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

文：王小波 编：kuange、李强、小猪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公共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唱高调的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公共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且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再比方说，那个时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烹子献糜的易牙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王小波曾说：假设历史上有一位大智者，发现了终极真理，那我情愿到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依据这种终极真理而做价值判断。

王小波没能穿越时空，他生活的时代，智者倒是不见，庸人却仗着真理般的崇高标准四处流窜，型塑出一个个伟光正英雄形象，并且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公共道德侵入个人的精神领域，结果就是人性被狠狠地压制，甚至于泯灭。

时至今日，这样的现象仍不少见。比如西方国家盛行的白左，奉行政治正确，却无视差异和个体权利，就是王小波批判虚伪崇高的典型代表。

王小波始终站在“崇高”的对立面上，他唾弃一切虚假的道义和口号，像一个顽童一样，一一戳破那些“看起来很美”的道德气球，在人们集体膜拜崇高，报之以不合时宜的炸响。

因此，他被称作“中国的卡夫卡”，在如复一日的麻木状态中，给社会注入一针清醒剂。从80年代流行的知青怀旧，到90年代大行其道的气功，王小波无一不审视，无一不批判。甚至在他过世快20多年后，我们时代关注的平权运动、两性情感、精致利己等问题，还仍然能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找到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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