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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唯一的平等就是无知

美国平权运动

 我们唯一的平等就是无知
 文:刘瑜 编:愈嘉李强
 
来,给你出一道题。
 
假设你来自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
 
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拉开,发现自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不已。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拉开,发现自己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得想想什么样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才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平权行动


 平等伤害了谁?
 
“平权行动”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这一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
 
这项政策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1978年的“巴克案”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
 
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威尔逊。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
 

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和拉美裔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

谁来分配正义?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补偿性正义”是否合理?——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
 
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
 

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被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保守主义思想》一书中写道:
 
“无知之幕”背后的逻辑是,我们需要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最终这种裁判权一定会被权力机器所劫持——那就无异于“抱薪救火”,罗尔斯式的“正义”越多,个人自由就会受到更多限制。那时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无论是极权国家还是福利国家,他们总是打着“平等”的名义,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端,并造成了上世纪无数的人间灾难。
 

柯克在书中进一步指出,国家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没有权利的转让,没有契约的订立,更没有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
 
“分配正义”违背了市场原则。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任何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再分配,一定会被自由的市场交换所打破。 正义意味着尊重权利。由国家再分配所维持的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正义不在于平等,而在于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天赋和私有财产权。
 
深知乌托邦主义弊病的柯克,在对西方文明诸多问题的层层剖析中,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西方人面对的困惑,也是如今我们面对的困惑。本书被公认为“左派最需要认真对付的劲敌”。而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一剂最强有力的清醒剂!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收藏。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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