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城特展⑥丨策展说：历史与文化视野下的杭州与临安城
杭州，浙江省辖地级市、省会，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自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区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大小数十次的变更。期间，城市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市区背靠西湖和群山，面积43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30万人，是当时全国市区面积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自1996年5月开始，行政区划的调整陆续将周边城区纳入。至2017年8月，临安撤市设区，至此，杭州市区面积扩大到8000平方公里。（《杭州市市区行政区划调整史料（1996-2017）》）
从430到8000平方公里、从西湖时代的“小杭州”到拥江发展的钱塘江时代的“大杭州”，杭州已跃升为长三角市区路域面积最大的城市，下辖10个市辖区、2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16850平方千米。截止2021年底，常住人口1220万人。
1434年前，隋开皇九年（589），设“杭州”， 开皇十一年（591），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成为行政建置与城墙建造同时具备的、最早的杭州城。
从杭州立州到今天，“何以杭州”，不仅存于今人的愿景与实践中，也在历史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南宋这个曾属于杭州的高光时刻，这个城市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一番思考求索，能让我们与这个城市更加亲近。
地名中的“南宋临安城”
中国古代城市“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基本达成。定临安府为行在所，开始大规模修建皇城。至南宋结束（1279），杭州在这141年间，由于政治属性的变化，城市空间的布局、经济与社会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非出自一个相对完整与长期的规划——南宋早期，为表示“恢复之志”，坚持以临安府为“行在所”，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存世文献中，南宋初期也很少有直接称临安为京师者。只是后来，慢慢习惯于既成的事实，转向称临安城为“京师”“京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撰《己酉拟上封事》，准备向宋孝宗提出九项建议，文中“京师”，显然指临安府而非开封府；再有后来的《咸淳临安志》（1268）所附临安城地图，直作“京城图”（包伟民：《行都的意义：南宋临安城研究再思考》）。
从“行都”到“京城”，赵宋对临安府的政治态度与立场是逐渐转变的，从而使得当时的杭州，从一个州城到实质上的国都，经历了一个“非典型的旧城改造规划”——以前朝旧城为基础，无论是宫宇营建，还是中央与地方衙署布局，因陋就简、便宜行事；官署多是旧有寺庙等改建而成，大多分散于市巷之间，与民居、商业杂处，并未能安排在内城之中。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都城自上而下的礼仪建制。1141年底，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定都”已成既定事实，从第二年起开始在城内外建造与扩建更多的宫殿与建筑，并持续多年。
皇城宫宇与祭祀礼制的局促，官署、民居、商业混杂，并非是当时社会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意识主导的，被改变的城市空间安排，彻底打破了自北宋以来已经开始松动的坊市分离制度，推进了工商业的繁盛、城市组织形态的平民化——被特殊历史情境、政治政策扰动而成的非典型城市格局，生成了当时杭州城内一场自上而下的“城市变革”。
南宋临安城城址沙盘模型预览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发展成熟，孕育出被陈寅恪先生譬喻为“华夏民族文化登峰造极的赵宋之世”。自然资源是农耕社会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与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三面湖山”与东南面的江海，形成杭州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通过治水、治湖、捍海、修路、筑城等划定、组织、建设、拓展的城市物理空间，成为城市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功能空间。五代吴越王钱镠先后修筑南北夹城，并连成大罗城，古代杭州城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形状，得名“腰鼓城”，成为南宋临安城及之后历代杭州城空间的基本形态。
这个“腰鼓城”，有着发达的城内水网，街市格局呈现以南北为轴、河路并行的特点；通过京杭运河，贯通全南宋域内的物资与人员流通；通过浙东运河，以东西通达境外，向海而生；
这个“腰鼓城”，“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与审美，兼有云山秀美、江涛浩渺；
这个“腰鼓城”，在现代被昵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最终在现代城市的建设进程中被打破——20世纪5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造地奇迹“萧山围垦”，经过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条长达200多千米的大堤巍然屹立在钱塘江岸，为杭州城向东南扩展争得了50多万亩土地。自此开始，工业技术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决定因素，杭州城市的发展从农耕社会形态转向以工业为主要生产力的现代社会。
宋室南渡，城区人口大幅增加，“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南来人员大多为皇室、贵戚、显宦、富商，以及军兵与西北流民。人口的急剧增长与特殊构成，使得城市的性质、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地促发了以临安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都市，在近世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近世”，指的是从宋朝建立到大约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前面的“中古”有了很明显的差异：第一是独特的文人文化，第二是商业的勃兴，第三是发达的都市环境与都市生活，三者之间彼此相互关联——文人、商业、都市，都不是到这段时期才出现的，却是在这段时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这些突破性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一批南方城市的兴起。唐宋期间，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城市分布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宋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无论是城市的密度，还是发展程度，都已经后来居上。当时城市的繁荣程度，以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为先，沿海次之，长江沿岸又次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都城百万家”的临安城，显然是其中的典型。
宋代南方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并对后世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与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非政治中心的南方城市，崛起为经济与文化中心，不仅带动区域发展，也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推动力。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苏州等，浙江省杭州、绍兴等，安徽省合肥等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是这一历史的存续。
南宋临安城是一个和现代城市完全重叠的古代城址。自1983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临安城考古队以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南宋临安城主要位于今天杭州主城区地下2至3米处——900年的时间，在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中保存下来，可以被测量、被整理、被保存、被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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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展览尝试回答关于临安城的两个问题：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知道什么？
进而探讨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理解这座“城”？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在这里得以交汇——物与人的关系、人与城的关系，昨天的城与今天的城、今天的城与未来的城。「行在」山水间，“何以杭州”，连接过去、今天与未来。
「行在」山水间——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临安城
THE ANCIENT CAPITAL「LIN-AN」
HANGZH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桃源莫莫·城市考古系列展”1·宋韵迹忆
2022.8.27-2023.1.3
杭州博物馆南馆二楼、三楼临展厅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主办
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院（筹））、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策展
藏品支持
故宫博物院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图书馆
洛阳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
苏州碑刻博物馆
衢州市博物馆
东阳市博物馆
义乌市博物馆
武义县博物馆
桐乡市博物馆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凤凰山管理处
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
杭州市富阳区博物馆
桐庐县博物馆
特别鸣谢
浙江省文物局、广东省文物局
展览团队
项目统筹 王英翔 胡利红
展览策划 许潇笑 王征宇
项目协调 黄燕
学术支持 唐俊杰 黎毓馨 徐吉军 邓禾颖 姜青青
展品组织 徐颖 杨曦 骆佳慧
内容组织 阎晶宇 董艳芳 李坤 孙媛
蔡一茗（实习助理） 徐梓桑（实习助理）
展陈执行 苏博 董千里 王小冰
公共教育与传播 陈晶 颜珏
安全保障 俞佳 刘春元
文创开发协调 关琛
ADD. 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院（筹））/南馆/二楼、三楼/临展厅（杭州市上城区粮道山18号）
TIME. 周二至周日9:00-16:30（16: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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