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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人而言,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牺牲或幸存

吃果读书 2022-08-2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沥泉

联合国总部前祈祷和平的雕塑


对普通人而言

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牺牲或幸存

文:沥泉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中国抗日战争随即全面爆发。


关于抗战开始的具体时间,至少有三种说法: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的“十四年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计算的“八年抗战”,以及从1941年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开始计算的“四年抗战”。


而“四年抗战”,既讽刺,却又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决定抗战开始和结局的,居然和美国对日宣战以及美国对日贸易制裁/对华援助等等因素相关。


八十多年前的“难民危机”

日本侵华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造成了远比今天欧洲声势浩大的“难民危机”。大量东北难民逃离家园,赴关内求生。
美国学者萧邦齐在《苦海求生》中,以一个“外人”的视角,描述那些难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来到故土之外的陌生的世界,在一个没有关系、只有危险与威胁的地方,成为可怜的‘客人’。”
在难民眼中,抗战是十四年,因为1931年的“九一八”后他们就已被卷入了战争。

然而,张学良的二十万东北军,在一万多日军的入侵中,未开一枪就选择了撤出东北。对国民政府来说,战争在此时并未开始,而是始于六年后。
而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民众在战争中的苦难被抹掉了,政府的功能也是缺位的——并未尽到保护民众的责任。
对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冯学荣在《日本为什么侵华》一书中,透过史料指出:日本一直有对华的温和派,在战前甚至占据了上风,“九一八事变”是一场意外的军队独走事件,日本国内对此的反对声音很大。
比如日本当时的首相犬养毅,就对军队非常不满,有传闻说他曾暗示中国军队,面对日本军方的挑衅要予以还击,还主张“把东北还给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等等。但犬养毅却最终被日本军人刺杀,其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把那凶手叫过来,我要和他辩论!”
犬养毅至死都没明白,也许在日本政府眼中,战争并未开始;可在狂热好战的军国主义者眼中,战争已经开始,战争只有暴力,没有道理,根本无从辩论。
而民众则无从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被国家机器彻底地裹挟而加入战争。在强大的军国主义势力面前,个人的善恶和良知过于渺小。这种处境被犹太思想家阿伦特总结为“平庸之恶”;但在阿伦特眼中,平庸之恶也是不可饶恕的恶。

1936年“2.28兵变”,军国主义者开始绑架日本


美国的对日贸易制裁和对华援助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呢?我们都知道,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几个月就攻陷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然而,在首都沦陷四年多后,中国政府才选择宣战,这是为什么?
原来,为了抑制日本的入侵,美国在这一年对日本发起了贸易封锁和石油禁运。尽管日本将自己视为一个复兴的强大帝国,狂热地挑战世界秩序,但在贸易封锁面前却彻底原形毕露,出现经济危机,只好铤而走险,向美国主动挑起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并对美宣战;8日,美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自此,国际法意义上的中日战争才正式开始。之前十年里战争带给民众的巨大苦难,之前四年里诸多战士的浴血奋战,在法理上居然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实既讽刺,却又十分重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誓言抗战


作为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美国在二战时GDP占全球的40%,工业占全球一半,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了150艘航母、30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和装甲车,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三分之二的军事装备和物资都是美国生产的。
所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要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可以认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道义优势,决定了它的参战将直接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
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尽管在军事上不算成功,但却因为这个明智的选择而搭上了便车,在死守中等来了日本的失败,成为了二战胜利国,进而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中。

对民众而言,战争只有牺牲和幸存


抗日战争究竟是多少年,背后揭示了一个秘密,即政府和民众对一场战争的理解是不同的。无论胜负,民众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我们讨论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失败时,必须要讲清楚一个事实——战争的胜败,意义更多在于政府,而非人民。
中国等来了最终胜利,却付出了3000万民众的伤亡,以及后来的历史动荡。曾经昂首挺胸、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吞下了战败的苦果,众多对国家忠贞的军人在天皇宣布投降时切腹自杀。
而他们被迫低头的子孙,却在一个被美国接管的日本埋头发展,迎来了经济繁荣和战后复兴,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文明的一群人。历史的吊诡之处,莫过于此。
不过,这绝非粉饰日本失败的理由,日本作家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讲述了他的父亲——一位普通的前侵华士兵的一生。
这位父亲在国家机器的强制下毫无选择,为国出征,却又被国家出卖,作为战败的“赔偿”而在苏军战俘营做苦力,这让他失去了一个肺,而日本经济的恶性通胀又让他失去了全部积蓄,堕入社会“下层的下层”。于是,他成了积极的反战者,替受害者声讨日本政府——无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这个故事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不仅因为普通人是最大的受害者,还因为普通人有着最普遍的意义。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可能所有人都会经历;一个普通人的行动,可能是所有人都会采取的行动。
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没有浪漫,没有胜利者,战争永远只有牺牲者。


台儿庄的每一寸泥土,都浸满了鲜血


伤口触目惊心。然而更可怕的是,太多人会去逃避真正的反思,他们会选择两种方式去美化下一次战争:
一是对战争的浪漫想象,将战争赋予某种或“宏大”或“神圣”的意义;二是受害者意识,针对曾经的“屈辱”,最希望的是报复甚至复仇。
当年的日本正是如此。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的日本社会有两大神话,一是“战争受害者”神话,二是“废墟上的浪漫”,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勇抵抗的受害者,领导着全亚洲的黄种人奋起反抗西方殖民主义。
这种想象建立了旧日本的国家认同,也让他们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为什么我们拒绝美化战争?因为真正的尊重与敬畏,是正视战争的丑陋和罪恶,以及它带来的创伤与苦难。我们凝视深渊,是为了让自己不会成为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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