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

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文：熊培云

早在两年前，我曾酝酿为这本书写一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当时我驾车回到小堡村过中秋，接下来就一路东进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约四千公里。

最难忘是过完中秋的转天夜晚，车子快到胡适先生的绩溪老家，空空荡荡的高速路上，几乎只有我一辆车在奔跑。月朗星稀，路随山转。一个人若能带着寻找的信念上路，将会是一段多么孤独而美好的旅程！

为了获得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现场感，前后花了十几天时间，我走访了赣北的一些古村落以及江苏华西村、安徽小岗村和河南南街村。一个感触是，许多地方虽然名义上仍叫“某某村”，其实与中国乡村的概念相去甚远。这也印证了我最初的想法，即真正能反映中国乡村面貌的，反而是小堡村那样后进的、不为人知的村庄。

就像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在那些明星村里你同样看不见最真实的乡村。为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立足或者回到故乡，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这次游历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比如邻县有个千年古村落，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自初唐以来的古牌楼、门楼、古街、古巷、古井、古塘和古戏台。让我留连不去的是那些有天井的古旧宅子，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竟然修了48个天井。

遗憾的是，近代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文革三次洗礼，至今只剩下26个天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已是幸运。而当我走上其中一间的木质楼梯，竟然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切似曾相识。那样的楼梯，那样的雕饰，那样的阳光，那样的气息，让我在楼梯间闭目良久，直至昔日重来，终于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楼梯时的情景。

大姑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当时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铲富填贫”时分给他们的一个大宅子。毫无疑问，这也是我在乡下偶尔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间还有个难得一见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

最难忘的是在雨天，雨水从那方四角的天空徐徐飘落。待雨水停了，各屋的女主人们开始围着天井下的水槽洗衣服。如此天造地设的便利，即使是年幼的我也会暗自赞叹，有天井的房屋好不神奇！

至于这个宅子因何换了主人，我却是一无所知。直到写这本书时，才了解到了一些浮光掠影的细节。话说土改时，这位殷姓屋主“驮了地主”（即阶级成分被定性为“地主”），于是不仅失去了房屋和土地，还丢了远在县城里的一个小铺面。

不过，虽是地主，据说也只是刚刚起步，换在今天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待被抄没了家产，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说的“地主婆”吓坏了，躲到山上，没几天就找棵树上吊了。而这“地主”虽然没被立即处决，但也很快病死了。

一年前，我和这双夫妇的一个曾孙有过一次长聊。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满面谦卑的笑容，祖上的这点恩怨在他嘴里仿佛完全是别人家的事情。而村里人谈起他们这些后人，时常眼前一亮的是其中一个做了“国家老师”，属于生活比普通农民有保障的那种。对此，这位曾孙也是羡慕不已。

而这个古宅子后来的命运，同样令人悲叹。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末，村里不少人家盖了新房，姑父他们便将这房子全部拆掉了。几年后，当其他村庄类似的古宅在古宅贩子那里卖出了好价钱，几户人家才后悔不迭。不过他们很快学会了安慰自己，说大概也卖不到几个钱吧，因为宅子里的石刻与木雕在文革时大多被毁掉了。

与此相关的新闻是，近些年在江西活跃着不少古宅贩子。他们在乡下购买古宅，通过拆解、修缮和异地重建，好的一转手能赚上百万元。而有关这些古宅的记忆自然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了。

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在这个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时代，过去是几代人盖一座房屋，守一份祖业，而现在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着换个更大的房子，将来又能有多少关于房屋的记忆留给子孙后代呢？更别说，今天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与梦想。

我听父亲说，我爷爷年轻时住的也是村里唯一一幢有天井的老宅子。可惜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暗自揣测，如果没被烧掉，我们村会不会打破零地主的记录呢？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诞，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

除此之外，那时候村子里还有很多古树。可惜它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生产队贱卖。至此，读者或许更能理解我为何会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变得絮絮叨叨。

须知，我今天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痛心不已，更是因为故乡已经所剩无几。准确说，我伤痛的不是故乡失去一棵古树，而是失去了差不多最后一棵古树，是故乡丢掉了它的历史与时间。

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对过往文明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掉，那么它也会丢掉它的未来。

几千年文明延续至二十世纪时，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穷二白，中国农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贫——这个念头在我走进胡适先生留在绩溪上庄的老宅子时尤其强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继续失去，有的甚至比过去还更严重。

文章选自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后记

熊培云老师说：“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

熊培云老师是南开大学副教授，具备历史学、法学和传播学三重知识背景，又曾任《南风窗》记者与《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坚持20多年，在学界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舆论之间架设桥梁。

记者的敏锐视角、时事评论家的犀利洞见、思想者的清明理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普shi情怀，共同铸就了熊培云老师自由、明辨、慈悲、温暖的文字风格。

有读者这样评价：“路见一熊，倾心而从。人们爱用“醍醐灌顶”，我不大清楚这四个复杂汉字的意思，于我而言，就是头顶上痒痒的，眼前很明爽。” 

为此，吃果读书力荐熊培云老师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 

• 《重新发现社会》致力于捕捉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辨析思想与主义的多重纠葛，重建国家伦理底线，扶正gong民的权益与价值，捍卫常识的尊严。本书曾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与《新周刊》年度图书奖。

• 《自由在高出》出版以来加印三十余次。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本书被誉为“一部让年轻人成为自己的启蒙书”。 

•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熊培云老师沉潜数年的心血之作。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兴衰。

• 《慈悲与玫瑰》“致敬所有孤军奋战的灵魂”，在审视自我的同时，谈人如何与社会和他者共洽？如何获得幸福感以及生之意义？如何在逆境中自处自救并成功突围？

秦晖老师：思想自由的国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恰恰恰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追求的，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突破“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建成这种“思想国”。另一方面，以实现“尽善尽美的理想”为理由去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只准我想，不准你想；既无“思想”，何谈“理想”？—— 熊培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熊培云老师无疑是这个时代清醒而明亮的声音之一。他写作，让思想既不悬浮于空，大而无当，也不让其沉没，而是让其成为每个人重新思考，找到自己的力量。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熊培云老师少量签名书，数量有限，感兴趣书友可尽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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