系统制度性地影响着教育获得并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本专题试图跳出传统教育社会学偏重社会人口属性与家庭资本的微观视角,呈现宏观教育模式层面的制度安排与学校组织形式对教育不平等的潜在影响路径。
本专题开篇先以横向国际比较来探讨不同类型教育系统对教育不平等的媒介作用,比较不同教育模式的筛选机制和差异性;第二篇聚焦我国教育模式的历史变革,纵向剖析极具中国特色的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平分流对学生教育获得的影响;第三、第四篇紧随其后,进一步阐明分流体制下重点学校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及在市场转型下对不同学校之间教育公平的影响;之后,第五、第六篇开始介绍被称为“影子教育”的课外补习作为一种补充教育途径如何成为现代教育模式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如何扭转了教育制度内在逻辑;第七、第八篇则具体考察盛行的私人补习对我国学生学业影响的效应;第九、第十篇分别以囚徒困境、时间分配为切入点,剖析以考试为升学基础的中国教育模式如何限制了学生学习的增负减负并造就不平等,兼论如何制定公平的替代制度。最后,第十一篇专访指出,如今我国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其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庇护。
笔者才疏学浅,谨借此专题呈现现代教育形态及其分层效应,引发读者对教育模式、改革方向及其成效的思考,也望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已有关于中国教育分层的文献大多关注总体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而忽略了因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tracking)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通过分析CGSS2008数据,本文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层次的升学路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户籍、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亲教育程度)影响子女的升学路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更可能选择学术教育轨道而非职业教育轨道。另外,前一阶段在重点学校就读对获得下一阶段重点学校教育机会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论。作者认为,重点学校制度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不公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表3a的模型1还可以发现,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子女升学(包括非重点和重点)的机会越大。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亲的职业地位每增加10个单位,子女升入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相对于未升学而言)的几率分别增加10%(e0.097-1≈0.102,p<0.01)和17%左右(e0.155-1≈0.168,p<0.001)。另外,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升学的机会也越大。控制了其他因素,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非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8%左右(e0.079-1≈0.082,p<0.001),而升入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的幅度更大,约为13%(e0.122-1≈0.130,p<0.001)。而且,如果直接比较升入重点和非重点高中之间的情况(模型1的右列),可以发现,对所有上高中的学生而言,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亲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可能上重点学校。其他因素保持不变,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每增加10个单位,子女上重点高中(相对于非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大约6%(e0.058-1≈0.060,p<0.10);父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子女上重点高中(相对于非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大约4%(e0.043-1≈0.044,p<0.05)。总体而言,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1,亦符合EMI的理论假定,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可能获得优质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