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恩斯、默恩 | 探索残障：一个社会学引论

科林·巴恩斯（Colin Barnes），利兹大学荣休教授。作为一位残障人士及特殊学校幸存者（special school survivor），积极参与残障人士运动及相关学术活动。如创立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CDS）、The Disability Press（1996）及The Disability Archive UK（1999）等。[图源：reporter.mcgill.ca]

杰夫·默瑟（Geof Mercer），曾出任利兹大学助理教授，及就职于CDS，与巴恩斯多次合作出版残障相关学术书籍及文章。[作者图暂缺]

专题导言
2022年3月4日，第13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期于北京举办，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向世界展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舞台。然而，赛事之余，残障人士的日常生活仍旧面临着诸多不便。社会系统性支持的缺乏、当前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失序、舆论中残障者主体性的缺失、残障的性别问题、亲密关系、家庭、育儿以及挥之不去的优生学论调皆为当今全社会必须直面而非漠视或悬置的议题。
本专题以残障研究领域两部综合性著作开篇，节选《探索残障：一个社会学引论》勾勒残障与社会关系的既有理论范式，描画社会排斥与残障政治的现状与前景，并节选《残障：一个生命历程的进路》覆盖生命周期各环节残障议题，以期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专题第三篇在反思当下反污名实践的基础上探讨整合不同研究视角的可能性和路径，可为国内学界在残障相关的污名研究提供参考；专题第四篇详细介绍了社会学内部诸多理论传统如何通过不同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残障现象，并试图通过探讨西方理论来为中国本土的残障研究提供借鉴；专题第五、第六、第七篇关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指明配套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的建设方向；专题第八篇与第九篇转向我国经验研究，分别以丰富的访谈材料呈现截瘫群体关乎自身残损身体的日常残障经验，及探讨残障儿童父母切实生活境遇。限于篇幅限制，许多优秀作品未能穷尽，笔者才疏学浅，望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西方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普遍把“残障”认为是一种个体失败和一出个人悲剧。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个体病理学名义占主导的医学诊断的佐证，并和缺陷、异常和功能局限等相互关联。关键是，上述问题成为残障人士广泛社会不利和依赖状况的解释，又成了医学和社会福利专业人士习惯性干预残障者生活的理由。这种倾向在公众面对“受害者”时强调“想象出来的问题、多愁善感、无病呻吟、冷漠、拒绝和敌意”的种种态度进一步得到强化（Thomas，1982，p.4）。

20世纪60年代，北美、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残障社会活动家们发起了反对这一正统残障观念的各类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把大众和政策注意力从个人的“无能力”（incapacity）是残障者依赖性和边缘化源头的这一压倒性偏见处转移开。相反地，社会运动的聚光灯照向了“禁用性障碍”（disabling Barriers）（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作用，这些禁用性障碍比如排斥残障者参与主流社会，并否定其民主权利（Finkelstein，1980；DeJong，1981）。

以北美为例，20世纪60至70年代，残障权益运动不断升温，并在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Rehab Act）通过后，到达了第一个高峰。该法案中规定，任何为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不可歧视残障人士，是为首次出现禁止歧视残障人士，及为其创造权益的语句。图为Rehab Act示威活动的影像记录。[图源：guides.ll.georgetown.edu]

在残障者的政治行动中，卓有见地的学界贡献相对滞后，更别提他们意识到残障社会分析的潜在重要性了。“残障的主流文化叙事和学术叙事并不相悖，它们彼此支持、相互捍卫”（Lonton，1998a，p.1）。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股对残障反思的趋势才聚为风潮。这显见于不断涌现的著作、汇编文集、专业杂志等，它确实宣告了“残障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伴随各类专业课程现身于世界各地的大学里。而且，（残障研究的）学术贡献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教育学、法学和人文学科（如，Butler and Parr，1999；Gleeson，1999；Albrecht. et al.，2001；Longmore and Omansky，2001；Stiker，1999；Breslin and Yee，2002；Snyder et al.，2002；Borsay，2005；Tremain，2005a；Goodley and Lawthom，2006；Pothier and Devlin，2006；Florian，2007）。

本书旨在探索发展残障社会学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和主题，并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汲取洞见。我们在导论这一章会作些铺陈，首先，我们寻迹于那些对主流“个人悲剧”导向进行批判性反思及发起挑战传统理论和实践的新“残障政治”的草根起源。其次，我们勾画出残障社会学分析中的关键性因素、理论视角的多样性和残障研究中彼此争鸣的情形。最后，我们有一个回顾及总结随后章节需探讨的中心议题的理论基础等。

第一节 草根社会运动

近年来，残障人士的政治化明显刺激了学术和政治领域对残障议题的讨论。各类残障者团体，伴随着反歧视和寻求主流社会更为包容的公开政治倡议，纷纷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尽管20世纪初，就已经发生过残障者团体抗议的重大事件，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独立生活运动的兴起（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ILM），残障政治化和集体行动的各种可能性，才第一次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Bowe，1978；Longmore and Omansky，2001）。在欧洲，残障者促成了系列创新性项目，如瑞典的无障碍住房（Brattgard，1974；Grunewald，1974）和荷兰的海特多普社区（Het Dorp Community）（Zoa，1982）。

这一新残障政治的倡导者们鼓吹，它是“一场自我决定和自我定义的战斗”（Longmore and Omansky，2001，p.8）。历史上，残障者“和任何少数人群相比，都可能经历了更多的孤立、监禁、监视、被书写、手术、教导、移植、训诫、治疗、被迫入住机构和被控制的不公平”（Davis，1997，p.1）。现在，残障者强调的是，他们日常生活里熟稔的社会和环境障碍、受限的生活机会和负面的文化描述。这就要求人们重新评估残障者个体和集体的社会支持与各类权利。它包含着对各种医学和福利专业人士掌控残障者日常生活规则的批判。残障社会活动家们并不否认适当的医学和相关干预的积极前景。但是，他们质疑那些把残障仅仅等同于功能限制且只关注个体康复和个体调节等服务供给的专家们。

无需赘述，残障运动表明，诸如福利国家在残障政策中的角色，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情境里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政治运动的主要动因是把残障人群界定为基本公民权和平等机会遭到忽视的少数族裔。这一界定效仿了妇女和黑人的抗议运动（Zola，1983；Hahn，1985；Linton，1998a）。在英国，（残障）社会活动家们倾向于把残障解释为对有损伤者的社会压制或排斥。作为推翻致残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方式，这一解释强调的是激烈的社会变迁而非一星半点的改革（Finkelstein，1980；Oliver，1983）。

尽管有上述区别，新残障政治都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残障者生活机会的政策目标。这包含了市民/公民权利、独立生活于社区和对建筑环境的平等且无障碍地进出教育、就业和休闲机会的主流化等。这些抗议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日渐增多的兴趣。1981年，残疾人国际（Disabled People’s International/DPI），这个由残障者掌控和运行的伞形国际组织成立。十年后的1992年，来自120多个国家的4000多个代表参加了它的第三届国际会议（DPI，1992）。

DPI总部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目前已在非洲、阿拉伯、亚太、独联体（CIS）、欧洲、拉美、北美及加勒比海七个地区计139个国家有成员组织。图为1981年DPI 1981于新加坡召开的首次集会照片。[图源：memoryintofuture.org]

在国际层面上，一系列的重要行动出现了（Albrecht et al.，2001；Barton，2001；Barnes and Mercer，2005a，2005b）。联合国（UN）在残障者权利上采取了一些举措，如1975年联合国大会的《残疾人权利宣言》就引人注目。联合国倡议把1981年定为“国际残疾人年”，并宣称1983—1992年为“国际残疾人十年”。残障社群的抗议，也有助于说服世界卫生组织（WHO）用寻求医学和社会模式融合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简称ICF）替代了《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ICIDH）（WHO，2001a）。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各国政府也纷纷以旨在改善残障者日常生活、认可残障者权利、引入反歧视立法等政策举措给予回应（Clear，2000；Bickenbach，2001a；CEC，2003；Doyle，2008）。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涉及残障者所需支持的公众和政策讨论里，如“特殊教育”和隔离/庇护型就业选择方面，个体的、医学的模式依然大行其道（Longmore and Omansky，2001；Ratzka，2003；Morris，2004）。残障者抗议运动的缓慢进展，激发了围绕平等和融合、身份和代言、公民权和人权等残障政治目标与策略的新讨论。

第二节 社会学视角

那么，社会学分析如何才能有助于理解残障、理解其正在改变的政治和政策轮廓呢？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70）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广受颂扬的文章中指出，通过鼓励对那些似乎是“个人的麻烦”的批判性反思，社会学特别有助于社会的、政治的分析。这些“个人的麻烦”影响了个体及其与他人间的社会关系，但，把它理解为与社会制度或与更广义的社会相关联的“公共事务”更为恰当（ibid.，p.14）。由此可见，社会学的兴趣在于重新审视个体经验和生平经历与更广阔的历史和政治环境间的关系。

我们深深地陷入日常工作之中，简直无暇思索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甚至也很少有机会把我们自身的经历与他人的命运相比较，考察个体中的社会，特殊中的一般，这些事情恰恰是社会学家能为我们做到的。我们期望社会学家能为我们揭示，我们个人的生平记载如何与我们和同类共有的历史交织在一起。（Bauman，1990，p.10，原文强调）

这里举个例子，人们普遍把残障个体未能获得有薪酬工作，用个体有缺陷来解释。但是，如果残障人群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人群，一个替代性的解释可能就更有说服力了。这里一个可能的说法是，因为结构因素或歧视，残障人群普遍遭遇了工作场所的排斥。这一说法就把解释从个体层面转移到了集体性的社会不利因素上，它要求的是一套迥异的政策回应。

这说明了社会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即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的思维和行为进行再评价。“社会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看到了新的光明”（Berger，1963，p.21）。很明显，人们把那些“自然而然的”态度、制度、过程、结构都视为社会结构和处境偶遇的结果，并由人的行动得以维系和改变。其目的不是用无懈可击的“真理”去取代“谬误”，而是用批判性反思来提升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Bauman，1990）。

另外，残障比较研究揭示了存在于英国（和西方世界）之外的对于残障的多样性理解。对于我们同样重要的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失去的世界”，用以检视在历史进程中，人们对待残障的态度和行动发生变化的理由与方式。此外，“社会学不可能价值中立，那些研究者的行为构成了他们的研究目标，他们对实际分析出的后果也不可能无动于衷”（Giddens，1982a，p.vii）。相反，社会研究应该汲取比较的、历史的观点，以此产生“对现存社会形式的批判”，并提升有关“另类未来”的意识（Giddens，1982a，p.26）。

从这一基本意图出发，若干主题主导了社会学理论上的讨论：

第一，社会学关注社会行动的意义，即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类行动者的主观视角、情感和感情。第二，社会学关注主体（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社会学试图探索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支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描述为权力关系的那些限制性因素。第三，经典社会学总是围绕社会秩序这一问题，即人类生活通过达成共识和有所限制而达至社会整合的问题。简单而言，社会学关注的终极问题是“社会如何可能？”

第四，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过程和社会情境，即对那些不断地被扰乱和破坏的脆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一问题归结为社会不平等问题，因为通过分析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也就是阶级、地位和权力），我们才能开始理解通过有组织的抗议和个体的抵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产生了动荡。（Turner，1995，p.3）

为了理解社会世界，我们有必要探寻人们主观性的“情景定义”以及他们试图驾驭的、内在于情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困境。我们关于社会行动的一个核心假设是，人类具有创造性，即他们有选择的能力，或具有“主体性”；但是，人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他们的所思所为。这也导致了在评估主体和结构的相对重要性时所形成的不同意见。一些说法关注的是结构因素，并强调在人们所属的特定社会情境和社会团体内，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是如何有其根基所在的。而另外一些进路则主张社会互动绝非“决定性”的。

经典社会学中另一个重要讨论领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对潜在社会混乱控制的依据。由于多元化和利益纷争，社会秩序总是脆弱的，对其解释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各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真正反映了社会生活；一派观点强调结构，而另一派则强调过程，分别由共识和冲突作为各自的特征。共识性取向假设，因为有效的社会化，社会得以维持稳定，所以，人们普遍接受合作的好处和政治管制的合法性。相反，从冲突论视角看，社会的独特特征是权力不平等、伴随有多样的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物质利益及其他问题上的对立。

这引出了关于社会控制、权力和规则的主要形式等更多的问题。典型的情况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寻求各种方法维持和稳固他们的特权地位，以确保从属群体的顺从，不论是通过公开使用权力或权威，还是通过更为隐蔽的影响和操控，如通过形成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以反映和维持该社会团体的地位。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意识形态控制”、霸权、“自愿性同意”等给予了高度关注，而这些潜在削弱了对结构（阶级）不平等的关注（葛兰西，1971，1985）。与此同时，关于统治团体如何失去稳定性，新意识形态如何成为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的基础，这样的研究也很重要。

这类讨论还和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有关，即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程度与特征。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社会定义的不同群体（工业社会中的典型性界定是社会阶级），是如何依据不同的权力和地位进行占位的。对收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经验研究的情况说明了这一问题。最近这些年，人们对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关注逐渐遭到取代，这是因为人们指责社会学家过去忽视了或没有考虑到其他明显的社会分化，如年龄、性别和种族问题。

一、分析的层次

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些宏大的社会学议题至少出于分析的目的，转化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概念框架，即微观—个体层次、中观—社会团体层次或制度的以及宏观—社会的分析层次（Turner，1995；Layder，1997）。

在微观层次上，存在着一系列互动性及解释性的视角，如符号互动论（个体和社会的关系聚焦于沟通的象征性过程）、现象学（对日常活动的解释和人们用来赋予社会生活意义的惯例）和常人方法论（人们如何产生及理解日常世界及其“理所当然”的自然态度等诸方面）。例如，“经验的”视角，检验意义从何而来以及如何通过互动得以改变。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个体的自我认同，如何和日常生活相连，且在不同时间段和社会情境间发生变化。人们把研究从面对面互动，如在家庭生活和家居环境中的那些更为非正式的场景，扩展到了更为有组织的工作场所、住宿机构和与专业人士互动的场所。大多数微观层次取向，都强调互动是协商的、偶发的，并非固定或决定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中观层次聚焦于社会制度角色和规范及其各个层级的潜在交叉。这二层次的分析促进了从社会和文化实践角度出发，对损伤、残障和残疾身体，以及诸如“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或“精神残损”（mental handicap）如何在某些特定情形和态度下“被污名化”等问题进行研究（见第三章）。这里的一个核心焦点是“正常”和“异常”行为与态度的区分。这种标签蕴含着某种社会判断，它的定义和含义在不同社会与文化间，随着时间变化会有差异（Becker，1963）。与之相关的另一焦点包括特殊化的、官僚性机构（如在医疗健康、教育和福利等领域）的行为及其影响。

“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的英文亦可为“mental health disorders”。“精神残损”（mental handicap）也称为“智力残疾”（intellectual disability）、“精神发育迟滞”（mental retardation）或“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在日常语境中经常与“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混淆。图为两者的简单比较。[图源：ldatschool.ca]

宏观层次涵盖了系统的整体社会组织，如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主题由许多不同的结构主义者或系统论者研究，诸如功能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因其对资本主义、权力和结构不平等的描述而非常具有影响力。某个少数者群体（或几个这样的人群）得到了不合比例的权力、经济资源和知识。一个特别的关注点是统治集团和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如何帮助这些统治集团维持权力、地位和物质利益，医学专业人士就属于这个集团。同时，类似文献还显示出面向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显著转向。这一转向由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趋势体现出来，即朝向一个更加多元化社会转向的趋势，包括日益增多的社会碎片化以及对文化忠诚上越来越多的多元主义。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最近社会理论上的动荡是由社会建构主义的内部争论引起来的。这也是一种对可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的现代主义者“宏大叙述”的拒绝。与之不同，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状况，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伴随着社会理论中的“文化转型”（Lyotard，1984）。后结构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打破了这一简单的、逐渐进化的现实或事实假设及传统权威和知识谱系，他们强调多样性的现实非连续性和差异（Burr，1996）。这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的传统模式完全相反，它的理念和实践都是外化的，且为常识所接受（Berger and Luckmann，1967）。虽然使用不同的方式，但常人方法论的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文献都强调了语言在社会互动和形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Jaworski and Coupland，1999，p.3）。后结构主义文献大量引用福柯（1965，1976，1980）关于知识和权力互动关系的分析。这使后结构主义者强调把权力视为主观创造的、是自我规训而非外部规训的，以及话语（discourse）如何产生而非被动反映社会现实这一迥异于他人的观点。

人们对后结构主义的偏爱，再次兴起了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兴趣，其带有明显的（关于社会现实特征）本体论立场。它和唯物主义者关注的一样，都是假设现象是独立存在的，不论我们是否拥有对它的知识或能否用语言去描述它。它的认识论基础（关于知识的理论）是，我们所知的事物决不能与实际存在的事物（本体论）相混淆——这种观点可归为后结构主义的范畴。而且，“独立思维所生成的结构”以及一系列无法观察的因果机制，不论其是否“可知”，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Bhaskar，1998）。这对反驳关于人体和损伤的结构性描述有重要意义。

理解残障，人们要有对人类经验的个体层次的分析，要有关于残障的社会建构和产生以及“中层”的理论化，还要有更为宏观的对社会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分析。然而，当大多数社会学家在社会学分析操作上作几个层次的区分时，上述内容在每日生活实践中并非明显分开的。此外，一些策略性概念，如权力，通常跨越几个层次。

二、应用于残障的社会分析

起初，围绕残障所产生的残障者社会运动，不论在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都没能引起任何学术好奇。尽管，偶尔有人对影响残障者的社会不利因素或环境障碍有所关注（Blaxter，1976；Safilios-Roths-child，1976），但是，几乎无人对现有理论叙述进行重新审视并产出超越基于个体的、生物学的解释（Bogdan and Biklen，1977；DeJong，1979a）。事实上，确实有少数残障学者和残障者政治运动紧密相连，如美国的欧文·佐拉（Irving Zola，1982）、英国的维克·芬克尔斯坦（Vic Finkelstein，1980）和迈克·奥利弗（Mike Oiver，1983），这些人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提出残障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残障主要通过两个切入点进入到了学术讨论领域：一是通过检视社会问题；二是通过医学社会学对“慢病和残障”（chronic illness and disability）的研究。在美国，特别是有这样一种传统，即研究诸如贫困、犯罪、毒品滥用和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时，都与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Gouldner，1970）。人们把社会问题普遍描述为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异（Morton，1966）。在关于社会问题的教科书里，标准的讨论题目不断增加，有了“精神障碍”或有时叫“精神残损”这样的章节（Merton and Nisbet，1966；Neubeck，1979）。这类文献试图解释社会问题的起源与发展轨迹以及可能的政策补救措施等。

通过把关注点从寻找根本性的结构性原因转移到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主观理解上，建构主义者的一个全新分支对现实主义者发出了严重挑战。也就是说，从常人方法论角度看，问题分析的关键不在于社会问题是否存在客观基础，而在于个体如何构建了那些重要（或不重要）的社会问题（Garfinkel，1967；Spector and Kitsuse，1977）。除此之外，“严格的”建构主义者，没有把为那些寻求社会变迁的社会运动实践提供知识的事儿当作自己的责任，也不会去评估宣称者们的主张是否准确（Holstein and Miller，1993）。

另一个残障理论化和研究的主要发端，源自社会学对“慢病和残障”的研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1995）这类功能主义者们，把疾病视为生物物理状况及社会地位来进行调研，并且强调病人的角色（the sick role）和医患互动。这预示了一种从健康与疾病的“医疗模式”到把“残障”作为社会偏差的分析模式上的转向。互动论者的文献主要关注标签化的社会过程以及在“污名化”状态下生活所产生的问题（Becker，1963；Goffman，1963；Scheff，1966）。在一个相关的路径上，解释性的研究取向得到了人们重视，它强调长期疾病和损伤的“局内人的观点”（insider’s view）及其对社会关系、自我感受和身份认同的影响（Edgerton，1967；Strauss，1975）。

The Cloak of Competence一书为人类学家罗伯特·B·艾格顿（Robert B. Edgerton，1932—2016）所作，获美国智能不足协会（American Society on Mental Retardation/AAMR）的杰出研究奖。作者追踪了20世纪50至60年代从加州州立医院出院的男男女女，记述了他们重返社会的种种努力及非凡成就。图为该书1967年初版书封，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植根于社会阶层的社会不平等，依然是传统社会学所关注的焦点。那时候，人们对传统社会学的主要指责是因其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分化，如受人瞩目的性别、民族和种族等，这打开了社会学崭新的研究视野。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残障人群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不利因素和不平等的形式与范围的研究才得到了极大的学术关注。为人熟知的社会不平等主题开始出现，诸如物质和规范上的分化是否与残障有关；残障在什么程度上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集体的身份，以及残障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其他社会分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对于残障者组织所提出的把残障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压迫的社会障碍模式（social barriers approach），很大程度上，学术研究表现出的是忽略或不认同。激进残障理论家们严厉指责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术圈，因为后者没有突破传统功能限制的视角（Oliver，1990）。近来，伴随着跨学科研究的繁荣，社会理论特别是人文和文化研究上出现了新方向。后结构主义者在相互争风的理论讨论中也是风行一时（Foucault，1980）。残障领域中，在对“福利主体”的专业人士和专门机构的生产以及这些主体的需要及管理上，生物医学话语独步天下。相应的，诸如残障活动家们所倡导的那些与之竞争的话语却被“问题化”，并遭到解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承认，残障引发了普通大众所关心的规范性和伦理性问题，诸如社会正义、生活的质量和意义（Corker and Shakespeare，2002；Snyder et al.，2002；William，2003；Tremain，2005a；Davis，2006；Snyder and Mitchell，2006）。

本书青睐于社会政治学的解释，这一进路包含了残障者的理解及其所要优先考虑的事务。尽管，我们和一些主流学术研究方向不同，但是，在残障理论化和研究中，一些对相互交叉所孕育出的想法还是值得找机会探索的（Barnes and Mercer；1996，2003；Scambler，2004；Thomas，2007）。那些潜在的研究领域包括：残障的体验，它在跨社会情境和跨人群时产生的各种差异；那些可见损伤成为残障原因（the basis for disablement）的社会过程；有损伤者如何与专业人士及其他社会控制机构相处；产生损伤、维系残障的政治经济结构状况及其政策反应，包括人们所期待的从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新的变种，向一个晚近、现代的、即便不是后现代的社会的质的转向。

第三节 术语概略

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影响与反映了我们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这一观点启示了一系列社会弱势群体，如妇女、少数民族、老人、男女同性恋者等，有助于他们开展反抗固有偏见和陈旧观念的社会运动。同样的，当人们把损伤定义为负面词汇时，它强化的是贬损性态度，这里，残障者被视为悲剧的受害者而得到同情和庇护。

在英语世界，诸如“瘸子”、“愚笨儿”、“蒙古症患者”（即患唐氏综合征的人）这些词汇早已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技术含义，成了虐待性词汇。然而，一如翻译损伤（impairment）和残障（disability）时所说明的，其他语言中并不总能找到可以完全对应的词汇。譬如“残损”（handicap）这个词，由于历史上和乞讨、施舍或低能关联，现在英语国家的人们把它视为具有压迫的意涵，尽管这在其他语言中并不尽然。例如，残疾人国际（DPI）最早就是使用残障（disability）和残损这样的词（DPI，1982；Driedger，1989），这也是效仿了世界卫生组织的ICIDH（WHO，1980）。十多年后，残疾人国际的欧洲分部（DPI Europe）选择使用损伤和残障，不再使用残损（DPI，1994）。

考虑到即便在那些甄别为有残障的人群中，人们对术语的选择也充满争议，我们在本书中依从（但会有些修改）1981年英国残障者组织理事会（British Council of Organization of Disabled People/BCODP）达成的术语协议，2006年，该组织更名为英国残障者理事会（UK Disabled People’s Council，UKDPC）。他们把损伤作为一种根据生物—物理—心理的医学分类，和残障区别开，后者蕴含着患有损伤的人所经历的各种社会不利。因此，除非是引用别人的话，我们将避免使用“残疾人（people with disabilities）一词，因为，这个词模糊了损伤和残障的概念区别，并暗含了用损伤来界定个体身份的意思。同样，我们也不使用那些非人的词汇，如“聋子”、“疯子”等。我们在此讨论的，不仅是词汇选择的问题，而是讨论哪一种方式是理解和质疑残障的最适宜的方式。

*本文节选自《探索残障：一个社会学引论》第一章“导论：分析残障”，葛忠明、李敬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究竟该称呼“Disabled People”还是“People with disabilities”，该词依旧充满争议。前述的DPI使用的是前者，而联合国的国际残疾人日则使用后者。封面图为国际残疾人日横幅。[图源：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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