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泰勒｜文化遗留（续）

专题导言

本专题旨在对巫术研究进行挂一漏万的呈现，试图通过例举巫术研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片段，描摹出人类学、社会学、以及中国学者对于巫术研究的图景。

首先，第一部分（No.1-No.6）将聚焦于人类学视角的巫术研究。欧文·戴维斯编著的《巫术的历史》向我们介绍了人类学中巫术研究的若干关键时刻。进而从泰勒、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大卫格雷伯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家是如何对巫术进行定义、解构、及能动性的分析。考察巫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社会功能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其次，第二部分（No.7-No.9）将着重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巫术的研究。我们将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基本形式》、韦伯的《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到顾忠华的《巫术、宗教与科学的世界图像》入手，探讨巫术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深入探讨巫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功能、影响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联。

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将“巫术→宗教→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普遍路径，将巫术作为一种具有完善个人、组织社会、成为象征的存在。但是这种界定是基于西方历史事实所作出的抽象归纳，巫术的发展在中国可能更为复杂。

最后的第三部分（No.10-No.12）将聚焦于中国研究者对巫术的研究。我们将从杨清媚对于陶云逵占卜研究的分析，林富士对于中国古代巫觋的社会形象与政治形象的讨论，再到李泽厚巫史传统的阐发入手，探讨古代中国的巫术实践，归纳巫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演变与影响。

鸣谢

专题策划人：阿土

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被人类学界尊称为“人类学之父”，“在人类学中是第一个伟大的名字”，是最具影响的进化派和人类学派的经典作家。代表作有《原始文化》《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等。

巫术——文化较高的社会妄加到较低社会的魔法力——以联想为基础的魔法行为——预兆——预言，预报等——梦占卜——棍卜，指纹术，手相术等——用纸牌占卜等——占星术魔法长期存在的思想条件——遗留转为重兴——在蒙昧人中开始、在野蛮人中维续的魔法；魔法的衰落，魔法在古代中世纪欧洲的复兴；魔法的实施与否属于早期的文化范畴——关亡召嵬术是早期文化阶段的产物，它与魔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敲击和写字的精灵灵魂升空——被缚神巫们的表演——研究遗留的实际意义。

一些遗留的观点，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中，逐渐变得互相分离，最终倾向于互相抵触，对这些观点加以考察，也许通过一种最荒唐的幻想的历史的认识才能了解其中的大部。这种幻想曾经迷惑了人类，那就是魔法的信仰。若以民族学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神秘力的科学，我将举出这种学科分支的一些例证，用以说明精神文化的进程。魔法在历史中的地位，简言之如下：它按其基本原则来说乃是著名的文化阶段之最低阶段。那些很少参与世界智能发展的低等种族之间，魔法还完全有效地保留着。从这种水平开始，对它还可以向上追溯，因为蒙昧人的许多手段和习惯毫无重大改变地、远远地继续保留着它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手段发展起来了。然而就是这种新旧的混合物在最新的文化民族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但是，在那些进步的社会习惯于把自己的意见服从越来越确切的以实验为基础的检验的时代，神秘行为下降到纯粹遗留的地步，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处在这种状态中的大部分。

现代教育发达的社会，把神秘行为作为受卑视的迷信而抛弃了，实际上已经认为魔法是低级文化的产物。我们发现，这一正确的观点在那些教育水平的发展还没有到足够能抵消对魔力的信仰的民族中间也无意识地存在，这真是极有教益的。在任何国家中，保留了较古部族之残余的隔绝或远方的部落，巫师能够得到较高的荣誉。缅甸拉佤人就是这样，人们假定说他们是某古代文明部族的分散开的残余，则人们就像害怕老虎-人一样地害怕他们。阿比西尼亚的布达人——铁匠和陶工就是如此，他们在边疆同时也被称为巫师和能变者。

图为蒙昧人贾昆人以气枪射击。

下列的情况是特别有趣的。那些怀着由衷的恐惧相信魔法效力的部族，同时总是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魔法实际上恰恰是那种比它自己当前所处的文化阶段要低的部落所固有的。马来半岛上接受了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的马来人，对其国土上或多或少属于他们同一种族，然而仍处在古代蒙昧状态中的落后部落的魔法术，持有非常高的评价。马来人有自己的魔法师。然而认为他们不如低级的明蒂拉人部落的巫师或魔法师。为了治病和使自己的敌人不幸和死亡，他们就去求助于后者。实际上，最好地保护明蒂拉人使之免受他们较强大的邻居马来人之威胁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这些马来人唯恐他们用魔法复仇，于是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侮辱他们的可能性。

贾昆人也是低级和蒙昧的部落，马来人鄙弃他们，把他们看作不可信赖的和比动物高不了多少的人，但是同时却非常害怕他们。马来人认为，贾昆人精通占卜术、魔法术和邪术，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奇思怪想来作恶或行善的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的祝福能够带来完全的成功，他们的诅咒可以招致可怕的后果。马来人相信，无论距离如何，贾昆人都能够面向敌人的房子，拿两根小棍，用一根敲击另一根，直到他的敌人患了绝症为止。他精于用草治病并能用咒文制服最凶猛的野兽。因此，马来人尽管鄙弃他们，但是通常克制自己不以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在印度，在很久以前的时代，占优势的雅利安人记载下了国内的低级的土著，说他们是“精通魔法”、“随意变形”的人。住于焦达讷格布尔和新布姆的印度人坚信，蒙达人精通魔术，他们能变成老虎和其他猛兽，吃掉自己的敌人；他们能够用魔术夺去人和兽的生命。这种能力一般都归于这一部落中的最粗野而蒙昧的人。在南印度同样有一个时候讲述着信奉印度教的达罗毗荼人，讲述着有本事的首陀罗，说他们居住在地位比他们低下的奴隶等级的魔力威胁之下。就是在现在，尼拉吉利地区的达罗毗荼人诸部落之中，托达人和巴达加人死怕库龙巴人；库龙巴人是一个文化水平低而受人鄙弃的部落，他们处在边远地方，但是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用魔法力消灭人、动物和财物。

图为在南印度人们认为是巫师的库龙巴人。

欧洲北部也提供了同一类的例子。芬兰人和洛帕尔人，他们的低文化水平是以那种和在他们的西伯利亚亲族中兴盛的同样的魔法术作为特征的。因此，他们就成了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邻居和压迫者迷信的惧怕对象。在中世纪，芬兰人的名称在海员中到此时为止仍然是各种巫师的名称。拉普兰的女巫因其精通妖术而在欧洲闻名。在芬兰人沿着文化阶段升上来以后，拉普兰人仍然成世纪地保留了许多他们古代半蒙昧状态的习惯，当然同时也保留了他们的魔法术，以至那些好像天赋有魔法才能的芬兰人甚至也敬重比他们自己较为野蛮的部族的神秘力。刘斯在19世纪初写道：“在芬兰还有巫师，然而他们之中的能手认为，拉普兰人胜过他们。他们谈到最有经验的巫师时说：‘这是真正的洛帕尔人。’这里的巫师们到拉普兰去学魔法术。”

这一切完全符合处在文明世界另一端的粗野人此类内心的体验。西印度和非洲的许多白人都害怕奥比人部落的咒语，而欧洲人认为受鄙视的“流浪民族”，吉普赛人和卡戈特人有魔法力。

假如从人民的观点来看待教派，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态度是富有教益的。在苏格兰看得出：“这里有一种许多人坚持的意见……天主教的神父能够驱鬼和治愈精神病，而长老会教派的牧师没有这种能力。”伯恩谈到英国国教的牧师时说，人民认为他们不能以念咒降妖，而确信，除了天主教的神父以外，谁也不能驱逐妖魔。这些报道不是新的，但是这种事态在德意志直到现时仍然在继续着。新教徒们请求天主教的神父和修道士帮助反对魔法术，驱逐妖魔，祓除草和揭露小偷。这是对评价天主教对现代文化的态度的一种无意识的讽刺。

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样也是以人类的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这是我们理解魔法的关键。人早在低级智力状态中就学会了在思想中把那些他发现了彼此间的实际联系的事物结合起来。但是，以后他就曲解了这种联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联想当然是以实际上的同样联系为前提的。以此为指导，他就力求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而这种方法，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具有纯粹幻想的性质。根据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生活中广泛众多的事实，可以鲜明地按迹探求魔法术的发展；其起因是把想象的联系跟现实的联系错误地混同了起来；从它们兴起的那种低级文化到保留了它们的那种高级文化。

我们采取下列方法作例子。采用下面这种方法好像能够在远距离内对一个人发生影响，即对某种靠近他的物品，对他的东西，对他穿过的衣服，特别是对他的一截头发和一片指甲做一种动作。不只是像澳大利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这样一些高级和低级蒙昧人，而且像几内亚的部族这样一些野蛮人，都生活在这种邪术的致命威胁之中。不只是拜火教徒们有其埋葬剪下的头发和指甲的神圣仪式，使妖魔和巫师们不能通过它们来做某种恶事。害怕扔掉剪下的头发和指甲，担心会通过它们对它们的前主人致以伤害，这种迷信在欧洲一直保留至今。德国的农民，在他的婴儿从出生日到受洗礼的全部时间之内，不许从屋内拿出任何东西，使魔力不能通过这些东西对尚未受洗礼的婴儿发生作用。如黑人的巫师，当黑人的病人不是亲自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用他的污秽的衣服或帽子占卜，也就是我们的“有神视力的人”通常所说的，假如给他一点头发或其他什么曾和远处那个人接触着的东西，通过互相感应，能从在远处见到的那个人那里感受到印象。

一个简单的想法——据推测，用绳子把两件东西结合起来，那么这就确立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或者供传达影响用——在世界上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实现了。在澳大利亚，当地医生把绳的一头系住病患者身体生病的部分，并且想，他吸另一头来抽血以减轻病痛。在印度的奥里萨，吉波尔的女巫把线团透过自己敌人的屋顶放进去，以便触到他的身体，而后，用嘴咬住线的另一头，希望吸这个敌人的血。当鹿被牵去作牺牲到奥斯加克人的病人的帐幕进口旁的时候，患者手中握住系在那个为了他的幸福而牵来的牺牲身上的绳子。希腊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中显示出了同样的原则。例如，埃费斯的居民从城墙到阿尔忒弥斯神殿拉一条7弗隆长（亦即1400米左右长）的绳子，以便保护自己免受克里瑟斯的侵害。吉隆密谋的参加者们，当离开神圣的庇护所的时候，将绳子拴在神的偶像上，为了安全而握住这根绳子，直到通过了非圣洁地区为止。他们非常不幸，绳子断了，而他们就被残酷地处死了。在现代，佛教的祭司在庄严的仪式上握着系在神物上并环绕庙宇的长线，把自己跟神物连接在一起。

建立在简单的类比或象征性的联系之上的魔法术，在上千年的过程中是多得无计其数的。它们的一般原理可以很容易地从不多的典型事例中抽出，燃后就大胆地应用到大量一般的事物上。

澳洲人观察坟墓周围的昆虫足迹，以便确定可以找到那个巫师的方向，人就是由于这个巫师的魔法术而死亡的。祖鲁人咀嚼小木块，用这种象征性的动作来软化他要去向之买牛的人的心，或者软化他希望作为妻子的妇女的心。东非的奥比人把坟墓中的骨灰、血和骨头打在结里，用这种方法把敌人带进坟墓。贡德人用战争之神的铁箭穿击盛着米的筐子。假如它直立着，他就认为战争将继续；假如它倒下了，那么他就认为冲突也就应当结束了。当他折磨祭地神的人牺牲的时候，假如看到他们流出大量的眼泪，他就高兴起来，因为这些眼泪意味着降到他的土地上的大量的雨。在这里，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始部落象征性魔法的鲜明例证，然而仍然保留在欧洲的迷信完全可以和它们相匹敌。

德国农民惊人天真地相信，假如狗看着地狂吠，这就预示死亡；假如它向上瞧，这就意味着疾病痊愈了。按照在欧洲普遍流传的迷信，在临死人的房间里，应当打开锁，拉开门闩，以便不阻挡他的灵魂。黑森州的小伙子认为，假如在口袋里带一顶姑娘的帽子——驱逐成年的象征性的方法，他就能够逃避兵役。现代的塞尔维亚人连跳带唱地带领着用树叶和花打扮起来的小姑娘，并向她的茶杯里倒水，为的是求雨。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海员们有时以口哨吹风，但是他们一般地不喜欢海上的口哨声，因为它会唤起呼啸的风。英格兰康沃尔的居民说，鱼应当从尾到头地吃，为的是引其他的鱼游向岸来，因为假如用不正确的方法吃它们，那么鱼就从岸边转回去了。被刀切伤的人，应当用油脂擦刀，到刀干的时候，伤口也就长好了。这是从那个在药典中能够发现相应油膏处方的时期保留下来的遗留。

应当记住，不管哪一个国家，这些概念都是按照特定的智力规律自然产生的，它们决定于联想的原则。我们能够完全理解这种联想的机械性，虽然我们否定这种联想的实际结果。我们可以再次以目光锐利、极为明智的齐斯切尔费里德伯爵为例，以便理解愚钝。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说，国王病了，人民普遍地等待着疾病的不祥的结果，因为托乌艾尔的最老的与国王同庚的狮子刚刚死了。“人的智力如此愚昧而奇特”——他以感叹来说明。然而，这种思想当然既不愚昧，也不奇特，它只不过是一种根据类比的论证。这种类比的错误，知识界费了很大的力量最后才理解。但是这种类比——在这一点上毫不夸张——直到现时在五分之四的人类眼中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

那些已经系统化为伪科学的魔法术的研究，发现了其中同样的基本原则。根据遇到的野兽来占卜和预言的技术，是为巴西的图皮人和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这样一些部落所熟悉的，而通过古代文明，他们又被较高阶段的部族所继承。毛利人提供了这种预言规程的例证。假如在会议时猫头鹰叫，他们认为是不祥的征兆；恰恰相反，当召开军事会议时，大鹰在头顶上飞翔，会议就会受到胜利希望的鼓舞。鸟儿从战争牺牲向右飞，假如部落的村庄就坐落在这一边，那就顺利；但是，假如鸟儿飞向敌人的方面，战争就将失败。假如把这和鞑靼人的观点加以比较，那么很明显，它们是同一种思想根源。在鞑靼人看来，一种小品种的猫头鹰的叫声好像是灾祸的声音，即使是带来幸福的白猫头鹰。在所有的鸟中，对于他们来说最能预言的是白鹰：卡尔梅克人当看到鹰向他右边飞的时候，他就鞠躬对吉祥的预兆致谢；而看到它在左边，他就转向一旁，并等待不幸。对于旧卡拉巴尔的黑人来说恰好一样，大翠鸟的叫声预示吉或凶，看他是从右边还是从左边听到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左右手的显著的象征不幸同猫头鹰的凄凉叫声的联系，以及胜利跟大鹰的神速飞翔的联想。这种联想在旧欧洲使战士把猛禽作为胜利的预兆。

在跟遇到动物和人——特别是在早晨初次外出——有联系的预兆中，有同样的意味。例如斯拉夫人认为，遇到病人或老太婆是不吉利的预兆。不论何人，只要他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种事物，并且研究古代的、中世纪的和东方的与这里的规则有关的规约，就会发现，直接象征的原则可以十分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些规则的大部分，其余的部分可能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或者可能另有来源。最后，为了填补体系的空白，某些东西可能是随意想出来的（正如在那些大部分虚构中一样这大概是必然的）例如，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以乌鸦叫声为形式的预兆大概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区别；为什么鹞鹰意味着抢劫，鹳鸟意味着和睦，鹈鹕意味着慈善，驴意味着勤劳；为什么凶暴的迫害者狼可能是好的预兆，而怯懦的兔子倒是坏的预兆；为什么蜜蜂——顺民的象征——对国王来说是好的征兆，而无论赶多少次，都又飞回来的苍蝇，可能是烦扰和无耻行为的象征。

至于作为观念之基础的一般原则，如像动物可能是和它相遇的那些人的预兆，在这里是没有疑问的。德国农民们说，同羊群相遇是吉利的预兆，跟猪群相遇则是不吉利的预兆。康沃尔的矿工，假如在去矿井的路上遇到老太婆或家兔，他就恐惧地躲开，他们到现时为止还保留着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是古代蒙昧状态的如此真正的遗留，就像从古墓中掘出的石器一样。

关于被许多部落妄归为神鬼之干预的梦的学说，与其说是属于魔法，不如说是属于宗教。在这里，圆梦，即从那些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梦中求出预兆来的技术，就摆在了我们面前。选取《圣经》中引用的约瑟关于麦捆，关于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关于酒和装着面包的篮子，关于瘦的和肥的乳牛，关于空的和实的穗的梦的细节和解释（《创世记》Ⅹ Ⅹ Ⅹ Ⅶ Ⅺ Ⅻ），作为类似神秘解释的基本原则的例证，是再好没有的了。对梦中所见作出这种象征性解释的圆梦，也是为原始部落所共认的。

人们说，整个澳大利亚部落由于一个土著在梦中看到了一只著名品种的猫头鹰，而他们的智者解释说，这个梦预示着另一部落的进犯，于是就转移了。赋予梦以巨大意义的堪察加人，把一种专门的意义妄加到梦中的某些事物身上，例如，梦见虱子或狗，意味着俄国旅客来访。

祖鲁人，由于从经验得知，预期梦之直接无误的实现是如此错误，就趋于另一极端，但仍然相信梦的预言性。假如在某人生病的情况卜，他们在梦中看到病人死了，他的东西都被扔了，人们哀号哭诉着把他埋葬，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在梦中见到了他的死，可见他就不死了。”假如他们在梦中见到婚礼的舞蹈。那么这就是送殡的标志。毛利人同样认为，在梦中见到亲属濒临死亡，那就是恢复健康；而见到他健康，那就是要死了。由此看来，上述两个部族的人遵循着我们的祖先所遵守的同一条颠倒的逻辑路线，制定了一条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梦总是说反话”。

图为一组等候语预言之鸟的叫声的达雅克人。

你通览一遍古代、东方和现代的长长的民间占梦规则表，就失掉了揭示它们所有变化的原始意义的希望。其中的许多是建立在一些暗示上的，这些暗示在当时是容易理解的，然而现在却暧昧不明。伊斯兰教把关于鸡蛋的梦解释为关于妇女的梦。因为按照穆罕默德的格言，妇女被比作藏在窝中的鸡蛋，关于鸡蛋的梦之伊斯兰教的解释。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范例，即占梦的规则可能建立在一种间接的联想上，假如只是偶然地没有保留下关于这些联想的契机，那么就不可能把这些联想解释明白。显然，许多圆梦的规则用来简单地充作预兆和跟预兆相同的东西。照例是失败的。例如，能否猜想，为什么梦见烤肉就意味着这个见过的人将是造谣者。或者为什么在梦中笑就预告着困难情况，或弹奏钢琴意味着亲属的死亡？

然而。更妙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非常特殊的，甚至是显然荒谬的圆梦逻辑。只能认为，那种行为对预言之梦的信仰之基础的象征。有利于那些提供显著意义的圆梦规则的保留和创新。拿伊斯兰教的信念来说，梦见某种白的，绿的东西或水，是好的预兆。而梦见黑的。红的东西或火，就是不好的预兆；棕榈意味着阿拉伯人，而孔雀意味着国王；谁在梦中吃星星，谁就将成为某一大人物的同桌之人。我们看一看阿特米多鲁斯的《解梦》中所包含的古代规则，我们把中世纪的规约直到那些还是女仆们在市场上的小书摊上买来的占梦书拿来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古代的规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保留着，并且所有这些规则有一半还保留着它的原始的神秘意义。它们或者是建立在正面解释（大部分）的原则上，或者是建立在反面解释的原则上。

图为古罗马的内脏占卜法。

恶臭意味着不愉快的事，而洗手意味着解脱烦恼。拥抱某一个最爱的人，就是非常幸福的预兆。东西断掉了是意味着旅行。梦中哭泣意味着将要快乐，而梦中掉牙，意味着失掉朋友。谁在梦中看见从他身上抽掉了肋骨，谁就很快看见他的妻子死亡。追逐蜜蜂，意味着将要获利。梦中结婚，意味着亲属中有人死亡。谁看见许多母鸡在一起，谁就将嫉妒而抱怨。谁被蛇追逐，谁就要提防恶妇。梦见死，是将幸福而长寿游水和徒步涉水，好，只是要头在水面上。梦中过桥。意味着您要保留好的位置，以便找到更好的位置；而梦见龙，意味着您将见到贵人——您的长官或某位官吏。

内脏占卜法（根据内脏来算卦）是文化落后民族，主要是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和各种亚细亚部落所固有的。有关于它在秘鲁印加人中应用的叙述。伯顿船长关于中亚的故事，显然完全阐明了它的象征性的原则。他描述“姆汗加”或巫师，说他杀死并撕裂一只母鸡，观察它的内脏，就知道神的判定。假如翅膀周围出现黑色或损伤，这就是预告儿女或亲属的背叛。脊椎骨显示母亲或祖母的罪行，尾巴表明妻子的过失等。在这种技术于社会事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的古代罗马，当发现牺牲的肝脏是加倍大的时候，按照占卜者对奥古斯丁所作的具有双重权力的预言，同样的解释方法就用来作为关于奥古斯丁的预言的见证。从那时起，内脏占卜法跟所有其他的魔法比较起来，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停止采用了。但是，直到现在还可以在勃兰登堡指出它的具有特征性的遗留。这里的农民们，杀猪以后，观察它的内脏。他们认为，翻倒过来的脾也预言着另一种的灾变：在同一年里，正是在这个家庭中有人死亡。

骨卜技术可以和内脏占卜法并列。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把豪猪的扁骨放在火上，按照它的花纹来判断，能否猎获豪猪。在这里，那种叫作斯加普里曼奇亚或奥莫普拉托斯柯匹亚的用肩胛骨占卜的方法是主要的方法。这种跟古代中国借助龟甲裂纹来占卜的方法有联系的方法，在蒙古特别流行，它在蒙古从古代就存在，可能从那里就又传播到所有发现使用这种方法的其他国家。从附有插图的帕拉斯的可靠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占卜的简单的象征。把肩胛骨拿到火上，直到它按各种不同的方向裂开，然后，骨上的那道长裂痕就被看作是“生命之路”，而向右方和向左方的横裂痕就是各种不同的好的或坏的预兆的标志。假如只是要求关于某一特定事件的预言，那么纵的裂痕就表示事情顺利，而横的裂痕就表示困难。白色的符号预言多雪，黑色的符号则预言适度的风等。

要在现代欧洲寻找这种原始的占卜，最好是到英国。英语中甚至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它按照字面的意思是：“照肩胛骨读。”在爱尔兰，凯姆坚砂记载了占卜：占卜时，透过公绵羊的肩胛骨来看，为的是发现预言死亡的黑斑点，而德雷顿在其《波里奥比翁》中这样颂扬这种技术：

他们借助从右侧分解下的羊肩知道未来前途，

他们把羊肩按常法去煮，同时剥露出肩胛骨；

巫师拿起肩胛骨来仔细端详，

他预言遥远的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就像早就过去的事情一样。

手相术，或观指术（按手掌占卜）显然与此非常相似，虽然它跟占星术也是交错在一起的。它曾经在古代的希腊和意大利兴盛过，而在印度仍然盛行。在印度，“这已写在我的手掌上”这句话是用来表现命中注定的常用方法。手相术按照手掌的线条来探求“幸福线”和“生命线”，在土星丘上的交叉点中寻找不幸的原因，按照指甲上的黑点来预言忧伤和死亡，最后，是用尽这种幼稚可笑的象征手段，用一切最为荒谬的细节来补充它的体系。这种技术，不只在吉普赛人的一些幸福预言家们中间，而且也在所谓“上等社会”中间有其最新的崇拜者。

因此，在魔法技术中，某种程度上的直接联想就常常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例如，当新西兰的巫师从他那些占卜棒如何落倒（好像是由神灵操纵）中来寻求预兆时，假如代表他本身的部落的那根卜棒落在那根代表敌人的卜棒的上端，他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是好的预兆；反之，就认为是不祥的预兆。祖鲁人的巫师们用他们的魔杖继续进行这类的练习。魔杖扬起表示肯定的回答，跌落表示否定的回答。把它们抛到病人的头上、肚子上或其他患病的部分，以便确定病的部位，并且知道能够治好病的医生住在哪个方向。当类似技术在古代旧世界应用的时候，答案是由或前或后、或右或左地倒下的小棍作出的。自然，这里看作是鬼神的干预。

当这同一类的方法发展起来并复杂化的时候，当然，方式也就必定受到随机应变的补充。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上述跟赌博有关的占卜术中。在牌卜（用纸牌来占卜）中，表现了某些规则的某种独特的意义，例如，两张女王牌表示友谊，而四张则表示谣言；心形纸牌的“Ｊ”预言家族中将出现一位有益的勇敢的年轻人，这种“Ｊ”厂牌落下时不是在上面而是在下面，那么这后一种假设就不能成立了。当然，一副纸牌能作出如此较为明确解释的，数目有限。其余的，例如像红菱形纸牌之“7”表示中彩得奖，而同花样纸牌之“9”，表示意外的旅行，则纯属任意虚构。

最好的一批占卜工具可以揭示另外的原则。在东南亚，克伦人在举行葬仪时，用线悬挂手镯或金属戒指于铜酒杯上，死者的亲属一个接一个地前来用竹片敲击酒杯的杯沿。当死者最爱的亲属触及酒杯时，死者的灵魂若真是用燃拉线绳作答，那么戒指就应当落入酒杯里，或者最低限度是要碰着它。在距中亚较近的印度东北角，在博多部落和迪马尔人中，念咒者应当知道，是哪位神灵进入病人体内想用疾病来惩罚他的某种不信神的行为。为了了解这一点，他在病人周围的地上铺放13片代表神的植物叶子，手握一个用绳系在病人手指上的摆锤。认为与当前有关的神，会被念咒者对他现身的祈祷所感动，使摆锤顺着代表他的那片植物叶的方向摆动。

这些神秘的方法（我们先把这些部落如何学会这些方法的问题放在一边）是古代指卜术的粗略形式。这种指卜术的有趣范例，我们可以在关于咒术者巴特利茨和希拉利的诉讼故事中看到；他们想靠这种方法知道谁该接替皇帝维伦兹。顺着圆桌边缘按字母表布置好字母，一边祈祷并举行神秘的仪式，一边把用线系起的戒指悬在字母上面。戒指在一定的字母前面摆动或停止，那就想必是神的回答。指卜在欧洲下降为了解几点钟的技术。为了了解时间，手中握一根系有戒指的线绳，悬在玻璃杯内，直到这个戒指在没有人的自觉帮助下而开始摆动并击出钟点。斯考特（Schott）神父在他的《医学珍品》（1662）中以可称赞的谨慎态度不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恶魔的作用。它在儿童的游戏中仍然残存在我们中间，然而我们是“非魔法家”，我们可以从小仪器学到一些东西。这种仪器神奇地表现了看不出动作的效果。“操作员”迅速地给它以轻微的推动，直到它蓄积了相当多的振动，就像通过非常柔和的牵引十分适时地敲响教堂的钟一样，他推动——虽然是不自觉地，并且直接摇摆，“操作员”的眼睛闭上了，靠仪器的工作来表示，而这双眼睛将要在丧失了直接动力时寻找失误。

奇妙的卜杖具有一种当有水、矿石、宝物或小偷在场时旋转的奇怪能力。卜杖的这种动作，或者是跟狡猾的欺骗有关，或者是跟那种对这根卜杖的运用方面不自觉的指挥有关。这种卜杖在欧洲大陆仍然采用，有些地方还把它藏在新生儿的衣服里，为的是用这种方法使它获得巨大的效验。为了结束关于这一类占卜工具的介绍，还需要提到其中的一种，它的动作同样决定于占卜者的巧遇和指挥。这是最普通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神裁判法的一种，这就是所谓的祈神占卜法，或者像在《赫迪布拉斯》中所称它的“筛子和剪刀之神喻，它推确地旋转，像那天界的球体”。把一个筛子悬挂起来，或系在绳子上，或挂在插于它边缘上的剪刀的刃上，好像具有这样的能力：当遇到小偷的名字的时候，就旋转、摇晃或掉下来；为了另外的目的，它也作类似的表示。现在也常采用的那种借助《圣经》和在中心上旋转的铜匙的基督教的“神判”，是这种古代仪式的变体，利用这种方法——诵读第49首圣歌，是揭露小偷的最好的手段。当读到诗句“见到小偷，你就同他和解”时，这个设备就应当转向犯罪者。

迈斯特尔伯爵以其自己的偏见歪曲事实，他说毫无疑问，占星术跟最为重要的真理有联系，而这些真理，作为无用的或有害的东西被我们抛弃了，或者我们不能在其新的外壳中来鉴别它们。对于这一课题的健康讨论，很快就认为相反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这相反的意见即占星术是建基在最深的谬误上。这种谬误表现在这一点上：它把表面的、只是想象之中的类似当作了实际的联系。按其对人类的巨大不良影响来说，占星术在不久以前仍然是哲学的重要一支，在神秘学中有权占据最高地位。虽然它那关于灵魂，或者关于天体神灵的诸基本原则之一是植根于蒙昧生活的深处，它仍然属于文化的极低水平。但是，这种占星术的论断的范例就是毛利人，而毛利人和在帕拉切尔苏斯或阿格里巴所能见到的是有某种相似之处。没有根据怀疑，在我们面前的是土著思想的完全独创的产物。假若新西兰的“堡”被围时，金星在月亮附近，很自然，当地土著就把这两个星球想象为敌人和寨堡。假若行星处在上面，就意味着敌人占上风；假若在下面，当地的居民就将能够战胜敌人。

占星术的古代史是晦暗不明的，但是它的大发展和系统而细密的研究，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纪文明民族的事业。可以假定，它的大部分规则业已丧失其逻辑意义，或者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意义，但是许多其他规则的起源直到现在仍很清楚。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直接象征为基础的。把太阳和黄金、葵花和白芍联系起来，把太阳和报晓的公鸡联系起来，把太阳和那些像狮子、公牛那样的动物联系起来，而把月亮和银于，和变色龙，和那人们以为每月生出一条分枝的棕搁联系起来的规则就是如此。在算命的主要原则中，在关于《阿森丹特》的概念中，直接的象征是很明显的。按照《阿森丹特》，人们认为婴儿降生时的东方天空跟婴儿有联系，并且预示着他以后的生活。

流传着下述的古代故事。有一天，两个弟兄同时病了，希波克拉底医师就从这种巧合中得出了结论：他们俩是双生子。但是占星家波西多尼解答说，他们两个是在一个星座下很快诞生的。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无论是这个或另一个结论，可能在蒙昧人看来都是合理的。

在现代民间迷信中仍有地位的最有趣的占星术学说之一，是关于自然界的兴衰跟月亮的周期之间存在感应的学说。在古代的书面指示中我们发现下列的记载；在新月时把几个鸡蛋放在孵卵鸡的下面，而在月渐亏时和在过午后种树。立陶宛人的惯例是月盈时给男孩子断奶，月亏时给女孩子断奶，毫无疑问，这是为了使男孩子强壮，而让女孩子温柔。这和下面的这种情况完全一致：奥克尼群岛的居民，除了月盈时以外，反时在其他时间结婚，而另外的人们甚至要求在涨潮时举行婚礼。下面这几行诗引自图塞（Tusser）的《农事五百条》，在这组简短的诗里，清楚地表明了在个别情况下月亮的两种相反的影响：

豌豆和菜豆在月亏时播种，

谁立即播种，谁就因过早而无功；

它们随月亮而消长与共，

月亮转旺时种，豆子会长得丰盛。

直到现在为止，在英国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意见：天气与上下弦之月一起变化。尽力作符合实际的全面观测的气象学家，完全推翻了这种意见。看来，这种意见全部属于民间占星术。正像植物的生长和凋谢跟月亮的盈亏有关一样，大气的变化跟月相恰恰同样有联系。那些掌握了精确的气象表的有知识教养的人们，尚且承认这些想象的月亮规律，这一事实，就构成了智力方面的有趣的遗留因素。

在与此相似的情况下，卜星术家有一种有效的类比，这种类比纵然是错觉，他也可以把它拿来作为其规律的基础。然而他那想象科学的大部分，显然还是建基在不是物而是名称的毫无根据的随意类比之上的。星和星座的名称，标志天区和日年周期的“宫”的名称，无论它们是怎样随意编造的，对于卜星术家来说，却成了他们用来研究并认为跟人生事件有关的材料。对于星象家来说，把空中眼见的太阳轨道划分为十二宫就足够了，因为从中可以产生卜星术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这些天空的宫好像对真正地上的牡羊、牛犊、虾、狮子、处女具有实际的影响。在狮子宫下降生的婴儿将是英勇的，谁在虾宫下降生，谁就将没大出息；在宝瓶宫下降生，多半要溺死，等等。

1524年左右，欧洲在恐惧和祈祷中等待第二次洪水。据预言家说，这第二次洪水大约将在该年2月来临。当这遭劫的月份临近的时候，岸边的人们成群地移到山上；其中的某些人，为了防水淹，储备了船只，而奥利亚尔议长在图卢兹为自己建造了方舟。这次洪水是大卜星术家师且夫列尔预言的，据说，他第一个采用了我们历法中的天气的预报。他的想法有这样一个优点，这些想法直到现在仍然是有根据的：1524年2月，三颗行星想必是曾与鱼座的水纹相合。

只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卜星术家们把著名的神的名字分配给各个行星，因此，诸行星就具有了与神同名的特性。例如，水星跟旅行、商业和盗窃发生了联系，金星跟爱情有联系，火星跟战争有关，木星与力量和“健爽”有联系。在整个东方，卜星术仍然很受敬重。中世纪欧洲在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在伊朗的旅行家可以清楚地想象出来。在伊朗，波斯王整日在首都的城墙外等候着，以便星宿们许可他进人都城里去。在都城内，在星宿们定为大屠杀的日子里，鲜血简直像激流般地从理发馆流到大街上。伍特克教授说，在德国还有许多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儿童的星占和关于洗礼的证书一起精心地被保存在家庭中的大箱子里。在英国，很难找到那样守旧主义的阶段，燃而我曾有机会居住在距一位卜星术家不超过一里远的地方。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份关于星卜的认真记载，是由不列颠协会十分认真地提出的。在圣诞节前后陈列在外省书店橱窗中的一堆《查德吉耶里历书》，证明对人民的教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有一个例子，它既属于遗留，又属于占星学的理论，表现了它的思维推论的意义。这里最好的例子，可以参看1861年伦敦出版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这本书叫作《占星术手册》（扎德基尔・陶－塞〔Zadlkiel Tao-Sze〕著）。在该书的第一卷72页上，这位占星术者说：“第45页上有一幅天文图，这是一个姐姐因杀害了她的很小的弟弟而被捕的时候的天文图。我在1860年7月23日中午12时24分读报纸时，知道这个C.K.小姐因涉嫌谋杀她的弟弟而被捕。我想知道她是否有罪，就在夜间画下了这幅图。我发现月亮是在十二宫里，它清楚地象征着这个囚犯。这时月亮正处在可以移动的天宫里，在12小时之内，可以移动14°17′。因此，她的命运处在可以迅速变动之中。这些情况表明，这个囚犯很快会被释放。其次，我们又发现十二宫的尖端有一个移动的天宫，金星正处于其中，这更进一步象征很快会被释放。因此，我们作出判断，并向很多朋友宣布这个囚犯很快就要释放，不久果然被释放了。为了查看一下这个囚犯是否确实有罪，我们发现月亮处在天秤座中——天秤座象征仁慈，而且正好刚刚通过太阳和木星，这两种现象都是M.C.。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是仁慈的、有同情心的、正直的姑娘，因此，说她犯任何这类残暴的罪行，都是完全不可信的。我们说她绝对无罪，因为月亮正好由十宫出现，我们可以说，很快就能证明她的清白。”

如果这位占星术者再等几个月，就可以读到那个可怜的康斯坦斯・肯特（Constance Kent）的供词，他可能会对于“月亮处于移动之中”、“正义的平衡”、“光辉与快乐的状态”等作出不同的解释。其实作另外一种解释也不难，因为幻觉与想象很容易把他们引向无限量的新解释中去。伟大的星象学始终都是建立在这种的想象和这种的解释之上。

假如认为这里所列的事实是象征性的魔法之十分明显的范例，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问：在所有这些神异的结合体中难道没有任何同样真实和有价值的东西吗？事实证明，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几世纪都一直坚持对那样一些动作的盲目信仰，那些动作跟它们那假想的结果毫无关系，它们同样可以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解释。普林尼正是在魔法中发现了值得他特别注意的知识，“由于它是一种最虚幻的法术，当时在社会上统治了这么多世纪”。假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类方式是怎样能够不只不依赖实际事实，而且和事实相违反地存在下来？那么，显然回答这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

第一，不应忘记，神秘学不只是靠一种自身的力量而存在的。尽管魔法的方式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实际上，它们跟其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绝不是没有意义的了。所谓神圣的预言，事实上常常是灵敏的人对过去和未来的机智的猜想。占卜只是在对当前的判断上起巫师的作用，正像《神的审判》给了他宝贵的机会来审判罪人一样，罪人们的颤抖的双手和意思含糊的话语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的秘密，表现了他们对巫师揭示这种秘密的能力的无限信任。预言必须实现，于是魔法师就使牺牲者确信注定致命之术在反对他，有时可以用这种意念像用物质武器一样地杀死自己的病患者。魔法师时常一身兼有牺牲和巫师这两种角色，他在自己角色这方面具有全部宗教力量。常常作为有势力的人和总是作为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他可以施用魔法，同时又行使权力，强迫自己的左手帮助右手；时常是作为医师，当狡诈的把戏大大有助于维护他那神力的威信时，他可以用良药或毒药来协助他那关于生和死的预言。

职业巫师的存在，开始于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文化阶段。他们靠自己的魔法过活，并维护它。有人说，不论谁假若给教授们以酬金，让他们来教，三人中两方的总金额与第三方相等，那么这种学问就在我们中间找到了满意的承继人。在任何情况下，魔法的存在都借助于那种与维护它的威信有利害关系的有势力的职业的存在，绝不是依靠它的明显和以事实为根据的特性。

第二，至于明显性和明显性的根据，那就是魔法绝不以欺骗作基础，好像也很少采用公然的欺骗。巫师一般从事他那历史悠久的光荣职业时，十分虔诚，并且自始至终都多少保留着对这种职业的信仰；他同时是一个骗子和欺诈者，他把信徒的精神力量和伪善者的狡诈性结合了起来。假如神秘术纯粹是为了欺骗而想出来的，那么符合目的的单纯的虚妄荒诞就够了，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了精心炮制的系统化了的伪科学。事实上，这是真诚的，然而是错误的观点体系，这种体系是由人类的智慧通过在许多方面对我们个人的智慧来说仍然是合理的那样一些过程所研制出来的。这也就构成了它的基础。虽然事实反对它，这些事实证据也只是不久前并且是逐渐地产生了破坏作用。

对于这种体系实际作用的一般观点大致如此。成功的大部分运气必是归功于只是冒充魔法的自然方法。事情的某种运气或许仅仅由于纯偶然性而成功，就正是这样。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运气未曾成功，然而就是这一部分，职业巫师在主要借助语言的含糊不清和厚颜无耻来作法时，却没有算出来。他满口模棱两可的语句，这些语句使他有三四种可能性来反对某一种可能性。他完全能够提出一些十分难以做到的条件，以便尔后推卸责任，把没有遵守这些条件作为失败的原因。假如您想做黄金，中亚的炼金术者有方法帮助你，但是，在采用这种方法时，你三天不能想到猴子。无独有偶，英国民间迷信说，假如你的睫毛掉下来了，你把它放到大拇指上，假若在正好关键性的一瞬间没有想到狐狸尾巴，那么你就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一切。其次，假如某种预言没有应验或者没有成功，巫师总是有现成的理由来辩解。假如他预言生男孩而生了女孩子，那么，这是由于另外一个敌对的巫师的破坏，是那个巫师把男孩子变成了姑娘。当他预言好天气而结果发生暴风雨时，他就心安理得地要求大量的报酬，以便采取新的更强有力的手段。同时，他还使顾客们确信，他们为了这样的暴风雨应当向他致谢，因为假若他不玩弄魔法，暴风雨会是更加猛烈的。

假如我们把所有这些欺骗放在一边，看一下那些从事神秘科学的诚实而愚昧的人，那么我们就将发现，这些方法的失败，在我们看来是一种耻辱，在他们看来分量是比较轻的。这些失败的部分被套上了一种有伸缩性的、“稍微多点或少点”的公式，正如没有中奖的人，用他的号码是在两个中奖号码之间来安慰自己一样，或者如一个月象学的信徒得意得指教说，在某个弦月之前或之后的两三天中天气将发生变化，而他的“在这一弦月上下”的预言，对七天中的四天或六天都是适合的。部分也同样能移鉴别否定的证据，一个成功通常要胜过半打失败。甚至现在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用来指导自己的是但丁《新工具》中的著名段落：“人的智慧，当它掌握了某种原则时（或者由于共同承认和信仰这一原则，或者由于它能使人得到快乐），总是努力为它提供新支柱和证据。虽然最令人信服的大量例证和这种原则不一致，但是，它不注意它们或者轻视它们。对于这些例证，它不但不牺牲其最初结论的权威，而且抱着牢不可破的偏见迅速地搪塞和否定它们。一个在教堂里看过那些由海难后免于死亡的人们按照誓言钉上的木牌的人，对于下面这个问题——他现在承认上帝的力量吗？用另外一个问题很好地作了回答，那个问题是：‘对不顾自己的誓言，因而已经死去的那些人的记载又在何处呢？’”

象征性的魔法在中世纪和现代的一般遭遇是可悲的，却不是神秘的。一次确定了的意见，无论它多么不正确，它都可以一世纪一世纪地保持下去，因为信仰的传播，可以和它最初的合理性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像植物没有新的种子栽培而由幼芽滋生繁衍一样。

遗留的历史，就像我们所探讨过的那些民间迷信和神秘学一样，大部分是退化和衰落的历史。随着人们的智慧在发达文化的影响之下的改变，旧的习俗和看法就在新的、与它们不相合的氛围中逐渐消失，或者转变成适合它们周围的新生活的形态。似这远不是毫无例外的规律；以狭隘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可能会觉得好像完全没有这种规律。实际上，文化的巨流奔腾前进而又返回。对于某一个世纪来说是显然进步的潮流，在随后转折的情况下，就变成原地打旋，或成为停滞腐败的死水。以视野较为开阔的观点来研究人类见解的发展，有时我们就可以从回转点来按迹探求由消极体验到积极恢复的变化。任何一种信仰或习俗都可能几世纪中露出衰退的征兆，我们忽然注意到社会环境不但不压制它，反而帮助它发展。已经完全灭亡了的遗留又以那样的力量兴盛起来，这种力量令人吃惊到有害的程度。虽然这种复兴不能永远保持，虽然在意见转变的新情况下，会遭到比以前更加无情的毁灭，但是，复活了的遗留可能保持几个世纪，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组织的最里层去，甚至变成时代的典型标志和特征。

那些希望证明我们在迷惘方面比我们的祖先更聪明、更优秀的作家们，喜欢停留在中世纪的魔法历史上。他们可能以马丁・路德关于巫女们的话作借口，巫女们好像是从农民那里偷了油和鸡蛋：“我一点也不爱惜它们；我把它们全都烧了。”他们可能指向德高望重的米特尤・黑尔，他根据全体人民的智者的书函和一致的意见，在萨福克把巫女处以绞刑；他们也可以指向国王詹姆斯，人们曾经当着他的面拷问医师菲安，因为这个人靠着巫婆那筛中舰队的帮助，在国王的战舰从丹麦航行时，唤起了暴风雨来袭击它。在这些恐怖的时刻，他成了一个眼睛化脓的残废者，这就意味着给那寻求女巫的人们20先令。一个女人，身上若具有这些巫师寻求者们所说的那种魔兆，那么这就肯定是等待宣判死刑。不流血，或者不流泪，或者没有淹死在池中，这就预示了，首先经受折磨，然后受火刑。宗教改革没有治愈人类智慧的病态，因为对于魔法，清教徒是不坏不好的裁判者。天主教和新教徒彼此斗争，然而他们有效地反对了这一人类的敌人，反对了女巫，这女巫把自己出卖给撒旦，为的是骑墩布，吸儿童的血，并且在生前和死后都成为一切生物中的最恶者。

在科学的影响下。欧洲人的观点中发生了违反所有存在的信条和权威的变化。到17世纪末，令人厌恶的迷信在英国破灭了。理督德・巴科斯特狂热地努力让女巫在新英国死灰复燃。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迫害女巫逐年变得为有教养的阶级所憎恶了。虽然迫害停止得缓慢，但是最后终于无影无踪了。现在，当我们读到1860年在墨西哥卡马尔戈烧死的女生时，我们指墨西即就像指文化远为落后的国度一样。假如在英国还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情：农村居民们猜想某个穷老太婆断了乳牛的奶，或破坏了萝卜的丰收。于是就虐待她，因而吃了官司，那么我们就要议论乡村愚昧慌唐的顽固性，就要高呼必须有大量的学校教师。

图为火烧女巫（中世纪版画）。

这一些不管怎样正确，民族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述要更加前进，更加深入，以便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对魔法的信仰扼杀了舆论，对信仰魔法的统治，像梦魇一样，从13世纪到17世纪，远不是中世纪的产物，而是从遥远的原始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观点的复活。在欧洲重新传播开来的那种病，在原始社会里曾经是一种慢性病，它的长期性很难确定。魔法是蒙昧人习俗中的固定成分。在澳大利亚和南美洲，有一些原始部落，它们如此相信魔法，用它们的话说，假如对人不施魔法，也不用暴力杀死的话，人永远不会死。像澳大利亚人一样，非洲人力求知道他们死去的人，是什么样的巫师用其致亡术把他们害死了，因为血债要用血来还。关于西非，人们断言，在这里对魔法的信仰，与其说比以前某个时期买卖奴隶的价格要贵得多，不如说比生命贵得多。在东非，伯顿船长——旅行家，善于在其特写中用简洁轻细的笔画描写当地的习俗——指出，部分由于奴隶制度，部分由干妖术魔法，瓦库图部落的生活经常遭到危险，并且“无论谁，特别是老年人，连一天也没有由于火烧而生活得到保障”。他叙述说，在沿着瓦札拉莫族的领土旅行时，每通过若干英里就可以看到一些灰烬堆。它们有时是这样放的，好像父母烧在一处，旁边放着一小堆灰，这是他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其至在英属印度的某些地区，可以发现能够产生同样恐怖的思潮。一种公然的力量可以比信仰更快地把这种思潮镇压下去。

我们可以从蒙昧时代的水平按迹探求魔法在野蛮社会和古代文明社会中的经历。它在欧洲存在到10世纪，但是不很显著。顺便说一下，罗瑟和查理大帝的法律就恰好是反对那些按照魔法的告发而把一男一女置于死地的人的。在11世纪，教会的影响对迷信魔法的观念起了反对作用。然而后来，修道院中杜撰出来的传奇和假想奇迹的无耻买卖，愈来愈鼓励了对所有超自然力的有害的盲目信仰。在13世纪，残酷愚昧的宗教迫害思潮控制了整个欧洲，关于魔法的学说带着它那全部野蛮力复活了。欧洲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降低到非洲黑人的水平，在这方面，格列高利九世和英诺森八世的诏书和神圣宗教裁判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罗马教会仍负主要的罪责。对于我们来说，中世纪魔法的主要趣味在于，它在遗留论中获得了完全而确切的解释。

按照通常加罪于巫女的那些控告的详情，可以探求那种几乎是以不变的形式从野蛮时期和蒙昧时期传下来的传统。女巫们好像用她们的魔法仪式唤起暴风雨，用念咒来治愈刀伤，在荒野和山顶举行集会，她们骑着野兽在空中飞奔，变成为母猫和公猫，并且同精灵交朋友。她们好像跟尹库比和苏库比有交往，把针、棘、羽翎等刺入她们的牺牲的体内，引起疾病，让魔鬼移居到人身内，用她们的魔力和凶眼施魔法，念咒来描绘魔鬼的形象、食品和衣物。这一切都是基督教以前时代的纯粹的遗留。伯哈德・博姆斯基谈到当时的迷信时说过：“它返回到像异教徒们的迷误之中。”

两种手段，特别是常常用来反对中世纪女巫的两种手段，可以表明遗留在文化史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东方的精如此死命地害怕铁，甚至铁的名称都成了反对它们的咒语。在欧洲的迷信中，铁同样驱逐女巫和妖精，解除它们的魔力。这些创造物大概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于是新的物质对它们来说就是宿仇而有害的。女巫和铁的关系，和妖精及家神一样，属于同一范畴，铁的武器和制品使它们恐惧。为了这个目的，特别脱掉铁马掌，迄今为止，英国马厩中的一扇吉祥门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对女巫的最著名的考验之一就是泅水的考髓。人们把被控有罪的女巫捆上手脚投入深水中。假如她是无辜的，她就想必沉底；假如她是有罪的，那么她就停在水中。在后一种情况下，如《赫迪布拉斯》中所说，由于没有下沉，她就应当被绞死。国王詹姆斯，好像是懂得关于这一仪式的真正原始意义，他在其《魔怪学》中说：“显然，上帝指出了女巫那怪异的不信神的超自然的特征，因此水应当拒绝把那些抖掉洗礼圣水的人纳入自己的怀抱。”在古代德国历史中，同样的水的考验也是很著名的，这种考验的意义在于：自然界自觉地拒绝接受罪人（“假如水接受他，他就是一个无辜者——中世纪的成规云——无辜者没入水中，有罪者浮在水面”）。到了9世纪，法律才禁止这种迷信遗留的习俗。最后，我们在印度玛奴法律的成文审判考验中见到了同样水的考验。当把被审讯的人投入水中时，假如水没让他浮在水面上，那么他的誓言就是诚实可信的，因为这一印度法典无疑是根据很古的材料编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几分把握地推想，在欧洲、亚洲的民族和雅利安人部落中的这种水的考验的相似性，指明这种考验发生在非常遥远的古代。

我们将会希望，对魔法的信仰和与这种信仰必定有关的镇压冉一次出现于文明世界，那么，它们比从前更具有较为温和的形式，并将受到人道和忍耐的支持。谁若幻想由于现代消灭了对魔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就永远消失了，那么他的历史就是白读了。他还应当明白，“文化中的再现”不是一句迂腐的空话。在现代，就重新再现了一类植根于古代哲学中首先产生魔法的那层最深处的信仰和习俗。这类信仰和习俗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关亡召鬼术。

魔法和关亡召鬼术在流传的几千年中联系密切，这种联系在下列16世纪的诗中，在约翰・巴尔关于自然的“间插段”中有十分忠实的描写。在这里，对草木和家庭饲养的母鸡施行魔法，使椅子和碗悬空跳动，并让它们排成一列：

我能使他们的水井干枯，

我能灭绝他们的一草一木，

还能消灭他饲养的母鸡：

假如人们强迫我转移。

我能使椅子舞蹈，

我能让陶碗碰跳，

以至谁也不能止住它们：

只要我把手一招。

早在18世纪，人们以为由同样的智力活动而导致衰落的魔法和对妖魔的信仰已经灭亡或几乎灭亡了。但是在现时，我们不只在美国和英国可以计算出成千上万的关亡召鬼术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人具有杰出的智能。我觉得所谓“显灵”（Spiritmanifestation）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讨论其是非曲直的问题。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见解，就要了解它同事实相去多远，它经科学的评价和解释不足到何种程度，它同迷信、欺诈和纯粹恶作剧相去多远。这样研究，通过细致的观察来追求一个合乎科学的精灵，好像易于说明某些最有趣的精神现象的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打算研究关亡召鬼术的事实本身，但是以民族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是有其意义的。它表明，最新的关亡召鬼术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那些属于蒙昧人的哲学和民间迷信的观点的直接再现。这不只是简单的关于众所周知的精神和物质现象的存在问题。关亡召鬼术的传播证明：由于这些现象，那种在低级文化中繁荣，在高级文化中衰落的整个宗教学说，现在又全力地再现了。世界又充满了理性的强有力的无形的精神实体。人们又勇敢地断言，这些无形的实体直接影响着思想和物质。我们好像回到了那样的时代，当时自然科学还无力从自然系统中把这些妖魔和它们的影响驱除出去。

幽灵重新获得了它们在过去时代从原始部落水平到中世纪欧洲水平所具有的那种意义。关于怪影的故事，即这样的一些故事，其中死人的灵魂具有可见的形象，并且与活人交往，现在这些故事又重新流行了，并且在流传时具有新的细节，如“阴间之鬼”。往昔，人们生活在跟死人灵魂经常的交往之中。降神术——宗教——和中国的亡灵崇拜者可以看到，外国的野蛮人于若干世纪停留在异教信仰之后，重新又开始对他们自古以来崇敬的迷信产生同情。正像野蛮部落的巫师们，当他们的灵魂去远地旅游时，他们就处在昏睡中或梦中一样，在现代关亡召鬼术者的故事中恰恰也是如此，人们常常在他们的幽灵访问远地的时候处在失去知觉状态，他们从那里带来消息，他们在那里和活人交往。

活人和死人的魂英，戴维・斯特劳斯和卡尔・沃格特的灵魂，也像奥古斯丁和耶罗尼姆的灵魂一样，在关亡召鬼术者们中间被召唤作灵媒。正如巴斯蒂安博士所指出的，任何一位欧洲知名人士，当他有时感觉心情忧郁时，可能用这样的思想安慰自己：他的灵魂这时被召至美洲参加那里的关亡召鬼术者大会去了。50年前，马库洛博士在他的《苏格兰西部群岛记》中写到了著名的苏格兰的“第二视觉”，“实际上它经历了魔法的命运：人们一不相信它，它就不复存在了。”但是现在他最好是认为它已经在更加广阔的社分范围内并在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物质福利水平上复兴了。

在那些使得魂灵信仰复兴的影响中，我认为，占主要地位的，应当是前世纪中艾玛奴依尔・斯韦登伯格的极端万物有灵论观点对欧美的宗教思潮所产生的那种影响。这种著名的能见灵魂说跟关亡召鬼术的某些规则的关系，可以根据《基督教史》中的下列说法来判断。斯韦登伯格认为，人的精神就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在人死后仍然具有完全的人的风貌。但是，就是在活着的时候，这个精神好像也能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肉体暂时在一个地方假死，就像斯韦登伯格自己所说，他在某些场合时常做过的那样。他说：“我和所有我的亲属和朋友，国王和王子以及学者们在他们去世之后有交往，而且继续27年不间断。”并且因为预见到读过他的《新奇的故事》的许多人认为它们是虚构，他于是肯定地说：“这不是捏造，这一切他都是真正看到和听到的，并且不是灵魂处在梦时的某种特殊的状态下，而是处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我将借助万物有灵观的研究来谈谈现代关亡召鬼术的某些学说，它们的要害在万物有灵观。在这里，为了证明现代的关亡召鬼术的思想跟较旧的思想的关系，我搜集了在民族学上看是两种跟神灵交往的最著名的手段——轻轻敲击与书写，和神灵的两个最著名的“表演”——飞升和达文波特兄弟的戏法。

自然界精灵，它夜间围绕房子走，轻轻敲击着不让人安宁，它是欧洲迷信中的老相识。很久以来，人们就把一种不可理解的声音归之于精灵的活动上，而精灵多半是对付人的灵魂。现代的达雅克人、暹罗人、僧伽罗人，跟爱沙尼亚人完全一致，他们认为这种声音和动作是由精灵引起的。这些敲击声可以认为是神秘然而是无害的，就像那些在德国的施瓦比亚和法兰克尼亚于圣诞节前的斋戒期，在“小敲击者之夜”所发生的那些敲击声音一样。他们可能认为是有益的，例如，威尔士的矿工们认为，他们在地下所听到的精灵的敲打声，指示着铅和银的丰富矿脉。它们也许是纯粹烦扰者，例如，正像有一次在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当时恶魔烦扰整个到达的地区，宛如用锤子敲打墙壁，最后，它暂时被祈祷和圣水战胜了，它不承认跟一个不信神的牧师是朋友，而它却是躲藏在这个牧师的衣服下面。同样在17世纪，著名的邪神——敲击者太得沃尔塔，据格林威尔的回忆，敲门并且环绕房子“整一小时敲击军号和其他军事信号，就像其他的敲击者一样”。

大部分民间迷信把这些神秘的声音看作是死的预兆，因为敲击声既是精灵的也是人的信号或呼号。罗马人认为，这也正是死神宣告他到来的一种方法。现代民间迷信认为，敲击声和地下的隐约声是死期来临的预兆。同样还认为，将死的人用这种可怕的声音来向朋友们通知死讯。关于这两种情况的英国迷信说：“三次沉重而大声地打击病人的头，以及他的某个亲属的头或门，是他的死亡的预兆。”我们幸亏偶然有个检验的好主意，检验预兆和事件发生之间实际一致的结果。有必要以这种检验来证实下面这些惯例：一个迷信的人，他过去（而且一直是）能在“为临终病人守夜”的钟表滴答声和随之在房中发生的死亡之间发现一种联系，毫无疑问，它的根据就是对任何其他不可思议的敲击声作出恰当的预言性的解释。

1534年有一个关于精灵的故事，这个精灵回答了敲击法国奥尔良的天主教堂的问题，并且要求把埋葬在那里的市长——新教徒的妻子的尸体搬出去。但是，调查证明，这是法兰西斯派修士们的鬼把戏。按敲击次数编的字码，是关在监狱中长期陷于绝望的狱卒们的众所周知的诡计，同时证明了识字甚至在罪犯中仍然流行。在1847年当引起许多谣言的敲击声开始扰乱纽约州阿尔卡狄亚居民的平静的时候，罗切斯特市的福克斯人的家庭，现代关亡召鬼术运动的奠基者们，一方面只是仍然恢复了那种几乎已经成为完全丧失了力量的迷信的对敲击精灵的古代信仰，另一方面，跟精灵交往的现成方法就是为他们服务的。

敲击字码的序列现在十分流行。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消息”的无数样本，都出版了。大概，其中最长的就是这部著作：“《胡安尼塔，用椅子叙述的故事》，公立印刷局印，瓜德罗普岛，1853年。”在记录下来的降神者的报告中，姓名和日期常常硬说是在特殊的状态下取得的，其实思想的条理性，语言和发音在这种情况下全部都跟降神者的智能程度相当。因为这些报告大部分显然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鬼神”自称是过去的某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道德家或哲学家的情况下，关亡召鬼术者们都想出了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胡编的或虚构的鬼神可以代替上类的鬼神，并且以它们的名义作出报告。记录鬼神的方法有两类，就看是否借助物质工具。第一类方法在中国经常采用。在中国，这种方法就像其他的占卜仪式一样，大概起源于古代，这种方法就称作“扶乩”，并且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应用。当中国人想用这种方法来请问神的时候，他就派人去请职业的降神者。在神像前面摆上蜡烛和香，摆上茶水或箔钱作为祭品。在前面另一张桌上放着长方形的沙盘。书写的工具上有一“Ｖ”形的扶手，两三英尺长，尖端有一个木齿。两个人扶着这个工具，每个人握住扶手的一端，而尖端就停在沙上。用适当的祈祷和咒文敦请神明用这个工具的尖端在沙上活动，以显示它的来临。用这种方法获得答案，而后就只是解释这个答案中的某种疑难问题。这种仪式是属于哪种观点，可以从下列的事情中作出判断：当需要偷一根杏树枝来作鬼神的笔的时候，就在树干上写下宣告无罪的词句。

尽管中国和英国在宗教方面是不同的，但是两国的关亡召鬼的记录技术是一样的。显然，关亡召鬼术的小牌或小板的种类在17世纪的欧洲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可以在玩具店里买到的那种工具，是由一块７英寸长的心形小桌构成的。下面有三个支柱，其中两个底端宽，有小轮，而第三个乃是一枝铅笔，安装在小桌顶端的小孔中。把这个工具放在一张纸上，两个人把手指轻轻地放在它上面，等待着，一直到它开始动之前，当事人并不行意识地努力让它动，等待着它动并且写出对问题的答案。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借助神灵来写，但是强有力的降神者能够一个人写。降神者们认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总之，他们是被神灵所控制的。

教会史中淡到在尼西亚会议闭幕时所出现的怪异现象。在大会开始时死了两个主教：赫利桑甫和米梭尼。大会闭幕后，神父们把所有的签名记录都拿到了主教的墓上，把它们留在那里，请求签名。第二天，发现记录上签了名，并增加了下面的附记：“我们，赫利桑甫和米梭尼，赞成全圣尼西亚基督教徒总会全体神父们的意见；我们虽然离开了肉体，仍然亲手在这个记录上签了名。后来，古尔丹斯图别男爵又恢复了不用物质工具来记录神灵的方法。这位作家努力用新材料来证明所有民族关于死人灵魂的传说的真实性，这个死人的灵魂跟它的遗骸保持着联系，并且还常常降临到它们“生前”生活过的那些地方。例如，弗朗西斯一世主要是到根丹白露，而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奈特则在特里阿农周围游荡。并且，假如把白纸放在方便的地方，化为气体的精灵就用心意的力量把电流集中到纸上，这样就使纸上显出文字来。上面谈到的那位男爵在其《实证灵气学》中就有许多关于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精灵的描写。尤利乌斯・凯撒和奥占斯都好像是把他们在罗浮宫的雕像旁边的亲笔签名赠给人们；尤维纳利斯也在这时好像赠送有趣味的亲笔诗稿；艾洛依丝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用当代的法语向世人宣告，阿伯拉尔和她结合了并且很幸福；保罗二世自称是“最小的圣徒”，而吉波克拉特医师到占尔丹斯图别先生在巴黎的家中去探望他，并且给了他一个药方，不多时就治愈了他的严重的风湿病。

古代印度的文献中完全承认飞升上天的奇迹。上层持戒阶级的佛家获得了所谓“至善”力，由于这种力量，他能够飞升，能够使地走，能够使太阳停留。由于获得了这种力量，佛家就纯粹靠自己的意愿来运用这种力量，因而他的身体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佛教的史册中讲述着伽乌塔梅自己飞升的奇迹，正像其他的佛家们那样，例如，像他的先人玛伽・萨玛德那样，这位佛家能修毫无凭借地坐在空中。甚至认为没有获得“至善”力也能够飞升并在空中活动，只要处在强烈的失神状态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关于好像是印度婆罗门教徒所做到的这种行为的精彩叙述，告诉了我们蒂安那的阿波罗尼奥斯的言行属于3世纪。谈到这些婆罗门教徒时说，他们几乎离地飞起1米，同时并不是为了创造奇迹（对这类野心他们是很蔑视的），因为这种状态对于礼拜太阳的仪式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图为精灵照片的欺骗把戏被揭穿。于1862年因欺诈行为而被判罪的降神者木姆列尔的相片之一。

外国的魔法家们把关于2世纪时希腊人中的这种奇迹的回忆拿了来，正如卢奇安关于北方乐土的念咒者的滑稽故事所证明的：克列奥杰姆说：“你敢使用这种技术，但我早就比你更加不相信这类东西，我想，任何东西也不能使我相信它们；但是，当我每一次看到外国野蛮人飞行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北方乐土人——我相信了，认输了，尽管我怀疑。当我看到，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空中飞，在水上行走，自由自在而且缓慢地在火中通行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他谈话的对方说：“怎么？你真看到了北方乐土人在空中飞和在水上走吗？”他答道：“毫无疑问，他身上有生皮革做的鞋，他们经常带着它；但是，假如想一想他给我们表演的其他项目，当他降施仁爱、指出恶魔、唤起死人、使赫卡特现形和从天上摘下月亮的时候，这些事情该如何解释呢？”后来克列奥杰姆继续说，魔法师首先为愿作牺牲的人放下了4米那，然后用泥做了个爱神，并让它飞到空中去请格拉夫吉阿斯所爱的姑娘，顷刻之间，她就已经来敲门了！但是，谈话的对方对这个故事表示怀疑。他说，未必得要费事打发一块泥和某一个北方乐土人的术士去请一位姑娘，甚至月亮，因为，她为了20德拉马就会到北方乐土人那里去。此外，好像用和对鬼神完全相反的方法也可以影响她。假如这些东西听到铜铁的声音就逃走，那么基督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银子的声音就会来到他那里。

在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者扬布利科斯的言行录中就有另一个信仰神异的腾空的古代例子。叶甫纳皮说，扬布利科斯的学生们对他说，他们从他的仆人那里听说，他在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大约腾空5米多高，同时，他的身体和衣服呈现美丽的金色，祈祷完毕，他的身体恢复原状，然后，他就离开原地回到自己的门徒们之中去了。因此，他们恳求他：“神师啊，你为什么独自这样做而不让我们参观这最神妙的奇迹？”扬布利科斯一反常例地微笑着对他们说：“用这种办法来欺骗你们的人真不傻，值这是谎话。”

过了不久，新柏拉图主义者否认的那个奇迹，就成了天主教传奇的固定资产。例如，谈到圣理查尔德时说，他在做肯切尔别里斯克大主教圣艾得孟德的副牧师的时期，有一天静静地启开了礼拜堂的门，看看为什么大主教没来吃午饭，于是看到大主教高高地屈膝在空中，两手隔举向天。当大主教静静地落到地上，看到副牧师时，他抱怨妨碍了他的伟大的精神喜悦和愉快。人们仿佛看到圣菲利普・聂里在他热烈祈祷时离地数英尺，同时他脸上发出明亮的光辉。人们谈到圣依纳爵・罗耀拉时说，他在同样的情况下离地两英尺。在圣多明我、圣东斯坦、圣切列查以及其他较不著名的圣徒的言行录中，讲述着同样的关于虔诚的出家人的传奇，那些出家人不只是比喻地，而且是实在地“升起在地面之上”。

在18世纪，多姆・卡尔麦特断言，他知道一位虔诚的修道士，有时就从地面升起，并且在空中停留很久，有时还特别看到某种圣像，或听到虔诚的折祷；他还同样知道一位女修道士，她常常违反本意地离地升起相当的高度。可惜，伟大的评述家没有引出任何看到过男女修道士升在空中的见证人。假如他们只是自己想升起到空中，那么他们的故事就可以和迈斯特尔关于那个青年人的故事并列，那个青年时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空中飞翔，他开始想，好像人并不受引力法则的约束。升到空中并且在空中飞翔的幻觉并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事情，而一切宗教的出家人都特别容易产生它。

但是，在关于中魔腾空的最新故事中这样描述着，好像它的产生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在1657年，有一个叫简・勃鲁克斯的女人给一个住在希普通・马列特的活泼的12岁的孩子理查尔德・琼斯施用了魔法。人们看他升到空中，从花园的墙上30码（亦即27米左右）的高度飞过，后来人们数次在房间里见到他，同时，他的胳膊在屋子上面的横木上被拉长了，而身体处在离地面两三英尺的高度。有9个人看到他这种状态。因此，简・勃鲁克斯受到审判，并于1658年3月在亚西兹海峡被处死刑。恶魔把理查尔德这个1689年中魔的萨里升到空中又把他放下来。当他开始发作的时候，他好像突然被从椅子上揪下来并向上投，他仿佛要飞，然而人们抓住了他的手和脚，牢牢地捉住他。一个关于在莫尔辛，在萨沃耶的中魔情况的故步说，在1864年，当着大主教的面，一种无形的力量使病人在教会庭同的上空停了几秒钟或几分钟。现在的关亡召鬼术者解释说，现代某些最优秀的降神者具有这种力量，实际上是同佛教和天主教的传奇的浮升奇迹相竞争。当然，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力量被认作是神力。

与降神者有关的概念在英国首先是被达文彼特兄弟取得的；关于这两兄弟，“关亡召鬼术者们认作是降神者，同时把深铭于公众脑海中的关于他们的敌对意见，归于不真实的伦敦报纸和许多其他报纸的影响”。人们把表演者们牢固地捆起来，并把一些留在一间放有乐器的黑屋子里。结果不但可以从屋子里听到音乐的声音，而且降神者们的大礼服甚至也脱下来并转移到其他地方。当观察降神者们的时候，人们发现还像从前那样地捆着。但是，无论降神者被捆得如何紧，神灵都能从绳索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关天超自然地解除束缚的观念是非常古老的，甚至像在关于菲斯普罗齐人船上历险的故事中最机智的奥德修斯那样的权威所表现的观念：

从那牢固的船上——先前，我的手脚

被侍从用绳索紧紧捆绑，

全都一起上岸，坐在流沙之上，

吃一顿可口的晚餐。

而我靠上帝摆脱掉沉重的枷锁获得解放。

在古代英国编年史中，我们在绰号为陀斯托波什田内的别达所讲述的故事中也同样见到一个姓伊玛的人半死在战场上，被发现后做了俘虏。当他恢复健康的时候，为了防止他逃跑，人们就把他捆了起来，但是，捆他的人们刚一离开，他就又自由了。他的主人伯爵问他身上有没有像童话中所讲的那些“释放记号”。他回答说，这类的东西一点也不知道，而当他被卖给另一个主人的时候，仍然不能把他捆上。在故事中对这种奇怪力量所作的解释完全是唯灵主义的。伊玛的弟兄寻找他的尸体，发现了一具和他相像，就埋葬了他，并且按自己弟兄的意思预先做了弥撒。由于这弥撒，谁也不能够捆绑他，因此他就立刻摆脱束缚而重新解放了出来。最后，人们把伊玛送回家里，送到他如数偿还赎金的肯特郡。据说，他的故事激起了许多人的虔信，那些人从他的故事中了解了弥撒像对灵魂一样对肉体的拯救力。在苏格兰，下列的迷信在上一世纪仍然居统治地位。假如人们把疯子何领到斯－费尔兰斯基池塘去洗澡，那么到夜晚人们就把他们捆绑起来放在邻近的教堂里。假如早晨发现他们解绑了，那么就有希望痊愈了；假如在黎明他们仍然像原先一样绑着，那么痊愈就成问题了。

在蒙昧人中所玩的解绑的戏法，和我们的江湖骗子们的戏法相像。我们看到北美印第安的玩戏法者就像玩这个一样地玩普通的吸火的时候，就不能够断定，他们这个是从自己蒙昧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呢，还是从白人那里传来的。但是，主要的不是表演解绑戏法本身，而是它加入了神灵的帮助。这种观点和蒙昧人的文化十分接近。18世纪初因纽特人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克兰兹这样描述格陵兰人的安祺柯克，说他动身上天和下地狱去作神秘的旅行。他敲击片刻，又做了各种莫名其妙的装模作样的动作之后，他的一个徒弟就用皮带把他这样捆上：两手倒剪，头夹在两腿之间。屋中的全部灯火都熄灭，把窗户关闭，因为谁也不许看见他和神灵交往。谁都不应该动一动，甚至不应该搔搔痒，以便不妨碍神灵，或者如教士所说的，以便谁也不能暗中窥伺他的欺骗行为。最后，一声奇怪的声音之后，以及当巫师接见了或回拜了神灵之后，他解除了束缚，重新出现了，然而面色苍白而激动，接着就说明他的奇遇。

马特维・亚历山大维奇・卡斯特林以下列的方式讲述西伯利亚沙门僧的同类动作，他说：“在任何一种巫师的诡计中，他们都是很熟练的；他们善于用这种诡计来迷惑一群愚民，并且引起对他们自己的虔诚的信仰。“俄罗斯托木斯克州巫师的最普通的诡计之一就是玩弄下列的戏法：他们用这种戏法来使俄罗斯人和萨莫耶德人吃惊，巫师坐在一张铺在地中央的干鹿皮上。他让在场的人把他的下脚捆上，关上百叶窗，巫师就开始召唤为他服务的神灵。在黑暗的角落里突然暴露出了他们的秘密聚会。从不同的方面，从帐幕的内外发出了各种声音，同时好像听到干鹿皮上也发出了均匀的撕裂声和鼓声。在屋子里，熊在吼叫，蛇在沙沙地爬行，松鼠在跳跃。最后，这全都停止了，而在场的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表演结果。过几分钟，那位巫师就自由自在无束无缚地从外面走进了帐幕。谁也不怀疑，在帐幕中吼叫、沙沙地爬行和跳跃的，正是神灵，也就是他们把巫师从绳索中解放了出来，并通过隐蔽的途径把他领出了帐幕。

民族学和关亡召鬼术和其他类似事物的关系是这样的：除了关于这种被恶魔迷住或掌握住它、死人灵魂的预言、灵媒、这种与神灵交往、家具运动、腾空飞跃的绝对真实或绝对虚妄的问题以外，就剩下神灵信仰史了。从这种历史中可以知道，关亡召鬼术者所采用的关于神灵现象的理论属于蒙昧人的哲学。关于像神灵出现，掌握住恶魔或被恶魔迷住这些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下也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想象参加伦敦关亡召鬼会的北美印第安人。至于无形的神灵的出席，是以敲击声、动作声、口语声以及其他物理现象来表现的，对于蒙昧人来说，这些过程都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们是蒙昧人所承认的自然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如采用诵读和记录的方法，对于蒙昧人来说那将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已经是属于和他们的文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状态了。

拿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关亡召鬼术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得出下列结论：印第安的魔法师、鞑靼的巫术师、苏格兰的会见幽灵者、波士顿的降神者没同样具有那样一些信仰和知识吗？这些信仰和知识或许是最真实而重要的，然而被最近两世纪的伟大的智力变动作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抛弃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那种我们通常所夸耀的和我们所称为新启蒙的东西吗？这实际上不是知识的衰退吗？假如是这样，那么这实际上就是退化的绝妙情况，而某些民族学家们认为是某种高级文化退化之产物的这些蒙昧人，有权把这种严重的责难转向自己的责难者们，并且有权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启蒙教化从那种不得不承认是蒙昧文化的较高水平自行下降了。

对正在消亡的古代文化遗留以及已经衰亡的事物的再发现象进行类似多方面研究的时候，好像必然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很可惜，为了阐明原因，我们不得不面向没有意义的、徒劳的或者甚至是以显然有害的愚蠢为标记的已经衰亡的事物。事实上也是如此。实际上，这些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经常的根据就是可感谢的愚人。甚至当我们只是表面地触及到对象的时候，我们也将吃惊地看到愚昧、不切实际的保守思想和在为我们保留人类历史足迹（实际的功利主义毫无忌惮地把它们抛开了）方面的顽固的迷信，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蒙昧人是坚定、顽固地守旧的。谁都不能以如此坚定的虔诚态度来对待自己古代的伟大前辈和创造者。对他们来说，祖先的智慧胜过他自己从亲身实践中所取得的最鲜明的经验。我们很怜悯粗野的印第安人，他们搬出自己粗野的祖先的权威来反对文明人们的科学和经验。当中国人搬出孔夫子的金科玉律来反对现代的新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可笑。孔夫子当时就以同样崇敬的态度来对待更古的圣人，同时教育自己的学生遵守夏的礼仪，坐殷的车舆，戴周的帽子。

对于进步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科学文化，比较高层次的态度应该是：尊敬前人，但不卑躬屈膝；从过去获益，但不为了过去而牺牲现在。但是，甚至当代的文明世界，也只是学会了这种思想方法的一半；公正的研究，可以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观念和习俗中许多东西的存在，与其说是因为它好，不如说是因为它老。但是，当我们遇到有害的迷信的时候，我们掌握了这样的事实，这事实证明了迷信是蒙昧文化所特有的，是同高级文化不相容的东西，而高级文化是力图消灭它们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些迷信作斗争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任何信仰或习俗的历史本身都能够引起对它的起源的怀疑，而对起源的怀疑就变成对真实性和合理性的怀疑。米德尔顿博士发自罗马的著名书信，就引用了这类的情况。他谈到在艾菲苏从天空掉下的黛安娜的像，他的话损害了圣多明我的卡拉布里亚像的威信，这个像，按虔信宗教的传统来说，同样是来自天上。他指出，现在，在圣杨乌阿里教堂，不用火而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使血沸腾，就正像几百年前格纳茨亚的祭司们力图在霍勒斯去布隆迪宗的途中说服他那样，当时，就是在他们的教堂里通常用同样的方法煮沸树脂：

…dehinc Gnatia Lymphis,

Iratis exstructa dedit risusque jocosque;

Dum flamma sine Thura liquescere limine sacro,

Persuadere cupit: credat Judæus Apella;

Non ego.

诚然，民族学家们有时能够不无幸灾乐祸地找到把愚昧而有害的迷信化为反对他们自身的证据的可能性。此外，假如要对智力发展的规律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与其在毫无强烈现代意味的古物之中研究，倒不如研究处于火热的、充满尖锐和激烈冲突的生活中的运动变化，那样才会有实际的收益。一些道德家或政治家可能轻蔑地认为这种研究内容空洞无物，脱离实际。他要一般地探求他自己的论述方式，这种方式与那种对当代问题有偏见的谩骂是相一致的，那是一种十分实用的做法，主要是进一步确立那种他已经同意但同获得真理的途径极端相反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族学家的方针应当像－他解剖学家，他进行研究，行其说他适于研究活的对象，不如说他更适于研究死的对象。活体解剖是神经方面的工作，而且人类的调查研究者不愿意使人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因此，文化研究者自己在观察爆炸性的争论问题，或者阐明长期替代虚构的历史的时候，他是喜欢引用那如此古老的死的历史中的证据，而不愿意引用那种讨论中的证据，在那讨论中，他是和那些与他共同生活的人，同那些有强烈党派感的人在一起，而且在那里，他的判断因为个人的同情的压力而有倾向性，甚至可以不顾个人的得失。所以，他从那些或许永远也没有重大价值的事情中，或者已经失掉了一般现实意义，甚至已被人民大众忘记的事情中，常常比在现代哲学和政治的舞台上更容易、更完美地获得文化的普遍规律。

从古老的或衰亡的文化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应当只是适用于文化发展的过去阶段。假定说，在澳大利亚和英格兰，穴居时代和铁制房屋时代的智力发展规律是有差别的，那么这种假设，比起下面的那种假设来，是毫无根据的，那种假设就是：在石炭系时期的化学化合规律和现代是不同的。已经存在过的那种东西，还将存在。为了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在我们自身的发展中起着好作用或坏作用的那些规律，我们应该研究蒙昧的和古老的民族。假若需要引用那种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古代风俗和蒙昧状态的例子，那么就可以从我们所引用的材料中找到它。这样的一些例子也可以用来说明蒙昧人的关亡召鬼术和那种至今仍然深深地渗透在我们现代文明之中的宗教的关系。谁能够从这些情况以及本书将要叙述的许多其他情况中，了解现代文化和最原始的蒙昧人之间的那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那么，谁就不会再去责难那些注意和用力研究甚至最低级和最不重要的民族学事实的研究者，说他们为了满足空虚的好奇心而去浪费时间。

〇本文节选自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章，译者连树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来自原文。

〇封面为巫术现场。［图源：pinterest.com］

〇编辑：山本木子　 　〇排版：彭彭

〇审核：Y.H.／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