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码头工人 | 荐书

下一回合：挂断，但新自由主义留了下来

1990年代末，全球经济市场的自由主义，再次在世界地图的他方嗅见更庞大的利润，于是台湾地区在全球政经版图上的位置改变，国际货船驶离基隆港。跨境供应链的挂断，启动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变化，快速地将数以千计的码头男性工人，从原本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关系网络，推落至截然不同的生命世界。在岛上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基隆码头跟上全球国际港口装卸与货轮机器化的趋势时，即可预见日后码头工人将被挂断与卷出。码头上不再需要大量徒手负重的人力，码头工人逐渐脱离1970年代前以高劳动力装卸货物的苦力年代。然而，当时码头工会与相关部门——特别是作为全球政经力量与地方劳工之间的重要中介者——面对此劳动市场的转变，却采取纹风不动，貌似保护实则不作为的策略，致使码头工人在已然大变的劳动市场中，无从意识市场开始转变，而走向必然的坠落。

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航线快速转移，国际货船相继离开台湾地区，当局开始紧抓新自由主义“企业利润更大化”的精神，试图“挽救”台湾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有利”位阶。于是，循着“（人力）成本更小化、企业利润更大化”的逻辑，港口装卸作业民营化的政策让资本家取代工会获得码头上的支配权。

在民营公司的削价竞争下，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立即成为跨境企业所宣称“薄利”时代的直接承受者。这不只是码头工人管理组织的改弦更张，更隐含着公务权责从这座港城的离场与缺席，而由资本家上场接手。新自由主义的思考逻辑成了唯一理性，原有政策对工人的最低薪资、合理工时、福利照顾等保障，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的非合理成本，是自由经济市场的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大部分工人被迫离开码头，而留在码头上的工人薪资则削减大半，这不仅意味着码头工人整体经济条件的改变，进一步来说，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经济理性，更是重塑了码头上“合理”的工作情境：工人原本频繁的接触，以及群聚式的候工空间与活动，因讲求“效率”之故，被切割、净化成纯粹而孤立的工作单位。

伴随资本主义所框架出的“高效率”工作形态而来的，是同事间的情感淡漠，以及劳工的螺丝钉化——被简化为劳动数值或劳动力，而非一个人。这群码头男人原本互惠互助的紧密情感关系，转为一种孤立、彼此无关联的工作模式。重复、单调及去意义化的工作现场，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因各式互动接触而得以蕴孕发展细微情感的工作情境。当时间累积得够久，不论是潜移默化或有意识地被迫适应，工人都重新建构了思考自身与所处世界的方式。工人，原本是有意识与有意义的行动主体，却被置换，并自行置换成为不（能）思想、无感受的劳动物件。

这种改变不只重新剪裁了工人之间的互动形态，也截断了这群男人长期以来彼此为伴的情感之索，以未被察觉的偷渡姿态，将原本通过日常接触孕育发展的情感联结，替换成资本利益的理性经济计算。

码头上的改变是被触动的第一张骨牌，它启动了工人生命世界的接连翻转，以及当地总体社会的变迁。当工人的同性情谊成为第一个在码头上被剪弃的关系，接踵而来的便是延伸至码头外的伴文化的瓦解。

随着工人在码头上的情感联结与经济资本被削弱，原本依附于各式小吃店和茶店仔的日常关系与社会纽带，也逐渐从这群男性的日常生活退场，而他们与餐饮娱乐产业女性劳工之间的友伴关系，普遍上都无法再存续，致使伴文化就此解体。

接下来，在市场经济的思考逻辑与运作下，紧随在伴文化之后瓦解的是地方；城市地景的阶级化，更换了日常的生活空间。此空间的演化过程，并非由地方生态环境或社会文化情境的改变所生成，而是政经力量的再生产结果：通过界定空间该如何使用，以人们未察觉的方式，不断重复传送“谁才是空间合法用户”的信号。

停靠码头的国际邮轮、港边洁净且禁止垂钓的海洋观景台，以及愈形稀落的货柜船，共同宣告着这个城市面向（国际）观光客，而非面向当地居民。这座港都从丰富、多层次，当地人可自由伸展的有意义生活空间，演化为均质、碎裂，无关乎地方的观光景点。地方，不再是不同个体或群体可各自表述的异质空间，而成了垄断下均质化的公共空间。这是当局焦虑失去与全球经济市场的连接时，所思忖的响应表象问题的方式。

码头工人先是在码头上，被新自由主义逻辑划归到“世界”之外；继而无法支撑码头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致使伴文化随之解体；最后，他们再因自身形象“不符合”国际观光意象，而被驱逐出可见的公共空间。简言之，这群码头工人自1970年代所建置的工作舞台、依文化情境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与情感网络，以及在这座城市里原本有所属的地方，一一被新自由主义拆除瓦解。

地方协同全球市场，在极短的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大刀阔斧挥开已不为劳动市场所需的对象，将他们迅速替换成下一批站上历史舞台的新对象。这群被推下舞台的码头工人，不再是游刃于各种关系的gâu-lâng，他们翻落坠入关系与空间同遭剥除的“底层时代”，那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生命世界里的某种相反于gâu的真实底层。

劳工，既在隐喻上也在实际上被压扁为一枚枚“螺丝钉”，成了单由市场界定其价值的对象。各个对象因时因地由市场与资本主义模塑及招呼上场，并在日后等待被宣称不合时宜，“跟不上世界”，而理所当然地再次受到模塑或者即刻驱逐。这是由新自由主义驱动，连同地方文化所共构出来的运作结果：必然的集体陷落于底层。

无以为（男）人与苦难的形态

国际货船离港后，码头工人的生命世界持续翻转，文化情境所设置的生活处境依然存在，这一切与留下来的新自由主义，仍影响着这群男人思考、评价及感受其改变中的处境。工作，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行走在哪些地方。码头上的男人被驱逐出劳动市场，逐渐失去码头外一处处地方，他们停留在码头上的时间愈来愈少，行走于街巷食摊和茶店仔的机会几近于无，一段段由地方所牵系的关系随之剥落，于是工人回归了家庭。

从196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码头工人从码头上到家屋内，从gâu（文化意指的能人）到pínn-bô-liàn（文化意指的无能之人），意味着这不只是政经力量造成的生活空间移位，更是从码头内外各种关系节节退回家屋的生存感的变化。当码头工人被拉下劳动市场的舞台时，家屋——由亲缘所维系的稳定社会关系之所在——被想象成必然的接应者，是最终能使其幸免于难的场域及关系。

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伴文化早将码头工人拉离家庭。即使他们的配偶与下一代仍留守家屋，但实际上，他们在家庭内的位置于1960—1970年代便已腾空。当他们在底层时代回归家庭，发觉那个想象中的最终安稳场域及关系已不复存在，而今仅存的是无话可说的家庭晚餐气氛，父子之间的淡薄互动，子女以言语和表情对父亲早年缺席的指责，以及因父亲无法再给予充足金钱而来的争吵冲突。

此类细微的日常家庭情境每日反复地宣告，这群男人不仅被逐出政经的历史舞台，在退守的家屋内也因无能与无力而成了无语的父亲和丈夫。随着码头内外各关系的层层剥落及各地方的处处消逝，码头工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不再能像个理想的男人，甚至根本无以响应对为父者“本分”的最低要求。这在文化上与心理上啃噬着他们作为（男）人的尊严。

对照以往杯光酒影和人声嘈杂的鲜明记忆，家屋内无所不在的静寂气息，再次将码头工人推落底层，那是令其无以分说的苦闷，而此苦闷在质量上异于苦力年代或工人头家时代偶发的不顺遂。从码头内外与家屋里的全面失能感，转变为失声的漫长苦境，摘除了码头工人自1960年代末以来于各种关系中所建立的价值感及能动性，进而翻转了他们对自己及其与世界关系的意识。

起初，面对国际货柜船逐渐驶离海港，码头工人倾向将集体经济条件的恶化，归因于内外政治环境的不友善。然而，当问题累积的时间够久，他们长期浸泡在愈显困难的生活处境中却无从改变，加上对比周遭依旧可以悠游于各式关系中的能人——即便这些人只是少数——文化的内部逻辑便开始牵引这群男人认识世界与自身的方式：生活上所有细琐纷杂事物所构成的总体困顿感，映照且证实了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

最终，当原本以为最不会动摇的亲子血缘，已不再可展现自己身为父亲的价值与能力时，他们自1960年代末所发展的社会生活情境就全然崩塌了，其中包括了经济条件、关系网络、精神内在，以及对自身gâu的认知。在物质或意识层次、家庭外部或内部、经济或社会空间，码头工人被集体以毫无停顿的速度推向边陲，直至摔落坠底。这群男性劳工曾经因“像个男人”而得以为人，随着所有关系与地方的层层剥落，他们由“不像个男人”终至无以为人。跨国供应链与地方社会的文化情境，在1990年代之前促成了男性劳工丰富的情感形态，却也在1990年代之后瓦解他们的情感网络，将他们推进失声之所。这群码头工人集体以“自己”的失能与无能，来诠释各地政策协同全球政经体系，而自由发生于各地、以无数连接与挂断精算移动所带来的苦难;原本由政经力量所塑造的集体现象，变为工人各自的孤身体验。

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的历史进程，表面上是国际货船带来了市场经济运作逻辑，但实际上，政策和地方社会的文化情境才是决定发展面貌的关键。前者，作为国际市场与地方社会的中介，决定了市场经济对劳工生命世界之影响的层面与程度，也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感及其集体的坠落与否。然而，在这段历史里，地方、人们及其生活世界，被化约成可抛弃的对象及可计算的数字；当局以利伯维尔场之名，弃守了最基本的责任，将人民当作劳动物件般漠然弃置。

这群码头工人身上所显现的层层关系的剥落，以及在各个场域里的逐渐失声，成为当地醒目却不被看见的社会事实。此社会事实之所以遭到漠视，不仅因为这群工人不再是政经力量的关注对象，更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连同文化价值在地方构成的主流叙事，使公众简化且扭曲了对码头工人现况的理解：工人由于自身不够努力，因而被“现代”遗弃；他们是经济弱势者，因而成为“底层”。于是，可见的政策与社会福利介入，把需要改变的焦点简化且曲解为：改变劳工的工作态度、给予经济补助、培养其因应现代职场的新技能等，好将工人“提升”为符合新自由主义所需的人力或对象，从而“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所导致的生活苦境。讽刺的是，上述的归因谬论，看似意图帮助工人从结构性失业里翻身，实则强化了问题结构的存在，将问题归咎于末端的个人，最终，这些方法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模糊了焦点。

这是一段由政经力量迅速重新定义码头工人彼此关系，再连同地方文化瓦解劳工情感文化的历史进程，更是工人改变对自身及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复杂的政经变迁先以可见的形式将他们钳压至底层，文化再接着以不可见的形式将其内在情感锁进死寂之所。

在国际货柜船随着跨国供应链先是进入，继而驶离基隆港的这段时间，除了为地方带来短暂的经济荣景，它们在与地方社会交会的历史进程里，还催化或促进了什么？离开之后，又在地方社会留下什么？单薄的“经济决定论”——像是货柜船减少，致使失业人口骤增，而苦难自然随之上扬——是出于无以辨识苦难的形成缘由，抑或是有意识地简化归因？

苦难的形态究竟是什么模样？苦难是否牵系着人如何界定自己？当工人对着自己比小指时，那代表着什么样的生命世界？工作之于个人，是否仅仅意味着获得一份报酬？当工人由“我们”被剥离成“我”时，这个“我”如果不是独立而是孤立，那又是什么样的人生处境？如今，基隆这座港城想善待的是谁？如果不是“底层”劳工，那会是白领或“中产阶级”吗？新自由主义所赋予的自由，到底是给“谁”的自由？

书籍信息

《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

作者：魏明毅

出版时间：2022-10

出版方：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魏明毅，从事心理咨询十余年，曾参与台湾“9·21”地震灾后心理重建工作，后考入新竹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硕士论文题目为《基隆码头工人：货船、情感及其社会生活》（2012）。

〇本文节选自《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电影《风柜来的人》剧照。[图源：douban.com]

〇审读：颜和

〇编辑 / 排版：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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