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一个念想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作为上海市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离上海二百七十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经在上海赫赫有名。在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还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的去处。去了，也就失掉了那个时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去，大家不深究，也不大关心，都相信既然政府送你去，总有政府的道理。不然为什么送了你去而没有送我去。虽然一批批地被送走，在总人口里终是少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留在多数里。那些人在被送走之前，多半也是这么想吧。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成为邮寄食品的来源，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可以获得食物接济。就是在这个时候，余吉利的朋友圈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作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已是1963年，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的时候，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了。

在广州探听的结果是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广州打听情况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他的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了口信。可是，一切都晚了。余吉利承认了是想去香港，想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一丝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可希望还是落了空。他被定为议论偷渡、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一类，最后处以三年劳教，先送往收容所，然后在武装押解的大卡车里，送往安徽南部的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在那个年代去白茅岭，就带着终身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到株连，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

余吉利本能地怀着一丝侥幸心情，企盼自由能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他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他还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他可以重新回家拥抱两个女儿；也许，那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也必须继续“留场”，没有一个“刑满回家”的期限。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白茅岭农场分流五队，三年后劳教期满被转到分流四队。就这样，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过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根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可以请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自己见过的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

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也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的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优雅的小教堂建筑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摘自《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