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1867年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重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还能撑多久。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ZF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会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50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对他的判断，曾国藩半信半疑，但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抽心一烂”，土崩瓦解，距1867年赵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

这段史料，多年前就读到过，但当时并未引起我的关注。当对晚清这段历史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时，重读此事，不能不佩服赵烈文眼光的老辣。

回顾这段历史，清王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追求“现代”的进程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船坚炮利”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受，身处抗英前线的林则徐对此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本是克敌制胜的常识，也是寻常的治国之道，但林则徐等人却因此受到“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的严厉指责。在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近代中国，此点对清王朝能否“永延帝祚”至关重要，但清政府却迟至20年后才“半心半意”地开始仿造“洋枪洋炮”！

之所以说“半心半意”，因为这为挽救王朝造枪造炮的“洋务运动”，却遭到当时“主流”的激烈批判和极力阻挠，依然指责这是“以夷变夏”。多的不说，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
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在这种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电报之利非常直接，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如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一个“电报”都办得如此困难曲折，诸如那些“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制度变革，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了。
总是在大难之后，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才非常被动地作某些“改革”。因为非常被动，因此在“温和立宪”与“激进革命”的最后竞赛中，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胜出告终。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若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来为之佐证，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则有违史实大矣。
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其实，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线的。

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直到1906年9月1日，清廷在巨大压力下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然而，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在官僚体制改革方面，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
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所以1907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转为“激进革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当清政府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温和的立宪运动时，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
对每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人们都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这些“价值评判”，即个人的好恶更重要、更基础的，其实是认真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细心爬梳整理复杂纷繁的丝丝缕缕，慢慢解开纠结不清的环环扣扣。一句话，首先要冷静、客观分析它的“原因”。
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也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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