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国民身份的地位在政治上达到顶峰。肯尼迪总统1961年的号召象征了这种状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这十五六年，战时团结的影响犹在，冷战初期呈现出对抗态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来到美国的移民及其子女已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种族歧视正逐渐走向消失，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加强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共有一个主要体现盎格鲁一新教精神的核心文化，忠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这至少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应有形象的普遍看法，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奔向的目标。
这种美国理念的重要地位、实质和可取性，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一些强有力的运动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美国不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持这种观点的人指责此前流行的美国熔炉理念或番茄汤理念，而争辩说美国是各不相同的民族镶嵌在一起的马赛克，或一盘沙拉。先前曾承认过失败的霍瑞斯·卡伦，在1972年他90岁生日时，又反过来声称他的理论胜利了。他说：“一个观点要经过50年才取得突破而成时尚。谁也不喜欢一个闯入者，当这个闯入者打破常规时，就更是不讨人喜欢了。”克林顿总统欢呼美国人从欧洲文化统治下得到了解放。戈尔副总统对富兰克林、杰斐逊和亚当斯为美国选择的拉丁语格言“E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作了重新解释，说它的意思是“一生众”。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引证了卡伦的“多民族的民族”的说法，把这句拉丁格言解释为“一含众多”。解构主义者鼓吹提高各种亚民族的种族群体和文化群体的地位和影响。他们鼓励移民保持其原出生地的文化，给他们提供一些法定的特权（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却享受不到的特权），把美国化的主张谴责为“非美”思想。他们力促改写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把宪法上的单数美国人民改为美国“各族人民”。他们要求往美国历史补充各亚民族群体的历史，或以后者取代前者。他们贬低英语在美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鼓吹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化。他们主张在法律上承认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使之居于“美国信念”强调的个人权利之上。他们提出多文化主义理论，用以为他们的行动找依据，还鼓吹美国压倒一切的价值观应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一致。凡此种种加在一起，其效果就是要使300余年逐渐建立起来的美国特性解构，让亚民族特性代之而起。由此而起的争论涉及种族优先权、双语论、多文化主义、移民、同化、国家历史标准、英语作为语言的地位和所谓“欧洲中心论”，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在论战的一方，有美国政界、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人士加上那些为促进自己利益而奔走的亚民族群体的领导人或想当领导人的人。他们形成一个解构同盟，其中的最重要人物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行政官员、法官和教育工作者。从前，帝国和殖民政府给一些少数派群体提供资源，鼓励人们各自结成帮派，从而加强政府的分而治之的能力。而民族国家的政府则与此不同，总是力图促进其人民的团结，形成国民意识，压制亚民族群体的和地区的分立之心，全国统一用一种语言，对遵从国家规范者给予优惠。直到20世纪后期为止，美国政界领导人也大致是这样做的。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却开始采取措施，有意削弱美国人在文化上和信念上的认同，而加强种族的、文化的及其他亚民族的特性。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来解构自己所管理的人民，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美国学术界、媒体界、商界及专业界精英中一些很有分量的人士与政界人士一起从事这种活动。可是这一解构主义同盟并不包括多数美国人。一次又一次的民意测验和几次公民复决投票都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拒绝削弱美国国家特性和鼓吹亚民族特性的主张和措施。甚至是这些措施所要施惠的那些亚民族群体之中，往往也有不少人乃至多数人并不赞成这种措施。总的说来，美国人民仍然是深深爱国的，坚持美利坚民族主义，忠于美国的文化、信念和特性。因此，在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及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上，美国部分精英人士与大多数美国人民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首先，较有限的亚民族身份在全球崛起，在世界各国都引发国民身份的危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与经济全球化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大发展相关联的，这使得一些人觉得有必要寻求跨国的较小群体的身份、支持和保证。这在美国就表现为削弱国民身份的重要性。第二，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开始抬头，而20世纪后期冷战局势趋向缓解，并且于1989年突然终结，这就消除了人们重视国民身份的一大理由，为提高其他身份的地位开辟了道路。第三，民选官员以及想当民选官员的人为了在政治上吸引某些选民的选票，就鼓吹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大选以前就赞成众议员罗曼·普辛斯基就少数民族群体利益提出的立法议案，据说还鼓励少数民族就业方面的照顾措施，目的是激化民主党内部黑人与工人阶级白人之间的矛盾。第四，少数群体的领导人以及想当领导人的人自然也鼓吹这些措施，提高其群体的地位，对自己也有利。第五，政府机关担任负责职务的公务员让政府官员从一定角度解释国会的法案，使之更易于执行，并能扩大自己部门的活动范围权力和经费，促进自己的政策目标。第六，学术界、知识界、新闻界等人士当中，自由派的观点促使一些人同情他们所认为的驱逐、歧视和压迫行为受害者，感到对不起这些受害者。种族群体和妇女成为20世纪后期自由派人士关注的焦点，正如同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20世纪前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一样。对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崇拜取代了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同情。最后，也许是重要的一点是，1964-1965年在民权、选举权和移民法中正式规定，种族属性不再是国民身份的组成部分，反而使得亚民族身份合法再现。过去，种族属性是界定国民身份的关键因素时，非白人和非北欧人要对此提出挑战，就只有采取“非美利坚”方式。那时，外来移民和黑人等要使自己成为美国人，就不得不“成为白人那样的人”和“遵奉盎格鲁文化”。当种族属性不再成为问题、文化的地位被贬低以后，界定美国社会的因素大体上只有信念了，这就为少数种族确立自己的身份开辟了道路。解构主义运动在政界和知识界引起了不少争议。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评论家认为得胜的一方是解构主义者。1992年，亚瑟·施莱辛格说：“作为对盎格鲁中心论的抗议而崛起的种族意识，现在已成为崇拜对象，有可能形成一场反对那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一种共同文化’的理论的反革命。”1997年，哈佛的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宣称：“如今我们都是多文化主义者了。”可是反对这场反革命的力量迅速行动起来，有力地维护较传统的美国特性理念。政府官员和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曾经支持过种族区分的做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开始缓和甚至扭转他们的观点。出现了一些由企业家牵头的运动，要求通过公民投票取消那种照顾少数群体的“赞助行动”和取消双语教育。那种想要改写美国历史和教学大纲的企图，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学者们和教师们的反对。“9·11”事件使“美国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文化”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受到有力促进。然而，解构战并未终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应该人人权利平等，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信念？抑或相反，只不过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联合体，大家能凑在一起，是因为希望从健壮的经济和听话的政府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这场“解构战”关系到对“美国信念”语言和核心文化的重大挑战。按：本文选自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 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8页。
如何理解美国建边境墙、“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BLM）运动等等近来的美国大事件？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如何背道而行？又缘何背道而行？想要彻底理解这些问题，就要看懂美国内部的社会和文化。一本书读懂美国社会内部蕴含的至关重要的变化，推荐亨廷顿的《谁是美国人？》亨廷顿是美国顶级政治学者和国家智囊，哈佛大学博士、教授，曾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本书是其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民特性、精神内核，以及所受到的种种挑战，是亨廷顿对美国内部文化的庖丁解牛之作，也被认为是读懂美国内部社会绕不开的一本重量级著作。亨廷顿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此外，亨廷顿着力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轰动，也引来广泛的争议与评论。识图扫码，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
亨廷顿｜美国的未来是世界主义的，还是帝国性质的，抑或是民族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