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前沿|徐欣顺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总体态势及科学化取向——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基础的文献统计分析

【摘　要】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依托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为准绳，对1986―2015年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2685篇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总体上历经“蓬勃发展”后呈现回落态势，主要存在对政治文化理解的含混泛化及研究重心的偏移问题。产生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中国政治学恢复建设中的研究不足、传统与专业思维方法的束缚等。政治学界应省思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立足中国现实，突破思维束缚，以缓进累积的方式向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靠拢。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科学；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乃是其“历史背景与目前处境交互激荡的累积结果”，与该体系内人们的精神面貌、态度行为乃至体系的动态发展都密切相关，对这种累积结果进行有意识的分析与认识是适应当时学术气候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有学者就指出：“目前对政治文化研究，乃是上承前期民族性或国民性许多假设推测的传统，旁受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启迪，适应比较政治扩大其研究领域和寻求新的研究变项的需要，且与新兴国家追求政治民主、安定的目标相符合，故而发展为目前政治学科内最热门且最具创意的概念工具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无论在数量层面还是内容层面，都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积累，但对照以上观念，似乎取了不同路径，让人感觉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很难符合上述判断，而是有其特殊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本文立足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借助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对1986―2015年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并时时与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照，期望能够把握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阶段性轨迹，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探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

一、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界定：

文献统计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参照系

对于概念和范畴的明晰是科学研究与学术规范的第一步，作为本文的立论基点，笔者认为须对发端于西方的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有一个清晰认识，以区别于文化的一般范畴。很多时候，政治文化的使用过于泛滥，因而变得十分空洞并极易混淆，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解释任何不严谨和不具体的因素。职是之故，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使用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从而大大消解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呢?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笔者首先检阅了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程，可以说，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完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过程，可以为进一步厘清和界定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提供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快速兴起的民主化浪潮迅速回落，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学研究开始捉襟见肘，“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宪政的垮台再次强烈提醒人们注意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在美国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欧洲社会学以及调查研究发展成果的影响下，文化理论开始转向政治学领域，政治文化研究开始时兴。

1956年，美国知名的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概念，并将其定位为某一政治体系中政治行为与评价的取向模式。其后，他与维巴共同完成了一项跨国性的政治文化调查，使得政治学界的文化研究也可以摆脱作者主观臆断而得到客观实证，在成果《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这里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只是指它的多种意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客体的心理取向”。通过对这些心理取向进行操作化测量，进而实现较为客观精确的研究。另一位对政治文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基本等同于政治态度，在其与维巴的合作调查中，他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地揭示了政治文化概念，认为“政治文化乃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的特殊取向模式所组成”。可以看出，政治文化最初的概念内涵侧重于个体的主观心理及其对政体稳定的决定性意义，加之研究工具与理论模型的粗糙简约与泛化，使得政治文化研究遭遇空前批判并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视角下理性选择理论、依附理论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兴起与主导。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各国社会经济复苏、理性选择弊病凸显与文化过度忽视的背景下，沉寂的政治文化研究反弹并再次兴起。1987年，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Wildavsky)在政治学会的演讲中提出了政治偏好植根于政治文化的观点，并强调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次年，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发表论文，开篇即倡导社会分析的偏向亟需矫正，并主张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以解释文化对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但此时的政治文化研究如阿尔蒙德所言，已如“分离的桌子”，政治科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共同对话并致力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现了对欧、亚、拉美及伊斯兰国家的相当可观数量的成果研究。尽管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开始变得多元，笔者认为其核心内涵并未有质的突破与飞跃，具有重大影响并得到普遍操作化使用的政治文化架构仍然是阿尔蒙德学派的经典界定，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该框架在政治文化复兴中不断深化和精密化，科学性也逐渐提升。除此之外，哈里·埃克斯坦(HarryEckstein)的“权威文化”理论，阿伦·威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美国学者迈克尔·布林特(MichaelBrint)在系统全面地梳理西方政治文化谱系时指出，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三个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传统、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和美国的政治科学传统。在这三大传统中，尤以美国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较为明显地实现了对传统研究束缚的突破，从而在行为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实现了方法论的科学化与精细化，并成为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界的主流范式。回顾以上美国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历程，如国内学者丛日云先生所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立时兴到70年代的低潮，再到80年代末的复兴以及其后的繁荣，“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这样一个变迁历程表明：政治文化研究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是在行为主义背景之下生发出的一种分析测量工具；既是一种知识探求的累积化、扩大化，也是一种认识方法的精密化、客观化；既能够从知识层面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内涵，又能在事实层面对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发展提供科学的启发和指导。

因此，要想了解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首先须就政治文化本身作一理清界定，并认清其解释力的局限性。但这并非是一种颠覆，西方学者马克斯·凯斯对政治文化概念的判断，就走得比较远，他指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缺乏精确性，通常会成为对一个国家主观的、老套的描述，而不是一个具有经验依据的、可测量的概念”。当然，这也为我们在审视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时，提出了有益的告诫与警示——理解行为主义背景下的政治科学发展脉络，以及追求一种更为严谨与可操作性的政治文化概念，当是学术界的一种不懈追求。

美国政治学家德怀特·沃尔多(DwightWaldo)曾指出：“就语源学及历史上正统的广义解释而言，科学为单纯的‘知识’。以严格解释而言，科学只是依照专门的方法论公准而获得且成为正统的一特定型式的知识”。在西方上述研究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政治文化当以人们的政治心理层面为核心，以潜意识为存在形式，以现实客观性为最本质特征，以行为主义背景之下的政治科学意义为存在理由，因而其内涵可简要表述为：特定时空下，一套系统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的取向体系。一方面，该认识的科学意义表现在求实、求知的知识性以及知识本身的客观、体系、理论与累积性；另一方面，其科学意义还表现为可操作与测量的方法论维度与现实指导维度。因而两个层面的追求，不仅能够形成最低限度的公准以展开公共对话、学术交流与经验累积，而且能够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权威共识。由此看来，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科学化和在具体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情况，以及未来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建设中应承担何种学术责任，都是理论工作者所应该关注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究竟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中国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又达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存在哪些问题?这些将是本文接下来要着重进行分析的内容。

二、讨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现状的

数据准备：检索方法与样本筛选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文献积累，对该历程的片段探讨与全面回顾也开始出现，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启发，但都尚未给出较为清晰的数据支撑。因此，本文不去细究每位学者具体的政治文化观，也不以政治文化理论的探讨为关注重点，只依照计量统计分析的基本原理，采用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认识为参照系，较全面地分析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文献，计算不同种类的相关文献所占比重，进而发现中国政治文化所关注的侧重点何在，以及与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有何不同。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流程

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现状的分析，笔者主要依托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表年度限定为1986―2015年，检索篇名中含“政治文化”的学术文献为总体样本，在此基础上依据不同的关键词进行多次筛选与分析，进而把握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

此项研究的操作流程可分为三步：第一，设定主检索词为“政治文化”，在篇名项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初次检索，可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章总数；第二，样本采集筛选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与分类，检索词并不固定，但遵循下文所述的检索分类依据，进而得出各自研究政治文化的每年文章数量并计算其所占总文章数的百分比，利用折线图可以发现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动与研究总体趋势；第三，在第二步的基础上，计算30年中每一类别里各自文章的总数目与百分比，通过分析可以得出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所占的比重，亦可以看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具体操作流程如图1所示。

(二)检索词的设定依据：政治科学意义与本土实际相结合

检索词的设定遵循这样一种原则，即依据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为最核心内涵，紧密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实来展开。立足传统与现代二分的基本架构，检索关键词归为四类，依次设置为：“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政治文化”“政治的文化”“其他”(见图1)。实际操作中，对于采集的全部样本以此四类进行具体编码。

1.“传统政治文化”包括中外传统政治文化及比较研究，并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指对传统政治文化整体的把握，研究方法多为历史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其立足点在于过去而非现在，多数暗含着与现实政治文化的比照之意，但却不是立足政治发展的现实去检讨时代变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其二主要是指历史研究领域中借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历史学领域的有些学者把历史上存在的与政治有关的文化因素统统称之为“传统政治文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使用，便暗含着诸多古代的意义，已经很难见到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而成为书斋中的文化遗产。

2.“现代政治文化”从广义上理解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指现代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这其中包括理论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概念范畴的理清、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后者既包括量化又包括质化的实证研究；另一部分是非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包括立足现实的非科学化认知以及意识形态类的研究。

3.关于“政治的文化”这一检索项的设立，是针对国内学术界存在的泛化叠加现象，即在对政治和文化两个概念均泛化理解基础上，将两者泛化叠加而成的所谓“政治文化研究”，根本脱离了政治学专业领域的政治文化所指，是一种与政治学学科体系下的理解相差甚远的认识。因此，通过此项，笔者试图发现政治文化概念被泛化的范围与情况。

4.针对综述回顾性研究以及书评、国外研究译文等“其他”文献，虽可能占有较大比重，但此处不作更为细致的分析，因为这并不在本文考察的重点之列。

综上所论，把历史上涉及政治的文化因素与传统文化合二为一作为一个检索项，是适合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现实的，可以统称为传统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此种“传统”并非政治科学意义上的“传统”，政治科学意义上的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笔者已经归入“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之列。

(三)数据处理原则：机械检索与内容分析相结合

鉴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机械性，笔者发现全面机械检索得出的结果与政治文化这一专门领域的研究有十分明显的偏离，因而依据篇名进行检索，是最为直接相关和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故本文分析的基础是以篇名检索获取的数据样本。与此同时，这种样本截取方法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即篇名所指有时存在与内容的脱节与错位现象，从而出现少部分的误检情况，因此，笔者又结合每篇文章的摘要与内容进行人工审读，力求减少误差。并且，在检索之后兼顾重要政治文化研究学者及不同阶层的公民价值观、认同感及公民意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考察其与关键检索词的相融性与一致性，作以检讨和补充。

任何统计都会存在误差，存在误差的原因有很多种情况：个人精力与能力的有限、统计文本本身存在的问题等。一稿多投和一稿拆分多期发表的现象给统计造成较大麻烦，加之分类原则在操作时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此类现象可能造成文章在期刊数据库中数量的浮动。笔者已经尽力把这种误差在人力所及的情况下控制到最低程度。从总体情况来看，存在的误差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三、研究的总体趋势：

数据统计及数据分析

依据上文操作流程，通过对主关键词“政治文化”的初步检索，共搜集到篇名含“政治文化”的文献共计2826篇，除去一稿多投及误检文献，共计样本2685篇。在此基础上，依据进一步的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并根据内容筛选分类，详细结果见表1。

(一)研究内容的横向比较分析：概念泛化与研究重心的偏移

从表1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政治文化”类研究文献大概占1/5的比重。此处的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历史背景与语境之下相关于政治的文化研究。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整体层面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政治权力的部分，阐述其基本特点、运行方式、涵括内容以及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二是历史中具体人物、特定社会、特定运动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包括个人的政治思想、特定社会与政治相关的文化表征以及政治运动中人们的理念等方面。当然，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是有一定关联的，从反思批判到价值汲取的研究不在少数。但由于中国历史进程与西方不同，经过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运动，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就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进而意味着对历史上诸多时代的政治文化的考察意义大打折扣了。历史上存在的传统，并不一定能够全然延伸到现在，或者已经发生了转变。笔者在分析这部分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时，发现有一些学者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之角度研究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特征，这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从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入手，建构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的心理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来解析政治现实，同样会具有一定的解说力与启发性。但是，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这部分研究成果从现代政治科学的角度上来讲，需要我们更为客观具体而又准确地对待。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稳定与政治发展而言，其意义可能更多是在于批判借鉴而非支撑预测、在于间接启示而非直接意义，这正是这部分研究的局限所在。

对于“现代政治文化”类数据，从既有的2000多份研究文献样本来看，在过去30年中，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文献占比不及10%，立足现实的非科学化研究文献占比近30%，意识形态类研究文献占比近10%；再看“政治的文化”即泛化理解的研究文献占比有11%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研究有超过50%的文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政治文化研究在表层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话语之一，历时性长就容易给相当一部分学者以一种望文生义、想当然的思维定式，从而认为政治文化即是自己意识之中所理解的与政治有关的文化或政治规定的文化等，进而过度扩大了政治文化的内涵负荷。无论是立足现实的非科学化研究还是与政治相关的文化研究，都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将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比较随意的概念加以使用，语境不同，政治文化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别是在文学、史学、美学、影视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政治文化基本被认定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化，甚至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党史专业等领域也存在不少此番认识。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不是将政治文化视作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分析工具，而是完全将其作为一种泛化的文化，在具体运用时，其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等无本质的区别，已经纯粹是一种概念的含混。含混背后反映出“书斋认识较多、田野认识较少”而产生的不严谨现状。这样的泛化含混并非政治学理论本土化的应然价值所在，而是对政治文化研究功能的“注水式”无形消解。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文献占比是21.4%，广义的政治文化研究和泛化认识文献合计超过50%，科学意义上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文献的比重不到10%，实证类研究文献仅占1.5%。这种横向的比较可以说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已经从行为主义背景之下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中偏离了，很少有人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实证方面缺口甚大，这又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观色彩仍然十分强烈，换言之，如迪尔凯姆所言，“仍然处于主观意识阶段”。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不需要科学化，恰恰相反，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给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用武之地”。但是，实际结果却不容乐观，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总体上偏离了科学客观的领域，也正是因为此种偏离，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处于边缘化和令人不太信服的境地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中的原因，将在下文具体分析。

综上看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有含混泛化和重心偏移的倾向，因而有两点认识值得反思：其一，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的认识有含混泛化的倾向，有学者在21世纪初就认识到这种“内涵扩大的倾向”，可以说，这种理解多发生在其它学科，即政治学学科之外的领域之中；其二，中国政治文化有偏离政治科学而主观化的倾向，这种现象集中在政治学领域之内，集中在研究政治问题之时。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泛化还是偏移，都对政治文化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或者说这一理论体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历时性纵向延伸分析：30年政治文化研究所显示的总趋势

统计表明，一次检索后，历年研究文献数量的分布与走势如表2所示。整体研究文献在前20年基本保持递增趋势，特别是2002年起，研究文献量持续攀升，分别在2007年、2009年达到两个高峰，此后除了2012年形成过研究文献量小高峰外，研究热度在缓步下降，预计2016年的研究文献量仍会保持小幅下降。因而可以判断，3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历经蓬勃发展后处于回落平稳期。

结合表1可以发现，这种趋势在早期研究中就已经蕴藏了，立足现实非科学化研究、意识形态类研究和泛化研究的文献数量一直保持着重要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实际价值。结合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文献数量占比的历年分布，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政治学科学化诉求之下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文化研究，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在增加，从表1即可看出，近十年其研究文献数量远超过去20年的研究文献总量，以2012年为例，“围绕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政治态度、选举、政治心理与行为、政治环境等八个方面有大量的调查结果发表”。除却中国期刊数据中的文献信息，北京大学沈明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卢春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孙龙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一系列科研成果都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相关的教学工作及方法论培训亦带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如已累计举办十届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等。但是，依托大数据范式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尚未出现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二，国家政策及政治热点的影响明显突出。从现有成果的内容来看，政治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的变化，主要有两种根本性的影响因素：一是国内外学术研究领域自身的发展状态；二是当前中国官方政治话语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后者的影响在中国较为显著，21世纪伊始，政治文化研究文献在量上就开始出现逐年攀升的轨迹，这与2000年“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重要关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之上，政治文化当然也就吸引了学者越来越多的目光，再如2006年的“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也增加了相当比重。可以说，政治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话语，或者说，政治文化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替代性话语。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依法治国入宪到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全球化应对，再到和谐社会、社会荣辱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当前中国梦、法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倡，均不乏政治文化的身影。因而借助政治宣传，进一步向其他各领域渗透的趋势造成了政治文化认知的意识形态化，突出表现为不断追随政治话语潮流，进而形成脱离社会政治实际的主观感知性研究。

第三，非科学化的研究比重持续较高。结合表1可以发现，自2005年起，近十年研究比重一直保持最高的就是立足现实的政治文化研究，泛化认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上文所述，政治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语汇，负荷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由于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联，从而使得几乎所有领域的文化都可以关联到政治方面。同时，有些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文化”概念加入政治因素之后就会变为政治文化。这样的环境气候下，政治文化所能够包含的内容就无限扩大了，甚至赢得了可以囊括一切政治领域之中文化现象的地位。

第四，以文献研究所诠释的历史上不同朝代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研究，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从表1同样可以看出，除却立足现实的政治文化研究占第一比重外，传统文化研究的历年增幅与比重基本超过其他种类的研究，即很多历史学者在政治文化研究引入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用以解释各个朝代、不同人物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的文化特点，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也被视为是政治文化视野。这种对历史上政治文化因素的研究，增加的数量很多、幅度也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泛化认识，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严格而言并不是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只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层支持，不能以其代替政治科学视野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把这种研究成果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来考量，其意义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势能在于直接关注政治发展中人们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评价成分，在中国特殊历史发展中文化断裂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研究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但终归政治文化理论的核心诉求是探讨当下人们的政治行为导向。政治文化研究倾向于历史文化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弱化政治文化所承载之学术价值。

由此看来，历年的研究重心仍然不在科学意义的政治文化研究上，意识形态化与传统思维的比重较大，这些偏移、泛化、意识形态化等情形在现实中相互交错、彼此影响，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蓬勃发展”趋势后回落的主导力量。同时，笔者认为国内政治学界方法论研究的缺失与不足也是一项重要的主导因素。需要交待的是，对于政治文化领域中不同分支中的具体微观问题的实证研究，可能未能全部被收录到样本之中，会对该趋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的说来，3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仍值得深思。

四、研究偏移与概念泛化的原因

分析及未来研究趋势探讨

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学术界已经有学者致力于政治科学背景下的政治文化研究，并取得了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仍然处于探索之中，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与共识还未形成，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偏移与泛化的问题倾向。

该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理论是从西方引介的，这种偏移和泛化是针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目的与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不同而言的。这种不同并非是一种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探索，而是对政治文化理论本身的效用与功能的消解，是一种相对弱化的表现。其实，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西方(美国)不同。刘小林教授认为，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在三个方面上存在着差异：一是研究对象、功能上的多国比较与自我批判反思之差；二是自我文化中心与多元文化的宽容精神；三是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刘小林教授只是做了一种事实的分析，并无优劣的价值判断。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这种不同，恰恰消解了政治文化理论本身的学术效用，使得政治文化理论本身并不能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学术使命。当然，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中国政治发展与学术研究二者关系这一框架来进行讨论。

第一，意识形态影响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范围与过程。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很多区域是敏感的雷区，禁锢的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多半与文化紧密相关，我们宣传的应然文化与实然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分野往往被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所掩盖。所以，政治文化研究难以进入到实际政治生活的层面，也就难以了解人们对于政治的情感、认知和评价。特别是现代科学意义的政治文化研究多半需要扎根于人民群体的实际政治生活之中，利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等方式获取客观丰富的数据，并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手段才能得以推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应然宣传的意识形态紧凑及国家权力强效掌控下，相关科学化的操作较难以自由实现，数据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也遭稀释。但是，纵观过去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宽松程度而言，政治文化研究无疑不但没有进行主动的开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落后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现实。

第二，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补课任务繁重，理论演进特征不明显，不同专业分支的研究相对离散，不同研究范式间的相互支撑程度不够。由于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重建政治学学科，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需要落实。尽管政治哲学、政治制度、政治系统、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的研究等在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已经处于反思境地，但国内政治学界仍需要补上这些传统政治学的课程。所以，缺乏自然演进的知识累积，对于西方最新阶段的理论研究动态，也难以发现其真正的价值和效用。同时，鉴于当时国内政治学界存在巨大的领域空白，亟需各个专业分支及理论范式的引入与学习，因而抓住最具效率的研究对象与理论途径就成了一种风气，从而使得各专业分支与各范式间的独立性较强，进而呈现出离散与偏移发展的现实背景。

第三，专业思维与传统思维的惯性较大。政治学科恢复之时，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员几乎都是从其它学科转接过来的，以史学、哲学、法学与马列等领域的学者见长，专业思维影响较大。然政治学研究需要专门的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的磨练，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学又尚在恢复建设，跨专业而来的学者们受原有专业的束缚较深，且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并不熟知，他们往往把政治学科内的规律与理论和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所以国内政治文化研究就更多地成为一种带有强烈学科交叉特征的领域。这样就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化，使得基本逻辑性分析、论证常识观念、个人经验性对策研究等成为主流现象，同时，中国历史遗留的学术传统，如“明辨、审问、慎思、笃行”等思维方式，仍然对当今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对于一个有着政治与人文研究悠久传统的国家而言，文化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而政治文化理论的传入难免会与国内传统文化研究、史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字面共鸣，甚至为之提供研究的新鲜感，由此在该方面提供了一个成长与发展的领域，进而使得政治科学的方式与方法在不少学者的观念中受到忽视或排斥。所以，问题的产生，与政治学科学方法论的思维和训练不足有着直接关联。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以精细严谨的方法论为基础，在这方面，国内虽已有了长足进步，但相较于西方研究成果而言，在样本采集、追踪和数据累积方面都尚处于起步阶段。

通过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政治文化理论从进入我国学术界开始，就处于被边缘化和人为转化的境地。这种转化严格来说并不是政治文化理论的本土化，而是一种偏移与泛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削弱了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政治文化理论的功能如果能够被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制度文化和法律文化等所替代，其也就没有必要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了。因此，政治学界应该对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相应的反思，并校正其研究的思路与方向。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调整：首先，立足于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明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政治学学科立场上，把政治文化研究这种有效工具运用到现实政治发展与民主化建设的过程中来；其次，在政治科学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论上，超越传统研究的专业与思维，加强理论素养和思想深度，拓宽专业分支间的对话与合作，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在大数据时代的范式转换中主动缓进地扩大学术研究的可能性，通过有组织、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真实客观地观察、把握人民现实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第三，在历史文献与政治现实之中，每一位学者都应该有学术自觉，突破思维上自我的禁锢，充分汲取与反思既有的研究成果，以缓和渐进的方式向国际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靠拢，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文化传统，挖掘理论深度，把应然与实然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界分清楚。只有在实然层面深入生活，以语境释文本，以文本解语境，相互参验，方可真正了解一个时代真正的政治文化，方能为一国之政治稳定与发展作贡献。

五、结语

政治文化研究是政治科学不断发展的产物，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部分文献样本，回顾30年的政治文化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存在重心偏移及含混泛化的问题，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尚显匮乏。可以说，迪尔凯姆对社会科学尚在主观意识阶段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十分有力，在呼吁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中，政治文化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知识累积的客观化仍是一个值得公开讨论的问题，或许答案在未来能得一解，我们期待并尊重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其具有推动中国政治稳定与发展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学应该有自我的理论气魄和科学精神，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充沛的理论素养、多元的研究方法、精确的数据累积、缜密的逻辑分析以及高效的对话交流为基础，自觉地把政治文化研究运用于现实政治生活的研究上来，分析人民政治认同的障碍，厘清政治合法性强弱及其影响因素，明晰政治稳定的本土因素，解决政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弊病，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02期，第80-92页

本文作者：徐欣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英魁，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期编辑：刘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