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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兵武不祥
兵武不祥
文：刘军宁
我对抓捕过程很感兴趣。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军竟然还给本·拉登举行葬礼，而且安葬仪式是按照本·拉登的宗教信仰来进行的。
对比中国人的传统，一旦抓住仇敌，恨不得碎尸万段、食肉寝皮，就是对死敌也要掘坟鞭尸，这样的事甚至在“文革”期间还发生过。连我的坟在历史上都数次遭掘，难道我就这么招人恨吗？还是您有远见，骑牛西去，不知所终，幸免于身后受辱。
再说回来，您看美方，不仅没有羞辱拉登的遗体，而且还加以清理，并裹之以白布葬于阿拉伯海。这让我想起您的一句基本被遗忘的箴言：战胜以丧礼处之。美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大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受了您的《道德经》的启发，可是，您为什么如此有远见？
老子：这不是我的远见，是我从天道中悟到的，也是天道所告诉我们的，只是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认真倾听而已。即使是战胜者也应该以举办葬礼的态度去对待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论己方的，还是敌方的。
在西方，从古希腊起就有伯利克里著名的葬礼言说，林肯的葛底斯堡言说更是彪炳千古。可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强调以葬礼的态度对待战果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却没有给后代留下哪怕是一篇像样的葬礼言说，尤其是献给无名将士的葬礼言说。有的只是，如你所说的，无数起碎尸万段、食肉寝皮、悬首城楼、掘坟鞭尸。
越是不能正确对待战争和战果的，越是饱受战争之害。中国有史以来的战祸和动武的贻害，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比。
孔子：还真是像您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被仇恨所左右的国度。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应该“战胜以丧礼处之”呢？
老子：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军事武装和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二是每个人都是天道的造物，敌友与否，他们的遗体都不应受到侮辱。第三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以葬礼来对待双方的阵亡者有助于消弭而不是激化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第四个原因，是帮助将士乃至国民尽快从嗜杀的本能与冲动中恢复理性的、人道的状态。
所以，像怒火万丈、同仇敌忾之类调动人的嗜杀本能的用词，我都是很反感的。
孔子：这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我能理解，而且十分赞成。请您再展开说说第一条。
老子：军武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建立军队和配备武装，其根本目的，不是打猎，不是伐木，而是去毁灭人的生命生活。毁灭的能力越强，这样的军武就越强大。一旦动用军武，发生战争，就会给双方造成惨痛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有一点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在战争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敌方阵亡，并兴高采烈。而我看到的是同胞和同类的阵亡。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数次的内战中，那些双方阵亡的人表面上是敌人，实际却是同胞，是同乡，是同学、是亲戚，甚至是兄弟。越是无名将士，越可能是同胞，入伍前都是平民百姓。
因此，任何战争，不论胜负，不论正义与否，都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军武的目标是要毁灭生命，一切因此被毁掉生命的，都是受害者，因此都要以葬礼待之。
所以，军事武装，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军武越强大越好，动用的越少越轻越好。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军武，但是尽量不去用，不仅不能用于敌人更不能用于民众。
喜好用军武来解决问题的做法给自己国家和民众凶险的结果。战争代价总是巨大的，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祸，其回报总是微不足道的。
孔子：您要说，谁都厌恶兵武，似乎不真实。军人当然喜欢兵武，这是他们的职业。
老子：我说的是兵武之外。但是，即便是军事将领，也不应该好战。如果将领鼓吹打仗好战，必将给政治家带来很大的压力。
如果军事将领凭借手中的武力去迫使当政者打仗，那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以，是否应该打仗开战，不是军事将领的发言权所应该包括的。
军队正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样，也是该国公民通过纳税所提供的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组织。因此，军队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受全体公民监管。
进一步说，军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组织：它是一种具有强大威力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暴力组织。军武是一个国家最有毁灭性的力量，因此要严加管控。尤其要防止它被私用。
否则，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如果军队不幸落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手中，当独裁者命令军队对外侵略或镇压人民时，军队应该勇敢地拒绝执行命令。正义的军人是值得尊敬的。这一点我以前也提到过。
孔子：我记得您以前说的，您好像特别反对“尚武”。
老子：暴力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没什么好“尚”的。尚武，在中国是个褒义词。尚武就是崇尚武力、崇尚暴力，以强权作为解决问题最有效和终极的手段。在我看来，这跟老虎龇牙没有什么差别。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尚武精神，比如法国。只是这种尚武传统，使得法国迟迟到1958年才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比英国和美国晚了百年。尚武精神在法国的遗产一直没有得到清理，比如作为建筑的凯旋门。
私下说，我对凯旋门这种建筑也是很反感的，因为它是动用杀器的象征。凯旋门始建于古罗马时期，为当时统治者炫耀战争胜利而建。而作为巴黎四大建筑之一的凯旋门本身就是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游行，巴黎，1919 年
孔子：打胜仗难道不要凯旋吗？
老子：即使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其战果也是“杀人众”的结果。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而是一件丧事。有何凯旋可言？当时拿破仑获胜了也不必炫耀，那毕竟是杀人的事。凯旋门的实质是耀武与扬威，这都是违背天道的。
孔子：眼来凯旋门背后还有政治学，听起来有道理，只怕国人们还是挺钟情凯旋门的。
老子：所以我才专门提出反对凯旋门。我反对战争与我反对强权的逻辑是一致的。在天道之下，个体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个体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劳动果实的主人。保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正是针对政府的强制权力。
如果现在的人类及其后代，要想生活在一个免于压迫与强权的世界，个人就必须有权利去拒绝强权。连干涉和有为我都反对，我当然更反对强权、暴政和战争。
事实上一切生物都喜欢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战争给一切生物带来的都是灾难。所以，如德国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这类以兵强天下者，违背众生之意志，在众人的愤怒声中一定要灭亡的。
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是专制者和制造恐怖者发动的。用来回应这种战争的战争才是正义的。仅此而已。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荒芜的社会，各种击穿道德底线的新闻的出现，人们渴望一个安全的秩序，而最大的安全是灵魂上的有所皈依，生活上有其原则。保守主义或许就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它让我们少犯错误，尤其是致命的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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