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不合”不是因为“代沟”

文：羽戈 编辑：Kuange、李强

“摇滚教父”崔健曾经对年轻人说：“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

很多人都将和长辈的观念冲突归结于代沟，但其实时代与时代之间，貌似一刀两断，实则藕断丝连，甚至一脉相承。如果目光停留在前者，以此划分两个时代、两代人、两种政治观，既脱离了现实，更不符合历史与政治的发展逻辑。

我的一位同龄朋友非常羡慕我和父亲之间的和睦与腹心相照。他和他的父亲，哪怕坐在一个房间，彼此却隔了一个时代，哪怕肉身距离不足一米，精神距离则超出十万八千里。

他们的隔阂，主要源于政治观，一者是过去时代的忠实粉丝，一者是新时代的自由青年，偏偏他们都喜欢谈政治，每谈必吵架，每吵必翻脸，最苦可怜的母亲，前后奔走，左右劝导，终于说服丈夫和儿子各退一步。现在父子在一起，都不主动谈政治，可是不谈政治，二人几乎无话可说。

我告诉他，我和父亲的共同话题其实寥寥，“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

至于政治观，则是欲冲突而不得。父亲这大半辈子，为生计所驱使，含辛茹苦，晨兴夜寐，根本无暇、无心关注政治。当然，不管他关注政治与否，政治一直在关注他……政治洪流之中，他好似一块浮木，命运从来不由自主。

我努力追忆父亲和我谈政治的情节，勉强找到两例。

一是2002年寒假，我从大学回家过年，忘了是哪天，父亲喝了酒，有点兴奋，对我说：俺们安徽能享福了。彼时我年轻气盛，说话毫不客气，直接驳斥他：第一，安徽未必能享福；第二，哪怕安徽能享福，你这样的平头百姓未必能享福。父亲思量片刻，转而默然。

还有一次，应是两年前，父母居住近三十年的老屋不堪风雨，计划重建，然而材料递上去，数月不得批准。父亲打电话抱怨，现在人眼里只有关系和钱，缺这两样，什么事都办不了。我本想告诉他，这不是人心与人性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话到嘴边，不由犹豫，最终还是咽到肚子里。所以说这只是一次未遂的政治争论。

我之所以想起这些往事，则因读到黄裕生教授的一些观点。

黄教授认为，很多人与长辈和同辈难言政治，表面上是因为政见差异，其实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分野，一边是已进入现代国家观念：

个人与社会先于国家，所以个人普遍的权利、尊严与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否则就是国家失职乃至失去合法性；一边是还滞留在古代国家观念：国家先于个人与社会，无国便无家。所以国家利益、国家强大比个人幸福、权利和尊严更重要，若个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则是国家的莫大恩赐，理当感恩戴德。国人中只有少数真正持现代国家理念，而大多数恐怕还持后一种国家观。”

黄教授的观点曾在朋友圈风靡一时，我见过至少十遍，简直能背诵下来。黄教授的论断不仅精当，而且切中了年轻一代的心思，否则何以如此流行呢。

不过读到后来，我则开始琢磨，将”政见不一”视为表象，将”历史时代的分野”视为实质，这么总结，是否过于简单或粗暴？父辈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者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是否断裂到泾渭分明？这两个时代是否锻造了两种截然相对的政见，一种是国家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集体至上，一种是个人至上，一种是义务本位，一种是权利本位？

朋友与父亲的故事，以及我与父亲的故事，似乎都在印证黄教授的观点。然而，我六姑父却让我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六姑父生于1930年代，已经年过古稀；大堂兄生于1960年代，小学尚未读完，便被迫下乡，12岁开始做生意，至少干过十个行当，2008年前后，他的主业是卖猪肉。

这两个人，与我相距一个时代，甚至不止；聊起政治，却无太多隔阂，而能相谈甚欢。说起来，他们还是那个旧时代的人物，譬如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智能手机，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时代的歧异，以及文化与生活的歧异，并未导致政见的歧异。

我无意与黄教授唱反调，更愿意把我的观点视作一种补充：

●我们与父辈之间，未必相隔一个时代，父辈可能是从旧时代突围的前锋，正如我们可能是从新时代落伍的后卫；

●哪怕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与父辈，不是不能谈政治，也许在”谈什么”之外，我们还得思考”怎么谈”；

●哪怕我们与父辈难以谈政治，这背后的原因，却未必在于时代，我们与父辈的隔阂，未必是时代的隔阂；

●在时代的分野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统一，在时代的断裂之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承继；

●我们的思索与追问，不能止于”时代”这两个字，时代不是标签，更非终点，时代背后，还有个体的人、活生生的人。

切记，以时代为分界线，用代际（父辈、我们、老一代、新一代……）分析政治，不仅怯懦，而且愚蠢。因为对政治而论，企图用时间解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连时间本身都会变成问题。所谓新老交替，不过是川剧变脸，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就连台下喝彩和打呵欠的声音，都没有什么两样。

正如羽戈老师所说，观念迥异并不是时间和代际的问题，是基本思维和素养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和父母长辈，和朋友同事的“三观不合”，不在于新潮还是落伍，也与学历和知识储备无关，而在于是否具备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以及用这些常识对固有偏见的自我纠正。

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与一些人无法对话，并不是因为彼此学历、地位差异，而是对方缺乏基本常识。在西方这些最基本的常识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政治、经济、哲学、科学等为基础的教育，重在培养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然而，这一方面的教育我们长期缺失，这才是导致三观不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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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羽戈1982，编辑需要，略有删改，如有纰漏，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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