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前沿|张小劲等：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 要】在中国语境下, 城乡差别与差序格局是政治信任的鲜明特性, 但是鲜有研究将城乡社会结构差异纳入差序政治信任研究之中。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差序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 研究发现, 城乡变量与差序政治信任存在强相关性, 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 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农村居民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别对待, 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 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 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更高, 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具备更多 31 42956 31 13721 0 0 6626 0 0:00:06 0:00:02 0:00:04 6628统色彩, 这种差异源于城乡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差异。
【关键词】差序政治信任；城乡差别；制度主义；文化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信任是联系政府与公众的重要纽带, 其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首先, 政治信任与政权合法性紧密相连, 高度的政治信任有助于政权的持续稳定;其次, 政治信任是政府治理绩效的晴雨表, 体现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最后, 政治信任构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微观基础, 高度的政治信任能够为政府提供广阔的操作空间。因此,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领域, 都极为关注政治信任问题。
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有着鲜明的特性:第一,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差序特征。李连江2004年首次提出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 即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政府层级降低而递减, 对中央的信任度最高, 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这一理论成为此后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共识性观点。第二, 中国的政治信任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高学德、翟学伟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证明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在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异。
虽然学界已经积累了较多关于这两种特性的政治信任研究, 但是鲜有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从概念属性上说, 差序格局是一种基于信任客体的层级差异, 城乡差别是一种基于信任主体的群体差异, 这两者在产生和运行机制上极有可能相互影响, 而探析清楚两者的关联, 对于提升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并进一步消除其城乡差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过程中, 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是提升民众政治信任的关键, 取得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社会条件。政治信任的建设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基于此,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意欲探析差序政治信任格局是否存在城乡差异, 这种差异具体的表现形式如何, 是遵循着怎样的产生和运行机制, 进而指出未来政治信任的发展方向。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检验政治信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还可以为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城镇化建设提供良策。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
自从李连江提出差序政治信任以来,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就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诸多学者都试图对其存在的真实性、产生的原因、扩散的机制以及政治意涵进行研究。
已有的研究表明, 差序政治信任是广泛存在的。吕书鹏根据2002—2011年亚洲民主调查的三次调查结果, 证明了差序政治信任始终存在于全国性调查样本之中。对一些亚群体的调查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差序政治信任不仅存在于大学生、农民、上访群众、城市居民当中, 也存在于政府公务员中。但遗憾的是, 无论是采用全国范围内大样本调查数据还是亚群体的调查数据, 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将政治信任的主体看作是同质化的, 缺乏将不同特征的主体进行比较的研究, 无法呈现差序政治信任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会存在性质或者程度上的差异。
目前关于差序政治信任产生原因的分析, 主要有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两种路径:一是理论推演路径。刘晖从产生政治合法性的心理机制入手, 认为决策政绩与执行政绩的分离造成政治合法性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具体来说包括权力体系设置、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政治传播等多方面原因;叶敏和彭妍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种路径对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进行了解释, 进一步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构建了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的产生机制;李连江则认为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了差序政治信任。二是实证分析路径。吕书鹏根据三次亚洲民主调查的数据, 认为信息因素、政治接触因素、文化因素等多种因素, 共同导致了差序政治信任的产生与维持;吕书鹏和肖唐镖通过实证分析, 发现民众在绩效、动机和腐败程度等方面更倾向于给予中央政府更高的评价, 从而导致了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管玥采用1000份大学生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人因素、政治制度权力结构以及压力型体制等方面探析了差序政治信任形成的原因。上述研究均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度, 对认知中国差序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共同点在于, 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信任的强相关关系出发探讨差序政治信任。但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即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一系列经济和行政体制塑造的城乡分割结构。
(二) 差序政治信任与城乡差异
学界已经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政治信任的城乡差异问题。高学德、翟学伟利用南京、重庆、天津等6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 发现制度变量比文化变量对政治信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并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别;1-27池上新和陈诚利用2010年CGSS的数据对城乡户籍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政治信任的比较研究, 发现人口流动对城乡户籍居民的政治态度呈现背反效应;谢秋山、许源源利用2010年CGSS的数据从政治信任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视角对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农业人口比非农业人口更倾向于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同时还有从政府绩效角度对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的比较研究。
遗憾的是, 上述研究并没有将基于城乡差异的政治信任进一步细化, 即关注广泛存在的差序政治信任。政治信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城乡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是政治信任差异化的根源。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在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经济收入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有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首先,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一般来说, 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 其政治效能感更强, 有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了解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 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在这方面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着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约束下, 非常住人口实际上无法参与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去。其次, 社会福利政策也影响着政治信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城市居民为重心的, 在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前, 中国农村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这些与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建设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个体对制度绩效的评估。根据李晓飞的研究, 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的原市民与新市民在政治信任方面表现一致, 与非市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 诸多政治信任研究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地位, 而经济上的差别也是城市地区区别于农村地区的首要因素。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有学者又从后物质主义的视角提出了“批判性公民”的理论, 而这种批判性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
我们可以将城乡差异看作一个从落后到现代的连续谱, 城与乡因发展程度的不同处于这一谱系的不同位置, 因而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起源也会有所不同。正如有学者对中国政治信任起源进行的探析:一方面, 持有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人群会随着现代化、民主化而逐渐减少, 其对政治信任的正面影响也会减弱;另一方面, 公众对政府治理过程与治理绩效的感知与评判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入, 公众对社会保障自由、实现公正、促进民主的评判日益成为影响其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 当代中国公众的“批判性公民”特质逐渐显现。这种政治信任起源的变化增加了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的不确定性, 有可能会对中国央强地弱的差序政治信任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权威主义价值观影响的衰落会逐渐降低中央政府的高信任;另一方面, 理性绩效的评估将逐渐提升地方政府的低信任。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处于现代化进程更前列的城市居民因享受到更好的地方治理绩效而给予地方政府相对较高的地方信任, 而传统价值观的衰落导致其对中央政府信任的相对降低;处于现代化进程后端的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央强地弱形态。简而言之, 差序政治信任与城乡差异具有相关性, 相较于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央地差异更小。
(三) 政治信任的解释路径
相较于呈现城乡之间政治信任差异的状况, 探求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对中国政府提升合法性具有更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两条路径: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制度主义路径;一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主义路径。从制度主义路径来解释, 本文所采取的狭义的政治信任是一种具体的政治支持, 它主要源于政治领域, 是人们对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评估, 其在本质上是由于公众对政府的预期或期待而产生的。这种解释路径主要从政府表现的角度来寻找政治信任的原因, 即确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政府没有能力达到公众的预期, 则会破坏公众的政治信任程度, 公众对政府制度或在任政治领导的不满都有可能导致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大量国内外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主义对政治信任的解释, 无论是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还是英国抑或中国台湾地区, 公众对国家经济状况和民生福利供应状况的评估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吕书鹏和肖唐镖从绩效、动机及腐败程度等具体因素出发解释政治信任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还有部分研究则从更为具体的视角探讨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比如取消农业税政策对差序政治信任格局的再生产机制;孟天广和杨明的研究表明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正赶上并超越经济增长, 成为公众提供政治信任的新源泉;也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社区居住环境、社区基础设施与服务情况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从文化主义路径出发, 政治信任则更多的是一种扩散的支持, 学者们对政治信任的阐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Mishler&Rose认为政治信任与人们早年生活及社会化教育中的某些因素有关;英格尔哈特则用后物质主义影响解释了发达国家政治信任水平下降的原因;此外, 还有社会信任产生政治信任说、独特民族文化说等理论。
虽然从文化主义路径出发解释政治信任的学说不够系统, 但也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即政治信任孕育于社会系统当中, 受到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阿尔蒙德和维巴、英格尔哈特、普特南等学者都通过比较研究验证了这一共识。具体到中国语境, 史天健等人通过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比较、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的比较, 证明了政治文化对塑造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影响。
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条路径来解释政治信任, 其在信任类型、生成来源、影响时间、影响程度与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制度主义视角的政治信任主要是一种基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短期行为;而文化主义视角的政治信任则是一种基于文化熏陶的长期基础性影响。但是这两种途径产生的政治信任并不矛盾, 只是因场域不同, 两种政治信任的相对影响力有所区别: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 持续走低的政治信任水平并不能从制度主义路径得到有效解释, 于是“批判性公民”理论则从文化主义路径给予了可行性解读;而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提升政治信任的首要任务是提升政府治理绩效, 只有当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持续且稳定的时候, 这种内生的短期行为才有可能转化为外生的长期文化。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在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中国城乡, 政治信任的系统性差异源于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相对影响力的不同组合:在经济发达且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 文化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相对较高;在经济欠发达且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 制度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相对较高。
三、数据来源与概念操作化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 (CSGS) 。此次调查采用传统分层多阶段抽样与GIS/GPS辅助的区域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按照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PPS,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的方式抽取概率样本。在全国抽取28个省 (市、区) 的125个县级单位, 发放问卷6000份, 完成有效问卷4068份, 应答率为67.8%, 其中城市问卷1632份, 农村问卷2657份。
(二) 概念操作化
1.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政治信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政治信任对象包含政治体制、政府机构与政治社群。有学者据此将政治信任分为三个层次: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对政府人员的信任。本文关注的核心因变量是狭义的政治信任, 即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认为政治信任涉及政治机构的绩效、胜任力与动机, 它从本质上是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态度评价以及可能带来积极结果的信心。本文主要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进行测量, 在问卷中设置了两道问题:请问您对下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答案依照李克特量表设置为“完全不可信”“相当不可信”“有点不可信”“有点可信”“相当可信”“完全可信”, 依次由高到低赋予6~1分。
2. 制度变量。
根据上文分析, 公众主要依据政府绩效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具体来说,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的效率、效能, 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管理能力。基于中国政府治理现状与已有研究, 本文对政府绩效的测量主要以公众个体层面对政府治理的回顾性和前瞻性主观评价为主, 将评价内容从经济增长扩展到公共产品供给。对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两个主因子, 分别概括为:“公共服务绩效评估”, 包括国防与外交政策、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状况、官员腐败状况、就业机会、食品安全、公共医疗与卫生服务、中小学教育;“经济发展绩效评估”, 包括“您觉得我国经济增长状况如何?”“您觉得目前我国整体经济状况怎么样?”“您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您认为五年后我国经济状况会有什么变化?”
3. 文化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 从文化主义路径解释政治信任形成机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权威主义倾向、自我中心性格、人际信任。其中权威主义倾向和自我中心性格在中国情境下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 而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则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对文化价值的测量将三个方面全部囊括, 对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之后提取三个主因子, 分别命名为“人际信任与社会资本”“自我中心性格”“权威顺从性格”。首先, “人际信任与社会资本”方面, 包括“您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相信的吗?还是与人交往要小心为妙?”“除了直系亲属, 有多少人有麻烦时会找您帮忙?”“当您有麻烦时, 能找到多少直系亲属以外的人来帮忙?”;其次, “自我中心性格”方面, 包括“为了家庭的利益, 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其次”“和他人交往时, 培养长期的交情, 比确保自己的眼前利益更重要”“为了集体的和谐, 我们应该避免和其他成员发生公开冲突”“即使和别人发生矛盾, 也应该避免正面冲突”“与人交往时, 不应该过分注重一时的利弊得失”“与人交往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要为长远打算”;最后, “权威顺从性格”方面, 包括“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仍应该照着去做”“一个人富贵贫贱, 成功失败都是命中注定的”“婆媳闹矛盾, 即使婆婆不对, 做丈夫的也应该劝妻子听婆婆的”“作为学生, 不应该质疑老师的权威”。
4. 城乡变量。
城乡变量是本文模型1-2的重要自变量, 也是模型3-6中城乡数据划分的重要依据。城乡判别通过问卷中需要调查员填写的调查所在地来定义城乡变量, 分别是“首都/大城市 (人口大于百万人) ”“地区首府/主要城市 (人口大于10万人) ”“小城镇 (人口小于10万人) ”“村落和乡下”。将前三类归为城市, 第四类归为农村。
5.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择参照以往政治信任研究, 通常这些变量对政治信任会有显著影响。具体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 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 (3) 等社会经济变量, 以及自我社会地位认同、对政治感兴趣、阅读政治新闻频率等主观感受与行为变量。
四、数据分析与讨论
(一) 模型设计与数据处理
本文意图用全国范围内大样本数据研究城乡之间的政治信任差别, 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路径对这种差异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为克服具有嵌套结构的多层数据可能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偏差, 本文选择了分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 不仅考察城乡居民个体层面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也考虑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别给公众政治信任带来的系统性偏差。本文设计了6个模型进行研究, 其中模型1、2采用全样本数据, 分别预测城乡变量与中央、地方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性, 并控制住制度变量、文化变量与其他人口统计变量, 意在呈现城乡政治信任的全貌概览;模型3-6以城乡变量作为样本划分依据, 其中模型3、4采用城市地区样本, 模型5、6采用农村地区样本, 这样的做法起到了检验制度、文化变量与城乡变量交互项显著性的作用, 意在考察城乡之间政治信任差异的形成机制。需要说明的是, 6个模型的ICC值均为0.02, 也就是说, 只有2%的变异量被省级层面的差异所解释, 而个体层面的分析结果与OLS结果相一致。由于篇幅所限, 文中只呈现HLM模型结果, 基于模型的发现与讨论主要集中于公众个体层面。
本文所用到的预测变量存在一定的缺失值问题, 有的受访者并没有完全回答问题, 就此放弃这些个案不仅可惜, 还将影响整个样本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采用基于链式方程的多重插补方法, 该方法最初由Boshuizen和Knook于1999年提出并应用于生存分析, 其区别于其他多重插补方法的特征在于不必考虑被插补变量和协变量的联合分布, 而是利用单个变量的条件分布逐一进行插补, 可以有效地纠正完全数据分析的系统偏差, 并且给出适当的标准差估计, 后文呈现的模型分析结果均是插补之后的数据分析结果。
(二) 城乡差异与政治信任
首先, 本文对城乡差异与差序政治信任的相关性进行统计检验。具体方法为用D-value代表中央信任与地方信任之差, 将D-value与城乡变量进行T检验 (如表3所示) 。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D-value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 说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民众对中央和地方信任的差异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不同。此外, 城市样本的D-value均值为0.94, 比农村样本均值1.23少了30%, 说明差序政治信任的现象在城市较为不明显。
其次, 如模型1所示, 城乡变量与中央信任呈显著负相关, 也就是说,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不信任中央政府;人口特征的系数显示, 对政治感兴趣的男性更有可能信任中央政府;在制度变量与文化变量中, 只有家庭收入绩效评估的影响不显著。如模型2所示, 城乡变量与地方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信任地方政府;人口特征的系数显示,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信任地方政府, 且共产党员和自我社会地位认同都有显著的影响;在制度变量与文化变量中, 只有自我中心性格的影响不显著。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城乡变量可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 并且其影响方向恰好相反;政治信任都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双重影响, 且制度变量的影响力要大过文化变量的影响力;从央地对比角度来说, 制度变量对地方信任的影响相对较大, 而文化变量对中央信任的影响力相对较大。
对于剖析央地两个层面的政治信任存在差异的原因, 制度变量与文化变量相对影响力的差异或可给予一些启示:文化变量对中央信任有着相对大的影响, 权威顺从性格对中央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其对地方信任的影响力, 而自我中心性格则对中央信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由此可见中央信任更多来源于一种积极的情感依赖和固有的政治文化;制度变量对地方政府信任的相对影响力较大, 三个制度变量都显著影响地方政府信任, 地方政治信任更多来源于公众的理性选择;比较人口特征系数可以发现, 地方政治信任对人口特征的要求更多, 而中央政治信任则普遍适用于大多数人。上述分析为我们从现实中寻找央强地弱的成因提供了方向:首先, 中央政府掌握着大量意识形态宣传的优势资源, 各种盛大庆典和政治会议等仪式性活动造就了“中央正确”对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影响;其次, 中国现实的央地关系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着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窘境, 变通性执行造成了政策公共性的流逝, 降低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评价;最后, 受众范围和地理距离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中央政府的宣传范围受众面广, 媒体的正面报道是公众接收中央政府信息的重要来源, 而媒体对地方政府的正面宣传范围狭窄, 并且其正面宣传效果很有可能被公众直接接触到的负面信息所破坏。
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即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存在城乡之别, 与农村居民相比,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央地差异更小。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系统性差异进行更为细化的剖析, 详细分析城乡变量的作用方向何以相反, 这种相反的作用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又有何不同。
(三) 基于城乡差异的中央政治信任
首先, 在制度变量方面, 如模型3所示, 制度变量对城市居民的中央信任影响力更大, 三个制度变量均影响显著;如模型5所示, 农村居民的中央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和经济发展绩效评估, 家庭收入绩效影响不显著。从整体上看, 治理绩效是中央政府获取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源泉。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的治理绩效;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有着较高水平的回应性和适应性, 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治理需求, 从而确保了这种高水平治理绩效的稳定态势。虽然经济发展绩效依然是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标准化系数小于公共服务绩效的系数, 这与斯通曼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即民生福利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要强于经济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为提升公众生活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以GDP增长为主导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模式也面临着转型危机, 至少在提升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方面面临着挑战。另外, 值得关注的是, 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治理绩效有着更高的要求, 其政治信任不仅来源于宏观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完善, 还来源于受益于整体经济发展导致的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一点或可用心理期望理论来解释, 城市地区在发展上已经走过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 其对中央政府的心理期待自然也会更高, 对治理绩效从宏观和公共领域扩展到了家庭和私人领域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 在文化变量方面, 如模型3和模型5所示, 权威顺从性格和自我中心性格均对城乡居民的中央政治信任影响显著。这种权威顺从性格的影响与中国固有的威权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 越具有权威顺从性格的人越有可能信任中央政府, 这与史天健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自我中心性格对中央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大,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批判性公民”理论来解释, 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涌现出比农村地区更多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批判性公民”, 他们对政府和其他权威的服从性越来越低, 对政府持一种批评和怀疑的眼光, 且会通过媒介宣传影响其他公民的观点和行为, 从而降低政治信任水平。另外, 人际信任变量对农村居民的中央信任影响显著, 但是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无法推及全体。一般来说, 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合作, 实现较高水平的治理绩效, 有利于高水平政治信任的实现;高度的政治信任又有利于高度的社会信任的建立与制度化, 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我们可以从传统与现代分野的视角去看待城乡在人际信任方面的差别, 农村的人际信任更多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特殊信任, 是一种情感认知维度上的信任;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固有的社会网络, 中国的城市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基于情感的特殊信任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而基于理性选择的普遍信任却又没有建立起来, 转型期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也显著降低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地区的人际信任。
城乡居民的中央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双重影响, 从制度与文化变量的相对影响力来看, 城市居民的中央政治信任具有转型社会的过渡性特征, 一方面高期望值导致了城市居民对治理绩效的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民众批判意识的增强和普遍信任的缺失增加了中央信任的建构难度;而农村居民的中央政治信任则仍具备明显的传统特征, 一方面农村居民对治理绩效的预期仍然局限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传统型社会特有的特殊信任也有利于建构农村居民的中央政治信任。这样的分析也部分解答了城乡变量对城乡央地政治信任作用相反的原因。
(四) 基于城乡差异的地方政治信任
首先, 相较于中央政治信任模型 (模型3和模型5) , 地方政治信任模型 (模型4和模型6) 中的三个制度变量系数全都变得显著, 其系数也变得更大, 同时公共服务绩效和家庭收入绩效的影响力超越了经济增长绩效。这说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和家庭收入增长都超过了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 这与孟天广、杨明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种更偏向于理性决策的变化可以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进行解读, 政治信任是城乡民众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换的主要社会资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完善, 中国社会逐渐由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 社会交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即由基于情感和道德约束的社会交换向基于契约精神和法律规章的社会交换转变, 随着这种交换的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 民众的心理期待也越来越体现理性人决策的色彩, 主要依靠政府的治理绩效来作出选择。
其次, 在文化变量方面, 城市居民的地方政治信任受自我中心性格和人际信任的影响显著, 而农村居民则受人际信任的影响微弱。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央政治信任模型中系数显著的权威顺从性格不再统计显著。这样的结果也验证了王正绪对中国政府的分类, 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认知的中央政府是一种“想象的政府”, 而通过日常接触从而给予评价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实际的政府”。这种“想象的政府”以执行宪法党章、政治纲领和回应民众意志为目标, 在中国单一政体结构下, 中央政府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上层, 拥有毋庸置疑的政治权威;而地方政府直接回应的是上级政府的政策指示, 在官员的理性决策中还要考虑政治升迁和特殊利益, 其政治权威自然不可与中央政府相比, 民众更倾向于将其当作执行性机构。这种角色的划分也决定了民众对两者的心理期待是不同的, 地方政府自然会承担起更多与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职能。
经上述分析我们发现, 城市居民在央地两种政治信任的产生机制上更趋一致, 受到制度和文化变量的双重均衡影响, 即城市居民将央地两类政府同等对待, 且比农村居民表现出更强的理性和批判色彩。而农村居民在央地两种政治信任的产生机制上存在明显的分殊, 文化变量对中央政治信任的影响力更大, 但这种文化的影响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影响性质不同, 更偏向于传统社会的情感依赖和权威政治文化;在地方信任方面, 由于农村地区传统社会的文化影响逐渐消失, 但是现代社会的批判性文化还没有生成, 因此地方政治信任受到治理绩效的单一影响。这与胡荣等人采用厦门地区的数据所作的研究结论一致, 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央地两类政府看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 而农村居民则将其区别对待。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前述所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 城乡变量的加入使得中国政治信任央强地弱的局面进一步复杂化。城和乡均存在央强地弱的差序政治信任, 但是其具体形态存在差异, 相较于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央强地弱的差异程度更小。具体来说, 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 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双重均衡影响, 这种状况源于城市居民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的提升;农村居民倾向于将央地两类政府区别对待, 从文化与制度变量的相对影响力来看, 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 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 农村地区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地区的现实状况导致了其政治信任形成机制更具传统社会色彩。
差序政治信任作为中国特殊的政治信任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学者从正面角度谈到其作用, 认为对地方政府的任命者 (中央政府) 的高度信任可以促使公民容忍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 差序政治信任可以有效阻止合法性危机的上移, 并限定公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目的、形式及激烈程度。其实这种正面的说法忽视了差序政治信任的消极影响, 李连江曾指出政治信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平衡分布实际上促进了农民向中央的上访行为。国外也有学者指出农民因为信任上级政府而向上寻求纠纷解决方案, 但该学者也提到这样的做法并不有益于纠纷的解决, 因为针对村干部引起的纠纷由地方政府提供而不是上级政府来提供解决方案更加具有效率性。于建嵘也提醒由于差序政治信任所导致的行为有可能伤害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进京走访的农民一开始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之高, 但是随着诉诸于中央的纠纷持续得不到解决, 中央政府在这些走访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会快速下降”。胡荣也用数据分析证实:“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 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 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差序政治信任营造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它促使公众向上级政府寻求因下级政府引发的消极事件的解决办法, 如果得以妥善解决, 则进一步强化了差序政治信任, 如果没有解决, 则也会影响上级政治信任, 长此以往则会影响中国整体政治信任, 且对政治制度化建设不利。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中国政治信任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虽然从政府治理绩效、政治社会化等方面进行改进, 可以有效缓解目前的差序政治信任局面, 但是如果忽略城乡差异, 则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向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转型。基于对城乡差异的研究, 本文认为未来政治信任的建设方向可以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特别是农村地区人口的城镇化有可能促使农村居民的差序政治信任向城市类型转变, 即趋向于将中央与地方看作是同质化的整体, 从而降低现在农村居民的差序政治信任;其次, 在城镇化进程中, 央地两级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 中央政府需要持续推进政治制度改革, 避免政治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 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公共服务治理绩效;最后, 城镇化进程的最终目标在于消除城乡差异,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表征的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将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结构对差序政治信任的影响, 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本文主要采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在以下两个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 差序政治信任作为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特殊形态, 与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不同, 采用多国数据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探析可能会得到更为具体且深入的结论;其次, 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 城与乡的边界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而且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北京远郊的农村的发展水平有可能超过西部落后地区的县城, 如果利用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对城乡变量之外的可能影响政治信任的共变量进行控制, 则可以得到更接近因果机制的结论。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32-39页
本文作者：张小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陈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苏毓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本期编辑：靳佑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