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三个面相以及误区

沃尔特斯科特和罗伯特彭斯，苏格兰启蒙的代表人物

启蒙的三个面相以及误区

文：高全喜  编：蓝凰、李强

17世纪到19世纪初，在西方存在着三种性质迥异的启蒙运动。一种是法国启蒙运动，一种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有一种是德国启蒙运动。这三种启蒙运动又培育出了两条路线相反的现代理论，乃至制度实践：一条是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条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践。

因此，在反思启蒙、批判启蒙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所针对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厘清启蒙的具体内容，及其所产生的两个结果，就难免陷入误区。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到今天已经穷途末路，中国将进入一个后启蒙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有不同认识。我想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视角，来看中国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围绕这个主题，我有以下几个思考。

中国启蒙运动的三个面相

五四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底色和基本气质，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并且经由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结合，加上中国的现实遭遇，奇特地走向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道路。

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所呈现出的理论成果、制度实践，在中国五四运动以降的启蒙话语里，几乎是一个空白。

西方启蒙运动的三个形态，风格差异巨大，各有各的特性。

法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个人权利论的激进主义，它对教会与王权的批判所凸显出的，乃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

德国启蒙运动则是与德意志民族的复兴相联系的，所以，德国启蒙运动很快就与德国的国家主义相结合，变成了一种强势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相比之下，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是适中、温和的，它以文明进化论为底色，寻求的是个人自由与政治社会的平衡，是在改良主义主导下的文明演化论，既强调历史和传统，又彰显个人价值和法治秩序。

苏格兰启蒙运动对英美的社会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却严重忽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派的理论成果。

五四运动激进的反传统，和激烈的个人主义，在短暂的高扬和激烈之后，随着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救亡问题这一现实的危机，很快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在欧美乃至东方的盛行，五四启蒙运动的传统又逐渐与社会主义合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渊源。

当然，这个启蒙思想的主体思潮在中国的处境也是坎坷曲折的，又有几个变身。通过这几个变身，原先那种法国式的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被清除掉了，激进的反传统和群体主义保留下来，后又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理论结合在一起，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理论符号。

五四运动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启蒙运动又开始了另外一种变身，即与经济改革、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尤其是经济个人主义，与全球化和西方化结合在一起，这个变身还没有完成，就又与权贵资本主义有所结合，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形态。

启蒙运动经过这两个变身，完全改变了原先五四启蒙运动的面目——从五四运动的启蒙话语，到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到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上的权利主义，直至开始沦落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护身符，这三个面相的启蒙运动在中国已经面目全非，声誉不佳，致使对其反思乃至批判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话语，已经远远脱离了启蒙的本意。

反思启蒙运动的三个路径

然而，反省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启蒙话语，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跨越了启蒙运动的时代，而进入一个后启蒙的时代？

对于这一点，我要大大的加以质疑。在中国的语境下，现在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有如下几个路径：

第一个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以港台的新儒家和大陆的政治儒学为代表，他们厌恶五四以来对于传统的激进否定的态度，他们要斩断这个导致传统文化，乃至传统政治覆灭的启蒙的魔手，他们的反思乃至批判启蒙，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是为了新儒学的复兴和政治儒学的粉墨登场。

第二个理论背景是反自由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诉求，在这一派看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五四的启蒙，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启蒙话语，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于这种与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勾连在一起的启蒙运动，他们要反对。他们反对的是这个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民主的特性、个人权利的特性、经验理性主义的特性，他们要回复到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那里去。

殊不知，这样一种基于社会主义的反对，本身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启蒙思想的一种形态，他们没有看到，毛时代的话语中实际上是有着启蒙的底色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对于民主平等、集体主义的强调，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大成果。所以，站在启蒙的一个谱系，去反对启蒙的另外一个谱系，这种反对有时候看上去是强有力的，实际上却是非常空虚，软弱无力的。与其说是反对启蒙，不如说是反对启蒙中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第三个理论背景是后现代的学院派话语，它对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借鉴的理论是西方当今走红的那一套后殖民、后现代、后主权国家的诸多理论，他们把反对启蒙与反对现代性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资本主义到今天已经穷途末路，导致了所谓现代性的重大危机和全球化的灾难，因此他们要对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大加讨伐，他们要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即后现代社会。

这些理论的重大问题在于，后现代也是现代的产物，而且这个后现代所依靠的制度平台，依然是现代政治，尤其是启蒙运动所奠定的现代政治。如果把这个基础抽空，他们自己也将毛之不存。这种后现代对启蒙的批判话语大多是空想性、观念性、乌托邦性质的。

当然，这样一种批判在西方当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诸如理性主义的弊端，资本主义的灾难，环境问题，权利至上问题，法治形式主义问题，代议制民主问题、极端个人主义问题等等，确实需要给予一种追根溯源的反省。

那么，上述三个反思、批判启蒙的理论背景，在中国当今的语境中，对于五四运动以降的启蒙运动，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反思旧启蒙，更需重启新启蒙

不可否认，五四运动反传统的革命性破坏，是需要保守主义加以矫正的。而对于个人权利和利益至上论，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和社群主义、集体主义予以矫正的。至于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的泛滥与狂妄，国家主权的膨胀和全球化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掠夺，也需要后现代的声音加以斥责。

但是，问题在于，上述三个理论谱系对于五四以降的三种启蒙面相的反思和批判，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已经完结了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上述三个理论不同。他们的观点虽然在批判启蒙的着重点上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五四以降的启蒙任务已经完成，或者是已经以失败告终，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问题在于，批判有余，建构不足。

第一个路径，儒家的保守主义建构的是什么？是儒家的心性哲学和王朝政治？这些东西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实质诉求关联甚少。

第二个路径，社会主义的批判所建构出来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还是无法无天的制度？显然，在今天，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也没有人会接受。

第三个路径，后现代的批判，就更是毫无建构。后现代能给中国贡献出一个制度形态和价值基础吗？这在西方都尚未培育出来，我们更是痴人说梦。

所以，我的观点是，五四以降的启蒙运动，确实是一个失败的启蒙，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否定启蒙，而是应该改弦易辙，重新启蒙，去探讨是否还有另一种既能够避免原先启蒙的诸多弊端，而又在制度和价值层面具有建构性的启蒙。

在我看来，这个启蒙就是苏格兰启蒙的路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克隆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而是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原理。这些原理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情的理解传统，寻求传统的自我转型。苏格兰启蒙运动通过一种文明进化论，一种自发的、经验理性的演进秩序，很好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解决了传统美德与现代个人主义的张力性对峙。

这与法国大革命反传统的气质、五四运动的反传统、毛时代的反传统迥然不同。这说明，启蒙与传统并不绝对对立，是完全可以通过对传统的传承来进行启蒙的。

第二，处理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启蒙运动并不绝对的诉求革命，尤其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全面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光荣革命这种类型的政体革命是大不相同的。法德的启蒙运动以及所导致的社会主义这一脉，诉求的是全面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他们企图彻底打破一个旧世界和旧政治，建立一个新世界和新政治。这种启蒙革命的思想，所导致的只能是灾难。

中国五四以降的三个启蒙运动以及对此的三个路径的批判，都陷入了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和绝对的政治革命来完成他们的诉求的窠臼，所以是非常恐怖的，而且肯定是悲剧性和灾难性的。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却没有革命的诉求，他们的革命是包裹在改良主义里的。

改良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缓慢演进完成社会变革，二是通过光荣革命这样一种狭义的政体革命来完成政治变革。所以，社会改良的演进论，和光荣革命的结合，使得英国的市民社会呈现出一个虽然经历了古今之变，但又没有付出灾难性代价的双赢的结果。

第三，处理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问题。我们看到，激进版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总是在个人与集体，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或主权利益）的极端化分裂之中打转，或是个人原子式的至上，或是国家主义的至上、公共利益的至上，而双方又处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之中，一会儿是个人主义的全面的、极端化的高扬，一会儿又是绝对的恐怖、国家主义或阶级主义的绝对化的宰制。这样你死我活，反反复复瞎折腾。

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人民处在贫困之中，自由、正义从来没有实现过，国家也从来没有强大过。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解决以上敌对状况的法宝，那就是法治与建立有限政府，通过规则来协调个人与他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宪法政治来维系个人自由，限制国家权力的肆意；另一方面，通过私法自治来促进和保障个人的发展空间，在公法和私法两个层面上竖立起法治主义的闸门，平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确保个人的自由空间和国家公共利益的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不要启蒙，而是寻找一条正确的启蒙路线，即反思旧的启蒙，重启新的启蒙。以这种启蒙来建设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个人，要比摈弃启蒙更符合中国现代的时代精神。

启蒙与现代性总是如影随形，一个社会要进入现代文明，不经过“启蒙”是办不到的。

然而，启蒙是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从17、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中可以发现，那些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人中，既有崇尚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者，又有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者；既有崇拜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又有重视感觉的经验主义者，还有张扬情感的浪漫主义者，等等。这就导致不同学者对启蒙运动有不同的认识，以至于如汉普生所言：“在某一个限度以内，你认为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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