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寻找超脱人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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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曾写过一个剧本，内容是表现一个有思想的人在看书，于是他写那人在读米兰·昆德拉。结果电影的合伙人一看立马说这不行，要想突出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深刻，就得写他坐在那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读陀翁的人之所以往往思想特别深刻，恰恰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从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俄罗斯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而这，是专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19世纪“苦难”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被告密，被流放，永远欠债、永远不幸，这种经历是正常人无法承受的。
世界上受过苦难的民族很多，但能写出伟大著作的却很少。因为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对苦难的思考才有意义。
正如陀翁自己所说：“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句略显得扎心的话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写照。在处理苦难时，陀翁不仅仅是人世间的记录者，更是人世间的挖掘者，因此具有特殊的深度与广度。在他的作品中，即使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或悲或喜却都呈现出鲜血淋漓般的真实。
这些丑与恶，你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不是你闭上眼假装不存在，它就消失了。
因为真实的直面人类的苦难，所以在陀翁看来抽象的概念，远远不及具体生动的人更值得我们珍惜。任何试图实现这概念的理想主义者，都不能忽视人的价值。任何试图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去实现理想的行为，都值得警惕。
比如在他的名著《罪与罚》里，男主角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一旦被揭开，一切都可以用最通俗的四个字来解释，那就是“权力欲望”。
苦难是俄罗斯民族的宿命，也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接力下一棒的则是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流放的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
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那么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
在被抛入政治的漩涡中时，索尔仁尼琴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令无数个体历经苦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
而索尔仁尼琴交出的“研究”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
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
因为《红轮》所探究的正是研究制造苦难的“根本机制”，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他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世界上的许多人，连同我们在内，依然生活他的延长线上。
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既是秉持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更是他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业。
正如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人来敲门。
……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说：对人类怀着深沉的爱的文学，最可能出现的俄罗斯。
确实如此，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更将对他的爱深入探究制造苦难的土壤之中。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这样一群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要走出苦难，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走出苦难”书单：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尔仁尼琴最重要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与《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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