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晚，大约不到一百年。它最初写成“智识分子”。“智”一般是指“智力”。“智”又有“聪明”的意思，而“聪”“明”是说耳朵和眼睛的功能很好，所以“智”包括了感官和思维两方面的能力。“智”又常常和“慧”连在一起用，而“慧”则是中国文字中用来形容最高级的精神状态。可能因为最初的用字几乎是形容圣人了，地位太高，于是降下来，写成“知识分子”，“知”是“懂”，“识”是“辨别”，中国人说“某人有某方面的知识”。“分子”是“某种人”的意思。以上面的解释来看，“知识分子”好像并不是专门指某种人，因为除了智力障碍，任何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能力，但“知识分子”显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一般在中国称一个人为知识分子，是指这个人读过书，并且以书本上的知识为职业。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很多的国家里，常常有人自称知识分子来让别人景仰他。一百年前的中国，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丢掉的，因为人们认为字是神圣的。与神圣在一起的人难道还不高贵吗？因此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一般都很骄傲，一百年前他们自称“读书人”，或者被称为“士”。“士”在最早的时候是为国王或者贵族做事的人，他们起草文件，制作颂辞，甚至领兵去作战。从传统的意义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士”“读书人”的现代称呼。古代的读书人每天做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读书。以前家里的小孩子做功课的时候，一家人都要安静，不能打扰，因为这个小孩子正与神圣在一起。最有实际意义的是，一个小孩子如果记性好，又有领悟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就有可能在国家的考试中成功。如果他考中了第一级，就是“秀才”，之后再考，又考中了，就是“举人”，全国的举人可以到首都去进行最高级的“进士”考试，考中的第一名，就是“状元”。举人可以参与地方的政治事务，可以被推荐为国家的官员。状元是最荣耀的，皇帝和显要的官员会把女儿嫁给他，虽然他们的女儿不一定漂亮。孔子在公元前六世纪时就自己实行“有教无类”，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受教育，这无疑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重要开端。两千多年来，对读书人的要求是考得怎么样，而不问读书人的出身，读书的目的和结果是做政府的官员。所以说，一百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和实际的政治成为一体的，如果问他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这种问题，就好像问他们“饿了是否要吃饭”这类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那时没有“政治”、“政权”这些字，只有“天下”，天底下的大事都包括了，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意思是天底下的大事就是读书人的责任所在。这也就决定了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交接时中国发生政治革命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包括考上与没考上的，做官与没做官的，保守的与激进的，都积极投入政治。知识分子的的口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没读过书的人都来参与。胡适后来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与政治分离的倾向。这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认为不关心政治是不道德的。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是一种“道德完成”的关系。那个时代提出的“民主”，带有浓重的道德色彩，所以当方励之教授进入美国大使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取得了舆论胜利。方励之是科学家，他对道德绑架的批评，在我看来，体现了目前中国人表达出来的最高的知识素质。我不在这里讨论“道德”，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东欧意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否在道德的传统的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与专制政权有共同的地方？中国只有两个王朝限制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一个是马可·波罗去过的元朝。当时元朝的统治者蒙古人改变了考试制度，限制汉人做官，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的是蒙古人，第二等的是色目人，也就是中亚和中亚以西的人。因此马可·波罗可以做元朝的官，而汉人因为读了书无官可做，也就是不能参与政治，所以就去搞戏剧，元朝一百六十多年，有记录的剧作家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我在下面摘录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历史上，各个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我国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如果一个中国人的知识素质高于这样的分类描述，他会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吗？他会认为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君主对“士”和“读书人”的传统要求吗？
我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表明我对知识分子有明确的定义。我只是按照习惯用法，否则无法进行技术性质的叙述。“知识分子”像气体，当你用定义逼近它的时候，它散开了，是模糊的，当你退远想它的时候，它好像具体存在着。我想用“怀疑精神”来定义，可是你能肯定人类中只有一种叫“知识分子”的人才有怀疑精神吗？也许“知识分子”这个词表达的是人类对自己的精神能力的一种要求，那这就使这个词具有褒义，可是在我的经验里，无聊，褊狭，做作，也很容易在被称为或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身上找到。也许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被“知识分子”这个词困扰？我们为什么不越过“知识分子”直接讨论“人”？当“人”的问题被解决得更深入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知识分子”只是一只可以换来换去的鞋。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个人体现出来的知识素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阿城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写。
难怪谁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说：“若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很钦佩阿城，他说：“阿城是卓越的，他的才华学养是那样的杰出，一直让我钦佩”。还有著名文化人陈丹青称阿城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作家中的作家”。
阿城的文章，写世俗却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写的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让人一看就感觉“是这么回事”，细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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