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在对西方的学习中，近代国人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谓南辕北辙，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来到广东布防，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英国人，对敌情一无所知。当时谣传洋人膝盖不能打弯儿，这谣言也不知是谁先传的，反正大家都信，于是林则徐也信。早些年见外国使臣见乾隆皇帝时不肯下跪，中国人认为他不是不愿下跪，而是洋人生下来膝盖就不能打弯儿，跪不下去。林则徐的奏折上是这样认为的，他到前线看了看，发现英国人膝盖还是能打弯，所以他就在奏折中写，英国军人的装束太紧密了，从脚脖子到大腿都被绷带打得很紧，所以膝盖不容易弯曲。有人向他建议准备几千根长竹竿，双方交战的时候拿长竹竿一捅，英国人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摔倒，而且膝盖不能打弯，一捅就站不起来了，我们就肯定赢。林则徐最初也是这个看法。我再讲一个人。打了几次败仗后，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中英两国的深层次差距，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他自己去观战。观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国军舰在水里颠簸，炮也随之颠簸，但都打得很准，威力还很大，他觉得这用的是邪术，我们要破邪术。他的方法是在在广州征集马桶，因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他还征集了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里歧视妇女，他就征集妇女卫生用品，也就是月经带。等下一次英国军来了，他就把把这些马桶、月经带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觉得把邪术一破，英军就败了。当然这根本没用。杨芳的想法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看法，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杨芳的马桶阵是有来历的，明朝时期欧洲的传教士把火炮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感到很神奇。少数民族与农民在造反的时候看到火炮，不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怎么办，于是就觉得要用最脏的东西去破除。当时认为妇女的生殖器是最脏的，所以少数民族或者农民在和官兵打仗的时候，就抓一些妇女来，衣服扒光，对着敌人的土炮。由于当时土炮技术落后，土炮有几次熄火了，所以当时的人觉得这方法还挺灵验。所以杨芳并不值得嘲笑，他反映出整体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对世界就是这么看。再说林则徐，他经过这个战斗觉得，国外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于是林则徐就违反了规定，悄悄地让一些广东的知识分子搜集了英国的各种资料，地理书，报纸，编了一些书叫做《四洲志》，他知道这是犯忌的，他就没敢公开，但后来还是传出去了。当有人质疑他为何要搜集这些资料时，林则徐说我为了“悉夷”，知己知彼。很多人就攻击他了，说你是长敌人威风，我们的华夏文化是最好的，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伦理纲常，我们就能把英国打败。于是林则徐被流放了，主张了解外国、“长敌人威风”，是林则徐的罪名之一。在前往新疆的路途中，林则徐在镇江碰到了好友魏源，他就把鸦片战争的情况对好友说了，他觉得中国要好好了解世界，于是他把他《四洲志》交给了魏源，他希望魏源来帮他完成心愿。魏源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编出了《海国图志》。这本书是当时介绍外国情况最全面的一本书，每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军事，尤其介绍这些国家的武器，轮船、军舰。按照林则徐的观念，这种做法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好，包括传统与制度什么都好，就是在武器这一点不如人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国外的武器。除了“长敌人威风”的罪名外，林则徐还有一个罪名叫“溃夷夏之防”，就是说中国人长期认为华夏和蛮夷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而林则徐则溃败了这道文化防线，换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安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罪名。当时有一个士绅叫梁廷枏，他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他写过一本书纪录鸦片战争的情况，他写的这本书热烈地赞扬了林则徐抵抗英国是如何地正确，批判了其他一些人，如耆善、杨芳。但他在最关键的一点，“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个理念他就不敢歌颂，他只敢说这是违反了正统，违反了大道的。所以在当时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海国图志》这本书。但这本书很快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二十一版，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日本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维新，应该图强。我们知道，日本恰恰是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军的道路，反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林则徐启蒙中国人的书，中国人不接受，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强大，反过来又侵略中国，这个历史的悲剧，我觉得是很值得吸取的。我们再想，究竟是杨芳那种就是坚持中国传统，哪怕战败也绝不能向狄夷学习，不能向西方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的心态是真正的爱国？为什么中国人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爱国呢？▍满汉之争
晚清总共70年，就连要不要向外国人学习使用枪炮，都耽误了20年。这个王朝太没有见识了，传统的包袱太深，觉得我是天朝上国，只能你学我，不能我学你。为什么耽误20年之后可以学了呢？这是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崛起了，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就提出来要造洋枪洋炮，这时候他们想起来当年的那本《海国图志》，于是把雪藏了20年的《海国图志》重新拿出来大量翻刻，希望官员和读书人都读这本书。曾国藩等人要造洋枪洋炮，要用枪炮来打侵略者或者镇压农民起义，这对清王朝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遇到的来自朝廷内部的阻力也是极大。为什么会有这个阻力？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了汉族，满族人比汉族人要少很多，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汉族，不让汉族人有地方大臣，有总督巡抚，军权都在满族人手中。但是太平天国的运动证明了清朝的国家军队不堪一击，镇压不下去，只好让曾国藩自己的湘军去镇压，曾国藩也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军权。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军权。我觉得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后果，客观的后果就是使清朝政府入关两百年来，汉族人第一次有了相当的权力了。洋务派要造枪炮，遇到朝廷内部的阻力有多大，我举个例子。打仗要传递信息，当时还靠马来送情报，在1868年的时候，外国已经有电报，李鸿章向朝廷申请说，要发电报。朝廷坚决反对，这是狄夷的东西，跟当年说林则徐一样，狄夷可以用，我们不能用，所以就是不让修电报。李鸿章提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反驳回去了。朝廷找了一个借口：中国讲祖宗崇拜，我们世世代代祖坟都埋在地下，而电线当时是埋在地下的，埋在地下会有电流通过，电流通过就惊动祖坟，就会使祖宗不安，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所以朝廷拒绝用电报。李鸿章后来当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到1879年，他自己没有经过朝廷同意，悄悄在天津的北洋总督衙门和天津炮台架了一些电线，通过这个电话可以指挥多少个炮台，觉得太神奇了，同时这边说话那边能听得见，这对打仗来说作用大了。他觉得很好，让其他官员来试，那些官员一试觉得确实好，最后朝廷也觉得这个好，所以1880年同意可以发电报了。从李鸿章1868年开始不断地提要求，到1880年才同意，加个电报又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带来的好处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正常的政府都知道，我跟别人打仗，不断有农民起义，不断有别人侵略我，我要指挥，传达命令，了解前方的信息，我觉得不需要一个高端民主的政府都能看出来好处来，但清政府居然经要过12年的时间的思考，最后才决定建电报。
▍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
清政府有心理障碍，觉得狄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都用了12年，你可以想其它事阻力会有多大。更大的困难来源于修铁路。李鸿章也是从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提了，一提那也就是一片反对之声，谴责他，说他是汉奸，说修铁路逢山要炸山、逢河要架桥，这会惊动地神、山神、河神，这些神灵是保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的，把这些神灵都得罪了怎么办？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修铁路会带来利益，哪儿修铁路，哪儿就发达。这也让卫道士们抓住了把柄，他们说这正好证明了铁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因为圣贤书上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铁路经过的地方，纯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说，修了铁路之后，陌生男女在闷罐子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李鸿章因为他有修电报的经验了。他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建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他挖了煤之后在唐山修了一段9.8公里长的铁路。他觉得，用这段铁路来拉煤，让大家适应一下，感受到它的好处。但李鸿章知道，欲速则不达，他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来报告一个新事物，他打奏折的时候就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有介意。李鸿章很聪明，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他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几匹骡拉一个车箱，车厢里有煤，在铁轨上拉了9.8公里，完了再卸下来。他想有个适应过程，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诞了，你修了铁轨，用骡拉着车皮。他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有钱，买不起蒸汽机车，正好唐山煤矿有个锅炉，当时没有用，他没有报告给李鸿章，他自己就把它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把它弄到铁轨上了，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了煤，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机会响，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这下朝廷知道了，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章也很狡猾，他做事总是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他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骡拉车皮。到1883年，到中法战争比较紧张的时候，李鸿章说，北洋水师需要煤，还得用蒸汽机车拉，朝廷准了这9.8公里的蒸汽机车，蒸汽机车才又重新调到铁轨上。电影《让子弹飞》用的就是这个情节，电影里的情节不是编出来的，这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是多么艰难。修铁路是对朝廷有很大好处的事情，他都不干，他觉得铁路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李鸿章做事有个特点，等机会，他知道没有一个人全力地支持他，所以他一直在等机会，等到什么时候？大家知道，1884年中法海战中，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一些帆船，让几个熟悉水性的士兵在帆船上，主要是防海盗河盗，当时水师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都是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曾左李和沿海的督抚都用自己地方的钱从英国、法国或者是德国买来现代化的军舰，组建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而且，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这几个水师不能用美国的标准，他用法国的标准。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所谓海军衙门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李鸿章也提出来说，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但清王朝拒绝了，为什么拒绝？统治者认为，我用狄夷的军舰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不得不这么做，很丢人，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中，我们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再学夷狄，建立一个我们传统没有的政府机构，坚决不同意。 这个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视，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裁撤某个机构，侵犯了官员的利益，而是新成立一个机构，给别人有当官的机会。所以在1884年马尾海战，一个福建水师被打沉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北洋水师没法增援，暴露出这些问题来。这时候左宗棠、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跟朝廷打奏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现在才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才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了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被动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说应该由中央来指挥，中央居然拒绝，我不要，我不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知道要建立一个海军衙门。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军大臣。他一上任后，李鸿章就对他说，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他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煤靠骡车，得多少骡车拉多少个月，我们这一次就用完了。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拉煤吗？跟不上的话，这些军舰在港口就等着挨打。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半对半了。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是带来好处的事，他都要经过17年，你说他还能做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实际上最后是害了他自己。可见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的阶层，导致现代文明的传播在中国异常艰难，最终酿成巨大的历史悲剧！晚清以来的夷夏之防等问题，只是1840年之后，特殊的、边缘的中国面对普遍的、借助武力扩散的西方秩序所必然产生的尴尬：一方面不得不学习器物层面的力量，一方面又拒绝器物背后的那些“普遍价值”，如法治、宪制等。这种尴尬最终还是变成了持续至今的误解：我们从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契约等重大的现实问题。迄今为止，从文化、政治、军事、外交角度，叙述近代以来“特殊”的中国与“普遍的”世界碰撞这个主题的历史学，早已流行甚久。但面对这样恢弘的题材，能从独特角度看见真问题的却很少。宪法学家王人博教授，发现了一条新路：从宪法角度看历史变迁，从历史角度看宪法演化，形成了融法与史于一体的视角，以此为基础观察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面对的真问题。因这种独具魅力的交叉眼光，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阴谋”，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但总有书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和重要的观念。王人博老师无疑属于后者。
推荐阅读：王人博教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它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用“立宪构建现代国家”这一主线重新串联，勾连起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和当前现实，有别于教科书史观。本书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体。感兴趣的朋友，可识图扫码，赞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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