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前沿|李燕等：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 要】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政府网站；公民参与
引言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政治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效能感体现了公民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和行动有效性的信念，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政府信任(政治信任)反映出公民对政治系统与政府行为确当性的预期，是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重要态度变量。
自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者甘姆森首次将政治效能和政治信任相结合，提出“不信任-高效能”假说以来，学界关于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行为之关系的研究重点经历了由既定假说检验到互动机理探索的变迁。早期相关研究围绕政治效能感与政府信任程度的不同组合对公民政治参与类型(常规型或非常规型)选择的决定作用，对“不信任-高效能”假说进行理论拓展与实证检验。然而，由于构念测量与调研对象的差异，加之政治效能与政治信任改变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不信任-高效能”假说检验的结果难以形成定论。因此，之后研究的焦点便逐渐转移到将政治效能与政府信任视为相互独立的核心预测变量，探索与比较两者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随着公民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公民参与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政治效能与政府信任在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过程中并非相互独立，两因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公民参与行为成因的理解与预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若干学者尝试通过构建更为复杂的概念模型来探索政治效能与政府信任(政治信任)之间的互动作用及其对不同类型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
已有实证分析表明，公民政治效能感与政府信任(政治信任)对不同类型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已有文献中大多根据常规型与非常规型的政治参与类型划分，以投票选举、社区事务讨论、示威游行与依法抗争等传统公民参与方式为背景开展研究。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全球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推进正悄然改变着公民参与的方式与水平。虽然已有研究开始基于个人网络使用行为视角探讨了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探讨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首先，我们将在梳理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以及政治参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概念框架与研究假设；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最后，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指出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对“个体政治行动影响政治过程，推动政治与社会变革能力的感知，即指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代表了公民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感知与判断。作为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政治态度变量，政治效能感由内在效能感(个体的效能感知)和外在效能感(对政治体制的效能感知)两个维度构成。内在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政治理解能力及有效参与政治能力的信念”；外在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政府当局及机构满足公民需求的回应的信念”。内在效能感侧重公民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和判断，可分为个人效能感(个人对其在日常生活中掌控周围环境，实现预期结果能力的感知)和政治效力感(个人对其在政治方面影响力的信念)；外在效能感强调政府行为对公民信念的影响，可分为制度回应性(关于政府当局者对公民政治行动的回应性的信念)和制度友善性(关于政府当局者对民众需求回应性的信念)。尽管政治效能感通常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用于研究当中，但是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是典型的两个维度，且对其他政治变量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别，完整地体现了政治效能感的复杂特征。因此，本研究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对公民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
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大多表明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参与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政治效能感能够激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政治效能感越强的公民越关心公共事务，其参与行为也越积极。中国各级政府网站通过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与互动访谈类栏目，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定与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在线沟通平台。如果民众认为自己具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参与公共事务，且相信政府能够倾听民众的诉求、意见、建议并采取相应行动，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主动在政府网站的各类调查征集活动与互动访谈活动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对公民参与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两个概念代表了政治效能感的两个不同维度，其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也存在差异，整体而言，与外在效能感相比，内在效能感对公民参与行为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H1：内在政治效能感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2：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公民对参与渠道有效性的认知是理解参与行为的逻辑起点，对后续的公民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公民对政府网站在线参与的认知度与内在效能感也密切相关。若公众对政府网站的公共参与效用具有较高认知度，认为政府网站可以使其更容易地参与政府决策制定，那么公众对自身有效参与能力的信心将随之提升，内在政治效能感也会进一步增加。媒体动员理论(Media Mobilization Theory)指出，知情的社会(Informed Society)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兴趣，增强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积极的效果影响。此外，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个体对于执行某项行为的态度对其行为意愿与实际行为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信息系统使用领域，用户对系统有用性的认知是影响个体行为态度的核心前因变量。因此，公民对政府网站促进公共参与功能的有用性认知会直接影响其选择政府网站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行为决策。综上所述，本文假设：
研究假设H3：公民对政府网站公共参与功能的认知度对其内在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4：公民对政府网站公共参与功能的认知度对其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与此同时，对政府回应性的认知是公民外在政治效能感的主要来源，更是公民参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应性意味着政府对公民所提出的政策变化等要求做出的反应。一方面，外在效能感反映出“个体对政府当局及机构满足公民需求的回应的信念”，这表明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程度与外在效能感具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政府回应性越高，公民的外在效能感就越强。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网站服务质量的构成维度，公众对政府网站回应性的主观感知会直接影响其通过政府网站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行为。公众基于自身使用政府网站的经历，对网站工作人员及时反馈公众提出的各种建议、意见与要求的能力进行判断，进而做出是否参与政府网站民意调查与在线讨论活动的决策。政府网站回应性的提升将明显增加公民在线参与的频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5：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性对公民外在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6：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性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部门按照民众期待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活动的预期，反映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确当性的心理认同。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社会资本功能，能够有效降低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升治理效率。学界一般从信念、态度与评价三个意义上来理解政府信任。作为信念的政府信任体现了公民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行为充满信心；作为态度的政府信任体现了公民对于政府机构与政府行为的认同与支持；作为评价的政府信任则反映出公民对于政府绩效表现符合民众期待的理性评价。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的观点，个体行为意愿直接受到行为态度的影响。由于本文关注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所以本文从信念和态度的意义上理解、使用政府信任概念并对其进行操作化定义。
政府信任不仅有利于增进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理解，提升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更为重要的是，当作为态度和信念的政府信任对公民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较高时，他们就会认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并相信他们向政府表达的意见与诉求会影响政府部门及其决策者的作为，从而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也表现得较为积极。在电子政务情景中，政府通过网站的调查征集栏目与互动访谈活动引导与组织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政民互动由传统的面对面沟通转变为基于网站平台的间接交流，互动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信任因素在促进公民参与行为的过程中便发挥着更加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H7：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政治效能感与政府信任
许多学者都对政治效能感与政府信任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公民的政治效能感越高，越容易对政府产生信任感。政治效能感的强弱决定了政府信任的高低，具有较强政治效能感的公众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的作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并相信政府能够有效地回应公民诉求。进一步地研究表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在提升政府信任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外在效能感得以体现，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作用则很弱或不明确，也就是说，较之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呈现出更加重要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H8：内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9：外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与理论探讨，本研究构建出以下概念模型，模型的总体思路如下：外在效能感与内在效能感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还能通过提升政府信任间接促进公民参与政府网站的公共事务讨论；公民对政府网站回应性的感知对参与行为具有直接积极影响，同时还能通过增强外在效能感而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起到间接激励作用；公民对政府网站有用性的认知度对参与行为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同时还能通过提升内在效能感而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起到间接促进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收集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以在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长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居民为调研对象，以随机拦截的方式在市政服务大厅、公园、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等人流密集且电子化公共服务潜在用户较为聚集的地方开展调研，共发放问卷1302份，回收1268份，回收率为97.4%。经筛选剔除，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140份，有效问卷率为88.2%。
如表1所示，根据频数统计结果，整体而言，受访公众在城市、户籍、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月收入、每日平均网络使用时间与接触网络时间等方面分布较为均匀，分布状况与样本来源地区的总体情况基本相符，样本构成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与多样性，符合样本数据特征的要求。
由于一份问卷的所有题目均由同一位受访者完成，仍然很难避免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的共变性，有必要对调查数据进行同源误差检测。较为常用的同源误差检测方法是哈曼单因素检测法，即将问卷中所有题项得分进行因子分析，若在未旋转时只能提取一个因子或者所提取的第一个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50%以上)的变异，则存在同源误差。因此，本研究中，将问卷中的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第一个方差贡献率为26.6%，未达到多数，故本调查数据并不存在同源误差问题。
(二)变量操作定义与测量
本研究中，对所有外因变量与内因变量的测量，均采用5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太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公众对此题项的表述越持肯定态度，反向题(以R标识)则相反。
1.政府信任
本文从基于制度的信任、基于互动过程的信任、对政府行为的合理期待三个层面，设计3个题项测量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见表2)。
2.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
本研究从公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程度、政府信息优势与参与能力三个角度测量公众内在政治效能感；从公民对影响政府行为的可能性、政府官员对民众诉求关心程度以及对政策参与有效性的认知三个方面测量公众外在效能感(见表3)。
3.回应性
回应性是指公众对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及时反馈公众提出的各种建议、意见与要求的能力的评价。本文直接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我在政府网站上发表的意见、建议，可以得到及时的回应”这一表述的态度，测量政府网站回应性。
4.认知度
认知度是指公众对政府网站促进政民互动、增加公民参与的认知与期望。本文直接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政府网站可以使民众更容易地参与政府决策制定”这一表述的态度，测量公众认知度。
5.政务网站参与行为
中国各级政府网站主要通过开设“调查征集类板块”与“互动访谈类板块”为公众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因此，本文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我经常参与政府网站开展的调查征集活动”和“我经常参与政府网站开展的互动访谈类活动”，并对两道题得分进行加总平均，以此测量政府网站公众参与行为。
6.控制变量
为控制个人背景因素对受访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充分考虑个人基本变量与网络使用情况对相关变量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将户籍类型、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月收入、平均每日使用互联网时间以及接触网络时间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三)数据分析方法
在文献梳理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包括政府信任、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回应性与认知度的政府网站公民参与概念模型，并对模型及其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首先运用确认性因子分析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接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本研究的概念模型与相关假设，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可靠性分析
本研究进行KMO和Bartlett球状检验以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整个量表的KMO值为0.966(>0.5)，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3088.66，p值高度显著(小于0.001)，表明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之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学界通常使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值)检验数据可靠性。本文运用SPSS17计算各测量尺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当测量题项的数目小于6时，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6，即可判断数据具有可靠性。政府信任、内在政治效能、外在政治效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65、0.758与0.828，表明各维度的测量尺度可靠性较高，相关题项之间均具备较高一致性。
(二)政府信任、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确认性因子分析
为评估测量模型的质量，本文对政府信任、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三个潜在变量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表4)，所有测量题项在其相应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荷均高于0.6，介于0.61-0.91之间，测量题项具有理想质量。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均高于0.7，平均变异提取量均高于0.5，潜在变量具有较高的组合信度与聚敛效度。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探究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的影响作用，本文构建由外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回应性、认知度为外生变量，政府信任、在线参与为内生变量的政府网站公民参与结构方程模型，概念间的因果关系如图2所示，假设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可直接影响网站参与行为，还可通过政府信任间接作用于网站参与行为；回应性、认知度不仅对参与行为有直接影响，还可分别通过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就初始模型的拟合指数来看，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50，NFI为0.84，NNFI的值为0.53，CFI的值为0.84，IFI的值为0.84，RFI的值为0.52，GFI的值为0.93，AGFI的值为0.71，SRMR的值为0.12，RMSEA的值为0.21，表明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度较差，须经修正之后才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我们充分考虑了变量间的理论关系，参考模型修正指数，增加了外在效能感至内在效能感、认知度至政府信任、回应性至政府信任、回应性至内在效能感的影响路径，删去了回应性至外在效能感、认知度至网站参与的路径，形成修正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结构方程模型(见图3)。
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5所示。卡方与自由度之比降为4.5；NFI、CFI与IFI的值均为0.99；GFI、NNFI、RFI的值分别为1.0、0.96、0.95；AGFI的值为0.97；SRMR的值为0.02；RMSEA的值为0.058。各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标准，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具有较高的拟合度，适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整个模型共解释了政府网站公民参与47%的变异。其中，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对公民网站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t值)分别为0.05(2.17)、0.13(5.25)、0.65(29.9)。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认知度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t值)分别为0.16(6.27)、0.32(11.24)、0.13(5.05)、0.27(10.0)。认知度与外在效能感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标准化系数(t值)分别为0.28(10.59)与0.23(8.65)。回应性能够显著提升内在效能感，标准化系数(t值)分别为0.24(8.9)。
综上所述，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构建包括政府信任、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回应性与认知度的政府网站公民参与概念模型，并对模型及其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假设验证结果如表6所示。
(1)政府信任对于公民参与的积极影响在电子政务情景中不仅再次得到了验证，而且政府信任在政治效能感对在线参与的影响关系中还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公民对政府行为确当性的信心越高，其通过政府网站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就越高。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良性循环能够激发公民参与意识，政府网站以较低的成本为普通公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参与通道，两者的结合能够直接促成公民在线参与行为。此外，本研究中，政府信任还在外在效能感与网站参与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公民对影响政府行为的可能性、政府官员对民众诉求关心程度以及对政策参与有效性的认知需通过提升政府信任与内在政治效能感，进而对公众在线参与行为产生间接积极影响。
(2)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和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较之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然而，就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而言，本研究实证分析显示，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均能够增强政府信任度，且内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积极作用更大。就政治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来看，公众对自身参与能力认知度的提升能够直接增加公民对政府网站在线参与功能的使用，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效应需通过政府信任间接体现出来。两者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归因于公民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公民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人格可能是导致这种失衡状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公众对政府回应民众需求与参与行动的期望不高，外在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则倾向于将政治热情和参与能力相混淆，自我高估内部政治效能感。此外，相对传统媒体，网络以便利的形式和较低的成本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提升了公众对于其自身政治知识与参与能力的信心，使其更容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在线讨论之中。
(3)政府网站回应性对推动政府网站公民参与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测量政府网站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回应性的提升不仅能直接促进公民在线参与行为，且能通过增强政府信任与内在政治效能感间接提升公民在线参与程度。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反馈公众建议、意见与要求的及时性与针对性，决定了公民在线参与的有效性。在模型涉及的所有变量中，回应性对网站参与的影响作用最强(高达0.65)，也最为显著，表明公众更多地是依据其亲身经历而非主观臆断形成对政府网站回应性的基本认知，做出是否参与网站意见征集、互动访谈类活动的参与决策。此外，公众对政府网站回应性感知度越高，越有助于形成对政府的信任感。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预期假设，政府网站回应性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内在效能感而非外在效能感的积极作用上，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及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一是本文仅以政府网站为研究对象，暂未将移动电子政务等其他类型电子化参与方式考虑其中，未来可进一步分析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对移动政务客户端等其他类型电子化参与行为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理，以检验本文概念模型对其他类型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公民在线参与行为之间不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还可能存在双向的交互式关系，未来研究可关注政府信任对政治效能感、公民在线参与行为对政治效能感以及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以丰富对公民参与行为的理解。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06期，第35-43页
本文作者：李燕，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朱春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姜影，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
本期编辑：刘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