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苏联终结的意义何在？
苏联终结的意义何在？
文：马勇
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多年了，苏共也不再被人们提及。一个时代悄然成为历史，在原苏联架构中近乎波澜不惊，宁静异常。
但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有关苏联解体的作品始终不断，但除极个别的作品外，大多数都在替苏联人民假悲伤，弄不清苏联终结的真意义，更不愿从苏联解体中获取有益启示。
绝大多数研究者以苏联遗产继承者自居，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假装感同身受，格外痛心，以为亡党亡国，是历史逆转；以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叶利钦是敌人。其实，这些研究可能太过于感情投入了，是代替苏联人民选择路径。
我虽然不赞成“鞋子大小脚知道”这样的比喻，但我觉得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说到底确实是一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在很长时间没有选择权，但不可能永远没有选择权。尤其是到了巨大历史关头，政治高层中的任何一派，要想获得政治合法性，都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
就此而言，苏联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比较短命的社会主义大国，一定有其道理。假如我们有机会仔细品味《倒转红轮》，金雁教授所描写的那些苏联知识人，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他们的抗争，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但凡真正研究苏联历史的人，都清楚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一点都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惋惜，因为苏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甚至不如历史上的帮会，党内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超乎历史想象，凭借这样的政治组织根本无法将一个超级大国带入现代，走向世界。
至于苏联，其体制更是毫无可取之处。
一个号称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何曾有过人民？一个号称社会主义全民公有的体制，何曾真正平等？
一个人造的统治阶级垄断了国家的全部资源、真理、话语，人民每天都生存在谎言和对未来无穷尽的期待中。久而久之，人民不再相信谎言，不再期待未来，甚至不再认为苏联的政治架构具有改良价值、改革基础。
将苏共、苏联作为研究对象，真实描述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兴亡，或许能给人们以启迪。但如果投入过多感情，代替苏联人思考，可能是表错了情，会错了意。
为了人类未来，研究苏联历史的人，应该将苏联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去研究，尽量以第三者立场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尽量忠实地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苏联兴亡史，研究一个特殊时代知识人心灵史，研究苏联终结的内因与外因，当然也可以假想苏联还在，这个世界的今天会怎样？
人类历史或许已经昭示没有永久的帝国，不管这个帝国以什么样的名义或形式；人类的历史或许正如另外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已经终结，或即将终结。
人类的理性，一定会为人类寻找到一个比较不坏的社会管理方式。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说：“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就像索尔仁尼琴，他“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
可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
而索尔仁尼琴一生创作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
《红轮》之所以在中文世界长期被低估，究其原因可能是：
◎题材特殊：
金雁与秦晖老师曾说：如果说《群岛》是对斯大林体制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上升为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深刻反思。
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这一题材，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越来越少。
◎写作、引进时间跨度大：
《红轮》是一本写了一生的书，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从1937年开始构思，直到2008年索翁逝世前夕仍在修订。
不但写作艰难，《红轮》中文版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因种种不可控的原因，从引进版权，到翻译出版，就花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以至于书籍出版时，两位译者都已撒手人寰。
◎版本零散、收集困难：
《红轮》中文版共出版三卷、16册，然而作为一部“全景”历史著作，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缺少合集，无论阅读，还是收藏，都无法收集完整的版本。
即便这套书因种种原因被低估，但因其文学与史学等多重价值，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目前也所剩无几，并且三卷散落在不同的渠道，一些渠道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