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前沿|倪星等：政治忠诚、专业能力与党员发展——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摘　要】一直以来，政治忠诚与专业能力都是共产党挑选党员的基本标准，而在个人申请和组织审查两个环节中，忠诚和能力的影响不尽相同。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采用SEM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能力越突出的个体越可能申请入党，也越可能通过组织审查而成为党员。在利用单一插补法处理缺失值的情况下，政治忠诚对于个体提交入党申请书和成为党员的影响不显著；但在列表删除缺失值的情况下，政治忠诚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具有显著区别。因此，在未来的党员发展中，党组织必须强化自身的能力和价值观建设，提高过滤掉机会主义者的概率；加强忠诚审查力度，避免过度精英化所带来的负效应；重视日常管理过程，有意识地实现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匹配发展。

【关键词】政治忠诚；专业能力；党员发展；结构方程；

一、引言

为了保持组织自身活力和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注重吸收新鲜血液，积极开展党员发展工作。政治革命时期，党员发展的重点是那些支持群众运动和国家领导人的群体。“红色家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更容易发展成为党员，而“黑色家庭”(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知识分子等)则游离于体制之外。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亟需大量的技术型人才。在此背景下，“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指导方针。时至今日，党组织希望吸纳的个体不仅要有较高知识水平，而且要对党高度忠诚。显然，党员发展程序涉及个人申请和组织审查两个环节，那么，对于是否申请入党和能否最终成为党员，专业能力与政治忠诚各自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试图使用SEM结构方程模型来估算专业能力与政治忠诚对于提交入党申请书和最终成为共产党员的影响。文章分别对中共党员发展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提出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介绍了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进而对影响机制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得出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估

从历史视角来看，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任务决定了其发展党员的重点社会群体。因而，基本任务的转变往往会导致党员发展标准和目标群体的变化。在血与火洗礼的革命年代，党需要具有牺牲精神和高度政治忠诚的人。而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经济建设时期，党更需要拥有知识技能的人才。可见，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团结精英并确保他们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据此，当前关于共产党党员发展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视角。

(一)忠诚审查视角

组织和个体都有其价值观，组织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其价值契合的个体，而个体也会更加乐意选择和留在那些接近自己价值观的组织之中。与其他组织一样，党组织同样需要而且更加需要强调组织成员的忠诚。中国共产党选拔的是那些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随者，政治忠诚是影响一个人能否入党的重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员发展秉持的是“又红又专、实际上红高于专”的标准。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忠诚是党员发展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相对之下，能力并不是一个必需的条件。正如一些研究指出，家庭出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入党政治审查的依据和标准。但在历经多次变革之后，过往的政治表现与忠诚逐渐取代家庭出身成为了党员发展的重要标准。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党员和非党员在政治认同、政治参与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张光、吴进进基于大学生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指出，大学生党员对于思政课的评价比非党员大学生更高，前者也比后者更倾向于认为本科教育有助于他们成为更了解国情的公民。迪克逊(Dickson)的研究发现，要在党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中担任职位，党员身份虽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在非国有部门，年龄和大学教育是获得顶尖工作的关键条件，而不是党员身份。另外，中共党员更有可能捐献时间和金钱，甚至无偿献血，并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投票，表现出了比非党员更高程度的政治忠诚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当前中国更加强调创新发展、社会治理和依法治国，共产党也更重视吸纳具有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政治忠诚是否依然能够有效地解释党员发展则需进一步分析。

(二)精英吸纳视角

一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仅仅依靠组织成员的政治忠诚是远远不够的，个人能力与组织发展目标的匹配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党员发展方面也越来越强调能力要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党员发展的考察重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虽然还继续强调忠诚审查，但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逐渐成为党员发展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招募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甚至私营企业家。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群体本身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不仅使他们更能够得到党组织的青睐，被党组织所吸纳，同时也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待遇。大学生、高校教师等群体属于专业精英，将他们吸纳到体制之内，不仅能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拓宽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还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李丁、唐承祚开展的大学生成长跟踪研究发现，在高校发展大学生党员时，主观政治忠诚在政治审查中日益弱化，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等能力成为了主要筛选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党员发展在实践中演变为精英吸纳的过程，能力出众者更容易被发展为党员，而政治忠诚的审查逐渐被悬置或形式化。

总体上看，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党员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中尚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加以拓展。首先，现有文献更多是将党员身份作为自变量，研究党员身份对职业路径的影响，党员身份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等等。与此不同，戈博(Gerber)的研究发现，随着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前苏共党员的制度优势逐渐消失，但在此背景下，前苏共党员仍然比其他非党员群体拥有更高的收入。在控制自选择效应之后，党员身份对于收入的回报效应消失。也就是说，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获得高收入并不是因为党员身份，而是由于个人特征(如野心、能力)等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不仅使得这些人成为党员，同时也使得他们获得更高收入。戈博的研究提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党员身份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应该去挖掘党员身份形成背后的影响因素，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成为了党员?其次，现有文献注重党组织审查的视角，而忽视了个人申请的视角。实际上，入党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包括自我选择和组织筛选。不仅要看党组织吸纳了哪些人，也要看哪些人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仅要比较党员与非党员，也要观察申请者与非申请者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专业能力与政治忠诚对于个人申请和组织审查两个阶段具有什么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细究。再次，现有文献忽视了对能力与忠诚关系的探讨。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例如，有研究指出，精英大学的学生入党机会更多，但他们对入党的热情却又低于其他学校的学生。最后，专业能力和政治忠诚都是潜在的、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如果简单地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衡量能力，可能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实际上，同一高校中的不同学生，其能力的高低差别也非常明显，仅仅通过受教育年限来判断其是否为精英有失偏颇。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多个外生的观测变量，来测量这些难以通过单一指标衡量的潜在变量，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合理。

三、研究假设

为了从个体视角观察组织行为，施耐德(Schneider)提出了著名的“吸引—选择—磨损(Attraction Selection-Attrition，ASA)”理论。ASA模型认为，随着时间的持续，组织将变得更加同化，其中存在着三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吸引”，个人会为与自己最相似的组织所吸引；二是“选择”，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选择过程，组织往往录用与组织当前成员最相似的个人；三是“磨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他组织成员不相匹配的个体将更有可能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组织。该理论提醒我们要注意研究吸引和选择对于组织同化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要分析那些为组织所吸引的个体和那些没有为组织所吸引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那些被组织所选择的个体和没有被组织所选择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本文中，是否申请入党可视为是否为党组织所吸引，而是否最终成为党员则可视为是否被党组织所选择。

综上所述，本文将入党分为个人申请和组织审查两个发展阶段，兼顾专业能力和政治忠诚两大个人因素，同时结合精英吸纳和忠诚审查两种理论视角，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一)个人申请阶段

H1a:政治忠诚度越高的个体越可能提交入党申请。

根据忠诚审查理论，那些越认可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人，越可能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而且，入党申请者都会预期到入党需要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越是忠诚于党的人，越可能有耐心、有动力承受这些成本。相反，忠诚度低的群体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意愿去承担这些成本，他们提交入党申请的可能性就相对较低。总而言之，政治忠诚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被这种共同的信仰驱动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

H1b:专业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可能提交入党申请。

根据精英吸纳理论，那些越优秀的精英分子越容易向党组织靠拢。因而，专业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可能提交入党申请书。这一点与现有文献的发现相一致，共同挑战了那种关于党员身份对个体促进作用的假设。真实情况可能是，党员往往获得更好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党组织给予更多更有利的机会，而是因为加入组织的个人本身就具有这种能力，即越有能力的人越希望加入到党组织之中。而且，当个人与组织的能力相匹配的时候，个人能力会得到最大化发挥。可见，个体的能力本身需要一个舞台来展现，而党组织正好给予了他们展现自我能力的相应平台，因而党组织能够吸引到更有能力的个体。

(二)组织审查阶段

H2a:政治忠诚度越高的个体越可能成为党员。

根据忠诚审查理论，越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人，越可能通过组织审查。在组织审查阶段，往往通过党校培训、思想汇报、实地考察等来检验申请者的忠诚程度。很显然，一个个体即使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认可党的理想信念，那么对党的事业发展也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与那些对党不忠诚的人相比，具有较高政治忠诚度的人更可能通过党组织的审查，进而发展成为正式党员。根据“吸引—选择—磨损”理论，组织也会通过选择和磨损过程，剔除掉与组织价值不匹配的成员。这一过程也将自动使得剩余的组织成员更具备与党组织相匹配的价值观。而且，从入党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再到正式党员的组织发展过程中，个体必须非常认真努力，接受各种考核和审查，同时会增加相应的自我认同和对党组织的情感投入。

H2b:专业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可能成为党员。

根据精英吸纳理论，那些越优秀的精英分子越可能被党组织吸纳。因而，专业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可能通过党组织的审查，进而最终成为党员。正如科尔德森(Kjeldsen)等学者指出，与个人更倾向于选择与自身价值观相匹配的组织不同，组织更偏爱个人能力与组织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个体，因为这种能力匹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组织发展使命。同样，为了服务于组织的长远发展，党组织也会有意地培养组织成员的能力，使得组织成员的能力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提升。

四、分析框架与变量操作化

(一)分析框架

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个人和党组织两个主体。其中，个人申请入党，党组织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吸纳党员，这种双向选择实际上就是个人—组织的匹配(person-organization fit)，主要包括追加匹配(supplementary fit)和补缺匹配(complementary fit)。具体来说，当个体拥有与组织其他个体相似的特征时，就会形成追加匹配；而当个体的特征使得组织环境变得完整，或者填补了组织所缺失的事物时，补缺匹配就会形成。追加匹配可通过个人价值和组织价值的相似性进行观测，补缺匹配可通过个人能力与组织发展的一致性进行观测。基于此，本文将能力与忠诚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即将个人与党组织的匹配划分为个人能力与党组织发展要求的匹配以及个人价值与党组织价值的匹配，而这两种匹配的发生机制是通过ASA理论来实现的。其中，个人申请入党阶段属于“吸引”环节，而组织审查阶段则属于“选择”环节。详见图1。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能力与忠诚，因变量为是否提交入党申请和能否最终成为党员。在个人申请环节，重点分析能力和忠诚对于个体是否提交入党申请的影响；在组织审查环节，重点分析能力和忠诚对于个体能否最终成为党员的影响。此外，根据前面的文献评估可知，忠诚和能力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相关关系；是否申请入党对后续能否成为党员是一个必要条件，本文也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中。

(二)统计模型与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是截面数据。由于我们要研究的两个自变量都是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而且有着两个因变量，再加上自变量专业能力和政治忠诚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因而采用SEM(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统计分析。

1.因变量。

本文中的因变量有两个:是否提交入党申请书；能否最终成为党员。在此模型中，这两个因变量都是内生的可观测变量。

2.自变量。

政治忠诚:这是根据忠诚审查理论提炼出来的变量。与许多文献将党员身份预设为忠诚变量不同，本文认为忠诚是一个潜在的变量，也即不能直接测量的变量。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中没有直接询问个体政治忠诚，而且直接询问忠诚问题可能会导致社会期望效应，因此我们采用多个测量指标(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间接测量政治忠诚。通过初步的因子分析和信度效度检验可知，这组题目能够通过信度检验(Cronbach’sAlpha=0.8394)、效度检验(KMO=0.8089)，具备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基础。

专业能力:这是根据精英吸纳理论提炼出来的变量。与许多文献用学历水平来测量精英不同，本文通过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英语表达水平、英语听力水平等多个观测点来对能力进行检验。通过初步的因子分析和信度效度检验可知，这组题目能够通过信度检验(Cronbach’sAlpha=0.6836)、效度检验(KMO=0.6714)，具备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基础。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

众所周知，中共党员发展的群体范围相对广泛。根据《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其中，工人709.2万名，农牧渔民2596.0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1324.1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931.0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56.2万名，学生187.0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48.5万名，离退休人员1692.7万名。与现有文献研究中共党员发展时主要采用大学生调查数据不同，本文为了满足更大的代表性原则，采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自200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每年一次对大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该调查的抽样方案原则上都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但抽样框、分层变量、抽样阶段上有所不同，以求最有效代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表1、表2和表3分别描述了自变量、因变量的基本特征。由表2可见，大约有13.9%的人提交过入党申请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党组织对于广大社会群体具有较高的吸引力。表3则显示，全部受访者中只有10.15%的人是党员，即提交申请的人当中有73.02%的人通过了考核最终成为党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党组织保持着比较严格的审核标准。

由于观测变量的缺失值较多，可能会导致结构方程模型不可识别。因而，本文分别采用了两种方法对存在缺失的数据进行处理:单一插补法和列表删除法。

五、统计检验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将能力和忠诚视为内生潜变量，将对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住房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满意度、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英语表达水平、英语听力水平等视为外生的观测变量，而将是否提交入党申请书和是否为中共党员这两个因变量视为内生的观测变量。

首先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根据修正系数的大小调整了部分观测变量之间的残差相关关系，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参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非常显著，表明所选取的观测变量能够有效地度量其对应的潜变量。

接着，对外生观测变量和内生潜变量构成的测量模型进行了基本检验，RMSEA、TLI、GFI、SRMR、CD等指标满足统计学的基本要求。详见表5。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

本文使用STATA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内生潜变量与外生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内生潜变量对内生观测变量的影响。在根据修正系数并结合理论假设对相关变量进行调整后，得到的结果见图2(为了便于比较，结果已进行标准化处理)。

运用单一插补法来处理缺失值，得出的具体结果见下页表6。首先，关于政治忠诚的影响，在个人申请环节中该变量对于是否提交入党申请书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并不显著，假设H1a没有得到证明。在组织审查环节中该变量对于个体能否成为党员的影响变强，p值趋近于0.05，但依然不显著，假设H2a也没有得到证明。其次，关于专业能力的影响，在个人申请环节中该变量对于是否提交入党申请书有正向影响，且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假设H1b得到了证明。在组织审查环节中该变量对于个体能否成为党员产生正向影响，且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假设H2b也得到了证明。本文发现，在个人申请阶段，越是有能力的个体越倾向于申请入党，这与现有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说明有能力的人更倾向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加入党组织，入党也的确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和平台。与能力相比，忠诚对于个体提交入党申请书的驱动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在组织审查阶段，由于个人动机的隐秘性，党组织实际上很难有效地审查一个人真实的忠诚程度，使得该要素的作用弱化。而与难以测量的忠诚程度相比，能力相对更容易量化和观测，逐渐变成组织审查的主要标准。同时，根据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个人和组织的价值契合实际上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物(supplements)，个人能力与组织工作的契合则是一种雪中送炭的必需品(complementary)。个人对于组织的忠诚固然重要，但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经济建设时期，组织往往迫切需要那些能够推动事业发展的知识精英。

在残差方面，由表6可见，提交入党申请书和成为党员之间的残差项高度相关，即与不提交入党申请书的群体相比，提交申请书的群体更有可能入党，这是符合常识的。此外，忠诚与能力的残差项呈负向关系，且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红”与“专”的兼容面临挑战。

本文对上述结构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进行了检验，如表7所示，RMSEA、TLI、GFI、SRMR、CD等指标满足统计学的基本要求，说明模型的拟合性较好。

为了避免出现偏误，本文又运用列表删除法来处理存在缺失值的数据，以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提供多视角的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变量间的关系，同时报告两种分析结果，也是一种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由表8可见，能力对于提交入党申请书和成为党员的影响依然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假设H1b、H2b得到了证明。提交入党申请书与成为党员的残差项之间正相关，忠诚与能力的残差项之间负相关，并且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前面分析结论的说服力。此外，与单一插补法的结果略微不同的是，在列表删除缺失值之后，虽然政治忠诚在个人申请阶段对于提交入党申请书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假设H1a同样没有得到证明，但它对于个体成为党员的影响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变得显著，假设H2a则得到证明。

同样，本文对上述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拟合性检验，如表9所示，各个指标基本上通过了检验。需要注意的是，RMSEA为0.068，大于0.05，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拟合性有待提高，但其尚处于0.10的阈值范围内，结果可以接受。

六、结论和讨论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调查数据存在缺失值，因而运用单一插补和列表删除两种办法来进行处理。综上可知，在入党申请环节，政治忠诚对于个体是否提交申请书的影响不显著，专业能力是驱动个体提交申请书的显著性因素。这一点在单一插补和列表删除两种模式中没有显著差异。在组织审查环节，则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其中，在单一插补模式下，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在政治忠诚上依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列表删除模式下，忠诚对于是否成为党员的影响变得显著。而无论是在单一插补模式还是列表删除模式中，专业能力的作用均十分明显，更优秀的人始终更容易被吸纳为党员。由此可见，精英吸纳视角和忠诚审查视角都难以准确解释中共党员发展的特征，而应根据入党的不同阶段来进行更具体的分析。此外，本文也验证了自选择假设，即入党申请者和最终成为党员的人更加具有物质主义、现实主义等特征。而且，忠诚与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为当前优化党员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首先，党组织必须加强组织自身的能力和价值观建设，进而吸引更多“又红又专”、志同道合、优秀杰出的群体申请入党，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过滤掉机会主义者的概率。其次，党员发展在注重专业能力的同时，应该加强政治忠诚的审查力度，剔除掉那些与党组织理想理念背道而驰的申请者。不能完全以能力论英雄，避免党组织过度精英化所带来的负效应。最后，党组织不仅要在吸引和筛选环节加大力度，也应重视入党后的日常管理过程，通过实践锻炼有意识地培养组织成员的忠诚与能力，更紧密地促进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匹配，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当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且无法获得追溯性资料，对于到底是党组织吸引了有同质特征的个体入党，还是党组织通过社会化过程实现了党员的同质化等问题，尚需要不断进行追踪调查，获取新的实证数据，优化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理论探讨》2018年第1期，126-133页

本文作者：倪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马珍妙，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本期编辑：靳佑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